作者：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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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东京路试读：
卷首絮语
光阴易逝，岁月无声。中日互派记者50年、中国记者常驻日本50年。回望这半个世纪的历程，作为亲历者，我们深切怀念过往；作为编辑者，不时超越时空，热诚与同道交流。
记者与常驻
新闻记者是时代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记者以强烈的使命感接近庙堂、深入大众，服务于社会、为受众负责，可谓“忧乐关天下”。历史给了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见证中日关系的机会，让我们见证人民如何创造历史。
中日互派记者，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日对立的状态下，经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后实现的。1964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主任的关怀下，中日双方就互设“廖·高碕贸易办事处”达成协议，并交换了互派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这两件事成了中日关系从单纯民间往来到半官半民交流阶段的重要标志，也为后来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日互派记者是两国民众所愿。由于有了常驻记者，一改过去只能“隔靴搔痒”般地间接报道对方国家的情况，通过记者的零距离接触、观察并及时报道最新社会动向，促进了相互了解和沟通。
中国驻日记者50年，足迹遍及列岛南北。在中日关系的舞台上，近距离见证了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两国领导人互访、日本政局与社会的变动、中日人民结好的动人故事，还有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为侵略翻案等等。50年间的海量报道，融进了现代中日关系史，成为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催化剂。
从1964年到2014年的50年间，中国驻日记者从首批“七家七名”，增加到目前的15家机构、常时约有40名记者活跃在采访一线。驻日初期，中国记者团各家记者都在惠比寿的新华社东京分社“一个锅里吃饭”。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各新闻机构开枝散叶，陆续走出惠比寿独立。在时阴时晴的中日关系的政治气候下，记者穿梭于北京与东京之间。至2015年7月，累计已有220多名记者驻日，其中有不少“二进宫”“三进宫”甚至“四进宫”者，他们把青春岁月编织进了涉日报道之中。
对于常驻环境，有编委回顾，两国建交前处于敌对状态，日本称中国为“中共”，我则称其为反动政府。中国记者外出采访时，日本当局派众多便衣警察监视盯梢，大有进入敌区和深入虎穴的感觉。建交之后，环境和气氛都有很大变化。
另一位编委说，由于记者的工作本质上是“了解情况”的，当局的不放心或许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两国关系的好坏是否就是放松监视的尺度呢？也未必。80年代中期是中日关系的向好时期，那时接打电话，常常有声音突然变小的感觉。曾与同伴采访本（州）四（国）架桥，多年后日本朋友相告：“日本警察那次对你们是有监视的。”
报道与传播
有位前辈记者回顾：驻日新闻机构属于传媒行业，派出的记者都是优中选优。虽然现今是平常事，80年代以前可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位。团结、忠诚与奉献构成了共同底色。中国的涉日报道基本上是“正面报道”，以惩恶扬善、友好睦邻为主。不给对方出丑，不追逐奇闻异事；对日本国民温情面对，对仇视中日睦邻、煽动战争者义正辞严。
战后的日本，反战和平力量与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势力长期并存。两种力量的长期较量构成日本社会的一大特色。大国关系等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两种势力的消长。
中国的涉日报道可谓独具特色。把握导向，引领舆论，与人为善、以邻为伴，是非明晰，爱憎两分。报道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也是对正义人士以评价，给右翼势力以鞭笞。
注重对新闻背景做深入剖析，是新闻报道的高境界。一般来说，如果只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问题，其稿件可能会令人觉得刚有余而柔不足；如果只从文化传统角度看问题，又可能是柔有余而刚不足。刚柔并济，既从政治体制又从文化传统角度观察问题，也许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五十年的时空，新闻传播手段也与时俱进。一位老前辈为之感慨：读了几位年轻同行写的文章，仿佛觉得像一个常年屈居斗室的人，突然眼前展现了一片碧蓝的汪洋大海。
老前辈回忆，20世纪60～70年代初到东京时，要把汉字稿件译成明码电报，再送到东京的国际电报局，然后转发新华社。不但时效差，而且价格昂贵，上万字的稿子所需费用，有时甚至可以买辆汽车。
现今，信息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采访报道、传输手段日新月异，多样而便捷。媒体融合、报网融合的大趋势，不断颠覆着传统观念。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为代表，革新图存，改变单一的平面新闻报道形式，搭乘“互联网+”高速列车向全媒体转型，“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平台的使用，即是媒体融合下的网络传播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连动变化。
信息时代，也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发消息、写通讯、拍图片、录视频，一线记者开始向“全能型”发展。只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传播方式怎样进步，新闻的根本原则是永远不变的。新闻报道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有大局观、学养、深入了解对方国家社会文化的高素质人才。更为关键的，是铸造永远追求真实、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人的灵魂”。
冷观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从地理上讲没有选择的余地。既如此，寻求睦邻、和平相处就是应有之义。但是，邦交正常化以后保持多年的良好的中日关系，近年来却发生了退行性变化：战略猜疑多于战略信任，战略竞争多于战略合作。“一衣带水”“世代友好”口号很少提及，两国民众多数都对对方国家持负面印象。“北京—东京论坛”，是研讨中日关系的重要公共交流平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成为2015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论坛的主题词。面对目前僵冷的中日关系，两国有识之士都有危机感。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大声疾呼：破解亚洲和世界的难题，日本和中国没有时间争斗。摆脱目前的困境，以相互合作取代相互仇视，是时代的要求。他痛陈日本历史上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陶醉于一时的成功，缺乏历史观、大局观，只考虑自己，看不到世界的全局。为了不再重蹈历史覆辙，日本应当客观看待历史，从历史中学习。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在讲话中指出，日本当局不愿倾听中国的关切，却渲染中国威胁日本，中日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她认为，面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周边乃至世界情况的新变化，有必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观察中日关系，回归互惠合作的轨道。
中国与日本百年恩怨。中日关系退行到今天这种地步，是历史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
历史问题及历史遗留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罪行累累。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目的，放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清理，右翼势力得以死灰复燃。他们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煽动仇恨，蛊惑人心，迷惑了不少人。对此，日方非但没有一个清楚的表态，反而不时触痛中国人民心头的伤痛。近年来中国、日本、美国等大国关系的变化、实力的消长，改写着亚洲的政治地图，中日关系面临重大考验。由于日本战后对其侵略历史没有认真清算，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成了中日关系中的夹生饭。日本现政府罔顾历史事实，拿钓鱼岛问题说事儿，宣传日本的“安全危机”，使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深。
对待历史，是日本人患有历史健忘症，还是中国人“记仇”？
有编者说，中国人对日本真是仁厚有加。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日本人来中国，见面就对过去侵略中国鞠躬道歉。中国人见此，就说：“过去的事就过去算了，要向前看。”且勿以为历史可以勾销，反省与谅解应该是双向的，反省是前提，道歉要真心，发展中日关系应该相向而行。陈毅元帅在60年代就说过，他赞成加害者不忘罪责，受害者不计前嫌。中国反对延续民族的仇恨，着眼未来，放弃赔偿，以德报怨。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与日本交往应以正直相对，以礼相交，不卑不亢。
编者认为，发展健康的中日关系，需要准确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对日本社会要清醒观察，既要看到右倾化的倾向，也应看到日本国民中追求和平的健全力量，右倾保守势力与主张和平反战的力量在日本社会长期博弈。日本的真正出路是放下历史包袱，肩负和平责任，与东亚各国睦邻合作，这样才能轻松前行。应当看到，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合作、和平与发展，中日关系向何处去，终究掌握在两国人民手中。
中日新闻交流
中日新闻界的交流从互派记者前就已有之，特别是在邦交正常化之后更为频繁。90年代初，一些常驻日本的记者回国后，酝酿组建了一个中日新闻界交流的平台，1994年7月正式成立了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团体虽小，却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的创立，是中日互派记者历程中值得记录的一笔。
媒体对于促进睦邻友好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又是一把“双刃剑”，如古语所云“谬误出于口，则乱及万里之外”，可能会因报道的失实或因言论的偏颇而误导社会。记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报道增信释疑，做理解与交流的桥梁。赞成这种看法：媒体不要有意放大社会上不健康的情绪，应当起社会稳压器的作用。这与日本朋友说的追求“等身大”，或许是一脉相通的。
中国驻日记者与日本驻华记者，都是沟通中日相互理解的桥梁。50年间，日本记者驻华人数累计约达500名，日方在北京之外也还设立了分支机构。日本的涉华报道有不少是正面的，特别是一些记者访华后写的关于中国的连载文章，对读者了解中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也很难说日方的涉华报道都是客观公正的。近年来，“中国是日本的威胁”的“威胁论”，与“中国经济快不行了”的“唱衰论”同时存在。那些虚假报道和煽动性的报道，在日本社会谬种流传却往往得不到纠正，使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越发迷惘。日本的言论NPO在2015年的七八月间所做的一项舆论抽样调查也提供了佐证：在日本，认为日本传媒对日中关系所做的报道“不感到客观公正”的负面评价，竟然比认为是“客观公正”的比率要高，这很值得深思。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指导思想、意识规范正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是以期待的眼光看待中国，驻华记者报道中国时基本有个“友好框架”，重点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等，对中国的好感度高。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发展，信心增强，日本不时为侵略战争翻案之举，使中国人把更多目光投向欧美，日本“被相对化了”。从日本方面看，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记者开始按所谓“普世价值”框架看中国，挑一些不合己意或不认可的东西作为报道内容，正面的东西很少成为媒体的新闻。反复炒作负面新闻，不以宽大的胸襟看世界，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
为纪念日中互派记者50年，日本一些人士在去年秋天举办过“报什么，怎么报”的对华报道研讨会。几位既熟悉中国实情、退出报道一线又当起学者的前驻华资深记者参加了讨论。关于涉华报道，他们也批评了驻华记者中歪曲事实的报道，也披露了编辑因对中国抱有偏见，而将前方记者的稿件“扔字纸篓”的现象。还提出警惕报道中的偏向，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即便是在现场，也不要忘了记者看到的“永远只是部分”的忠告，这种清醒的意识，体现了新闻记者的良知。编者读了首批日本驻北京的TBS记者大越先生写的文稿，感到文中有股正直之气，令人肃然起敬。
路途漫漫 任重道远《风雨东京路》文集的编辑，就是想记录中国记者50年间所思所想的历史。为便于查阅，我们收录了相关的历史资料文献，编写了50年间中日新闻交流以及驻日记者大事记，还请记者的家属撰写了回忆文章，是想立体地反映这段历史。
本书的编辑成员都做过驻日记者，相互间的交流皆有所得。有编者言：忝居编委之列，聆听前辈记者、翻译大家的教诲，拜读历任记者诸贤的文稿，品味其宏观要义，每阅读一段文字，都能使我产生好似与某位或曾谋面，或面对面交谈的感觉，一次次的莞尔与会心、一次次的领悟与感动……通过文字，利用网络与众多相识或不相识的同行们隔空交谈，实在是一大乐事。
有编者表示：从举办中日互派记者50周年座谈会，到对本书的组稿和编辑，对每位参与者来说，也是对驻日的回顾和学习。无论是重大历史瞬间，还是遍访东瀛的感怀，抑或与日本各阶层人士的交往点滴，都得到重现。它的价值，不仅只是对历史的简单重温，更有对两国关系的思考。半个世纪中日关系跌宕起伏，是伴随着两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时至今日，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两国的媒体应该担负起“大义”。
路途漫漫栉风沐雨，岁月50常闻涛声。过去的已成为历史，未来的正在开始。中国驻日记者迎来了持续创新的第二个50年。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演进，常驻日本的一线记者的报道形式不断完善，中国的涉日报道更加多彩。
回顾以往，虽达不到尽善，亦令我们欣慰。驻日记者作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重要推手，通过手中的笔与镜头，让国人认识了一个真实的日本。世事流转，离合聚散，漫漫风尘。纵使多年之后，我们也愿意守着这份记忆。因为这一期间中国记者的忘我付出，已在中日关系史上刻下深深的印记。2016年5月
峥嵘岁月
首批新中国记者驻日追忆
——纪念中日互派记者50年刘德有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迎来了成立20周年，中日互派记者的实现也已经50年。作为一名首批赴日的中国记者，我能出席今天的座谈会，感慨万千。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些往事，并谈谈心里话。
那是距今50年前的1964年9月29日。中国7名记者和日本9名记者同时抵达对方国家首都——东京和北京，从此中日两国在二战结束后，在国家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实现了互派常驻记者。
当时，中日之间尚未通航，双方人员的往来大都取道香港。中国记者9月下旬由北京启程抵达香港。也许是巧合，我们抵港时，日本记者也到达那里。双方相约当晚在香港的一家餐馆采取“AA制”聚了一次餐（那时不叫“AA制”，而叫“各自负担费用”。中方是由公家统一付款，日方可能是名副其实的“AA制”）。
中国第一批常驻记者到达日本，对外，统称“中国驻日记者团”，虽然我们七人每人都代表一家报社或通讯社，但对内标志着新华社东京分社正式成立。
中日两国互派记者，在今天看来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但在当时却充满着诸多困难。它的实现经历了长达15年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
可以说，中日实现互派常驻记者，是两国在法律上尚处于战争状态下，中日媒体合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意味着双方记者可以在对方国家直接进行观察、采访，获得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信息量骤增，并且为两国人民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日互派记者能够在50年前的1964年实现，是与高瞻远瞩、力求打开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的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和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的长期努力分不开的。周总理与松村谦三先生曾在北京多次举行会谈，并于1964年4月12日就中日双方在东京和北京互设LT贸易（廖承志·高碕贸易，即后来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和互派常驻记者问题圆满达成了协议，从而使两国关系从以往的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并为1972年9月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时，中方向日本派出记者的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丁拓）、人民日报（李红）、光明日报（刘德有）、大公报（刘宗孟）、北京日报（田家农）、文汇报（刘延州）和中国新闻社（李国仁）（按对等原则，中方保留了两个名额）。日本方面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NHK（日本广播协会）、TBS（东京广播公司）、共同社和地方报社。
我作为中国派出的第一批记者之一，先是作为光明日报，后作为新华社记者、首席记者从1964年一直工作到1978年，前后达14年之久。
有人问我：“驻外记者一般任期为两三年，长的也只有四五年，你为什么呆了14年？”我回答说：“因为工作成绩不好，总毕不了业，‘留级’留了14年。”当然，这是一种玩笑。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总社一时派不出人来。
当第一批中国记者到达日本时，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东京至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几天后举行了开通仪式。我得到的印象是整个日本充满活力。但是，日本经济在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成长期以后，逐步进入了所谓“稳定增长”的时期。
日本政局也出现了动荡，我们刚到日本时，当时正处于池田首相因患喉头癌不能视政，由池田内阁向佐藤内阁转变的前夕。在我常驻日本近15年间，总共经历了池田、佐藤、田中、三木、福田等几届内阁。
从中日关系来说，在经历了长期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民间交流后，1972年我在日本迎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一名中国记者，能在日本现场采访并报道中日复交、中日航线的开通以及极为艰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全过程，应该说是只有做常驻记者才能享受的一种幸运，可谓“三生有幸”。
我们在日本的采访工作，得到了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记得我们刚抵达东京不久，日本一家大报的政治部记者——《读卖新闻》记者田村祐造撰文指出，在日中两国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实现互派记者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他谈到中国记者在人地两生的日本生活和工作一定会有不少困难。东京一位少女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通过这位日本记者给我们寄来了一盒点心，并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它使我们感到像春天一样温暖。
当然不必讳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在采访中还要克服许多不利条件和困难，不断开辟和拓宽新闻来源和报道面。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我们在日本采访时，后面总有一个或两个名为“警卫”实为“监视”的尾巴跟着。1966年6月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美国核潜艇进驻横须贺。中国青年报记者高地和人民日报记者陈泊微前去采访，而日本当局竟造谣说刘德有等跟日本示威者一道振臂高呼口号。国家公安委员长永山忠则煞有介事地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这是超越采访的政治活动”。佐藤首相指示要严加调查。日本当局编造的所谓“真相”是：那一天因下雨，中国记者打的雨伞动了一下，日本便衣汇报说中国记者呼了口号。他们原说有照片为证，但后又改口说当时未拍。最后，日本外务省和法务省均承认日方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所谓“刘德有在现场采访”云云，则更是子虚乌有。于是，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方提出了严重抗议。
据我所知，在“文革”前，中方考虑到日本驻华记者的困难和需要，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先生经常在“东安市场”的日本料理店“和风”那间铺有“榻榻米”的房间里，为日本记者举行“早餐会”，围绕着记者们关心的问题“吹风”，受到日本记者的热烈欢迎。而驻华的其他国家记者却吃不到这样的“小灶”“偏饭”。不消说，这使他们对驻华的日本记者羡慕不已。有一年我本人回国休假时，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早餐会”，感到在中国的日本记者同行比我们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要幸运得多。大家知道，由于政治原因，为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中国记者在日本是不能参加日本外务省举行的“吹风会”的。但是只有一次，时任外务省报道局局长的黑田瑞夫先生在霞山会馆以宴请的方式做了弥补。尽管仅有那一次，我却至今铭记在心，并感谢黑田先生的好意。
在新闻报道方面，总的来看，复交前后，包括第一线记者在内，中日两国媒体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传统友谊，促进中日复交和友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特别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媒体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所做的努力，至今令人难忘和怀念。我常常想，为了使当前陷入极度困难的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如能再现当时的情景，该有多好啊！1972年，在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双方媒体又紧跟两国关系的发展，为中日友好合作的每一步前进，也包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及时作了报道。
说到新闻报道，如上所述，我在日本的十几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我们的新闻报道自然要烙上时代的痕迹。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报道内容有明显的政治取向。那时，根据总社要求，我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报道日本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事例；报道日中友好时，必带“反霸”内容；我们还全力报道日本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爱国斗争，揭露日本反动当局亲美、反华、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以及追踪报道日本青年学生在“造反有理、解体大学”的口号下开展的校园斗争和街头示威游行。在报道日本经济时，我们总是强调日本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和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当时，我们的心态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生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帽子，不敢正面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成果。
当然，新华社驻国外分社，除了日常报道外，还要起“观察哨”的作用。关于这一方面，我只想谈一点。佐藤荣作从1964年11月上台到1972年7月下台为止，在首相的位置上干了7年多。佐藤内阁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进入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明显地走进了死胡同，佐藤最后不得不宣布下台。而执政的自民党从原有的佐藤派分化出力量强大的田中角荣派。1972年7月自民党举行临时大会举行总裁（亦即首相人选）选举。这次选举，实际上是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之争。到了6月下旬，我们综合各方情况，加以分析，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大一些。我们知道，当时国内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心，通过各种渠道也在多方摸情况，并有一个初步判断。看来，国内当时也是估计了两种可能性，因此，非正式地传到我们那里的信息，一会儿说是田中角荣，一会儿说是福田赳夫，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还感到，越是临近选举，传来的信息就越倾向于福田。
作为“第一线”的记者，我们深知在这种时候应该发挥“观察哨”的作用，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及时报回国内。尽管到了接近选举时从国内传来的信息，说福田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我们还是坚持了我们的判断，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极大。不过，考虑到事情总有“万一”，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太死，就在后面加了一句：也不排除福田当选的可能性。当时我们想，这样，“保险系数”大一些。但事实证明，分社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对此感到很欣慰。
田中出任首相后，积极推进日中复交。这一方面的情况和后来事态的发展，人们都很熟悉，这里不赘述。
毋庸讳言，当时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不能不影响到我们。这一期间，常驻北京的那批日本记者，有的因为所属的报社进行了“反华报道”而被取消了在中国逗留的资格，有的因受到嫌疑而被逮捕，后被驱逐出境。有个把月驻北京的日本记者甚至只剩下一个人。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怎能不传到东京？我们也做好了“应变”的充分思想准备。
不消说，新闻记者的工作离不开写稿、发稿。那时的发稿，跟通讯手段异常发达的今天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中国记者初到东京时，发稿是比较“原始”的。我们先用汉字写稿，请一位日本朋友协助译成明码电报，送到东京国际电信电报局（KDD），再转发到新华社。这样做，时效差，价格昂贵。当时由于“反修”的需要，我们有时全文翻译或详细摘译日共《赤旗报》的大文章，有的长达几千字，甚至上万字。晚上，东京国际电报局的值班员接到这样的长稿，不免感到头疼，因为打完电稿全部发出，需要几个小时。有时晚上送稿去，电报局人员用探询的口气问我们今晚是否还有这样的长稿？言外之意是：“天哪！可不要再发这样的长稿子了。”
那个时候，驻外记者都是“单身赴任”，夫人是不随行的。后来，总社破例同意刘延州同志和我分别带夫人，1966年春，马巧琴同志和顾娟敏被总社派到东京分社管内勤。她们来东京前，服从组织决定，突击学习明码译电，到东京后，立即派上了用场。后来，分社安装了一台与东京国际电报局直通的凿孔机，可以直接向总社发凿孔纸条。这样，虽然减少了一道程序，但时效仍然很差。这种落后的情况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分社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东京华侨总会所介绍的几位爱国华侨青年的大力协助。他们对祖国一片诚心，对工作满腔热情，任劳任怨。他们个个都是多面手，我们从工作到生活，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照顾。
现在，虽然我已经退居二线，但仍关心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有关的新闻报道。我高兴地看到恢复邦交后的40多年来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显著成果，看到中日双方常驻记者不断增加以及两国新闻媒体合作的发展。但令人忧虑的是，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却没有因为中日友好合作向前发展按正比例地同步增长。不仅如此，前几年日本出现了“购岛”闹剧，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冲破中国底线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中日两国人民中间，有时疑虑有所上升，甚至出现对立情绪。我深感，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消除疑虑，消除那些影响我们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因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建设工程。我知道，要想改变目前中日国民感情对立的现状，也许并非易事。但如何化解两国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增进相互理解，改善彼此印象，改善逐渐恶化的国民感情，是当前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紧要课题。
在这一方面，新闻报道对影响国民舆论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依我所见，媒体应当格外珍惜两国迄今为止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友好合作成果，尽量多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报道。听说在日本有一种看法认为“友好不是新闻，非友好的、负面的、有刺激性的，才是新闻”。这样的看法应当摈弃，而不应该有市场。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隔海相望的邻国，共同的命运和利益紧密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亚洲大国，理应和平友好相处，而不应反目、对抗，甚至敌对。由于历史和国情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关系的发展道路不平坦，出现一些问题也许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双方都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几个基本文件的精神和原则，因为它们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于历史问题，我认为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正确对待历史，不要伤害被害国人民的感情，不要使历史问题冲击各方面的友好关系；对于台湾问题，重要的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当前的中日关系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因素。采取怎样的措施，避免偶然性和突发性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大局产生副作用和破坏性后果，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中日双方都应高瞻远瞩，维护大局，共同为推动两国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而做不懈的努力。媒体更应当正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或消极因素，力求不夹杂感情色彩，冷静客观地进行报道，不夸大，不渲染，积极引导人们看到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希望。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曾涌现出大批友好人士，包括上层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和新闻界人士，他们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清除障碍，为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健康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可尊敬的日本报人——朝日新闻社前社长广冈知男先生。1970年3月下旬，他来访中国。当时正在国内休假的我，陪同广冈先生访问了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广冈社长回国后撰文写道：“我在中国逗留的一个月期间所接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日中战争的受害者。尽管他们嘴上不说，但在我看来，日中战争仍活生生地残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假使日本人陷入一种错觉，认为经过了战后25年的岁月，过去的事都已经到了‘时效’，那就不能不说太自以为是了。”在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天，广冈先生又以报社主笔名义发表评论说：“向着实现世界和平前进，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作用，这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事实上，日本只有在世界和平中才能生存下去。在争取世界和平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日本唯一的前进道路，而别无其他。”
然而，由于自然规律，老一辈的友好人士渐渐地离开了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让年轻一代能够全面、如实地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纪念中日互派记者50周年的今天，我衷心希望两国媒体能重视这一点，通过新闻报道，对中日友好事业接班人的培育以及对两国青年交流的深入开展，多多给予关注并大力开展舆论工作。我想，这样做，必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刘德有，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1931年生，辽宁省大连人。曾任职于《人民中国》杂志社。1964年首批派驻日本记者之一。1964年9月～1974年6月任光明日报首任驻东京记者。1972年6月～1978年6月任新华社东京分社首席记者。
廖公派我做《光明日报》驻日记者
刘德有新中国首批派驻日本的记者共七名，他们对外统称为“中国驻日记者团”，每人都代表一家报社或通讯社。我本来供职于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怎么竟成为《光明日报》驻日记者的呢？
这还需要从头说起。
1964年4月，日本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第三次访华。周总理、廖承志等领导人与松村谦三进行多次会谈。松村先生与周总理会谈时，我本人担任了翻译工作。4月12日，作为会谈的成果，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外办主任的廖承志先生与冈崎嘉平太先生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廖主任和松村先生还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中日双方互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有关中日互派记者的会商，参加的人员中方有孙平化、王晓云、吴学文等同志，日方有竹山祐太郎、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和大久保任晴等。
从协议内容看，交换新闻记者的人数，中日双方各为8名以内（后改为9名），原则上每家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派遣1名记者。这个协议既保障了中国记者在未建交的日本活动时的安全，又争取到中国记者的采访活动不受歧视。联系单位也撇开了当时亲台的日本记者协会。同时，协议也照顾到日方的实际情况。例如，当时按日本政府的规定，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记者在日本逗留超过一年要按指纹，我们反对日本当局的这一侮辱性的做法，但又无法改变日方的这一规定，于是决定同意采取一次逗留一年，回国后再赴日延长一年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按我们的需要常驻下去，又不按指纹（要记者按指纹这一条，中日复交后取消；但现在一般外国旅客入境时仍然取指纹）。
双方签订了互派常驻记者的《会谈纪要》后，新华社在国务院外办的直接领导下，于1964年7月开始物色驻日记者人选并着手筹建新华社东京分社。当时确定的“人选”为丁拓（首席）、刘德有、刘宗孟、刘延州、田家农、李国仁等同志（中方保留了两个名额）。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人选一直未定下来，隔了一段时间，最后定为派李红同志。我们7人当中有的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经验丰富，像丁拓同志年轻时曾奔赴延安，在窑洞的昏暗油灯下译过日本同盟社发的罗马字新闻稿。李红同志作为人民日报记者曾常驻过英国；有的是“科班”出身，刘延州同志就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已做过几年新闻工作。我本人长期在《人民中国》从事对日宣传和翻译，虽然也属于新闻工作，但没做过记者。由于工作需要，这时我从外文局被借调到新华社。我们7个人，除李红同志是学英语的不会说日语外，其他人都会讲日语，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当年7月，决定赴日的7位同志集中到新华社学习。当时新华社总社的工作条件比较差，没有足够的办公室，我们临时在新华社院内找了一间狭窄的房间，大家冒着酷暑，挤在小屋里看文件、座谈、讨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经中央批准的LT贸易办事处和驻日记者的工作方针以及整个对日方针政策，同时还积极学习业务，包括指导思想和编译、编写新闻稿。中央批准的工作方针有一条重要精神，就是在当时复杂的中日关系下要注意“长期立足”，不要“授人以柄”。
对于派出中国记者常驻日本，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临行前，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人员。此前，我作为一名译员曾多次为陈老总会见日本代表团包括新闻界代表团做过翻译，对陈老总“豪放磊落”、“爽直痛快”的人格魅力印象很深。记得那天陈老总是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的，他的讲话如同跟老朋友谈心、拉家常，温馨而富于教益，他语重心长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并一再嘱咐我们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个“大染缸”，中国记者长期在那里工作，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我们赴日前，廖承志同志也在国务院外办的办公室接见了全体同志。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廖承志同志为“廖公”。谁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廖公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具体的对日工作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我们跟日本开展民间往来以后，到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直到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止，我国对日本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具体实践，没有哪一桩没有倾注着廖公的心血。廖公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做了特殊贡献，具有重大影响。
我庆幸自己从1954年起在廖公领导下做了一点对日工作。我只是一名翻译人员，做一些具体的事务，但通过工作中有限的接触，深感廖公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立场坚定，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仅如此，他具有爱憎分明、以诚相待、热情豪放的外交家风度，对部下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体贴入微。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
廖承志同志日语说得极好，连日本人也公认。他操的是一口非常流利的“老江户”话，加之他熟知日本人的习俗、掌故、民情和心理，使日本人感到跟他谈话就像跟自家人一样亲切，丝毫不感到拘束，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中国权威人士的想法。
我在从事口译和笔译工作中，也曾得到廖承志同志的具体指导。我在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时，很希望廖公能参加陪见。有他在场，我就有了主心骨，心里会踏实许多，遇到我听不懂的话或疑难问题，廖公往往会马上帮助我或者提醒，不当之处也立即得到纠正，有时他甚至会毫不犹豫地亲自当翻译。我想以他这样高的身份替我做翻译，真是不敢当，也十分过意不去。但是，廖公的这种灵活“应变”，保证了重要接见的质量，受益良多。在如何做好翻译工作方面，廖公为我们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廖承志同志抓对日工作，既能抓住要害，又抓得很细。有些中国代表团赴日前请他作指示，他都能高兴地答应，并结合代表团的特点，谈日本形势、交代具体政策。记得1961年3月我作为译员随以巴金和刘白羽同志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紧急会议前，廖公就向我们介绍了日本的形势，并讲了赴日后的活动方针和怎样开展工作。他说：到日本后应当广交朋友，同日本作家交朋友时不要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日本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男女私情的描写，如果以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就不能团结多数。
正因为我在工作中多次接触廖公并得到他的教诲，所以这次作为记者赴日前能受到廖公接见，倍感亲切。廖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旁，像平时办公似的与我们侃侃而谈。我们挤坐在他对面的长沙发上，在轻松的气氛中，廖公风趣地为我们这些即将赴日的中国记者们讲了很长的话，他分析了日本形势，谈了注意事项。
由于《互换记者的会谈纪要》明确规定原则上一家报社只派一名记者，而每人都需要代表一家新闻机构，因此当场还确定了每个记者所代表的通讯社和报社。丁拓同志是新华社记者，李红和刘延州分别是《人民日报》和《文汇报》记者。记得刘延州同志那一年6月中国在日本大阪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时，曾去日本做过接待日本媒体采访展览会事宜。李国仁供职于侨办领导下的中国新闻社。剩下刘德有供职于《人民中国》杂志，而杂志社按《纪要》规定的精神，不能派驻记者（日方也不派出杂志社记者），还有在国际书店工作的田家农以及新华社的刘宗孟，这三个人代表什么报社的问题没有解决。廖公灵机一动，指着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我们三个人，说“刘德有是光明日报，田家农是北京日报，刘宗孟是大公报（规定不能一家派两名记者）”。就这样，确定了我们7名赴日记者的身份：丁拓（新华社）、李红（人民日报）、刘德有（光明日报）、刘宗孟（大公报）、刘延州（文汇报）、田家农（北京日报）、李国仁（中国新闻社）。
我们7人，对外形成统一的中国记者团，对内则是新华社东京分社。临行前，新华社总社社长朱穆之同志在社长办公室会见了赴日的全体记者，并给予了鼓励。
由于当时中日之间没有通航，双方人员的往来大都取道香港。我们7名中国记者是9月下旬由北京启程到达香港的。说来也巧，我们抵港时，日本派驻中国的9名记者也到达那里。双方记者相约当晚在香港一家餐馆采取AA制聚了一次餐。
9月29日下午，中国记者从九龙启德机场乘飞机，晚8时多到达了东京羽田机场，受到先期到达东京的廖承志办事处首席代表孙平化，以及高碕办事处代表和日本众议员竹山祐太郎等友好人士、新闻界人士到机场迎接。他们说，9名日本记者同一天也到达了北京。
既然中国记者派驻日本，得到廖公无微不至的关怀，行文至此，想再谈一件廖公平易近人、对部下体贴入微的往事。
1964年秋中日互设LT贸易办事处和互换新闻记者后，中方的常驻人员按当时的规定都没有夫人随行。驻外人员带夫人，在今天已是平常的事，但在当时是很困难的。廖公对此事一直记在心上。到了1966年春，国内终于同意LT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孙平化同志、代表吴曙东同志和随员林波同志的夫人到日本常驻。新华社也考虑到在东京工作的中国记者的具体情况，同意派刘延州同志的夫人和我的夫人去东京分社做新闻稿的明码译电等内勤工作。因为夫人们大多是第一次去日本或出国，加上中国驻日人员破天荒第一次有夫人到日本工作，所以在临行前，廖公特意把大家请到东安市场的日本菜馆“和风”一起用餐。廖公在席上亲切地向夫人们讲了日本人的生活饮食习惯，而且还顺便介绍了西餐的吃法。这对第一次去日本的夫人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70年代初，驻日记者刘德有（中）、刘延州（左，文汇报）、姜殿铭（光明日报）在东京的居民区采访时与日本的家庭主妇及其孩子们合影。
迥然不同的两次驻日经历
陈泊微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期，我曾两度担任常驻日本的记者。这前后两段时间，不论就中日关系来说还是就中国内部政治气候和《人民日报》处境来说，都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时期。因此，我这两次驻日记者的经历便在记忆中留下了强烈的反差。
1965年6月间，我在通县参加了8个月的农村“四清”工作回到报社后，被调到国际部，从此离开了工作约10年之久的农村部。国际部主任潘非告诉我：报社领导已决定由我继李红之后任驻日记者。《人民日报》的驻国外记者一向为数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曾先后向苏联、波兰、南斯拉夫、越南派了常驻记者（1960年潘非被派驻英国记者），但是后来由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变化，《人民日报》社驻国外记者站逐步收缩，到1965年我被调到国际部的时候，所有驻国外记者站都已先后撤销，唯独在日本保持一名常驻记者，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1964年9月下旬，《人民日报》记者李红与新华社及其他新闻单位的几名记者去了东京。因为当时的签证期限只有一年，故此李红驻日届满一年后于1965年9月回国，由我接替，我算是《人民日报》第二任驻日记者。60年代驻日记者管理体制特别
当时中国驻日本记者的管理体制颇为特别。所有派到东京的各单位的记者，连《人民日报》记者在内，统统划归新华社东京分社领导，人员统一管理，力量集中使用。所以，驻东京的8名中国记者虽分属八家新闻单位（即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际编制上大家都是新华分社的成员。
我是1965年10月底与《中国青年报》记者高地一道经由香港乘飞机到达东京的。新华社东京分社和中日备忘录贸易驻日联络处同志都住在东京文京区春日二丁目的川口公寓里。日本人把我们这个过着集体生活的记者群体叫做“中国记者团”，这个“记者团”的首席记者是张纪明（他本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在东京也变成新华社记者）。
新闻记者的职业要求是广泛接触社会，博采新闻信息。然而，我们驻东京的那个时期，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活动的天地很狭窄。在那个年代，国际上反共气氛浓厚，日本也不例外，许多东瀛人士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初登日本列岛的“中共”记者，对我们抱着一种“戒”而远之的态度。不仅如此，当时的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共气焰颇为嚣张，骚扰和恐怖活动时有所闻。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因此就有了一条严格的规定：任何时候外出，必须“二人同行”，这对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活动，当然是很不相宜的。
此外，当时我们自己也把社会交往活动限制得很窄，日常交往不出友好团体、少数友好商社和革新派人士的圈子。所以虽说是新闻记者，我们“见世面”的机会实在太少。我驻这个工业化国家一年，只有一次随人去参观过一个生产化肥的旭硝子工厂，除此之外再没有进过第二家工厂的大门。在警察保护下进行采访
当时中国驻日记者的日常活动，还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无论是“廖办”代表或是中国记者，全都被置于警察保护下。为尽保护之责，警察当局在川口公寓一楼门厅专门设置了一个便衣警察小组，配备有汽车和通讯设备。这几个警察每天为我们提供24小时安全服务。这些警察与我们朝夕相处，倒也安静和睦，清晨一打照面，他们总是尽先道一句“早安”，并且鞠躬如仪。新年到了，我们还会送去几瓶中国名酒让他们品尝品尝。警察的保护做得实在是认真而周到。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驱车外出，警察必驾车相随；我们步行出门，他们也不即不离地奉陪。有时我们去商店买东西，警察看见我们手里拿的东西多了，赶快上前帮助提购物袋，殷勤之态可掬。
但是，凡事皆有“度”，保护过了度，便会像日本人习惯说的那样“添了麻烦”。例如，我们采访的时候，被访问者发现有便衣警察在近旁，人家便觉得不自在，不肯多谈了。有时中国记者刚离开一个采访地点，嗣后就有警察去找被访问者问道：刚才“中共”记者来谈了些什么？你怎样回答的？如此这般，胆子小的人自然不敢再跟中国记者打交道了。一次令人遗憾的事件
1966年6月7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一则颇为醒目的新闻，标题是：“我两名驻日记者发表声明驳斥日本当局造谣，谴责佐藤政府破坏中日人民友谊……”。这条新闻中所说的两名中国记者便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高地和我。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一年的5月29日，美国核潜艇“小鹰”号驶进了横须贺港。对核极为敏感的日本人民，看到美国核潜艇在越南战争日趋激烈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日本的港口极为反感。在核潜艇停泊的5天中，横须贺天天都有反对核潜艇进港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地和我前去采访，天降雨时，我们张起伞来；游行队伍行进时，我们便到街旁去观看，偶尔也走近一两位游行者身旁随便问几句话。这本来是新闻记者平平常常的采访活动。不料6月4日的东京各大报和电视台、电台都发表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6月3日在日本内阁大臣会议上，主管公安事务的自治大臣永山忠则在做关于美国核潜艇进驻横须贺的警备状况报告时，竟然声称有两名中国记者“参加了”示威活动，并且和游行者一起喊了“核潜艇滚出去”的口号；首相佐藤荣作在会上表态说，这是个“重大问题”，要由有关当局“调查”。一时间闹得气氛紧张。
面对如此事态，我们当然不能保持沉默。6月5日这天下午，我和《光明日报》的刘德有去拜访参与推动中日备忘录贸易事务的国会议员田川诚一先生（当时任内阁科技厅次官，即副大臣），向他澄清事实真相，辟谣驳诬。同日下午，中国驻日记者就此事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由我和高地分别宣读了中文和日文的书面声明，声明指出，日本当局散布这种虚假消息，是企图对中国新闻记者的正当采访活动制造障碍，并表示我们的愤慨与抗议。第二天，东京的几家报纸将我们的声明做了报道。这个令人遗憾的事件也就到此结束。冷静地想想，在中日关系不正常的年代，发生诸如此类的不愉快事件也不奇怪。思想受钳制 工作很难办
日本人在战后奋发自强、埋头苦干，在废墟上复兴和建设国家，成就卓著。日本的经济复兴和起飞，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是，作为常驻记者的我们，却根本不敢正面报道日本发展经济的成就和经验。
在这一年里，我的日常工作是为新华社编写新闻和内参稿，偶尔也为《人民日报》写一点专稿，不过“专稿”也不一定能到达报社编辑部，因为按照当时的体制，不论哪个记者写的稿子，都是统一发到新华总社，供总社优先选用并决定是否转给报社。所以当时我身为《人民日报》驻日记者，心中常兴起名实不副之叹。
那个时期中日两国不直接通邮，我们又无信使带信，只能托来往的人捎个信。最初，我间或能收到国际部主任潘非的信，到了夏天以后，我与报社便完全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得知，潘非因为在任驻伦敦记者时期，写过一本《泰晤士河》通讯集而获“吹捧资本主义”的罪名以致被打成“走资派”，早已被罚到报社印刷厂服劳役去了。国际部的音讯断绝，我这个驻海外的记者，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心里没有着落。
局促、憋闷的常驻终于结束了。我于1966年11月初回到了北京。再次驻日本举目天地宽
从我自东京回来以后，《人民日报》社在国外一个记者也没有了。“文革”后期，报社许多同事要求改变这种与《人民日报》地位极不相称的状况。
1975年，经周总理批准，报社开始重建驻国外记者站，东京是首批建站的四个据点之一（其余三处为朝鲜、伊斯兰堡和伦敦），派去了吴德烈和张云方两位记者。这一回，是首次创立《人民日报》自己的记者站，它独立于新华分社之外，由报社供给经费并直接领导和管理。不过，一年以后因“四人帮”垮台，报社召回所有驻外记者参加“揭批”运动和整顿，东京记者站与其他各站一样都空了一年。转过年，即1978年，驻日记者由聂长林和张云方两人担任，一年后又由我与聂轮换。我于1979年9月15日到达东京。命运使我第二次当起了驻日记者，这次任职与上次卸职，中间隔了12年。
与12年前相比，这一次到日本，各方面情况大为不同了。首先是中日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我国，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两国政府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和平的新时代。这一次驻日本，活动的天地是广阔的，有一种舒展和放心的感觉。几年之间，我从关东到关西，从九州到北海道，跑过好多地方，除了访问许多工厂外，也看到了现代化港口、人工岛、高速铁路、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大银行和证券交易所，与各种行业和各阶层的人士有了较多的接触，这一切使我对日本的社会情况有了一些感性了解，这是60年代在日本时所无法企及的。
这里要说一说同日本新闻界的友好交往，这种同行朋友之间的交往的确使我受益匪浅。干新闻记者这种职业，离了信息和资料寸步难行，这是谁都明白的。如果在国内，报社有图书馆和资料室可以随时利用，但是驻在国外，信息和资料只能靠自己去收集和积累，而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很有限，常有难以应付急需的困惑。在这方面，我常向日本新闻界朋友求援，而这些同行朋友也都能理解我这种职业上的需要，乐于给以帮助。《朝日新闻》前社长渡边诚毅先生就曾亲切地对我说过：“需要什么资料，请不必客气，随时都可以到我们报社来找；如遇有重大事件发生，你想抢时间往北京发消息，可在夜间到我们报社来拿刚印出来的第二天的《朝日新闻》。”一个力量孤单的外国记者，闻听此言真是如沐春风，那几年也真没少去麻烦他们。不但《朝日新闻》如此，像《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报社的一些友人，也都是有求必应，热心地给我介绍日本政治经济等情况，有的帮我搜集我所急需的资料。这种种慷慨惠助，令我至今难忘。报道上实事求是
日本在战后三四十年中突飞猛进的发展，使每一个身临其境的外国人深为惊奇。20世纪60年代我初次驻东京的时候，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不过一千美元（1966年数字），不仅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与西德、英、法也有差距。当我再次驻日本的时候，这个狭小的岛国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飞跃增长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越过一万美元高峰（1982年开始达到一万美元），它的产品在全世界的市场上所向披靡，连美国也在日美经济较量中被逼得穷于招架。那么，究竟日本人成功的秘密何在？仅仅说日本人善于学外国，那是不够的，这当中还有更深层的根源和因素。作为身居其国的常驻记者，有责任进行认真的观察和探索，以客观的态度向本国公众作报道。
本着这样的想法，不避“吹捧资本主义”之嫌，我在驻日本的几年中花很大的力气写了一些正面介绍日本成就的稿子，意在通过某些具体事例来说明日本民族那种决不甘居人后、永不知足的争胜进取精神，并揭示日本社会内部结构的强韧性和凝聚力。但当时写这类稿子时的心情确实是带有几分痛苦的。“为什么日本人能做到这样，而我们中国人却不争气！”希望自己的报道能给国人以刺激和省思。
我在日本的那几年，可能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热度最高的年月。在3年稍多的这段时间里，两国各有两位总理互作正式访问。作为一个常驻外国的记者、一个立足于现场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保持冷静头脑和客观态度，坚持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不唯上是从，要心中有数。
在80年代驻日本的几年里，我写过不少介绍日本成就、反映中日友好的稿子，但也写过一点揭露某种社会病态（如“金权政治”）、批评某种消极社会现象和反动政治思潮的稿子。在后一类稿子中，有的是在众所周知的修改“教科书”问题发生后，中日关系中出现一点波折的时候写的；但是，就是在友好的声浪高高飘扬的时候，我也做过一点泼冷水似的“反面文章”，如在1981年曾两次报道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此外，我还就某些引人注目的动向作过“纯客观”报道，如日本国内两派势力在修改宪法与维护宪法问题上的斗争、日本政府制订出加快扩充军事力量的政策和计划。
驻日期间，在报道上与东京新华分社之间有“默契性”的分工。因为当时我们记者站没有发稿设备，而且人力单薄。而新华分社则阵容强大，电讯设备齐全先进。所以在动态性消息方面，我主动退让，自己写的很少；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写分析性、评述性稿件和通讯方面。
回头来看，驻日本3年多，在政治上、报道上没有出大娄子，总算幸运。关于我对日本的报道在客观方面的反应，1981年第3期《新闻战线》和报社1980年12月第655期《情况汇编》略有论及：算是一点鼓励。到东京后不久所写的两篇述评性文章，有两三家日本杂志曾全文译载，大约是从“一个中国记者怎么看日本”的角度，录以备考的吧？《人民日报》在日本影响大
前文提到我在驻日本期间受到日本社会上各界人士友好的关照和帮助，并非人家特别看重这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是因为本人是中国的《人民日报》派出的记者。据我了解，虽说日本人中直接阅读《人民日报》的人数极少，但日本的报纸、电视、广播总是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重要言论和重大新闻及时向日本公众报道。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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