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哈佛大学研究了75年的幸福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治·维兰特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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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哈佛大学研究了75年的幸福课试读：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了。——赫拉克利特

这本书主要讲一群人与他们各自的生活之间互相磨合的故事。具体来说，本书围绕着现已持续75年之久的格兰特研究写成。正是因为格兰特研究，才有了书里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我会谈一些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的问题：我会讲一讲成人发展，谈一谈参与到这项研究中的人以及研究本身，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要与大家分享一下长期科研项目中的酸甜苦辣。

格兰特研究最初叫作哈佛纵向研究，一年后更名为哈佛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1947年，它有了现在的官方名称——哈佛成人发展研究。但项目成员一直都把它叫作格兰特研究，早些时候的书里面也都用这个名字。

格兰特研究开始于1938年。当时医学研究主要关注于病理，而格兰特研究则尝试着反其道而行之，了解人的最佳健康状态和最佳潜能以及增长这种状态和潜能的条件。第一批受研究对象是从哈佛大学1939、1940和1941届本科生（当时三届学生全是男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64名大二学生，他们接受了密集的测试和访问。之后，我们又挑选了后面三届的一些大二学生，最终形成了一个268人的实验组。

起初，我们是想对这些身体健康、条件优越的男性进行15～20年的跟踪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收集新信息。这样一来，就可以掌握大量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生命历程的信息，可供我们在进行任何角度的分析时能随时利用。

这项计划实现了，而且我们的收获超出了预期。经过了大约75年后，格兰特研究仍在持续，这非常难能可贵。与第一批研究者相比，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有所不同，而且调查方式也变了。参与实验者已经不再是大二学生了，他们已经垂垂老矣。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许多观点，甚至是之后的一些观点都受到了质疑。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结论是否就是盖棺定论。

但不管怎样，提出问题并努力去回答这些问题总归是一个收获良多的过程。实际上，前辈们在1938年的时候想要知道的某些问题现在已经有了答案：哪些人能活到90岁并且还依然身体健康、思维活跃？哪些人能拥有幸福长久的婚姻？哪些人能够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或非传统意义上的）事业成功？最重要的是，在研究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时，我们有75年的数据供我们随时参考。

我们还可以用这些数据来研究其他的问题。一方面，格兰特研究初期提出的某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回答，比如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怎样预测心理疾病及生理疾病、性格和健康状况有什么关系等。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初期绝对不会想到的新问题，比如亲密的情感在大脑中的反映是什么样的。另外，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意图也越来越具体明晰，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许多问题演化成了新问题。最后这一点对于一项出色的科研项目来说尤为关键。

所以这本书讲述了格兰特研究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以及参与到研究当中的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成长。我不仅会介绍我们已有的发现，也会反思我们目前尚未完成的目标并谈谈对未来的期待。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我们不仅将时间的流逝作为研究对象，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成长。经过时间修正的结论

格兰特研究是一项前瞻性纵向研究。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在纵向研究中，我们对一批受研究对象（一批同时代的同龄人）进行长期观察，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从受研究对象身上收集某些相关信息（实验中的变量）的数据。与纵向研究相对的是横向研究，横向研究只会进行一次性观察。

纵向研究又可以分为前瞻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回顾性研究追溯过去，是要确定过去的哪些变量促成了现在已知的结果。前瞻性研究是对一批受研究对象进行实时追踪，在受研究对象的生命进程中不断监测每个人身上的目标变量，并如实记录变化的结果。格兰特研究就属于前瞻性研究这一类。

我们连续多年收集了检测对象的各类相关信息（有可能相关但也不一定相关），想要弄清楚这些信息会对受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和人生成就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还定期将这些信息与受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及其取得的成就关联起来进行分析。在后面的内容中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说得直观一点，纵向研究可以让我们将受研究对象80岁时候的状态与他们25岁或者60岁时候的状态进行比较。通过长者的传记、自传或者他们给后辈讲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做这种比较。但那些都是回顾性叙述，难免会有遗漏、修饰或者偏见的成分——时间可是会骗人的。

前瞻性研究就像是宠爱宝宝的父母给宝宝制作的成长记录册，也像是延时摄影。前瞻性研究在改变发生之时进行记录，让我们可以将时间流逝带来的改变呈现出来，但又避免了记忆的失真。蝴蝶在回顾年轻时代的时候往往会记得自己曾经是一只年轻的蝴蝶，但前瞻性研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难以置信且常被忽略）：蝴蝶其实曾经是毛毛虫！

宝宝的成长记录册并不新鲜，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延时摄影也比比皆是，但贯穿整个生命进程的前瞻性研究却寥寥无几。在1995年之前，这类研究几乎不存在。之后我会细说这一点。事实上，成人发展方面的观察数据也一直都很少。盖尔·希伊和丹尼尔·莱文森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发表了关于成人发展的著作，但当时他们主要采用横向研究方法，并没有掌握丰富的观察数据，因此得出了荒谬的结论（比如他们得出的一项结论是中年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进行前瞻性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既有的事实。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相马师也不能确定每年五月丘吉尔园马场上那些品种优良的骏马中哪一匹会在比赛中一举夺胜。只有比赛结束之后，才会有确定的结果。即使比赛结束后，我们也只知道哪匹马夺冠了，但它如何夺冠、为何能夺冠，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要评价一个女人的相貌，我们可以简单地根据有多少人认为她漂亮、她是否符合既有的审美标准以及她保养得如何来判定。但那样的评价并没有考虑到，一个女人在高中毕业舞会上的美和在她在曾孙女婚礼上的美是不一样的，也没有考虑女人18岁时上天赋予的美以及80岁时候经历过优雅一生才能沉淀下来的美是不一样的。而格兰特研究恰恰就是想通过探索成功和“最佳”健康状态，了解那些微妙的东西。

我写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这些细节很重要，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纵向研究来更好地了解人的生命历程。我会把重点放在格兰特研究及其受研究对象，我把这批受研究对象叫作大学生实验组。但我偶尔也会提到其他两个著名的实验组。其中一个是格鲁克青少年犯罪研究中的贫民区（inner city，译注：内城区、贫民区，多为穷人居住，相对于中产阶级居住区与郊区而言）实验组。

格鲁克研究是第二项由哈佛大学发起的以人的生命周期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纵向研究，它独立于格兰特研究，于1940年开始。格鲁克研究的受研究对象是来自波士顿贫民区的一群青少年。从1970年开始，我们将格鲁克研究中的一个实验组和最初的格兰特研究一起统一管理，将该实验组也作为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一部分。（我会用哈佛成人发展研究来指代这两项研究，但单指格兰特研究的时候我还是会用它本来的名字。）

我还会提到特曼女性实验组，这是斯坦福大学特曼研究（1920-2011）中挑选的一批天资聪颖的小孩，但对于这个实验组我只能获得部分数据。直到1995年特曼研究中的所有受研究对象（包括男性和女性）成年时，关于他们的研究数据才首次公开。

有了贫民区实验组和特曼女性实验组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把格兰特研究中出身优越、智力过人的男性大学生实验组与社会经济背景和聪慧程度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男性实验组，以及更加聪慧但出身未必优越的女性实验组进行对比。如果通过对比我们能获得一些发现，我也会在本书中指出。我在附录二中分别介绍了格鲁克研究和特曼研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我之前的书《老而弥坚》（Aging Well）以及《再探酒精中毒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lcoholism Revisited）也包括了对这两项研究的探讨。

当然我也承认，格兰特研究并不是唯一一项出色的前瞻性纵向生命历程研究。这类研究还有一些，其中有比较有名的还有三项，每项研究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伯克利和奥克兰成长研究（Berkeley and Oakland Growth Studies，1930-2009）中，受研究对象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而且与格兰特研究相比，受研究对象加入实验时的年纪也要更小。这项研究在儿童心理方面获得的信息更加翔实，但却缺乏医学方面的数据。该研究对受研究对象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研究，但与格兰特研究相比，该研究的对象少，且退出研究的比例要高。弗雷明汉研究（Framingham Study，1946年至今）以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护士研究（Nurses Study，1976年至今）掌握了更加全面的生理健康数据，但缺乏受研究对象心理方面的数据。

这三项都是世界级的研究，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且各类文献中对这三项研究的引用也更加频繁。但格兰特研究也毫不逊色，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格兰特研究持续了70多年；格兰特研究与受研究对象的接触最频繁，受研究对象的流失率最低；研究者采访了受研究对象的三代亲属；对研究成人发展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格兰特研究掌握了受研究对象在几十年间心理、生理两方面的客观信息。最后一点，格兰特研究已经在受研究对象许可的条件下将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各种统计数据公开出版了，这是世界上其他知名的生命历程研究都没有做到的。

现在，英国、德国、美国有一些类似的研究比上文提到的研究规模更大、更具有代表性，且跟踪调查的时间长度在一二十年后也能与它们相提并论。未来的一二十年里，这些新兴研究会作为这些早期研究的补充和延续。比如，威斯康星生命历程研究（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开始于1957年，受研究对象由威斯康星州那一年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构成，现在已经持续50多年了。如今还健在的受研究对象当中，88%仍然积极参与研究，他们现在已经65岁高龄了。（在格兰特研究中，受研究对象达到90岁高龄时仍有96%的人积极参与研究！）

与其他研究相比，威斯康星研究选取的受研究对象更具有代表性，掌握的经济、社会数据更丰富，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也做得更好。但这个研究也有不足之处。该研究并没有对受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医疗检查和访谈。随着这些晚一点的研究渐渐成熟，可以预计未来我们会得到大量关于人生历程的信息。这些新的研究会使得生命历程研究这一领域更加丰富多彩，但却不能取代格兰特研究及同时代的其他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当我1966年加入格兰特研究时，还是一个32岁的年轻人，还尚未理解赫拉克利特的实用相对主义。我一直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海洛因成瘾患者的康复状况——我的认知是康复还是没有康复，非此即彼。加入格兰特研究的前10年，我做的工作主要是从1942-1944届学生里随机挑选出来的100个中年男性中找出30个成功的例子和30个失败的例子。1977年我将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版了，这本书叫作《适应生活》（Adaptations to Life）。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巨大。但其实那时候我很年轻，我能知道多少？

现在我78岁了，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们已经90多岁了。与当初加入实验时相比，他们改变了很多，我也改变了很多。我现在明白，生命中没有多少非黑即白的事，我们生命的河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我们生活的世界变了，科学也有了新的变化，甚至是记录变化的技术现在也不一样了。如今格兰特研究已经成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成人发展研究之一，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哈佛6个班级的学生受到了审视。所有的工作人员甚至是研究本身，都不仅仅在观察别人，也同样在接受着时间的审视。成年人的成长

成人发展规律远不如太阳系的运行规律或者儿童成长规律那么知名，成人发展规律直到上世纪才被研究者发现。过去，在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近代最有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和本杰明·斯伯克（Benjamin Spock，1903-1998，美国著名儿科医生）尚未发现儿童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之前，人们还不相信儿童成长是具有规律性的、可以预测的，人们的这种看法发生改变其实也还没有多久。然而现在我们看着孩子慢慢成长，就像我们的祖先看待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看着孩子的点滴变化，我们会时而欢喜、时而担忧，但是我们不会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关于人类在21岁之前成长规律的研究，图书馆里有很多相关的著作。

但21岁之后人类会经历怎样的发展变化，现在还不得而知。甚至很多人都不太相信成年人还会继续成长，而不是在18岁时就达到某种稳定状态。有些显而易见的原因造成了成人发展研究的缺失，比如，对人的整个一生进行跟踪研究比对儿童时期进行研究要难得多。在物理学中，一旦加入时间维度，传统的牛顿理论就讲不通了。成人发展过程中一定存在着很多模型和规律，如果我们能避开时间对于我们认知的干扰，就可以辨别这些模型和规律。

但即使是最精心设计的纵向研究也不能完全摆脱时间带来的干扰因素。生命历程研究需要持续很多很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包括我们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技术、受研究对象甚至是我们研究者自己。

从30岁起我就一直在研究成人发展，而我现在才明白，我以前的某些猜想在当时看来是准确无误的，而现在看来却具有偶然性，或者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无论如何，格兰特研究让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人从18岁到90岁的发展变化，世界上很少有研究具备这样的价值。但并不是说格兰特研究会让我们完全了解成人发展的规律，现在对很多问题我们依然会感到意外、沮丧或者困惑。然而，格兰特研究至少向我们证明，对人的生命历程做持续观察是有可能的。就像是20世纪60年代迪士尼推出的花开延时摄影一样，这可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1938年研究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人类一生发展过程的认识主要是基于直觉思维而非理性研究。1599年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将人的一生划分为七个阶段，350年后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儿童和社会》（Childhood and Socity）中划分为八个阶段。但莎士比亚和埃里克森都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对此做进一步分析，希伊（Sheehy）和列文森（Levinson）也没有。在写《适应生活》这本书时，我也没有数据。所有人都没有关于人的整个一生的研究数据。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弥补这一空白。关于人生可能性的艺术

大家都知道，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只包括在哈佛读书的白人男性。为此，常有人批判我们的研究创始人阿伦.V.博克（Arlen V.Bock）态度倨傲并且有严重的男权主义倾向。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格兰特研究并不像弗雷明汉研究一样关注于健康状况的平均水平，而是探索人类可以达到的最佳健康状况。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实。第一，生命历程研究就像政治一样，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于小狗用后腿走路这一现象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并不是说它们用后腿走路走得很好，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它们竟然也可以这样走。”第二，在开展这种大型研究时，我们必须尽可能提高实验成功的概率。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k Kandel）曾因为他的记忆生物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这项研究中，他并没有从人类中随机选择受研究对象，他选择的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螺类动物，叫海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海兔的神经元格外大。同样地，正是因为格兰特研究中受研究对象全是男性而且先天条件优越，所以他们才适合作为人类适应和发展研究的研究对象。

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在婚后随夫姓、之后就很难取得联系；生活富裕的人不太容易像穷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意外事故、医疗条件差而早早死去。这些人长寿的可能性很大，而长寿对于生命历程研究来说是必要的。（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中，高达30%的人活到了90岁，而1920年出生的美国全体白人男性中，这个比率大约只有3%～5%。）

这些人不会受到玻璃天花板或者种族偏见的限制，所以可以充分发挥潜能，追求他们想要的事业或者生活。哈佛文凭当然也是一项优势。即使这些人遇到挫折，他们也能更容易地克服挫折。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也能很清楚地回忆起自己过往的经历。这些优势都是格兰特研究所需要的。总不可能去拉布拉多或者撒哈拉研究飞燕草（译者注：适宜生长在温带湿润凉爽的气候环境中）。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和海兔一样可能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却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另外，为什么要选择一群同质性很高的受研究对象呢？如果想了解人类以什么为食，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的人群进行调查。但如果要研究胃肠生理学，就必须使文化习惯和偏好等变量保持一致，因为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但人的生理机能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我们选择同质性受研究对象，是因为格兰特研究不是要了解人们吃什么，而是研究肠胃的消化吸收。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把格兰特研究得出的一些发现与针对其他人群的同质性研究进行过比较，尤其是与贫民区实验组中条件较差的男性以及特曼研究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比较。瞬间不能捕捉历史全貌，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研究

肯定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70年来，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已经出版了9本书、150篇文章，其中很多都是我的作品。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因为想要把某个时间点的结论与未来或者过去联系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怎样看待一篇发表在75年前某份日报上的文章呢？简单一点的回答是，这取决于75年来发生了什么。不管1940年夏天全世界的战事评论怎么写，最后的事实是英格兰并没有败给纳粹德国空军。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他们所了解的有限的信息来发表观点，但瞬时性观察永远不能捕捉历史的全貌，很多事情在之后看会完全不同。这也是纵向研究的价值所在。

而且，为了充分实现纵向研究的价值，我们必须对纵向研究本身进行纵向研究。当我回顾自己在格兰特研究中45年的经历时，我发现过去我写过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就像1948年鼓吹杜威战胜杜鲁门的新闻标题一样没有意义，因为现在我知道这件事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人类的哲学家尤吉·贝拉（Yogi Berra）很早之前就说过“事情在真正结束以前，都不算结束”。

所以在我看来，写这本书有五个原因。

第一，哈佛成人发展研究是一项具有独特价值、前所未有的、极其重要的成人发展研究。仅仅从这一点考虑，这项研究的经过也应该被记录下来。

第二，至今已经有四代科学家先后主管格兰特研究，这些科学家们各自的方法不同，需要整合一下。第一任研究带头人主要关注生理学，第二任关注社会心理学，第三任（也就是我）关注流行病学和适应性，现任带头人研究的重点是感情关系和脑影像学。许多方法学家都看出来，格兰特研究没有总体规划。1938年时，在成人发展学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历时性研究数据，因此我们甚至都提不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假设。就像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以及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行一样，格兰特研究事先并没有清晰的规划，而是一段发现之旅、探索之旅（也有些人说得不太客气，说我们只是在碰运气）。这本书中写到的很多格兰特研究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偶然发现的。

这是45年来，我第一次从心理上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白纸黑字地把它写在书里面了。我每次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经费时，总是强调这项研究的前景——时间跨度大、受研究对象流失率低，因此一定会有出色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强调我打算验证的任何具体假设。

每当我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时，总会先分析数据；就像一个收藏癖一样，我会搜索大量的已有数据，看看能否有所发现。我常常在想，格兰特研究四位带头人中任何一位的研究计划应该都达不到博士研究开题报告的要求。但是，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才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越往后读你会发现，不可预测性是大型前瞻性研究的必然特点，而且有时候很让人气恼，但是这却让我们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肯定比那些提前就做好了清晰规划的研究要丰富得多。所以事先没有规划也并不能算是格兰特研究的一项缺陷。或许我从没上过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我没有被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蒙蔽。

第三，这本书收集了70多年来各种专业杂志上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过10年新的出版物会对之前的研究发现做出修正。当某些数据在之后的年代里被挖掘出新的意义时，我们也会对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修正。比如，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关于人的发展的研究曾明确指出酗酒的重要影响。但现在，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酗酒的确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如此一来，早先某些研究领域所得到的结果就不得不让步于哈佛成人研究中不断累积的证据所得到的结论，如酗酒对人的发展造成的影响。经证明，一方面，酗酒是导致短寿的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格兰特研究中，酗酒也是导致离婚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也是一条不断变化的河流。

第四，格兰特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理论和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们也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技术运用到研究当中，尤其是在不断进步的精神生物学领域。格兰特研究开始的时候，血型还是按照I、Ⅱ、Ⅲ和IV这四种类型来划分；那时候研究人员的猜想是，一个人的长期发展状况可以根据种族、身材以及更具有猜测性的罗夏墨迹测验来预测；那时候研究人员还需要手动将数据记录在大表格里，就连用碎冰锥来打孔的穿孔卡片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技术；那时候计算时常用的工具还是计算尺。然而现在，我们有了DNA分析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依恋理论等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我的手提电脑里可以存储2000组可变因数，我在从剑桥到洛杉矶的航班上就可以用电脑进行数据处理，而且数据处理可以在瞬间完成。当然数据记录和集成也是需要的。

最后一个原因其实说起来算是一个悖论。虽然我写这本书是想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改变记录下来，但不管是70多年前加入研究的参与者还是在1966年开始主管格兰特研究的我，我们都还是同一批人。在过去30年的成人发展研究中，我深刻体会到“时光飞逝，岁月改变，有些事物依旧如初”这句法国谚语很有道理。人会改变，但终究还是不变的。反过来说也是对的。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生

这本书中，在论证我的观点时，我不仅会引用数据，而且也会讲一些受研究对象的人生故事。如果故事的主人公还健在，那么这些故事都已经由他们本人阅读过并准许出版了。所有的人物姓名都是假名，但故事都不是捏造的。

这些故事如实记叙了受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但对于那些可能会暴露他们真实身份的细节，我做了精心的修改。举个例子，我可能会把一所大学的名字换成另一所大学，但我不会把一所一流大学改为一个小学院，或者把一个小学院改换成一所一流大学。比如，我会用威廉姆斯学院来替换斯沃斯莫尔，但不会用它来替换耶鲁；我会用波士顿来替换三藩市，用弗林特来替换水牛城，但是不会用弗林特来替换迪比克或斯卡斯代尔。

我也对主人公所患疾病的名称以及他们的事业成就进行了对等替换。通过这种方式，我努力忠实于他们的人生轨迹并保留他们各自的独特之处，但是把各种具体名称换掉了，从而保护他们的隐私。有时候，受研究对象中的某位知名人士会公开谈论他在格兰特研究中的经历，我引用他们的话时，会说明出处。亚当·纽曼：时间、身份、记忆和变化

在讲述格兰特研究的历史时，我想以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揭示了很多主题，很多在这些年间让我苦苦思索、时而得到启迪、时而困惑不解的主题。故事主人公是亚当·纽曼（化名），他的人生一直在让我们思考时间、身份、记忆、变化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本书的核心。

纽曼在一个中低阶层家庭长大。父亲是一名连高中都没读完的普通的银行职工。祖父和外祖父有一个是外科医生，另一个是酒吧老板。纽曼的家族中几乎没有精神病史。但是，他的童年是相当灰暗的。他的母亲在接受我们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每当亚当胡闹不听话的时候，她就用他父亲的吊裤带把亚当绑在床上。如果还不管用，她就把一桶冷水泼在亚当脸上。她还会打亚当的屁股，有时候还用鞭子打，所以亚当的行为逐渐变得极其克制。他信仰天主教的教义，也严格遵守教规，并且很重视学习成绩。

他的父亲要更加宽厚一点，但与亚当的关系却十分疏远。“他大概每月会有一次能想起来我是他的孩子。”亚当说道。整个家庭中几乎没有温情，我们对亚当的记录有大约600页，但亚当连一段快乐的童年记忆都没有向我们提到过。写这本书时，我又把他的记录读了一遍，我发现他几乎没有提及他17岁时父亲逝世的事。

高中阶段，亚当成为一名领导者。高中四年里他一直担任班干部，还是一名鹰童军（美国童子军的最高级别）。他认识很多人，但没有亲近的朋友。他在哈佛读大二时，一些采访过他的研究人员对他的评价是“挺迷人的”“很有幽默感”，但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是冷漠、死板、不招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压抑、自私——这是他人生中矛盾人格的首次显现。

纽曼加入研究之后，研究人员立即对他进行了身体状况检查，因为那时候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体格和种族基本上可以决定人生的方方面面。当时对他体格的检测结果是“北欧种族、体育型体质、男性体征明显”（拥有这些特征的人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健康状况不佳。

在全体受研究对象中，他的综合智力排在前10%，学习成绩非常好。跟在高中一样，他认识的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只参加了一个俱乐部——鸟类爱好者俱乐部，后来还加入了一个最不活跃的大学生联谊会——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

一个心理学家对亚当的评价是“对法西斯主义保持中立”，格兰特研究中的内科医生以及曾经的研究带头人克拉克·希斯（Clark Heath），说亚当“不喜欢与人亲近”。

总之，亚当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性格测试结果是“人格健全”，但很多人又觉得他是一个敏感、心思细腻、内向的人。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会具体谈谈他的这些特点。心理测试中，他在两个方面特别突出：智力超群和“所有受研究对象中最不配合的一个”。他的心理“健全”等级的最终评测结果是C，也就是最差的一个级别。（第3章中有关于评估过程的详细内容）

受到当时另一个理论流派的影响，格兰特研究中的精神病学家们更关注纽曼的自慰史，而不是他在大学里的社交。他们对纽曼的评价是性格孤僻型（cerebrotonic），而不是内脏强健型（viscerotonic）或者体力旺盛型（somatotonic）。（这三个术语分别表示依靠逻辑思维、自我感官和体能来活的三类人，但其实这三个词条的定义都还不完全明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研究人员对“体格决定命运”这一观点深信不疑，也从来没有去验证。之后我还会提到这一点。对这种观点的验证要等到多年之后，虽然研究开始后不久研究人员就已经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作为一名19岁的大二学生，纽曼在性的问题上态度极其保守。他很反对自慰行为，并且很自豪地向我们的精神病学家表示，如果他有朋友发生了婚前性行为，他会马上与那个朋友断交。然而，那位精神病学家认为，尽管亚当不太认同性行为，他头脑中却经常想到这件事。纽曼还告诉精神病学家他做过的一个梦：两棵树的枝干在顶部交汇，像是有两个并排抽屉的衣柜。这暗示着女性胸部，他经常做这个梦，每次梦到他都会很焦虑地醒过来。

据我所知，受研究对象中没有人比纽曼更能反映心理分析学中的性压抑现象了。另外，尽管研究人员仔细地向纽曼解释过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纽曼很不认同这些理论），但却没有人就爱情或友情问题向纽曼发问。这也是当时格兰特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吧。

他对政治的态度和对待性问题同样刻板。学校里自由联盟“偷偷摸摸”发给他的那些“煽动性宣传材料”，他都会撕碎。他坚持经验科学的理念，也热衷于经验科学这项事业，但同时他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会参加四次弥撒。曾有一个研究人员在采访时问他，他的宗教信仰和科学理念是否会相互冲突，他回答“宗教是我精神世界里的避难所，如果让任何理性知识闯入这个地方，就会玷污了它”。这就更矛盾了。

10年后，社会心理学代替人类体格学成为最热门的科研领域，社会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点，这时候格兰特研究的记录才显示纽曼在大学时除了室友之外几乎没有比较亲近的朋友，他也很少跟女孩子出去约会。这可能是因为亚当不仅要自己打工赚学费，还得给家里寄钱，毕竟家里父亲已经不在了。但他也算是比较早地遇到了真爱，那是韦尔斯利学院数学专业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之后成了他的妻子以及“永远最好的朋友”。

纽曼后来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他其实并不想照顾病患，他只是想学习生物统计学并逃掉兵役。在宾大第二年他结婚了，但除了夫妻关系外他仍然很孤立。他对“二战”和对照顾病人都不感兴趣。毕业时，他完成了在埃奇伍德兵工厂的秘密研究，也就此结束了服兵役的义务。埃奇伍德兵工厂是服务于美国生物战事的研究所，“二战”结束之后纽曼还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0年，当时格兰特研究的带头人希斯博士记录说，纽曼上尉没有为任何一位病人看过病，而是直接参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探究，格兰特研究中其他45位外科医生赚的都没有纽曼多。纽曼发表的非机密论文中其中一篇是“原子弹的爆炸高度和爆炸威力”。

尽管纽曼身上存在这么多怪异之处，研究记录显示1952年当他32岁时，纽曼还是逐渐成熟了。他凭借自身的领导力才能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组建了一个50人的部门并在他的管理下良好运转，也算是在他所钟爱的生物统计学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他也将自己的道德追求融入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下令运用军事产业复合体来解决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纽曼的团队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纽曼与他的妻子在受访时都表示，他们对婚姻的忠诚至少能保持50年。他们的婚姻关系很奇怪——两人都承认他们相互之间是最好的朋友，而两人除了对方之外其实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好朋友。然而，许多有着阴暗童年的受研究对象所向往的都是那种可以让他们在年老孤独时得以慰藉但又不会给彼此造成太多负担的婚姻，那么亚当·纽曼的婚姻就属于这种理想婚姻了。也许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这么早、这么容易地就实现了亲密（Intimacy）、事业巩固（Career consolidation）、传承（Generativity）（见第5章）等这些人生中的发展任务（adult tasks），这种情况在有着灰暗童年的受研究对象当中可是很少见的。

另外，尽管他之前并不承认自己有过什么过激的情绪，但可能是怕自己被这些负面情绪打垮，所以他渐渐学会了控制这些情绪。在研究的信息采集阶段，当时19岁的他对家庭氛围的描述是“和谐美满，爸爸妈妈都很爱我”。在荣格单词联想测试（尽管当时的研究主要针对受研究对象的生理状况，但研究人员还是努力通过一种折中的方式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完整的评估）中，他对“母亲”这个词的联想是“温柔”“善良”“整洁”“亲近”“教导有方”等。

然而，采访他母亲的那位经验丰富、性格宽厚的社会调查员对他母亲的评价是“容易紧张、缺乏教养、满腹牢骚”。纽曼姐姐的评价是“我们的母亲会让任何人感到难堪”。

直到1945年，在纽曼离家6年、加入研究5年之后，他才坦诚地向我们回忆他的童年经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很糟糕。”“我没有任何快乐的回忆。”他接着说。他还记得母亲曾经告诉他，她很抱歉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60岁时，他接受了华盛顿大学简·洛文杰（Jane Loevinger）发明的用来评估自我成熟程度的语句补充测试。题干是：“当他想到母亲的时候……”纽曼填的是“……他感到恶心”。但也不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能直面自己的负面情感，尤其是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因为72岁时，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曾经写过那样的答案。人是很复杂的，记忆、情感、事实都是会变的，而且三者之间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正因为如此，历时性研究数据才如此重要。

年轻时候的纽曼非常有事业心。“我有一股冲劲儿——很强烈的冲劲儿，”他谈到大学时候的自己，“我总是有非常实际的目标。”但38岁时他对自己大学时期近乎疯狂的进取心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的人生中，我一直在反抗妈妈对我的控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的人生观念开始发生改变。现在，他说他的目标：“不再是在科学方面有所建树，而是享受与别人一起工作的过程，并且当每天问自己‘今天开心吗’的时候，能够回答‘是的，很开心’。事实上，现在我更爱自己，也更爱其他人了。”但他也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时是1958年，纽曼也是在多年之后才会每天问自己是否快乐，1958年的时候纽曼内心其实仍有雄心壮志。这只是他的复杂性的又一次显现罢了。

45岁的时候，他又无法保持30多岁时那种自由平和的心态了，因为他要想着怎样教育那几个性格叛逆而且性开放的女儿。他这个时候和他母亲当初的想法一样，认为那么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很有出息才行。这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想法。直到20年后，有一个女儿还没有摆脱父亲施加的压力。这个女儿对父亲的评价是“极端的成就至上完美主义者”，她在我们发的问卷中写道，她与父亲的关系很糟糕，糟到她都不愿回忆。她感觉她父亲“毁掉”了她的自尊，并希望我们不要再向她发问卷了。

我想知道当纽曼晚年性情逐渐柔和时他和女儿的关系如何，但我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会一直发生。后来的日子里，尽管纽曼偶尔还是很顽固，但总体来说还是比之前要灵活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大变革以及这几个叛逆的孩子使他在性的问题上比以前开放了很多。他不再排斥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女儿成年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收回了之前规定的禁止婚前性行为的禁令。

他现在不再害怕那些“鬼鬼祟祟的自由主义者”，并开始认同法律和秩序是“约束性概念”。他现在认为“世界上的穷人都是富人的责任”，并辞掉了在军工复合体的工作，他的科研资料都被他扔在房间里“发霉”了。

60岁时，他运用自己在研究报复性核武器攻击的时候掌握的统计学知识来研究解决苏丹的农业问题。这个在大学时一个礼拜参加四次弥撒的人如今的观点是：“上帝已死，而人还是活着的，还拥有美好的未来。”事实上，当他的幸福婚姻开始帮他摆脱童年的痛苦回忆时，他对宗教就不再那么依赖了。最终他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年过半百的时候，他只有在冥想时才能显现出一点神学倾向，这时候他开始在大学教授心理学和社会学课程。

这并不是本性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总是会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一方面，纽曼写道，从女儿身上他明白了，“生命中不仅仅只有数字、思想和逻辑”。但另一方面，他依然只与一人保持亲密关系——他的妻子。尽管在学术工作方面，他成为一名越来越能干的领导者，悉心指导他的组员，但他仍然是一名技工。即使在教学中，他也并不是通过研究人的感受来教授心理学和社会学，而是从语言学角度探究“‘关系’和‘爱’等词的词源”。

那么纽曼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呢？很显然他的性格并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当然这也不是思维逻辑的转变。纽曼并没有上过什么精彩的心理学课程，或者碰到什么出色的心理医生，一切只是他性格的好转。他越来越能觉察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却并不试图控制或者否认这些情绪——人在变老的过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可并不容易（参见第5章）。

慢慢地纽曼不再为自己的性欲而感到焦虑不安，他也不会那么想要去谴责或者干涉他人的性行为。他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在更年轻一点的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类似于小学生向青少年的转变。纽曼渐渐摆脱了父母的影响，这个过程中他的道德观念不再那么保守，他越来越能接受自己。同时，他也越来越能接受别人，也越来越愿意为别人负责。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那些伟大的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士，都没有研究过人成年后经历的这种渐渐成熟的过程。但是在这几十年的研究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亚当·纽曼和其他受研究对象都在不断变化成长。

确实，格兰特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对纽曼经历的这种变化进行记录，这样一来，当埃里克·埃里克森这样的心理学家注意到成人的变化成熟过程并想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研究时，就有大量的临床资料可供他们参考。

20世纪60年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纽曼的转变，但也只是多种因素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受研究对象在20世纪60年代都经历了像纽曼一样的变化，有的甚至越来越顽固。关于成人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方式，但是都必须经历挣扎。显然，格兰特研究中其他受研究对象并没有经历像纽曼一样的在性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就像儿童向青少年的转变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正视自身的性欲，我们对待性的态度会深刻影响我们的一生。

纽曼的故事也说明了长期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受研究对象的记忆会反复更改。（其实也暴露了研究人员的记忆会反复变化，一会儿我会说到这一点。）我在他50岁那年采访他的时候，他能记起来的唯一一个反复做到的梦是在车库后面偷偷撒尿，他还说他一进入哈佛就不再信教了，并开始怀疑宗教信仰是否真的有用。50岁时，他记不起自己大学时曾一周参加四次弥撒并反复梦到形似女性胸部的两棵树，就像他在19岁时记不起关于母亲的痛苦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纽曼对过往的回忆不断被更改，而记忆的更改其实总是服务于他的心理转变。他逐渐承认并接纳自己的情感，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在不断调整内在的自我来适应这个世界。比如，在他55岁时，我写信问他能不能将他记忆发生变化的例子写进公开出版的文章中。他又采取了压抑（译者注：把令人烦恼、痛苦的想法、冲动等压到潜意识，不让其达到意识层面）的心理策略——他从来都不因为自己的想法出错而紧张焦虑，他的回信十分简短：“乔治，你肯定是寄错人了。”

67岁时纽曼告诉我，对于那些让人不快的记忆，他的态度就是“忘掉吧，让它过去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并不代表他从控制狂的心理彻底转向了禅一般的超脱。相反，在很多方面他更像是回到了之前的状态。即使他不再像母亲要求的那样逆来顺受，但是他更不像他女儿那样完全不受约束。

事实上，他现在又有点自我约束了。他不再继续教学，中断了这项社交性较强的事业，回到了数字的世界。从55岁到68岁退休，他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管理着德州那些新兴特大城市中的综合区。尽管表面看来他好像经历了三项完全不相干的事业——弹道导弹工程研究、社会学教学以及最后的城市规划，但他做这三份工作都是以多变量统计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尽管说他已经紧跟时代的步伐成为电脑技术人才（他那个部门的技术大牛们大多数都比他年轻二三十岁），但他依然还是不善社交。“我不知道‘朋友’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他70岁的时候说道。他这时候已经不再冥想。72岁时，当他回忆自己之前担心理性思考会影响他的天主教信仰时，他还说：“我读了太多神经心理学的书籍，所以失去了冥想的乐趣。”然而，72岁时他最关心的还是核裁军——他年轻时做了很多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工作，现在想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这也显示了监护者的发展阶段（developmental stage of Guardianship），在第5章我们会讨论这一点。

纽曼一直都具备的一项特长就是幽默感，这在学统计的人当中可不常见。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都不会抱怨自己的性冲动比他老婆的要强烈的多，他有一种比较委婉且诙谐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做爱是一项需要不断实践的艺术。

在最后一次采访时，纽曼仍认为他对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对妻子的爱从少年时期一直持续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已经计划好了，如果妻子在他之前离世，他就加入塞拉俱乐部，与那些环保主义者一起度过余生；但他还是在从事与数字有关的工作时最快乐。他不会过多地与人接触，但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会抓一把种子然后把手伸出去等着鸟儿来吃他手里的种子。

纽曼在很多年前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去教堂则是更加久远的回忆了，但是他会骄傲地向我展示他在电脑上制作的那些看起来很玄乎的不规则图形。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矛盾体，但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保持一致，也会在其他方面呈现出矛盾之处，但其实方方面面都是他们本质的体现。改变越多，他们的本质会越来越趋于稳定。纽曼既相信神学，又是一名工程师，从始至终他都保持着这样的双重特点。

纽曼也一直都把压抑当作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他72岁时我第三次问他，他还能不能记起年轻时有什么反复出现的梦境。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是说我穿着溜冰鞋然后摔进后门口的那个梦吗？”30年间，我曾三次问他青少年时期经常梦到什么，每次他的回答都与之前的完全不同。19岁时他惯常采用压抑的心理策略，72岁时依然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丝毫没有变。他不再单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年轻时期他只关注自我，这些年来他对其他人和事也培养起了兴趣，而且更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的情绪更加平和。一名郁郁寡欢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很知足的老人。结束采访时，我问他，对于这项参与了50多年的研究他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他问的是：“做这项研究你感到快乐吗？”

当我准备离开时，我礼貌地跟他握手，他——这个大学时既不配合又很以自我为中心，两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既害羞又理性的人——大声说道：“让我给你一个德州式的告别吧！”然后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18年后再看我那次采访后写的总结，我发现我写得很简单，“他的故事简直让我着迷”。我也有点懊恼地发现，我和他一样会出现记忆偏差，而且也有防御倾向。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他55岁的样子，在我记忆中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逐渐轻松平和。我完全不记得他后来改做城市规划（也算是工程类，与炸弹设计相比形式更温和一些）。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出一条教训：研究人员的记忆与受研究对象的一样不可靠。如果没有长期的书面记录，我们很容易就会遗忘一些令人不快的记忆，我跟纽曼都是这样。甚至是重读自己之前写的记录也不能完全避免记忆的偏差，因为我看到了纽曼的死亡证明。20年来，我早都忘了，在72岁接受采访时，他说他马上就会死于癌症，而且会死的很痛苦、很难看。因为我自己很畏惧死亡，所以我总是选择忽略他即将不久于人世这个事实。可是，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考虑的话，我又怎么敢说自己了解纽曼晚年的经历呢？

尽管如此，在他逝世不到一年之前，亚当·纽曼为格兰特研究写下了他最后一句话：“我很快乐。”他完成了埃里克森所定义的生命的最终阶段——整合（Integrity）（第5章）。这一点我至今还无法做到。我比纽曼本人还要害怕他的离世，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忘掉他患上癌症这件事。我父亲还没来得及教会我人生的道理就离开人世了，但我与纽曼的这段经历提醒着我，我从格兰特研究以及所有实验参与者身上学到的很多很多。死亡也可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对人生我们永远充满好奇

小时候我对显微镜并不感兴趣，但却向往帕罗马山上的望远镜——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我想将整片森林尽收眼底，而不仅仅是孤零零的一棵棵树。成为精神病学家之后，我想观察生命的整个历程，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人生阶段。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从宏观上对整个生命历程开展的观察和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得出很多惊人的发现，因为如果研究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我们的研究发现会推翻甚至颠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充分的体育锻炼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但经过长期研究，我们发现健康的身体也是获得社会支持和保持充分锻炼的重要原因。

有的读者可能会反对我们的观点甚至感到愤怒，但伽利略很早就发现，望远镜也会给人们带来更多问题。换句话说，长期研究虽然能给人启发，但有时也会引发新的困惑。

更让人烦恼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就是最终结论，即使是最新的发现也值得推敲。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变化，纵向研究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时间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而这些改变就发生在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每时每刻；时间推动着科学思想不断进步，同时也在不断淘汰老旧的科学。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长期研究无法避免的问题。

如果望远镜放大倍数足够高，那么很可能我们观察事物时透过的光线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格兰特研究只有75年的历史，但是75年已经不短，在人的一生中已经算很长一段时间了。许多早期的研究后来被发现都是错误的、过时的或者狭隘的，我们现在的新发现将来也很有可能被挑出毛病。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某些研究发现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同时，对于那些对自己的人生充满好奇，或者对自己所爱的人的人生充满好奇的人们来说，所有的研究发现都给了他们思考的空间。

我不禁想起了我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孩子，”院长告诉我（当时是1955年），“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教给你的那些知识有一半在将来都会被推翻；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些知识以后会被挑出错来。”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届的医生都受到患者的肯定。所以我相信，格兰特研究虽然历时已久，虽然是20世纪的研究，但却可以给21世纪的读者们提供很多新鲜的思路、带来很多启发。02实践揭示真理——用什么来衡量人生

事实验证才能揭示真理，事实验证才是理论的基石。——P.D.斯科特

这一章我会细致地讲一讲我们如何开展、如何利用纵向研究，以及纵向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会用实例证明前瞻性纵向研究获取的信息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惯用方法获取的那些信息有什么不同。我会通过数据和故事来解释我们的研究成果，整本书我都会将数据和故事结合起来。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编辑问我格兰特研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就立刻答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感。”我的这个回答并没有任何官方证据的支持。这个回答马上遭到了一家主流商业周刊的质疑，他们尖锐地指出：像关系、情感这类不切实际的概念在人吃人的现实世界有什么价值？

显然，我卷入了人类发展研究中历时已久、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争论：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换句话说，身体条件和成长环境哪个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发表各自的主观看法，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客观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加入格兰特研究已经40年了，我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来回答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呢？

首先我想通过对比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从实验对象中选取两个对照组，一组人拥有优越的身体条件，另一组人成长环境良好、拥有幸福的童年。我可以比较50年后这两组人的状态。之前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对比，事实证明2009年的时候我也无法完成这项实验，至少不能严格按照我设想的规则来做。在格兰特研究中，身体条件的资料汗牛充栋，可后天培养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

要知道，我掌握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格兰特研究。“先天条件”这方面的信息很容易得到。在20世纪40年代，格兰特研究的研究人员都坚信，具有典型雄性体格的男性更容易获得成功，而且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关于受研究对象身体条件的信息。所以，很容易判断哪些人的先天条件优越，至少身体条件是很好判断的。但是“后天培养”却情况不同。

在下一章我会细讲，最早一批研究人员并没有考虑到他人的关爱会是影响成功的因素。现在的人格研究者往往不考虑人的面相，而20世纪40年代时被研究人员忽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环境因素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家庭氛围这些更加细微的因素。由于这方面的信息有限，所以我很难判断哪些受研究对象的成长环境比较温馨。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曾经被《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过。对于我当时受访时的回答，这家报纸的评价是：关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要让21世纪的华尔街精英相信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爱，那可不太可能。

但我的兴趣由此被激发了。我现在是真的想看看格兰特研究的数据对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辩论能带来多少启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根据现有数据所能说明的情况来重新界定这个问题，要明确“成功”和“爱”这两个概念的意义。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哪个因素最能促成人在晚年的成功，是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还是儿时受到的关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解决一些其他问题。首先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提出的问题：什么才算成功？高中学校里的足球明星通常被看作是青少年当中的成功榜样，但是一名优秀的四分卫一定能在晚年时成为人生赢家吗？

后来我想到，尽管人们可能会争论400米赛跑和跳高相比哪个更难一点，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能在“十项全能”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类似地，用单一指标来定义成功肯定又会遭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质疑，也会引发争议，所以我就设计了一套“人生赢家十项指标”——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人生晚年十项成就。我还想看看这“十项指标”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具体来说是与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和幸福的童年之间有无关系。

我的这种设计充分地反映了前瞻性纵向研究，尤其是长远研究视角的优越性。我也将格兰特研究一直在探索的许多具体的、孤立的问题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会细讲。我就像是用一架望远镜快速地把一副巨大的画面尽收眼底，将几十年间的理论观点和分歧梳理清楚。这也算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将大家带入格兰特研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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