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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才柱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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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入画试读：

序言 看见美，看见痛，看见力量

一 那时候的我和我家

我在中嘴出生

在充电房住了八年

搬到了辽叶河沟

我上小学有点儿难

我和秀英结婚了

我们张家的历史

二 那时候的童年

镰刀打义赢猪草

女孩捡子儿，男孩走六子冲

打土电话

笋子虫推磨

我和春娃儿做花号

赢铜钱

打跪下

滚铁环

做雪人

童年往事

三 那时候的乡村

欢欢喜喜过年

闹元宵

八月十五烧橙香

热闹的静观场

黄糕粑与西洋镜

大雪天后赶场

姑娘姑爷回娘家

孔明灯飞上天

放烟火架

看土电影

落雪弹子真可怕

背口诀 打算盘

消失的农家常事

天亮出门捡狗屎

组装矿石收音机

听半导体收音机

上梁说梁 儿孙满堂

夹泥匠敷墙壁

点点谷起杉皮房

筑土墙 配新房

打着灯笼上夜校

骗人的观花娘

这个院子出疯子

四 那时候的农事

春耕时节

戽斗没水浇田地

水车车水平秧田

种小春

绳索牵引机耕大田

河边筒车浇农田

搭谷子

脚碓椓米

搭炕灶 炕稻谷

犁冬水田

竹罩子捉鱼

场镇上的米场

王家面坊牛拉磨

张面匠的水磨坊

推腰磨 筛罗筛

石匠修磨子

烫槽房里杀猪

屋前屋后上草树

火药枪打野鸡

农具

五 那时候的副业

充电

买煤

挖煤

拉筒坡和扯水

挖桐子米

油坊榨油

扯竹麻

采苎麻 转麻绳

村姑说笑打草鞋

手脚不停织麻布

养蚕子 抽蚕丝

弹棉花

做蓑衣

编篾活 打席子

做木活

补锅

打铁

打纸

香厂

石灰厂

纸厂

炼焦场

砍松树 烧黑炭

老鹰岩的炼铁厂

倒锅

矿车运煤

鸡公车运煤

马车和人力板车运输

山边修喷灌池

六 那时候的集体生产和运动

生产互助

做大集体活路

吃集体伙食那两年

挑肥料上梁子

我和大哥交公粮

开社员大会

农业学大寨

偷木料

大锤打开乌龟石

修公路

修桥

高音喇叭

学生搞宣传

菩萨遭殃了

“四清”那两年

打倒牛鬼蛇神

扯地皮风

地雷炸死人

男女老少吆麻雀

家家户户打耗子

大办钢铁筑高炉

高炉出铁送喜报

修水库

七 那时候的辛苦

灶屋里拴牛

灶屋里喂猪

吵闹的歇房

张石匠家的夜晚

起早贪黑的农家妇女

大姨姐

农忙时节烦事多

大田薅秧啰哎

稻田里的捕螟灯

晒粮最怕偏东雨

雨天忙农活

抗旱挑水浇禾苗

秋夹伏 热得哭

加夜班 点胡豆

下夜力挣钱

淘野煤炭

割猪匠 呦走得远

改匠改料 又苦又累

纤夫拉船 风雨无阻

人扛马驮搞运输

停停走走 拾锅炉

上山捡柴捞松毛

挖野菜树皮充饥

抢蕨苔粑粑吃

李家和陈家

唐光兴的肚皮

荒年的几件事

种田争水 吵嘴打架

重庆张大爷的“回忆画”，2014年就在网上火过一次，当地很多媒体都报道过，网络上也有不少转载。人们惊叹于这些画所生动再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生产、生活场景，尽管时间并不久远，却有沧海桑田、恍如隔世之感。当然，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这些画的作者张才柱：他1946年出生在重庆北碚乡下，只上过四年小学，年轻时务农，没学过一天专业美术；他先天高度近视，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眼镜，右眼视力为0.3，左眼为0.1；六十岁那年，他被查出患有淋巴癌，六十六岁开始创作“回忆画”。

2012年的一天，张大爷在逛书店时偶然看到了美国人贝蒂·艾德华（Betty Edwards）写的《在黑暗中绘画》（Drawing on the Artist Within）一书，封面上有一句话：五天画出你的心。他一下被击中。张大爷说，小时候上图画课时，自己画什么像什么，一直感觉画画不是多难的事情。这本书里介绍的绘画方法极大地启发了他，他像突然间被唤醒，特别想画一套“回忆画”，让沉睡在记忆深处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他去图书馆查阅，发现自己想画的那种画此前并没有人画过，愈加觉得画出来一定会弥补一个空白。几年前身患癌症的经历，让他感到生命的尽头似乎伸手可及，也让他想到，来这世上走一趟，总得留点儿什么东西下来。画“回忆画”的想法让他兴奋和激动。

在张大爷出生前，家中已有六个孩子。逐渐衰落的家庭没法再多承担一张吃饭的小嘴，所以，母亲怀着他时吃过三包打胎药，这可能是他生下来就高度近视的原因。张大爷天性聪颖，虽然十岁才有机会上村里的小学，但功课门门优秀，无奈上完小学就没有机会再上学了。后来，他自学组装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在乡下给人装一台矿石收音机，他收五元钱，材料费大约四元，净赚一元。妻子李秀英十八岁时和他相亲，只见了一面便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就是看上他会装收音机，相信“跟着他不会饿饭”。

秀英眼光不错，张大爷不仅干农活儿样样在行，木工、泥瓦匠的活儿也一学就会，后来还学会了安装电视机。1979年，电视机在城里还是稀罕物时，他就自配零件，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供家人享用。此外，他还学会维修各种机电、家电，进行简单的机械制图，甚至考取了矿山机电助理工程师资格证。八十年代，他一边务农，一边安装矿灯充电架去卖，同时还在社办企业、私营企业里负责机电维修等技术活儿，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更不可思议的是，张大爷还学着开方子看病。查出淋巴癌后，他便自学中医。大约经过一年的放化疗后，他和秀英开始上山采药，并坚持定时煎药服用。慢慢地，他的身体竟然完全恢复，与常人无异。

决心投入“回忆画”的创作后，张大爷为自己的绘画计划做了充分的准备。像以往学习任何东西一样，他买了好几本教绘画的书回家琢磨，尝试过各种颜料——水彩、水粉、丙烯，哪种画着顺手、效果好，就用哪一种。他边学边画，由于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作画时双眼都贴到了纸上。他说自己记性好，回忆起过去，那些人和事都清楚得很，想出一个画面就把它画下来。起初还有点儿难，后来越画越自如，短短两三年，他就完成了一百五十余幅作品。

受张大爷画作的吸引，也为了追寻回忆和画面交汇的踪迹，我们曾去追访画里的那些地方：他住过的老房子、充电房的山坡、山坡上的小煤窑、炼焦场……如今，田园荒芜，草木却异常繁茂，好像要将回忆掩盖起来。老房子已是残垣断壁，充电房也早已没有踪迹，附近的房屋和当年的小煤窑都被厚厚的藤蔓覆盖，倒是炼焦场的一个个炉窑还能清晰辨认。身处“记忆”和“画面”的现场，虽然物非人亦非，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画作与实物之间的联系，让人一下子反应过来：“哦，画的就是这里！”然而，在回忆的光晕之下，他笔下的画面远比现实更有诗意。

张大爷的“回忆画”画得优美而细致，看着那些画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作画时的状态——沉浸在记忆中，一笔一画地勾勒出过去的物事：房顶上的灰瓦，一片片、一行行，深深浅浅的影子，光倾泻在上面；房梁在时光中留下的喑哑与光亮依稀可感，连木纹也在岁月的打磨中清晰起来；桌椅板凳、背篓箩筐、灶台水缸、锄头犁耙、簸箕木桶……都是那样活灵活现；祖传的那幢今天只剩下破瓦断墙的老屋，在画里有着瓦灰的屋顶、土红的砖墙、深红的大门和窗户；房前屋后的山坡上，是一块块深绿、浅绿、鹅黄、青蓝或开着白花的田地；垒筑田埂的条石浓淡不一，石缝间的青苔青翠可见；充电房四周的池塘溪流、弯弯的山路、引流山溪的竹筒、姿态好看的大树、摇曳多姿的竹林、正在劳作的农人……带着张大爷的情感和记忆，画面仿佛自己在述说，栩栩如生又静谧安详。

那时候的童年时光、那时候的乡村风俗、那时候的农活儿生产，张大爷的画笔触到这些内容时，好似进入了一个个美丽的梦境：淡淡的灰蓝色调下，田野五颜六色，天空透着纯净的蓝，树木蕴含蓬勃的绿，人物衣着色彩鲜艳。孩子们聚在大石块上，女孩儿捡子儿，男孩儿走六子冲，几头白色的山羊在边上的草丛里撒欢，打猪草的背篓撂在一旁。两个打土电话的小娃儿，一个站在晒坝上，一个站在石板小路上，远处是山，近处是田，头顶上是明净的天空，两个孩子正拿着竹筒，拉着细细的麻绳，仔细地听对方说话，他俩的举动吸引了一旁大人的注意；还有你追我赶地滚铁环，用镰刀打叉赢猪草，捉来笋子虫推磨玩，在梯坎下扔铜钱，在田地里打跪下……这些描绘童年生活的画面无不透出活泼、可爱、欢乐的气息。每逢佳节，人们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正月初一，每家都要挑银水、煮汤圆、放火炮；元宵节那天，要舞狮子、划龙船；到了八月十五，户户都会拜月亮、烧橙香。赶场也是热闹非凡的日子，人们三五成群，走走逛逛，吃喝笑闹；身穿长衫的老头儿衔着长烟杆转来转去，孩子们围着卖黄糕粑和经营西洋镜的摊子流连忘返。再看那迎亲的场面，山乡小路弯弯，送亲的人们欢欢喜喜地走来，有人抬着被褥、蚊帐，有人挑着镜子、水壶，迎亲的人们在家门口守候，远远望见送亲队伍，便放起了鞭炮。那会儿的农活儿在回忆中也是有滋有味：种小春，搭谷子，扎草树，犁冬水田，用竹罩子捉鱼，脚碓椓米，磨坊磨面，烫槽房里杀猪，农闲或下雨时村姑们说说笑笑打着草鞋。孩子的游戏、乡村的风俗，以及许多日常农事，从张大爷记忆深处流淌出来，温情脉脉，趣味盎然。

张大爷认真地回忆着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难忘的场景，一笔一笔地把它们慢慢画出来，平凡的日常生活化为饱含深情的片片落英，在张大爷的画笔下发出温润的光泽。当然，回忆中既有温暖和美好，也有辛劳和心酸。比如，他画下了那时的灶屋，很多人家都没钱给牲口单独修棚圈，只好把牛或猪拴在灶屋里喂养，而一家人做饭和吃饭也都在那里。不难想象，春夏秋冬，蚊虫、气味自是难忍。那个时候的妇女很辛苦，既要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又要做饭、洗涮、缝补、带孩子。在一幅画中，一位农妇深更半夜一边用脚摇着地上摇篮里的孩子，一边手上还在打鞋底板。张大爷还画了他的大姨姐白天做集体活路时，只能把孩子固定在背篓里，再锁进空无一人的昏暗屋子，任凭孩子在里面哭喊。

那时候，搞“副业”能挣点儿钱。一般所说的“副业”，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以外的一些小规模的手工劳动或工业生产，比如养蚕，织麻，制香，小煤窑挖煤，造纸厂造纸，石灰厂烧石灰等，大都是一些很苦很累的活儿，但有得做就是幸运。还有弹花匠、棕匠、篾匠、木匠、铁匠、补锅匠，这些手艺人总是凭自己的手艺走街串巷，养家糊口。闹灾荒那两年就没有这种幸运了。那时彻底实行“一大二公”，连吃饭都吃集体伙食，当年的情景被张大爷记录在了他的画里。一到饭点，每家派一个人拿着桶或盆去伙食团取吃的，饭食以胡萝卜为主，冬天则只有菜羹羹。生活如此艰辛，饥饿如影随形，他现在想起来都还心酸，不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他感激野菜树皮救了自己一命，于是画下人们上山挖野菜、剥树皮的场景。有些饿得走不动路的老弱病残，只能在门前屋后挖点儿野菜和白泥巴，混在一起做成粑粑，可是吃多了拉不出屎来，几天人就没了。荒年里难得的美味要数蕨苔粑粑——人们上山挖来蕨苔根，用火烘干，刨去粗皮，再用石臼舂、磨子推、筛子筛，磨成粉后做成粑粑。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有很多人卖蕨苔粑粑，也总有饥饿难忍的人故意碰倒装粑粑的背篓或箩筐，大家便疯了般上前抢了吃掉。这情景他记忆深刻，所以那幅《抢蕨苔粑粑吃》也画得格外生动。

张大爷还画了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后，武装人员带人去家里分浮财；画了五十年代破除迷信时，庙里的菩萨纷纷遭殃；画了“四清”运动中动员干部交代问题；画了“文革”时打倒“牛鬼蛇神”；画了农业学大寨；画了大炼钢铁的现场和炼出一块铁就敲锣打鼓去公社报喜；画了地雷炸死人；画了偷粮食和偷木料的人……当他画那些心酸的场景时，画面常常比较粗略。“江山如此多娇”是张大爷所描绘的那个时代中最为人熟知的诗句，也是一幅著名画作的名字。那时候，江山令人神往，可真实的个人却往往消融于时代浪潮里而成为符号。作为小人物，张大爷只是把自己记忆中的一幅幅场景描画下来，而所有的场景都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他的画无法不关注与美丽江山有着同样分量的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与江山共同构成了“回忆画”的主角。在他的画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挑肥料上梁子，下夜力，捞松毛，淘野煤炭；他们抬锅炉，筑路修桥，改土改田；他们以最原始的方法榨油，挖煤，造纸，炼焦，烧石灰……在险恶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劳作中，他们不怨不叹，默默承受，为吃上一顿饱饭，为日子好过一点儿，出大力，流大汗，他们平凡、隐忍，能吃最大的苦，受最大的累，生生不息。解读这些画面，你不由得为这些顽强的生命而感动。那些挨过饥荒与死亡的无声人群，他们身上隐藏着怎样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被建设得如此繁荣强大，那些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里，一定也遍布着这样的力量和灵魂。

张大爷的艺术创作本身，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因科技的发达和经济的膨胀而急骤向前的时代里，他用画笔为我们留住了过往生活的画面，它们是历史鲜活的注脚，也是罕见的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史。张大爷说，他画这些画也是想感恩如今的生活，和过去相比，今天真是太好了。那些永逝不返的日子在他笔下散发出沉静、温润的光泽。透过这光泽，我看见美，看见痛，也看见了一种力量，它遍及崛起中国的各个角落。

作为本书的出版策划者，感谢我的挚友叶莹在诸多事项以及整个采访过程中的热忱帮助，感谢《重庆日报》的老同学任锐在第一时间帮忙找到张大爷的联系方式，感谢摄影记者苏思对画作拍摄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愿《往事入画》的出版让大家感到我们努力的价值。青豆书坊 苏元2017年3月15日一 那时候的我和我家我在中嘴出生[1]

中嘴的老屋是一座三合院，1910年由我父亲建成。院子最初是住宅，由围墙、朝门和几间厢房组成，右边的厢房住着我们一家，左边的厢房住着我家的佃客刘章顺。后来，院子左边建了纸厂，与厢房连接。

1946年农历十月十六子时，我出生在中嘴，父母为我取名“张才柱”。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家人都叫我“幺娃儿”。

1949年，我家被划为地主成分。1950年，村干部命令我们全家搬到距离中嘴一百米左右的充电房去居住。【注释】[1] 位于现在的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亮石村。在充电房住了八年

1950年，我们一家搬进了充电房。当时，我们只挑了两担东西，主要是些衣服、铺盖、饭碗和几升粮食。

充电房有两间屋，占地四十平方米左右，是一位叫吴金山的外地师傅修的。吴师傅跟我们家生活在一起。平时，他除了充电，也帮我们搞农业生产。

过了两年，吴师傅搬起他的水车和发电机回老家去了。我家继续住在充电房，直到1958年离开。从四岁到十二岁，我在充电房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搬到了辽叶河沟

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全家用大箩篼装着很少一点儿家当，从充电房搬到了辽叶河沟的房子。那时候，白天没有一个人在家。二姐、三姐和我在读书，妈、大姐和两个哥哥在生产队做集体活路。全家人都是天亮出门，天黑回家用冷水洗了脚就睡。我上小学有点儿难[1]

从前，小孩子上学是很困难的。当时的小学分为村小和完小，村小设在乡村，完小在场镇，要读初中就得去大一点儿的场镇，路远的话每天要走十来里。[2]

我七岁时，二姐和三姐带着我到高家庙完小去报名上学。入学前有简单的考试。先是考官提问：家在哪里？家里有几口人？家人都叫什么名字？……这些都难不住我。然后考听力，考官握着一只手表，轮流放在我的左耳和右耳边，问我响声在哪边，我都答出来了。最后考视力，我用书的一角挡住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看着对面墙上的视力表，只感觉墙上有块模模糊糊的东西，其他啥也看不到。考官说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收。

第二年秋天，两个姐姐又带我去报名，还是同样的结果：视力有问题。回到家里，我妈骂我笨，不分青红皂白大吵了一顿，说别人都能考取，就我不行。后来我听说，妈怀着我时，家里太穷，子女又多。结果，她就吃了打胎药，准备把我打掉。可是，我的命很硬，三包药都没把我打下来，但眼睛成了先天性高度近视。

1955年，与我们相邻的楼房村办了一所小学，只有两个班。我大哥和学校里的老师有点儿交情，就带我去报名。因为乡村小学人不多，两个班都还差几个人才算招齐，所以老师把我收下了。我开始读

[3]一册，班里共有三十二个人。学校一般是早晨九点钟上课，十二点放学；下午一点半上课，四点半放学。住得近的同学中午回家吃饭；离学校远的人，有的带饭吃，有的要到下午放了学才回家吃饭。[4]

我家附近的煤厂有一所职工子弟小学，校园里有梭梭板和跷跷板，村里很多小娃儿都喜欢跑去围观。我上的楼房小学是一户人家让出两间屋子办起来的，非常简陋。整个教室就靠着大门透进来的光线照明，后排的学生经常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后来，老师只好把全班的桌子掉一个方向，把黑板安在进门的左边位置，这样才好一些。因为我高度近视，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的左边，但那时我没有戴眼镜，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上写的字。所以，我上课注意听老师讲，下了课就到黑板前面，把上面写的字抄在本子上。

我学习认真，成绩很冒尖。第一册读完领通知书时，我的四门课（语文、算术、音乐、图画）全都得了五分。说到画画，连老师也不及我；手工劳动，我也是一流，用黄泥巴做什么像什么。【注释】[1] 完全小学的简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师资、生员、经费等原因，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小学年级设置不全，只有较大的小学才设有完整的年级，被称为完小。[2] 三圣镇的旧称。[3] 一年级第一学期。[4] 儿童滑梯。我和秀英结婚了

1972年冬月十三，李秀英的堂哥做媒，在离他家不远的兴隆场看人、定亲。李家一共来了四个人，张家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在兴隆饭馆吃了点儿东西，就把亲事定下来。第二天，秀英和她母亲就来到我家看家。她们俩在我家耍了两天，双方都没有意见。过了几天，李家跟我约定在腊月二十六结婚。

从看人到结婚只有一个多月，这是媒人的主意。他知道我家庭成分不好，怕时间久了事情有变。当时，我二十六岁，秀英十八岁。她看中我会修收音机，不管其他方面好不好都愿意嫁给我。

李家在三甲，我家在四甲，中间隔着三十多里路，还要翻过一座山。腊月二十六那天，我找了生产队的陈富贵帮我抬铺盖。那时候，如果女方家庭条件好，置办的嫁妆就多；如果条件比较差，嫁妆就少，甚至没有。李家虽然很困难，但也给秀英准备了一顶麻布帐子、一床铺盖和一口箱子。陈富贵挑着帐子、铺盖和箱子，还有其他添箱的镜子、水瓶。送亲的有秀英的兄弟、老表、表嫂、媒人等十多人，大家一起欢欢喜喜地往我家走。

快到我家时，全家人都出来迎接，鞭炮也响起来，热闹得很。我的三个姐姐都来了，没其他外客。李家和张家的亲客先后入席，我和秀英就挨着敬酒。当时的乡下，看不到有人拜天地，也没见哪一家请过吹拉弹唱的乐队。第二天，我和李家的送亲客一起去他们家，这叫

[1]转面。吃过午饭，我和秀英就回辽叶河沟了。

接下来，扯结婚证遇上了麻烦。我们俩到公社去了几次，公社的[2]乔文书都打我的夹夹。他对秀英说：“你一个贫下中农为啥要嫁给一个地主子女？”秀英答：“地主子女就不准结婚了吗？”好说歹说，乔文书就是不给扯结婚证，我们差点儿和他吵起来。公社搞治安的干部张高全正好路过，看见我们吵闹，就过来问情况。他对乔文书说：“把结婚证扯给他们，他们都跑了好几次了。”乔文书这才答应，我和秀英都很感激张高全。【注释】[1] 回门。[2] 找人麻烦，让人为难。我们张家的历史

我的祖父张永途生于清朝道光年间。当时，重庆江北礼里下设六个场，其中一个叫三圣场。张家是个富裕的大家族，占据了半个三圣场，人称“张半场”。

祖父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张隆评在清末民初任监政、乡长，重政兴学，受民众崇敬，人称“张大公”。二儿子张隆访善于经商，开办过铁厂、煤厂、纸厂等，富甲一方，常常在年末开仓济民。三儿子张隆试就是我的父亲，他重礼仪，好诗文，勤劳肯干，也开过煤厂和纸厂，人称“三圣公”。四儿子张隆赞，曾办族会，经实业，以铸造闻名，乐善好施，断事公正，人称“张公道”。

后来，四兄弟分成四家。我父亲迁居中嘴，在那里开了一家纸厂。父亲有文化，诗词文章都很不错，年轻时还教过书。而且，他脾气好，[1]结交了很多朋友，是袍哥仁字号大爷，深受弟兄们拥戴。父亲的记忆力也特别好。纸厂一天要收五六十捆料子，每捆料子重量不等，这人多重，那人多重，称完后要到晚上才有空记账。几十个人划的料子，他都不会记错。

父亲有两房妻子，我母亲王永秀是二房。母亲比父亲小二十多岁，嫁到张家前结过一次婚，生下了我的大哥康宁。由于康家发生变故，她带着大哥来到我家。后来，母亲相继生下二哥、三哥、大姐、二姐、三姐和我。

1949年，我只有三岁，模糊记得一些事。佃客刘章顺住的厢房里堆了一地东西，那是准备分给大家的浮财，很多人围成一圈等着。一个干部拿着本子念，张三分啥，李四分啥，点到名的就去拿自己那一份。有人用背篓背，有人用箩篼挑。第二天，我们家来了几个背枪的武装人员，他们一边嚷嚷着“缴押佃、缴押佃”，一边叫我们搬家。除了在合川县工作的二哥，父母亲、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和我，一起搬去了充电房。后来，我跑到中嘴去耍，看见大门小门全部关了，门上用纸条贴了个叉叉。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房子被查封了。我画的就是分浮财的场景。

幸好充电房后面有个煤厂，厂里炼的焦炭要运到江北钢铁厂去炼铁。当时运输完全要靠人力，来回有八里路。我们一家就靠运送煤炭糊口，哥哥们用箩篼挑，妈和姐姐们用背篓背，我跟在他们后面耍。三姐当时五岁，也用背篓背焦炭。我们一次去四五个人，挑一趟，背一趟，几个人可以领到好几斤米。

1951年，父亲去世，我刚刚五岁。从此，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艰难过活。【注释】[1] 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民间帮会组织。二 那时候的童年镰刀打义赢猪草[1]

五十年代初，我只有五六岁。那时候，只有少数小孩子有机会上学，没读书的小娃儿就放牛、割草、捡柴。说是干活，但只要出了门，一群孩子就开始疯耍，有的捉螃蟹，有的用镰刀打叉。总要耍上一阵子，各人才捡柴的捡柴，割草的割草。邻居春娃儿和春小妹比我大两三岁，加上其他几个娃儿，我们总是三五成群地结伴玩耍，好不快活。

打叉之前，要把三根竹竿绑起来，然后每人扔出一把镰刀，扔得最远的人就拿起镰刀扔向竹竿。如果打中了，其他人就要给他一把猪草；如果没打中，就由第二个将镰刀扔得远的人来打竹竿。玩够了，我们就去打猪草，最后照着打叉的结果分配猪草。【注释】[1] 本书作者叙述的年代均为二十世纪中的年代。女孩捡子儿，男孩走六子冲

女孩子在左边的大石头上捡子儿，男孩子在右边的石头上画好棋[1]盘走六子冲。我最爱待在一旁看大娃儿们走六子冲。【注释】[1] 一种棋类游戏。打土电话

小时候，我和春娃儿经常做土电话耍。土电话做起来很简单：先锯两节直径约一寸、长约四寸的竹筒，把两块牛皮纸分别蒙在竹筒两端，用小麻绳缠紧；在牛皮纸中心各开一个小孔，再拿一根二三十米长的麻绳，两头各自穿入牛皮纸中心的孔内，并套上两节半寸长的鸡毛筒。两个人各拿一个竹筒，拉着悬空的麻绳，就可以打电话了，那声音就像有人直接对着你的耳朵讲话一样清楚。笋子虫推磨

笋子虫是在笋子出土一到两米高时长出的虫子，它的嘴像一根短短的棍子，会在笋子里钻出很多小洞。笋子被吸干了水分，就长不成竹子了。所以，人们见到这种虫就捉。

小娃儿经常用笋子虫推磨玩——用竹签子穿过笋子虫的脚，手摇动下面的竹竿，笋子虫就飞转起来。小时候，除了在河沟的石头堆里搬螃蟹，我最喜欢捉笋子虫来推磨。我和春娃儿做花号

生长在重庆山区的很多小娃儿都会做花号。我的邻居春娃儿没有读书，每天都背着一个刀壳子出门，里面插着一把割刀。好多时候，我们俩会各做一支花号，玩坏了就再做一支。

做花号要用嫩竹子，先把一整根长竹子砍成许多大约两寸长的小节，去掉竹节；再将每一节的头削得薄一些，然后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成为一个竹筒；竹筒表面用三块竹片夹住，再打三个竹圈箍紧；最后在顶端的竹节上削一个岔口，用来吹花号。花号会发出“呜嘟嘟、呜嘟嘟”的声音，如今到哪里都听不到了。赢铜钱

五十年代的重庆农村，小娃儿们都喜欢玩打碰钱和进洞的游戏。

我四岁时，第一次看见哥哥和几个小娃儿在香厂旁边的石梯坎上打碰钱。打碰钱要挑有梯坎的地方，小娃儿站在梯坎最下面，朝着梯坎扔铜钱。谁扔的铜钱蹦得最高，就可以把其他人扔在下面的铜钱都捡走。

进洞就是在地上画三个直径六七寸大小的圆圈，每个圆圈相距一丈多，人站在第一个圆圈里，把铜钱投向第二个圆圈。如果投进去了，就把铜钱再投向第三个圆圈；如果没进洞，就让给其他人投。如果后来的人用铜钱打到之前的人扔在圆圈外的铜钱，也算进洞。落在最后的人就算输。打跪下

打跪下的游戏在我童年时很流行，小娃儿大娃儿都喜欢玩。吃集体伙食那两年，我和生产队的几个娃儿常常在樊家沟伙食团旁边的一块大田里玩打跪下。

怎么玩呢？把一块大约一尺五寸的石板立起来，人站在石板的一边，手拿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朝着石板的另一边使劲扔出去。谁扔得最远，谁就先打石板。先打的人把甩出去的石头捡起来，向着直立的石板打去，嘴里同时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如果石板被打倒了，被叫到名字的人就得跪下。如果石板没打倒，打石头的人就让离自己最近的人继续打，直到剩下一个站着的人。这个人如果打倒了石板，他叫谁起来，谁才能起来。滚铁环

滚铁环是小娃儿爱玩的游戏。铁环直径大约一尺五寸，小娃儿手拿铁钩，钩着铁环的一边向前滚动。在上下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同学总是你追我赶，看谁滚得快。做雪人

从前的冬天，雪总是下得特别大，铺满了整个地面。早晨起来一看，天地全是白的。老人说，雪落交了界，就是说雪把东山和西山连通了。大人们忙着扫雪，小娃儿们聚在一起做雪人。

有一年寒假，我和春娃儿，还有他弟弟，一起在院子里做了一个大雪人，比大人还要高。童年往事

我家住在充电房时，有天晚上下大雨，雷声隆隆，闪电不停。我们睡在矮矮的木楼上，大人伸手就摸得着瓦片。大雨落到屋顶上哗哗作响，说话小声都听不清楚。楼上没有窗和门，只有一个镜子大小的[1]方洞。扯活闪时，感觉就像是一个雪白的怪物从方洞跳进屋里，我吓得赶快躲到妈的怀里。妈说，那是打雷扯的活闪，雷不打好人，专打那些不忠不孝的人。三甲那边有个胡幺少爷和他的婶娘不清白，后来就被雷打死了。

充电房右边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沟，每逢涨大水，上游就会冲下来很多旧木料。我们和中嘴的邻居就把木料捡起来，晒干了烧火。顺着河沟往上走一里路是一家煤厂，煤厂是国营企业，算上工人家属一共有一千多人。工人和家属住的房子在山坡上连成一片，它们大多不高，由土墙和夹石墙建造，表面涂着白灰。

房子附近有合作社、卖吃食的馆子，还有大礼堂和职工子弟小学。合作社里经营百货、日用品。馆子里既卖吃食，也杀猪卖肉。那时物价便宜，猪肉两角八分钱一斤，鸡蛋三分钱一个。红烧面八分钱一碗，[2]里面有很多猪肉，大人一顿吃一碗也就饱了。冒儿头五分钱一碗，小娃儿一顿吃不完。

煤厂的大礼堂里能坐好几百人，前面是戏台，唱戏、演电影、开大会，都在那里。经常有乐山、成都的戏班子来演出，也有重庆本地的。外地来的戏班子都卖票，五分钱一张。我们小娃儿都不买票，总是从窗子钻进去看戏。我还记得当时演出的剧目，有《杨八姐盗刀》《借亲配》《水漫金山寺》等。看了《水漫金山寺》后，我学着里面的虾兵蟹将翻筋斗，没多久一气就可以翻四五个。一个叫跑三的男娃儿翻筋斗时不小心把腰杆跌了，回到家就被大人打了一顿！

房子的左边是煤厂的职工子弟小学。我跑到那里去玩，认识了好几个娃儿。有个绰号叫“小狗”的男娃儿学习成绩很差，出了学校就爱打架，很多娃儿都挨过他的打。[3]

一次，小狗看完电影出来路过一户人家背后的高坎子，就找来一把谷草，用竹竿把谷草捅进人家灶屋上面的烟囱里。第二天一早，唐大嫂起来烧火，点了好几次都点不着，最后火从灶里面冒出来，把她的头发点着了。唐大哥爬上屋顶，发现烟囱里有谷草堵着，只好用铁丝做成钩子，把谷草钩了出来。【注释】[1] 打闪电。[2] 将两只装满饭的碗扣在一起，取掉上面的一只碗，剩下一碗冒尖的饭。[3] 石砌的很高的堡坎。三 那时候的乡村欢欢喜喜过年

几十年前，农村家庭的小娃儿一听说要过年就欢喜得要命。俗话说：“吃好的，等过年；穿好的，嫁那年。”家里不管多困难，有点儿好的都要留到过年吃。正月初一那天，小娃儿们都起得特别早，起[1]来就放火炮。男人要出去挑一挑水，这叫挑银水。妇女在锅里煮汤圆，吃了汤圆一滚又是一年，表示一年都很顺畅。

五十年代初，工人、农民的日子都过得不错。我记得每年正月初一早晨，我妈都先起来把大汤圆煮好，哥哥们放火炮。吃过早饭，妈[2]一个人在家里照屋，我和哥哥姐姐一起到街上去看热闹。【注释】[1] 喻示来年多进银子。[2] 照看屋子。闹元宵

1953年正月十五的晚上，大哥拉着我和很多邻居一起走到高家庙的大操坝去闹元宵。高家庙的操场上围了大半场子人，大家都在那里看舞龙、舞狮子、划龙船。

那时没有电灯照明，要靠人在一旁打花。打花分为打水花和放干花。打水花要靠铁炉和风箱，先是像推磨一样把铁水熔化，然后倒入砂碗。打花的人用一把特制的小勺快速地舀起铁水并翻转，再用一块木板用力向空中抛打。铁水在空中散开，像一朵一朵的白花，照得整个操场像白天一样亮堂，好看极了。放干花很简单，只要把烟花点燃，朝天上放就行。

等舞龙结束，人们要把龙烧掉，这叫“化龙”。狮子要拿到庙上供起来，明年再用。八月十五烧橙香

听我妈说，她小时候，到了农历八月十五，也就是中秋节，家家都要烧橙香。橙香制作起来很简单：把香插到橙子上，每个橙子上大约要插十多支，然后把橙子插到竹竿上，对着月亮升起的方向，把两根长竹竿立起来。

竹竿下面是供桌，桌上摆着敬月亮的月饼、供果、茶水。全家人对着月亮祭拜，口里念念有词，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祭拜完，大家就要给去世的亲人烧纸钱。热闹的静观场

1952年，大姐带着我去赶静观场，街上花花绿绿，赶场的人和做生意的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当时，农村搞土改有一两年了，每家每户都分了田地，只要勤劳肯干，家里的柜子、粮仓都装得满满的。除了供销社和粮店是集体经营，场镇上的买卖多数都是私人生意，所以人人都很卖力。

从左往右看，左边第一家是饭馆。那时候的饭馆都是吃了饭再给[1]钱，价钱由幺师喊出来，比如“倒几席多少钱”“顺几席多少钱”。幺师喊的声音特别大，很远都能听到，叫“幺师喊堂”。坐柜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儿，幺师喊多少，他就收多少。第二家是卖布的小店，[2]店右边是尿巷子，再往右走是一间茶馆。掺茶水的人叫“茶壶”，他提着一把长嘴茶壶，壶嘴约有一米长，从很高处把茶水掺到茶碗里也不会溅出来。喝多了茶的人尿急了就往尿巷子跑。最右边是卖酒的[3]铺子，打酒的顾客提着一把酒壶。横街上有个补锅匠正在补锅。【注释】[1] 负责端菜和喊堂的堂倌。[2] 2 狭窄偏僻的小巷子。[3] 从主街道上分岔出来的小道。黄糕粑与西洋镜

五十年代，每到赶场天，高家庙大操坝就特别热闹，有卖米的、照相的、卖吃食的各种小摊子。卖米的人用升子和斗来称量大米。老年人喜欢穿着长衫，拿着一根长烟杆在街上转来转去。小娃儿们都爱吃黄糕粑。卖黄糕的人把一块块黄糕贴在锅边上烙成两面黄，馋得人不停流口水。

我和春娃儿去赶场时，最想看的就是西洋镜。它有点儿像望远镜，里面有很多好看的图片，看完一张就用手转动一下，再看第二张。看西洋镜要两分钱，可是我身上没有钱，只能眼巴巴地站在旁边。经营西洋镜的女人可怜我，过一会儿就让我看一眼。那时的照相机也比现在的大很多，要用一块很大的红布把照相师和相机同时遮起来才能拍照。大雪天后赶场

记得有一年，雪后第二天恰逢赶场。一路上，有人拎着提篼，有[1]人挑着皮篓，有人用柴马扛着老猪。大人大多穿着长衫子，小娃儿穿着背带裤。

因为天气特别冷，年纪大的老头儿穿着坎肩，提着铜造的烘笼，里面装着烧红的木炭用来暖手。【注释】[1] 一种扛东西的工具。姑娘姑爷回娘家[1]

从前，妇女回娘家时经常会打一把纸撑花。说来也怪，娘家的狗虽然生下来就没见过姑娘，但听说姑娘和姑爷回来了，就又蹦又跳地跑去迎接，亲热得不得了。【注释】[1] 纸伞。孔明灯飞上天

孔明灯也叫天灯，一般在办丧事时才会用到。它有点儿像热气球，但比热气球小得多，制作起来也不算费事：用竹片做成一个球形的架子，架子外面糊一层白纸，最下面留一个圆洞，圆洞上方固定一个碗，碗里装满菜油，油里放一把灯草。

放灯时，先点燃碗里的灯草，再由两个人把孔明灯抬起来，最后在圆洞下面燃放谷草。谷草烧起来后有很大烟雾，等烟雾灌满孔明灯，它就会飞起来。孔明灯上天后就靠点着的菜油飘移，如果有大风吹来，它很可能会被烧着，过不了多久就会掉下来。放烟火架

五六十年前，放烟火架在农村属于高级娱乐。只要听说哪里放烟火架，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跑去观看。

烟火架主要由竹子、木头、火药组成，一般是这样制作的：先用几根绳子把圆形的竹片穿成上下几层，每层竹片上都插着木头雕成的各种小人；竹片之间扎着引线，引线中间灌火药；竹片扎好后被装入竹筐，竹筐口朝下，吊在屋檐上。引线点燃后，随着火药连续爆炸，竹片上的小人一层一层地往下落，好看得很。看土电影“土电影”就是幻灯。在一个木箱的前面装上聚光镜，后面装一只大灯泡；把小块的透明图片插进去，通过聚光镜射向前面的白墙或白布，人就能看到清晰的图像。

五十年代初，煤厂的礼堂经常放电影。开始放的是没声音、不会活动的土电影，接着有了会活动的“哑巴电影”，后来出现了有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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