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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3 16: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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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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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八)

战史风云(八)试读:

内容简介

对于战争,或许其他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看关于战争的文章是有用的,但是一个问题,要去探究它的为什么,应该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的最微小的元素。战争,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本性,为利益而争夺的本性。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争夺别人的利益时,就会形成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有着共同利益就代表了团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一个种族,多个种族,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军事联盟,比如二战时候的德意日。其实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利益、生存空间的争夺。

第一章

阿图岛之战:日军侵入美国本土后的攻防战

这是一场湮没于历史中的小战斗,小到在太平洋战争的恢宏画卷中被很多战争史研究者忽略不计。但是这场战斗意义却非常重大,它不仅证明了日军的确侵入了美国本土,也让美军第一次见识了日军的大规模死亡冲锋和集体“玉碎”的疯狂,为美军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阿图岛和吉斯卡岛,位于阿留申群岛最西端。阿留申群岛像阿拉斯加伸进太平洋的长尾巴,是美国本土的最后一道防线。中途岛海战之后,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反攻,日军占领的阿图岛和吉斯卡岛就像扎在美国喉咙里的一根小刺,必欲拔之而后快。美军计划“奇袭”阿图岛,但行动迟缓,等到1943年5月,美军集结力量进攻阿图岛时,日军已经在阿图岛上苦心经营了一年多,在弹丸之地集结了多达2630人的重兵,修筑了众多的永备工事。

上帝关照的登陆

增援计划的失败使得山崎保代大佐率领的2630人的阿图岛守军必须独自面对11000人的美国第7步兵师。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尽管挫败了日军的增援,可是占有人数优势的美军的进攻准备太糟糕。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心理上,美军都低估了恶劣环境造成的巨大障碍。

美军派出的第7步兵师,原在加利福尼亚炎热的沙漠中受训,严重缺乏两栖登陆作战的经验。迎接美军的是寒风凛冽的天气,冰雪覆盖的光秃山坡和泥沼重重的半冻土地带。当士兵们在沙滩上艰难跋涉时,还穿着刚发的硌脚的冬靴。由于低估了日本守军的实力,更未事先对岛上防务展开必要的侦查,美军的火力配备相当糟糕,冬季作战装备明显不足。

登陆计划破绽百出。登陆部队被分为彼此之间相隔20英里的5个独立的小型部队,他们同时登陆,登陆后再汇合总攻。按照作战计划,新型轻型护卫舰“拿索”号,为部队提供火力支持,可美军事先并没有对阿图岛水域进行准确勘测,“拿索”号根本靠不了岸。

然而,上帝在那时眷顾了美国人。美军原计划登陆时间定在5月7日,但阿留申恶劣的天气推迟了美军的进攻时间。日本守军原本做好了全面迎战的准备,但几天后仍不见动静,以为是虚惊一场,于是放松了警惕。因此,当美第7师于5月11日登上滩头时,他们竟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当时的大雾天气有如神助,使美军避免了伤亡。

北部登陆部队率先登陆阿图岛。首先上岸是临时侦察营的山区作战分队,紧接着上岸的是负责北部登陆作战的第17步兵团的一个战斗组。漫天大雾给登陆部队带来极大的麻烦,他们看不清道路,不时把火炮和车辆推到沙丘上。好不容易拉出来,又陷下去。登陆部队按计划迅速扩大滩头阵地,开辟登陆场,刚挖出的散兵坑涌满冰冷的水。夜晚降临,寒冷刺骨,疲倦的士兵们此时才深刻明白什么是阿留申的恶劣天气。

被困马萨克山谷

次日清晨,日军才发现美军偷偷登陆了。北部登陆部队在“血腥角”这个地方被日军狙击手、机枪和迫击炮组成的火力网死死钉在了原地一整天。在生死攸关的当口,敢死队穿越了一片山脊,同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最终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南部登陆部队开始向位于阿图岛南海岸线20英里的马萨克湾进发,他们将在那里同北部登陆部队会师。日军于夜间穿过美军防线,回到了预先修筑好的山谷一侧的密集防御工事中。日军枪弹齐发,铺天盖地的炮火打了个美军措手不及。士兵们慌忙寻找松软的地方,手忙脚乱地挖着可以躲避的散兵坑。可坑挖出来的同时,水就立刻涌了上来,士兵们在刺骨的冷水中缩成一团。而位于河床位置的士兵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指挥官大声喊着继续前进,但许多士兵却因体温过低而根本无法动弹。就这样,他们被困在了马萨克山谷整整6天而一筹莫展,而士兵们因冻伤和战壕足病造成的伤亡却与日俱增。

好在北部登陆部队进展顺利,不断突破日军的阵地,稳步向南靠拢。5月17日,山崎知道已经无法阻止美军汇合,将部队撤到阿图岛东部,退守到克莱维斯隘口,这里是日军在奇恰戈港主基地的最后一道屏障。正是由于日军后撤,被困于马萨克山谷的部队才摆脱了困境。

血战克莱维斯隘口

克莱维斯隘口位于两个分别叫做冷山和安伯角的制高点之间,日军占尽地理优势。面对居高临下的敌人,缺乏有效火力支援的第17步兵团的官兵们于5月20日在冷山上同日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手榴弹大战。3天后,17步兵团艰难地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安伯角又是另一番景象。第32步兵团连续4天的攻击都被击退。在21日凌晨,美军的两个排趁着夜幕悄悄爬上了安伯角顶峰,冲进战壕与惊醒的日军展开白刃战,刺死25名日军。最后一名垂死的日军突然端起轻机枪扫倒了两名美国士兵,然后奔向悬崖,纵身跳了下去。

美军终于成功控制了克莱维斯隘口,而残余的日军被压缩到了奇恰戈港这个半岛上,最后的进军就要开始了!但战斗离胜利还很远,事实上,这最后一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血肉磨坊。

山崎知道面对绝对优势的美军必败无疑,所以他在奇恰戈港构筑了复杂的战壕体系和火力网,储备了充足的弹药供应,做好了“为天皇尽忠”的准备。

日军的疯狂

在进攻奇恰戈港一条山脊的战斗中,美军被日军火力压制在了山头下,动弹不得。就在此时,一位叫乔治·米利奇的无比神勇的排长冒着枪林弹雨,快速冲上山脊,杀开了一条血路。在子弹呼啸声中,米利奇干掉2个日本兵后,继而左冲右突,枪击山脊,爆破壕沟。在步枪弹药用尽、刺刀损坏的情况下,他手握枪管,疯狂一阵挥舞,顿时步枪变棍棒,竟然砸死4名日军。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好莱坞特技场景的现场版。在清除这些障碍后,米利奇垂着被3颗子弹击中的左臂回到山脊上,高举起右臂指挥他的士兵继续向前冲击。

5月29日,攻击进入了最后阶段。尤金·拉德穆少将决定在凌晨发起总攻。不料山崎抢先于凌晨3:00下令发起孤注一掷地自杀式反攻。山崎只剩下1000人,为凑集更多人数以作最后一搏,他甚至派出了伤兵。山崎幻想着能够冲破美军防线,夺取美军辎重,然后将炮口对准美军的滩头阵地以及马萨克湾的供应基地。

深夜,美军第32团B连的官兵们正在阵地里酣然入梦,日军的突袭队悄然而至,许多士兵被扎死在睡袋中。紧接着日兵扫荡了一个战地救护站,屠戮了里面的医疗人员,连躺在病床上的伤兵都没有放过。此时的日军已完全失去理智,如同嗜血的野兽,杀气腾腾,四处行凶。可日军最远冲到了克莱维斯隘口,在那里,他们竟然被由工程师、厨师、教士组成的后备梯队消灭得一干二净。

让美军士兵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幸存的日军开始了狂风骤雨般地自杀:有数百人通过把手榴弹贴在自己的脑袋上或是胸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次日早上,美军看到山谷里“堆满了缺胳膊少腿的尸体,无头的躯体散落一地”。

血的经验

就这样,阿图岛战斗以美国人无法想象的结局而告终。这场小小的战斗,震动了美国上上下下。原本计划3天就能轻易结束的战争,变成了3个星期的地狱煎熬。美军充分吸取了教训,10周后,美军调集了34000人的地面部队和一支完整的舰队来进攻吉斯卡岛。当他们气势汹汹地杀上吉斯卡岛时,他们发现吉斯卡已经空了。日本守卫部队早在3周以前就悄然地撤出了吉斯卡。

美军为收复该岛付出了很大代价:549人阵亡,1148人负伤,2000人因战壕足病、严寒冻伤或是战斗疲劳而入院治疗。阿图岛之战,日军组织了有可能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敢死队进攻,结果将近2300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28名幸存者——大多数都死于自杀性攻击。美国人在阿图岛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教训,日本人不遵循西方战争法惯例,也不遵循西方个人生命至上的信条,他们宁可“玉碎”,也拒绝举手投降。但是艰苦战斗换来了两栖作战的宝贵经验,阿图岛之战是美国“跳岛战术”的滥觞,为美国以后放弃不具战略价值的岛屿,直接进攻具有重大价值的岛屿提供了依据。美军从重获得的宝贵经验就是要尽量避免日军顽抗造成的有生力量的伤亡。

阿图岛

美国阿留申群岛最西端的小岛。长48公里,宽12-24公里。地面起伏大,最高点海拔1,246米。四季多雾。

美国学者假想有限核战争:臭氧层2成将遭破坏

核弹爆炸时候的场景[资料图片]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小组7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网络版上公布一项预测报告称,若地区冲突而引发有限的核战争,大量烟尘将上升至平流层,包围地球的臭氧层将有20%以上遭到破坏,进而严重影响人类的健康和其他生物的生存。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苏冷战时期曾有“核冬天”的概念被提出,认为若爆发全面核战争,飞扬的灰尘将遮蔽阳光,使地球进入冰期。此次的报告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认为有限核战争对臭氧层的破坏将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研究小组假设印巴冲突中使用了约是广岛型核爆炸百倍威力的核炸弹,估计城市地区的火灾将造成约500万吨烟尘,并飞散到8万米高空。

烟尘将吸收太阳光,并使平流层部分区域温度上升30~60度,氮化合物等触媒将加速破坏臭氧的化学反应。烟尘将被吹向两极方向,在5年内导致全世界20%~45%的臭氧层减少;其中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将减少50%~70%,包括日本在内的中纬度地区则为25%~45%。紫外线的增多还将造成皮肤癌和眼疾发病率的上升。

中日百年冲突:在亲日仇日之间游移

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此为作者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三篇文章之末篇。

一衣带水的悲剧宿命——读史琐谈中日冲突

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被积酿百年的仇恨与越来越表面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扰着。从国际政治理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双方是否披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中日两国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

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这一类对于国际秩序的悲观认识,到了毛泽东这里,被更为简洁精辟地表达出来:“落后就要挨打”。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Herbert Wells)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苏东巨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捍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冲突是国家的本能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也就是说,“权力”(power)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

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

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作国耻。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日本唤醒中国

历史往往充满了吊诡,中日关系尤甚。

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告终,却将中国从睡梦中唤醒。梁启超对此有很生动的对比总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圆明园之变,再经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学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被日本唤醒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并形成了三种分流: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三是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但无论是何种民族主义,都倡导师法日本,其代表人物都与日本朝野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络,并得到了日本方面强有力的支持。

吊诡的是,在日本的刺激之下,一方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人种认同感也不断上升,中日一体感不断强化。无论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关系,都进入到蜜月阶段。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而亚洲主义则开始在两国大行其道。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黄祸”的恐惧浪潮。

梁启超曾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论学日本文之益》)。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戊戌变法,实质就是明治维新的中国压缩版,只是更为操切和急迫。而聘请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重要建议。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去国行》),丝毫没有将日本当作外邦异族。

及至日俄战争,中国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义勇队回国参战,以鲜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间亦多暗助日军。这一则出于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二则出于文明(日本为君主立宪)征服野蛮(沙俄为君主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孙文、秋瑾等听到日军捷报,均是喜形于色,秋瑾还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著名诗句(《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到辛亥革命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日关系方急转而下。日本迅速地从同种兄弟、师法对象、同盟军战友(一战时同为协约国)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亚洲主义”成了“侵略亚洲主义”。抗日随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强则成为中国的同道人,乃至最后的同盟军。

二战结束至今,中日两国的猜疑和防范心态并未消减。虽然官方不遗余力地推行“中日友好”的宣传,却被各自民间当作风中的呻吟。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方依然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相互敌视的情绪日渐浓烈,甚至对各自政府的政策产生推拉作用。

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日本成了中国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阀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惜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吟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参见拙作《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本刊2008年3月下)外。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我曾从ABC电台的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个独特的点评:戴妃葬礼上有很多人哭泣,其实并非为她落泪,而是为自己伤怀,他们内心需要借助一个名人(象征性符号)的死亡,来发泄自己忧伤的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媒体在报道一个大灾难时,很多人内心反会受到安慰。言辞上激烈抗日的人,究竟是真想对日抗争,或许只是感时伤怀而已呢?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稳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躁。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孙中山“尊洋壤夷”,以民主共和为目标。

后现代战争是否可能?

中日百年情仇,到如今的核毁灭+信息化时代,“冷”竞争还有可能成为“热”战争吗?

一些西方学者的确认为,战争作为一种强迫服从的工具,其意义在核时代大大降低。“后现代战争里没有赢家”,因为“后现代战争卷入了太多的冲突势力,主战方的算计和意图不再有决定性价值”(参见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演讲:《古典战争与后现代战争》,《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而战争参与方的算计、意图和意志,一直是克劳塞威茨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

美国防御现实主义大师范·埃弗拉(Van Evera)却认为“很多战争的理由,都是不必要或不充分的”(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换言之,实际上战争并不需要严谨的理由论证。

托夫勒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会有相应的“毁灭方式”。18世纪的军事理论一度以防御优先,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式战争改变了这种论调。在1914-1917的几年中,双方数百万军队长时间地困在战壕中比拼耐心,几乎成就防御主义的“垄断地位”,但德军的渗透战术以及英军的坦克突破等军事革新,轻易就瓦解了防线(War and Anti-War)。

海湾战争的军事分析家佩里·史密斯(Perry Smith)则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让我们在不牺牲士兵性命的前提下摧毁一个军事目标的关键部位,而且也不必完全摧毁整个目标。我们只需要阻止敌人的发动机转动,或者破坏控制开火的计算机系统,就可以造成敌方的瘫痪”(War and Anti-War)。

显然,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带来新的战争形式,使得战争可以继续进行。在后现代战争时代,老式的屠杀观念必然向新观念过渡,相应地,也必然有后现代战争的军事战略理论来应付战争的异质性特点。

无论如何,以战争的难度来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创新能力来说,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藐视。何况,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钓鱼岛到东海大陆架,从战争认识到台湾问题,从经济竞争到食品安全,有着太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关键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剧变的引线。“战争如同爱情,总能找到自己的路”(War is like love,it always finds a way),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说到了点子上。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一人为刚万夫柔”的惯性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为了自己的饭碗,民意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动力,热点便也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焦点。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Universal Law)。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harmony)和宁静(tranquility),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agreeing to stop a conflict or war)所带来的愉悦(the joy at the news of cease-fire),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备战并非好战,春秋无义战,奈何又不得不战,这就是国际社会丛林原则下的人类宿命,也是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的宿命!时刻准备着!

揭秘:英阿马岛大战爆发26周年

25年前,南大西洋的一片群岛,成为现代高科技局部战争的试验场。核潜艇的第一次实战,机载导弹第一次攻击军舰,空空导弹重振神威,马岛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导弹大战,也是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海战。它也标志着大炮巨舰时代的谢幕。

1982年4到6月间,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上,万里远征到此的英国特混舰队同阿根廷军队进行了激烈的岛屿争夺战。高科技的新式武器装备纷纷登台亮相,马岛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全方位的导弹大战,在世界战争舞台上显示出高技术战争的新形式,开创了诸多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

战云笼罩下的马岛

1982年4月2日,英伦群岛举国哗然,所有英国人都处于深深震惊之中——阿根廷派遣军队登陆并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人口中的福克兰群岛。

马尔维纳斯群岛,是大西洋南部靠近南极的一片岛屿的统称。这里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但是进军南极的一个重要前进基地,还是钳制大西洋与太平洋交会处的要冲。英国人向来十分重视这个能控制两大洋航线的群岛。

马岛主权的归属,一直都是英阿两国外交上的症结。英国在1833年1月从阿根廷手中获取了马岛。阿根廷国内要求重新划定马岛主权的呼声100多年来从没停止过,但因力量敌不过“海上霸主”英国而一直无可奈何。

英国人开始并没完全拒绝阿根廷人,在1971年让岛上居民领取阿根廷身份证,这似乎是归还马岛的第一步。但1972年的地质勘探报告显示,马岛的南部海域下可能储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英国人的态度从1973年起大变,拒绝再讨论交还马岛的问题。一个英国议员称:“我们宁可失去五个北爱尔兰,也不肯失去一个福克兰群岛。”

1981年,阿根廷陆军总司令加尔铁里通过军事政变上台,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和民众对军事独裁的不满,他决定利用大众强烈要求收回马岛的心情以武力解决150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既可以转移国内视线,又可树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于是经过时间不长的秘密准备,1982年4月2日凌晨,阿军采取了行动。

英国政府迅速对此做出反应。当日晚间,首相撒切尔夫人便召集英国三军统帅,达成立即出兵收复失地的一致意见,议会也在第二天全票通过撒切尔夫人的决定。

英国的战争机器在那一刻便全速运转起来,短短三天,就组织了一支由20000名士兵,118艘舰船,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特混舰队,浩浩荡荡驶出朴茨茅斯港,奔向马岛。

阿根廷以为,英国远隔重洋,不会派兵来战,一向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美国也会严守中立,英国最终只能承认马岛被阿根廷占领的既成事实。

显然,阿根廷政府低估了英国的实力与收复马岛的决心。3天后,英国的特混舰队便向马岛驶来。这一刻世界将所有目光都投向这里,大战一触即发。

而美国调停未果,权衡利弊后站到了英国一边。美国将大西洋中的基地阿森松岛提供给英国使用,还把侦查卫星拍摄的有关照片交付英国,使英国人能够了解到阿根廷军队的部署和调动。

英国国力和军力远远优于阿根廷,但阿根廷在自己家门口作战,海空军基地接近马岛,英国本土却与马岛相隔万里,本土起飞的飞机根本到不了战区,只能靠特混舰队自身运载的飞机。双方在战区的力量对比并不悬殊,阿根廷在地面部队和飞机数量上还占有明显优势。

阿根廷海军规模不大,却拥有一艘叫“五月二十五”号的航空母舰,可搭载18架美国A-4战斗机,或法国“超级军旗”式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九个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之一。

英国舰队的核心力量是“无敌”号和“竞技神”号两艘轻型航母。舰上战机是70年代中期装备军队的“海鹞”式,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能用于实战的垂直起降战斗机,性能优越。在舰队启航远征马岛时,英国又为“海鹞”紧急购买了100枚第三代“响尾蛇”导弹。这种“响尾蛇”导弹美国刚研制出来,连自己的海空军都还未装备。有了这种导弹,性能独特的“海鹞”如虎添翼,成为马岛战争的明星,在战争中大出风头。

英国特混舰队在马岛事件发生后迅速出动,阿根廷当局对此深感意外,于是马上进行战时动员,一些年轻人怀着爱国热情报名参军,几千名军人也被紧急运送到马岛。岛上守军数量达到12000多人。阿军还在岛上修筑工事,储备物资,誓要与英国决一雌雄。

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4月25日,英国直升机运载部队在南乔治亚岛降落,占领了这个马岛东南面的重要岛屿,为特混舰队夺取了一个立足点和前进基地。英国又宣布马岛周围200公里为封锁区,对所有进入这个区域的阿根廷船只都要进行攻击,负责封锁的主力就是英国的核潜艇。

1982年5月1日,英国“征服者”号核潜艇在海上封锁区外巡逻时,发现了阿根廷的唯一一艘重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

英国核潜艇的舰长发现巡洋舰后,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击,便向伦敦请示。皇家海军部见巡洋舰是在英国宣布的战区外,也犹豫不决,于是请示首相撒切尔夫人。铁娘子可不管绅士风度,回答说:“打,击沉它。”

命令第二天上午才传达到“征服者”号。5月2日中午12点,“征服者”号发射了两枚鱼雷。阿根廷巡洋舰在马岛西南440公里外中弹,30分钟后就翻沉进大海。这是核潜艇在世界上第一次参加实战,首开杀戒。英国人袭击成功后,阿根廷唯一的航空母舰和大一点的军舰都躲进本国军港,只出动飞机报复。

英国人也怕对手如法炮制,用潜艇来袭击己方军舰。那时阿根廷共拥有四艘潜艇,其中一艘“圣菲”号停泊在马岛港口。英国人发现后,立刻出动直升机发射鱼雷,把“圣菲”号打出一个大洞。此后阿军的三艘潜艇只有一艘出动,却因为技术水平差,几次发射鱼雷都没能命中英国军舰。

5月1日,英国飞机开始对马岛进行轰炸,“火神”式远程轰炸机从6000公里外的阿森松岛起飞,把马岛机场炸出一个个弹坑,接着“海鹞”战斗机又对阿军的简易机场和斯坦利港的雷达站等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

阿根廷也出动了“幻影”和“天鹰”式战斗机对特混舰队发起攻击,英军“海鹞”起飞拦截。“海鹞”的速度追不上“幻影”和“天鹰”,但它及时发射了“响尾蛇”导弹,击落了两架阿根廷飞机,打退了这次空袭。

5月4日,阿根廷空军隐蔽攻击英国军舰,使用了不久前从法国购买的“飞鱼”式空对舰导弹,进行了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飞机用导弹攻击军舰的战斗。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特混舰队外围,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

阿根廷的“超级军旗式”超音速攻击机从距离马岛760公里以外的“五月二十五日”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关闭雷达,以距离海面只有15-20米的超低空飞行,躲过英国雷达的搜索。在距离目标只有46公里处突然跃升到150米的高度,短暂打开雷达,将测到的英国军舰数据输入“飞鱼”导弹的计算机内,在距目标30公里处发射导弹,“飞鱼”导弹在距离海面只有2-3米的浪尖上飞行,英国军舰的雷达很难发现。

等到“谢菲尔德”号上的观察哨用肉眼看见急速接近的“飞鱼”时,只剩下20秒的反应时间。重600公斤的“飞鱼”战斗部击中“谢菲尔德”号后,“谢菲尔德”号立即燃起大火。当舰上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谢菲尔德”号被丢在海里成了一堆漂浮的破铜烂铁。

价值1.5亿美元的“谢菲尔德”号,被一颗价值20万美元的“飞鱼”导弹击沉,国际上许多军事专家都称其为一个“新海战时代”的开始。将来的海战,不会再有军舰对军舰的大炮轰击,而是在更远的地方相互用导弹突袭。

导弹大战

5月9日,英国舰队经过调整后,又向马岛发起进攻。

5月21日,英国军队在马岛东面的圣卡洛斯港登陆,英军上岸后,立即设立了滩头阵地,布设了防空导弹,挖掘工事准备对付阿根廷人的反击。

英军登陆马岛,岛上的守军面临着被消灭的威胁。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明白,只有迅速打垮英国特混舰队才能挽救局面,于是拿出所有空军力量,从5月22日到26日全力出击,平均每天出击120架次,猛烈轰击在圣卡洛斯港湾内的英国舰只。马岛战争中最激烈的海空战就此展开。

5月23日,英国“羚羊”号护卫舰被炸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舰上有许多弹药,英军在水兵撤出后让专门技术人员上船拆除导弹引信,以防止燃烧引爆。可就在这时,大爆炸发生了,军舰连同拆卸人员一道在火光中被炸得粉碎。

5月25日,是阿根廷空军攻击的最高潮。英国的“考文垂”号驱逐舰在圣卡洛斯港湾被美制“天鹰”式攻击机投下的炸弹击中。同一天,英国的“大西洋运送者”号运输船也被阿根廷“超级军旗式”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带着舰上的十几架飞机在熊熊火光中沉入大海。与此同时还有10艘英国军舰中了阿根廷飞机投下的炸弹,可是由于技术问题,炸弹多半没有爆炸,这算是英国人的大幸。

为了保护自己的舰队,英国能够用来空战的二十几架“海鹞”式战斗机也轮番出动,同阿根廷飞机进行了一场空中大战。美制“响尾蛇”导弹这时起了重要作用。没有装备空中格斗导弹的阿根廷飞机往往在没有见到“海鹞”前就被雷达咬住,接着就成了“响尾蛇”的食物。

在空战中,英军发射了27枚导弹,就击落了16架阿根廷飞机。其中包括11架“幻影”战斗机,导弹的命中率高达60%。另外英国“鹞”式战斗机还用航炮击落了4架飞机,自己则无一损失。原本经过越战,空对空导弹并不为人看好,许多取消了航炮的飞机都在后来重新装上了航炮,可是经过马岛空战,空对空导弹又重新建立起了威信。世界军界普遍认为空战从此进入了导弹时代。

在英阿两国进行海空大战时,登陆的英军完成了进攻准备。阿根廷空军只袭击英国舰队,而没有轰炸登陆的英国陆军,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从5月26日起,登陆的英国陆军分南北两路,向马岛首府斯坦利港发起攻势。

6月11日,英军对斯坦利港发起总攻。这时岛上的阿根廷军队数量多于英军,却消极防御,建立了纵深20公里的三道防线。面对6500名英军的袭击,阿军节节败退,9000多阿军全部撤到斯坦利港市区。

6月14日中午,斯坦利港的阿军打出白旗,向英军投降。当天下午英军开进斯坦利港,放下武器的阿军被全部遣送回国。历时两个多月的马岛战争就这样以英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阿根廷人在等待了150年后采取了武力收复行动,牺牲了1000多军人,损失100多架飞机,耗资10亿美元,最后仍遭失败。阿根廷国民原先的欢呼变成一片愤怒的谴责,军政权被迫下台,总统加尔铁里也被逮捕。

马岛的硝烟很快被南大西洋的海风吹散,然而这一群岛的争端却远远没有解决。这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战争,不仅令各国政治家、外交家长期回味,也引起各国军界的深刻反省。马岛之战中,英国派出100多艘军舰远渡重洋万里参战,这是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海战,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导弹大战。马岛战争还向世人展示,局部战争正日益呈现高技术趋势,随着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武器的质量显示出比数量更为显著的作用。马岛战争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高技术装备,在后来的几场局部战争中显示出它的威力。

战争期间的英国“无敌”号航空母舰,舰艏的“海标枪”远程防空导弹十分醒目。不过战后很快撤除了“海标枪”防空导弹,在稍靠前的位置安装了一门荷兰“守门员”近防火炮系统。

经过激烈的海空大搏杀,英军基本上夺取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尔后,英军决定趁热打铁,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以迅速夺占整个马岛,避免夜长梦多。

英军在圣卡洛斯港登陆

5月15日,在黝黑的夜幕笼罩下,一艘驱逐舰开进了福克兰海峡的象湾海面。3架直升机从该舰起飞,直奔佩布尔岛而去。到达预定地点后,50名全副武装的英军突击队员顺着软梯迅速着陆。这些突击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人人配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在形成若干小组后,分别向阿军岛上的机场、雷达站和军火库摸去。一会儿,只听得“轰隆隆”的巨响,佩布尔岛上阿军的十多架飞机连同雷达站、军火库,顷刻间化为乌有。没等阿军反应过来,他们已乘直升机扬长而去。原来,这些突击队员是英军特种部队的“佩刀”和“蛙人”分队,他们神出鬼没,频频潜入马岛周围各大小岛屿实施破袭行动,夜袭佩布尔岛只是其中一幕,其目的在于扰乱阿军的视线,为大规模登陆做准备。

5月20日夜,大西洋南部海域暴风怒嚎,狂涛掀天。由20多艘舰艇组成、满载着两栖作战部队(由海军陆战队第3突击旅、伞兵第2和第3营、“蝎”式坦克中队以及其他兵种和勤务部队编成)的英特混舰队正劈波斩浪,向马岛驶去。另有部分作战舰艇在斯坦利港以北伯克利海峡佯动,并对斯坦利港、达尔文港、古斯格林、福克斯湾等地进行了航空火力、舰炮火力袭击,以掩护这次登陆行动。只见载着两栖登陆部队的舰队驶入福克兰海峡,直逼圣卡洛斯港,在夜色及大浪的掩护下,阿军对此毫无察觉。此外,为配合登陆部队行动,潜伏于岸上的“佩刀”和“蛙人”突击小分队偷袭了圣卡洛斯港口,一举擒获了30多名阿根廷守军。

21日凌晨,英军开始登陆。打头阵的1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换乘登陆艇和直升机同时进行多点、多批次登陆。他们悄无声息地踏上滩头,成扇形向前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就占领了圣卡洛斯港、附近机场以及周围的有利地形,在4小时内即建立了25平方千米的登陆场。紧接着,英陆战第3旅(辖第40、42、45营),伞兵团第2、3营,炮兵第29突击团,“蝎”式坦克中队,防空导弹分队及其他支援分队陆续登陆,建立了地面防御和对空防御。尔后,登陆部队迅速向圣卡洛斯港纵深推进。阿军虽在防御纵深内部署了实力较强的“鹰”和“猫”分队,但由于接敌突然,还没有施展开手脚,英军大队人马便已近在眼前,阿军自知寡不敌众,只得束手就擒。

英特混舰队突然在圣卡洛斯登陆的消息使阿总统感到既惊愕,又恼火,于是他立即命令守岛阿军趁敌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反击。阿空军前段时间的表现受到了总统的褒奖,这次首当其冲又要派上大的用场。5月21日这天,阿军飞机共进行了7批78架次的轮番攻击,一举击沉了英军“热心”号护卫舰,并击伤了“堪培拉”号航空母舰。

22日,双方在马岛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空战,虽然英军技高一筹,击落了不少阿军战机,但阿空军也表现不俗,击沉了英军“羚羊”号护卫舰。

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节,所以阿空军作战特别勇敢。所有飞机倾巢出动,向英军舰船发起了数轮强大的攻击,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训练有素的阿根廷飞行员施展各种空中绝技,有的贴海面低空飞行,有的从背后偷袭,有的负伤后干脆与敌舰同归于尽。这一天阿空军战果辉煌,击沉了英“考文垂”号驱逐舰和“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

但是,阿空军的反击并没有改变其地面作战无所作为的局面。至23日,英军登陆兵力增至5 000人,上陆物资达32万吨。到25日,登陆场已扩大到150平方千米,并建立了滩头补给基地,直升机已转移到岛上机场。至此,英军登陆部队已在圣卡洛斯港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南下北进分进合击

上陆后的英军,不甘趴在滩头阵地任人狂轰滥炸,遂决定在不断扩大登陆场的同时,分南北两路向马岛首府斯坦利港发起进攻。北路英军,由陆军特别空勤部队一部、海军陆战队第42突击营、伞兵第3营组成,沿索莱达岛北侧的小路,依次攻占道格拉斯和蒂尔湾,分别从西、西北方向进逼斯坦利港。南路英军主要由伞兵第2营组成,其任务是攻占达尔文港和古斯格林机场,然后沿岛东南方的简易公路,从南和西南方向迂回至斯坦利港。

南路第2伞兵营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雄师劲旅,因其头戴红色贝蕾帽从而赢得“红色魔鬼”的绰号。该营在营长赫伯特·琼斯中校率领下,于5月26日夜开始向达尔文港和古斯格林机场进发。该营首先以一个连的兵力攻占了加米拉小溪附近的阿军警戒阵地,营主力在达尔文港以北8千米处的布迪峰,歼灭了达尔文港外围阵地的守军约400人。27日凌晨,第2伞兵营在停泊在达尔文港西北侧海湾的“箭”号护卫舰火力支援下,对阿军主阵地发起进攻。下午4时左右,阿军寡不敌众,弃阵撤往古斯格林。

古斯格林虽然只是一个拥有80户居民的村镇,但它却拥有马岛上阿军的第二大机场——古斯格林机场,所以备受重视。阿军在英军必经之路——达尔文港至古斯格林地峡两侧山脊上(西边是博卡山,东边是达尔文山)部署了重兵,并构建了纵横交错的堑壕,静待英军前来自投罗网。

琼斯营长根据特别舟艇中队提供的情报,估计阿方兵力不会超过一个营(实际为2个营1 600人),于是向其各连赋予了攻击的目标。B连(每个连110人)向博卡山、A连向达尔文山进攻,D连则在这两个连之间,沿着缓坡山岭向前推进,C连则担任预备队。28日凌晨2时20分,第2伞兵营冒着瓢泼大雨,从地峡口发起进攻。停泊在附近的“安特里姆”号导弹驱逐舰也用舰炮给予了火力支援。正当他们庆幸在地峡口没有遇到地雷之际,阿根廷的炮弹和枪弹突然铺天盖地向他们袭来,英军顿时损失惨重。

但第2伞兵营毕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攻击部队很快调整了队形,向阿军发起了强攻。攻击博卡山的B连,被居高临下的密集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连长决定以两三人为一战斗小组,各自为战。英军装备的“米兰”反坦克导弹和燃烧弹威力强大,专被用来攻击碉堡和堑壕,给阿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战至黎明,当B连试图通过博卡山前方一片开阔地时,子弹像雨点一样向他们袭来,进攻被迫停止。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际,增援的D连从另一个方向上加入了战斗,这使英军士气大增。在两个连的合击下,阿军从战壕里打起了白旗,停止了抵抗。

与此同时,A连在达尔文山的进攻也在激烈地进行着。琼斯营长和A连一起被困在达尔文山下的山谷里,阿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不断地在其身旁爆炸,同时,居高临下的一挺机枪向他们猛扫过来,英军伤亡不断增加,这使琼斯急得如同输光了的赌徒。10点30分,琼斯决定亲自干掉这挺令人讨厌的机枪。

琼斯率领营部人员向这挺机枪发起围攻。他带领两人沿侧翼向前冲,而另外一个小组直插顶峰。就在他们向前逼近时,另一暗堡里的机枪突然喷出了火舌,仅一瞬间,营部副官便第一个倒下,接着琼斯营长后颈中弹,一头栽在水沟里气绝身亡,其他人员被迫后撤。

琼斯营长的死亡,使“红色魔鬼”们杀性冲天,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伴着为营长报仇的叫喊声冲向山头,和阿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等到副营长基布尔(接替琼斯营长指挥)增援赶来时,英军个个挂彩,但他们已占领了达尔文山。

此时,古斯格林已暴露在第2伞兵营面前。基布尔决定采取三面围攻的战法,集中力量攻击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古斯格林机场,另一个是古斯格林以北400米处的学校。具体分工是:B连从离古斯格林较远的地峡上发起攻击,从南面向前逼进,D连从西边挺进,C连则从北边进攻学校。

阿军在学校建筑物内部署了大约50人的兵力,利用它居高临下的优势防守着通向古斯格林的两座桥,并在桥上布下了地雷。当C连和D连的侦察排绕过桥梁时,遭到学校内阿军火力的猛烈打击。两个侦察排几次强攻,均告失败,被密集的子弹压得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这时,阿军阵地上突然打出一面白旗,英军不知是诈,1名中尉和2名士兵跳出土坎准备前去受降,不料阿军突然开火,将他们全部打翻在地。战友的阵亡,顿时点燃了英军官兵的熊熊怒火,他们用密集的火力对阿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到战斗结束时,英军几乎将学校夷为平地,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进攻机场的战斗出人意料地顺利,由于阿军设防薄弱,英军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机场。之后,英军将古斯格林团团围住,并召唤飞机日夜对阿军阵地进行轰炸。在英军的有效阻击下,阿军几次向古斯格林增兵都未成功。在既无援兵,又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阿军被迫投降。当“浩浩荡荡的投降队伍”走过来时,英军不禁感到后怕:他们450人竟然是在同1 000多名阿军作战。

伞兵第2营攻占达尔文港及古斯格林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又同部分陆战队组成“钳形”攻势的右翼,沿着简易公路和山间小道向斯坦利港进发。

伞兵第3营抄近道强行军,于28日中午到达距蒂尔湾9千米的彼得罗河谷地区,向前派出的侦察人员,并没有发现敌军,于是顺利进驻蒂尔湾,并建立了前进补给基地。为了加快合围,英军采用了由直升机分段载运部队和武器装备的“蛙跳战术”,很快逼近了阿军第一道防线——肯特山和挑战者山。

6月1日,南北两路英军会合,并迅速夺占了距斯坦利港仅25千米的制高点肯特山和挑战者山,完成了对斯坦利港的陆上包围。此后,英军将阵线进行了巩固,用直升机将36门105毫米榴弹炮、64门81毫米迫击炮等重装备吊运到肯特山上,建立了火力阵地,对阿军无线岭、欲坠山、工兵山一线的火炮阵地进行了压制。

与此同时,作为后续梯队的步兵第5旅一部(威尔士近卫营)在圣卡洛斯港登陆,一部乘直升机从道格拉斯向肯特山增援。6月5日,该旅部分兵力乘两栖突击舰在费茨罗伊湾登陆,8日,当最后一批部队在费茨罗伊湾上陆时遭到阿军空袭,4艘英舰被击沉、击伤,滩头土兵死伤数百人。正当英军处于“黑暗和悲怆”之时,从英军马岛前线指挥部传来了第5步兵旅主力(苏格兰近卫营、廓尔喀步兵营等,共3 500人)已在斯坦利港北部顺利登陆并在滩头站稳脚跟的消息,伍德将军闻讯欣喜若狂,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原来,这支主力部队“后发”登陆,是伍德将军特意安排的一出好戏。它的成功,为英军夺占马岛全岛放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就这样,英军从北面、西面和西南面逼进,完成了对斯坦利港的合围。

总攻

12日凌晨1时,在轰炸机和舰炮火力的掩护下,英军三路大军向斯坦利港外围三道防御阵地(号称“加尔铁里防线”)发起攻击。第3伞兵营打头阵,第2伞兵营、第5步兵旅威尔士近卫营、第40突击营两个连紧随,攻向斯坦利西边的朗顿山,第42突击营主攻挑战者山脉的哈里特山和山羊岭,第45突击营在肯特山较远的西边和北边的坡上展开,并攻打斯坦利正西边的两姐妹山。

第3伞兵营以A连和B连成“钳”状向朗顿山东、南两个方向发起强攻,C连作为预备队跟进。该营事先侦察到守卫朗顿山的是战斗力极强的阿根廷海军陆战队,以“堂堂之阵”式的进攻恐难奏效,于是他们企图利用夜视技术的优势,发动一次闪电式的突袭。进攻发起后,B连的一名士兵在阿军阵地前沿不慎踩响了地雷,使英军的突袭化为泡影。霎时,阿军的机枪、迫击炮和大炮以狂风暴雨之势猛烈开火,使英军无法前进半步。但是,由于阿军拥有很少的夜视器材,所以炮火虽然猛烈,但偏差较大,对英军未构成太大的威胁。最后,B连还是成功地在离朗顿山峰约100米处占领了一处立足之地。

在朗顿山另一侧攻击的A连也不顺利,原因是阿军的狙击手打得异常的准,其中一颗子弹差点击中连长,将连长身边一名士兵的脑袋打开了花,迫使英军不敢贸然前进。原来阿军狙击步枪上装备了一种美制夜视瞄准镜,有了它,阿军狙击手能打得像白天一样准。英军只好收缩在隐蔽地形后方不敢抬头,并急呼炮兵猛轰阿军阵地,但这招并未奏效。

营长一看强攻不成,遂使用部分力量正面佯攻牵制,其余部队实施迂回。当晨曦来临时,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双方短兵相接,进行了白刃战,一时杀得天昏地暗。随着英军兵力不断增加,阿军无心恋战,被迫向西撤退。最后英军以亡23人,伤47人的代价占领了朗顿山,取得了打死阿军50多人、俘虏39人的战绩。

与此同时,攻打哈里特山的第42突击营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阿军的机枪和狙击手准确的火力压得英军抬不起头来,两个小时过去了,英军毫无进展,并不断有人伤亡。英军遂借助迫击炮发出的火光照明目标,用“米兰”反坦克导弹打击敌人机枪火力点,这一方法果然奏效,到天亮时,哈里特山已被牢牢控制在英军手中。

至此,英军突破了阿军的第二道防线,下一步就要攻打斯坦利的最后一关了。这道防线包括3座山,即无线岭、欲坠山和威廉山。英军只要攻下这一关,斯坦利也就无险可守,大门洞开了。此时,阿军也已将部队收缩到这里,准备同英军决一死战。

13日夜,在大规模陆海空火力支援下,英军各路部队向各自的目标攻去。在前期作战立下赫赫战功的第2伞兵营,对无线岭西北“粗钻石”高地实施了猛烈的进攻。D连一马当先,在第3骑兵排和营机枪排的火力支援下发起冲击,步坦协同密切,战果显著。步兵首先以机枪火力对阿军的暗堡进行“火力侦察”,引诱阿军还击,暴露其火力点的位置,而后其“蝎”式轻型坦克和“弯刀”装甲侦察车对其进行“点名”,一发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将阿军的火力点一一打哑。尔后,D连步兵冲上“粗钻石”高地,肃清了残敌。

在另一方向上,第2伞兵营的A、B两个连在第3骑兵排、“米兰”反坦克导弹排和机枪排的火力支援下,向“苹果馅饼”高地发起攻击。英军坦克和装甲车辆以准确的直瞄火力,打得阿军无处藏身,纷纷逃出工事,向后收缩防线。A、B两连则乘势攻下了该高地,随后,与D连双管齐下,很快夺占了整个无线岭。

然而,苏格兰近卫营打得并不顺利。一个阿根廷陆战营固守在欲坠山错综复杂、纵横贯通的地堡里顽抗,给英军造成了很大伤亡。该营先头排在攻占山岭北边的高地时,被前方大约300米处的两挺机枪打散,英军只能分成若干小组,各自为战。他们一边搜索前进,一边向阿军投掷手榴弹。但在阿军的疯狂阻击下,英军进展缓慢。最后,英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克阵地,但付出了十多名士兵伤亡的代价,其中有好几名士兵是被阿军狙击手从背后击毙的。

苏格兰近卫营夺占目标后,廓尔喀步兵营越过队形攻打东南面的威廉山,阿军阵地一触即溃,英军如洪水决堤,势不可挡,突破了阿军的第三道防线。接着英军发起追击,伞兵第3营攻占了无线岭东南侧穆迪布鲁克兵营,威尔士近卫营攻占了工兵山,“加尔铁里防线”全面崩溃,阿军丢掉大量武器撤往斯坦利港。与此同时,英军不断加强心理战,瓦解阿军士气。在双重打击下,阿军别无选择,只得请求停火。6月14日晚9时,阿军缴械投降,英军进驻斯坦利港。至此,英军占领了一度被阿军占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历时74天的马岛战争,也终于降下了帷幕。

得失任评说

此次战争,英军共歼灭阿军2 600余人,俘11 800人,击沉舰船5艘,击伤舰船6艘,击落飞机117架。英军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亡255人,伤777人,被俘210人,损失舰船18艘(被击沉6艘,伤12艘)、飞机19架,军费耗资21亿多美元。英军之所以能很快克服不利条件,扭转被动局面,反败为胜,除了有美国等国际力量的援助外,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对军事突发事件具有高效率的快速反应能力。主要表现在:战略反应和决策快,战争准备行动快,机动和展开快。二是战争指导比较得法。英军善于发挥总体战的优势,抓住了克敌制胜的主动权,并善于选用得力的指挥员,且给其较大的自主决断权。三是作战保障和后勤保障有力。反观阿根廷,在先期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却输掉了这场战争,除了其国家的整体战争实力弱于英国,外部增援遭到阻绝外,还有以下几个作战方面的失误:一是作战决策失误。主要表现在低估了英军出兵的可能性,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二是战争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兵力缺乏实战训练、武器装备匮乏和作战保障不力。三是战争指导不力。对英军的作战企图、作战方向、周边环境和战场态势判断错误,战役部署不当,其作战指导思想也消极被动,战术机械呆板。

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国战事:积尸横路血肉淋漓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徽商所受的冲击可谓创深痛巨。关于徽商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境遇及其对徽州社会的影响等,尚未作过全面的清理,而对于民间文献中相关资料的整理也远没有展开。从这个意义上看,近年发现的文献《记事珠》,为研究太平天国时期徽商及东南地区的社会史,提供了新的史料。

●从《记事珠》的记载来看,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不少徽商子弟在杭州过着诗酒陶情、琴书养志的悠闲生活

杭州是徽商最早取得“商籍”的地区。所谓商籍,是在科举份额中专门拨给两浙盐商的一类名额,以便浙商子弟能在杭州就近参加考试。早在明代,便有大批旅居杭州的徽商子弟就读于紫阳、崇文书院,书院采用“舫会”和“遥课”两种会课方式。书院的生活是这般的惬意,不少徽商子弟在杭州过着诗酒陶情、琴书养志的悠闲生活……

笔者手藏的未刊稿本《记事珠》1册,全书近二万字,字迹峻逸,内容是咸丰庚申和辛酉年间(1860-1861年)的日记。日记作者程秉钊(1838—1893),自号“臧拜轩主人”,是出自徽州府绩溪县的典当商子弟,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而在撰写日记时,则寓居杭州,肄业于崇文书院。崇文书院最早称紫阳崇文会,为明代万历年间两浙巡盐御史叶永盛所建,以祀朱子,故尊曰紫阳;又以湖船会文之故,又称崇文会。崇文书院和创于康熙年间的紫阳书院一样,都是由徽州盐商赈资捐建并助膏火,而肄诵其间者,也主要是新安商籍子弟。从《记事珠》的记载来看,程秉钊的日常活动,除了读书、教授诸生外,就是泛湖饮茶,沽酒买醉。在残雪迷离、湖船载月的西子湖畔,坐卧笑谈,随意所适,过从的都是周遭的监生士子、同心良友……

●《记事珠》描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杭城民众流离于干戈之间的惨状

不过,美景不常,咸同兵燹(xiǎn)很快改变了此种安逸的生活。先是听到桑梓故里遭太平军攻击,咸丰十年二月初四(1860年2月25日),程秉钊听说太平军于初一日攻陷绩溪,他在日记中写了“疑骇之至!”四个字。翌日,他又具体得知太平军是从宁国突袭绩溪,令当地人猝不及备。想到自己家族中有人是办团练的,“且有富名,想必不能免祸”。而八旬祖母,也因鸿音顿杳而未知凶吉如何,“思之心胆俱寒也”。此后,谣言纷纷,人心动摇,因“杭州省垣饷薄兵单,战守未固”,主人颇为恐惧,但亦无可奈何,只能与朋友“以醇酒解闷”。及至二月十五日(3月7日),局势似乎稍有和缓,读书人马上又故态复萌,“访书贾邱春生钺,登吴山,与手民倪清泉瀹(yuè)茗……”。

其实,就在臧拜轩主人四处寻访书贾、手民(排字工人),登山瀹茗的当天,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已率本部人马六七千人,冒清军旗帜号衣,由庙西(妙西)趋武康,日夜向杭州进发,危险正悄悄临近……两天之后,李秀成率军至杭州,攻武林、钱塘等门。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守军尽溃,杭州城市第一次陷落。程秉钊记载了杭城民众流离于干戈之间的惨状:(二月十九日,3月11日)方城未闭时,城中民仓皇奔走,出凤山、候潮两门者,趾相接也。妇女坐肩舆出城,人索番银五六元或三四元不等,必饱舆夫之欲而后肯行,舆甫出城,即委其人于路而去。时江之涘百舟争渡,雨逾大,风逾狂,舟小人多,覆于水者不可胜计,男妇老幼,悲啼宛转于洪涛巨浪中,旁观者伤心惨目,然俱自顾不遑,莫能救也。其幸而未溺者,率先扬帆去。岸上之人,千百倍于舟,舟既不能遍渡,严城已锢,且不得归,雨打风摇,衣裙尽湿,僵立江岸,色如死灰,哀呼之声,若猿啼狖啸,骇人心魂。呜呼!国家承平二百年,武林城中,无此异变也。是役也,事起仓卒,故惊惶之状倍越寻常,计死于践踏者半,死于江涛者十之二,死于困顿者十之一,而安稳渡江者则仅十之四耳。

风雨飘摇之中,天灾人祸交相为虐,人们颠连于阴阳二界进退失据……透过这段文字,乱离兵燹之中芸芸众生填乎沟壑的场景历历如绘,风声雨声水浪声哀呼声声声入耳,令人恍若身临其境,曩(nǎng)昔生离死别之愁惨,命悬一线的急迫,迄今读来仍攫人魂魄。

●《记事珠》翔实记录了战乱时期发生在杭城内外的大小事件

日记翔实记录了战乱时期发生在杭城内外的大小事件,如城内复胜勇与杭州百姓因争市而交恶的详细经过,杭城失陷前后委巷列廛间的混乱情形,以及一般民众时穷境困、朝不虑夕的心理恐惧,等等。作者对自己与太平军应对周旋的沧桑阅历,也有详细的叙述。此外,他还生动地描摹了劫后杭州城的惨景:“积尸横路,血肉淋漓,秽气熏蒸,不可逼视。人家墙扉洞然,无一完善者……”昔日的繁华街市,化作迷目榛荒、鬼火狐鸣之墟,令人唏嘘感喟,触怀兴悲。当时,“官兵远来无饷,颇有掠物者”,再加上土匪的乘机掳掠,初六日(3月27日),主人决计外迁……

逃出危城的臧拜轩主人,似乎顿感沧桑历尽、如释重负。三月二十四日(4月14日),当他泊靖江新开港口,眼见帆樯不断,橹桨如织,不禁吟道:“人似枯鱼穿网出,船如奔马渡江来。”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糜烂,故而许多人借船唇马背逃往江北。而对于来自绩溪的徽商子弟而言,江北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后,出自绩溪茶商世家的胡适先生,在述及本县商业网络时就曾指出:“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也就是说,仁里(位于今绩溪县城所在的华阳镇西南)程氏商人在南通一带的商业中具有很大的势力。而程秉钊的父亲及兄弟亲戚,也都活跃于通州一带。过江之后,程秉钊对于时局仍是梦寐萦念,时时惊心。《记事珠》中常见这方面的记录,如大营溃败,逃兵焚掠,移居迁避……各种各样的警信讹言,不时腾喧众口,扰人心绪。有时,他甚至会“夜梦江南荡平”,想必倏然惊觉,转添惆怅。

日军最后的疯狂逼十万冲绳人为二战殉葬

1945年3月,54.5万美军攻打坚守冲绳岛的日军,这是二战中最后一次大型战役,持续了三个月,共有20多万人丧生,包括约1.2万名美军官兵、9.4万名日军和9.4万名冲绳平民。在此次战役中遇难的日本平民,多数人是被日军屠杀或强迫自杀,而不是死于美军的炮火之下。

美丽的冲绳

冲绳岛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琉球群岛总共有161个小岛,总面积2266平方公里,有人居住的只有44个。这百多个群岛从南到北绵延1300公里,像一条绳子般,当海浪冲来,就像冲着绳子,“冲绳”之名由此而来。

冲绳岛是琉球群岛中的第一大岛,面积1200平方公里。它是日本唯一的亚热带休闲胜地,这里常年气候温暖、空气清新,为碧绿的海水所环抱,因而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重要的地理位置赋予冲绳岛极大的军事和战略价值:东承美西太平洋最大的海空基地关岛,北瞰千岛群岛和朝鲜半岛,南探巴士海峡,西窥我国台湾海峡及全部沿海地区。因此,在美军眼里,冲绳无疑成为美军“太平洋的基石”、“亚洲的战略枢纽”。

分发手榴弹鼓励居民自杀

1945年3月,美军开始攻打冲绳岛。日军为了强化居民的反抗意志,在战役开始前就对冲绳居民进行了充分的极端思想宣传。遍布全岛的日军及其辅助力量,上至日军司令官,下至每一个士兵,对冲绳居民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美军是禽兽不如、奸淫掳掠的凶残侵略者,对待被俘虏的日本军民,他们更是非常残暴;年轻貌美的女子会惨遭强暴然后被杀害,其他人则会被集体屠杀。甚至还有军人栩栩如生地讲述被占领岛屿的居民被屠杀时,是被集体捆绑,惨遭坦克碾压而死的。

如今的冲绳居民对美军依然十分敌视

图为冲绳居民反美大集会

一时间,与其被残杀,不如选择自杀而玉碎的舆论弥漫冲绳岛。为了让冲绳的百姓更迅速地解决自己,日军将当时极度短缺的手榴弹分发给当地居民,鼓动他们宁可自杀也不可被美军俘虏。不少人还收到了两枚手榴弹,按照军队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将第一枚扔向敌人,然后用第二枚自杀。用手榴弹来自杀在二战后期的日本军人中是比较常见的行为,但是此前还没有发生教唆日本平民殉葬的事情。

现年68岁的吉川嘉胜回忆说,在美军猛烈的炮火中,当年六岁的他及其家人和岛上其他居民一道,被要求离开藏身的防空壕前往小岛西面的杂树林集合。这时周围开始不断响起手榴弹的爆炸声,还有惨叫声。惨剧开始了。准备好“自杀”的吉川一家围成一圈,他的哥哥们试图引爆手榴弹却没有成功。

这时吉川的母亲大喊,“快扔了那个手榴弹”。要死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死的。于是一家人选择了活下来。但岛上更多的居民却再也没有从“自杀”现场回来过。

吉川说,如果不是军队召集居民,如果不是军队分发手榴弹,就不会有“自杀”,“有股风潮说集体自杀是崇高的,是一种美丽的死亡。这让我无法忍受”。

屠杀冲绳当地人

随着日军节节败退,冲绳沦陷的命运已经注定,日军开始逼迫不愿自杀的冲绳居民为天皇“献身”。据冲绳人战后统计,冲绳庆留间岛的一个小村子130名居民中,有45人被逼迫自杀。仅在由21个小岛组成的座间味村,就有大约1200人丧生,其中402人被日军强迫实行集体自杀。冲绳地区的庆良间列岛上,居民大规模自杀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和严重。

除了强迫居民集体自杀外,日军还疯狂屠杀了很多冲绳人。在战役后期,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日军只能依靠残存的工事负隅顽抗,甚至总司令牛岛也只能把司令部设在悬崖边的山洞里。

绝望的日军不仅出现了偷窃为妇女和儿童准备的粮食的不齿行为,还出现了霸占冲绳居民藏身的山洞,强迫居民出去自杀,或者干脆杀死他们的残暴行径。日军甚至开始出现对百姓的大屠杀,日军司令部就曾以涉嫌间谍为由杀害了上千名冲绳百姓,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只说本地方言,来自其他地方的日本人听不懂。

无法散去的阴霾

冲绳战役持续了3个月,总数约45万的冲绳居民死亡9.4万人。据战后统计,在此次战役中遇难的冲绳居民,多数人并非死于美军枪炮之下,而是被日军强迫自杀或者被日军杀害的。这段沉痛的历史成了冲绳人心里无法散去的阴霾。

在冲绳县博物馆内,至今仍有一件雕塑作品形象地描绘当年日军士兵恶狠狠地用刺刀逼着7个冲绳人自杀的情形。雕塑上面还刻着“日本士兵屠杀平民,强迫他们杀死对方,然后自杀”的字样。

现在冲绳岛上的和平公园里有几十座用日语汉字写的纪念碑,碑文内容大多是纪念战争中的死难者和祈祷和平。公园最高处就是一座悬崖绝壁,走到悬崖绝壁的顶端再往下一看,只见近百米下就是太平洋,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冲绳岛的“自杀悬崖”。“自杀悬崖”上矗立着两座纪念碑,看碑文内容,大意是在颂扬在二战尾声(日本即将被迫投降之际)指挥冲绳岛军民誓死抗击美军进攻的两位日本将军宁死不投降的气节,据说,当时从悬崖跳下好几千人。

2007年12月,在强烈抗议之下,日本教科书审核审议会决定恢复教科书中有关日军强迫二战冲绳居民集体自杀的表述,推翻了前安倍政府的决定。但多数教科书中最终被认可的表述除日军分配了手榴弹等事实之外,还用大篇幅记载了日军命令当地居民不得成为美军俘虏等内容。

台儿庄血战300国军伤兵引爆手榴弹殉城

何宏钧,原国民革命军41军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参加了台儿庄、长沙等著名抗日战役,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解放前夕,他在成都起义,现为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36年,我18岁,在绵阳参加了川军29军。当时本准备读大学,但民族危难之际,我投笔从戎!”昨天,何宏钧时而幽咽、时而激愤地述说。

经历抗战烽火

19岁背离老母赴国难“七七事变”爆发,何宏钧就读的干部训练班提前1年毕业,500名学员在8月1日被派往各个部队。“我家中当时只剩老母,又无兄弟姐妹,母亲不识字。国难当头,哪想那么多,身穿2尺5(当时对军装的称呼)就出征。”19岁的何宏钧成为41军124师744团4连的文书上士。

脚蹬烂草鞋,身着旧军装,肩背土制步枪。装备如此低劣,川军伤亡惨重,却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到西安已是10月中旬,根本来不及休整,一个团一个团开赴前线。”

10月26日,何宏钧所在部队抵达山西火线。“敌人放过我们的搜索部队,结果,我们的主力掉进伏击圈。”何宏钧说,川军大多使用的老汉阳造枪支,常卡壳,极少量的迫击炮也常炸膛。

最为惨痛的是,当时北方已下雪,士兵全都草鞋单衣,双脚红肿,甚至没有野战医院,每连都有士兵活活冻死。“尽管如此,我们硬是用大刀与日寇展开殊死肉搏。娘子关一战,我军损失过半。”

台儿庄战役九死一生

1938年2月,41军奉命前往腾县。迫击炮排排长阵亡,何宏钧调任排长。台儿庄一役,41军进行滕县保卫战。川军名将王铭章部署战斗。“从3月14日清晨至18日,我们死守腾县。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步、骑兵7000余人,配备数十门大炮及坦克,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滕县展开全线进攻。”“当时我步兵团只有4门迫击炮,无一门野炮或山炮,更无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日军一般以六七十门山炮一起地毯式轰炸。我们只好每打两炮,立即转移炮位。”“营长负伤,副营长上了前线,我火线升任2营营部副官。但至15日夜,我们仅余2000余官兵。王铭章下令将东、南、北门用沙袋封闭,仅余西门,并把城外部队调回城内准备巷战。”“17日晨,日军向我们阵地猛轰,敌机20余架疯狂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火光冲天。下午,日军用榴弹重炮轰开南门、东门。我和少数伤员已撤离至西关车站准备继续战斗外,其他官兵几乎与城共亡。”

3月17日夜,日军攻入城中,守军一街一巷抵抗。师长王铭章见援军无望,决定到西关车站组织残部防守,在西门城楼遭日军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指挥警卫连向日军进攻,一个排全部阵亡。王不幸腹部中弹,他疾呼:“死守滕县!”又一阵密集枪弹扫来,王铭章又一次负伤,随后饮弹殉国。

消息传来,城内受重伤的300名士兵引爆手榴弹殉城。

何宏钧潸然泪下:“滕县保卫战共4天半,我们41军守城,伤亡5000余人,日军死伤达2000余人。”

新闻背景

26万川军硬汉阵亡抗日前线

八年抗战,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余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可供壮丁500万,可供粮食若干万石!”

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23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但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带病出征,在前线吐血病发,纸书“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38年1月,刘湘去世,终年48岁。死前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刘湘这一遗嘱。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载:抗战8年,四川提供近300万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强!川军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武汉会战中屡立功勋。

何应钦统计,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即阵亡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共计64万余人!

相关链接:台儿庄战役珍贵图集

1920年列宁发动苏波战争 波兰人反败为胜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人所共知是1921年7月1日。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发现,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已在上海成立过相关组织,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确切的发起日是1920年7月19日。但这位研究者至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深究为什么是7月19日。这个日子又有何特殊意义?这需要从头说起。

1920年,列宁发动了一场“世界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这场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支。这场“世界革命”发轫于迄今已被人遗忘的一场战争——“苏波战争”。实际上,在前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对“苏波战争”要么闭口不谈,要谈则往往是数语带过。

中国读者对“苏波战争”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仅始于那本曾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的革命圣经,至今仍被国家教育部定为中小学必读书的“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在一次战争中被炸弹炸伤后复员。这次战争就是“苏波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沙皇逊位,俄国内外交困、自顾不暇。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不但于1918年趁机建立了独立的波兰国家,而且梦想一举恢复17世纪前横跨波罗的海、黑海的波兰王朝。他们顺势侵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尚属旧俄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而此时,俄国内战已近尾声。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已经稳固,他要凭借内部锤炼出的铁军打击波兰侵略者。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从德国工人中间开始。列宁在1920年发动“苏波战争”就是梦想在攻克华沙后直捣柏林,引发德国工人起来暴动,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在1920年出现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列宁同时向两个方向传播“世界革命”的结果。

当时,俄共的另一位领导人托洛茨基虽和列宁一样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只在一国实现,但他深察这场战争风险之巨,故而反对出兵波兰。不过,当列宁做出决定之后,不但托洛茨基等人竭力相助,连很多旧俄老将军也加入红军,共赴国难。

当时,托洛茨基任红军最高指挥部——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负责前敌总指挥。攻打波兰的红军兵分两路,27岁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北路红军,用他的话说,他要用刺刀带给波兰的工农幸福与和平。而南路红军的统帅是叶戈罗夫,政委是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后均成为苏联元帅。

从1920年5月下旬到7月上旬,这两路红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南路红军中,有一支骑兵军令波兰军人闻风丧胆,他们从克里半亚半岛北部跃进一千公里,攻克乌克兰首府基辅,再突入三百公里,其军长和政委分别是后来也成为苏联元帅的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支部队的主要成员就是赫赫有名的哥萨克。

1920年,哥萨克虽然改宗共产主义,但所过之处,到处捣毁天主教堂、杀害天主教神父。还有,哥萨克行军打仗不自带粮草,全靠沿途抢劫为生,百姓往往倾家荡产、许多女性遭到强奸。

列宁想拯救被波兰地主贵族压迫的波兰工农,结果波兰工农兵和地主贵族却团结起来,一致抗击俄国人,这场“世界革命”也就成了一场民族战争、一场宗教战争。

这场变质了的“世界革命”迅速席卷了全世界,几乎酿成了又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法、美等列强均支持波兰,如声援、或派驻军官、或运送军火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在这场战争中亲身体会了民族主义压倒意识形态的力量,他就是当年年仅29岁的戴高乐。

就在哥萨克骑兵军即将和北面的红军汇合,一举攻克华沙之时,哥萨克的行军路线却出现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

哥萨克骑兵军紧急调转方向的时间就在1920年7月18日。为什么他们在最不该分散兵力时,却挥师南下呢?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先出现在1920年7月19日呢?——因为7月19日是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日子。红军要在大会开幕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们看看,俄罗斯攻打波兰并非报私仇,而要打到匈牙利,解放全欧洲、直至全世界。要攻占匈牙利,必须南下攻克军事重镇利沃夫。

1920年7月18日,哥萨克因为政治原因犯了兵家大忌。南下后,他们随即陷入两个星期的阵地战和拉锯战,而且碰上了一个多雨的夏天,险些一败涂地。幸好图哈切夫基在北面已经包围华沙,围困哥萨克的波兰军队不得不前去救援。哥萨克才得以撤出战斗,筋疲力竭地原地休整。可是红军战线因此从华沙绵延至利沃夫以北,横跨数百公里。

华沙方面虽已危在旦夕,但波兰人却要死战到底,他们密谋从红军战线最薄弱处乘虚而入,打一个漂亮的迂回战。此时,从加米涅夫到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高级将领也反复催促哥萨克骑兵军改道北上去填补这个空白区域。可是,哥萨克非但没有从命,反而在休息一周后继续南下利沃夫。这个错误命令的始作俑者正是南路红军的政委——斯大林。他担心图哈切夫斯基独享胜利成功,而决计将战火从匈牙利烧到罗马尼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等元勋。

就在哥萨克即将攻占利沃夫的当口,华沙的波兰军人已经出其不意地绕过包围华沙的红军左翼,将其包围。红军在内外夹击下立时土崩瓦解——这就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哥萨克因为华沙战局大变被迫放弃即将攻克的利沃夫而奉命北上救急。

可是,绕道北上的哥萨克却被波兰枪骑兵在今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拦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大会战就此爆发。战争的结果既惨不忍睹又荒唐不经——哥萨克骑兵和波兰枪骑兵交火,双方列队开始冲锋,但冲到一半的时候,哥萨克大军突然停顿,然后仓惶掉头逃跑。在这场战役中,哥萨克损失三千人马,军心涣散,虽幸免覆灭之灾,却已无力再战。1920年底,俄共解散了哥萨克骑兵军。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将哥萨克迁出居住了数百年的顿河草原,导致他们大批饿死,哥萨克作为一种文化也随之消失。“苏波战争”以苏俄的失败告终,双方于同年十月签订了合约。这场战争也拖垮了已被内战损毁的俄国经济,列宁不得不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苏波战争”的失败也成了斯大林一生的心病。他在1924年接替列宁后调走了有关这次战争的所有高层决定文件,从此再也没有归还。

1939年,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之后,红军攻占利沃夫。1940年,上万名已经投降的波兰军官被枪杀并埋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原来人们都以为这是纳粹所为,而解密的苏联档案却证明这场大屠杀的命令正出自斯大林之手。此命令的原件保存完好,斯大林终于报了1920年的仇。

1920年的“世界革命”,以正剧始,一度轰轰烈烈,却以闹剧终,遗祸至今未绝。这场战争的真相一开始就被刻意掩盖直至完全从苏联历史中消失了。也可以看出,正因为苏维埃俄罗斯向西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铩羽而归,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东方。由此,波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开始了。

第二章

中越王牌血战:越军一车一车运送尸体

如果说我13军39师116团二营一举攻占代乃诸高地具有奇袭的战术成份,那么随后几天的抗击越军316A师的阻击作战,可以说是中越两国间最精锐的王牌部队相碰撞的大比拼。有关步兵进攻、防御战斗的精髓,在数年之前我军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这个昔日的朋友加兄弟,交战双方可以说是师徒之间的较量。那么两军还要比什么呢?那就是比两军的民族精神和战斗作风,比两支部队的传统,比单兵的战斗素质和牺牲精神。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6A师与我步兵39师都是中越两军的佼佼者,都是两军的王牌部队,在各自的成长历史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316A师又称“白颊鸟师”,是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单位,于1951年5月在谅山地区成立,下辖步兵174团、98团、176团,首任师长黎广波,政委朱辉珉。抗法战争结束后,176团调离该师,148团调归该师建制。1958年,该师炮兵营扩建为187炮团。

316A师在历史上曾参加过抗法、抗美战争、解放南方战争、中越边界战争。抗法战争期间参加了在越北部战场许多重要战役,抗美战争期间,316师常年还在老挝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主要转战于查尔平原地区,参加了南塔战役、9号公路下寮战役、查尔平原-川圹战役。1975年3月解放邦美蜀后编入第3军,参加了彻底推翻南越伪政权的决定性战役——“胡志明战役。”南方解放后该师驻扎西原地区。1976年6月调离第3军,部署于莱州省平卢地区,为第二军区作战值班部队。越军总参谋部对该师的总体评价是:具有“彻底革命,勇敢顽强,不怕艰苦,克服困难,顽强坚定,忠实无私,谦虚团结,主动创造”的光荣传统。

我13军的前身是红军时期在鄂豫皖苏区组建的红四方面军的第73师,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苏区后该师编为红31军第93师,抗日战争中93师编为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参加了开创太岳敌后根据地和反扫荡斗争。1945年10月以太岳军区主力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名将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

1946年9月,在临浮战役中全歼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1旅,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此后,又协助西北野战军部队参加晋西南地区的战斗。1947年7月,作为“陈(赓)谢(富治)兵团”主力挺进豫陕鄂地区,配合刘邓、陈粟两支大军经略中原。

在1948年3月的洛阳战役中,第13旅37团7连1班和第10旅28团5连分别荣获“洛阳英雄班”和“洛阳英雄连”光荣称号。淮海战役中,第13旅38团1营被授予“钢铁营”光荣称号,并涌现出张英才等全国战斗英雄。1949年2月,第4纵队在河南郾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归第4兵团指挥。第10、第13旅分别改称第37、第38师,另以豫西军区部队组成第39师。之后,该军参加渡江战役,5月22日解放南昌。9月又随第四野战军解放两广,进军云南,在滇南活捉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解放战争中该军共歼敌5.3万余人。1952年底,第13军基本上清除了滇南地区土匪,歼匪5.5万余人。

1950年春夏开始该军参加抗法援越斗争,并协助越方歼灭越匪和逃入越南境内的国民党军3000余人。为配合《中缅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的执行,13军与云南省军区部队于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发起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沉重打击了逃缅的国民党军,具有丰富的热带丛林山地作战经验。

两强相遇勇者胜。我13军39师116团首战代乃告捷,攻占诸要点,给了越军“王牌”316A师迎头一棒。随后,我117团运动至代乃一线接替116团的防御任务。首先受领阻击战斗任务的是117团1营二连和3营九连,分别扼守十号公路一侧的两个无名高地。

师指考虑到117团正在调整部署,防御不够稳定,逐决定116团2营六连与117团1营二连共同坚守代乃东南无名高地。据六连介绍:自22日黄昏,越军乘我我攻占高地立足未稳,曾连续两以两个班到一个排的兵力向我实施反击,被击退后,荫蔽于南侧和西南侧公路,敌具我最近处约二百米。晚20时左右,越军由沙巴方向驶来约二十余辆汽车,进至西南公路拐弯处,停车闭灯,估计是越军的援兵,不久就会发动新的进攻。两位连长经过研究,划分了防御阵地和协同联络信号及注意事项,立即进行了兵力布署和火力配置,六连和二连的指战员开始加固抢修工事。

在二连加入防御前,六连的干部和战士们冒着越军的炮火已抢修了部分防炮猫耳洞和射击掩体及掩蔽部。二连加入战斗后,人手一多,工事修得更完备了。二连除了负责殿后的副连长李玉明带着掩护组在路上往阵地上赶外,大部分人员都到位了。二连连长林贤睦和指导员邱华一边带着干部们熟悉阵地情况,一边检查各班的工事修筑质量。当来到一排阵地时,只见有“老黄牛”之称一班副吴世文和二班机枪手徐泽贵挥镐舞锹干得正欢。23日的清晨5时50分,天边刚有点泛白,二连的工事才挖了一半深,越军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只见越军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炮火准备。

干部们按照分工飞快地到了各班排战士们中间。指导员邱华把衣服扔给光着上身的一班副吴世文说:“快穿上!”吴世文却把冲锋枪一晃,大声说道;“这样打起来更得劲!”说着他随即把手榴弹盖统统打开,就等着越军上来了。这时,机枪手徐贵昕在的二班一下子冲到了最前面,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越军的弹雨就跟着过来了,二班副班长和一个新兵负了伤。徐泽贵端着机枪跳出了战壕,他边打边喊;“快把伤员撇下去,我掩护!”二班长见他独身冲出阵地就喊他:“注意隐蔽!”徐泽贵却喊道:“把伤员的弹盒给我留下!”越军靠着猛烈的炮火掩护和地形熟悉,一个劲地往上冲。

这时,越军发现二班的位置突出,便围了上来,想先攻占这个制高点。天还没亮,处于前沿的二班没有发现越军的企图。当徐泽贵换了一个新弹盒再一次跳出战壕的时候,越军离二班的阵地已经很近了。虎兵徐泽贵见了一阵欢喜:“好呀,来吧兔崽子!”他喊着,双臂剧烈颤动,玑枪在他胸前眺上跳下,一阵的弹雨泼向敌群,越军七仰八歪的趴下了。与此同时,整个无名地上的火力如瓢泼大雨似的压下去,越军溃退了。击退了敌人的选攻,两个逢的干部们马上碰头,研究越军下一轮的进攻。这中间也就是有二十几分钟,天刚放亮,越军的炮火又打来了。这一次越军的炮火准备不同上一轮,他们采用连续不断地发射法,爆声和炮声混在一起,分不清炸点,也看不清方向,阵地上爆烟尘土弥漫,看来这个“王牌”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了。二连长林贤睦刚钻出掩体,想告诉战士们注意防炮和沉住气,但他删删站稳,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这位只有二十八岁的年轻连长倒下了。

越军借助炮火的掩护冲了上来了,看规模至少有两个连的兵力,他们采用轮番进攻、交替前进的战术,向我阵地接近。干部们命令战士们,五十米外不准射击。越军没有遭到预料中的猛烈射击,还以为是他们的炮火起了作甩,一个个的胆子大了。有个越军军官的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缴枪不杀!~阵地上的战士们气得头顶冒烟,恨不得一枪干死他!但连指挥员没有下达射击命令。越军的身影更近了,四十米,三十米,徐泽责握着机枪柄的手都捏出汗来了,吴世文的冲锋枪把肩膀都顶疼了,射击命令还是没下。

越军离阵地只有三十米了!

只听一声:“打!”全连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射向敌群。徐泽贵一气打出四百多发子弹,吴世文还是穿着白背心在阵地上晃来跳去,一个劲地狂射。越军在如此近的距离上,藏无处藏,躲没处躲,丢下数十具尸体逃了下去。经过我军的打击,越军好一阵没缓过气来,他们在重新调整部署。我们两个连也抓住这个短斩空隙补充弹药,抢救伤员。负轻伤的战士自己包扎好伤口,准备投入新的战斗。身负重伤的战士本应该撇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同志要下去。二连代理副连长、一排长杨金红头部被弹片炸伤,他把来背他的同志推开,坚决不上担架。

根据越军的炮火准备和进攻特点,两个连发现我们的防御兵力过于密集,增加了无谓的伤亡。于是二连和六连采用分散配置,集中火力,把多余的兵力撤到二线作为预备队,做好长时间的抗击准备,为全歼柑塘之敌争取时间。就在越军又一次反扑开始的时候,徐泽贵对邱指导员说道:“我的火力没有发挥好,让我到前面去吧。邱指导员看了一眼前沿说。”洼地里没有工事。没事,越军替我早修好了,那些炮弹坑就是!他一边说,一边抓起机枪,邱指导员一把没拉住,徐泽贲已经站在战壕边上射击了。

多么威武壮烈的一刻,只见英雄机枪手徐泽贵雕塑般的屹立在阵前,他两腿迈开,一脚前,一撊后。胸前是满是泥土油迹,手中横端冒着烟气的机枪,为了更多地清灭越军,他嘴上咬着装有一百发子弹的弹盒,威风凛凛,杀气四射!他借着射击效果,几个跃进就冲到了洼地,炸松了的弹坑,在他的修整下,成了一个理想的机枪掩体,他隐蔽在弹坑内,等着越军前来送死。

越军接受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改用曲身低姿前进的办法,冲迸几步就卧倒在地观察,爬几步站起来再往前运动。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面前,我们的虎兵徐泽贲正架着机枪瞅着他们上来呢!这打仗其实是很简单的事,一是要勇敢,二是要动脑子。徐泽贵就是这样的兵,越打脑瓜越灵活。

他瞅着越军离他只有二十米左右,他仍然稳稳沉住气,一绦不动。当越军冲到离他仅十五米左右的地方时,突然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呼”的一下全部卧镯在地。徐泽赏看得很清楚,越军是以加强班为单位,十几个人除了冲锋枪还有机枪。他们爬着望了一阵,见没有动静,抬起头刚要起身,虎兵徐泽责开火了,刁钻聪明的徐泽贵这次没有一气猛扫,而是打点射,有停顿地射击。“哒哒哒!哒哒哒1”这有间隔的点射,好像是轻机枪在欢快地歌唱,越军不抬头他不打,久经战阵的越军老兵油子们,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缠人的打法,不用说往前冲了,连头也不敢抬。

徐泽贲稳稳据枪,有板有眼的“嘎嘎”打着点射,他只有一个原则:你不抬头我不打!这即是两军士兵意志力的考验,也是胆识和单兵技术的较量。他正打得有滋有味时,又一小群冲上来的越军刚要抬头时,徐泽贵瞄准一抠扳机,只听到“咔”的一声:“不好,子弹打光了!”就在这电光石火间,不用说眼前的越军了,连身后的战友也没有想到,只见一身是胆的徐泽贵,身子象是被弹簧弹出了掩体,天神般冲到了十几个越军士兵中间。他一贬眼的工夫抓起一挺轻机枪后退两步,一个急射,十几个越军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几个人只是口瞪目呆、吃惊地看着我们的孤胆英雄,在弹雨中先到柑塘报到去了。

徐泽贵迅速回到原来的掩体,他机警地观察了一下,一手提一挺机枪,在战友们的掩护下胜利地返回了阵地。邱指导员也被这瞬间的场景震撼了!他拍着毫发未伤的虎兵肩头激动的说:“打得好,我给你请功!”虎兵徐泽贲笑了笑说:“俺当了好几年兵,今天算是打了几发子弹,有点过瘾了!”

越军“王牌”师被连续的惨败所激怒,越军发了疯似的一波又一波的反扑。他们的兵力从一个加强排增加到一个连,现在又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企图对我阻击部队实施三面合围。六连和二连的指战员们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和考验,虎兵徐泽贵所在一排的阵地,遭到越军最猛烈的进攻。他们不惜代价,死一片,就又涌上一片,越军316A师看样要拼老底了。越军的进攻几乎没有间断过,虎兵徐泽贵是个对各种轻武器样样精通的多面手。他面前放着步枪、机枪、冲锋枪和一堆一堆的手榴弹,步枪打着不解气就换冲锋枪,冲锋枪枪管打红了再换轻机枪,一刻也不歇气。谁也没曾想到,我们的虎兵在越军就要败退之际,他刚刚举起一枚手榴弹,一发子弹射中了他的前胸,他咬牙把手榴弹扔迸敌群后倒下去了。邱指导员找来红五星的军帽给他戴到头上,我们无畏的、一身是胆的英雄虎兵睡着了!

在主阵地的另一侧,左侧锁骨已经负伤的一班副吴世文,也和全班一起正在与越军生死相搏。他身上那件白色的背心上,早已看不出白色,身上粘满了斑斑血迹和泥土。他手持冲锋枪不停的扫射,枪管打红了,就抓起机枪,象徐泽贵一样口叼着弹盒向越军扫射。当他一下子跃进战壕的时候,被越军的炮弹皮击中了他的腹部。

他忍着剧痛伏在堑艨边爬着继续战斗,战士们发现他伤势严重要送他下去的时候,他恼火地喊道:“咱班已牺牲了两个同志,我能下去吗?”在两支有点名气的部队对垒中,一旦双方打得火起,双方的官兵都会处于颠狂状态,他们眼中只有战友的血和自己的职责。被阻击的316A师更加疯狂了,八五炮、八二迫、六零炮,一个劲的往高地上吊。刚受伤不久的吴世文又被一块弹片击中了胸部,巨痛已使他擎不住机枪了。身边的同志们急忙对他施救,但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死死抓住机枪不肯放开,战友们只好含泪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的扳开。

总攻柑塘的炮声响了,我军炮群正对柑塘守敌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急盼援军的越军345师,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乱转,“王牌”316A师任凭345师在电台中呼叫,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无名高地,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夺路,而是掩护自己的士兵一车一车的抢运尸体,代乃东南无名高地成为“王牌”316A师官兵的殉难地,伤心岭!

揭开冷战时期美苏核潜艇北极“暗战之旅”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在北冰洋洋底展开的鲜为人知的潜艇暗战,向人们揭示了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海底战争。如今的北极冰面是一片肃静平和的景象,然而谁能想到,在这平和的景象下面竟隐藏着惊天的秘密。

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潜艇在这片海域的海底来回穿梭,而在它们周围是密布的鱼雷和导弹。所有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今天人们才了解到这段历史的真相。在近日出版的一本名叫《暗战》的书中,作者麦克拉伦提到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并向人们揭露了美国“皇后鱼”号(编号650)核潜艇1970年执行一次任务的过程。

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确保在与前苏联的“潜艇战争”中取得胜利,决定事先对北冰洋的海底进行了一次测绘工作。“皇后鱼”号在1970年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西伯利亚海底的大陆架。

测绘任务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皇后鱼”号潜艇在危机四伏的冰面下静静地前行,指挥官麦克拉伦正紧张地盯着船舱中监视器的屏幕,船长麦克拉伦当时是美国海军一位经验丰富的潜艇指挥官,他为了给潜艇寻找安全的航行路线,甚至曾经在没有任何航行资料的海底绘出了几千海里的路线图。潜艇要面对的是深浅不一的海底以及冰层下表面直插深海的,超过100英尺长的底冰,稍微不慎,就会导致艇毁人亡。

还有一种死亡威胁,那便是潜艇被卡在了冰层中进退两难,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潜艇的通信是完全中断的,没有补给和支援,那么船员们就只能静候死神的到来了。“皇后鱼”号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们钻入了一条“死胡同”,若不是撤退及时,艇上的船员恐怕都将葬身“深海冰墓”。“即使到现在,我的脑海中也无时无刻不浮现出当时的场景”,现年75岁的麦克拉伦博士说,他将这一秘密的航行任务写进了他的新书《暗战》,并已由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前任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首席科学家塞尔维亚·厄尔勒称,深海探索航行的壮举使得麦克拉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英雄。“潜艇随时可能消失在大洋深处,到那时没有人会知道这一事件的存在,但是他们却挺过来了,这真是一次伟大的探索航行!”厄尔勒如此评价说。

在麦克拉伦的任务完成之后,北极深海迅速成为了“暗战”的是非之地。在那里潜藏着前苏联的核潜艇以及跟踪而至的美国攻击潜艇。美国潜艇的任务就是一旦冷战变热,就在最短时间内全力打击前苏联的潜艇,以阻止它们向美国本土发射导弹。军事分析专家诺曼·波马认为北极的环境条件十分不利于潜艇的活动。各个区域表面冰层的形状的不同及摆动幅度的不同使得潜艇声纳系统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然而,对于潜艇专家而言,越是险恶的区域,就越有利于潜艇活动,因为能够到达险恶区域的潜艇是很少的。

麦克拉伦博士指挥的皇后鱼号核潜艇是美国海军最为先进的潜艇,该潜艇的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通体黑色,被人认为是水中怪物。这艘潜艇是专门为北极大洋的特殊环境而设计的,它最为先进的部件是用来观察冰面下复杂环境的特殊声学装置。利用这种装置,它能够探测到下沉冰山的尖锐部分,从而使得潜艇能够避开危险。

正如麦克拉伦博士在《暗战》中所提到的那样,在“皇后鱼”号航行开始之前,潜艇上的所有标志都被去掉,艇中载满了鱼雷。1970年8月5日,该潜艇到达了北极极点。随后,他们向着西伯利亚大陆架方向驶去,在那里他们将开始他们的秘密使命。

莫斯科方面对外称西伯利亚的大陆架延伸到了离岸230英里的距离,但是华盛顿方面却认为这一距离仅仅只有12英里,而麦克拉伦和他的士兵们就是按照这一规则来执行任务的。“皇后鱼”号潜艇不断地在前苏联的近海区域航行。“有一次我们甚至看到了前苏联的六艘舰船,这其中包括有一艘破冰船、一艘油轮以及四艘货船。”

麦克拉伦在书中提到说。此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绘制海底地形图以及收集海洋地理信息数据,以防止北极成为军事行动的最大障碍。“皇后鱼”号通过沿着海底轮廓线航行来获取这些重要的信息数据,这就意味着该潜艇面对的将会是更大的危险。有一次,潜艇搁在了一座冰山上。“通过潜望镜向外望去,四面八方都是明亮的尖冰,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麦克拉伦这样写道。

他迅速下令撤退,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的操纵着潜艇往后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令人窒息的航行,潜艇终于进入了深海,船员们深深的出了一口气。这次航行历时两个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靠岸后他们并没有受到欢迎,迎接他们的是阿拉斯加刺骨的寒风。由于船身所有的标记都被去掉,当地的民众误认为他们是前苏联的部队。1972年,麦克拉伦被授予服役优异勋章。

历史学家称此次任务结束后,美国和前苏联在北冰洋的军事行动更加频繁,美国随后组建了由36艘“鲟鱼”潜艇组成的舰队,穿梭在北冰洋冰面下。对于这次北极探险活动部队,一直以来公众都知之甚少。专家认为,麦克拉伦《暗战》一书的出版发行,不但揭密了冷战时期的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也在今天带来了一定的历史意义。

鲜为人知:珍宝岛之战后苏军的报复

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披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干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他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

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盂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

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的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扬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

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折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他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绒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开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股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了?军队内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毛泽东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

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式,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8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

中苏边境,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

8亿人民8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320万。

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也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既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索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煌,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竟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元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土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

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伯?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音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伯?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他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公元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奇怪的是,同前六次试验连篇累犊、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日,毛泽东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

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国共“八六”海战揭秘:台军作战计划漏洞太多

1965年国共海军发生的“八六”海战,对台军来说,不单纯是一场败仗,更是一个因极力回避而颇具神秘色彩的事件。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以及当年与这场海战有关将领的回忆相继公开,笼罩在海战背后的谜团被逐一解开。“剑门”号当了替死鬼

1965年7月,台当局为配合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的制订,指示海军派军舰,运送特别情报队,对大陆东山岛周围目标进行突击,企图摧毁解放军雷达,捕捉俘虏,获取情报。此计划被命名为“海啸一号”。

为此,海军专门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督导组,负责协调。督导组组长为台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7月30日,冯启聪决定派“太康”号和“章江”号军舰,组成海啸特遣支队,由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担任指挥官。然而,由于“太康”号意外出现故障,而临时以“剑门”号代替。“太康”号是一艘标准排水量为1150吨的护航驱逐舰,总体火力较强,“章江”号是一艘标准排水量为280吨的驱潜舰,总体火力较弱。两舰组成特遣支队意在取长补短。可是不巧,“太康”号在7月底赴马祖海域执行任务时,声呐音鼓护罩不慎被撞坏,美国顾问团认定此舰需要维修。冯启聪立即决定,让标准排水量为890吨的巡逻舰“剑门”号接替“太康”号执行“海啸一号”计划。

作战计划漏洞太多“海啸一号”作战任务是由台“国防部”下达给海军的,然而,海军对这一计划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海军“总司令”刘广凯因在左营的海军参谋大学主持“三军”干部参加的兵棋推演,没有具体参与这一计划的制订。当他意识到必须过问时,却遭到“副参谋总长”黎玉玺的干扰。8月4日中午兵棋推演结束,刘广凯深感“海啸一号”关系重大,便立即乘飞机前往台北的督导组总部。可此时,督导组在冯启聪的率领下,已乘火车南下,进驻左营。正副“总司令”错过了会面的机会。

刘广凯审阅了“海啸一号”的实施方案,发现问题不少,认为计划应重拟。当他得知特遣支队已于8月5日凌晨6时自左营出发时,立即命令作战助理参谋长许承功少将,通知特遣支队返回左营,等候命令。可许承功无奈地告诉刘广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昨接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朱元琮中将的电话,特遣支队依照上级的限期,务必于8月6日凌晨到达目标区,所以现在不能回航。”刘广凯听后,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在计划书上批了一个“阅”字。

将领不了解海战经过

对于“八六”海战的经过,无论是冯启聪,还是刘广凯,在当时都不是十分清楚。他们了解的过程,大多是从回到左营的海战幸存者那里获得的。

8月5日凌晨,特遣支队在督导组全体成员的目送下,驶离左营码头。14时,督导组进入舰队指挥部战情室,密切注意特遣支队的行踪。15时12分,通信站截获解放军青山雷达站发出的3次报告,报告称发现不明目标,可能是美国军舰。督导组判断,特遣支队尽管没有被确认是台湾军舰,但已引起解放军的高度关注,于是立即电告胡嘉恒,可胡并未作出反应,继续按原计划将一艘M-2橡皮艇及7名情报人员放下,然后指示两舰在指定的航路上巡弋。

8月6日0时30分,台湾通信站再次监听到解放军雷达站的报告,称目标为台湾海军的“剑门”号和“章江”号。1时50分,“剑门”号报告,已与解放军的鱼雷快艇交火。

海战打响后,解放军的鱼雷快艇集中攻击“章江”号,“剑门”号则用3英寸炮攻击鱼雷快艇。但此时“章江”号忽然起火,旋即沉没。

4时58分,3艘鱼雷快艇再次高速接近“剑门”号,战况非常激烈,电信室窃听到某鱼雷快艇报告称:“已打了25毫米炮弹共25箱。”随后,“剑门”号连中3枚鱼雷,尾部发生爆炸,立即沉没。

8月6日7时左右,刘广凯接到黎玉玺的电话,说“章江”号情况不妙,似已发生意外,请快速处理。8时30分左右,刘广凯才获悉胡嘉恒于5时10分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剑门’舰已整备完妥,准备再战。该舰舰体完好,迄无伤亡。”

随后,蒋介石在阳明山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战情。当他询问战况时,刘广凯只能将胡嘉恒的电报内容复述一遍,而对已经结束的海战结果毫无所知。直到下午,刘广凯才乘飞机前往左营,了解情况。18时左右,刘广凯突然听到大陆广播,说解放军驻汕头的海军部队于该日凌晨及拂晓,在东山海面附近分别将“章江”和“剑门”两舰击沉,俘虏官兵若干人。

海军“总司令”黯然下台

多位台海军将领在回忆中都提到,冯启聪在率督导组南下左营之前,曾指示一名督导官通知空军“总司令部”的“擎天作业室”,希望空军能适时予以配合。然而,当8月6日海战打响后,空军竟声称不知道“海啸一号”计划。两个多小时以后,他们才匆忙派飞机增援。6时35分,4架F-100战机从屏东机场起飞,于7时12分到达海战区域,可为时已晚。“剑门”和“章江”两舰踪影全无,海面上只留下一片漂浮物。“八六”海战发生后,台湾岛内的报纸连续3天以头号新闻刊登海战经过,使刘广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8月11日,他携带辞呈面见蒋介石。蒋对他说:“此次海战损失了‘剑门’、‘章江’两舰,倒无所谓,而损失了200多个官兵,我很痛心。今天你能够引咎辞职,不委过于部属,我深为感动。经我郑重考虑之后,惟恐舆论方面对你不利起见,乃姑准你辞职。”

8月18日上午,台“国防部长”蒋经国亲自上门安慰刘广凯。刘广凯无可奈何地说:“命该如此,其又奈之何也!”就这样,刚接任海军“总司令”5个多月的刘广凯黯然下台。

抗战末期曾有美军上尉参加中国地道战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从重庆到延安,受到边区军民热烈欢迎。年底,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向中共提出,可否派上尉杜伦赴冀中地区考察八路军平原游击战特别是地道战的情况,毛泽东爽快地同意了。

在晋绥、晋察冀等根据地八路军的掩护下,1945年初杜伦上尉进入冀中地区。1月21日,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高存信和冀中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石少华一行八九人要从安国赴九分区考察,杜伦获准与他们一同前往。

大家都身着便衣,杜伦个子高,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身特大号的蓝棉衣给他换上了。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家找了一辆花轱辘篷车,让他坐在里面。傍晚时分,一行到达九分区机关所在地任丘边关村,高存信等人引导杜伦参观了地道,便休息了。睡至半夜,忽闻枪声,原来是河间一带的日军向边关村袭来,分区遂决定向河间、任丘交界的皮里村转移。皮里村距边关村仅10余里,也有地道。到达皮里村时,已是凌晨两点,一行人住进了一户姓娄的“堡垒户”家中。娄家在村子的北头,是一个四合院,房东让他们住北房,自己住东房。

黎明前,突然响起了枪声,大家翻身而起,准备行动。高存信先到院内听听动静,知道鬼子已经进村了,便回到屋里,让杜伦和马翻译立刻到东屋钻地道。杜伦由吴英民、马翻译带领,迅速钻入地道。杜伦个头大,下洞时费了点劲儿。就在他们钻地道的时候,院内南平房上已经爬上来几个鬼子,朝着东屋、北屋打枪。高存信手持双枪,掩护大家钻入地道,向鬼子连开几枪,然后也跃身钻入地道。日军进入东屋,发现了地道口,便向里面开枪。高存信进洞后,遇到了自己的警卫员和石少华,才发现自己这个方向是个死洞。幸好吴英民、杜伦他们钻对了方向,进入了左面安全地段。高存信3人只好回到地道入口的拐弯处,伺机转移到左面去。上面的鬼子大喊大叫:“你们已经被发现了,快出来吧!”见许久没有动静,鬼子朝洞里扔了颗手榴弹,然后逼着一个伪军下洞。伪军不敢抗命,战战兢兢下了洞,当即被高存信击中腿部。受了伤的伪军大叫:“不好啦,打中我了!”上面的伪军急忙把他拉了出去。高存信3人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跃过洞口转到了左面地道里,与杜伦、吴英民会合。

日军发现了杜伦未来得及带走的照相机、日记本和地图,断定洞内有外国人,决心俘虏这个外国人。但日军在地道口已吃了亏,不敢轻易下洞,于是向洞内灌水,但地道里挖有很深的储水池,日伪军累得气喘吁吁,也不见效果,又用烟熏。高存信指挥大家用棉袄堵塞主洞,使烟经支洞,从通气孔、望孔排了出去。为防止鬼子施放毒气,洞里每个人都把包头巾用自己的尿浸湿,准备一旦鬼子放毒时捂在嘴上。鬼子们折腾半天,一直未能得逞。杜伦从未经历过如此奇妙的战斗,又好奇,又害怕,看到高存信他们不慌不忙,也逐渐镇静下来,站在八路军战士身后观察事态的发展。

黄昏时分,从地道里听不到地面上日军的动静了。这时,地道中传来分区的通知:“敌人已经撤走,可以出地道了。”钻出地道时,天已黑了下来,大家在地道中一共呆了十二三个小时。

进了屋子,看到房东娄大娘包着手躺在炕上,一问才知因她未来得及钻地道,被鬼子抓住,硬逼她交待北屋外国人藏在哪里、地道干线经过哪里。娄大娘一口咬定:“不知道!”鬼子挥刀向她砍去,娄大娘伸手遮挡,手指被砍掉,当即昏倒在血泊中。当她清醒过来,鬼子又逼问她,娄大娘还是那句话:“不知道!”杜伦听了这个情况,连忙竖起大拇指:“伟大!伟大!”

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爱人萧哲,抱着小孩进了地道。由于孩子不习惯地道的黑暗,哇哇大哭。萧哲担心孩子的哭声暴露地道的位置,影响大家尤其是外国友人的安全,硬是死死堵住孩子的嘴,以致孩子因窒息而死。杜伦听马翻译说了这件事,感动得又竖起拇指,连声对悲痛的魏洪亮夫妇说:“太伟大了!你们为我、为大家的安全付出了牺牲!”

不久,杜伦又亲身参加了一次地道战,他深有感触地说:“能以如此巧妙的方法坚韧地同日本人作战的军民,必将取得胜利!”

1962年中印战争中双方的步兵装备

从当年大唐的王玄策灭中天竺到1962对印自卫反击战,印度兵的作战素质就没让我们看得起过,1962年中印战争我们的一支侦察部队已经快到了新德里,4个兵竟然压制了阿3一个排,不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1962年印度的装备真的和我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

看看我军步兵手中的武器应该是56半和56式自动步枪,而可怜的印度士兵手中应该是英联邦制式装备:斯登冲锋枪加挂刺刀,或李,恩菲尔德步枪,李,恩菲尔德虽然是把名枪,10发的供弹仓也比毛瑟步枪的5发高了一倍,但和半自动的56系列比起来,恐怕只有一个射程能够拼一下了。

再看看轻机枪印军的标准装备应该是布伦轻机枪,这枪我们都熟,我们消灭日本鬼子就是用它,不可否认是把好枪,可惜这个时代我军已经装备了56式班用机枪,不论火力和持久力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在加上印度士兵普遍素质不高,以至于有些美军援助过来的先进武器都无法使用,看看这里印军士兵连被俘脸上都透露出灿烂的微笑呢。

第三章

1965年国共海战,蒋介石听大陆广播才知战败

1965年国共海军发生的“八六”海战,对台军来说,不单纯是一场败仗,更是一个因极力回避而颇具神秘色彩的事件。近年来,随着档案数据的解密,以及当年与这场海战有关将领的回忆相继公开,笼罩在海战背后的谜团被逐一解开。

计划匆忙上马 纰漏重重

1965年7月,台湾当局为配合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的制订,指示海军派军舰,运送特别情报队,对大陆东山岛周围目标进行突击,企图摧毁解放军雷达,捕捉俘虏,获取情报。此计划被命名为“海啸一号”。

然而,海军对“海啸一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海军总司令刘广凯因在左营的海军参谋大学主持将领参加的兵棋推演,没有具体参与这一计划的制订。当他意识到必须过问时,却遭到副参谋总长黎玉玺的干扰。

8月,刘广凯审阅了“海啸一号”的实施方案,发现问题不少,认为计划应重拟。当他得知特遣支队已于8月5日清晨6时自左营出发时,立即命令作战助理参谋长许承功少将,通知特遣支队返回左营,等候命令。可许承功无奈地告诉刘广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昨接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朱元琮中将的电话,特遣支队依照上级的限期,务必于8月6日凌晨到达目标区,所以现在不能回航。刘广凯听后,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在计划书上批了一个“阅”字。“明星”将领组合遭遇惨败“海啸一号”任务由国防部下达,台湾海军专门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督导组,负责协调。督导组组长为台湾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7月30日,冯启聪决定派太康号和章江号军舰,组成海啸特遣支队,由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担任指挥官。

太康号是一艘标准排水量为1150吨的护航驱逐舰,总体火力较强。章江号总体火力较弱。两舰组成特遣支队意在取长补短。然而,由于太康号意外出现故障,而临时以剑门号代替。

可是,太康号在7月底赴马祖海域执行任务时,声吶音鼓护罩不慎被撞坏,美国顾问团认定此舰需要维修。冯启聪立即决定,让标准排水量为890吨的巡逻舰剑门号接替太康号执行“海啸一号”计划。

1965年8月5日清晨六点,台湾海军剑门和章江军舰,缓缓地驶出左营军港。舰上官兵除了看见六名神秘人物随舰出海外,并不知道他们即将面临一场海上恶战。

随着黑夜的来临,六名神秘客在下舱开始换装,换上了解放军的制服。此举招来一阵喧哗,剑门舰的一名战士还跑上舰桥向舰长咬耳朵,表示此次任务的保密的太厉害,连自己官兵都被蒙在鼓里。

这六名神秘客是特种部队人员,准备在福建东山附近抢滩渗透进大陆。这次作战计划的海上作战指挥官,由巡防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担任,特遣任务支队旗舰由剑门舰担任,舰长王韫山中校,章江号舰长为李准少校,三名军官是台湾海军公认的优秀将领,是同期同学中最耀眼的“明日之星”。

特遣任务支队横渡海峡的路线,模拟着由高雄往香港的货轮航线。原本行动应极机密,但剑门和章江尚未跨越海峡中线,即已遭中共设于厦门口外的青山雷达站钉梢。

15时12分,台湾方面截获了解放军青山雷达站发出的三次报告,报告称“发现不明目标,可能是美国军舰”。计划督导组判断,特遣支队尽管没有被确认是台湾军舰,但已引起中共军队的高度关注,于是立即电告胡嘉恒,可胡并未作出反应。

8月6日0时30分,台湾通信站再次监听到解放军雷达站的报告,称目标为台湾海军的剑门号和章江号。1时50分,剑门号报告,已与解放军的鱼雷快艇交火。海战打响后,在解放军的鱼雷快艇攻击下,章江号及剑门号先后被击沉。

剑门号舰长王韫山后与该舰33名官兵被共军捞起俘虏,其余官兵170余人全部死亡,只有一名特种部队因深谙水性故未被俘虏,隔天被外籍商船救起后送往香港转回台湾。被俘之剑门台籍士官兵,多数于伤愈后愿意还乡。台湾国防部在金门海域接收后,先送澎湖实施再教育数月,再分别遣返原籍。

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此次海战,国民党海军伤亡整整两艘军舰近千官兵,逃回台湾的仅仅只有五名,还是伤痕累累,狼狈不堪。

听大陆广播才知两舰被击沉

在两舰被击沉的同时,蒋介石在阳明山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战情。当他询问战况时,刘广凯对已经结束的海战结果毫无所知。直到下午18时左右,刘广凯听到大陆广播,才知道章江和剑门两舰被解放军的汕头海军击沉,俘虏官兵若干人。

多位台海军将领在回忆中都提到,冯启聪在率督导组南下左营之前,曾指示一名督导官通知空军总司令部的擎天作业室,希望空军能适时配合。然而,当8月6日海战打响后,空军竟声称不知道“海啸一号”计划。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才匆忙派飞机增援,可为时已晚,两战舰已被击沉,踪影全无。

海战发生后,台湾岛内的报纸连续三天以头号新闻刊登海战经过,使刘广凯感到巨大压力。8月11日,他携带辞呈面见蒋介石。蒋对他说:“此次海战损失了剑门、章江两舰,倒无所谓,损失了那么多官兵,我很痛心。今天你能够引咎辞职,不委过于部属,我深为感动。经我郑重考虑之后,惟恐舆论方面对你不利起见,乃姑准你辞职。”之后,台湾国防部长蒋经国亲自上门安慰刘广凯。刘广凯无可奈何地说:“命该如此,其又奈之何也!”就这样,刚接任海军总司令五个多月的刘广凯黯然下台。

新建的中共海军自信大增

这次海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8月7日,美联社即发出报道:“美联社东京六日电中共海军渔船护航舰队,近日在其东南海前线击沉两艘中华民国猎潜舰。”

当时还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星岛日报》8月7日头版头条大字报道:“金门以南发生海战国军两炮舰遭中共舰艇围攻共方宣称击沉两猎潜舰”。日本、英国等国的报纸都迅速报道了此次海战的消息,并发表了相应的评论,认为中共海军正在逐步取得近海的制海权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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