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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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面——经济试读：
内容提要
在新一轮战略发展阶段，中国国民经济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经历了从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过去根据计划指令的生产与销售体系转换到了与国际经济社会接轨，从而成为面临经济全球化的生产与贸易体系。
一、东西南北：经济均衡发展社会空间
1、机遇
（1）经济全球化深度
在新一轮战略发展阶段，中国国民经济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经历了从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过去根据计划指令的生产与销售体系转换到了与国际经济社会接轨，从而成为面临经济全球化的生产与贸易体系。因此，各地区必须对中国在跨世纪发展中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充分了解，才能在国家总体协调下正确地制定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全球化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全球化是指生产的全球化。它是指“在全球规模范围内，私有资本所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体化”。这种全球化生产的主角是跨国公司。制造业中最早的跨国公司始于19世纪，1867年美国的一家公司在英国的格拉斯高制造了缝纫机。而生产初级产品跨国公司的历史则还要早一些。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过程后，从6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成为影响世界工业化的主要经济角色。
广义的经济全球化则不能仅从生产角度出发来理解。任何经济活动的本质都包括两个方面，生产与市场交换。这两种本质的活动，把国内与国外的消费者，生产者与供给者联系在一起。上述三类经济行为主体在跨国境活动中的关系，依赖于市场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技术状况与其他国内经济优势及政策框架的开放程度。通过市场与生产活动所建立起来的跨国联系可包括下述几方面：资金流；货物流；服务流；人流；技术流；信息流与思想流。所谓经济的全球化是指跨越国家边境各类流动程度的扩大与深化。
当世界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时，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都局限于国家的边境范围内。由于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增长与资本的积累，生产量很快地就超出了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度。新的全球化经济随着企业的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而涌现。通常情况下，传统与惯性阻碍了经济活动及其地域布局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头，既受到来自企业与市场相互作用所产生压力的影响，也受到体制环境的作用。许多促进企业跨越国境活动的体制条件体现出政府的重要作用，它们包括：恰当的宏观经济条件，技术与创新系统及各种公共投资（包括教育与基础设施），这些是促进长期竞争力及资金积累的主要因素。同样，能否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获取利益并进行分配也离不开国家的机构、体制。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除了包括浅层次与深层次的经济活动的一体化之外，也包括了企业、市场与政府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中央与地方政府，必须对这一广义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本质有充分正确的理解，才能抓住机遇，面临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浅度发展，反映在国际贸易量的迅速增长、各国对贸易依存度的增长、以及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等方面。下表1～2分别反映了贸易全球化的演变；世界贸易增长的速度大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若干国家的出口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增长。这表明世界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扩大。中国在制定外贸政策时，要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国贸易可持续发展。表1 世界贸易与产出的增长1870～1990年（平均年增长值%）
表3～4反映的是各国较宽松的政策框架和技术进步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国际化产生的显著影响。50年代后期，多数欧洲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形成了金融国际化的稳步开始。欧洲市场的统一化趋势使这一过程进一步加速。在过去20年中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有显著的发展（见表3）。1992年，世界金融市场规模估计达到了43万亿美元。在许多国家里，金融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远高于外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跨国的银行贷款在80年代初期仅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的4%，到了90年代初期，这一数字达到了44%。表3反映了银行的国际间贷款额与世界总产值、贸易与投资比值的发展。表4以三个指标反映金融一体化扩大。表2 若干国家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出口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表3 国际银行的贷款与世界产值，贸易及投资额比值的变化（%）表4 金融市场一体化演变
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来自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这一过程促进了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及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组织机构的演变。在1960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仅为680亿美元；到1993年，这一数字达到2.1万亿美元。在6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的数量仅有7000个；到了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数量达到37000余个。其中24个发达国家拥有量达9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拥有量仅为7.6%，中欧与东欧国家拥有量为1.1%。这些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数量超20.6万个。外国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出口值而成为国外市场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主要驱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除了促进贸易与技术的扩散外，还是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如表5所示。表6则表示若干主要国家向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世界总量百分数的演变。表5 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表6 若干国家向国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世界总量的%）
从表6中看到，在1960年时，美国的海外投资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而后许多发达国家都相继跟上，美国跨国公司的生产与销售比重相对下降。至80年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也参与到海外直接投资的系统中。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结构战略，由孤立的发展战略成为高度一体化的战略，如表7所示。跨国公司的发展演变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其作用也不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跨国公司产品的多样化促进了生产企业间内部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技术进步与全球范围的规模经济，同时也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也与生产体系的国际化发展密切相关。跨国公司成为转让技术与管理的主渠道。这一经济日益趋向全球化的情况下，工业化出现了新模式。在这个形势下，一些国家正在制定或调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与政策，我们应当充分加以重视，并在地区发展政策体系中有相应的考虑。表7 跨国公司结构与战略的发展
在前述背景下，全球工业化呈现出新的模式。这一新模式的核心是技术进步的加速，它成为将来国家间、企业间竞争的决定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外资流动和外贸联系进一步加强。
全球工业重心从传统的发达地区转移到东亚、东南亚区域，如日本、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国家，它们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生产企业的发展相应带动了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东、中欧出现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变革。区域集团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兴起，如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亚大经合论坛（APEC）的兴起。提出了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和新要求。中小型企业在工业发展、出口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创造就业的社会发展意义。
中国是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跨世纪大趋势的国际与区域环境的工业化新模式中，中国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理解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背景，正确地把握跨世纪发展趋势，可以更好地抓住机遇。中国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同，高素质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中出现把相当部分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配置在发展中国家的趋势。例如印度的科技人员承担了发达国家相当部分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及其他合作研究。这类分工与合作可以提高本国科研队伍的水平，增加竞争力，促进本国经济进一步参与到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领域中。
发展中国家通常通过与国外资本合资以及非资产技术转让等途径获得技术。199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40%，数额高达800亿美元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而在80年代前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仅占全球总额的25%。这些外国直接投资中包括了相应的技术转让。其中大部分是流向东亚与东南亚的。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与资本流相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合同数、技术与决策的专利费用收益也相应增长。中国可以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不同情况，引进外资与技术。从总体上看，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不少。新战略发展过程中要认真总结经验，注意引进技术，尽量减少引进中国有能力生产的设备与生产线。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一些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过快而很快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些国家的通常对策是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递次转移到其他低工资国家，而自身则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密集与资金密集的产业。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有可能配合国际、国内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企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工资增长速度也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工资增长速度一般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的悬殊进一步促进了互相攀比。因此必须注意不合理的工资增长对中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的影响。
在跨世纪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中，贸易的自由化与技术进步促进了竞争的加剧。中国必须认清这一形势，迎接面临的挑战。
如果国内工业不能和外国产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那么中国的工业制造业有面临衰退的危险。
如果在劳动力过剩情况下，工资水平仍然迅速地上升，那么企业的管理者必须依靠提高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才能使企业保持竞争力。
中国尽管存在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这一优势正面临新一代以资金替代劳动力的生产技术的挑战。
国际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其经济实力之强，可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匹敌。例如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销售额达到1640亿美元，大于泰国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因此，中国必须掌握现代工业规模经济的特点。在汽车等规模经济特征明显的产业发展上决不能搞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要努力通过联合与协作发展提高企业经济与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2）地缘
对于今后15～20年间的世界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很多国际经济组织都进行了预测和展望。这些预测和展望的一个共同的结论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表8是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中所采用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表8 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增长率%）
表8提供的预测数据表明，未来10～15年中，亚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大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将有所缩小。
综上所述，对世界各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前景作如下判断：
亚洲。在亚洲，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迅速崛起而成为目前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这一地区主要是由于采取了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实施了高水平的人力投资而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匪浅，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仍将持续。南亚地区国家由于普遍实行了政策变革，取消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严格限制，经济绩效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供应者。但今后它们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越来越强的竞争。西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了石油实际价格下降，人力资本短缺，一些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制约，今后的发展势头将主要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克服这些制约因素。
美洲。由于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态势仍将维持一段时间，而美国在这一领域中保持着领先地位，预计美国经济将在5年～10年内维持稳定增长（经济增长率2%左右）的态势。这一方面将巩固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世界经济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北美经济有望平稳发展。对拉美地区而言，墨西哥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正在逐渐散去，依托北美经济的平稳增长和拉美地区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拉美地区经济有望缓慢复苏。
欧洲。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欧盟经济可能逐步走出低谷，但欲实现稳定增长仍须各成员国的艰苦努力。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经济形势有望继续改善，尤其是独联体各国由于经济合作的加强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经济有望复苏。但俄罗斯的政局和政策向将直接影响前苏联国家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
非洲。非洲经济发展近年虽有改善，但发展速度仍较缓慢，且发展很不平衡。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增长缓慢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且这种状况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恐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面临着体制脆弱、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局面，有被排除在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之外的危险。
大洋洲。90年代初大洋洲经济走出经济衰退后呈稳定增长态势。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业结构相似，但由于两国在自然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加之大洋洲在亚太经济圈中的地理位置，大洋洲经济有望稳定地持续发展。
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消除了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对抗，而代之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睦邻关系，中国目前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地缘发展环境。
对东北地区而言，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对由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韩国、朝鲜、蒙古以及日本组成的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开发给予极大关注。自从图们江三角洲联合开发的设想于1990年正式提出后，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的有关各主面都对其高度重视，每年都举行会议以期推动和落实。各国打算用15～20年时间把该地区建成东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虽然目前由于意识形态、边界、朝鲜和蒙古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等方面的问题，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尚未取得显著的进展，但由于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互补性较强，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有着良好的前景。
华南与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效往和合作将进一步发展。如泰国于1993年初正式提出“金四角计划”，即在澜沧江下游、湄公河上游的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四国毗邻地区建立经济合作区的倡议后，得到各国政府的响应和支持，并共同制订了相应的开发计划，一致同意以交通和旅游为突破口，同时还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和日本、澳大利亚的关注。越南、老挝与中国云南、广西之间的边境贸易与其他经济合作活动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应当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努力处理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南海海域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上的纠纷问题，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加强经贸联系，促进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相继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稳定繁荣将对珠江三角洲乃到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西北地区，随着发展速度的加快和欧亚大陆桥的建设，与俄罗斯、蒙古以及原苏联的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将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还是中国穆斯林的聚集地，与西亚及阿拉伯世界有着相同的伊斯兰化传统。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背景，发展同西亚各国的经贸关系，包括能源、农产品及其他制造品的贸易，并尽可能地照顾到阿拉伯石油美元输出的经济利益，就有可能另辟一条引进外资的渠道，缓解发展资金严重短缺的矛盾。但同时必须防范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等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对新疆等地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
中国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进程中，面临经济全球化国际大环境，也面临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开展的地缘环境。对于各省区而言，大环境相同而地缘环境各异，自身基础条件也互有不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在变化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核心是采取正确的主动政策，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以与变化发展的国际环境相适应，才能真正地把握机遇，彻底摆贫困，迎接新世纪的繁荣。
（3）硬道理
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是中国经济均衡发展过程中主要改革任务。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深层次矛盾都要围绕这一改革主题。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实现自身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改革的深化必将推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内容。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全国把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
积极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巩固和完善主要由市场形成商品价格的机制。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逐步实现主要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的机制。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和监督，规范流通秩序。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
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规范竞争规则，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搞好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
改革投资体制。明确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规范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方式和渠道，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建设资金。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建立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的投资调控体系。发展在法律规范下公平竞争的投资市场。
规范和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继续实行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济致富的政策，并通过税收调节等措施解决社会分配差别过大问题。运用法律、分配政策等手段以及社会保障等措施，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经济立法。继续制定和完善规范市场立体和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制定和完善投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规范政府行为、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
推行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改革涉及到深层次矛盾以及权利再分配。这一改革是形成各省市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重视和把握改革的目标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经历了多方面转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各种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并带动内地发展的政策举措陆续出台。这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地区战略与政策的基本特点，这一政策在取得成效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针对这一问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这表明地区倾斜政策正在向地区协调发展政策转变。地区协调发展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国家重视和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在于促进这些地区竞争能力的提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总体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性的关系。各省市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打破地区界限，形成和发展若干突破行政壁垒的经济协作区域。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和国内外情况，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转变为经济优势。
特区型经济以政策为主的优势向以机制为主的优势转变。中国过去曾长期实行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要稳定持续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战略。为此，需确定先行区和试验区。因而产生了特区型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情况下，随着财税改革和各种政策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特区型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原有以政策为主的区域经济优势需要向以机制为主的优势转变。特区型经济在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机制优势将会继续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产业政策应从倾斜性政策向功能性政策转变。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强调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制定和完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政策体系。这不仅表明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而且表明了中国产业政策的倾斜性特征以及产业政策与地区政策相结合的特点。支柱产业的选择要以对市场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测为基础。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既要来自市场又要克服市场失灵的不利影响。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市场的发育程度的提高，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呈逐步减小的态势。目前，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中，各国产业政策出现了从倾斜性向功能性的转变。倾斜性政策是为支持某种产业发展实施的某些优惠政策；而功能性政策是指对所有产业都适用的引导政策。鼓励降低能耗，提高质量、降低投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政策就是功能性政策。各地区不仅要努力选择政策支持的产业，而且要了解产业政策变化的方向，以便即时适应，保持发展势头。
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应向企业间的竞争优势转变。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因而其具体着眼点应放在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各地区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有很大差异，改革的难易程度有所不同，但都需抓紧进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政企分开，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跨世纪的腾飞奠定可靠的微观制度基础。
在原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地区难以就发挥自身优势做出选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来体现。企业之间竞争优势形成在于企业改革的成功。
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应向明确化和规范化转变。随着新税制的改革，分税制体系的建立，中央和省市的财权逐步明确。本着财权与事权对应的原则，在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会进一步规范化。中央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宏观政策，发展跨省区基础设施，确定大区和省际财政的转移支付，培育欠发达地区的市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竞争能力。省内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建设和资金的措施是省一级政府的责任。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是改革的重点之一。哪个省市在政企分开的改革方面走在前面，那里的经济发展就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与中央部委的机构调整联系密切。这方面工作的难度相当大。而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要比中央部委机构的调整更为困难。因此，更需下决心抓紧推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财税关系的调整外，国有企业产权在中央、地方间的调整与变动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重组的重要方面，也是影响地区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全国市场应从分割向统一转变。在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的改革中要明确提出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要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地区封锁尽管在短期内有可能对本地区的生产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中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因为这一政策将影响本地区产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远景目标规划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即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要在打破行政区划形成经济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目前中国国内市场已具有国际市场的某些特征。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和国际化的发展，这一趋势将日益明显。中国企业已经在国内市场上感到了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因此，各地区要努力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支持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手段多样化。中央财政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手段之一。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应主要用于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以及扶贫工作，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国民素质和经济的竞争能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本世纪内在实现多层次小康水平的同时，基本消灭贫困，使现有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这既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也是“九五”计划时期的重要任务。
支持不发达地区和扶贫都要从着眼于促进其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根据本地特点培育优势产业和建立微观经济基础。
要用多种手段促进东、中、西横向经济联合与合作。横向联合取得成功的条件是使东部到中、西部投资或是开展其他经济活动能获得不低于平均利润率的回报，这是横向经济联合最基本的要求。鼓励支持到中西部地区联合开发资源。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发展资源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应根据这样的要求改善投资环境，包括国家给予优惠政策的因素。
总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要求，各种经济政策，制度、法规都要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向转变。各地区在自身的发展战略选择中一定要充分考虑改革进程的影响，把握长期改革目标，分析政策预期，抓住机遇，谋求长期主动。
2、区域经济类型
（1）东南沿海
在中国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与向市场经济转轨相关的体制突破可大致归纳为企业、产业、区域和要素市场四个方面。从企业层面看，一大批按照新机制运行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大作用。从产业层面看，轻纺工业最先从原有计划体制下脱出进入市场调节；计算机、家电、旅游等新兴产业基本上是在新体制下按照市场规则发育成长起来的；钢铁、煤炭、汽车、化工以及电力等基础产业则在“七五”、“八五”过程中陆续放开。从区域层面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和上海浦东大规模开发始终依靠于市场运行机制。从要素市场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尝试、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以及优化资本结构的推进等标志着资本和生产资料正在走向市场。四个方面比较，市场化程度最高，新体制贯彻最彻底，原有体制痕迹最少的是区域方面的突破。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在区域方面的突破最显著，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仍需要在区域经济的范围内组织；另一方面，与宏观调控方式和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相比，区域经济转轨的任务有其特殊的艰巨性。难度主要在于地区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从实践情况看，区域经济可分为以下类型。
以深圳等地的经济特区为代表，市场经济在中国南方沿海的地区发展是从要素聚集，其中主要是资本要素的聚集开始的。各项优惠政策始终围绕引进资金展开。其特点，一是制度、政策明显向资本利益倾斜，效率与效益优先成为了经济活动的第一准则。二是与原有体制相联系的资产存量相对较小，所有制等方面的体制性包袱较轻，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新增投入成为了建立经济规则的主要力量。三是在要素结合方式，特别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上基本消除了“大锅饭”的旧体制痕迹。四是在供需关系上具有明确的市场导向，生产服从于销售的需要。五是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了企业行为的主要指向。在这一区域内，可以说，市场机制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市场经济基本确立。
从“九五”起步情况看，一方面，市场经济在南方沿海地区已基本确立；但另一方面，这一区域内的市场经济尚具明显的初级性特征，应努力向成熟化、高级化方向发展。
什么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强调效益，而且强调优化的效益；不仅强调市场机制的主导，而且强调与政府政策、与社会主动调节的理性结合；不仅强调市场指向和以销定产，而且强调创造市场、主动开辟市场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以特区型经济主要侧重于以下方面。
尽快完成从价格竞争为主向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竞争方式的高级化主要体现为从价格竞争为主向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就区域经济的整体看，目前竞争方式仍停留在以价格竞争为主的阶段上。特区经济所实行的各种财税优惠政策本质上是一种降低成本，从而有利于价格竞争的政策。目前依靠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等方式降低成本的“血汗工厂”仍然在区域经济内占有相当比重。价格竞争方式是一种初级的竞争方式。随着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政策的逐步实施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南方沿海地区的成本优势已经越来越小。作为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带头地区，区域经济应当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率先完成从以价格竞争方式为主向以质量、品种、售后服务等非价格竞争方式为主的转变。实际上，目前区域经济在家电、通讯设备、服装等领域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威胁已经以非价格竞争为主，完成这一转变的迫切性已经十分明显。从政策方面看，在国内市场上有必要适度提高低档产品的“进入壁垒”，鼓励发展高档、优质产品；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上也要逐步限制以获取国内廉价资源为目标的简单加工业的扩张。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资本集中，培育资本集团。结构调整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经济的资源配置应当体现三方面的结构性倾斜。一是要继续大力发展电子、家电、精细化工、自动化设备、金融、信息服务以及旅游等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仅是实现持续增长、保持要素聚集的凝聚力、发展非价格竞争的需要，而且是市场规则与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以分工发展为基础的；而分工细化是与产业结构的不断转换密切相连的，二是要鼓励资本集中，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资本集团。从分散竞争走向垄断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大型资本集团不仅要在抑制非良性的“过度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要承担起打破旧体制束缚，实现跨地区资源优化重组的职能。具有体制优势的南方沿海地区应当在发育大型资本集团上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要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大型产业资本集团的扩张，不论是通过兼并还是依靠独立发展，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产业资本与会融资本的相互融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目前在南方沿海地区，以“巨人”集团的资金困境为讯号，市场的风险程度正在迅速提高，风险的承担者已经从中小企业为主向大型企业转移。金融业要适应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竞争要从同业竞争为主转变到参与产业资本竞争为主方面来，要在支持产业资本发展规模经济、进入新产业领域、实现跨地区兼并和开辟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作用。
创造市场和进一步加快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主动开辟与创造市场以及加入国际竞争。南方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要进一步完成从“以销定产”阶段向“以生产引导消费”阶段的转变，在社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过程中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开辟与率先占领新的消费领域，抵御外来竞争者对国内市场的抢占；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尽管较为发达，但这种外向型经济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国外的市场和流通渠道多掌握在外方手中，国内企业一般以生产加工为主。即使有少数企业主动出击，往往也由于孤军奋战而难成气候。在新战略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应当在自主开辟国际市场，以国内企业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上有大的突破。不仅生产领域的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而且流通业、广告业、金融业等也要大步进入国际市场。以特区经济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地区企业群体应当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先遣队。
以上海市浦东的大规模开发和苏南乡镇企业群的崛起为代表，华东沿海地区是中国继南方沿海之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体制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要素投入的上海浦东开发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因素；作为基础产业生产能力重要配置地的宝钢虽然是在原有体制下建设起来的，但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和企业行为模式已经趋近于与国际社会接轨；一大批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经过市场的考验已经成为“体制外”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辟已使这一区域成为了要素市场发育的带头地区。但另一方面，上海等城市作为老工业基地，大多数企业的债务、冗员等体制性负担尚未能得到有效剥离；在浦东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在大城市的所有制结构中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由于体制不规范，一些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国有企业某些弊端，在新战略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显现出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
华东地区的这种体制“双轨制”特征反映了区域经济内部生产力与经济关系两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一方面这一地区历史上经济就较为发达，工业基础实力雄厚；但另一方面原有体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根深蒂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地区经历了以80年代初期的宝钢建设、80年代中后期在外向发展牵动下的轻纺工业大扩张和90年代初期的浦东开发三次大规模投入高潮，区域经济得到了较大增长机会；另一方面，前两次大规模投入也大大强化了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态势。一方面大城市的工业扩张和以“苏锡常”等中小城市群为聚集核心的乡镇企业群体发展都具有明显的体制转换背景；但另一方面，大型工业城市的改革过程没有能够有效地与中小城市及农村经济中的市场成分发育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各走一条路线”的格局。
当前，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上海战略：一是力图建成亚太地区新的金融中心；二是以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代表，建成国民经济新支柱产业的生产基地；三是纺织等传统产业在提高档次的基础上大规模缩减生产能力。江苏等省纺织、服装、电子、家电、冶金、机械等第二产业也面临上规模、上档次方面的调整。结构调整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过程。华东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应当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极为有利的契机，在重组过程中完成体制并轨，尽快实现区域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换。具体操作如下：
国有企业，其中主要是基础产业内部的国有企业，应当在结构重组过程中努力发展新型经济组织，实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重组再建，形成新的市场经济主体；同时使区域经济内庞大的工业固定资产存量脱出旧体制，加入市场经济运行。
结构调整过程要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再就业工程”相结合，在资金要素市场发育基础上，争取劳动力市场化有较大突破，彻底打破用工制度“大锅饭”这一原有体制下最难突破的“堡垒”。
进一步做好政企职能分开方面的改革以及剥离企业负担方面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内要素聚集和优化重组的主体。
打破地方产业结构趋同和发展规模经济及专业化分工，按照市场原则规范乡镇企业，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竞争秩序。
开放地方市场，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带头地区。
（2）长江中上游
从武汉市上溯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是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过程中最有潜力的地区之一。在新战略时期内，以“三峡工程”这一超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为代表，这一地区是国民经济新增投入的重点指向地之一；以钢铁、汽车为代表，这一地区是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和增长最快的新支柱产业生产能力的主要配置地之一；以重庆直辖市的设立为代表，区域经济面临沿长江“黄金水道”重新分工与结构重组的重大契机。
建国以后，长江中上游的经济发展曾经有过若干次高潮。一是“一五”时期以武钢建设为代表的高潮，二是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三线建设”中以二汽、攀钢建设为代表的高潮；三是“六五”时期以武钢“一米七轧机”项目为代表的高潮；四是“八五”时期在“汽车上规模”的过程中二汽轿车基地建设的高潮。除钢铁、汽车外，这一地区还拥有中国机械、化工、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重要生产基地。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一地区曾是中国工业固定资产的主要投入地区之一；区域经济也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从体制角度看，这一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武汉市发挥地理位置优势，物资流通业有较大发展；四川省发挥农业优势，商品化的家畜养殖业有较大发展；另外与长江开放相联系，新兴的旅游业也具有了一定规模。另一方面，80年代初以来发展区域间经济联合、“军转民”、扩大企业自主权与搞活大中型企业等多方面试图打破原有体制的实践，尽管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未能在市场经济发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大量国有企业和工业固定资产存量基本上仍未脱出原有体制的框架；政府仍是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供求、产需脱节现象仍经常显现。不仅如此，在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由于本身不完善，不仅未能在这一带促进区域经济向新体制靠拢，反而导致了地区结构趋同和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出现，发展为新的体制弊病。
长江中上游地区，一方面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另一方面是与市场经济差距较大，体制转轨任务相当繁重的地区。在新战略发展过程内，这一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应当包括四个方面。
要保证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和支柱产业发展的新增投入按照新体制运行，并努力以增量带动存量加入市场经济运行。
努力打破原有体制留下的城乡、工农之间的“二元结构”态势，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举，使城市的大机器工业与农村的小农经济共同向市场经济趋近。
要把前一战略发展时期内的“军转民”任务从单纯转为民用进一步发展为转向市场。不仅产品要瞄准市场，而且，技术、工艺、成本、管理方式等也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充分利用沿长江开发、开放的重要契机，在区域产业结构重组、发展统一市场和扩大对外开放上迈出新的步伐。
（3）东北与华北
东北地区要以就业为突破口，背靠老工业基地雄厚的技术物质基础，争取成力继沿海之后市场经济率先突破的地区东北地区是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国民经济中煤炭、石油、钢铁、机械、化工、汽车等重要产业的生产基地几乎齐集于此。这一地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在新战略发展过程中，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资源枯竭、工艺设备严重老化、产业结构转换滞后、企业负担沉重、区域经济效益下降、污染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难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根本矛盾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从结构性方面看，主要是原有区域经济过于倚重工业、倚资源指向性、倚生产性、倚大型；许多城市的产业过于单一，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城市的经济就面临衰退。不仅如此，在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发挥优势”，东北地区“重重轻轻”的结构态势不仅没有得到改造，反而趋于强化。从体制性方面看，主要是原有计划体制在区域经济内贯彻时间最长、最彻底，至今国有企业在东北大多数城市中仍占到企业总数的85%以上，旧体制的弊端相对集中。
一方面，从目前看，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滞后地区，区域经济内新型经济组织与多种所有制成分发展缓慢；企业内部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触动；在竞争性产业内东北产品节节退缩；对外开发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区域经济总量严重不相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还难以发挥明显作用。另一方面，在东北地区，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大机器工业物质基础最为雄厚，城市化水平最高，对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破除最为彻底，特别是原有体制的弊病暴露得最充分。一旦取得突破，这一地区又有可能成为继沿海之后市场经济最先确立的地区之一。
东北老工业基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应当注重三个基本思路。
以就业为切入点的思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再振兴上实施了不少政策。例如对资源枯竭地区或产业提供转产资金、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资本结构等方面的试点向东北地区倾斜、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但从目前看，这些政策大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这些政策举措主要集中于努力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使存量资产从原有体制下解脱出来加入市场经济运行。但在实践中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遇到一个最大阻滞，就是冗员负担。人的问题不解决，结构就调不动，企业就活不了，成本就下不来，效益就上不去，生产率就提不高。因此，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经济振兴和向市场经济转变上有必要尝试以就业为突破口，从解决人的问题入手的新思路。以就业为突破口的思路并不是传统的以国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或提供工作岗位来“安置”就业为主要内容的思路。它的内在含义是让人率先与原有体制“脱钩”，从各种主客观束缚下解脱出来走向市场；是从调整人与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开始推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简单说，以就业为突破口不是以国家给饭碗为突破口。而是以更快地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和在国家合理政策帮助下使人们具有自己创造饭碗的更多机会和更大能力为突破口。突破口的背后是改革与结构调整方面的纵深发展。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东北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难度主要在于体制与结构的固化。在现有第二产业为主、国有企业为主的格局下，新的体制成分很难有大的发展余地。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仍严重不足。按照东北地区经济总量的规模和工业固定资产的密集程度，区域经济内信息流、物流应该同样是非常密集的。但目前当地的信息服务业、流通业远还没有达到相应的规模。第三产业发展的余地还相当大。发展第三产业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就业，而且在于促进新型经济组织在原有体制统治薄弱的领域中产生，在于从生产领域以外牵动存量资产按照市场原则优化重组。
调整企业规模结构，注重中、小企业发展。在区域经济振兴战略中，对规模经济的强调要和专业化密切联系起来，要围绕大企业努力发展，“大批量、小规模”的中小企业。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新的所有制成分需要从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中产生。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需要和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九五”期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北以及部分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呈加快态势，在改革方面也不断有所创造。山东省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利用沿海港口城市的优势，外向型经济和充满洁力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在县级经济的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探索。河北省的邯钢创造出了“模拟市场管理”的经验，成为基础产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向新体制转换方面的一个重要典型。京、津等待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且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效果。河南以郑州为核心，在竞争机制的促进下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不仅已具有了相当规模，而且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上起到了主要作用。中部陕西、山西以及内蒙古等省区的资源基地不断加快开发，已成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主要能源供应基地。内蒙古自治区依托当地畜牧业资源，羊绒深加工已经发展为区域经济的新优势产业并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据了较大份额。从总体看，这一地区在发展与改革方面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良性态势，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新的带头地区。
由于原有体制及自然经济的两方面拖拽，与东南沿海相比，华北及中部地区发展与改革的起步相对较晚。在钢铁等基础产业内“利润递增承包”等某些重大改革的长期尝试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区域经济整体的改革进程。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发也是一种优势。这一地区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总结东南沿海地区的经验，吸取教训，避免弯路。具体说，包括转换机制，发育市场，注重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三个主要方面。
资源配置与优化重组要从依靠政府和原有体制力量迅速转换到依靠市场机制上来。“八五”期间，中央在这一地区大型能源及化工基地的建设上投入较大，地方政府也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其他要素聚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扮演着主体角色。像东南沿海那样基本与旧体制脱钩，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独立承担主体职能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实际上并不多。除山东引进外资较为活跃的部分地区外，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仍是政府所组织的经济活动。这一现象尽管是特定条件下难以避免的过程，但仍然是这一地区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缺陷。机制转换的关键是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能够独立组织要素聚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人才培育。要把企业推向竞争的前台。
大力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这一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不足是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多方面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严重滞后于区域经济总量的扩张程度。与东南沿海不同，目前这一地区内一些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要素重组过程一般仍采用传统的“内部协调”方式，市场透明度很低。这不仅会加大国有资产的流失风险，而且也无法实现优化。
要在发展过程中注重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目前这一地区的产业中资源指向型占有较大比重，从总体上看，增长方式仍停留在以粗放为主的阶段，特别是在一些后发地区，乡镇企业以资源采掘和初加工为主，以重化工为主，以小规模、低效率和手工劳动为主。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都比较严重。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有必要特别加强对长远发展的规划和对农村工业化过程的指导，加强政策对市场机制的补充作用。
（4）西部
西部地区要大力破除自然经济，把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与提高抗自然能力、扶贫“攻坚战”、“小康”战略密切结合起来。
从目前看，中国的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区域经济的总量水平都还比较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还相当薄弱。在新战略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主要战略措施应当注重于以下若干方面。
注重自然经济因素的破除。市场经济不等于简单地去“作生意”，它的发育是有条件的。中国所要实现的市场经济不是与小生产相结合、作为自给自足附属物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大机器生产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就目前的生产力基本水平看，西部广大地区还停留在自然经济为主的阶段。相当一部分地方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体制性因素，而是自然条件恶劣等方面因素。尽管在新疆、甘肃等省区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大机器工业生产力基础，但就整体看，在新的战略周期内，这一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逐步破除自然经济和实现人口的相对聚集。
要把市场因素的发育过程和扶贫“攻坚战”密切结合起来。“九五”期间是中国扶贫的战略攻坚阶段。目前仍未解决温饱问题的6500万贫困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比重在西部地区。研究表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经济基础上低下的抗自然能力是造成这些地区的贫困根本原因。不改变这种以薄弱的家庭为单位与严酷自然环境相抗衡的基本方式，扶贫是扶不起来的。一时脱贫也会在天灾人祸面前再陷入贫困化。提高抗自然能力一方面要靠生产手段的改进，另一方面要靠组成抵御自然的群体力量。但总结历史经验，新战略发展时期的脱贫与组织群体抗自然能力不应当重走“生产队”的老路，而要依靠分工发展。在分工中促进生产手段的专门化和人口的集聚，以及社会群体力量相互联系。在地广人稀的西部广大农牧业地区，除部分自然条件较好的区域外，发展市场经济不应操之过急。
要把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同小康建设密切结合。“小康”是比温饱高一个层次的社会发展阶段。从“九五”情况看，扶贫战役势在必得，但小康建设则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西部地区相对差距较大。从东部地区经验看，小康建设往往同农村工业化过程密切相连。西部地区是中国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小康建设的重点。在小康战略的推进过程中要认真总结东部，特别是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地方适时发动农村的工业化过程，把小生产尽快推进到与社会化分工相联系的大生产阶段。从根本上说，与能矿产业开发相比，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对西部市场经济发育的意义更大。
要因地制宜地促进市场经济的集中生长点。西部地区内部也存在多方面不平衡。事实上兰州等地曾是中国运用机器生产力的近代毛纺工业的起步地区。新疆和甘肃省区曾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也是下世纪开辟新的石油生产基地的希望之地。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些地区不仅具有宜农、宜牧、宜林、宜渔等多方面自然条件，而且历史上就有经商的人文社会传统。在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中国的航天、航空等高科技产业的基地和生产能力也布局于此。在新战略发展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分析各地的优势，把有特定条件的地区作为市场经济的生长地区来重点扶持。争取通过优势选择与重点发展培育起若干市场经济的优先发展地区来。
要强化国家产业政策，把克服短期化行为等市场经济弊端同资源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起来。根据国内外经验，在贫困落后地区，市场经济提高效率、效益及促进优化等正面作用发挥通常比较困难；但短期利益影响下的盲目性、自发性活动却很容易蔓延。在西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注意强化国家产业政策，力避短期化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破除自然经济的过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过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换经济。市场经济所强调的交换与小商品交换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机器生产力和广泛分工的基础之上的。当前在扶贫和小康建设为主要战略任务，以提高抗自然能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的阶段，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强调应主要集中于人口较为集中，有一定工业生产能力的若干城市。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有长期化的思想准备，要使市场经济真正建立在生产手段彻底改进，分工发展和交换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
3、差距
（1）不平衡绝对性
地区经济均衡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不平衡性与差距问题。不平衡性是指不同民族或地区之间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社会发育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水平的差异。差距则是不平衡性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一系列表现。这种不平衡性与差距是发展中出现的。
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辩证唯物论者告诉我们：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社会正是在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更替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由于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某个时期，有些地区的发展可能快一些，其它地区则相对迟缓，从而形成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由于考察的范围不同，不平衡性的表现也不一样，考察的时空范围越大，不平衡性也就越显著。
纵观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不平衡性与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不同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速度与水平的差异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快的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当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或经济结构大规模调整的时候，推动这种变革的国家和地区就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列，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在以英国为核心的欧美国家发生的，从而确立了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尤其是英国，作为这次工业革命的摇篮，被称为“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然而到了一百年后的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美国、德国开始了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究其原因，是它们积极利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采用生产率高的新技术，尤其是以炼钢、电力、化学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英国则没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新技术推广和利用方面大大落后，没有适时调整经济规模和结构。我国也没有很好地抓住本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这次新技术革命的受益者。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同步，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发展速度不同等原因，形成东、中、西三个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地带，其中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最为显著。下面以少数民族地区与为例，分析它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差距形成及其发展变化。
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近代以前就开始。到鸦片战争前夕，东部沿海地区的封建经济已有了一、二千年的历史，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原始的、个体的、自然的小农（牧）经济铺天盖地。1949年，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只有3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1.2亿元，工业总产值只有5.4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7.8%、9.6%和3.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8%。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在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指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在，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谁也离不开谁，强调“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投资，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和工业产业转移到民族地区，使民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获得空前的发展。到1965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生铁产量比1952年增长了61倍，原煤生产增长了10倍，原油生产增长了19倍，发电量增长了40倍，木材生产量增长了2.7倍，纱和布分别增长了60倍和4.2倍，铁路、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分别增长了1倍和10倍。有史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静态不平衡差”（某一时点上，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实力上的差距）1952年为53.03，至1957年缩小到46.59。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缩小了6.5。不仅工业方面差距在缩小，而且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也出现了全面缩小的趋势。
60～70年代，即“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时期，国家在西部地区建立了一大批重化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称为“三线”企业，三线企业大部分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三五计划”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970多亿元，其中西部占近35%，因而，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大大提高。东西部地区工业静态不平衡差进一步由1957年的46.58缩小到36.04。
总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70年代，民族地区工业获得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其它指标也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差距明显缩小。
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产业政策发生变化，投资重心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1981年到1989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累计9000多亿元，投放于西部地区的仅占16.3%。同时国家在其它政策投入上也明显倾向于东部发达地区，如对外开放程度、市场机制导入强度等方面，给予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宽松得多的政策环境，使东部地区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带动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消费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以重化工、原料生产和军工为主的工业企业，仍按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生产和经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此外，从所有制结构看，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少数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成份比重过高，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出现了全面扩大的态势，1999年与1980年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静态不平衡差由33.80扩大到39.20；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的发展很不平衡，从原始公社制残余到封建地主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应有尽有，其封建经济的发育程度也大大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到了近代，这种不平衡性与差距明显地呈现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几乎全部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少数民族地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仍没有明显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出现。
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最初表现形态。我国从16世纪的明代中叶起，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江浙一带的松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地的丝织业和棉布染织业以及广东的冶铁业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没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云南铜矿虽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但它是以封建官府手工作坊的方式经营的。
工业布局东多西少的格局在近代就已形成。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并不是内部机制自行运转的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下，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极不充分的条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因而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先天不足的工业企业也屈指可数，1949年，在全国375家注册的工厂中，沿海五省竟了85%。1918年江苏一省的纱锭数约占全国的80.3%。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5%以上，而工业产值只占3%左右，这3%左右的工业产值主要集中在西安和兰州。云、贵、川、藏的面积占全国的23%以上，而工业产值只占6%。由此可见，近代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绝大部分在东部比较发达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为数极少。
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低于东部地区。城市是商品经济集中发展的场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摇篮，其发展对生产力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从城市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数量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是判断一个地区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少数民族地区也曾由于陆路贸易的发展，形成过若干个商品集散的中心城市。但随着后来航海技术的发展，贸易中心逐渐转移到沿海港口城市，曾兴盛一时的一些内陆边陲城市开始衰落，剩下的多为上层统治势力和寺庙的聚集地，以消费性城市为主，突出政治和行政职能，经济职能不显著。近代以来虽然也兴起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内陆城市，如兰州、重庆等，但其作为经济聚集的功能远远低于沿海城市。如上海在解放前就是远东地区重要的贸易和航运中心，有各类批发商8000多家，交易中心七八十处和包括外商在内的进出口商行2000多家，是万商云集的商埠。同时上海还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拥有648家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外国银行14家。还有广东，由于受到港澳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濒海优势，在解放前就已具备了经济聚集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大中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同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一些落后衰败的小城镇，对四周强大的自然经济来说，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农业开始精耕细作时，大部分民族地区还是粗放，甚至是刀耕火种的经营方式。
旧中国留给共产党人的是落后的农业、稚嫩的工业，而且规模狭小，畸形分布，自我循环。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则更逊一筹，原始的、个体的、自然的小农（牧）经济铺天盖地。1949年，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只有3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12亿元，工业总产值只有5.4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7.8%、9.6%和3.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8%。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在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指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在，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谁也离不开谁，强调“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投资，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和工业产业转移到民族地区，使民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获得了空前发展。到1965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生铁产量比1952年增长61倍，原煤生产增长10倍，原油生产增长19倍，发电量增长40倍，木材生产量增长2.7倍，纱和布分别增长60倍和4.2倍，铁路、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分别增长1倍和10倍。有史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静态不平衡差”（某一时点上，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实力上的差距）1952年为53.03，至1957年缩小到46.59。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缩小6.5。不仅工业方面的差距在缩小，而且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也出现全面缩小的趋势。
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即“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时期，国家在西部地区建立一大批重化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称为“三线”企业，三线企业中有大部分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三五计划”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970多亿元，其中西部占近35%，因而，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迅速提高。东西部地区工业静态不平衡差进一步由1957年的46.58缩小到36.04。
总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70年代，民族地区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其它指标也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
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投资重心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1981年到1989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累计9000多亿元，投放于西部地区的仅占16.3%。同时国家在其它政策投入上也明显倾向于东部发达地区，如对外开放程度、市场机制导入强度等方面，给予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宽松得多的政策环境，使东部地区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带动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消费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以重化工、原料生产和军工为主的工业企业，仍按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生产和经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此外，从所有制结构看，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少数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成份比重过高，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出现了全面扩大的态势，1999年与1980年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静态不平衡差由33.80扩大到39.20；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的差距分别扩大5.90、10.93和9.75。使原本存在的源于社会发育程度和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2）比较
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考察的范围不同，不平衡状态也不同，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具体包括三种不平衡状态：即中国及民族地区与国外发达民族相比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不同民族或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属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相当大，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上，而且也反映在人均产值及人均资源拥有量和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等方面。作为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发达民族的发展差距更悬殊。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也有较大的差距。
首先看就业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大部分就业人口集中于第三产业，而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90年代初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我国为54.3%、美国为2.9%、日本为5.9%、德国为3.2%、英国2.2%、法国为5%、加拿大为4.4%、韩国为13.6%、巴西为22.8%。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八省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52.4%、66.4%、73.7%、75.8%、77.2%、59.9%、58.9%和56.9%。
其次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4年中国为446.66美元、美国25852.3美元、日本为37649.1美元、德国为23597.8美元、英国为17983.9美元、法国为23835.8美元元、加拿大为18317.5美元、巴西为2721.2美元。同期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分别为：349.5美元、321.6美元、180.2美元、288.9美元、230.2美元、37.6美元、311.5美元和458.6美元。此外，在人均粮食产量、人均主要工业品产量和人均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从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看，也存在明显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这种不平衡性与差距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由于历史基础及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不同民族及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而有些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民族角度看，朝鲜、白、满、锡伯等民族的整体素质及生活水平并不比汉族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文盲、半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全国为15.85%，同期有17个民族的文盲率低于汉族，低于10%的7个民族是：塔塔尔族4.86%、朝鲜族7.00%、锡伯族6.3%、俄罗斯族7.42%、乌孜别克族8.32%、高山族9.39%鄂温克族9.84%。但同时有38个民族的文盲率高于汉族，文直率超过50%的有17个民族，其中东乡族、门巴族、珞巴族和拉祜族的文盲率超过70%。另外每千人中拥有中学及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1990年汉族为335.1人，高于汉族的少数民族有11个，其中朝鲜族为589.6人，俄罗斯族为556.3人，高山族为509.6人，锡伯族为452.3人，赫哲族为452.1人，满族为383.2人，蒙古族为339.8人，而低于汉族的有44个民族，不足百人的有11个民族，其中东乡族40人，门巴族45.5人，拉祜族46.1人，他们与朝鲜族相比，竟相差十几倍。
从地区角度看，西部民族地区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差距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差距是动态的。199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为4500元，内蒙古为3013元，新疆为3953元，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分别为2772元、1553元、2490元、1984元、2910元和2685元，与新疆的差距为1181元、2400元、1463元、1969元、1034元和1268元。从增长速度看，尽管各地区经济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也不平衡。广西、内蒙古、云南、新疆四省区增长势头较好，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接近或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广西，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6、9.4、4.6、7.5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则相对迟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6年比广西低10.2个百分点，1997年低11.3个百分点，1998年低7.5个百分点，1999年低7.8个百分点。从各地区的收入水平看，也存在很大差距，1999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内蒙古、广西、西藏、新疆较高，其它省区则低一些，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四省区与广西的差距分别为359.52元、435.17元、416.37元和447.39元，这种不平衡性和差距还表现在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
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是经过较长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这种差距要在发展中缩小和消除，不可能一蹴而就。
（3）差距的扩大
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从“六五”计划开始，随着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快和国家投入的增加，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差距呈扩大之势，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99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为4000元，经济发达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为16000元、6000元、6200元、5400元、4600元、7000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少数民族八省区除新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5%、71.3%、39.9%、64.0%、51.0%、74.8%、69.0%，与广东省的差距分别为3367元、3608元、4827元、3890元、4396元、3470元和3695元。1999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内蒙古为0.85%、广西1.81%、贵州为0.61%、云南1.31%、西藏为0.01%、青海为0.16%、宁夏为0.21%、新疆为0.87%。与1990年相比，除广西提高了0.33个百分点，西藏不变外，其它六省区依次下降了0.23、0.30、0.13、0.03、0.06和0.05个百分点。同年广东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0.4%、江苏省占12.9%，大大高于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总和。
除了经济总量方面的巨大差距外，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在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也存在着显著差距，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国为2000元，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八省区分别比全国低369.36元、131.6元、491.12元、566.77元、377.43元、547.97元、578.99元和441.29元，差距比1991年扩大了290.20元、84.74元、239.95元、421.32元、272.28元、421.44元、470.81元和438.45元。与经济发展水平最快的浙江、广东相比，差距就更大了，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966.19元和2699.24元，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两倍以上。1999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全国为58.62，上述少数民族八省区依次为59.69、63.20、71.12、61.45、74.89、65.00、58.10和50.08，而同期江苏、浙江两省为54.76和50.3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9年全国为4282.95元，除广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它省区均低于全国水平，内蒙古低1419.92元、贵州低351.49元、云南低197.84元、青海低963.10元、宁夏低900.14元、新疆低119.51元。还有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9年全国为2000元，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分别为1292.03元、1172.13元、563.28元、926.32元、1020.83元、1201.66元、1115.01元和1626.79元，同期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则高达2335.13元、3231.54元和3354.83元。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乡镇企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差距的各项指标中，乡镇企业方面的差距最为突出，1999年少数民族七省区（缺西藏）乡镇企业总产值为2446.50亿元，为全国的3.55%，是江苏省的27.51%，浙江的32.72%，山东的26.63%；利润总额45.11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2.54%，仅为江苏的27.05%，山东的13.75%。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的利润全国为19.46元，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分别为21.34元、16.67元、2.61元、5.26元、5.95元、8.41元和8.75元。
一般情况下，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是同步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低，因而城镇化水平也低。1999年全国城市数为640个，少数民族八省区有90个，占总数的14.1%，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大都规模小，经济集聚能力差，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全国有10个，少数民族八省区没有，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城市全国有22个，少数民族八省区有4个，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城市全国有43个，少数民族八省区有4个，人口在20～50万之间的城市全国有192个，少数民族八省区有19个，其余为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
发达的交通通讯以及其它服务设施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要素竞争中处于劣势。目前五个自治区中还有西藏不通铁路，大部分省区铁路运输里程短，到1995年新疆每平方公里铁路营运里程不足1米，其它省区也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川西3个自治州，仅有成昆铁路通过凉山州，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绝大部分没有铁路。公路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运输手段，除一些国道、省（区）道以外，大部分属于低等级公路，1999年少数民族八省区高级、次高级公路里程占全国的16.39%，而低级公路为全国的30.23%，内蒙古低等级公路为高等级的2.7倍，西藏为8.5倍，广西为1.6倍。再看通讯，1999年八省区邮电业务总量仅为63.9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6.47%，市话交换机容量为全国的9.62%，农话交换机容量为3.46%。此外，一些服务性基础设施在城乡也存在很大差距。
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是由科技发展差距造成。而科技发展的基础是教育。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在科技教育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1999年八省区科学研究人员占全国总数的7.6%，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的3.9%。而且还出现大量人才流失现象。1999年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全国为24人，内蒙古为16.07人，广西为13.21人，贵州为9.88人，云南为12.89人，西藏为16.16人，青海为15.24人，宁夏为20.83人，新疆为26.74人，除新疆略高干全国水平外，其它各省区均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再看每万人中在校中学生数，同期全国为443.44人，除内蒙古、宁夏、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均低于平均水平。此外，民族地区中小学生的巩固率低于全国水平，辍学率高，在一些贫困地区还有大批失学儿童。这些都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乃至将来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
除以上原因外，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还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
（4）差距的缩小
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问题，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缩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引导地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总体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跨省（区、市）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的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这是党和国家对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宏观部署，其核心是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缩小差距。国家把西部地区的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上，在这一前提下，少数民族地区应根据自身优势，按照市场要求选择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并根据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加强与东部地区及外国投资者的联系和协作，加快发展速度，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差距。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分工格局日趋明朗，开始了产业升级和地区转移。80年代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是消费品工业和部分新兴产业，90年代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需求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为主的市场已趋饱和。高档家电、民用汽车、住宅、通讯设备等已成为发达地区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以技术、信息密集为主的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将成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目标，同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由于受到能源、原材料供给等条件的限制，部分高耗能、高原料投入的加工工业也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由于沿海地区具有较完备的市场条件和服务设施，经济基础好，投资成本低，资金利润率高，从而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强。从世界范围看，90年代以来亚大地区的经济形势普遍看好，中国沿海地区作为亚太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大量投资的涌入将加快其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抓住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这一发展机遇，利用东部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投资带动企业的技术改造，并接受部分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加快工业化进程。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条块分割被打破，经济活动的目标转向收益最大化，企业纷纷寻求新的增长点，按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集团化、规模化经营，为东西部联合协作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东部地区的许多企业纷纷瞄准大西北，把投资开发的热点转向这里。而且这次联合不同于以往只局限于联合开发西部资源的模式，而是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即从过去联合建设原材料基地，转为向加工工业发展，从工业方面的联合拓展到农业、林业、畜牧业，甚至联合开发对外开放的“西部通道”等，并且已取得显著成效。以江苏常州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夏西北轴承厂的联合为例，双方于1994年9月联合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对长期亏损的宁夏柴油机厂进行改造，组建常柴银川柴油机有限公司。输入常柴名牌产品技术后，原来年产仅3万余台柴油机还无销路的亏损企业，月产达1万台优质名牌柴油机，产品一举占领了西北市场，并销往华北和东北地区。同时，还带活了宁夏十几家为其配套的机械企业。据了解，天津、上海、河北等省市已在新疆投资几亿元，开发棉花生产基地105万多亩，广东等地的投资者还在吐鲁番建起较大规模的葡萄、哈密瓜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
有识之士认为，我国真正出现了“富浪西涌”的势头。东西部经济大联合热潮的出现，不同以往政府组织的地区间的扶贫，也不仅仅是沿海地区企业的一种促销活动，而是东西部地区间的优势互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是一种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经济行为。它将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对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关系、缩小东西部差距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以上两个方面分析了东西部联合协作的必然性，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少数民族地区应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发挥自身在资源、劳动力、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加快合作步伐，并采取灵活措施，进行全方位多渠道协作。同时要改善基础设施及相关条件，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共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东西部差距形成是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现实中这种差距仍趋向扩大。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市场条件等都大大改善，而少数民族地区仍需较长时间，既使国家政策向西部倾斜，但市场力量仍偏向东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缩小东西部差距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这是因为：
少数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条件的局限。解放初期，除部分民族及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与东部地区大体平衡外，大部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虽然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改革，共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它需要各方面条件的积累。因此，到目前为止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在社会发育程度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及边远山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里还没有形成健康发展现代经济的社会经济氛围。这些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要素的积累，而且还需要现代观念和意识的积累。此外，由于自然条件和区位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的难度大，人口及经济活动的密集度低，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很难在短期内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除了人才数量和结构方面的差距外，还表现在作为微观经济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居民和农户，缺乏商品和市场经济意识，竞争意识差。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看，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带动这一增长的领头羊东部地区，由于较早开始市场取向的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强、范围广，发展条件大为改善，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基本完成改制转轨，进入稳定发展期，与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共同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因此，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东部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处于有利地位，在商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少数民族地区也在不断发展，但在规模和速度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素质和结构方面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才能赶上东部地区。即使今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东部，但由于基数低，规模小，在绝对量方面的差距也很难在短期内缩小。对此，金德尔伯格等在《经济发展》一书中做了一个假设，假设A、B两地（或国家），最初的人均收入分别是3500美元和240美元，A地的增长率保持在2%，B地的增长率保持在4%。根据计算，在今后百年内，两地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将会继续扩大，百年后才会小于最初的差距。因此在认识差距问题时要用辩证眼光，既不能只看到差距而忽视发展，又不可盲目乐观，认为在短期内就能缩小差距。
4、指导原则
（1）核心
经济均衡发展的核心是重视和解决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坚持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是分析东中西地区、南北地区、省际间乃至省内发展问题普遍适用的指导原则。
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总要求，一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二是正确处理国民经济整体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性的关系；三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若干突破行政区域界限的经济区域。
建国以来的前30年实行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以国家投资向内地倾斜为基本特点的地区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后果，一方面为中国内地的工业化奠定一定基础；另一方面，则因沿海地区发展的迟缓而使包括内地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付出高昂代价。这一阶段实际上实行了一种非优化、不经济的工业化路线。
以改革开放为始点，中国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各种促进沿海地区发展并带动内地发展的政策举措陆续出台。成为中国地区战略与政策的基本特点，其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国民经济整体的成长快于改革前的经济成长，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1979～199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1995年提前实现原定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快于改革前的速度。1979～1999年间，各省区GDP增长速度普遍在8%以上。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相当部分省区的GDP增长速度超过10%。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改革初期中国有2.5亿贫困人口，1999年减少至4000万，即我国在总人口增长1亿多的情况下使贫困人口数下降了2.1亿。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城市和农村地区已实现或基本实现小康目标。
宏观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地区间合理分工的格局正在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区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的发展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地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在立足本地资源条件的基础上综合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得到较快的增长；而东部地区的加工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各省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互补性正在形成。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正在形成。各地区经济发展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趋势比较明显。
全国统一市场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在原有体制下，中国地区之间相互封锁情况相当严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市场分割的状态逐步有所改善，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的改革已经起步。
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地区差距趋向扩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地区差距问题与诸多因素有关，如不同的地区分组，年份区段，指标选择都影响对地区差距的分析。以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以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进行比较。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呈加速扩大的趋势，且不平衡的水平已经相当高，近几年相对差距也呈现扩大之势。妥善解决好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对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战略研究的基本思想要统一到这一认识上来。一方面，地区发展的实践表明，让沿海东部地区先富起来，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东部而且中、西部都取得了很大发展，20年来年均增长速度都比改革前高得多。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这一点也绝不能动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要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诸多原因，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历来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世界各国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地区差距问题具有全球普遍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地区的协调发展，有的国家则没能实现并因之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其中，关键是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有效。
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在此基础上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这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
正确处理地区间关系，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地区协调发展不是指各地区同时、同等程度的发展，而是指各地区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有先有后地走向共同富裕，使贫困地区和人口逐渐减少。
（2）意义
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意义重大。
不论是80年代初“翻两番”的前一发展战略还是目前实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其战略目标都要通过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来实现。
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经济发展又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东、中部地区民族构成比较简单，而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其中有2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跨国界而居。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会引起一些复杂的矛盾。因此，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必须保持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协调。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的贫困人口大都分布于西部地区。从消灭贫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意义说，必须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中国的整体竞争能力要有很大的提高。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提高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且还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国际竞争能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是提高国家整体竞争能力的需要。
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国际经验证明，在各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差过大的情况下，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因此，地区的协调发展是统一市场形成的需要。中国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科技水平都比较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使本来就已经短缺的资源和亟待改善的基础设施面临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从国家整体的高度上协调各部门、各地方的经济行为，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地区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中国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需要有明确的思路。
中国地区差距问题是各地都朝着富裕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先富后富的问题，不是两极分化的结果。
地区差距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程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减少地区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着眼点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不是抑制发达地区的发展。今后东部地区的发展要继续朝着对中西部的发展起带动作用的方向努力。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政府应当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的区域政策目标和措施应当注重对地区间协调发展的引导。政府对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视要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而且这种政策措施要尽量综合配套。
区域发展问题与许多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持续努力才能解决。中央与地方都要对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长期性有足够估计。缩小差距不仅要依靠政策，而且要依靠市场。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发区一沿边开放城市一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的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格局。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以及国内外情况，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转变为经济优势。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期间，要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全国性基地的中西部资源开发项目，国家要实行投资倾斜。通过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各具优势的地区经济体系。
把改革开放的有效政策措施用于中国的主要产业和重点发展区，这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选择。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需要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
重点发展区的设想是从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相结合的角度提出的。一方面，国家要鼓励东部沿海地区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经济效益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另一方面国家要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能矿资源开发方面的重点建设。要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使对资源性产业的投希望，受到鼓舞。这可以说是“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远景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明确各级政府发展基础设施的职责，省际交通、通信以中央政府为主，省内交通、通信要以地方为主。
交通、通信是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网络特性的产业，需统一管理。交通、通信的发展，单靠国家增加投资是不够的，应多渠道吸引资金，逐步增加利用外资的比重，应适当考虑用BOT的形式。
多渠道筹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要考虑投资回报率。通信较易解决，交通难度较大。应考虑用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投资交通能获得不低于平均利润率的投资回报。
利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手段之一。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是重要的。如何利用好转移支付是要周密安排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应主要用于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以及扶贫工作，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国民素质和经济竞争能力。这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本世纪内在实现多层次小康水平的同时，基本消灭贫困。使现有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脱贫。中国贫困县有80%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些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高海拔地区，尤其是在高原向平原过渡的地带。这些地区脱贫难度相当大。国家已下定决心，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3）扬长避短
多种手段促进东、中、西横向经济联合与合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前提是使东部到中、西部投资或是开展其他经济活动能获得不低于平均利润率的回报，这是横向经济联合最基本的要求。国家政策要鼓励、支持到中西部地区联合开发资源，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发展资源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东部地区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中西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发展已创建了一批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这些区域在我国制造业中有相当影响，这同样是中西部的优势所在。国家政策还要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发展。
要明确各地政府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宏观政策，发展跨省区基础设施，确定大区和省际财政的转移支付。政府应积极培育欠发达地区的市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竞争能力。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额度要与财力相适应。
欠发达地区要加强自身努力，发展本地区的人口聚集城镇，创造就业机会，开展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东、中、西部地区共同走持续发展之路。跨世纪发展过程是我国经济战略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将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中、西部地区同样要走集约化增长方式的路子。实现协调发展不仅靠增长速度，而且要靠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
由于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大区间、省际间、省内不同地域间的产业转移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国家政策要注意引导产业转移过程的技术改造，要用法律形式杜绝污染转移等负面作用。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工业化过程中注重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是实现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中国大江大河的源头都在西部。西部的环境保护不仅对西部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资能获得必要的投资回报，政策要能够引导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为此，国家要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项目。
国家要针对不同类型重点产业的特点制定吸引投资的政策。这种政策要向国内外公布，促进地区间公平竞争。国家要投入部分资金作为引导。总之，要把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建立多层次的农业发展基金，稳步促进中西部农业发展。保证中国人民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农产品生产，其中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中、西部农业发展特别需要资金和科技的投入。农业基金不仅要在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要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发挥作用。
促进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是振兴这些地区和协调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重要举措。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中小企业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对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工厂、企业的要给予政策优惠。考虑到西部地广人稀的特点，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和小城市（镇）规划综合考虑，以利于相应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因为人口相对聚集的城市效率较高，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同时城镇生活质量较高，是人们优先选择的地区。
优化地区发展布局，培养跨世纪的增长极。《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即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
在2010年长期发展规划期，要形成以沿海和沿长江地区为主轴，以环渤海湾、辽中南地区、京津唐地区、山东半岛、海南岛和环北部湾、长江三角洲、闽甫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沿京九铁路干线、沿陇海铁路干线为战略重点的开发地带，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积极参与图们江多国经济技术开发。
东部地区要继续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在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这些地区要以技术为导向，以结构高度化为主要目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新的优势，使经济再上新台阶，继续在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中起带动作用。
长江流域是横贯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承接南北的纽带和桥梁。它联结广大的内陆腹地，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城市密集，科技先进，是国内市场中心所在。这一地区要立足于已有的基础，适当开放部分市场吸引外资，通过多层次、多目标的综合开发和综合利用，在长江沿岸地区形成中国新的增长区。长江中上游要以三峡经济开放区为重点，与上海市浦东开放相互呼应。长江中游要以沿江城市为重点要联成城市带和产业带，培养以长江为纽带联结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新的跨世纪增长极。以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长江流域形成的地区为核心地区，且与京九、陇海以及黄河流域联接。
推进黄河中上游优势资源的开发，加快西南重化工带的建设。在西部地区可考虑选择适当地点逐步建立能源、原材料和农业重点发展区。
发展交通通信为东中西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交通、通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重要的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应能让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人民看到整体的长远发展。
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另一重要条件。研究表明，当国民经济以适宜的增长速度稳定发展时，地区之间的差距保持稳定或是扩大得较慢。相反，当经济增长速度过热时地区差距迅速扩大。
二、蓦然回首：从缓贫到脱贫
1、缓贫历程
（1）贫困与社会稳定
中国历史上历次社会大变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农村贫困有关。千百年来，贫困就像幽灵一般，时而隐于沉寂，时而显于骤变。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20多个朝代中，曾爆发生过上百次农民起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大多有“均贫富，分田地”之类的“德政”。几乎可说，在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动荡的背后，都隐藏更为深刻的经济原因——即为摆脱难以为继的贫困生活，中国农民一次又一次挺起自己的脊梁，向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和不合理的收益分配方式宣战。“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公元前207年7月，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起义轰然爆发了。“吾疾贫富不均。”北宋建立后才33年，濒于饥饿破产境地的农民在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为反对土地高度集中的封建制度，中国农民第一次把“均贫富”三个大字明确地写在自己的战旗上。
明末崇祯即位前，陕西连年灾荒，“野无青草，十室九室”，人民无法生活。“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已是众望所归，于是一场始发于汉中，由李自成领导的、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然而，不幸的是，为摆脱贫困、争取生存权利的广大贫苦农民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封建秩序的恢复。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农民的强烈呼声一次又一次被淡化了，贫困依然笼罩着中国广大农村。自然，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又一次动乱的恶性循环之中。历史一再告诫人们，忽视农村的贫困，将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以反映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制度变革为先导，首先紧紧抓住了农民这支革命生力军。打土豪，分田地，这富有感召力和战斗性的六个大字把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真正地表达出来，农民的社会公平意识被唤醒了，农民对人身自由的企盼似乎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就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怀着这种朴素理想的一支革命力量，从广大农村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从而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50年代前半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贫穷而勤劳的农民似乎实现了梦想，终于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并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出现了空前的高涨，苦心经营与辛勤劳作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样，农业增长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增长表明了农民对新经济机会的反应：尊重农民，通过普遍增加生产而追求个人财富；尊重农民对生产方式的自愿选择，只要国家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向贫困告别似乎成为中国农民不太遥远的目标。
伟大的胜利激励人们实现更伟大的目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性胜利激励着人们去超越历史。历史悲剧终于发生。在胜利面前，人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实行土地政策和物质利益原则政策的胜利误认为是主观意志的胜利，因而滋长了一种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左”的观念，不顾条件地追求“超级过渡”，用强制手段实行人民公社型的集体化，企图通过“穷过渡”的捷径跨入“共产主义”。一时之间，人民公社化的浪潮无情席卷了全国。农民不仅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连耕作经营的自主权也丧失殆尽，“大锅饭”“一平二调”取代了“物质利益分配原则”，农民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20多年来农民仿佛做了一场恶梦，贫困的阴影始终笼罩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
回顾历史的不幸是痛苦的。从1957～1977年，一组组冰冷的数字令人心寒，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农村普遍出现大饥荒。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计。
1976～1977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约有200多个县仍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1977年，全国80%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其中有1/3在50元以下。
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其中农业尤为突出：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公134元，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辛苦劳作一整天，工分值也不过0.30元左右，有的贫困地区竟在0.22～0.08元之间，也就是说，劳累一天的价值与一盒火柴的价格差不多。骇人听闻的贫困和低效劳动长期以来被表面的政治热浪所淹没。1978年与1956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消费的大米、小麦等主食的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牛羊肉的年消费水平下降近1倍，年人均消费量仅为0.58公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低收入的贫困农村人口竟占共和国人口总数的80%。
70年代末，当中国农民从恶梦中醒来时，他们发现：幻想破灭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永无休止的政治说教，马拉松接力式的运动，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反而使他们陷入生活的困境。
农业经济的长期停滞，积重难返的农业问题，已成为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1979年，中国政府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作出两大决策：一是从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工业发展基金中切出一块，用于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的农产品一次性提价高达15～35%；二是准备大规模长期地进口粮食。仅1980年从美国进口粮食就花费约20亿美元。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刺激，粮食需求环境相对宽松而带来的农业政策的松动，以及政治上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呼声，为一场默默的、自下而上的伟大变革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以摆脱贫困的强烈渴望和冲动为动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先在那些“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山区、灾区、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自发地展开。当安徽、四川、贵州等地的农民悄悄地向传统的公社型管理体制挑战时，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恶劣处境使人们来不及做大多的联想和政治判断，国家经济上的乏力，政治上的松动为农村改革闪开了一个空档，以户承包的经营方式一出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共鸣。到1985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蔓延到全国，成为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冲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农民天然的劳动权利和合法收益获得承认，长期受到抑制的农民内在冲动获得释放，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长期以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掩盖的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危机也暴露出来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何处去？从拥有土地经营支配权中获得对自身劳动自由支配的中国农民，依靠自己开始了艰苦的自立选择。在利益比较的驱使下，乡镇企业成为中国农村第二个经济成长点。
短短数年间，中国农民不但使诸多的农业产量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而且还在不要国家投资的前提下，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的历史性转移。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了33%；棉花增长了189%；以农业产值衡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率增长113%；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140%。而在这一系列增长的背后，是同期国家农业投资的减少，国家整个“六五”计划期间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按绝对值计算比“五五”计划期间减少了33%。农村改革不仅使中国有更多的力量投人工业化建设，而且使中国长期的农村贫困状况得以缓解。根据中国官方首次公布的70年代农村贫困情况，尽管以人均年收入50元作为绝对贫困线是一个过低的标准，但是在1977年仍有22.5%的县人均分配收入低于50元；1977～1979年人均集体分配收入连续3年低于50元的持续贫困县为221个，占总县数的9.6%；连续3年人均分配收入低于50元的持续贫困人口达8787万人，占1978年农村人口的10.8%。但是，到1985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97.6元，不足200元的低收入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2.2%，约1.02亿人，其中人均收入不足150元的有4000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4.4%。
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改革开改的政策效应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大多数地区，贫困已成为历史。短短的十几年里，中国农村的缓贫和脱贫速度令世界瞩目震惊。然而，兴奋之余，一些新的现象也不得不令我们忧心忡忡。中国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上，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12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其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分布日益表现出区域性的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区域性倾斜，各地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1985年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在视察江西省后指出，他们去过的老区收入在120元以下的贫困户约占1/3左右。这些贫困户缺粮、缺油、缺衣被、缺钱、缺医少药、缺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都有较大困难。在一次全省老区工作会议上，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不无沉痛他说：解放30多年了，在埋着25万有名有姓的烈士忠骨的老区土地上，还存在着缺衣少粮的贫困户占总户数1/3的这种贫穷状况，每个干部都不应对此无动于衷。老区的状况如何，不仅在我省，而且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
目前扶贫开发总的形势是：东部地区贫困状况明显改善，中部地区有所缓解，西部地区依然严重；平原区、丘陵区、浅山区扶贫开发工作进展快、效果好；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库区、地方病高发区任务重、难度大，即使在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基本生产条件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返贫率高。标准低，差别大，不稳定，是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世界银行对中国缓解农村贫困能力的预测表明，如果90年代中国的经济能保持6.8%的年增长率，经济内部的改革继续进行，收入分配合理，到200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下降到3500万。但是，如果90年代中国农业贸易条件恶化，或者落后地区无法参与增长进程等，都将危及中国的全面发展，尤其危及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若加上外部条件不利，而内部改革又不能实现，90年代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则不可能超过5%，这将导致2000年时，中国仍将有5000万贫困人口。如果相对价格变化造成的收入转移等因素引起农村穷人实际收入水平下降，2000年中国返贫人口将突破1亿。
无论是中国农村的现状，还是对中国未来缓解贫困的能力和速度的预测都充分证明，中国的前景不容乐观，消除中国农村贫困不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复杂的历史任务，也是涉及国家和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任务。它需要以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为先导，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不言而喻，贫困与发展将构成中国下世纪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2）“剪刀差”与“以粮为纲”
农村改革开始后，有关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了对中国各地2162个生产队进行抽样经济调查的结果。调查反映，从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间，这部分生产队的6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量由116公斤提高到158公斤，增长35%；而同期每亩粮食成本由26.2元提高到40.5元，增长54%；每个劳动日值由0.70元减少到0.56元，下降20%。1978年，江苏某县粮食亩产量超过650公斤，而每增长0.5公斤粮食，却要亏损1分钱。山丘圩湾俱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安徽六安地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9亿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22亿公斤，单产由84公斤提高到200公斤，年平均递增3%左右。农民人均收入直到1979年仍只有25元，收入在60元以下的穷队占48.30%，有47.60%的农户年终超支拖欠。而耐人寻味的是，改革前在全国出现的一大批高产穷队中，它们多数都是先进社队，锦旗奖状令队部办公室“四壁增辉”。但是，获取这些荣誉都是以农民连年增产，收入连续下降为代价的。这就是典型的先进地区的贫穷。
这种由先进致贫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等价交换政策所致。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扣除同期国家财政各项支农（含对农村的社会救济）资金3792.56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达7140.05亿元，即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左右被国家拿走了。仅按此计算，国家对农业取与给之比为3：1。
世界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农业余量规模对工业化推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贝罗赫估计，西方国家在产业革命前的40～60年中，农业生产率增长40%左右。表明国家工业的起飞，必须要以农业的长期积累作为启动资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的任务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使中国不可能从外部取得工业启动所需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从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就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积累的基本形式。
长期以来，尽管比值剪刀差绝对额时大时小、但作为一种积累机制，始终以低于社会价值水平的低价格保持着农产品的供给，保证了整个社会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大致平均，同时又为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这使得中国一举跳过了低收入国家发展初期共同面临的“低水平增长陷阱”，因此，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当“剪刀差”成功地发动现代增长之后，如果仍然以这种行政方式作为持续积累的机制，其种种弊端就显示出来。首先，50年代初期，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较低，存在着国家向农民征过头粮的倾向，国家在征购粮食时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一些农民变相拒绝卖粮，各地曾出现竟相提价购买粮食的现象，黑市交易也一度出现，加大国家征粮工作的成本。从这层意义上讲，农业合作化之所以由初级社、高级社迅速推进到人民公社的极端形式，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事实上，正是这种体制提供了国家控制农业产出和农村基层经济单位的手段，从而为“剪刀差”的运行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与此同时，问题的另一方面却被忽视，即这种体制的形式是以牺牲农业效率为代价的。其次，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实际上阉割了价格的市场功能，农产品价格既不能反映农产品的稀缺，又不能刺激农产品的供给。第三，为保证“剪刀差”顺利运行，避免市场价格的冲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国家把主要农副产品集贸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取缔。“剪刀差”不仅以牺牲农民的整体利益来换取工业部门的增长，同时在农业内部也牺牲农民商品意识和个人发展机会，窒息农业经济活力。这就是中国农村无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先进地区都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
70年代未，当中国农村长期普遍贫困，维系“剪刀差”运行的、以非物质刺激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难以维持和提供有效的供给时，中国工业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为了保证稳定的积累来源，消除农业长期停滞为工业增长造成的主要障碍，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大幅度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和大规模从国外进口粮食，以便给中国农村以休养生息的喘气机会。8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并非中国领导决策层的主观意志所为，而是由于深刻的经济原因所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演变成一种客观的必然选择，是因为国家既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也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来打破农业领域长期的沉闷，以有效地解决工业积累和改变农村长期贫困的局面。然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和积累，而在于农民挣脱了传统体制束缚的桎梏，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权利，并同土地实现了直接结合。农民的自我意识终于有了经济依托。
在“剪刀差”的利益反差比较下，城乡隔离的制度屏障被打破，成千上万从承包制带来的效率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涌入非农产业，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国家工业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和农民为主体的工业化并举的双重工业格局。1980～1988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46倍，其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1.3%；1978～1988年，乡镇企业向国家交纳税金增加13.2倍，平均每年递增31.4%，远远高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8.3%的增长速度；在1978～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中，乡镇企业占21.63%，其中1985～1988年间高达50.87%；从1978～198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545元，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3.7%；从1978～1988年，乡镇企业共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6700多万人，平均每年以吸收672万人的速度增长。到1988年，乡镇企业就业劳动力已达9545.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3%；乡镇企业每年还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以工补农”和乡镇建设，发展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1978～1988年这10年间，仅乡镇企业用于支援农业发展的资金就达162.8亿元。农村工业化的伟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第二条道路，在于中国农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了中国工业增长的进程，并与城市共同分享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它是对行政性“剪刀差”以及维系其运行体制的反对和抗争，中国农村从整体水平上由贫困迅速实现温饱概源于此。
农村产业政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以粮为纲”的单一产业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林牧副渔各业不同程度的萎缩。1978年中国林牧副渔各业产值合计占农业总产值的32.2%，各业实现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则更小。这就不能不使中国近1/3的社队不得不靠贷款维持简单再生产，3亿农民不得不靠吃返销粮、花救济款维持生计。片面推行“以粮为纲”的产业政策使中国付出的另一重大代价是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极大破坏。在平原地区，农业生产结构转型比较容易，种植粮食或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经济效益问题，因而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远不及山区严重。中国山区面积达6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7.6%（不包括海洋国土）。由于强行要求把一切土地资源用于粮食生产，于是，山区大规模出现了在陡坡上毁林、毁草开荒、围湖造田、滥用水资源的荒唐行为。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是，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罕见的水灾、旱灾相继发生，以致于资源日少，土层日薄，地力日衰。山区一些当年的“大寨县”至今难以脱贫，这与当时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给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所带来的恶果不无关系。
经济学原理认为，只要资源和生产条件存在差异，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在一个区域内实行自给自足，都将不可避免地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条件的高相关性，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佳原则应是采取地域分工、专业化协作的方式，通过市场交换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从而使社会总财富增加，80年代中国农村产业政策的改变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以鲁西北为代表的华北黄河下游的农业区，是棉花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而闽东南沿海农业区有史以来就是中国甘蔗的主要产区，依靠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土地上维系了稠密的人口的生存。但是，从6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自给政策的推行使这两大经济作物比较优势极为显著的农业区迅速由比较繁荣走向贫困。到70年代未，鲁西北已成为中国贫困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冀、鲁、豫、皖接壤的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贫困区。闽东沿海的持续贫困人口达450万，居全国贫困区第四位，80年代，随着粮食自给政策的逐步放松，这两大贫困区便迅速实现温饱，开始摆脱贫困。
在中国山区，由于粮食自给不借以牺牲畜牧业和经济作物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严重下降。中国山区类型复杂多样，分布极不平衡。在一些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较轻的山区，自然资源再生能力恢复较快，农民转种传统经济作物相对容易，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广西昭平县走马乡，90%是山区，历史上畅销东南亚的“勤江茶油”主要产于此地。50年代茶油最高年产量32万公斤，农民的粮食供应历来依靠“区际交换”，以油换粮。但在60年代，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这个乡（当时叫公社）只得集中劳动力在人均0.4亩的山间冷水田搞“以粮为纲”，致使1.2万亩茶油荒芜，70年代产茶油1万公斤，成为一个穷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在周围地区粮食大增产的基础上，走马乡逐渐恢复“以油换粮”。全乡已经用经营油茶的收入，按超购加价的价格水平购粮。有十几户农民已靠换粮完成本户的承包粮食征购任务。这一交换充分发挥了不同地区的自然优势和技术专长，保持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同时又大大刺激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增长，为国家和农民提供了更多财富。在80年代的中国山区，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以甘肃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简称“三西地区”）在80年代以前，是生态破坏严重，资源贫乏，人口超载而闻名的贫困地区。80年代初该地区被列入中国政府第一个反贫困计划的区域，开连片治理、开发扶贫先河，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三西地区”扶贫作了专栏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其中首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从改善整个区域的生态和生产条件入手，退耕还牧、退耕还林，寓缓解贫困于国土资源的保护与整治之中。然而，“以粮为纲”在中国山区对生态资源的破坏而给农民留下的隐患远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国家财力有限，还不可能一挥而就解决中国山区的环境生态问题。在黄土高原的贫困地区中，“三西地区”无疑十分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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