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可达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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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董志龙试读：
文前彩插
董志龙与母亲朱金凤在人民大会堂董志龙考察通用航空产业董志龙在新疆阿克苏与浙江省政府援疆总指挥长徐纪平（左）一起董志龙在北京饭店演讲董志龙在浙江杭州考察西溪湿地董志龙担任中国名人俱乐部主席团成员并与主席团成员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集体亮相董志龙考察浙江义乌省级森林公园
董志龙参加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党组“三严三实”专题讲座接受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向红琼州长（左）颁发政府经济顾问、荣誉市民、宣传大使证书董志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演讲董志龙出席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举行的2015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并担任评委董志龙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财富中国》首发式董志龙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给美籍华人签售《法治政府》一书董志龙在武汉盈科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演讲董志龙在武汉出席安居工程落成典礼序《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关注制度变革带来的财富成长——经济学者董志龙畅谈当前热点问题》《法治中国需要建立社会保障积分制——经济学者董志龙畅谈深化改革热点问题》访谈录后，引起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90多个国家的政界、经济界广泛关注，尤其董志龙创建的资本农民学说、社会保障积分学说、中国金融学说、中国资本学说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
董志龙这位从浙江东阳走出来的文化学者、资深传媒人、现代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创始人，第一届至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秘书长，中国资本论坛秘书长，历任人民日报社《大地》《市场报》《中国经济周刊》《民生周刊》记者、编辑、副主任、主任、主编、总编助理、秘书长，辛勤耕耘30余载，众多著作闻名于世。先后发表及出版的主要作品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外名人辞典》《世界优秀华人论文选》《世界优秀华人大辞典》《中国党政经济文献》《感动中国——人民公仆》《中国式领导》《中国式员工》。《一生中要掌握的50个人生法则》《一生中要具备的50种心态》荣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一生中要注意的50个细节》被全国“读书与成才”工程选为大学生100部必读优秀图书之一；2011年，又有《人民币的崛起》《面对中国转型——民生理财》《面对中国转型——绿色新政》《人一生必知的经济学》《货币大战》《拯救人类危机——创新社会管理》等7部著作问世。2007年董志龙率领中国经济论坛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七届全球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本，是农民财产的基础，土地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怎样才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既能促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发展，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权益呢？
董志龙推出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农民》，就是以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城市化为背景，以土地流转与农民的保障为核心，系统地探讨了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流转机制与农民的保障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主要方面，筹谋农民与城镇职工共享的基础保障，设想工农业及城乡统筹与并轨的根本措施——破解城乡土地二元制，建立农村虚拟股份制组织，在土地确权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社医保基金为投资主体的中央级土地银行，实现全部农民社保医保化的解决方案，最终实现让农民成为资本农民，促使中国进入到以大保障消灭贫困、消除贫富悬殊的时代，实现资本农民的中国梦！此书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厅举行了盛大的首发式，中央各部委12位部长，120位司局级领导，80位文化出版界负责人，160位大型企业董事长出席会议。此书成了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读本和“两会”读本，董志龙创建的资本农民学说，成了中国土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民保障唯一的一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图书。“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董志龙知道，在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与国家的责任担当至关重要，知识和思想终究要为社会服务，成熟的思路要付诸现实才能影响更多的人。2009年到2012年，董志龙又出版了《人民币的崛起》，率先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中国特色金融改革理论，此书出版后引起欧美金融界震动，美国《华尔街日报》做过大篇幅的报道。该书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发行，更是一书风行，洛阳纸贵，香港文汇出版社专门出版了繁体字港澳版。该书先后被翻译成英、俄、日、韩等文字同步发行，发行量突破120万冊，创下金融畅销书之最。2012年10月，董志龙再次推出力作《资本革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全方位阐述了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间的关系，阐述了资本全球化必然趋势，以及金融风暴过后全球金融资本秩序性重构的重大理论问题，奠定了中国特色资本理论体系，也是继《资本论》以后又一部系统和完整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资本理论。该书出版后董志龙先后应邀到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讲授中国特色资本理论体系，许多读者尊称他为“中国资本之父”。
2014年董志龙又推出经济学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著作《财富中国》，并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厅举行新常态财富与资本对话论坛，进一步阐述了《财富中国》出版的重大意义。这些作品不仅领域跨度大、涉及范围广，而且作品语言通俗、阐发入微，既有科学的严谨，又有历史的烙印和文化的传承，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2015年元旦前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网、《人民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光明网等数百家中央媒体相继推出《董志龙：描绘中国财富大地图》《董志龙：中国改革红利应归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董志龙：国企、金融、保障三大改革是未来中国财富巨头》《董志龙：中国财富大解码之移动互联网的财富新贵》《董志龙观点：社会保障体系是法治中国的基石》《董志龙新观点：社会保障要走积分制 为国人编织安全网》《董志龙：中国财富大解码之地标上的财富部落》等重点文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位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总能自觉担当起时代的重任，2014年《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发表《董志龙经济学思想综述：研究中国经济的前沿》。在北京APEC会议开幕式上《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发表《关注制度变革带来的财富增长——经济学者董志龙畅谈当前热点问题》。在2015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式上《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发表《法治中国需要建立社会保障积分制——经济学者董志龙畅谈深化改革热点问题》。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行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董志龙经济学思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有良知的学者与实干家，以董志龙朴实勤奋的性格和卓尔不凡的智慧，我们相信董志龙经济学思想必将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经济学思想，也会为实现无比灿烂辉煌的“中国特色经济学”挤进“诺贝尔奖”经济学系列的中国梦奉献毕生之力！
中共中央党校法治政府课题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隆重推出董志龙先生的经典之作《法治政府—社保积分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在该书中，董志龙创建的“社会保障积分制学说”为改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奠定了基础，为构建法治中国式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最全面的理论。董志龙秘书长朴实谦和的性格和才华横溢的能力，散发出人文时代的光芒，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注：本文资料来自于《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理论网、求是网、人民论坛、共产党员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大卫2016年5月8日
第一章 乡村岁月
浙江省东阳市是一个风景优美、物阜民丰的地方，素享“歌山画水”的美誉，历史文化积淀也十分厚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分迅猛。早在1995年，东阳市就已跃居浙江省首批小康县（市）；2001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名列全国各县市第71位；2003年前移了22位，列第49位，荣居全国最早的百强市之一。在社会文化建设中，东阳市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著名的横店影视城就坐落于东阳的横店镇，横店也成了国家4A级旅游区、亚洲最大的外景拍摄基地。辖区内，落鹤山风景区、东白山风景区、三都胜景风景区、屏岩洞府风景区、黄藤岩风景区分布左右，构成了一道得天独厚的风景。驰名中外的横店集团、广厦集团，构成了东阳市工业经济的主干。此外，东阳世界贸易城是全国最大的木雕工艺品集散地之一，客商来往十分频繁。工业经济与文化发展，人与自然环境，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十分和谐的融合状态，社会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在这里形成了自然合理的共鸣。
对于很多人来说，最早知道东阳也许是从中学课本中明代学者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一文。据考证此文中的东阳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东阳市。读过这篇文言文的人大都会记得并形成一个很深的印象——东阳是一个学风浓厚的地方，也是一个盛产书生的地方。
的确，东阳的学人出奇的多，且名人辈出。从历史到今天，产生过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当代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严济慈都出生在东阳。纵向比较，可以说今天的东阳沿袭了东阳人好学的乡风，学风之深厚与历史上各个时代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目前在国内外工作的东阳籍博士和博士后有300多名，其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4名，具有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的东阳籍人士达2100余人，为此，《人民日报》曾以“百名博士汇一市，千位教授同故乡”为题做过专题报道。
1966年，董志龙就出生在这个学风浓郁，名人辈出的地方——东阳所属的一个偏僻山村——南市街道里岭头村。1966，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数字，这个数字与新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与全国各地的状况大同小异，东阳的1966年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出生在这个年月，本身就是一种考验。
董志龙的爸爸董松其是一位为人十分厚道的本分人，学了一身好手艺，在乡邻中很有口碑。爷爷早年曾经商，在新中国成立前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不容易，几经波折，辛苦经营积攒下来的只是南市街道里岭头村的几间老屋。董松其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很倔强的个性，认准的事没有谁可以阻挡得住他。董松其童年时代的家境并不宽裕，13岁的董松其就立志要改变家境。当他得知当时金华的浙师院（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建设工地正在招工时，立刻打点起行囊准备到金华学艺，奶奶看他年纪小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可是拗不过他，最后只好流着泪做了点干粮送董松其上路了。
13岁的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当董松其满怀期望带着干粮徒步来到金华的时候，早已饥肠辘辘了，几次拿出干粮想吃上几口，想一想招工的事还没着落，还不知要等多少时候，就咽了咽口水忍住了。直到后来董家几兄弟缠着董爸爸讲故事，每每回想起当年的一幕时，董爸爸还常常会叹口气道一声：“那时候，苦哇！”
好不容易找到了工地负责招工的人，可招工的人看他年纪小摇着头不肯收留。却禁不起董松其的软磨硬泡，最后勉强答应收留了这个学徒心切、瘦瘦的眼中透出一股倔强气的少年。并讲好了条件：管吃住，每个月有一点少得可怜的零花钱。
董松其二话不说，痛快地答应下来。他并不在乎给多少工钱，只要管吃住，能给家里省份口粮，还能学到手艺就知足了。就这样，董松其开始了他的学艺生涯，凭着一股子犟劲，一股子钻劲硬是一点一点学了一身过硬的木工建筑手艺活。几年以后，董松其的木工、瓦工、房屋设计样样在行，成了东阳十里八村有名的能人。
里岭头村与梅塘村是南市街紧邻的两个村，董志龙的母亲朱金风就出生在与里岭头村紧邻的梅塘村，两村之间走路用不了几分钟。朱家的家境也不宽裕，姐妹五个，朱金风排行老大。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东阳也搞得风风火火，年仅十几岁的朱金风就积极投身其中。那段时间，朱金风的内心充满了激情，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掩护营救革命同志，救济倾向革命的困难群众，集会，演讲，忙得不可开交。她成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妇救会会长，并光荣地成为中共东阳特委委员。当年被她营救过的革命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都担任了当地政府的要职。
后来，日寇投降，内战爆发，她更加坚定地站在党的身边继续着革命工作。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朱金风也曾遭到恐吓，家人极力劝说她放弃工作，可她毫不动摇，义无反顾地坚持着为党工作，直到迎来一个新中国。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朱金风工作得更起劲了。战场上的战争结束了，可社会斗争才刚刚开始。当时的东阳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土地改革，四清，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家里人曾劝她不要出头，可她却从未动摇过。作为基层妇女干部，她认准了只有紧跟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这个理，义无反顾地积极承担起党交给的各项革命工作，每次运动都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当时的东阳县管辖区域很大，是一个中心县。妇女工作又是一个很烦琐的工作，有时需要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因此工作量很大，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繁重的工作锻炼中，朱金风也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妇女主任、县妇联委员。
那时，董松其已成长为一个十里八村有名的手艺人，在乡邻的眼中，也是见过世面的能人。邻村加上俩人又都闻名乡里，在好心人的撮合下，两个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了。不久，就在两家人的催促下结成了连理。
婚礼办得很简单，房子是父辈留下的老房子，酒席摆的是家乡的老黄酒。唯一不同的是，新房中多了两床新被褥。
那时，董松其已有了自己的固定工作岗位，只是工作地离家很远，在江西境内。新婚不久的两人又分开了，董松其由于工作任务繁重，一年到头都难得回家一次。
1956年是董松其最开心的一年，这一年，董志龙的大哥出生了。为了照顾妻子，他特意远从江西赶回家，买来滋补品，悉心照料产后的妻子。返回江西后，还是放心不下，又特意安排好住处返回来，准备把妻子接到江西以便照料。可是，朱金风却犯了难，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怎么办？考虑再三，挨不过亲友们的劝说，加上产后虚弱，最后同意携着幼子去了江西。
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工作紧张而繁忙。董爸爸本想把妻子接在身边，一可免去了通讯不便造成的思念与担心，二可以在工作之余尽心照料妻儿，本是一件好事。可不料这一接却接出了朱金风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她因远在江西与组织联系不畅，失去了参加当地第一期干部培训班的机会，并由此永远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岗位。那个年代，错过了一天，就会错过一生，一点不假。
可董爸爸却不这么看，每每朱金风提及此事，董爸爸总是乐呵呵地道：为革命培养后代也是大事嘛！而每听到这句话，朱金风也就会心地一笑不再抱怨。
那个年代，东阳的社会斗争情况十分复杂，董爸爸也是在为妻子担心，接在身边俩人相伴总要好得多。理解了董爸爸的心情，朱金风一则感动，二则不忍心丢下咿呀学语的幼子，再一想，新中国已经诞生了，为国家工作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心里也就安静下来。
就这样，董妈妈相夫教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家中的笑声更多了。那时的董家，日子已经大有起色，董松其也与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内心充满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可是，随着一系列全国性运动的开展，诚实本分的董爸爸越来越沉默了。他弄不明白，许多在他眼中的好人会被接二连三地打成右派、关进牛棚，很多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物转眼就变成了黑帮分子，而一些他认为的地痞无赖却成了风云人物。“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执行坏了，被坏分子钻了空子。”沉痛的思索过后，诚实本分、心眼里从未对政策有过半分疑虑的董爸爸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人则更为小心谨慎了，他不想被人利用，也没有能力与那些心目中的坏家伙抗衡，唯一能做的，只是厚道为人明哲保身。好在出身成分是一个绝好的护身符，在阶级成分划分中，董家因家贫如洗，靠手艺赚钱养家糊口，又没有土地，在阶级成分划分中被划成了贫农。在当时，好的阶级成分就相当于一张红色通行证，任凭风高浪起，也会安然无恙。
对于董爸爸来说，1965年也许是最沉默的一年，1965年的天空也像是乌云骤起的夏夜天空，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寂静。“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的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度过沉默而郁闷的196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风暴来临了，1966年8月，“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打破了这种可怕的沉静，催化剂一般让本已白热化的运动再次掀起了高潮。
这时的朱金风已因怀有第三个孩子并坚持回到老家里岭头村生产而回到了久别的老屋，那是公公婆婆留给她的一间带楼梯的祖屋，类似人上海的阁子间。在连排屋里，居最边上的一间，楼梯占据整个老屋的四分之一，剩下一张床的位置，一张八仙桌，烧饭要在门口搭建的小屋里，生活条件够艰辛的，可是，她没有半句怨言。
她的心思不在这里，而是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听到好的新闻，她会为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新中国而高兴，听到负面的社会新闻，她也会暗自神伤。看到许多心目中的好人被打倒，她也曾在心中反复思量政策是不是错了，而结论无一例外：党中央站得高，看得远，不会有错，即使错了，也是执行错了。和董爸爸与绝大多数普通群众一样，绝无半点对政策的疑虑。
这时她的组织关系尚未恢复，她想，等到腹中的孩子落地再恢复组织关系不迟。可是，这一等竟是十年。在那动荡的年代，恢复组织关系已十分困难，就算想找到当年了解她的组织负责人也十分困难。
好在乡情浓郁，左邻右舍都对她十分敬重，生活虽然苦了点，靠着积蓄加上董爸爸的薪水却也还过得去。那时候，尽管薪水很低，可物价也便宜，一个人拿薪水养活一家人并不困难，许许多多相似的家庭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时的里岭头村，和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各项运动搞得如火如荼。运动搞得不错，可生产却发生了问题，粮食大面积减产，连年歉收弄得社员们人心惶惶。八月，正是里岭头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老支书不得不动员全村社员下塘挖莲藕以充粮。
就在这个时候，小志龙出生了。左邻右舍闻讯赶来，不住地道喜，狭小的阁子间热闹起来，可董妈妈却犯了愁，长期的营养不良，奶水少得可怜。加上那年月物质出奇地缺，即便有钱也买不到什么。邻居们看出董妈妈的心思，纷纷拿出家中舍不得吃的鸡蛋，红糖，核桃等补品送到阁子间。邻居大妈打趣道：“这孩子真有福气，刚落地就有莲藕吃，将来说不准会是个大人物哩！古语说，上官落地，必有天佑，可不是，今天社里刚挖了莲藕，就赶上了。哈哈。”那年月，连一点莲藕也要按人头分的，村里除了莲藕已没什么可以分来度饥荒了。
董爸爸闻讯，辗转托人买了点白糖奶粉，在当时这些平常商品都是难以买得到的高级营养品，小志龙总算度过了艰难的哺乳期。
这时的董爸爸更是难得回家一次了，一则交通不便，二则工作繁忙。一家人只有靠书信往来互通信息。常常大年三十一家人才得团圆，可团圆过不了几天，董爸爸就得匆匆忙忙赶回工作单位。那时，幼小的董志龙最盼的也许就是过年了，一来可以见到想念中的父亲，二来，每逢过年，董爸爸也总忘不了给孩子们带回点小礼品和糖果之类的东西。每到这时，小志龙总会第一个跑过来，哥哥们都大了，也懂事了，这时候也会让着他，任爸爸把最好的礼品送给弟弟。
每到过年董爸爸回家之时，也是全家人最开心的时候。这时的董妈妈就会烫上一壶黄酒，炒上几道拿手的好菜，给董爸爸下酒。董爸爸呢，就会笑眯眯地端着酒杯，看着小志龙吃他的下酒菜。看着看着，就会在脸上浮起笑容，而后仰起脖，咕嘟一声喝下杯中的老酒，心里比什么都满足。有时候，小志龙也会抢过爸爸手中的酒杯，学着爸爸的样子喝上一口，而后酒的味道也会让他苦着脸哇哇大叫，这时的董爸爸最开心了，总会哈哈大笑，而后道：“儿子，快快长大哦！长大了好陪爸爸喝酒。”
很快，小志龙开始上小学了。八岁那年暑假，小志龙忽然涌起去看父亲的念头，整天缠着母亲去江西看父亲。正值暑假，不会耽误功课，母亲被缠不过答应了，小志龙非常开心。董爸爸的工作地在江西婺源县许村镇，一路颠簸来到婺源县已是午后，距离许村镇还有一百多里路，那时这段路还不通公共汽车。没办法，八岁的小志龙只好与母亲沿着黄沙铺成的乡村土路一步步向许村镇走去。一路上，山山水水都是那样的新奇可爱，就连空气也与家乡不同，吸一口都是甜的。也许是即将见到久别的父亲的关系，小志龙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几十里路程不知不觉走过去了。一腔心思除了留恋路边的风景之外，就是在想见到父亲后的种种场面：记忆中的父亲还吸老旱烟吧？也许胡子长长了？走啊走，直到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到许村镇。“妈妈，还有多远啊？”小志龙走一会问一遍，“没多远了，累了吗？”每问一遍董妈妈都重复着相同的回答。实在太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好在董爸爸已得到消息，正搭一辆货车赶来，在中云那个地方，一家人终于相遇了。董志龙高兴得不得了，围前转后，父子亲情展现无余。“哈哈，三儿长高了！”一见面，董爸爸就笑容满面地道。
回忆起来，当时一路上小志龙记忆最深的就是婺源两个字，感觉婺源好大好大，怎么走也走不出。说起婺源，的确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才辈出。尽管当时的小志龙还不知道生态这个名词，可小小的心中，对婺源的生态环境就已印下了深刻美好的记忆。一家人团圆自有说不完的话，小志龙不停地问啊问，董爸爸不停地讲啊讲，直到小志龙迷迷糊糊地睡去。后来志龙上了中学，他才知道，那次去婺源董爸爸让他记住婺源一个名人的名字：詹天佑。原来，婺源是中国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故乡。尽管当时的他还不清楚这个名字的意义，可从爸爸的语气中感到，詹天佑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的确，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筹划并成功地修成第一条铁路的人，詹天佑无疑是一座值得敬佩与称颂的丰碑。在婺源，人们一直没忘记这位先贤，口碑相传称颂着他的事迹。后来，他又知道：婺源也是南宋大学者朱熹的故乡，在当地仍留有朱文公的庙宇。还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金庸也出生在这里。婺源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直到今天，董志龙仍旧记忆如新。
第二年，小志龙已能用刚刚在学校学会的汉字工工整整地给爸爸写信了。接到儿子的信，高兴得董爸爸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逢人就讲：我家三儿都会写信了！同事们也都说：“老董真是有福气的人，妻贤子孝！”此言一点不假，三个儿子已成了董爸爸心中的最爱，也成了他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
不久，老大也与董爸爸一起工作了。老大是个机灵鬼，当年，烟酒都十分紧俏，能搞到一条好烟、打上一瓶散白酒相当不容易，就像改革开放前搞到一瓶法国路易十五XO白兰地一般稀罕。那时的董爸爸已在长期工作中养成了抽烟喝酒的习惯，离开了烟酒，一天都不舒服。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烟草只是农民们私自在自留地上种植的稀罕物，自由市场上常常奇货可居。更别说搞到机制香烟了。可是，老大自有他的办法，常常能出乎意料地搞到别人搞不到的烟酒，让董爸爸喜出望外。从此，董爸爸就再没有缺烟少酒之忧了。
同事们常说：“老董生了个好儿子。”每听到这种赞扬，董爸爸都会笑容满面骄傲地扬起头，正经八百地纠正：“不对，你说错了，我有三个好儿子！”这时，同事们就会大笑，董爸爸也会笑。笑声中充满了幸福，笑声中同事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切与融洽。
访谈中，这样的细节还很多。有时候，许多细节回忆起来，宛若发生在昨天。“大哥去江西与父亲一起工作后，家里就剩下我与二哥加上母亲三个人。母亲也是持家的能手，里里外外，都是她一手操劳。那时的里岭头村还没有电灯，母亲常常点一盏菜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缝补我们白天与同伴玩耍扯破的衣服。而二哥与我，却常常会因白天的疲劳沉沉睡去。有时候，一觉醒来，母亲仍旧在飞针走线。这本是中国大多数普通家庭中最平常不过的一幕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不失感人至深的情愫。想一想，许许多多做子女的，真的是欠父母太多、太多了。”
回忆至此，董志龙一副动情的表情。笔者也深为感动。是的，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千千万万个母亲，在哺育儿女中所付出的深情与辛苦是无论多少笔墨也难以描述清楚的。
与董爸爸常年在外一门心思工作不同，董妈妈一门心思要把孩子培养成人，娶妻生子。三个儿子，一人一栋房子，那要多少钱？从小志龙出生时起，董妈妈就开始盘算。为了积攒这笔不小的开支，连产期乡亲们送来的营养品都舍不得多吃，而是拿到集市上悄悄换了钱。可是，为了儿子能吃饱她什么都舍得。那时候，生产队里分的粮食大都是玉米、大麦、红薯等粗粮，而小志龙偏偏不喜欢吃玉米面、玉米饼、玉米羹、菜泡饭，也不喜欢吃大麦做的粿，更不喜欢吃红薯。为了让小志龙吃饱，董妈妈总是想方设法甚至不惜高价从黑市买来大米，或者每餐单给小志龙煮点米粉丝，或做油炒饭等他爱吃的食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爱如同春天的雨滴，一点一滴洒向幼小的心灵。
母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正这是这种无私的母爱让董志龙在成长过程中，从未畏惧过困难，从未失去前进的信心与勇气。想一想母亲，总会有一种力量在胸间迸发，也是这种力量激励着他走出一个辉煌的人生。
董妈妈是一个长于精打细算的母亲，在志龙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为几个儿子将来娶妻生子盘算。为给儿子筹备娶妻的费用，她打过零工，卖过豆腐。她做的豆腐鲜嫩可口，闻一闻都是香喷喷的，吃过她做的豆腐的人，都称赞她的手艺。
在小志龙七、八岁的时候，正赶上一位邻居准备搬家进城，腾出来的空房准备卖掉。董妈妈就花了在当时看来不小的一笔钱把房子买了下来，村里人都私下里责怪那位邻居的房子卖了一个不该卖的高价，可董妈妈却笑了笑道：值！在董妈妈的心中，能买一处房子，为儿子准备婚房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那时的长子已快到谈婚论娶的年龄了。
眼看着老二也一个劲地长身体，董妈妈的心里更着急了，就着手准备在老屋门前的空地上盖房。那时的董爸爸还在江西，家里董妈妈筹划盖房子，没有一个劳动力，又没多少钱，董妈妈还得天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几乎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倔强的她执意不求别人，硬是在农闲时自己把盖两间房的土一担担挑到屋基地。所筹备的盖房木料，也硬是一个人从横店木材集市上，一单轮车、一单轮车地运回家里。房子盖好了，家里的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董妈妈也落下了一身的病。
新房盖好后，董妈妈又请来了远近有名的木匠、手艺精湛的木雕师傅、土漆匠，做了两张大花床，加上祖上传下来的一张大花床，正好，兄弟仨都有了。董妈妈又拿出最后的积蓄买了那个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最昂贵的手表，并且一买就是三块，一块瑞士手表给了大哥，一块红旗手表给了二哥，那时小志龙还小，为了不让小志龙不高兴董妈妈也给他买了一块上海表。
做完这些，董妈妈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心里轻松了许多。然而，没多久，坏消息就从江西董爸爸的工作单位传来。对于董家来说，那是一个毕生难忘、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是1977年3月，董爸爸的工作地许村镇发生了一场大火，董爸爸奋不顾身地救了一晚上的火，第二天就开始发高烧，并持续几天高烧不退。医生看过后建议转到大医院治疗，为了就近照顾，董妈妈坚持一路挽扶董爸爸回到东阳县人民医院，可病情仍未得到好转。不久，董爸爸开始吐血，病情进一步恶化。哥几个整天吵嚷着要去医院看爸爸，当时，正是流行性脑膜炎爆发的季节，董爸爸担心孩子们感染上脑膜炎，千叮咛万嘱咐董妈妈说什么也不让孩子们去看他。他坚信自己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在他心中，没什么力量可以让他倒下。
况且，孩子们尚未成人，大儿子尚未娶妻，二儿和三儿还小，怎么能就这样去了呢？可是，无情的病魔并没有怜悯这位要强了一生的好人，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正直诚实，一身好手艺的董爸爸走完了自己勤劳本分的一生。留给妻儿的只是一身正气和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期望，甚至对单位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临终清醒时，董爸爸终于意识到病情已无可挽回，睁大双眼，盯着董妈妈的面庞，无限留恋地望着、望着，紧紧握着董妈妈的手，似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嗓子眼中勉强挤出一句话：“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董妈妈泪如雨下，哽咽得无法说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她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无法相信丈夫会这么轻易地离去！
董爸爸去世后，家中的重担全部压在董妈妈身上，相比之下，生活的压力远远小于失去爱人的悲伤带来的打击。整整半年多时间，董妈妈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家中的生活也一度陷入了困境。好在老大已有了一份工作，尚可补贴家用。后来董爸爸工作单位的领导看董家生活艰难，研究决定将董家全家接到了婺源，就这样，全家人就在婺源安顿下来。
本来董妈妈是想守着老屋过下去，不想去婺源的，可亲朋好友都极力主张她换换环境，改善一下心情。经不起亲友的劝说，董妈妈最后才同意去了婺源。
到婺源后，单位领导安排董妈妈在女搬运队工作，在当时，也许这是单位最好的安排了。可是，搬运工作并不轻松，劳动量也不小，一天工作完成后，董妈妈常常会劳累不堪。可是，董妈妈却从没叫一声苦。艰苦的工作，生活的艰难，董妈妈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她知道，在孩子们的心中，她就是一座靠山，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她脸上看到希望，这样才对得起孩子们，不负爱人的嘱托。工作之余，她甚至还向附近的村民要了一块地，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家里的生活慢慢地好了起来。董妈妈硬是用自己的肩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湛蓝的天空。
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小志龙从小就很懂事，很少惹妈妈生气。父亲的过世，似乎一下子让他成熟了许多，许多本不该他这个年纪想的事也会不时浮现在脑海，在学习上也更用功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小志龙还稚嫩的心灵中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出人头地的宏图远志，而母爱则成了他这种志向的力量之源。因为，他一直在想，一定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一定照顾好妈妈。不平常的乡村岁月，不平常的少年生活让小志龙较同龄人成熟而坚定，执着而顽强。
母爱是一种力量，母爱也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山，无私的母爱宛如滔滔不息的长江大河，当你迷茫与困惑的时候，会给你无穷的力量。母爱也是一座灯塔，有了母爱，无论你在什么时候都能看清前面要走的路！
童年的岁月远去了，少年的岁月远去了，正是这种无私而博大的母爱伴随着小志龙从稚嫩到成熟，英气勃发地从乡村走来，直至走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第二章 青春像彩虹
有人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少年岁月总是歌，这话不错。有时候生活的艰难是一道考验人意志的试题，有时候，苦难造就的是人生成功的资本。在父爱消失的日子里，小志龙明白了许多事理，也朦朦胧胧明白了什么是生活。心灵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心中所想已远超同龄人所想，个性与性格也在母爱的滋润下顽强地展现出来。母爱成了他少年生活中最珍贵的财富，他懂得了如何让母亲不为他担忧，哪怕是一点点。于是，他懂得了如何自我激励，如何做得比同龄人更好。
1983年8月，他以全学年第一名的好成绩从许村镇初中升到了婺源县重点中学——婺源中学，向母亲回报了一份他能做到最好的证明。
婺源，是一个由古至今都十分尚学的地方，传统文化的积淀十分深厚。远有鄣山，近有婺水，鄣山远障，婺水清清，自然风景十分优美。鄣山远接的是道教典籍标录的道教第一洞天福地——鹰潭市属的龙虎山。而道教的另一名山素有“江南第一仙峰”之称的三清山与婺源则近在咫尺。优美的自然风景，浓厚的传统文化积淀造就了婺源崇文乐学的人文环境。
婺源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4年。当时，由江家瑂等四名热心于兴学办教的进步人士共同创办，校址选在了朱文公庙的上首，并以朱文公朱熹的别号“紫阳”为校名，全称为私立紫阳初级中学。1949年5月由婺源县人民政府正式更名为婺源中学。建校至今，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子已遍布世界各地，很多学子早已声名远扬，硕果累累，并在婺源当地传为美谈。因此，当时许多家长都以孩子能考进婺源中学为荣，而学生们也对婺源中学充满了向往。
从拿到婺源中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起，小志龙就欣欣然开始筹划与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新的学习生活。每天数着新学期开学的日子，按捺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求知的渴望，对新学期的憧憬，让他常常夜不能寐。
终于，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到了，董志龙满怀欣喜地走进这所向往已久的全县重点中学。许村镇初中第一名的荣耀给了他无比的自信与勇气，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婺源中学再创佳绩。在当时，中考第一名是令他最感骄傲的事情。那时候，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不久，全社会对知识与人才的尊重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不论政府与普通民众对教育都充满了期待与关注。好学生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仰慕的焦点，特别是在同学之中，对学习成绩出众的同学更是羡慕万分。因为，在许多人的心中，好的学习成绩就意味着可以迈进大学的门槛，就可以出人头地，有一份好职业，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个人荣誉。不但家人脸上有光，就连生活过的乡村都会增光添彩。
事实上，小志龙的潜意识中，最强劲的学习动力却并不完全来自这些，而是来自母亲。他一直想让母亲放心，用他能做到的方式——考出一个好成绩。此外，要强的个性也促使他不甘落后于人，特别是每想起母亲为他上学所做的一切，他的学习就更加努力。当他把中考第一名的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他看到了略显沧桑的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了的开心的微笑，他高兴极了。
也许，许多人都曾拥有过各种各样的第一名的感觉，可是比较而言，考试获得的第一名，永远是最珍贵的，特别是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因为，在幼小的心灵成长过程中，这种肯定来得最真实与有力。现代教育研究者在心理成长方面的研究中指出，许多成功者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获得自信，自信是一种心理素质，有助于良好的心理结构的形成。获得这种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心灵成长过程中获得公众承认的肯定或褒扬。可以说，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获得的肯定或褒扬足以让人受益终生。局外人也许很难感受到这种千金难买的心情，只有当事人自己才会有更深的感受。而这种心情也让小志龙足足兴奋了一个学期。是的，没有什么比以全镇初中第一名的成绩昂首走进向往已久的婺源中学让他更高兴的了。
第一名的感觉真好，不论是少年还是青年，或者是成年人，第一名的感觉永远那么美妙！不是吗？看一看奥运冠军脸上开心的笑容，或者激动的泪水，或者意气风发的举动，就足以证明，在人类的天性中，证明自己，获得优胜的荣誉永远都是一种不变的追求。这种力量来自于内心，来自于良好的个性与值得推崇的不甘人后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推动着人类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也是这种精神促进着人性的进化与完善。
带着渴望与自信，小志龙迈进了婺源中学的大门。开学没几天，班主任就找他谈话：“按初中阶段的评语和你的中考成绩，也根据你开学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与部分同学的意见，我准备让你担任班长。”班主任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道。“如果班级和同学们需要我，我不会推托。”董志龙的回答也很简洁。“如果没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了。”班主任很高兴。就这样，董志龙在学习之外又多了一份对班级的组织与管理上的思考。有时候，班主任不在，他就自觉承担起班级活动的组织者角色。每次校内的大型活动都少不了他忙前跑后的身影，出色的组织能力也常常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赞赏。
对他来说，组织好一次活动，做好每一件事，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份爱心的奉献。那时，学好课程考取大学是众多同学的努力目标，时间也成了同学们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人愿意花在学习以外的事情上。董志龙却不这样想，在他心中，集体活动是全班同学更好地学习与成长必不可少的内容，总要有人去组织与实施，宁肯自己牺牲一点时间，也不能让班级这个集体变成一盘散沙，必须坚持做好班级工作。而且，这一坚持就是三年，直到高中毕业。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小志龙在一天天成长起来。中学阶段，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成长阶段，与许多人的中学阶段不同，董志龙的中学阶段拥有许多同学未曾有过的经历。中学生活宛如魔术师的画板一般，每一天都在向他展示着新的内涵，个性与天赋也在一天天展现出来。“董志龙很有组织能力。”班主任老师说，“他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很有灵气。”语文老师说，“是个好苗子。”老师们得出结论。
慢慢地，董志龙的名字被一位负责学生会的校领导知道了。当时，这位领导正在为学生会选拔宣传部长而犹豫不定，一听到老师们对董志龙的介绍，心中立刻有了谱。几次谈话后，董志龙出任了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同时担任学生会报的主编。这对董志龙来说，既有压力，又有挑战。他从心底里喜欢文学，喜欢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可是，学习也同样重要，如何兼顾这两者，既做好学生会的工作又不影响学习成了上任初期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完全能够既做好学生会的工作，按时刊出学生会报，又能够学好课程。当时，在许多同学看来，写出一篇既有分量、又文采出众的文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要花许多时间来构思的。可是，董志龙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常常在一节课的间隙里就能写出一篇高质量的会刊报道，速度之快常令同学们惊奇不已。
采访中谈及这个问题时董志龙脸上挂着微笑：“是的，那时候就是这样，许多会刊上的文章都是我在课堂间隙时间构思完成的。那时语文是我学得最起劲的，成绩与其他学科比较也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压力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潜力。”“我很喜欢表达，喜欢把我的想法变成文字。有时候常常为如何表达一种想法反复斟酌，有时候为了一个句子如何修改常常难以入睡。有一段时间，我尝试着写小说，很短的，现在应该叫微型小说，我们那时叫百字小说，并在学生会组织下开展了这项全校百字小说竞赛。许多同学都参加了。获奖作品都张贴在校走廊里，正逢有一次县教育局的领导陪同上级领导来校考察，看到后大加称赞。我们开展这项活动的劲头更足了。后来，我又接连组织了几届百字小说竞赛，涌现出很多好作品，也培养了同学们学语文的兴趣。这些人中，有些人后来从事的也是文学方面的工作。追究根源，百字小说竞赛就是一种原始的推动力。文学这个东西，一旦产生了兴趣，就会一直保持下去。”董志龙有力地做了一个手势回忆着，宛若回到了中学时代。“为什么要搞百字小说竞赛呢？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提高同学们对语文的兴趣。因为在当时，校内，恐怕全国中学的情况都差不多，都在重理轻文，当时校内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文工美，到处喝凉水’，事实上，当时的学风基本如此。为此，我曾给国务院领导写过一封长信，主要就是反映重理轻文现象，当时足足写了几个星期，工工整整的十几页稿纸。”董志龙叙述道。“后来呢？有回音吗？”笔者插嘴问。“后来，国务院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来婺源，在县教育局领导的陪同下专程来婺源中学考察，并找我谈了话，整整谈了1个多小时，都是关于当时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问题。那时，有些问题我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记忆最深的就是领导们给了我许多鼓励。”董志龙深情地回忆道。“中学生给中央领导写信，中央领导还派出专门的小组来考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当时是不是很轰动！”笔者道。“当然，轰动很大，全校，甚至全县人几乎都知道这件事，都知道婺源中学有个学生给中央写信的事。”董志龙道。“哪里来的勇气写这封信的呢？”笔者问。“那时很单纯，也没想得很多，只是觉得应该反映一下。事后也没有多想，更没有想到中央会派出工作组专程考察。”董志龙道。“这件事对你后来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呢？”笔者问。“影响自然是有的，一是我一下子成了校内的名人，全校同学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二是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有人讥讽我爱出风头，那时候还没有自我炒作的名词，不然，恐怕这个词也会用在我的头上。”董志龙嘴角挂着一丝自嘲式的微笑回答。
事件结束后，校领导的态度是肯定的。至少，一个中学生能够思考国家的教育发展问题，既是一种难得的举动，也是一种自然而纯粹的社会责任感。也是“胸怀祖国，放眼天下”的一个注解。什么是素质？这就是素质。这种素质也是内在可贵品质的一种彰显与阐发，是基础教育最终要达到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教育兴国的希望所在。相比较而言，当时校领导对事件的肯定与今天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中倡导的素质教育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社会责任感也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根本性内涵，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素质也无从谈起。
此后，董志龙对文学有了更高的热情，文章越写越精彩，他开始尝试着向电台投稿。没多久，他的稿件就在县、区电台中由播音员抑扬顿挫地朗读播出了。这下，董志龙的名字在全校更响了。“中学生的稿件能够上电台，了不起。”认识董志龙的人常常在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竖起大拇指。“你家三儿上了电台哦！”董家村邻也知道了这件事，像发现了重大事件一样跑到董家向董妈妈报喜。“嗨！这孩子处处要强！”董妈妈心里高兴，话语中却带着几丝嗔怪，也带着深深的爱惜。天下的母亲都是一般心思，母亲看到儿子的成长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呢？“人家都夸你的作文写得好，我看，你还要好好拜师求教哩！”星期天董志龙返回家的时候，董妈妈语重心长地道。在董妈妈的眼里，小志龙仍旧还是小志龙，还是个未长大的孩子，越是在别人夸的时候，越是要提醒一下，免得胡乱翘尾巴误了前途与终身。“哈哈，老妈，都什么年代了，还兴拜师求教这一说，学校里的老师每天都在教的。”董志龙听到董妈妈的“训诫”忍不住笑了起来。“哼，什么年代拜师求教也不为过，古语说得好，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哩！千万不能有了点小成绩就自大起来。”董妈妈道。“是，是，老妈说得对。”明白了董妈妈的用意，虽然心里并不完全赞同，董志龙却也连声应允。不过，董妈妈的话却勾起了他踌躇好久的一个计划。他真的想要向一个人求教，不过这个人却不是这个年级组的任课老师，并且出了名的不容易接触。这位老师的名字叫俞芷苓。光董志龙知道的就有好几位同学满怀诚挚去请教都不软不硬地碰了钉子。一来二去，这个人成了同学们心目中最高傲的一位老师：不但难以交流，就连走路遇到都不正眼看一下教过的同学。正因为如此，董志龙才踌躇了好久，大费周章地思谋向其讨教的方式。因为，尽管这个人性情有些清高，但在婺源中学却是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中文奇才，讲课常常不拿教案，却可以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绝不会漏掉一处知识点。许多令学生望而生畏的古文她可以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可走下课堂，想向她讨教点学习诀窍，却常常三缄其口。在她眼中，寻找窍门的学生都不是好学生，学习上的事来不得半点虚伪，走不得半点捷径，想吃点小灶？没门！也许，这就是向她讨教的学生常常遭到她冷遇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有时候，她又十足地表现出欣赏虚心上进的学生。正因为如此，她既获得了同学们的敬重，又让同学们感到很严厉与难以接触。
一天，董志龙刚刚写完一篇小小说，灵机一动，终于找到了向俞芷苓老师求教的最好借口。他要向俞老师请教小说的写法，问题切中当时学生会组织的百字小说竞赛，既不是书本知识，又不超出学习范围。想到这里，董志龙暗暗为自己的想法叫好。
尽管筹划得“天衣无缝”，可站在俞芷苓老师的办公室门前的董志龙仍有些踌躇，万一碰了钉子该怎么办？犹豫了半天，终于敲了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往常里一副严肃面孔的俞老师看到走进来的是董志龙，脸上居然挂出了笑容，董志龙一颗悬着的心扑通落了地。开始按照想好了的顺序逐一请教小说写作的问题。
访谈中，谈及俞芷苓老师，董志龙一脸的敬慕，笔者恍若看到了当学生时董志龙的恭谨。“她是当时婺源中学公认的中文奇才，知识渊博，为人有些传统文人的清高。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也很有威严。学生们既希望向她请教，又担心她的批评。你知道，在中学，一个好老师在学生的眼中具有什么样的分量。有时候一句话足以你痛苦不堪，有时候一句话也足让你愉悦莫名，这种愉悦可以提高学习的动力与信心。中学生时代，情绪是敏感的，还不具备免疫力。中学生的自尊也是很脆弱的，有时候一两句话就是足以击垮一个学生的自尊，并且，一旦自尊受到挫伤很久都无法重建。”董志龙停顿了一下。“对，学习的动力也来自于情绪，热情高容易出成绩，情绪低落也会导致学习成绩的退步。”笔者接口道。“那个年龄，对好的、坏的，几乎没有理性的分辨，完全通过情绪直观地反映出来，既不懂得拒绝，也不懂得回避，更不懂得如何去改变。伤了，就伤了心；高兴了，就会兴高采烈；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还不具备。也许我在中学时期比同龄人稍成熟一些，并且担任班长，有些班务要做，这方面的事情想得很多。所以，我在学习上，做班务中也特别注意这一点。现在回忆起来，我在中学阶段是没有挨过老师批评的，完全没有，哪怕一点点。这在中学生中也是不多的。”董志龙道，微笑不期而至地挂在脸上。显然，他为能在中学阶段没有受到批评而自豪。“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担任学生职务的学生干部，免不了会出错，挨批评也是正常的。”笔者道。“回到正题。那一天，一推开俞老师办公室的门，看到她很高兴的样子，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也不怎么拘谨了，思维也放得开了，问了许多问题，大都是课本以外的问题。记忆最深的是小说题材如何选择，小说情节如何展开。当时我是以百字小说的写法开始请教的，后来谈得很深入，不知不觉谈到了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的写法，前后谈了一个多小时，受益匪浅。”董志龙回忆着，一副很入神的情态。“能回忆一下俞老师的经典见解吗？”我追问。“有一些已记不太清了，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说的手法与落笔之处也就是视角永远要站在正面，即使描写负面人物与事件，也要从正面的角度下笔，这样，读者才会自然鲜明地领悟作品推崇什么，批判什么。这样，人物会鲜明，情节也会自然合理。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易于发挥作品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发挥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说白了就是让读者在一读到作品，一读到负面人物与负面事件时就产生自然的分辨能力，形成正确的观点。这样，对读者思想世界的形成才能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她又特别提到，讽喻与反喻写法不适合中学生。”董志龙叙述道。“为什么呢？为什么讽喻与反喻写法不适合中学生呢？”笔者追问。“当时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拿给他用来说‘事’的小说就是略有讽刺意味的一篇小说。当我这样问她的时候，她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社会是由人构造的，文学也是人学，在人的天性中是不喜欢批评与指责的。因而，批评与指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作者要去爱社会，爱读者，从爱的角度来写才容易被读者接受，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文学作品的潜在功能与力量。所以，想写出一篇好的作品，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从社会发展这个大的境界出发，从文化的深层角度出发，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力度。比如，一个人好不算好，整体好了才算真好。一个班级是这样，一个大的集体、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这就是写文章应该有的社会境界，突出重点人物不是目的，目的是发挥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影响与带动读者产生思想境界上的突破。”董志龙不停地叙述道。笔者不忍打断他的思路，静静地听着。“现在回忆起来，这些话仍旧是对的。我当时完全被俞老师吸引住了，此前，我完全没有料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原本以为我的小说一定会得到夸奖，并且从此得到俞老师的看重，从而可以多向他请教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谈话过后，我的一点小小的博取俞老师赞赏的想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钦敬，也更清楚地了解了盛名之下的俞老师果真不俗。而那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也几乎奠定了我后来的文学梦想基础。”董志龙由衷地道。“一个人好不算好，整体好了才算好；突出重点人物不是目的，目的是发挥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影响与带动读者产生思想境界上的突破。讲得好，这不但是文学写作手法上的精辟见解，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笔者赞叹道。“是的，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在课余时间着意留意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作品。我觉得俞老师所说的从文化深层角度出发的含义就是要了解传统文化，了解社会，毕竟我们血管中流淌的是传统文化的血液，并且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乃至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与习俗中，都能找到传统文化的影子。我开始留意儒学，留意百家学说。可是，那个年代想找到一本这方面的书籍是很难的。记得我偶然从一位老乡的家中发现了一本残破的宋代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便借了来，宝贝得不得了。朱熹的故乡就在我们这里，现在仍有朱子庙。婺源中学的前身，曾以朱熹的别号紫阳为校名，走进婺源中学的新生，了解校史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同学们大都对朱熹存有崇敬之情。我也不例外，爱屋及乌，也因为在课程中有与四书相关的点滴内容，自然对朱熹的作品十分珍爱。后来，得知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这本书后，我就想方设法弄了一本，那时大约在1983年的下半年。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很大，读了不下五遍，就是从这本书开始我才逐渐养成读课外古籍的习惯，直到大学也没有改变。”董志龙接着叙述。“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传统文化中许多经典对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笔者道。“不止是有意义，而是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我们自己。不久前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中解读传统文化时曾讲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观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今天我们的行为或者思想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是深入骨髓的，它解释了我们行为产生的根本动机，点明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这样做的内在根源就是传统文化，而不需要明确的意识来决定如何做。换句话来说，传统文化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也达到了潜意识或内在规定作用的程度。所以，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了解与研究，也是深入了解自我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解了自我然后再去理解社会，从事社会工作，就会更加得心应手，这与儒学倡导的——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传统文化热也在情理之中。”
谈到这里，董志龙似乎仍有许多话要讲。“是的，我们文化之根仍旧是传统文化，一个民族不可能丢弃他的文化之根。”笔者道。“扯远了，回到我们的话题。说实话，与俞老师的一番谈话带给我的感觉是震撼性的，首先我真切感到了我的小说写作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其次是对这次谈话的感觉大有与世外高人面晤的感觉。因为俞老师对我的谈话，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并且她平时也不讲，原来是小说的写法问题也含有做人处世、如何看社会方面的道理。此后，我足足回味了一个多月。后来，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学习不能完全局限于书本，那样会学死书，课本之外还是一片广阔的知识海洋，课本内外的学识应该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当时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本身的出发点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在我担任学生会报主编之时，我是对这个职位颇为担心的：一是担心影响学习，二是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出刊任务。可是，事实上，我完全胜任，并且做得很好，许多同学和老师都很赞赏。原本有限的时间，在压力或者说在挑战之下，被拉长了，变得使不完了。哈哈，就像爱因斯坦谈及的时间变长原理一样神奇地变得多得用不完了。于是，我主张开设了课外兴趣学习小组，这个想法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了校领导的同意，活动开展起来了，一下子就成立了十个兴趣组。什么语文兴趣组、钢琴兴趣组、诗歌兴趣组、小说兴趣组、音乐兴趣组、散文兴趣组、乐器兴趣组等都建立起来了，并各有各的学生干部在负责，相关的活动也开展起来了。”董志龙很兴奋，显然，那段日子是董志龙颇为高兴的日子。“很好，教育学提倡快乐学习法，近年来有许多教科研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想不到你那时就已经实践过了。”笔者禁不住赞叹道。“兴趣小组的作用是不但发挥了特长生的独特兴趣与知识方面的追求，也使枯燥的学习多了一些乐趣。也许兴趣小组对提高考试成绩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对培育特长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显然是很有成效的。据我后来的观察与统计，当年兴趣小组中拔尖的同学，大都能够很好地保持这种兴趣，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比如，语文兴趣组与小说诗歌兴趣组，从这个小组出来的同学后来考取的专业大都与文学相关，有些人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或记者，并在各级文化单位崭露头角。”谈到这里，董志龙停顿了一下，似乎对当年一手创办的兴趣小组活动颇为留恋，也颇为得意……“据说，你在中学时就加入了当地的文联，有这回事吗？”再一次见面之时，笔者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是的，那是我和俞老师谈话以后的事了。那次谈话后，我组织了十个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搞得很好，特别是小说和诗歌兴趣组，出了些很有水平的好作品。同时，也有许多文学创作中遇到的问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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