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彼得·希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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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试读：
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英]彼得·希瑟 著马百亮 译中信出版集团序言公元476年9月4日或那天前后，意大利的罗马军队高级军官奥多亚塞（Odovacar）抓住并杀死了在位的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即“小奥古斯都”）的叔叔。7天前，奥多亚塞对罗慕路斯的父亲做了同样的事情。皇帝本人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和叔叔一直在管理这个帝国。现在大权在握的奥多亚塞还算仁慈。罗慕路斯被送到坎帕尼亚的一个庄园，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欧洲历史进程上意义更大的是，奥多亚塞还敦促罗马元老院向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芝诺（Zeno）派遣了使节，宣称：“我们不需要分裂的统治，一个共同的皇帝对（帝国东西部的）领土来说就足够了。”不久，又有一批使节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了西罗马皇帝的行头，包括皇帝的披风和皇冠。这套行头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穿戴都会构成叛国罪。尽管奥多亚塞一直维护着芝诺拥有帝国主权的假象，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丝毫不想让君士坦丁堡干涉他现在统治的以意大利为基地的国家的事务。奥多亚塞的两批使[1]节结束了罗马延续近750年的帝国传统。但是，奥多亚塞对奥古斯都路斯的废黜不过是最后的一击。在此前三代人的统治过程中，随着一场战略力量均势的非凡革命在整个欧洲展开，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已在逐步消亡。除了非常早期的一些成功，如公元前3世纪攻占西西里岛，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内获得的。这个时代，非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大致分为三个地理区域，即西部和南部、中北部、北部和东部，每一个区域都有人类社会，这些社会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粮食生产、人口密度、经济复杂性、聚落规模和政治组织规模等方面，欧洲西部和南部的拉坦诺地区（La Tene）发展水平最高，而越是往东和往北的区域，发展水平就越低。在这至关重要的200年帝国建设中，罗马的地中海心脏地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再加上强大的军事组织，它征服了欧洲所有值得征服的地区。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后，只有西部和南部提供了足够的收入和战利品，来证明大规模的战役是值得的，而正是在其遥远的边境上，罗马军团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尽管如此，出于野心，罗马人还试图征服主要由讲日耳曼语的人控制的欧洲中部地区。人们通常认为，阿米尼乌斯（Arminius）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队，阻止了这一进程，但事实就比较乏味了。罗马人后来的进攻摧毁了阿米尼乌斯，让罗马最终止步于莱茵河而不是继续向东推进的，是帝国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在第一个千年之初，中北部地区不值得花代价去征服，至于欧洲外围地区，即北部和东部这个第三区，甚至从未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然而，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尤其是由于与罗马帝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模式的互动，这个中部地区的发展加速，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公元4世纪中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加强，人口密度大幅增加，经济模式变得空前复杂。该区域整体的军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尤其要归功于使用罗马武器，区域政治结构也更加健全。但在该区域建立大型持久的国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和行政基础仍然不能支持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罗马总体上保持着战略控制权。尽管如此，到了4世纪，帝国不得不小心地用“大棒”和“胡萝卜”一起来维护其边境安全，以管理一系列相当持久的中等附属国，这些附属国现在占据了边境之外的每一寸土地。中部地区小而分散的部落社会的旧秩序早已消失。虽然这些附属国可能并没有威胁到帝国的整体存在，但它们肯定拥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治议程。当条件对它们有利时（通常是在罗马与波斯交战时），它们甚至可以抵御罗马帝国支配中最具侵略性的方面，即对军事人力、粮食和原材料的不断要求，帝国有时还会要求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活动。尽管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在政治上仍很分散，不会构成全面威胁，但罗马帝国原有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大多已被这些革命性发展进程所破坏，而在500多年前，正是这种优势[2]让罗马得以建立其欧洲帝国。我父亲是一名炸药专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危险物质打交道。他在早期受训时学到的一个基本的安全原则是，只要人类活动在什么地方制造了易燃的环境，“上帝（或者说某种意外）就会提供火花”。换句话说，要保证安全，就必须防止积累起燃烧条件，因为试图防止火花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欧洲历史而言，中北部地区的根本变革造成了一种高度易燃的政治局势，至少对罗马帝国的长期未来而言是如此，而“火花”最终以匈人的形式出现。从4世纪后期开始，匈人分两个阶段向欧洲的边缘地区扩张，将罗马帝国两个主要的附属群体从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和其他更遥远地方的群体一起）赶到了帝国的领土上，第一个阶段是从375年至380年，第二个阶段是从405年至410年。第一个阶段正好是匈人占领黑海北面土地的时间，第二个阶段很可能是他们进一步向西渗透到匈牙利大平原的时间。罗马人（自然）对此很不满，大量卷入这些迁徙的人要么被杀，要么沦为奴隶。到了5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个移民群体的幸存者（许多最初的参与者在中途丧命）已经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土地上重组成两个新的混合群体，即西哥特人联盟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这两个群体比4世纪时边界另一边的任何群体都更大，也更加团结。每个联盟都由至少三个以前独立的主要军事力量组成，而且两个联盟都形成了更集中的领导结构。它们力量增强，可以更好地面对罗马人的还击，罗马世界的财富也比边疆之外更充足，新的统治家族因而有可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虽然这些移民最初的动机主要是逃离匈人的掠夺，但他们也一直想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他们的到来严重损害了帝国的生存能力。从根本上说，帝国的运作方式是对农业生产征税，为其专业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这些新的移民联盟迫使西罗马承认自己对其部分领土的占领，从而大大减少了帝国的收入，并继而减少了帝国所能支持的军队的规模。其他没有直接受到匈人威胁的外来者很快就利用了这些税收损失带来的军事和政治紧缩，比如入侵不列颠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于439年占领帝国西部最富裕的北非省份之后，罗马帝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军队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领土损失，这些领土有的落到了原有的外来者群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阿兰人）手中，还有的落入新来者群体（如法兰克人）手中，帝国军事实力日渐衰落，新的群体也想来分一杯羹。奥多亚塞的政变完成了这个帝国解体过程的最后仪式。他是来自原来中北部地区的最后一批难民中的一员。5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由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在中欧瓦解之后发生的内讧，他们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上。奥多亚塞是希里人（Sciri）的王子，阿提拉的一个主要追随者的儿子，当他所在群体的独立地位被摧毁时，他被迫迁往意大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发动政变，而这种不满是因为意大利内部缺乏支付士兵薪饷的资金。这种短缺是各省税收收入减少的直接结果，因为各省逐渐落入外来入侵者手中，这一过程构成了5世纪西罗马历史的核心叙事框架。支持意大利罗马军队的资金逐渐减少，奥多亚塞则正好受益于由此产生的动乱。匈人提供的“火种”引发了一场战略爆炸，将欧洲中北部的大量军事力量推到了罗马的土地上，削弱了西罗马对其领土的控[3]制。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政治上相当团结的军事力量来自帝国边界之外，其领导者现在成为西罗马故地大部分地区的支配者。除奥多亚塞外，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控制了不列颠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法兰克国王控制了高卢北部和东部，西哥特国王控制了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勃艮第王朝控制了罗讷河谷，罗马北非最富饶的土地则掌握在汪达尔哈斯丁（Hasding）王朝手中。基督诞生时还在欧洲中北部地区的一些群体，如今在罗马土地上发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以一系列的继承国取代了原来的单一帝国。公元476年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中部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尽管记录要少得多），欧洲北部和东部这个原来的第三区中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兴起，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崭露头角。相关故事无法详细再现，不过有足够迹象表明斯拉夫欧洲的建立是一系列复杂、多样和旷日持久的过程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场突然的革命。然而，它确实清楚地表明，必须将西罗马的解体视为整个欧洲战略力量平衡全面调整的一部分，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近东、亚洲和一些南方经济体大规模扩张的区域和全球政治后果显现，力量平衡也出现了变化一[4]样。但是，在所有这些重组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概念不仅没有消亡，还存续了很久。在500年的辉煌历史（相比之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西罗马的超级帝国可能已经消失，但在它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原有领土之上，帝国虽然衰落，许多行省的人口却未受影响，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结构也完好无损。在这些群体中，罗马的观念乃至一些行政机构依然很活跃。事实上，那些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外来者也并非对罗马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敌意，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罗马帝国原来的附属，并没有打着反对帝国的旗号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习惯于在罗马的总体框架内运作，尤其是后继国家的新领导人，他们试图从崩溃的混乱中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时，可以从罗马政府、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很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本书是《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的续作，从奥多亚塞派使团把西罗马皇帝的行头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重要事件说起，讲述了三个试图复兴西欧罗马遗产的帝国觊觎者的故事，他们分别是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他们三人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依靠不同的权力基础，各自恢复了原来罗马帝国西部的不少做法，从而对西罗马皇帝的头衔提出了似乎合理的主张。但即使他们成就了非凡的事业，整个欧洲大地上的普遍生活模式仍在继续脱离基督诞生时的那种三速模式。因此，虽然这些帝国觊觎者本身都很成功，但公元第一千年后半叶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于维持像此前500多年的西罗马那样持久的帝国结构。最终事实证明，只有当来自罗马人一度视为完全野蛮地区的“新鲜血液”使用一些罗马帝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时，才有可能在真正罗马帝国的规模上恢复稳定的帝国权力。通过在11世纪重塑教宗制度，欧洲的蛮族人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方法，而这个帝国已延续了1 000年。[1] 当然，罗马帝国延续了多久，取决于怎么算。我把罗马帝国的建立时间定在罗马首次征服意大利本土之外地区（征服西西里）的时候。引文来自Malchus fr.14，trans. Blockley (1983)，410。[2] 对这些关键转变的更详细讨论见Heather (2005)第三章；Heather (2009)，cc. 2–3对该图景依据的许多不同研究做了全面概览。[3] 这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简要总结，我的《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Heather 2005）一书里有丰富得多的细节。[4] 关于重绘中欧和东欧版图的所谓欧洲斯拉夫化，见Heather (2009)，特别是第7—8章，书中也全面列出了上述图景所依据的参考文献。第一部分“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第1章紫袍家族公元507年前后，统治意大利的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您是天下最美好的装饰，是全世界最有益的防御，其他所有的统治者都理所应当地对您满怀敬仰，因为他们知道您的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品质。多亏神灵的保佑，我们有幸在您的国家（君士坦丁堡，童年时期的狄奥多里克在此生活了10年）学会了如何公正地统治罗马人。我们的王室效仿的是您的王室，以您的善意为榜样，是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只要我们追随您，我们就可以优于其他所有的国家。这封信很不寻常。在任何时代的罗马人看来，狄奥多里克可能都是一个蛮族人，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位哥特人国王声称自己模仿罗马的理念。自然，这封非比寻常的信变得非常有名，常常被用来证明一点：在最后一位披紫袍的西罗马皇帝之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罗马在心理上的支配地位仍然在延续。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和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很多外交书信一样，这封信是用某种语言代码写就的，以通信双方都可以充分理解的一套惯例来仔细传达其完整的意义。理解这封信的关键是长期支撑罗马帝国自我理解的意识形态。罗马的意识形态认为，帝国的存在和仁慈神灵的计划密不可分，那就是要最充分地实现人类的潜能，因此，天赐神力让帝国得以建立，并为其不断提供支持。这是对最早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们提出的一套理念的延伸，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因此常常被称为希腊化君主，他们提出这套理念是为了实现自我扩张。君士坦丁皇帝宣布改信基督教后，基本上不需要对这套理念做任何改动。声称在神灵的支持下履行神灵授予的任务，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君士坦丁这里，提供支持的神灵变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任务被调整为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如果在此背景下来读这封信，狄奥多里克的话就远没有那么满怀敬仰了。“神灵的保佑”（auxilio divino）这个短语很关键，利用这个短语，这位哥特人向阿纳斯塔修斯表明，自己作为合格的罗马统治者统治意大利并不是因为偶然，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在君士坦丁堡10年观察“罗马性”所获得的个人能力，虽然这种能力也起到了作用；上帝的直接干预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当然，这是他本人的观点，没有人知道东罗马的皇帝听人读这封信时有何感想，虽然我可以大胆猜测一下。罗马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声称帝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实现神灵对人类计划的关键。与此相呼应，狄奥多里克声称他本人以罗马方式进行正确统治的能力源自神灵，这就相当于说他本人以及他所统治的疆域和罗马帝国东部一样，是“罗马的”，即神定的、合法的。就像信中所说的那样，狄奥多里克的“罗马身份”并非间接得自东罗马，而是直接源自上帝。提出这些非比寻常的说法的哥特人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所声称的“罗马身[1]份”究竟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呢？《哥特史》少年狄奥多里克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只有七八岁，他被当作人质送到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时间是461年前后。虽然年少，狄奥多里克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伯父刚和当时的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签署了一份新的外交协议，根据协议，他可以获得每年300磅（1磅≈0.45千克）黄金的援助（也可以称其为贡金），而根据协议的担保条款之一，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所有这些都是例行程序，自古以来，罗[2]马政权一直要求地位高的人做人质，以确保条约得到履行。这一画面来自约达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该书创作于公元550年前后的君士坦丁堡，现代人对这位少年的理解主要依据这本书。后来，在意大利坐稳王位之后，狄奥多里克总喜欢说（尤其是对外国的统治者）自己来自一个独一无二的“紫袍家族”（gens purpura）。他本人的合法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到520年前后，权力移交给他的孙子、继承人阿塔拉里克（Athalaric）时，他的家族已经连续17代统治哥特人而没有受到挑战。长期以来，约达尼斯的《哥特史》一直被视为对这一观点的关键性支持，书中不仅有一份完整的狄奥多里克所在的阿马立（Amal）家族的世系表，还有其中一些突出成员的事迹。[3]但是，在全盘接受这一说法之前，一定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其来源。就像约达尼斯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其主要信息来源之一是罗马元老院成员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所写的《哥特人史》（该书现已佚失），和约达尼斯流传下来的其他作品的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还会提到卡西奥多罗斯。约达尼斯告诉我们，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他只看了三天，但是这里真正重要的一点是卡西奥多罗斯是狄奥多里克朝廷上的人，而且这本书是他在为这位国王服务期间写作的。显然，由此看来，如果说约达尼斯所提供的是阿马立家族独特王族地位的独立证据，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为无论是狄奥多里克的说法，还是《哥特史》所提供的支持，最终都源自同一个地方，即狄奥多里克[4]本人的朝廷。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继续深入挖掘，很快就可以对狄奥多里克真实的家族背景有更好的了解。5世纪60年代早期，他作为人质来到君士坦丁堡。他肯定来自显赫的家族，否则不会被当作人质，但家族的显赫地位并非由来已久，也没有到狄奥多里克后来所声称的程度。他的父亲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瓦拉米尔（Valamer），老二狄奥德米尔（Thiudimer），老三维迪米尔（Vidimer）。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三兄弟在5世纪50年代后期成为人数众多的哥特人的首领，在此前的几十年，这些哥特人臣属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5世纪40年代，阿提拉可怕的征服大业已经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延伸到巴黎郊外。有关阿马立家族的传统观点（该观点直接源自狄奥多里克希望在意大利传播的那种信息）是，最晚从3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就统治着哥特“民族”的一半，即东哥特人。另外一半传统上被称为西哥特人，也是从3世纪开始，他们和阿马立家族所领导的东哥特人分道扬镳。但所有这些都是狄奥多里克本人的宣传所直接产生的空想。在狄奥多里克本人获得巨大成功之前，阿马立家族远不像他后来所宣称的和现代评论者据此所认为的那样辉煌。一方面，公元463年时还留在中欧和东欧的哥特人根本不统一。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和伯叔所领导的那部分定居在从前罗马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所在地，在今天的匈牙利的巴拉顿湖（Lake Balaton）附近。此外，还有一大批哥特人联合起来，根据协议生活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色雷斯地区。另外一批人数也不少，依然处于匈人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67年。还有其他两个独立的哥特人群体，人数似乎比较少，生活在克里米亚和亚速海的东海岸。当然，我们无法得知精确的人数，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匈人政权崩溃后，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至多不超过我们所知哥特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还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点，[5]即还有其他我们尚不知道的哥特人群体，这是完全可能的。同样重要的是，甚至就连三兄弟对潘诺尼亚地区哥特人不受挑战的统治也是后来才有的说法。从《哥特史》中一段被误解的叙述中，正好可以看出阿马立家族的辉煌是虚构出来的。这一段表面上描述的是征服哥特人的匈人国王（文中说他是Valamver）的几次胜利，但实际上说的却是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Valamer）的早期生涯。所描写的场面让人激动。这表明瓦拉米尔并不是不受挑战地统治一半哥特人的王族之一员，而是在和其他的哥特领导者争夺之后才成为首领的。他亲手杀死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并娶了其孙女瓦达梅尔卡（Vadamerca）为妻。与此同时，一支敌对势力也被稳步消灭，其中包括托里斯蒙德（Thorismund）和格西蒙德（Gensemund）两兄弟，两兄弟的父亲胡尼蒙德（Hunimund），以及托里斯蒙德的儿子贝里蒙德（Beremund）。经过上一代人的互相杀戮，格西蒙德选择接受必然，服从瓦拉米尔的权威，而贝里蒙德则带着他的人马西迁，退出争夺。到了5世纪50年代晚期，瓦拉米尔及其兄弟通过对各路敌对势力的艰苦斗争，在潘诺尼亚地区的哥特人中脱颖而出，这些斗争可能都发生在453年阿提拉去世之后，因为阿提拉通常不容许他的附庸民族中有过于强大的统治[6]者。事实上，这一材料将阿马立王朝的经历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5世纪的故事。要成为一个庞大武士集团无可置疑的领导者，需要强大的政治手段。尽管细节方面可能不同，但总是需要软硬兼施：用武力让潜在的对手不敢将矛头指向自己，用充足的金钱让足够多的步兵和中层领导者满意，而武力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的。然而，在匈人到达之前，罗马欧洲边境之外地区的经济活动还很简单，武力和金钱往往相对短缺，金钱尤其如此。例如，在公元400年之前罗马以外的考古遗址中，只能发现少量的白银，几乎没有黄金，并不是说当时没有黄金，而是它太宝贵了，不会被用来陪葬，并且人们也很少会将其丢失。在罗马之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每年也会产生少量盈余，但只能支撑相对少数的非农民从业者。因此，无论是职业武士，还是用来招募他们的现金，都远远称不上充足，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主要是不择手段地获取罗马的资助），边境之外的这些国王才能聚集足够的军队，支配更大的地盘。当时常见的情况是各路军阀拥有小规模王国，而不是经历多个朝代的大帝国。大型的霸权往往昙花一现，仅限于某个精明强干的领导者的有生之年。阿提拉帝国的兴衰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改变了这种形势。首先，在罗马边境之外的世界，黄金出现了爆发式的增加，特别是在匈人位于多瑙河中游的核心地区。可移动的罗马财富是匈人征战的主要目标，无论是作为战利品，还是作为一年一度的贡金。匈人每次获胜后，贡金的数量就会增加，最终高达每年2 000磅黄金。这一切不仅在文本中有清楚的记载，也体现在考古发现中，匈人时代的这类新财富出现在大量埋有丰富黄金的墓葬中。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霸权开始瓦解。有了足够的财富在世上流通，这引起了敌对军阀之间的激烈竞争，就像狄奥多里克的伯父和他的竞争对手之间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军阀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第二梯队领导层，财富也在短期内维系着这个冲突频发的政治结构。其次，即使在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崩溃之后，匈人时期留下的总体影响（阿提拉的胜利，以及他为赢得这些胜利而积聚的军事力量）也将使多瑙河边疆的长期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罗马帝国。东方和西方的帝国当局现在不得不应付大量更庞大、军事实力更强的邻国军队。这意味着5世纪中期围绕瓦拉米尔这样的人物形成的新势力，仅凭其自身的能力（或暴力）就能继续获得罗马的财富。他们一边向原来属于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推进，这些地区的经济依然比边境之外发达，一边和罗马帝国建立政治关系，从中获得金钱。在阿提拉去世之后的十年里，匈人势力急剧衰退，匈人不再能在政治上支配像哥特人这样的臣属部落，这些附庸部落之间很快形成了军事上更有效的新组织。除了彼此争吵，他们开始对原属西罗马的部分领土和东罗马的贡金虎视眈眈。瓦拉米尔严格遵循了这两条成功秘诀。在排除了眼前的哥特对手后，他不仅占有了在西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部分土地，还大力争取君士坦丁堡的外援。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是为了给协议做担保，作为回报，君士坦丁堡每年要给瓦拉米尔300磅的黄金。要想说服武士们效忠，这笔定期而至的现金是十分有用的。事实上，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了瓦拉米尔等人是怎样用这些财富赢得政治支持的。匈人时代之后的中欧遗址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罗马物品，除了双耳细颈酒瓶之外，还有一些极其华丽的男女个人装饰品。宴会和贵重的珠宝是赢得潜在追随者的捷径。5世纪西罗马崩溃后，一方面非罗马王朝进入（至少是靠近）罗马领土，另一方面这些王朝利用罗马的财富增强势力，吸引比以前更加庞大的军[7]事支持，两者之间一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此时依然如此。例如，在5世纪前半叶分别在北非以及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创立了罗马的后继国家的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起初，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都是由独立的群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小群体有各自独立的领导者，后来到了罗马的土地上才集中到一个领导人之下。促进这些部落权力集中的，不仅是罗马世界巨大财富所带来的可能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统一发生在西罗马依然强大到足以毁灭它们时。史料所保留的历史细节表明，当时罗马的威胁依然重大，这一负面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原本独立的各个部落愿意推翻长久以来的分离传统，建立新的政治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组合。然而，在许多方面都与阿马立家族的故事十分接近的，是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与狄奥多里克家族一样，墨洛温王朝的兴起基本上发生在西罗马灭亡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帝国威胁的影响。在这方面，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于6世纪90年代撰写的《法兰克人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西罗马政治崩溃的时代，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Childeric）在现为比利时的地区强盛起来。大约在5世纪80年代，他让儿子克洛维（Clovis）继承了一个以图尔奈为中心的强大王国。后来，克洛维把墨洛温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整个法国和莱茵河以东广大的非罗马地区。他还以改信基督教而闻名。在现代法国的政治神话中，这两件事确立了他“建国者”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和开疆拓土至少同样重要，甚至可能对于开疆拓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克洛维悉数歼灭了敌对的军事首领，将其残部收归自己麾下。根据格雷戈里的记载，克洛维除掉了至少7个竞争对手。这些人中有一些至少是他的旁系亲属（瓦拉米尔可能也除掉了一些亲属）。格雷戈里在相关章节的末尾引述了据说是克洛维在法兰克人集会上的演说：生活在陌生人之中，就像孤独的朝圣者，在我遭受灾难威胁时，却没有人能来帮助我，多么可悲！格雷戈里对这段话的评论体现了其本人的典型黑色幽默：他这样说，不是在为他们的死亡而难过，而是因为狡猾的他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幸存的亲属，以除之而后快。倘若瓦拉米尔有幸拥有一位像格雷戈里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为其作传，那么在传记中，这位创立了阿马立政权的大人物很可能也会说出类似的话。当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让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更为迫切：一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哥特人首领的侄子，[8]怎么能影响上帝拣选的罗马皇帝的特权呢？君士坦丁堡这个年轻的哥特人质对他的新环境有什么想法，他有多么焦虑，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是到了463年，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原本古老却不大显眼的希腊小城拜占庭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首都。这一过程历时不到150年，始于4世纪20年代，这要归功于让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那位君士坦丁，虽然他也有过一些犹豫。他一度产生古典情结，无疑也受到罗马人一个古老说法的影响，即他们的城市是由特洛伊灭亡之后的幸存者建立的，这位皇帝想过要在特洛伊城光秃秃的废墟之上进行重建。根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还曾宣称“塞迪卡（Serdica，即今天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就是我的罗马”。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起步失误，最后他选择了位于半岛之上的拜占庭。半岛的位置赋予其战略优势，可以控制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从欧洲到亚洲的交通，那里有足够的掩护水域供大型船队停泊，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本身，还有东部海岸的金角湾。在第一代人那里，君士坦丁的决定看起来无足轻重。在337年皇帝去世的时候，许多建筑都只建造了一半，他很难说服东罗马那些富有的地主搬迁到他的新首都，而且，供水这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和在地中海周围的很多半岛一样，哪怕是4世纪20年代时只有几千居民的拜占庭，也很难汇集足够的水来供应，更不要说供应蜂拥到帝国首都的大量人口了——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首都意味着工作机会、免费发放的食物和各种奢华的娱乐。事实上，多年以来，许多罗马皇帝会把他们最喜欢的城市变成新的首都，这些首都至多延续一两代人的时间，然后政治和行政的中心就会因为一时兴起或形势所迫而改变。君士坦丁堡是个例外。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在位期间，政治上的两个重大变化将政治权力永久固定在了君士坦丁堡的新城墙之内。首先，这位新皇帝在此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建了一个元老院，其目的是与宏伟的罗马元老院相匹配。现在有了足够的诱因，为了获得新的房产、职务和荣誉，东地中海地区的富有地主乖乖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从此，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成员成为帝国政策的主要听众：帝国的政策要对他们解释说明，他们在家乡省份依然举足轻重，因此帝国政策若要成功执行，就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其次，在4世纪，帝国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稳步扩大。这在东西方都是如此，但是在帝国的东半部，所有的新机构都牢牢固定在君士坦丁堡，这让更多重要的官员和职能部门到了这个城市。由于这两个政治上的新发展，从此以后，要想从东地中海的任何其他地方行使有效的中央权力都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央权力被牢牢固定在这个地方，人们自然就有意愿既解决所有的后勤困难，又为新首都提供种种便利。因此，当狄奥多里克来到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小希腊城市已经破茧而出，成[9]了令人惊叹的大都会。从西北方向，沿着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要道，这位年轻的哥特人通过查利修斯门（Charisius Gate）进入了君士坦丁堡。这是最北端的主大门，位于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狄奥多西城墙上。很少有城市能有这么好的防御。要跨越的第一个障碍是一条宽20米、深30米的护城河，完成这一步之后，经过20米长的杀戮场地，是底部厚2米、高8.5米的外墙，总计96个塔楼矗立其上，塔楼与塔楼之间有55米的间隔。接着要经过一个20米长的平台，然后才能最终见到宏伟的主城墙：厚5米，高12米，上面也矗立着96座塔楼，和外墙上的塔楼交错而立，从墙根到城垛，足有20米高。这些工事建于公元410年前后，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见。它们十分坚固，守卫着城市不受陆上的攻击，直到1453年5月23日，大炮最终将城墙轰出一个缺口，根据一些传说，拜占庭末代皇帝君[10]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英勇牺牲。和5世纪的其他所有人一样，狄奥多里克没有大炮，所以在8岁的他看来，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只有绝对压倒性的力量。他应该知道，在不到20年之前，这些坚固的防御工事足以抵御匈人阿提拉的进攻。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城墙被设置在高地上，北部的地势最高，而狄奥多里克就是从这里进城的。一通过大门和拱门，整个帝国的首都就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感受只能是震惊。狄奥多里克刚从中多瑙河平原（今天匈牙利喀尔巴阡山脉以西）骑马而来，他在那里度过了早年岁月。在罗马鼎盛时期，那里是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在公元后的四个世纪里，帝国大量投资，那里一度非常繁荣。多瑙河两岸驻扎着很多兵团，士兵的购买能力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镇。退伍的士兵开发了腹地的农业潜力，而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和当地人口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罗马人。正如多次发掘所凸显的那样，在鼎盛时期，该地区建有城墙和神殿，基督教传入后，又有了大教堂，还有剧院、露天剧场、渡槽、道路系统、雕像、镇议会、碑刻和富丽堂皇的别墅。但这些都发生在西罗马崩溃之前，到了5世纪中叶，除了少数几个防御森严的别墅（可能本来属于皇室）被这里的新统治者改为己用之外，其余的别墅都成了残垣断壁。这里的人口依然数量可观，其中有些居住在旧址，但是古老的文化形式已经荡然无存，石墙和雕像很快沦为瓦砾，托加再也没有人穿了，大部分别墅早[11]已经被破坏。一边是旧罗马行省繁荣过后的废墟，一边是帝都君士坦丁堡5世纪中叶全盛时期的辉煌，两者有天壤之别。首先让他震惊的是这座城市的恢宏气势。按照时间顺序，狄奥多西城墙是城市的第三道城墙。古希腊城市拜占庭建立了第一道城墙，在半岛末端围出了一块大致呈长方形的区域，长2公里，宽1.5公里。君士坦丁于4世纪20年代建造的城墙使城区的面积增加了两倍多，而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所建的又使城区面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并非所有的城区都建起了房屋，菜园和园林也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尤其是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但是，到了463年，这个罗马晚期人口约1万的城镇可能已经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城市，据估计，其人口超过了50万。在此过程中，巨大的后勤问题得到了解决。狄奥多里克骑马离开城门时，见到了其中最迫切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有三个巨大的露天蓄水池，埃提乌斯（Aetius）所建的那个就在狄奥多里克所经之路的一侧。这些蓄水池的遗迹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至少在撰写本书时还在），每个里面都有一些似乎是临时性的房屋和几个足球场。除了这些巨大的人造湖泊，还有100多个小一点的地下蓄水池，其总储水量超过了100万立方米。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为了装满这些蓄水池，250多公里的沟渠从城市蜿蜒而出，呈扇形向北部和西部延伸，以收集色雷斯山区的降雨。像供水问题一样，粮食供给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映入狄奥多里克的眼帘：在他的左前方，是这个古希腊城市的两个小港口；在正前方，他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新港口，分别由皇帝尤利安（Julian）和狄奥多西所建，旨在接收运送粮食的船队，正是这些定期而至的粮食（尤其是来自埃及的）供养着整个城市。两个大港口都排列着巨大的粮仓，运来的粮食就储存于此。一个来自潘诺尼亚行省的废墟的8岁大孩子，是否会将思绪转向如何养活50万人的后勤问题，我想这还是值得怀疑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座城市惊人的纪念建筑让他目不暇接，使他在故乡或沿途看到的任何遗迹都相形见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君士坦丁修建的圣使徒教堂，这里既是皇陵，又是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体所在地。狄奥多里克本人是基督徒，所以对他来说，这种神圣力量的集合意义重大，建筑本身也令人叹为观止。这条路线接着穿过凯旋柱，其顶端是阿提拉的征服者、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的雕像（凯旋柱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可见），然后就到了主神殿。从这里左转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仪式中心，大理石纪念碑一个紧挨着一个。在狄奥多西广场（现在的巴耶赛特广场）上，有另外一个凯旋柱和雕像（当然是狄奥多西本人的），还有巨大的四柱凯旋拱门，以及元老院议事厅所在的圆形广场。最后就到了伟大帝国的心脏，这里有竞技场和宫殿建筑，还有分别象征神圣智慧与神圣和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伊莲娜教堂（Hagia Irene）。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到这两个著名的圆顶大教堂，但是在463年，有的只是它们的前身：古典式的长方形教堂，屋顶有柔和的倾斜，而不是圆顶的。原有的屋顶是如何被取代的？这是第3章的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切是多么宏伟就够了。当狄奥多里克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时，正是这个城市的鼎盛时期，到处是光彩夺目的大理石外墙、金碧辉煌的青铜屋顶和镀金的雕像。这些与他所知的一切形成极其[12]强烈的反差，只会让他眼花缭乱。如果你有孩子，就会很自然地根据你对年轻人的了解去想象狄奥多里克。快速翻阅儿子的成长记录后，我发现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英国，8岁男孩的平均身高是128厘米，体重约为28公斤。大多数8岁孩子的注意持续时间不长，精力充沛，他们生来就需要不断获得适度的刺激、食物和关爱。但是，狄奥多里克出身王族，他身上流淌的是王室的血液。无论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教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加从容地应对君士坦丁堡的新生活，以及新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剥夺和被展示在人前的命运。他是父辈三兄弟的子嗣中最年长的一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送去作为担保。瓦拉米尔似乎没有子嗣（业余心理学家或许会怀疑这是因为他杀害了妻子的祖父），但即使他有，狄奥多里克依然会被当作未来的领导者来培养。而此时，依然是瓦拉米尔和他的兄弟们共同拥有对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权。由于没有长子继承制度，因此每一个男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领导者。此外，这个位置十分特殊，也十分危险，需要有大量备选者，以免某人早逝，或者是某人的性格使其难当此任。他不仅要在危急关头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还要从一开始就能以自信鼓舞一众首领满腔热情地跟随他投入战斗。这需要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和超人的胆识，还有那种源于自信、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够知道何时应该发起战斗以及如何战斗。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从父亲到长子之间的传递。历史学家常常批评这一时期的墨洛温王朝未能发展出长子继承制，因为这个王朝的演替历史总体上是反复的内斗。但这就是不得其要领了，只有当继承者的个人特征不那么重要时，也就是说，当领导权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个人魅力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才能实行长子继承制。例如，军队不会愿意被一个诗人领导着上战场，也不会愿意（至少不会两次愿意）跟着一个愚蠢的壮汉上战场，他虽然可能身材魁梧、充满魅力，却会让士兵在毫无胜算的战斗中丧生。关于中世纪早期的继承问题，我能想到的最好类比来自《教父》。在这部作品中，维托·柯里昂（Vito Corleone）的主要顾问和独立的二线领导者——如汤姆·黑根（Tom Hagen）、卢卡·布拉西（Luca Brasi）和彼得·克莱门沙（Peter Clemenza）——仔细考察了他各个儿子的能力。我认为尤其值得考虑的是三个儿子中老大桑尼·柯里昂（Sonny Corleone）的优缺点：他有力量，有勇气，慷慨大方，心胸宽广。然而他没有其父的谦逊，而是恰恰相反，暴躁的脾气会让他做出错误的判断。虽然他对父亲的生意很有帮助，但依然有许多人质疑他是否能成为继承人。[13]最终，更安静、更聪明、同样勇敢的老三远胜于虽有魅力却过于鲁莽的老大，而老二则缺乏足以参与竞争的素质。要率领一个战团，无论大小，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未来的继承人总是要受到考察。因此，狄奥多里克的家庭环境不可能培养出多愁善感的性格，即使是在一个8岁的小孩身上。我们知道他有兄弟姐妹，尽管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生于公元463年之前。然而，他们很有可能是不同联姻的产物。就连有一半王室血统的战团领导者，联姻时也既会考虑爱情或欲望，也会考虑政治需要。根据形势的需要，他们常常会通过娶妻和纳妾的方式同时结成各种联盟。有时候，事情并不像所计划的那样。据说，格皮德人（Gepids）的公主罗莎蒙德（Rosamund）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伦巴第人的国王阿尔博因（Alboin)，因为他总是吹嘘自己将她战败的父亲的头骨做成了酒杯。对于瓦达梅尔卡是否怀有向瓦拉米尔复仇的念头，并没有记录。但即使王室的生活没有如此复杂，妻妾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她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头。因此，在5世纪时，即使是在一般的王室家庭，生活也与现代核心家庭的规范和希望千差万别。这还没有把三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算进去。瓦拉米尔、狄奥德米尔和维迪米尔可能已经达成一致，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分享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后的事情也达成了一致（我认为那些从父母那里共同继承某些东西的人，在考虑下一代人时，会对此产生共鸣）。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狄奥多里克的父亲不想让瓦拉米尔以他为人质，这应该是事实。作为三兄弟中的老大，瓦拉米尔把狄奥多里克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他干政，避免他赢得二级领导层的拥护，因为如果狄奥多里克得到拥护，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代的继承者。或许瓦拉米尔还希[14]望能够在此期间有自己的子嗣。这些想法中可能有比较离谱的地方，但其大致思路肯定是正确的。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的这名8岁男孩可不是寻常之辈。当时他肯定焦虑不安，如履薄冰，但是他的成长经历使他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坚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君士坦丁堡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无据可查，但是通过罗马朝廷上其他许多人质的例子，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这一切背后的动机。虽然狄奥多里克被送去是为了确保瓦拉米尔率领的哥特人能够遵守新的条约，如果他们违背了条约，他的确有可能会被处死，但是罗马人收留人质这一做法背后的动机却要宏大得多。简而言之，罗马人想要从思想上影响这些王室人质，让他们以后能够更加驯服，为己所用。他们希望让这些人质既真心尊重罗马文明的辉煌，又明智地对罗马帝国的威力充满敬畏。这样，在他们最终返乡之后，就会影响其所在部族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罗马。虽然狄奥多里克肯定要受到监视，但是他身边有一些自己的随从，也至少部分接受了罗马上层阶级的标准教育（就像在致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毕竟，较长远的计划是要塑造他的思想，而要想灌输罗马的价值观念，还有什么比罗马式教育更好的方法呢？他可能也能在朝廷和城市里自由行动，观看马戏和戏剧表演，去教堂，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堡里仍然有一个独特的非尼西亚教会社群。年龄渐长的他甚至有一两次随罗马军队去作战。总之，虽然有一丝阴影笼罩着他，毕竟他的确是人质，但是罗马人赋予他一切机会去了解关于罗马的一切，希[15]望他回故乡继承王位之后，能够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然而，不管针对狄奥多里克的教育方案具体细节如何，它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他返回潘诺尼亚之后不到五年，二十出头的他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次是率军一万兵临城下。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辛吉度努姆没有什么策略是万无一失的。面对各种刺激，人们总是可以用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的极端方式来回应，大部分人的做法可能会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灌输给他们的思想，选择其中的一些，而拒绝其他的。就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而言，有证据表明，他的反应非常复杂，也非常有趣：他充分意识到了罗马帝国的势力之大，也认识到了罗马人在思想和行政结构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对于所看到的一切，他丝毫没有胆怯，而是精心盘算罗马精神（Romanitas）中哪些因素可以拿来为己所用。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推理，因为狄奥多里克没有日记存世，但是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是显而易见的。狄奥多里克为什么会在18岁时返回故乡，我们并不清楚。他显然已经长大，但根据罗马法，25岁才算成人，我们不知道哥特人的传统是什么。基本有两种可能：要么条约里原本就规定了返回日期，要么是出现了新情况。如果是后者，又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5世纪70年代早期，瓦拉米尔在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中丧生。在阿提拉去世后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历史上，这样的斗争时不时会发生。这不仅使得狄奥多里克的父亲狄奥德米尔成为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首要领导者，也使狄奥德米尔的长子狄奥多里克成为最直接的继承人，因为瓦拉米尔似乎仍然没有子嗣。显然，当务之急是让狄奥多里克赶紧回来。但是，瓦拉米尔可能早在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狄奥多里克返回故土这件事就与其没有什么关系了。另外，到了5世纪7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堡也在酝酿巨变。在过去的20年中，决定皇帝废立的是身为将军和贵族（patrician)的阿斯帕（Aspar）。他不是罗马人，而是阿兰人（Alan），因此不可能亲自称帝，对此，他本人似乎心知肚明，但是皇帝马尔西安（在位时间应该是450—457年）和利奥一世（Leo I，457年继位）都是他扶上宝座的，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显赫地位无人敢于挑战。他还和色雷斯哥特人关系密切，这些人是东罗马巴尔干半岛军队的主力，尤其是首都的卫戍部队，这为他提供了震慑任何可能对手所需要的军事实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皇帝利奥一世开始策划独立，并利用新招募的托罗斯山区（Taurus，今土耳其）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军队的首领来与阿斯帕的势力抗衡。在5世纪40年代帝国需要扩充军队以抵御阿提拉的时候，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招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5世纪60年代，此举的政治后果开始显现。伊苏里亚人中最突出的是芝诺（Zeno，希腊语为xenon，意思是“陌生人”“客人”，就像在表示“仇外心理”的xenophobia一词中），芝诺在466年羞辱阿斯帕之子阿尔达布尔（Ardaburius）的事件中崭露头角，后来在军中飞黄腾达，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471年，皇帝和伊苏里亚人先下手为强。据说，在芝诺的鼓动下，利奥一世在宫殿里砍杀了阿斯帕，因此赢得了“屠夫”的称号。色雷斯哥特人马上发动了叛乱，这并不出人意料。但是，和古往今来的许多类似情况一样，利奥一世发现依靠别人来摆脱依附关系并不是好办法。芝诺娶了利奥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他们的儿子利奥二世是王位继承人，所以只不过是一个幕后掌权人取代了另一个。至于“屠夫”夜[16]里是否睡得更安心，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正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狄奥多里克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就是因此离开的，即使不是这样，由于这位哥特人的政坛新秀后来的所作所为，两个本来独立的事件很快纠缠了起来。回到潘诺尼亚之后，狄奥多里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己作为父亲继承人和未来领导者的合法性。果然，很快他就对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发起了掠夺性的远征，这些人占据着古老的罗马城市辛吉度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区域。萨尔马提亚人也曾凶猛彪悍，但是在古代晚期，他们已经成为人人喜欢攻击的对象。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Hadrianople）遭遇惨败后，很快就要成为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对萨尔马提亚人发起挑衅，试图以此表明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近100年后，狄奥多里克选择了同样的攻击对象。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很有可能还是依据卡西奥多罗斯的观点），狄奥多里克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起远征的，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长期离开故土，现在瓦拉米尔已经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在这样至为紧要的时刻，确立狄奥多里克的威信是父子二人共同的当务之急。他凯旋时带回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奴隶和珠宝”很好地[17]表明了这一点。萨尔马提亚人苟安软弱，但选择辛吉度努姆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刚刚回来的狄奥多里克雄心勃勃，他说服父亲，阿斯帕被杀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潘诺尼亚哥特人要全力以赴地抓住这个机会。如同大多数真正“重大”的决定一样，证据表明这一决定背后有诸多动机。一方面，在羁旅君士坦丁堡期间，狄奥多里克充分意识到哥特人在潘诺尼亚的局限。在潘诺尼亚，他们陷入了一场区域内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阿提拉的战争机器瓦解后，这里涌现出了众多高度军事化的部落，其中包括鲁吉人（Rugi）、苏维汇人（Suevi）、希里人、格皮德人和阿兰人，更不用提古老而可怜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提拉的儿子们领导下的匈人了。阿提拉的策略是把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团结起来，剑指罗马，勒索大量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如我们所见，对这一地区的考古挖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匈人时期的财富。但是，这些群体不再共同行动后，新财富即便没有停止流入这一地区，也很快就减少了。新的区域内部冲突取代了为获得财富而对罗马发起的长距离远征，并很快沦为对越来越少的财富的争夺（特别是因为现有的财富被用来陪葬），但斗争依然激烈。瓦拉米尔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丧生的：为了鼓舞士气，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坐骑受伤倒下，把他[18]翻倒在地。他很快就被敌人的长矛刺中，当场毙命。据说他的追随者们为他报仇雪恨，但是对于以如此不快的方式死去的国王来说，这无法带来什么安慰。继续无休止地争夺在多瑙河中部的支配权，争夺对总量不断下降的财富的控制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悲惨的死亡，狄奥多里克并不觉得这样的前景诱人。羁旅君士坦丁堡的岁月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具体说，色雷斯哥特人的反叛让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者有切实的理由认为，一个振奋人心的机会到来了。要想理解其本质，就有必要理解色雷斯哥特人在东罗马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在任何时代的罗马军队里，蛮族士兵都不算是奇怪的存在。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至少有一半的帝国士兵不是罗马公民。然而，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安排，即非罗马人组成的部队获准在罗马的土地上定居，在军队名册上永远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在法律和政治上（可能还有文化上）保留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和较早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蛮族士兵在罗马军队里长期处于罗马军官的领导之下，由蛮族军官领导的蛮族队伍被视为从边境之外附属国征募来的临时增援。这种新的安排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对此有很多争论。这种安排造就了被罗马人称为“同盟者”（foederati，在英语里这个词经常被译为federates，虽然这个词的用法太不严谨）的群体。虽然这种新的安排可能是经过几个阶段才形成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其完整形式最早用在了色雷斯哥特人身上。他们最开始是臣属于匈人的一个部落，5世纪20年代，罗马在潘诺尼亚的军事行动把他们从匈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安置在色雷斯。罗马的收获是双重的：匈人的军力大大削弱，自己的军力则加强了。哥特人则摆脱了侵略性十足的匈人的霸权统治，获得了东罗马内部的特权地位。等到5世纪60年代狄奥多里克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这种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它带给色雷斯哥特人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酬劳相当不错。按照条约，瓦拉米尔把侄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朝廷，每年可以从东罗马获得300磅黄金，而作为付给其追随者的报酬，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每年得到的是这个数量的7倍。另一方面，色雷斯哥特人和朝廷的关系也十分密切。5世纪70年代早期，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也叫狄奥多里克：你可能会说这个巧合很惊人，甚至可以说让人想不通，不过，在哥特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民之王”，所以很可能任何自尊自重的王子都会采用这个名字。这位色雷斯的狄奥多里克还有一个绰号叫斯特拉波（Strabo），意思是“斜视者”，可以用来避免混淆。我们知道，斯特拉波是阿斯帕妻子的亲戚，这种联姻使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层和贵族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也和朝廷的一些高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至少一部分的卫戍部队。和潘诺尼亚人不同，他们不用花费时间来对抗苏维汇人、希里人和其他部落，也不必在多瑙河中部徒劳争夺匈人所留下的不断减少的财富，他们在色雷斯平原占据着很好的定居点，在[19]每年的报酬之外，其土地权也得到承认。由于利奥一世偏爱伊苏里亚人，又谋杀了色雷斯哥特人的保护人，这种愉快的形势戛然而止。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发起叛乱。和罗马晚期的政治常情一样，像阿斯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轰然倒地，带来了一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肯定以为他们的反叛会削弱伊苏里亚人的地位，让他们回到往日的好时光。他们未能注意到的是，潘诺尼亚哥特人的年轻王子已经充分盘点了他们的特权，并在色雷斯哥特人的叛乱中发现了自我提升的巨大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以对抗辛吉度努姆的萨尔马提亚人来证明其勇气的决定有更为广泛的意义。狄奥多里克拒绝将辛吉度努姆交给帝国控制，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咽喉之地，只要控制了这里，就开启了向南通往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的主要路线。狄奥多里克带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回到潘诺尼亚，这个计划就是他和父亲应该把他们共同的大业全部转移到东罗马的土地上，他们毛遂自荐，直接取代那些叛乱的色雷斯哥特人。可能是在472年夏末，潘诺尼亚哥特人集合起来，开始向南行进。即使在鼎盛时期，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也十分复杂，而它马上将变得更加复杂。这并非轻巧的决定。仅后勤问题就十分惊人。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支配着超过一万名武士，但这次上路的不仅仅是武士。在回顾4世纪到6世纪之间的历史时，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把潘诺尼亚哥特人这样的群体视为现代欧洲民族的“先民”。因此，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的民族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