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桂娟,张胜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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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铁樵试读：
前言
中医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难经》，本草学探源于《神农本草经》，辨证论治及方剂学发轫于《伤寒杂病论》。在此基础上，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思考与实践，提出独具特色的真知灼见，不断革故鼎新，充实完善，使得中医药学具有系统的知识体系结构、丰富的原创理论内涵、显著的临床诊治疗效、深邃的中国哲学背景和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历代医家本身就是“活”的学术载体，他们刻意研精，探微索隐，华叶递荣，日新其用。因此，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始终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繁荣景象。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自2008年起相继依托2005年度国家“973”计划课题“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与内涵研究”、2009年度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子课题“古代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研究”、2013年度国家“973”计划项目“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中医理论体系结构与内涵研究室”建设规划，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等16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选取历代具有代表性或学术特色突出的医家，系统地阐释与解析其代表性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旨在发掘与传承、丰富与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为提升中医师理论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和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本套丛书即是此系列研究阶段性成果总结而成。
综观历史，凡能称之为“大医”者，大都博览群书，学问淹博赅洽，集百家之言，成一家之长。因此，我们以每位医家独立成书，尽可能尊重原著，进行总结、提炼和阐发。此外，本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医家特色学术观点与临床实践相印证，尽可能选择一些典型医案，用以说明理论的实践价值，便于临床施用。本丛书现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中的“医药卫生”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将于“十三五”期间完成此项出版计划，拟收载历代102名中医名家，总字数约1600万。
丛书各分册作者，有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资深专家、国家及行业重点学科带头人，也有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师中的学术骨干，分别来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科研机构和临床单位。从学科分布来看，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医史文献、中医经典及中医临床基础、中医临床各学科。全体作者以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历经数年成就了这份艰巨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了传承、运用、发展中医药学术的重大使命。
在完成上述科研项目及丛书撰写、统稿与审订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暨编委会和审订委员会全体成员，精益求精之心始终如一。在上述科研项目负责人、丛书总主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潘桂娟研究员主持下，由常务副主编张宇鹏副研究员、陈曦副研究员及各分题负责人——翟双庆教授、刘桂荣教授、郑洪新教授、邢玉瑞教授、钱会南教授、马淑然教授、文颖娟教授、陆翔教授、杨卫彬研究员、崔为教授、柳亚平副教授、江泳副教授、王静波博士等，以及医史文献专家张效霞副教授，分别承担或参与了团队的组织和协调，课题任务书和丛书编写体例的起草、修订和具体组织实施，各单位课题研究任务的落实和分册文稿编写和审订等工作。编委会还多次组织工作会议和继续教育项目培训，组织审订委员会专家复审和修订；最终由总主编逐册复审、修订、统稿并组织作者再次修订各分册文稿。自2015年6月开始，编委会将丛书各分册文稿陆续提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拟于2019年12月之前按计划完成本套丛书的出版。
2016年3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对传承脉络清晰、理论特色鲜明的古代医家的学术思想研究，深入研究中医对生命、健康与疾病认知理论，系统总结中医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理论精华，提升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和产品研发的能力，切实传承中医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预防治疗观”。上述项目研究及丛书的编写，是研究团队对国家层面“加强中医理论传承与创新”号召的积极响应，体现了当代中医学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矢志不渝的追求！通过此项全国协作的系统工程，凝聚了中医医史、文献、理论、临床研究的专门人才，培育了一支专业化的学术队伍。
在此衷心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其所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究生院，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河北中医学院、贵阳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等16家科研、教学、医疗单位，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华中健编审、伊丽萦博士及全体编校人员对丛书编写及出版的大力支持！
本丛书即将付梓之际，百余名作者感慨万千！希望广大读者透过本丛书，能够概要纵览中医药学术发展之历史脉络，撷取中医理论之精华，传承千载临床之经验，为中医药学术的振兴和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促进本丛书不断修订和完善，共同推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扬！《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
凡例
一、本套丛书选取的医家，均为历代具有代表性或特色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名家，包括汉代至晋唐医家6名、宋金元医家18名、明代医家25名、清代医家46名、民国医家7名，总计102名。每位医家独立成册，旨在对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等内容进行较为详尽的总结阐发，并进行精要论述。
二、丛书的编写，本着历史、文献、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原则，全面解读、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医家原著，适当参考古今有关该医家的各类文献资料，对医家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加以发掘、梳理、提炼、升华、概括，将其中具有理论意义、实践价值的独特内容阐发出来。
三、丛书在总体框架上，要求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在内容阐述上，要求概念正确、表述规范，持论公允、论证充分，观点明确、言之有据；在分册体量上，鉴于每个医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总体要求控制在10万 ～ 20万字。
四、丛书每一分册的正文结构，分为“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与“后世影响”五个独立的内容范畴。各分册将拟论述的内容按照逻辑与次序，分门别类地纳入以上五个内容范畴之中。
五、“生平概述”部分，主要包括医家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籍贯等基本信息，时代背景、从医经历以及相关问题的考辨等。
六、“著作简介”部分，逐一介绍医家的著作名称（包括现存、已经亡佚又经后人辑复的著作）、卷数、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
七、“学术思想”部分，分为“学术渊源”与“学术特色”两部分进行论述。前者重在阐述医家之家传、师承、私淑（中医经典或前代医家思想对其影响）关系，重点发掘医家学术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学术渊源；后者主要从独特的学术见解、学术成就、学术特点等方面，总结医家的主要学术思想特色。
八、“临证经验”部分，重点考察和论述医家学术著作中的医案、医论、医话，并有选择地收集历代杂文笔记、地方志等材料，从中提炼整理医家临床诊疗的思路与特色，发掘、总结其独到的诊治方法。此外，还根据医家不同情况，以适当方式选录部分反映医家学术思想与临证特色的医案。
九、“后世影响”部分，主要包括“学术影响与历代评价”“学派传承（学术传承）”“后世发挥”和“国外流传”等内容。其中，对医家的总体评价，重视和体现学术界共识和主流观点，在此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阐明新见解。
十、附以“参考文献”，标示引用著作名称及版本。同时，分册编写过程中涉及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以及未经引用但能体现一定研究水准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也一并列出，以充分体现对该医家研究的整体状况。
十一、附以丛书全部医家名录，依照年代时间先后排列，以便查检。
十二、丛书正文标点符号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医家原书中出现的俗字、异体字等一律改为简化正体字，个别不能对应简化字的繁体字酌予保留。《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
内容提要
恽铁樵，名树珏，字铁樵，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江苏武进人，近代著名中医。著有《药庵医学丛书》和多部中医函授学校讲义。在学术思想方面，对《内经》《伤寒论》及温病学多有阐释和发挥；在临床经验方面，内外妇儿各科兼通，尤在儿科病证方面颇有心得；创办函授学校，培养后学。本书内容，主要包括恽铁樵的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后世影响等。
编写说明
恽铁樵，名树珏，字铁樵，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江苏武进人，近代著名中医。恽铁樵著有《药庵医学丛书》和多部中医函授学校讲义，在学术思想方面，对《内经》《伤寒论》及温病学多有阐释和发挥；在临床经验方面，内外妇儿各科兼通，尤在儿科病证方面颇有心得；创办函授学校，培养后学。他的一生自强不息，坚持与民族虚无主义和废止中医派斗争，强调发展中医必须坚持以中医为主，注重中医思维，捍卫中医旗帜，开拓创新，为近代中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恽铁樵一生自强不息，在教育、文学、医学领域声名卓著。其首创中医函授教育，对《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的阐释与发挥中许多观点都不拘泥于前辈注家之论，有着自己的见地，充满着批判与创新精神，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在儿、内、妇科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对痧疹、惊风等儿科疾病诊治有着独到的见解。在诊断方面，提出临床上判断患者预后的依据是病形，而病形有四大纲，即色泽、呼吸、脉搏、规矩权衡。在用药方面，注重根据证候的发展变化和病情的轻重缓急来用药，注重用药时机和因人制宜。恽铁樵的不少学术观点和临证经验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恽铁樵是近代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家，从西医中吸取营养只是手段，而发展中医学术才是最终目的，从而在方法论的高度抓住了要害。要解决汇通中的难点，必须对中、西医学双方进行比较研究，找到双方差异的根源。他明确指出，中医与西医的理论基础不同，在临床思维特点上，采用的认识范畴体系也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认为，中西医汇通的最好办法是取长补短。他提出要“改进中医”，认为阻碍中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医书义理古奥难懂。因此提出“改进中医”的第一要义，在于将古书之医理阐释明白，使其在当代人尽可喻，即设法使中医学理民众化。恽铁樵犹如一名斗士，一生笔耕不缀。其医药著作辑为丛书出版，书名为《药庵医学丛书》。此外，他还亲自撰写多部中医函授学校讲义。恽铁樵还在中医处于存亡的危急关头，承担起时代的责任，勇于突破重重困难，为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经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现代以来与恽铁樵相关的期刊论文有40余篇，涉及其生平、学术思想综述、脉学研究、用药经验、医案研究等方面，但尚无有关恽铁樵研究的专著。本项研究及本书撰写所依据的恽铁樵著作的版本是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恽铁樵医书合集（上、下）》，由宋白杨、陈婷、国华点校。同时参考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余岩原著，祖述宪编著）。此外，还参考了有关恽铁樵的现代论文。
在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主要立足于恽铁樵原著的研读，系统整理、归纳其主要学术思想，全面总结、提炼其学术特色与学术成就，着力发掘其具有代表性、原创性的理论和学说；结合社会背景，分析其学术思想产生的根源；通过考察学术渊源与学术影响两方面的内容，客观评价其在中医发展历史中的学术贡献与地位；从恽铁樵的代表著作、现存医案医话等材料入手，总结提炼其独特的临床经验与特色诊疗方法。希望本书能对读者了解恽铁樵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有所帮助。
在此衷心感谢参考文献的作者以及支持本项研究的各位同仁！云南中医学院 张胜2015年6月
生平概述
恽铁樵，名树珏，字铁樵，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江苏武进人，近代医家。恽铁樵的医药著作被辑为丛书出版，书名为《药庵医学丛书》，还撰有多部中医函授学校讲义。恽铁樵在学术思想方面，倡导中西医汇通，对《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亦多有阐释和发挥。在临床经验方面，内、外、妇、儿各科兼通，尤在儿科病证方面颇有心得。
一、时代背景
恽铁樵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各种学说激流碰撞的时代。我们先祖所缔造的华夏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曾经有过屹立于世界之巅的骄傲，也曾经有过暂时的黯淡，但从未中断，生生不息。然而到了这个时代，华夏文明正经受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走到了生死攸关的十字街口。
华夏文明自古以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她以自己宽广的胸襟，不断地吸取着异邦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与自身有机融合，不断繁荣昌盛，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隶属于华夏文明的中医药学，也与之保持着一致的步伐，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吸收了外来文明的成果，对民族的繁衍、人类的发展可谓是功不可没。例如，我们临床常用的中药——乳香、没药、苏合香、檀香等，并非盛产于华夏大地。然而，正是随着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接纳，这些香料才从异国他乡传入了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并逐渐被中医家作为药材所接纳和运用，从庙堂走入了医家的本草著作，成为了治病救人的武器。我们的华夏文明，我们的中医药学，曾经就这样发展着，强大着。
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与世界文明相比，我们却封闭了，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我们都战败了。西方的坚船烈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也撞击着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华夏文明。当时的有志之士也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为什么我们会连战连败？为什么我们的邻居，那个落后于我们，还不断向我们学习的日本，却走上了强国之路，反过来欺辱我们？
一连串的疑问，也让当时的爱国志士不断探求着救国之路，穷则思变，旧则革新，从而有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呼声，也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进而有了洋务运动的尝试，戊戌变法的惨烈，辛亥革命的枪声，五四运动的呐喊。正是在这个思潮风起云涌、激流碰撞的20世纪之初，华夏文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迷茫，我们的中医药学也在生死关口彷徨。中医药学拯救了人类，但此时中医药学却需要人类拯救。谁来拯救？如何拯救？当时的中医药界没有沉沦，一大批有识之士担起了这个重任。他们不遗余力地拯救中医，同时也发展了中医，而恽铁樵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中医与西医之争
1.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之争
1840年4月，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的结果，是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清政府，以及其后的北洋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华民族陷入了一个苦难的时代。
这一百多年，对我们民族来说既是一个黑暗的百年，又是一个能让我们重新焕发斗志活力的百年。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百多年，但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我们的先辈却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
在我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后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渐陷入落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又不断觉醒，一批又一批的先驱者努力为中国谋求富强独立的道路。尽管在某些领域已不如古代文化那样辉煌灿烂，但从总体来看，近代文化也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它是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融汇而成。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的主导思想。以西学辅助中学，以西学补充中学，西学必须包罗于中学之内，而决不能凌驾于中学之上，这是“中体西用”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近代文化是一个不断认识、接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各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并存、中西杂糅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不平衡，使之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2.中医与西医之争
（1）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
第一，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机、诊断、治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
第二，中医药学卓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盛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
第三，出现一大批著名的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煌的古代医学宫殿。
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达到很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瑜，实践证明：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2）西方医学的传入
1835年，从美国开往中国的一艘货轮上，有一个名叫彼得·伯驾的美国青年。他是一名传教士。到达中国后，他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主要诊治眼科疾患，尤其是白内障等眼病。略施小小的手术，病人即可重见光明，患者感激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他更重视为大小官吏治病。例如，1839年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到广州后，曾间接要求伯驾为他治疗疝气病。1842年11月，伯驾在广州创办“眼科医院”，这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土地上兴建的第一个教会医院。1855年，因伯驾担任美国外交官，该院由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替主持，1859年改名为“博济医院”。这所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成为在华历史最久的教会医院。
帝国列强还吸引中国青年出国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1841年，伯驾便提出对有才能和有希望的中国青年进行医学教育的建议，并且很快引起了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学院”成员的注意，得到该院院长的支持和合作。1842年，伯驾的报告在美国也得到“纽约中国医学教会协会”的支持，该会决议指出：“关于训练一队能干的科学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目标——可以作为对整个帝国进行弥撒的酵母——是已经决定的宗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国有一个适当的医学院，然后把已经受过一定训练的“均有卓越才能及事业心，在他们的经济上也要能独立的人，应接着在美国、英国或法国医院学习一年或两年，这与西方的学习一样。这样教育与培养的人，将回到他们本国成为领导人物，不论是在建立的机构中进行教学或医疗”（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我国近代最早去西方学医者是黄宽。此后尚有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牛惠生、刘瑞恒、汤尔和、闫德润等留学后回国，成为近代医学史上的著名西医学家，对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医学独领风骚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西医并存的新格局。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因为19世纪的西方医学还没有全面发展起来，尽管在细菌学和消毒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还不足以冲击中医学在中国大地上的主导地位。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近代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所有600余处。到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得一部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的挑战。（3）近代中国的中西医之争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难，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比，近代中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学术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他如伤寒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恽铁樵等为代表；废止中医派，以余云岫、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西医汇通派在近代医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中西汇通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期。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已经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当时的中西汇通思想和科学活动。而近代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这一主张的人，也不是医学家，而是当时洋务派的李鸿章。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写道：“是书专明用药方剂。亦如葛洪《肘后》、思邈《千金》之体以便循省。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此论一出，影响日深。
近代的中医学家同时还担负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近代由于疾病谱的改变，对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化，临证经验更加丰富，治疗方法更加多样化，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战，虽然取得的成果不多，但标志着中医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相当的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时采用实证方法，如张锡纯亲自尝药、博咨真伪、亲自监制，被尊称为医学实践大师。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古代的医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1866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年）、杭州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年）等。20世纪30年代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被列入国家教育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知识的新方式。
综观近代医学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二）民族虚无主义和余云岫对中医的挑战
进入20世纪，西方医学在神州大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中医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医药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前景，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思考。中医学在近代有无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人心中也有着不同的答案。有一派的声音，在当时对中医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就是“废止中医派”。其中在医学界最早提出废止中医主张，并且竭尽全力使之实现的人是余云岫。
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镇海人。青少年时代的余云岫目睹了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目睹了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践踏凌辱。结合过去不久的“鸦片战争”，及以后一连串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余云岫都铭刻在心，进而唤起他研究科学救国的热情。1905年，26岁的余云岫得到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的机会。日本的迅速崛起，坚定了余云岫要破旧革新的信念。1911年辛亥革命，余云岫组织医疗队积极回国参战。国民革命新政府的成立，让他看到了废除中医的希望。他再次放弃做官，1913年回到日本继续学业，潜心钻研西方医学。1916年毕业后，余云岫回到了上海，担任公立上海医院的医务长。第二年冬即辞职，开设了一家西医诊所，倡导所谓的“医学革命”并终身不懈。
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和言论，当时多发表在各种刊物上，如《新医与社会》《社会医报》《学艺》《同德医学杂志》《医药评论》《新医药》等，以及一些书序、提案、杂著、专论之中。并汇编成《医学革命论》。余氏以他多年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持之不懈的实践活动，对中医发动了一轮接一轮的攻击。
第一，余云岫从理论上否定中医。
余云岫首先抓住中医的经典、中医理论的基石——《黄帝内经》进行批驳，旨在“堕其首都，弃其本源”。1917年，余氏正式发表《灵素商兑》。他指出《灵枢》《素问》成书于数千年前，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何以能胜任诊治疾病之重任。所以“《灵》《素》之惑人，两千余年于兹矣”。
对于阴阳，他认为用阴阳五行配以脏腑，应以色味，部以干支，丽以年月，辖以时节，值以星象，实乃幻象，不是科学之实证，而是穿凿附会之说。对于藏象，余氏指出中医对五脏六腑的认识与西方医学不符，同时将西医对脏腑认识的解剖概念和中医对脏腑认识的功能概念二者混为一谈，进而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对于经脉，余氏则将其与动脉、静脉混为一谈，否定十二经脉的存在，认为经络实际上是“虚无渺茫之物”。对于病因和发病，余氏认为有外因和内因，指出疾病的发生，多由空气传染，究其原在细菌，而不是“风、寒、暑、湿、燥、火”等物理刺激，进而否定中医的六气六淫病因学说。
综上所述，余云岫对中医从理论上做了全面否定。否定和摒弃中医理论，是余云岫废止中医的第一步。
第二，余云岫从疗效上否定中医。
余云岫指出，中医所以治疗有效者，是“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得偶合”的结果。他在《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中，分析了中医治疗有效的四点因素：其一，“贪天之功也”，也就是说病本来是自愈的，却被医生说成是自己治好的。其二，“利用人类本能所发现之事实也”。认为人民大众发现了某药能治某病，中医跑过来靠着阴阳五行经脉学说捏造一个原理出来，之后治好了病就好像是五行理论在起作用，非常了不得一样。为了加进自己的功劳，还故意杜撰了些相生相克关系，正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其三，“精神上之慰藉也”。认为中医治疗全是精神的作用，全靠着医生的平素威信和病人对医生的信仰之心。其四，“传语之过量也”。认为中医通过一些故事将其神化。某医本领如何高强，治某人如何不可思议，治某病如何别有秘传，以及某药医某病如何灵验，某病用某药如何神效，按之事实，类多虚誉粉饰之辞，全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余氏进一步提到，正是因为有这四种原因，所以中医读书识字的固然很多，但不读书的、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做医生，做了几年药店伙计、识得几种药味的人也可以做医生。
余氏反复强调，中医的基础多立足在“贪天之功”“多幸言中”和“自古传来的单方经验”。近代科学的发展，全在前提坚实、基础稳固。而中医的学问，常常是没有前提的结论，或者是和前提没有关系的结论，所以几千年来丝毫没有进展，因此得出了中医是非科学的结论。
第三，余云岫否定中医教育。
在20世纪初叶，以丁甘仁、恽铁樵、张山雷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家努力兴建中医学校，并力争将其纳入国家教育系统。但余云岫对此坚决反对，慷慨陈词地批驳中医界将中医学校纳入教育系统的提案。他于1924年发表《旧医学校系统驳议》疑问，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大会中，对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建议于教部学校系统中加入中医学校的议案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对议案中的八条理由也一一进行驳斥。余氏极力鼓吹西医教育，旗帜鲜明地主张进行医学革命，他指出医学革命以“绝地天通”为最大目的。1929年，余云岫在提交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更把“禁止旧医学校”列为废止中医的一项措施。1930年，面对即将正式成立的中央国医馆，余云岫也不遗余力地提出三点实质是反对中医的主张：第一，把国医馆当做纯粹的研究机关，不要完全把《黄帝内经》、扁鹊《难经》等作为课本，教育人家子弟，来贻误我国的青年；第二，由国医馆指导大纲，延请有科学学问、科学素养和科学手腕的人才，来做合理的工作；第三，若要布新先要除旧，先把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等绝对无研究余地的说法和寸口三部九候分配脏腑的诊法，绝对无诊断学上价值的老把戏通令废止，作“淬砺而新之”的先声，以振全体民众的耳目。由此可以看出，余云岫对中医教育不仅从舆论上加以否定，而且还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
第四，制定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列席会议的有余云岫、颜福庆、伍连德、胡宣明等十余人。这次会议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余云岫在提案中对中医学加以全盘否定，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①处置现有旧医。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1930）底为止。②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1933），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③旧医研究会等纯属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④旧医（1929年）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以此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以十五年为限。⑤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⑥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实际上余云岫等人的做法是非常阴毒的，对现有的老中医进行登记注册，而禁止培养新一批中医。那么等老中医过世之后，中医实际上就“绝后”了，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
综上所述，余云岫尽管曾有科学救国的愿望，关心我国医学事业，主张广立医药学校加速培养新医，促进卫生行政事业的发展，并终身致力于“医药革命”。但是，他对祖国传统医药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偏激情绪，主张废弃中医，最终走上“废医存药”的道路。不管是在思想舆论还是在实际工作层面，在当时对中医药事业都造成很大的摧残，也成为恽铁樵最强有力的一位论战对手。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对中医的否定，实际上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更是在特定环境下民族自信心失落的具体表现。一位哲人曾说过：一个不懂科学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国度；而一个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国家，则很快会从地图上消失。在当时，就有一群人为挽救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为挽救我们的中医而抗争！
（三）旧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和中医界的抗争
恽铁樵在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反对中医、消灭中医的呼声不仅来自于余云岫等个人，这种声音已逐步上升成一种“国家行为”。
1.北洋政府对中医的歧视排斥和中医药界的抗争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都推行西医，歧视、排斥中医药的活动由此拉开序幕。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同年7月，政府举行教育会议，拟仿照日本学系体例制订《壬子癸丑学制》，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学类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的科目共计有解剖学等51科，药学分为有机、无机化学等52科，二者均没有把中医药学列入，而且具体课程设置中也不再有与中医有关的课目。这就是著名的“中医教育遗漏案”，中医教育被排斥在学校系统之外。
虽然传统上中医主要以师授家传为主，并不完全依赖于学校教育，但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学制系统并非仅仅是教育形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它将重新规划社会资源布局，影响许多行业的兴衰。中医遗漏于学制，未能纳入教育系统，会对它的未来产生严重危害。一时间，中医药界抗议的声浪在大江南北到处高涨。
1913年3月24日，一家民间慈善团体——广州九大善堂致电教育部，指出：“部颁医药学堂规程，专西遗中，国粹亡，利权失，民生前途，两受影响。”称现正联合中医药界共同拟订中医中药专门学堂的章程，希望教育部能备案，增列中医于教育系统之内。然而教育部解释之所以在学制系统内不列中医，自有一番说辞。教育部给广州九大善堂的回电称：“部颁医药专门学校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参照中西，择善详订，决非有所歧视。至中医中药专校，既为部令所无，所请立案之处，碍难照办。”教育部一面声称并非歧视中医，一面却明确表示不会给中医药学校立案。这一态度令九善堂诸人十分愤慨。九善堂同时致电各省同人，希望“联电力争”。但结果，仍只是得到教育部不痛不痒的一份复电说：“此次部定医药专校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代表订定，复经各医药专家议论再三，始行颁布。本部职掌攸关，断无不审慎将事，岂容有所歧视？至中国之医药学术，行之已久，为社会所必需，可以一仍其旧。请勿过虑。”对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请求丝毫未作考虑。
在抗议无效之下，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为首的19个省市中医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选叶晋叔、王问樵、刘筱云等为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晋京，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信，申请保存中医中药，力求中医加入学校系统。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拒绝接纳请愿书，并声称：“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其态度令代表们尤为气愤，于是转而向国务院递交请愿信。1914年1月16日，国务院复文，解释教育部所定课程专取西医，是由于“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对请愿书提出的有关事项，“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不厘定正式的中医学校课程，意味着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请愿目的未能达成。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西太原召开会议，李钟钰、丁甘仁等建议教育部将中医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同年9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长沙召开第十一次会议，浙江、湖南、湖北教育会重申提案，议决“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学校规程案”。但是教育部对此项提案并不理会，在拖延几个月之后，又以提案“不合教育原则，未便照办”为由再次予以拒绝。
2.国民政府对中医的废止摧残和中医药界的抗争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8年11月，成立卫生部。1929年2月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参加会议几乎全是海外留学归来的西医，其中就包括余云岫。此次会议没有让一个中医代表参加。当时卫生部面临着推动中国医学卫生事业发展的任务，与会代表大多将中医视为障碍。会上提出的议案中，有四项针对中医。最著名的就是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案中将中医称之为“旧医”，并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他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具体办法（详见前述），经过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讨论，议决将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其内容为：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1930）底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他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1929年3月，余云岫在自己主编的《社会医报》上，公布了还没有正式颁布的《废止中医案》。当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一时群情激愤，中医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成为中医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两界分别停业半天，各中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标语。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这就是中医近代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中医界的全力抗争，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卫生部尽管通过了《废止中医案》，但却一直没有宣布实施。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交到了当权者蒋介石的手中。3月28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复函医届春秋社，表示中央卫生委员会并无废止中医中药等决议案，至此中医界的这次斗争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胜利。
此次抗争及请愿活动的直接成果，是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的“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废止中医案的斗争告一段落后，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努力争取在政府的卫生行政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才能杜绝废止中医事件的再次发生。1930年5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政治会议时，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七名委员提出设立“中央国医馆”提案，当即被决议通过。“中央国医馆”于1931年3月8日正式成立，行政院任命焦易堂为正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同年8月，国民政府核准《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国医馆成立之后，制定了《国医条例》。除开展制定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统一中西病名、编审一些中医药教材等工作外，主要就是应付各种业务行政，如筹建各省市国医分馆，管理中医学校登记、立案等。中医药界为此也多有评议，恽铁樵先生就曾经发表《呈中央国医馆意见书》《呈上海国医分馆书》《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等文。
（四）“中医科学化”和“改良中医”之路
在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对中医理论重新进行审视，对其进行革新和改良，同时开始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代表医家有陆渊雷、谭次仲等，他们提出的口号有“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改良中医”“改造中医”“改进中医”等；组织学术团体，如“中医科学研究社”，创办杂志，如《中医科学》，探索中医科学化之路。他们认为中医与西医比较，缺乏确切性和实证性。中医的临床效果虽说显而易见，但中医理论为玄学，所以应当绝灭，主张废弃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学说，而以科学的方式整理中医，认为只有“科学”才是中医的保命符。陆渊雷曾经参与为当时中央国医馆草拟统一病名方案，想取消中医病名，而以西医病名来代替。中医在近代面临着跌跌撞撞、筚路蓝缕的转型。这次貌似华丽的转型表面上是成功的，但实质上是失败的。西医继续发展壮大，而中医则在夹缝中求生存。
中西医界之争，在激烈的对峙、冲突之后，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妥协与调适。中医界在谋求自身科学化的同时，西医界也在注重研究中医药，以发现中医新理，提高中国近代医学的水准。20世纪30年代之“中医科学化”运动，不仅仅是中医界单方面努力之结果，也与西医界之推动密切相关。
西医界在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近代科学体系中。但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的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改良中医派为中央国医馆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建议书》等，皆被认为是生搬现成的西医学说或所谓的西方科学分类法来硬套庞杂的中医学说，以至于无法抓住改革中医的重点和方向，而备受各方批评。恽铁樵也多次发表文章，与陆渊雷进行争论。恽铁樵指出，这种改良中医之路会使其从思维上陷入一种尴尬的悖论，那就是中医要“科学化”，实际上表明中医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医学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再加上一些机缘巧合，恽铁樵开始了他的中医救亡之路。
二、生平纪略
（一）童年凄苦，发奋图强
清光绪四年（1878）恽铁樵出生于福建省台州。他的父亲恽磨照是一名小官吏，福建台州正是其任地所在。虽说出身在官宦人家，但恽铁樵的童年却是凄苦的。其5岁丧父，11岁丧母，打击可谓接踵而来。丧母之后，同年由同族亲戚携挈，与异母兄长回到了祖籍——江苏省武进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虽说家道贫寒，但越是逆境越容易激发人的斗志。恽铁樵自幼立志发奋、刻苦攻读，加之书香世家的熏陶，禀赋又聪颖异常，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骄人成绩：13岁就读于族中私塾，16岁即考中秀才，20岁全部读完了科举经典。虽说未能步入仕途，也不是从小习医，但自幼积累的文化底蕴，却为他今后能深入中医的堂奥开拓了畅通的渠道。
（二）习读西学，致力文学
西风渐进，西学冲击着中国的教育，也冲击着年轻的恽铁樵。1903年，恽铁樵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攻读英语，成为近代中医界精通旧学，又系统接受新学制教育的第一人，并为其吸取西方科学知识研究中医奠定了基础。恽铁樵国学基础扎实，长于文辞，学习期间国文月考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06年，恽铁樵于南洋公学毕业后，先赴湖南长沙任教，辛亥前夕回上海浦东中学执鞭。教学之余，翻译了英国作家却尔斯·佳维的《豆蔻葩》《黑夜娘》《波痕夷因》等中篇小说，于1909～1910年分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时报》上，与林纾齐名而别具风格。1911年在邑人庄百俞的推荐下，应商务印书馆张菊生聘请，恽铁樵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
1912年，因《小说月报》编辑王蕴章赴南洋，由恽铁樵接任主持，成为《小说月报》的第二任主编，至1917年卸任。在《小说月报》担任主编的这段时间，恽铁樵在文学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重视章法文风，尝谓“小说当使有永久之生存性”，取舍稿件以“雅洁”为标准（所谓“雅”即反对鸳鸯蝴蝶派的陈词滥调、花前月下、无病呻吟，并要求文章呈现铿锵的古文声调；“洁”就是要求文章简练）。录用文稿，不论地位高低，名声大小，唯优是取，尤重奖掖晚生，育携新秀，颇具“伯乐”之风，可谓在中国文学编辑史上获取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也是“五四”新文学的酝酿期，许多后来的新文学作家尚未冒头，但却已经进入了练笔期，而后来被视为“鸳蝴派”的作家也在找寻题材与体裁上新的“生长点”。恽铁樵正掌握着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刊物，在一批成长期的文学青年或新进作者看来，恽铁樵身居“要津”，而却又如此敬业，甘为他人作嫁衣裳，使《小说月报》真正成为一个文学作者们的“公共园地”。当时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署名为“周逴”投到《小说月报》，恽铁樵以独具的慧眼对这篇小说和作者倍加赏识，发表在第四卷的第一号上，对文中佳妙之处密加圈点，并加按语向读者热情推荐，由此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21年后（1934年），鲁迅致杨霁云信中还提及此事说：“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在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传作千古佳话。恽铁樵还影响过另一位文学大家——叶圣陶。叶老曾回忆到，《旅窗心影》原来是投给《小说月报》的，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是恽铁樵。恽铁樵喜欢古文，有鉴赏眼光，他认为有可取之处，可是刊登在《小说月报》还不够格，就收在他主编的《小说海》里。他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叶老，谈论这篇小说的道德内容。
恽铁樵爱好写实文学，主张著译小说是为了“变国故”，并非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自己也致力于文学写作，1913年由恽铁樵创作的《工人小史》发表于《小说月刊》第四卷第七号。这是民国描写工人生活的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全文五千余字，却详细描绘了上海工人的出生史、被压迫史、日常生活史、被虐史、牺牲史和精神史，并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都表现了中国短篇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
十年的教学与编辑生涯，恽铁樵虽和医学无缘，但却为熟悉和掌握西医知识，以及其后的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痛丧爱子，弃文从医
1917年，恽铁樵辞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一职，1920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同年开始挂牌行医，悬壶济世。与鲁迅弃医从文不同，恽铁樵走上了一条弃文从医的道路。
恽铁樵为何在文学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选择弃文从医，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的文学环境，新旧文学的冲突，已使恽铁樵深感自己在文学界不再适合于生存了。在商务印书馆内部，他渐渐地被目为“顽固派”，至少是一个“保守分子”。茅盾曾提道：“《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从1920年1月出版那期开始，亦即《小说月报》第11卷开始，这说明：10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12卷起的全部革新。”此话虽然是茅盾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说，但当年的气氛是可以想见的。
其实，导致恽铁樵弃文从医更重要的原因，却来自于身边的至亲至爱之人。1916年，恽铁樵39岁之时，年已14岁的长子阿通“病白喉殇”，次年第二、三子又病伤寒而夭折。丧子之痛不时向恽铁樵袭来。粗通医道的恽铁樵往往心知其所患某病，当用某药，但是苦于没有临床经验，不敢轻举妄动，向医生建议商讨，从无采纳的余地，只是爱莫能助，坐视待毙。
数子因病误于庸医，恽铁樵愤怒至极，痛定思痛，深深地感到求人不如求己，于是自己研究医学。恽铁樵博览群书，奋志治医，问业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同时又与当时名医丁甘仁交往甚密，得名家提点，故艺乃大进。一年后第四子慧度又病，发热恶寒，无汗而喘，显然是太阳伤寒麻黄汤证。请来的名医，虽熟读《伤寒论》但不敢用伤寒方，豆豉、山栀、豆卷、桑叶、菊花、杏仁、连翘等连续不断，遂致喘热益甚。恽铁樵踌躇徘徊，彻夜不寐，直至天明果断地开了一剂麻黄汤。一剂肌肤湿润，喘逆稍缓；二剂汗出热退，喘平而愈。于是恽铁樵更加信服伤寒方，钻研中医经典。亲友有病也都来请求开方，而所治者亦多有良效。特别是儿科病，先生更是独有心得，治好了多例疑难大证。一日某同事的小孩伤寒阴证垂危，沪上名医治疗无效，恽铁樵用四逆汤一剂转危为安。病家感激万分，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求治者日多一日，业余时间已令恽铁樵应接不暇，遂于1920年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开业行医。不久医名大振，门庭若市。
恽铁樵行医之初，孟河丁甘仁之学生王某，病伤寒证，病势垂危。丁甘仁邀恽铁樵同往诊治，一入门，即见病者家属正在烧纸桥、纸人，入病室，哭声亦起。丁甘仁视之，叹悎频频。恽铁樵详察之后曰：“尚有生机。”遂处方投药，不久病竟痊愈。丁甘仁曾对恽铁樵说：“君十年后，必享大名。”后果如其言。
（四）逆流挽舟，汇通中西
恽铁樵从医之时，中医正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医界内部多难以接受现代科学，认为研习西医是“媚外卖国，蹂躏国粹”。而在外部，中医却面临着西方医学的巨大冲击。而恽铁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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