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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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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试读：

前言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是爱尔兰作家，现代主义文学大师，1882年2月2日生于都柏林郊区拉斯加尔，1941年1月13日在瑞士苏黎世逝世。

乔伊斯一生坎坷多舛。他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收税官，起初家境相当舒适，但由于父亲热衷于政治，退休后又染上酒瘾，家境开始衰败，乔伊斯不得不一度辍学，后来进入一所免费的耶稣会走读学校。1898年，他进入都柏林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学习多种外语，以便阅读欧洲大陆国家的文学作品。1902年大学毕业后，他结识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乔治·莫尔、约·米·辛格等人，但他与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观点也不一致，后来甚至强烈地反对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指责叶芝迎合低级趣味。此后他离开爱尔兰到巴黎，以教英文谋生。不久，他母亲病危，他又回到爱尔兰。其间他爱上了爱尔兰乡村姑娘娜拉·约瑟夫·巴纳克尔。1904年，他们在朋友的资助下私奔，去到巴黎，但一直到1931年才正式结婚。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生活十分艰辛，辗转于法国和瑞士，没有可靠的职业。1905年他们到意大利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弟弟，靠弟弟的帮助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5年乔伊斯一家又被迫离开意大利，迁往瑞士的苏黎世。由于生活的窘迫，乔伊斯经常醉饮，并且染上了湿热病，视力也日渐衰退，但他一直坚持写作。他一生写出了四部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及惊世骇俗的巨著《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

一般说，大部分短篇小说集都是选收多种题材的故事，但《都柏林人》与众不同，从一开始它就被构想为一本有机的整体，其中的故事通过题材、风格、技巧和主题相互连接在一起。正如乔伊斯在1906年5月5日致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所说：“我的意图是一章写我国的道德历史，我选择了都柏林作为地点，因为这个城市处于麻木状态的核心。我试图从四个方面把它呈现给无动于衷的公众：童年，青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故事按照这个顺序安排。大部分都采取审慎的[1]平民词语的风格……”

正是由于《都柏林人》的内容和特殊写法，《都柏林人》的经历十分坎坷，拖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大约1905年，伦敦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德先生接受了《都柏林人》，但他把书稿扣压一年之后又退给了乔伊斯。后来书稿交给了都柏林的出版商毛瑟尔先生，他与乔伊斯签订合同，约定1910年9月之前出版该书。但出版时间一拖再拖。后来毛瑟尔先生要求乔伊斯修改《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中的一些段落。乔伊斯不情愿地进行了修改，然而仍然拖着没有出版。那时乔伊斯住在意大利，他专程到都柏林与出版商协商该书的出版事宜。1912年，书稿的清样印了出来。

据他的朋友帕德雷克·考勒姆说，当时他和乔伊斯去见毛瑟尔的经理，经理说：小说里公共的房子用了私人房屋主人的名字。乔伊斯提出和经理一起去问房主人是否反对在书里用他们的名字，但经理拒绝了，并说《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谈到国王爱德华七世时所用的词语冒犯了许多都柏林人，如果小说出版会引起他们的抗议行动——这是拖延出版的又一个原因。虽然乔伊斯提出作某些修改，但经理却要求他完全删除某些小说。最后竟宣称他们不会出版《都柏林人》。

考勒姆去找一个律师，也是乔伊斯大学时的朋友，问他是否可以使出版商照合同办事。律师说，在都柏林无法补救，乔伊斯也得不到任何赔偿。法官会认为《都柏林人》是一本不道德的、犯众怒的书，因而不会追究出版商的违约行为。于是乔伊斯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提出他们可以以任何他们满意的形式出版该书，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已经拆了铅版，毁了已经印出的清样。乔伊斯别无选择，只好带着留下的唯一一本《都柏林人》的清样，离开了都柏林。

究竟为什么出版商拒绝出版这本已经签约出版的书呢？出版商为什么拆了铅版、毁掉清样？人们可以有各种猜测，例如乔伊斯可能有什么仇人暗中操纵；或者天主教的都柏林觉得书里描写的事件和刻画的人物触犯了他们，使他们愤怒，因而迫使出版商放弃这本书；或者出版商觉得这本书有损他们的名声，等等。无论如何，《都柏林人》最终未能在都柏林出版。大约两年以后，曾经接受尔后退稿的伦敦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德先生才出版了这本书。

在《都柏林人》之前，乔伊斯出版了诗集《室内乐》，后来又先后出版了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戏剧《流亡者》和划时代的小说《尤利西斯》。研究者发现，《都柏林人》和所有这些作品都存在着联系。《都柏林人》里的前三个故事显然出于个人的记忆，它们可能是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初稿里剪取的事件；在《阿拉比》里，男孩走过灯光摇曳的街道，不时受到醉汉和讨价还价女人的干扰，觉得自己仿佛拿着圣餐杯安全地穿过一群敌人——这个男孩肯定就是小说《画像》里的斯蒂芬·第达勒斯。最后一个故事《死者》里的加布里埃尔·康洛伊，通过另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影响提出问题，明显与《流亡者》里的主人公相似。如果把这四个故事从《都柏林人》里抽出来，那么剩下的其他故事就都与《尤利西斯》相关，后者塑造的许多人物都曾在《都柏林人》里出现，例如卡宁汉、郝勒汉、莱恩汉姆和奥曼登·勃克先生等。这种联系并不奇怪，因为按照乔伊斯的最初计划，布鲁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主题）也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故事。

年轻时的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两个独特的方面非常了解：一个方面是他们爱去酒吧；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他们的政治。另外他也了解一个不太典型的方面，即都柏林的音乐。乔伊斯的父亲在都柏林算是个著名的人物，他的社交活动使乔伊斯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老乔伊斯先生在帕奈尔时期曾介入相关的改革；因此幼年的乔伊斯经常听到愤怒和哀伤的声音，因为帕奈尔去世了，许多追随者背离了他。乔伊斯九岁的时候，写了第一篇文章《还有你，希利！》，这是一篇政治谴责文章，矛头直指当时一个著名的政客，他背叛了帕奈尔。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认为，那篇文章是乔伊斯最好的文学作品，而对他后来的作品感到哀伤。

在《都柏林人》里，《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随意性地汇聚在一间凄凉的办公室里；他们的行为显得有点荒诞，其中一个应邀朗诵一首他几年前写的一首诗——《帕奈尔之死，1891年10月6日》。诗有些业余，修辞也都是常见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透过这首旧诗却传递出真实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诚。诗念完之后，人们对作者作了几句评论，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读者可能觉得与他们完全无关，但同时也会觉得作者了解事件的所有含义，而且完全是为读者写的。他在写这首诗之前仿佛进入了海恩斯的心里。“你觉得这篇东西怎么样，克罗夫顿？”亨奇先生叫道。“难道不好吗？你说什么？”

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

如果乔伊斯让克罗夫顿先生自己说这些赞美的话，那么他就冤枉了这位绅士善良的沉默。因为克罗夫顿先生曾为保守派拉选票，他必然觉得诗里有某种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个普通的人，在那种场合里他只会宽容。“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这句话使人感觉到他超然的态度。这种超然的情调可以说是《都柏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说里，乔伊斯都使读者通过他的目光来观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评论。因此读者在这些故事里总感到一种疏离感，仿佛他要通过一系列的报道来说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个注重科学性的历史学家描绘事件那样。

不过《死者》的写法不同。开头三篇（《

姊妹们

一次遭遇

阿拉比

伊芙琳

死亡是《都柏林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最后一篇故事是《死者》，但死者也出现在第一篇故事里，《姊妹们》里的男孩遇到了他的邻居老牧师的死亡：老人躺在那里，死了，对这个男孩而言变成了一个活的不可思议的人。《伊芙琳》里的伊芙琳不断忆起她死去的母亲。《泥土》里对玛利亚隐蔽的预兆其实就是她死亡的预兆。在《痛苦的事件》里，杜菲先生拒绝接受的一个女人死亡的消息，不断在脑海里浮现并使他孤独的生活更加寂寞。《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通篇围绕着死去的帕奈尔展开。而在《死者》里，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男人，通过一首歌对死者的回忆，使一个丈夫意识到他妻子生活中有一部分他不能参与。实际上，在《都柏林人》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被死亡感动的人的故事。因此最后一个故事结尾的那段话，带有一种安魂曲的音乐感：

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意蒙眬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是的，报纸是对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山农河面汹涌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个角落，迈克尔·福瑞就埋葬在那里。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门一根根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总起来看，《都柏林人》可以说是由十五个故事组成的一个整体，它反映了都柏林不同层面的生活，在写作方法上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集中使用某些词汇，例如“徒劳”、“无用”、“厌倦”、“绝望”等在多个故事里反复出现，其目的是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感受到每一个故事是普通人的道德构成。第二，以“混乱”表示瘫痪，每当人物不得不面对选择某种积极生活的关键时刻，他们就变得不知所措，像吓坏的兔子一样静止不动。第三，以单色调的散文风格象征都柏林单调乏味的生活，产生出黑白照片的效果，但并不是一种单纯怀旧的风格。第四，故事的情节都是琐事，人物是一种导致瘫痪的体制的受害者，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以微妙地改变了的目光观察细小的事件。第五，故意破坏读者通常期望的“开始、中间和结束”的顺序，但不是采取蒙太奇式的编织方式，而是依靠在读者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转折点。

当然，与所有经典名著一样，《都柏林人》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解读空间。上面的一些看法只是一己之见，唯一的希望是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这次《都柏林人》的出版得到译文出版社领导和冯涛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翻译永远难以达到至善至美，总有需要改进甚或疏误的地方，因此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王逢振2010年盛夏

[1]转引自David Norris and Carl Flint，Joyce for Beginners（Cambridge：Icon Books，1994），p.64。

这次他毫无希望了：这次已是第三次发作。夜复一夜，我经过这座房子（时值假期），琢磨亮着的方窗：夜复一夜，我发现它那么亮着，灯光微弱而均匀。若是他死了，我想，我会看到昏暗窗帘上的烛影，因为我知道，尸体的头部一定会放着两支蜡烛。他常常对我说，“我在这世上活不了多久”，而我觉得这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现在我明白了这话是真的。每天夜里，我仰望那窗户时，总是轻声对自己说“瘫痪”一词。这词我听着总觉得奇怪，像是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磬折形”一词，又像是《教义问答手册》里“买卖圣职”一词。可是现在这词我听着却像是个邪恶的罪人的名字。这使我充满恐惧，然而又极想接近它，极想看看它致命的作用。

我下楼吃饭时，老柯特正坐在炉边抽烟。就在我姑妈给我舀麦片粥时，他仿佛接着自己前面的谈话似的说道：“不，我不想说他完全是……但有些奇怪……他是有些不可思议。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

他开始抽起烟斗，吐着烟雾，无疑是在心里整理他的想法。令人讨厌的老傻瓜！我们刚认识他时，他倒是相当有趣，常常说到劣质酒精和蛇管；可是很快我就讨厌他了，讨厌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酒厂的故事。“对这事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想这是那些……怪病中的一种。……不过，很难说……”

他又开始喷烟吐雾，但并未告诉我们他的看法。我姑父见我瞪着眼，便对我说道：“喂，你的老朋友终于走了，你听了一定会悲伤。”“谁？”我问。“神父弗林。”“他死了？”“柯特先生刚刚才告诉了我们。他正好路过那座房子。”

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于是我继续吃饭，好像对这消息漠不关心。我姑父便向老柯特解释。“这孩子和他是极好的朋友。你知道，那老头儿教了他许多东西；别人说他对这孩子抱有很大的期望。”“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吧，”我姑妈虔诚地说。

老柯特看了我一会儿。我觉得他那双又小又亮的黑眼睛在审视我，但我不想让他看出什么，便仍低着头吃饭，不抬眼睛。他又开始抽他的烟斗，最后粗鲁地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我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跟那样的人谈得太多，”他说。“你这是怎么说的，柯特先生？”我姑妈问。“我的意思是，”老柯特说，“那样对孩子不好。我的看法是：让年轻的孩子到处跑跑，与同年龄的年轻孩子们去玩，不要……我说得对不对，杰克？”“那也是我的原则，”我的姑父说。“要让他学得健壮活泼。我经[1]常对那个罗西克鲁茨的教徒说这话：要进行锻炼。想当年，我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不分冬夏，天天都洗冷水浴。至今我还坚持。教育实在是极其细致而广泛……给柯特先生吃点羊腿肉吧，”他转而对姑妈说。“不，不，我不吃，”老柯特说。

我姑妈从食橱里拿出那盘羊腿，放在桌上。“可是，为什么你觉得那样对孩子们不好，柯特先生？”她问。“那样对孩子们有害，”老柯特说，“因为他们的心灵很容易受到影响。孩子们看见那种事情时，你知道，它就会产生某种效果……”

我用麦片粥把嘴填满，生怕自己气得叫喊起来。这个令人讨厌的红鼻子蠢老头子！

我很晚才睡着。虽然我对老柯特把我当作小孩子非常生气，但我还是绞尽脑汁琢磨他那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我昏暗的房间里，我想象着又看见了那瘫痪者阴沉灰白的面孔。我用毯子蒙住脑袋，尽力去想圣诞节的情景。但那张灰白的脸仍然跟着我。它低声嘟哝着；我知道它是想表白什么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飘荡到一个令人愉快而邪恶的世界；在那里，我发现那张面孔又在等我。它开始轻声细语地向我忏悔，但我奇怪为什么它不停地微笑，为什么嘴唇上那么多唾沫。可那时我又记起它已经因瘫痪病死了，于是我觉得自己也在无力地微笑，仿佛要宽恕他买卖圣职的罪孽。

次日上午吃罢早饭，我到大不列颠街去看那座小小的房子。这是一家极普通的小店，名字有些模糊，称作“布匹服装店”。店里主要经营儿童毛线鞋和雨伞；平时橱窗里总是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修补雨伞”。现在告示看不见了，因为百叶窗已经拉上。一束绉纱花用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正在读别在绉纱花上的纸片。我也走到门口，读道：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以前奉职米斯街的圣·凯瑟琳教堂）享年六十五岁。愿他永远安息。

读了纸片上的字，我确信他已经死了。我停在门口，茫茫然若有所失。要是他没有死，我就会去到店后面那间昏暗的小屋，看见他坐在炉火边的扶手椅里，几乎全身都捂在大衣下面。也许姑妈会让我带一包“高土斯特”牌鼻烟给他，这礼物一定会使他从昏昏欲睡中醒来。一般总是我把烟倒进他那黑色的鼻烟盒里，因为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要让他倒总是把一半烟丝撒在地上。甚至他抬起颤抖的大手把烟送往鼻子时，一缕缕云雾般的细烟末也会从指缝间落下，掉在大衣的前襟上面。可能正是这些不时散落的鼻烟，才使他那古旧的神父装显出褪了色的绿色，因为他用来擦掉烟屑的红手帕，总是一个星期就被鼻烟染得污黑不堪，擦也无济于事。

我真想进去看看他，但没有勇气敲门。我沿着街道朝阳的一边慢慢走开，边走边读商店橱窗里的各种戏剧广告。令我奇怪的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天气，似乎都没有哀伤的意思，我甚至还不安地发现自己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仿佛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对此我困惑不解，因为，正如我姑父昨晚所说，他教给了我许多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学习，因此他教给了我拉丁文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地下墓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向我解释不同弥撒仪式和教士穿不同服装的意义。有时他为了寻乐故意给我提些困难的问题，例如问我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该做什么，或者某某罪孽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还是可以宽恕的轻罪，抑或仅仅是一些缺陷。他的问题使我明白了教会的某些规章制度是多么复杂和难解，而以前我总觉得它们是最简单的条例。教士对圣餐的职责，对忏悔保密的职责，我觉得是那么重大，不知道为什么竟还有人有勇气去承担它们；而当他告诉我教会的神父写过像《邮政指南》那么厚的书，并且这些书像报纸上的法律公告那样印得密密麻麻，全都是解答这些复杂的问题时，我倒并不感到惊讶。每当我想到这点时，常常无法回答，或者只是作出一种非常愚蠢的、犹豫含糊的回答，对此他总是微笑，或者点两下头。他曾教会我背诵做弥撒的对答，有时还常常考我；每当我流利地背诵时，他总是沉思着微笑，点点头，不时捏一大撮鼻烟，轮番塞进每一个鼻孔。他微笑时，总是露出他那大而发黄的牙齿，舌头舔着下唇——在我们刚刚认识、我还不太熟悉他的时候，这习惯曾使我感到很不自然。

我顺着阳光走的时候，想起了老柯特说的话来，接着便极力回忆后来梦中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曾看见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个古式的吊灯。我觉得自己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风俗奇异的他乡——大概是在波斯，我想……但我记不起梦的结局了。

傍晚，姑妈带我去拜访那个居丧之家。虽然已是日落之后，但那房子朝西的窗玻璃上，仍然映照着一大片红金色的云霞。南妮在客厅里接待我们；因为大声与她寒暄极不得体，所以姑妈只是同她握了握手。老太太探询地朝楼上指了指，看到我姑妈点了点头，她便走在我们前面，吃力地爬上狭窄的楼梯，低垂的头几乎碰到了楼梯的扶手。在第一个楼梯的平台，她停下来，向我们招手示意，鼓励我们走向开着门的死者的屋子。姑妈走了进去，老妇人看见我犹豫不前，又开始向我连连招手示意。

我踮着脚尖走了进去。透过窗帘花边的空隙，房间里映射着金色的夕晖；在这夕晖的掩映之中，烛光仿佛是苍白微弱的火焰。他已被放入棺材。南妮带头，我们三个一起跪在床的下首。我佯装祈祷，但却心不在焉，因为老太太的喃喃低语使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裙子在后面笨拙地扣住，布鞋的后跟儿踩得歪倒在一边。我奇怪地想到，老神父躺在棺材里可能正在微笑呢。

但并非如此。当我们站起来走到床头时，我看见他并没有微笑。他躺在那里，庄严而雄伟，穿着齐整，好像要上祭坛似的，一双大手松松地捧着圣杯。他的面孔显得痛苦可怖，苍白而宽阔，鼻孔像两个大的黑洞，头上长着一圈稀疏的白发。房间里有一股浓重的气味——鲜花的香气。

我们在胸前划了十字，便离开了那里。在楼下的小屋内，我们看到伊丽莎端坐在神父的安乐椅里。我犹犹豫豫走到墙角那把我常坐的椅子，这时南妮走向餐橱，拿出盛着雪利酒的带装饰的酒瓶和几只酒杯。她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请我们小饮一杯。接着，按照她姐姐的吩咐，她把酒倒进杯子里，分别递给我们。她还坚持让我吃些奶油饼干，但我谢绝了，因为我觉得吃那种饼干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由于我不肯吃，她好像有些失望，默默走向沙发，坐在了她姐姐的后面。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全都凝视着空荡荡的壁炉。

一直等到伊丽莎叹了口气，我姑妈才说：“唉，也好，他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

伊丽莎又叹了口气，点头表示同意姑妈的看法。我姑妈用手指捏着高脚杯的杯脚，随后呷了一小口。“他死时……安详吧？”她问。“哦，相当安详，夫人，”伊丽莎说。“你简直说不出他是什么时候断的气。他完全像是睡死了过去，感谢上帝呀。”“那么一切都……”[2]“奥鲁克神父星期二来这里陪了他一天，给他涂了油，为他做了所有的准备。”“那时他知道吗？”“他自己是无所谓的。”“他看上去就是个乐天知命的人，”我姑妈说。“我们找来替他擦洗的那个女人也这么说。她说他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似的，显得那么安详平和。谁也不会想到他的遗体这么完美。”“是呀，确实是完美，”我姑妈说。

她又举杯呷了口酒，接着说：“嗳，弗林小姐，不论如何，你们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要知道这对你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说实在的，你们姊妹俩对他可真好。”

伊丽莎在膝盖上抚平她的衣服。“唉，可怜的詹姆斯！”她说。“上帝知道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尽管我们贫穷——他在时我们决不会让他缺少什么。”

南妮已经将头靠到沙发垫上，好像要睡着了似的。“还有这个可怜的南妮，”伊丽莎望着她说，“她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所有的事情都得她和我一件件来做：找女人来为他擦洗，给他穿装裹衣裳，准备棺材，然后还要安排教堂里的弥撒。若不是奥鲁克神父，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些花，从教堂里给我们拿来两支烛台，写讣告在《自由人日报》上刊登，负责所有关于墓地的文件，还有可怜的詹姆斯的保险单据。”“那他不是很好么？”我姑妈说。

伊丽莎闭上她的眼睛，慢慢地摇了摇头。“唉，再没有比老朋友更好的朋友了，”她说，“可是说来说去，一具尸体还能靠什么朋友。”“是呀，那倒是真的，”我姑妈说。“不过我深信，他现在已经永远安息了，他一定不会忘记你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对他的一片好心。”“啊，可怜的詹姆斯！”伊丽莎说。“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他在家里总是不声不响，就像现在这样。可是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恰恰是一切都过去了，你才会想念他，”我姑妈说。“这我知道，”伊丽莎说。“我再不必给他端牛肉茶了，还有你，夫人，你也不用再给他送鼻烟了。啊，可怜的詹姆斯！”

她停下来，仿佛是回忆往事，然后又像把一切都看透了似的说道：“告诉你吧，我注意到他后来变得有些奇怪。每当我端汤给他时，总发现他常用的祈祷书掉在地上，他自己往后靠在椅子里，张着嘴巴。”

她把一根手指放在鼻子上，皱起眉头，然后接着说：“可是不论什么情况，他总是说，在夏天过去之前，他要找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坐车出去，好去再看看爱尔兰镇我们出生的老家，而且要带南妮和我一起去。假如我们能在减价的日子租辆新式马车，就是奥鲁克神父对他说过的那种没有噪声的胶轮马车——他说，在去那里的路上，从约翰尼·拉什的马车店里可以租到——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三个人一起乘车去。他一直想做这件事……可怜的詹姆斯！”“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我的姑妈说。

伊丽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她又把手绢放回口袋，呆呆地望着空空的壁炉，好长一会儿没有说话。“他这人总是过于认真，”她说。“神父的职责对他太重。而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说又坎坎坷坷。”“是的，”我姑妈说。“他一生不得意。这你可以看得出来。”

小屋里一片静寂，乘此机会，我走近桌子，尝了尝我那杯雪利酒，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屋角我坐的那把椅子。伊丽莎似乎陷入了沉思。我们不无敬意地等着她打破静寂。停了很久，她才慢慢地说道：“这全是因为他打碎了那只圣杯……那是事情的开始。当然，人们说这算不了什么，因为杯子里什么都没有，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说是那个男孩的过错。但可怜的詹姆斯却非常不安，愿上帝怜悯他！”“真的是那样么？”我姑妈说。“我听到了一些……”

伊丽莎点点头。“那事影响了他的精神，”她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郁郁寡欢，不跟任何人说话，独自一人到处游荡。结果，有天晚上，人们有事找他，可是四处都找不到他。他们上上下下地寻找，然而哪里也看不见他的人影。于是教会的职员建议到小教堂里去试试。这样他们便带了钥匙，将小教堂的门打开，那个职员、奥鲁克神父，还有在那里的另一个神父，拿着灯进去找他……你会怎么想呢？他竟然待在那里，一个人摸黑坐在他的忏悔隔间，完全醒着，好像轻声地对自己发笑。”

她突然停下来，好像要听什么似的。我也侧耳细听；可是整个房子里没有任何声音。我知道，老神父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与我们看他时一样，带着死亡的庄严和痛苦，一只无用的圣杯放在他的胸上。

伊丽莎接着说：“他完全醒着，好像对自己发笑……那时，他们看见那种情形，当然会觉得他出了毛病……”

[1]罗西克鲁茨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一个教派，以神秘哲学为基础，探究自然的奥秘。

[2]涂油是天主教徒临终前举行的一种仪式。

真正使我们了解荒凉西部的是乔·狄龙。他有个小小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过期的旧杂志，有《英国国旗》、《勇气》和《半便士奇闻》。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便聚在他家的后花园里，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他和他那又胖又懒的弟弟利奥把守马厩的草棚，我们猛攻尽力去占领；有时候我们也在草地上进行激烈的对搏。可是，不论我们战得多勇，在围攻和对搏中我们从未胜过，每次较量的结果都是乔·狄龙跳起胜利的战舞。他的父母每天上午八点都到加迪纳街去做弥撒，房子的大厅里充满狄龙太太喜欢的静谧的气氛。然而对我们这些年龄更小、更胆怯的孩子来说，他玩得太狠了一些。他看上去真有些像个印第安人，他在花园里跳来跳去，头上戴着一只旧茶壶套，一边用拳头击打罐头盒一边喊叫：“呀！呀咔，呀咔，呀咔！”

当大家听说他要当牧师的时候，谁也不敢相信。然而，这却是真的。

我们当中扩散着一种顽皮不驯的精神，在它的影响之下，文化和体格上的种种差别都不起作用了。我们结成一伙，有勇敢的，有闹着玩的，也有战战兢兢的。我属于后一种，勉强装扮成印第安人，唯恐显出书呆子气，缺少大丈夫的气概。描写“荒凉西部”的文学作品所叙述的冒险故事，虽然与我的天性相去甚远，但它们至少打开了逃避的大门。我比较喜欢某些美国的侦探故事，其中常常有不修边幅的暴躁而漂亮的女孩出现。这些故事里虽然并无什么错的东西，虽然它们的意图有时还是文学性的，但它们在学校里却只能私下里流传。一天，巴特勒神父听学生背诵指定的四页《罗马史》时，发现傻乎乎的利奥·狄龙正在偷看一本《半便士奇闻》。“这一页还是这一页？这一页吗？喂，狄龙，站起来！‘天刚刚’……下去！哪一天？‘天刚刚亮’……你学过没有？你口袋里放的是什么？”

利奥·狄龙把那本杂志交上去时，大家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但脸上却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巴特勒神父翻着看了看，皱起了眉头。“这是什么破烂东西？”他说。“《阿巴奇酋长》！你不学《罗马史》就是读这种东西吗？别让我在这个学校里再发现这种肮脏的东西。写这种东西的人想必是个卑鄙的家伙，他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赚杯酒钱。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孩子读这样的东西，真让我感到吃惊。倘若你们是……‘公立学校’的学生，我倒也还能理解。喂，狄龙，我实实在在地告诫你，要认真地学习，不然的话……”

在课堂上头脑清醒之际，这番训斥使我觉得西部荒野的荣光大为逊色，利奥·狄龙惶惑的胖脸也唤醒了我的良知。可是放学后远离学校的约束时，我又开始渴求狂野的感受，渴求只有那些杂乱的记事似乎才能提供的逃避。终于，每天傍晚模仿战争的游戏，也变得像每天上午上课一样令人厌倦，因为我想亲自经历一番真正的冒险。然而，我想了想，一直待在家里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险：要冒险非到外面去不可。

暑假即将来临，我打定主意，至少花一天时间摆脱令人厌倦的学校生活。于是我与利奥·狄龙和另一个叫马候尼的男孩，计划到外面去疯狂一次。我们每人都攒了六个便士。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运河的桥上会面。马候尼准备让他大姐写张请假条，利奥·狄龙叫他哥哥去说他病了。我们说好沿着码头路一直走到船只停泊的地方，然后乘渡[1]船过河，再走着去看鸽子房。利奥·狄龙担心我们会碰到巴特勒神父，或者会碰到同校里的什么人；但马候尼却非常清醒地反问说，巴特勒神父到鸽子房那里去干什么呢？于是我们又都放下心来。接着我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向他们每人收了六个便士，同时把我自己的六个便士亮给他们看了看。在我们出发前夕做最后安排时，我们都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兴奋。我们互相握手，哈哈大笑，然后马候尼说：“明天见，哥儿们！”

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安稳。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桥上，因为我的家离那儿最近。我把书藏在花园尽头草灰坑旁边茂盛的草里，那地方谁也不会去的。然后我便沿运河的河岸急急地走去。那是六月头一个星期的一个早晨，天气温和，阳光明媚。我坐在桥栏上，欣赏着我脚上的轻便帆布鞋，头天晚上我刚刚用白粉精心地把它们刷过，接着我又观看驯顺的马拉着满满一车干活的人上山。路边高大的树上，树枝都长出淡绿色的嫩叶，充满了勃勃生机，阳光透过树枝斜照在水面上。桥上的花岗石开始变热，我和着脑海里想的一支曲子，用手在花岗石上打着节拍。我快活极了。

我在那里坐了五到十分钟的样子，便看见马候尼的灰衣服朝这边移了过来。他满面笑容地走上斜坡，爬上桥栏坐在我身边。我们等着的时候，他把从内衣口袋里鼓起的弹弓掏了出来，向我解释他做过的一些改进。我问他为什么带弹弓来，他说他要逗鸟儿玩玩。马候尼善于使用俚语，他说到巴特勒神父时称他是老崩塞。我们又等了一刻钟，可是仍看不到利奥·狄龙的影子。最后，马候尼从桥栏上跳下来说：“走吧。我就知道小胖子不敢来。”“他的六个便士呢……？”我说。“没收了，”马候尼说。“这样对我们更好——我们有一先令六个便士，不止一个先令了。”

我们沿着北岸路走去，一直走到硫酸厂，然后向右拐，走上码头路。我们刚一走到人少的地方，马候尼便扮起了印第安人。他追逐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子，挥舞着没有装弹子的弹弓；这时两个衣服破烂的男孩子打抱不平，开始向我们投掷石子，于是他提出我们一起向他们冲过去。我没有同意，因为那两个孩子太小。这样，我们又继续向前走去，那群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在我们后面高声尖叫：“新教鬼！新教鬼！”他们以为我们是新教徒，因为面孔黧黑的马候尼帽子上戴着一枚板球棒似的银质徽章。当我们走到滑铁路口时，我们准备玩一场围攻游戏；可是没有玩成，因为一定要有三个人才行。于是我们拿利奥·狄龙出气，骂他是个孬种，猜想下午三点他会从赖恩先生那里得到多少奖赏。

接着我们走到了河边。喧闹的大街两旁矗立着石头高墙，我们在街上逛了好久，观看吊车和发动机工作，由于老是站着呆看不动，常常遭到开载重车的司机们的吆喝。我们到达码头时已是中午，所有的工人们似乎都在吃午饭，于是我们也买了两个大的果子面包，坐在河边的金属管道上吃了起来。我们愉快地欣赏着都柏林的商业景象——远处的大船冒着一缕缕缭绕上升的黑烟，伦森德外面有一队棕色的渔船，巨大的白色帆船正在对面的码头卸货。马候尼说，如果能搭乘一条那样的大船跑到海上去，一定非常好玩。看着那些高大的桅杆，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我在学校里学的那一点点地理知识仿佛展现在眼前，渐渐变成了真实的东西。学校和家似乎在远离我们，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似乎也在消逝。

我们付钱搭渡船过黎菲河，同船的有两个工人，还有一个提着包的小犹太人。我们一本正经，显出一副庄重的模样，可是在短短的航程中，只要我们一看见对方便忍不住发笑。上岸之后，我们观看那条漂亮的三桅船卸货，我们在对面码头时就看见它了。有个旁观者说那是条挪威船。于是我便走到船尾，想找出它的标记，可什么也没有找到，我又走回来，仔细观察外国水手，看看他们是否有人长着绿色的眼睛，因为我模模糊糊觉得……但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有的是灰色的，甚至有的是黑色的。唯一一个可以算是绿眼睛的水手是个高个子，他为了使聚集在码头上的人开心，每次放下货板时便欢快地吼叫：“好嘞！好嘞！”

我们看够了这一景象后，便慢慢地游逛到伦森德。天气变得闷热，杂货店的橱窗里，摆得太久的饼干已经发白。我们买了一些饼干和巧克力，一边起劲地吃着，一边在肮脏的街上闲逛，街的两边住的是渔民。由于找不到卖牛奶的地方，我们便到一家小铺里每人买了一瓶山莓柠檬水。喝完之后，马候尼又来了精神，跑去追一只猫，一直追到一条胡同里，但那只猫却跑到旷野里去了。我们俩都觉得累了，所以一到那片旷野，我们就走到河岸的斜坡上躺下，越过岸脊，我们可以看到多德尔。

时间已经很晚，而且我们也太累了，再没有力气去实现观看鸽子房的计划。我们必须在四点以前回到家里，否则我们这次冒险活动就会被人发现。马候尼满脸遗憾的样子看着他的弹弓，于是我不得不提出乘火车回去，以免他又来了新的兴致。太阳钻进了云里，我们只觉得疲惫不堪，吃的东西也变成了碎末。

田野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们默默地躺在河岸的斜坡上，过了好一会儿，我看见田野的尽头有个人朝我们走来。我懒洋洋地望着他，一边嚼着一根女孩们用来算命的嫩绿草梗。他慢慢地沿着河岸走来，一只手放在臀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拐杖，轻轻地敲打着草地。他穿着一套墨绿色的破旧衣服，戴一顶我们常常称作夜壶的高顶毡帽。他看上去相当老了，因为他的小胡子已经灰白。他从我们脚下走过时，迅速地抬头瞥了我们一眼，然后便继续走他的路。我们用眼睛跟着他，只见他往前走了大约五十步时，又转过身往回走了。他非常缓慢地朝我们走来，仍然用拐杖敲打着地面。他走得太慢了，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草里找什么东西。

他走到我们身边时停了下来，向我们问好。我们也向他问好，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在我们身边的斜坡上坐下。他开始谈论天气，说这年夏天一定会很热，还说季节和很久以前他小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接着他又说，毫无疑问，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是当小学生的日子，如果他能重返童年，他不惜花任何代价。在他讲这些感伤的话时，我们有些厌烦，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开始谈起学校和书。他问我们是否读过托马斯·莫尔的诗，或者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李顿勋爵的作品。我自称读过他提到的每一本书，于是他最后说道：“啊，我可以看得出，你和我一样是个书虫。喂，”他指指正在瞪着眼注视我们的马候尼接着说，“他和你不同；他贪玩游戏。”

他说他家里藏有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全部作品，也有李顿勋爵的全部作品，而且对它们总是百读不厌。“当然，”他说，“李顿勋爵的某些作品孩子们是不能读的。”马候尼问为什么孩子们不能读——这问题使我焦虑不安，因为我担心这人会觉得我和马候尼一样愚蠢。不过，那人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黄牙之间露出了很大的空隙。接着他问我们两人谁的情人更多。马候尼轻浮地说他有三个女友。那人又问我有几个。我说我一个也没有。他不相信，说我一定有一个。我没有作声。“告诉我们，”马候尼冒失地对那人说，“你自己有几个情人？”

那人依然笑了笑，说他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时有许多情人。“每一个男孩，”他说，“都有个小情人。”

他对这事的态度使我觉得有些奇怪，像他这样年纪的人竟这么开通。其实我心里觉得，他对男孩和情人的看法倒是不无道理。然而我不喜欢从他嘴里说出这些话来，而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颤抖了一两次，好像他害怕什么或者突然觉得发冷似的。当他继续说话时，我注意到他的口音挺好。他开始跟我们谈论女孩子，说她们的头发多么柔和漂亮，她们的手多么绵软，还说人们应该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像看上去那么好。他说，他最喜欢的事就是看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看她嫩白的双手和她美丽的秀发。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在反复说他牢牢记在心上的某件事，或者由于迷恋他话里的某些词语，他的思想慢慢地绕着同一个路子转来转去。有时他的话好像尽说些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有时他又压低声音，说得很神秘，仿佛他在告诉我们某个他不想让别人听到的秘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话，只不过用他那单调的声音围绕着这些话稍加改变。我一面听他说，一面继续向斜坡下注视。

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独白停了下来。他慢慢站起身，说他得离开我们一会儿，大约几分钟的时间。我仍然凝视着斜坡下面，只见他慢慢离开我们，向田野近的一头缓缓走去。他走了之后，我们仍然谁也没有讲话。又沉默了几分钟，我听见马候尼喊道：“我说！你看他在干什么！”

我既没答腔也没抬头去看，所以马候尼又喊道：“我说……他真是个古怪的老家伙！”“万一他要问起我俩的名字，”我说，“就说你叫默菲，我叫史密斯。”

我们俩彼此再没说什么。我仍然在想，那人回来再坐在我们身边时，我是不是该走开。那人几乎还没有坐下，马候尼瞥见了刚才跑掉的那只猫，便跳起来越过田野去追赶。那人和我都看着他追逐。可是那猫又跑掉了，马候尼就朝那猫蹿上的墙顶扔石头。扔完石头，他就漫无目的地在田野的另一头游荡。

过了一会儿，那人跟我说起话来。他说我的朋友是个很粗野的孩子，问我他在学校是否常挨鞭子。我想愤慨地顶他几句，说我们不是“公立学校”那种挨鞭子的学生，像他说的那样；可我还是忍着没有说话。他开始谈起惩罚学生的事情。他的思想仿佛又对他的话着了迷，似乎慢慢地绕着一个新的中心转来转去。他说，如果是那种粗野的孩子，就应该鞭打，应该好好地抽一顿。倘若一个孩子粗野不守规矩，使他学好的唯一办法就是狠狠地鞭打，没有其他的法子。打手板、刮耳光都无济于事：他需要的是一顿实实在在、热热乎乎的鞭打。这种看法使我大为震惊，不由地抬头瞟了一眼他的脸。在我看他时，我发现他那一双深绿色的眼睛，从抽搐的额下正盯着看我。我又移开了我的眼睛。

那人继续他的独白。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刚才的自由论调。他说要是他发现一个男孩和女孩说话，或者有一个女孩作情人，他就会拿鞭子一遍遍地抽他；那样会使他接受教训，不再跟女孩说话。要是一个男孩有了情人还撒谎不说，他就会把他往死里打。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就是那样教训男孩子。他向我描述他如何鞭打这样的孩子，仿佛他是在揭开什么精心设计的秘密。他说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干的事；而且，随着他单调地向我诉说这个秘密，他的声音几乎变得亲切起来，好像是恳求我理解他的意思。

我一直等到他的独白再次停下来。然后我猛地站起身。为避免显出慌乱不安，我假装系好鞋带，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接着便向他告别，说我必须走了。我平静地走上斜坡，但我的心却跳得厉害，唯恐他会把我的脚脖子抓住。我走到坡顶时转过身，看都没看他一眼，便冲着田野的那边大叫：“默菲！”

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自然的勇敢，连自己也对这种卑劣的花招感到羞惭。我不得不再喊这个名字，马候尼这才看见我，回了一声哈喽。他越过田野向我奔跑时，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他跑过来像是来救我似的。而我却觉得懊悔；因为我内心里总有些瞧不起他。

[1]鸽子房（Pigeon House）原是炮台，后改为电力站。位于默萨河南岸。可通都柏林湾。在西方传统中，鸽子也代表神圣。

北里奇蒙街的一头是死的，除了基督教兄弟会的学校放学的时候，这条街一向非常寂静。在街的尽头，有一座无人居住的两层楼房，它坐落在一块方地上，与周围的邻居隔开。街上的其他房屋，意识到里面住着体面的人家，便以棕色庄严的面孔互相凝视。

以前我们这房子的房客是个牧师，他死在房子的后客厅里。由于长期关闭，房间里都散发出霉味，厨房后面废弃不用的房间里，满地扔着陈旧无用的废纸。我在纸堆里找到了几本包着纸皮的书，书页卷起，而且潮乎乎的：一本是瓦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长》，另两本是《虔诚的圣餐接受者》和《维多克回忆录》。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它的书页是黄色的。房子后面荒芜的花园里，中央长着一棵苹果树，周围有几簇蔓延的灌木丛；在一簇灌木丛下面，我发现了已故房客留下的一个生了锈的自行车气筒。他是个仁慈宽厚的牧师；在他的遗嘱里，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把房子里的家具留给了他妹妹。

昼短夜长的冬天到来之后，我们还没吃好晚饭就已是黄昏。我们在街上碰头时，房子都变得黑乎乎的。我们头上的天空是千变万化的紫罗兰色，路上的街灯向上擎着光线微弱的灯笼。寒气袭人，我们一直玩到浑身发热。我们的呼喊声在寂静的街上回响。我们玩的游戏使我们跑到了房后泥泞的小巷，在那里我们遭到一帮从小房子里出来的野小子们的夹击；于是我们跑到昏暗潮湿的花园后门，那里从灰坑中发出一股股臭气，然后我们又跑到阴暗而难闻的马厩，那里马夫在为马梳理，或是敲着带扣的马具发出悦耳的乐声。我们再回到街上时，从厨房窗子里射出的灯光已把这一带照亮。如果看到我叔叔正拐过墙角，我们就藏在阴影里，直到我们看见他走进家里。或者，如果曼根[1]的姐姐出现在门前的台阶上，呼唤她弟弟回去喝茶，我们就从阴影里注视她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情景。我们等着看她是待在台阶上还是转回家去，如果她不走，我们就离开阴影，无可奈何地跟着曼根的脚步走过去。她在等着我们，灯光从半开着的门里射出，她的身影清晰可见。她弟弟在听从她之前总是先逗她一番，所以我便站在栏杆旁边看着她。她移动身体时，衣服摆来摆去，柔软的发辫左右晃动。

每天早晨，我都爬在前厅的地板上，注视着她家的门口。我把百叶窗放下，留不到一英寸的空隙，免得被别人看见。她出门走到台阶上时，我的心便急促地跳动。我跑到过道里，抓起书跟在她后面。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她那褐色的身影，等快到我们分开的路口时，我便加快脚步超过她。天天早晨都是如此。除了偶尔随便打个招呼，我从未跟她说过话，然而她的名字总使愚蠢的我热血沸腾。

甚至在最不适宜浪漫的地方，她的形象也陪伴着我。星期六晚上，我姑妈到市场去的时候，我不得不替她去拿些东西。我们走过灯光闪耀的大街，被醉汉和讨价还价的妇女们挤来挤去，街上熙熙攘攘，劳工们咒骂，守立在猪头肉桶旁边的店伙计尖声吆喝，街头卖唱的人用[2]带鼻音的腔调唱着关于奥多诺万·罗萨的《大家一起来》之歌，或者唱着关于我们祖国动乱的民谣。这些声音在我心里汇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感受：我想象自己捧着圣杯，在一群敌人中安然通过。在我进行自己并不理解的祈祷和赞美时，她的名字时不时地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我眼里常常充满泪水（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有时一股热流似乎从心里涌上胸膛。我很少想到将来。我不知道究竟我是否会跟她说话，如果说，我怎么向她说出我迷惘的爱慕之情呢。然而，我的身体像是一架竖琴，而她的言谈举止宛如拨动琴弦的手指。

一天晚上，我走进牧师在里面死去的那间后客厅。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房子里一片静寂。透过一块玻璃破了的窗户，我听见密密麻麻的雨滴落到地上，不停的细雨像针一样在湿透的花坛上跳跃。远处某盏灯或者亮着灯的窗子在我下面闪烁。我庆幸自己看不清什么。我所有的感觉似乎都渴望模糊，当我觉得快要失去感觉时，我紧紧地把双手合在一起，直合得它们颤抖起来，口中反复地喃喃自语：“啊，爱情！啊，爱情！”

她终于和我说话了。她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慌乱不安，不知该如何回答。她问我去不去阿拉比。我记不清回答的是去还是不去。那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市场，她说她非常想去。“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我问。

她说话的时候，不停地转动手腕上的银镯。她不能去，她说，因为那星期修道院里将做静修。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男孩在抢夺帽子，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她抓着一根栏杆的尖头，把头低向我这边。从我们的门对面射出的灯光，照出她脖子的白白的曲线，照亮了她脖子上下垂的头发，并向下照亮了她在栏杆上的那只手。光线落在她衣裙的一边，照亮了她衬裙雪白的滚边，她随意站着时正好可以看见。“你倒是真应该去，”她说。“假如我去，”我说，“我一定给你带点东西。”

那晚以后，不论白天黑夜我都胡思乱想，我是多么地如痴如狂呀！我恨不得那几天插在中间的沉闷日子一下子过去。学校的功课使我烦躁。不论晚上在卧室里还是白天在教室里，她的形象总在我尽力阅读的书页上出现。“阿拉比”这个词的音节透过沉寂向我回响，我的心灵沉浸在静寂之中，在我身上投射出一种东方的魅力。我请求允许我星期六晚上到阿拉比市场去。姑妈大为吃惊，她希望那不是为了“共[3]济会”的什么事。我在课堂上几乎不回答问题。我看到老师和蔼的面孔变得严厉起来；他希望我并不是开始变懒。我无法集中思想。我几乎对生活中的正经事没有一点耐心，既然它阻碍了我的欲望，我就觉得它像是儿童游戏，而且是令人讨厌的、单调的儿童游戏。

星期六早上，我提醒我姑父说，晚上我要去阿拉比市场。他正在衣帽架旁忙乱地寻找帽刷子，随口回答说：“去吧，孩子，我知道了。”

由于他在走廊里，我不能到前厅去趴在窗边。我觉得房子里气氛不好，便慢慢地向学校走去。外面空气异常寒冷，我的心也已经忐忑不安。

我回家吃晚饭时，姑父还没回来。其实时间还早。我坐下盯着时钟看了一会儿，它的嘀嗒声开始使我心烦意乱时，我就离开了房间。我登上楼梯，走到楼上。楼上那些高大清冷、空敞阴郁的房间使我觉得自由，我唱着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楼上的前窗，我看见我的伙伴们在下面的街上玩耍。他们的喊声传过来已经变弱，隐隐约约可以听见，我把前额贴到冰冷的玻璃上，眺望她居住的那座黑乎乎的房子。我可能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有看见，只有在我的想象中看见了她那褐色的身影，她那被灯光照亮的弯曲的脖子，她那放在栏杆上的手和她衣裙下面的滚边。

我又回到楼下时，发现默瑟尔太太正坐在炉火旁边。她是个爱饶舌的老太太，一个典当经纪人的遗孀，有收集旧邮票的嗜好。我不得不忍受她在茶桌边的唠叨。晚饭拖延了一个多小时，可姑父仍未回来。默瑟尔太太站起身要走：她抱歉不能再等下去，但已过了八点，她不愿在外面待得太晚，因为夜晚的天气对她不宜。她走了以后，我开始攥紧拳头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姑妈说道：“天哪，我恐怕你今晚去不成阿拉比市场了。”

九点钟的时候，我听见姑父用钥匙开过道的前门。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还听见他挂大衣时衣帽架晃动的声音。我知道这些声音意味着什么。当他晚饭吃到一半时，我向他要钱去市场。他已经把这事给忘了。“人们已经上床，现在都睡过头觉了，”他说。

我没有笑。姑妈有力地对他说：“你就不能给他钱让他去吗？说实话，你让他等得够晚的了。”

我姑父说他把这事给忘了，真对不起。他说他相信那句老格言：“只读书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又告诉他一遍后，他问我知不知道《阿拉伯人告别骏马》这首诗。我离开厨房时，他正要向我姑妈背诵那首诗的开头几行。

我手里攥着一枚两先令的银币，迈开大步沿白金汉街向车站走去。街上挤满了买东西的人，煤气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这景象使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我在一辆空荡荡的火车的三等车厢里找了个座位。过了好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延误之后，火车终于慢慢地离开了车站。它缓慢地向前爬行，越过倾圮的房屋，穿过闪亮的河流。在威斯特兰地区车站，一群人挤上了车门；但乘务员让他们退下，说这是开往市场的专列。我仍然只是一人坐在那节空荡荡的车厢里。几分钟之后，火车停靠在一个临时用木头搭成的站台旁边。我下了车，走到马路上，看见灯光照亮的一个大钟，已经差十分十点了。我前面是一座大型建筑，闪烁着迷人的名字。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六便士的入口，但又唯恐市场关门，所以便匆匆穿过一个旋转门，将一先令递给面容倦怠的看门人。我发现自己进入一间大厅，周围是一圈半墙高的货廊。差不多所有的货摊都已关闭，大厅的一半都黑乎乎的。我辨识出一种静寂，它像是做完礼拜之后弥漫在教堂里的那种静寂。我有些胆怯地走进市场的中心。有几个人聚集在一家仍在营业的货摊周围。在一块上面用彩灯拼成“音乐咖啡厅”字样的布帘前面，两个人正在往一个盘子里数钱。我听着硬币落下的声音。

我好不容易才想起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于是便匆匆走到其中一家摊位，端详那里的瓷瓶和有花卉装饰的茶具。在这家摊位的门口，一位年轻女郎正在和两位年轻的男士说笑。我注意到他们的英语口音，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谈话。“啊，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啊，你肯定说过！”“啊，我肯定没说过！”“她真的没说过？”“说过，我听见她说的。”“啊，这简直是……胡扯！”

那位年轻女郎看见我，便走过来问我是否想买什么东西。她的口气并不像鼓励我买；似乎只是出于责任感才对我说话。那些大的瓷瓶像东方卫士似的直立在摊位黑暗入口的两边，我谦恭地望着它们，喃喃地说道：“不，谢谢。”

那年轻女郎把其中一个花瓶挪了挪，然后又走回两位男士身边。他们又谈论起同一个话题。有一两次那年轻女郎回头瞟了瞟我。

我在她的摊位前徘徊不定，仿佛我对她的货物真有兴趣，尽管我知道我在那里逗留毫无意义。然后，我慢慢地离开那里，穿过市场的中间走去。我让口袋里的一枚两便士硬币和一枚六便士硬币撞击作响。我听见从货廊的一头传来灭灯的喊声。顿时，大厅上面的部分完全黑了下来。

抬头向黑暗中凝视，我看见自己成了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嘲弄的动物；于是我的双眼燃烧起痛苦和愤怒。

[1]原文为“Mangan's sister”。根据唐·埃福德（Don Eifford）的注释，曼根是爱尔兰名诗人的名字，曼根曾写过一首非常流行的诗《褐色的罗萨琳》，因此《褐色的罗萨琳》寓指爱尔兰。

[2]奥多诺万·罗萨（1831—1915）是爱尔兰自由运动的斗士。

[3]“共济会”是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秘密社团，反对天主教，故被视为天主教的死敌。

她坐在窗前，凝视着夜幕笼罩住街道。她的头倚着窗帘，鼻孔里有一股沾满灰尘的印花布窗帘的气味。她显得非常疲倦。

街上行人稀少。有个男人从最后一幢房子里出来，路过这里回家；她听见他的脚步沿着混凝土的人行道嗒嗒作响，后来又咯吱咯吱地走在红色新房前的煤渣路上。以前那里曾是片空地，每天晚上他们常和别家的孩子们在那里玩耍。后来一位从贝尔法斯特来的人买了那片地，在上面盖了房子——不像他们那种褐色的小房子，而是明亮的砖房，带有闪闪发光的屋顶。以前，这条街上的孩子们常在那块空地上一起游戏——有狄威因家的，瓦特家的，邓恩家的，小瘸子基厄夫，还有她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不过，厄尼斯特从来不玩：他太大了些。她父亲常常用他的李木手杖从空地上往外撵他们；然而小基厄夫通常总是替他们望风，一看见她父亲来了便大声喊叫。尽管如此，他们那时似乎非常快乐。她父亲当时并不那么坏；而且，她母亲还活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她和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她母亲也已过世。蒂茜·邓恩死了，瓦特一家已迁往英格兰。一切都变了。现在她也要走了，像其他人一样，离开她的家。

家！她环顾房间的四周，再看看房间里所有熟悉的物品；多年以来，她每周都把这些东西擦拭一次，不知道灰尘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也许她再也看不见那些熟悉的物品了，她做梦也没想到会离开它们。然而，这些年来，她一直不知道这位神父的名字，他那发黄的照片挂在破风琴上面的墙上，旁边是一幅向圣女玛格丽特·玛丽·阿拉考克许愿的彩印画。他曾是她父亲上学时的一位朋友。每当她父亲把照片拿给客人看时，他总是一边递照片一边随随便便地说道：“现在他住在墨尔本。”

她已经同意出走了，离开她的家。那样做明智吗？她尽力从每个方面权衡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她在家里有住的也有吃的，周围有她从小就熟悉的那些人。当然，她得辛辛苦苦地干活，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店里的活。倘若他们知道她跟一个小伙子跑了，那些人在店里会说她什么呢？也许，说她是个傻瓜；而且她的位子还会通过广告来招人替补。盖文小姐会感到高兴。她总是显摆比她强，尤其是每当有人听着的时候。“希尔小姐，你没看见这些女士们在等着吗？”“请你打起精神来，希尔小姐。”

她不会因离开这店而难过得哭泣。

可是，在她的新家，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情况不会像那个样子。那时，她就结了婚——她，伊芙琳。那时，人们会尊重她。她不会受到她妈妈生前所受的那种对待。甚至现在，虽然她已经年逾十九，有时仍觉得自己还受着父亲暴力的威胁。她知道，正是那种威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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