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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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号角：四个现代化构想首次提出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的决策
●周恩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的观点是：“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
●李富春在信中指出：这个规划必须是向科学和技术进军的规划，必须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规划。
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庄严开幕。
15时，天安门前，北京的晴空里升起了五星红旗。会议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
当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林伯渠、董必武等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这个开幕词简短而有力，毛泽东以坚定的声音宣告了中国人民的总任务，他说的每句话都深深地打进了每个人的心坎。代表们一次又一次地热烈鼓掌。在全国各地，人们在收音机前倾听着。
在毛泽东的开幕词结束后，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接着，全场起立为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3分钟。
16时，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历时3个多小时，到19时25分结束。代表们对报告不断热烈鼓掌。
9月23日，会议进入第三项议程，讨论和通过政府工作报告。9月23日15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建国5年来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业化建设、发展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外交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了全面的说明，指出了国家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和工作上存在的缺点。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中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思想。同时周恩来还对我国的工业化做了指导，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原有工业的基础虽然薄弱，却是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工业利润和工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忽视这个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使它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培养人才和供应设备，并且供应人民的需要。
但是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报告历时两个小时，不断地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报告结束后，许多代表相继进行发言。
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有了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想法，但还没有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概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不过这个报告已经有了“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工业”的思想。
在建国初期，周恩来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就强调必须着重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方针，这一方针为党的八大所确定。周恩来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所说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59年12月，周恩来提出了“很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的任务”，他说：
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
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
1963年8月，周恩来设想，经过1963年至1965年三年过渡和1966年至1975年的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周恩来解释说：
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
这个设想不仅对工业现代化，而且对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周恩来是“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首倡者和奠基人，他为四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卓越论断是与他个人的志向及经历密不可分的。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就满怀救国救民的豪情和志向，并为之而奋斗。1917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时，给同学写的临别赠言就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19世纪20年代，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周恩来，就设想“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那时候，才能够“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的理想。
建国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立即着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周恩来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倾听大家的意见。
周恩来曾3次到大庆，7次到浙江，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在河北城乡和浙江都有他调查研究的点。
在周恩来领导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使他认识到：“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
在周恩来领导制定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使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的宝贝”。
建国以后周恩来分管外交，经常接待外宾，国外访问，十分注意世界风云变化，及时地了解到世界的发展趋势。在1950年1月至1954年7月间，周恩来就出访了苏联、捷克、瑞士、印度、缅甸、德意志共和国、波兰、蒙古等国。
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抓住机会，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做调查研究。周恩来说：“接见外宾，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也是调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不要放过。”
周恩来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和步骤的领导人。周恩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周恩来亲自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领导制定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之后，周恩来又在国际上霸权主义对我封锁、撕毁协议、撤退专家、施加压力和党内“左”倾思想泛滥的情况下，为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毕生心血。
周恩来阐述四个现代化
1960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广东，已经是春暖花开。周恩来在广东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研讨会上作了发言。在发言中，周恩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
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
这是周恩来同志以明确的概念将“四个现代化”进行阐述。在此之前，周恩来同志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对“四个现代化”作过多次的阐述，多次的探索。
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现代化与工业化并提。周恩来说：
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
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
1959年12月，周恩来提出了“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任务。同时，周恩来还提出：
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960年初开始的。
1960年1月4日，周恩来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和现代化国防。
1960年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研讨会发言中更明确的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通过不断的探索，四个现代化概念得以清晰。什么是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农业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肥化、良种化等。
1960年10月17日，周恩来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农业还没有过关，三个化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还要加上良种化。他说“土、种是根本”。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要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1963年2月26日，周恩来指出，要做到农业解决化肥、种子、农药、机械、水利、土壤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和科学技术有关。
什么是工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主要的是工业技术现代化，基本内容是工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工业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的观点是：“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1961年3月20日，周恩来说：
我们调查了生铁、炼钢、采煤、有色金属、木材、基本建设、机械工业、短途运输等八个行业，小土群需要劳动力1300万人，而机械化只需要600万人。
因此，我们应该加速“小土群”的转化，迅速转上“小洋群”。
1961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
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就要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喷气等最新的技术。
管理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周恩来在50年代就不断强调推进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
什么是国防现代化？
周恩来说：“尖端的国防，即原子、电子、导弹、航空要更快地搞起来，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力量。”
国防现代化主要的是掌握和运用尖端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国防工业和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核心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对现代化装备不仅要懂得运用，还要懂得它的性能、原理”。在现代化装备方面，除了尖端还有常规。
1962年6月8日，周恩来指出：
现在的常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常规了，尖端主要是指原子、电子、导弹、超音速飞机等，其他都是常规，是现代技术水平上的常规。
什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周恩来在探讨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时都联系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指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介绍到中国各个部门中来，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中国各个方面装备起来，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当时，周恩来所指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是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超音速等现代的科学技术。
1962年6月8日，周恩来说：
现在既不是30年代，也不是40年代，接近70年代了，是原子、电子时代，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没有的。
原子、电子时代，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能是逐步实现，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攀登高峰，要有个正确的认识。
这里周恩来不仅指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而且提出了“逐步实现，逐步提高”的方法。
制定实现四化的步骤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的代表3040人，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首次提出：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就是著名的“四个现代化”，它首次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周恩来同时提出，为了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可以分两步走。他说：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决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
这次大会为以后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部署，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了依据。
其实，自有了“四个现代化”的构想以后，周恩来就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中国实现它的问题。
周恩来认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的现代化。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
中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当时党内有些人热衷于提出用较短时间赶超美国和苏联。周恩来不赞同这种说法。周恩来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
针对党内这种不切实际的赶超思想，周恩来明确地指出：
提出用23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和苏联，可能快了些。我看不要把走在世界最前列作为重点，还是提四个现代化。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分二步走的战略。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他在三届人大上提出的分二步走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为目标的实现规定了具体时间。他说：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过程，是他对中国繁荣富强之路的探索过程。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的认识日益深化。
周恩来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卓越贡献。“四个现代化”步骤的提出，使它的实行更具有了可行性，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向现代化前进。
科学院推出系列举措
1956年7月28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以及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华罗庚、钱伟长、李强分别任这3个筹委会的主任委员。
半导体方面，则先在应用物理研究所建立半导体物理研究小组，由王守武负责。除了把科学院现有的这几个学科的有关研究人员集中到这几个研究单位以外，还从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调集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
其次是在某些高等学校设置相应的新专业，科学院利用讲习班等形式协助培养研究人才。同时，调整留学生的学习科目，使更多的人进入新学科领域学习，同时选派人员到苏联进行一至二年的学习，掌握新学科。再次是建立协作关系。
中国科学院的这一系列举措，是在《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方案简称“四大紧急措施”。四项紧急措施的制定，要从“十二年科学规划”谈起。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以后，在全国很快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过了五天，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大进军”号召。号召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4月份以前，制定出1956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也作了明确指示，他说：
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充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这成为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除决定由周恩来亲自抓以外，还决定由陈毅、李富春具体组织领导。聂荣臻直接领导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1956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对制定这个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10人小组，负责主持和领导规划的制定工作。其成员有：范长江、张劲夫、刘杰、于光远、武衡等，后来杜润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参加制定规划的同志首先研究了方针、原则问题。关于方针问题，大家提出两条路线。
一条是一切都靠我们自己从头摸索前进；另一条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了第二条道路。认为这是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符合多、快、好、省精神的正确方针。
关于规划的原则，各方面的意见分歧也较大，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另一种是按学科来规划。
按任务规划，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来进行规划，目标方向明确，可以密切配合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发展。
按学科规划，也有它的长处，科学家可以很容易按照自己学科的专长和已有的科研机构进行规划。但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办法会有相当大的缺点。
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不排除一些探索性、理论性的课题可以按学科和已有的研究机构来规划。
但这样还是引起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波动，以为这是对理论的轻视。后来周恩来指示，又加了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做了比较恰当的安排。并且把它列为重点之一，这才使这场争论平静下来。
制定这样一个规划，是一项非常艰巨、非常细致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步骤，不会事半功倍。为此，制定规划的同志花费了不少精力。
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先由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分别制定出各自的规划，然后交国务院汇总，由集中起来的一批专家，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
当时集中了600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前后搞了四五个月。
另外，还专门邀请了一些苏联专家当顾问，帮助拟订和审议规划。首先来的是10个人的科学家小组，后来又来了苏联专家组负责人马里采夫和拉扎连柯。
制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长远科学规划，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更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据周恩来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又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规划的内容确定了几个重要方面。
1956年8月下旬，“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接近尾声。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中通过《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从而完成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编制任务。“十二年科学规划”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提炼出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研究重点：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
喷气技术；
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
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
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
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
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
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
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
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军工方面，由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的同志参加，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当时确定的初步目标有：
在利用民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准备开展地对空、空对空等各种防御性战术导弹和火箭的研究、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电子学方面进行提高雷达探测距离，武器装备自动化和通信装备小型化等的研究；喷气飞机提高速度、高度和其它性能的研究；潜艇、快艇等各型舰艇提高速度、续航力和装备系统自动控制的研究；坦克、火炮等进行重量、改善越野性能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研究。
规划中还有一部分国际科技合作的项目像派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考察，请一些外国科学家来华讲学、提供咨询意见，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科学联系和共同进行某些研究项目等。
当时主要是与苏联合作，为此，1957年11月我国派出以郭沫若为首，有若干著名科学技术专家参加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确定了122个科技合作项目。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领导张稼夫做了很多事情，促进了科学规划的制定。
195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了编制“十五年国家经济长远规划”的要求。1954年6月间，张稼夫就委托学术秘书处讨论科学规划的事。
学术秘书处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的编制“十五年国家经济长远规划”的要求，分别召集院内外科学家，对数理、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规划问题进行了座谈。1954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专家柯夫达来到北京。张稼夫经常和柯夫达研讨科学院的长远规划问题。
1955年1月柯夫达提出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办法的建议》。张稼夫把建议提交党组研究。1955年2月12日，张稼夫又把柯夫达的建议上报给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陈毅。
1956年1月5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遵照毛泽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示，给张稼夫写来一封信。
在信中，李富春谈到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方针、方法和内容，要求科学院主要做重点学科的发展规划。李富春在信中指出：
这个规划必须是向科学和技术进军的规划，必须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规划。
张稼夫接到信后，于同月7日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确定按照来信的要求，如期提出科学院的“十二年科学规划”。
规划的重点，主要是重要学科的发展计划和重要专题的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党组要把制定这一规划作为科学院工作的中心环节，组织力量大力进行。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正是严冬，离新年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张稼夫参加了这次会议。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刚刚开完，张稼夫就投入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上来。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青年时期曾患过肺病，并多次发作，一个肺已经萎缩，走起路来身体有点倾斜。
在科学院，张稼夫白天忙于开会，找人谈话，拜访科学家。往往要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腾出时间批阅文件，处理公文。所以，张稼夫每天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能上床休息。
党组会议，多半是在晚上召开，而且开得很晚才能散会，而他的饮食又很简朴，喜欢吃家乡的粗茶便饭。每天下来，十分疲劳。
正当科学战线紧张地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时候，由于健康原因，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张稼夫向陈毅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请求掉换工作的想法，并书面提出了接替他的工作的具体人选的建议。
中共中央考虑到张稼夫的身体情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调他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任副主任，由原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张劲夫接替他的职务，二办副主任范长江抓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
1956年3月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由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张稼夫是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和副秘书长，继续参与制定科学规划工作。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之前，科学院党组书记新旧交替期间，张稼夫于1956年3月10日以科学院党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中讲了中国科学院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了他对当前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和对今后工作的具体意见，以供中央参考。
在第二阶段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张稼夫常去西郊宾馆参加制定规划的工作会议，范长江、张劲夫对张稼夫提出的有关规划的意见十分尊重。
在张劲夫未到科学院正式接任党组书记之前，张稼夫仍和苏联顾问拉扎连科保持工作联系，拉扎连科自始至终参加了制定规划的工作，而且出了许多好主意。
在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过程中，为了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这四个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新学科领域，使其在短时期内改变现状，接近国际水平，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
四项紧急措施实施方案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亲自过问审议，立即批准，并同意由科学院迅速集中科技力量，着手筹建有关研究机构。“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四项紧急措施的制定，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四项紧急措施的快速实施，为中国科学院乃至中国在计算技术、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以及一系列有关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工业和国防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技术条件。
二、农业现代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实现以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泽东说：“农业要自力更生。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谭震林认为：“机械化和园田化相结合，就是我国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标志。”
中央成立农业科学院
1957年3月1日，在首都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大会正在召开。许多农业科学家参加了这次大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也出席大会并作了指示。
不久，中央批准任命丁颖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丁颖是广东省高州县人，周恩来称其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是我国最大的以农牧业为主的农业科研机构。它为新中国的农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初期，中央在原有农业机构的基础上，相继改组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大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1954年8月14日，中央农业部党组给中央农村工作部核转中央《关于筹建农业科学研究院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
目前国家进入计划经济建设，农业增产任务很大，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对农业科学技术的要求日益增加，所以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相应地加强，否则必然会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极大的困难。
因此选拔一批全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组织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以便统一与加强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实感迫切需要。
报告同时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是一件重要而复杂的工作”，必须先建立筹备委员会。
1954年9月16日，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复。批复肯定了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机关的必要性，同意农业部党组先行成立筹备小组的意见。
另外还要求“中央农业部与林业部，水利部商讨，在将来成立农业科学研究院时，最好能够把农业，林业和农田水利合在一起，成立一个综合的科学研究机关”，森林工业部分可除外。
1954年10月18日，农业部农政总局针对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筹备小组成立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农业部农政总局在《关于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筹备小组成立情况的报告》中说：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16日关于筹设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批示，并经刘瑞龙副部长当面批示，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于10月14日正式成立。
1954年10月14日，在杨显东副部长领导下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会议决定由万众一任组长，刘定安，孙森甫任副组长。陈凤桐，刘春安，唐川，张子明为组员，分管华北、华东、东北、中南地区。
1955年2月，全国科联召开了农林学会各专门学会的学术讨论会。在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作了发言。
李四光提议，仿照工业部门的先例，建立“农，林，水利科学工作协调委员会”，使有关农、林、水、气象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力量和研究活动步调统一，密切配合，更好地为国家合作化和农业增产服务。
这个提议得到农业部和全国科联的积极赞同。到会的科学家们一起讨论了李四光的提议，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通过。
1955年7月24日，全国科联召集在京农林学科各专门学会的常务理事，共同召开了一个联系会。在联系会上，专门讨论和修订了农业部与全国科联共同起草的《农、林、水利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简则（草案）》。
同时，在联系会上，各学会还分别推选出了参加协调委员会的名单。联系会还商请高教部，林业部，水利部和气象局分别指派参加协调委员会的人选。
1955年8月2日，在农业部和全国科联的共同邀请下，来京出席第一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业科学家，各学会选出参加协调委员会的在京的科学家，以及国务院七办，国家计委，农业部，高教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等行政单位的有关人员共30余人，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就协调委员会的名称，任务，组织和领导关系，进行了详细讨论。
到会人员一致同意农业部和全国科联所拟的简则草案，并提出为了重点明确，主体突出，主张把“农，林，水利科学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宣布通过了各有关部门，学会分别推选出席参加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名单。
1955年9月9日，农业部给国务院七办及国务院总理提交了《关于建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报告》。在报告中，同时提交了推选出来的协调委员会的名单。
1955年10月31日，国务院批复了这个报告。国务院同意建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并核定作为农业部的机构，由农业部领导；同意协调委员会简则及名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简则（草案）》规定，“协助国家主管业务部门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同时还规定：
中国农科院筹备小组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
1956年4月23日，农业部向国务院七办以及周恩来提交了《关于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农业部提出：
多次与党内外科学家就筹建中国农科院问题恳切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农科院已刻不容缓。
报告还对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任务、组织形式等相关事宜作了详细汇报。不久，国务院作了批复，同意建立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服务。
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从此，中国的农业发展有了坚强的科学后盾。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中国农业的科学化、现代化做出了许多贡献。
农机院推动农业机械化
1965年，中国第八机械工业部发布命令，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江西水田机械所、贵州山地机械所等一批部属农机科研单位和依兰、南昌、鄂温克等一批试验站全部划归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领导。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机化科研单位及部属高校、农机工厂的科研工作由中国农机院统一归口管理。
至此，我国农机化科研工作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性研究到专业研究覆盖全国的农机科研体系。
其实，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由建立到发展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为1956年10月成立的一机部农业机械研究所和成立于1957年8月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这两个研究所都是为落实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关于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加快农业机械科学研究这一历史任务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机部农业机械研究所1960年扩建为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科学技术研究院。在1956年至1962年创建阶段，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制了大量适合我国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机械。
但是，由于两个单位的研究设计任务基本相同，出现了不少课题重复研究的现象，这样造成了科研力量的严重分散。从长远说，是不利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当时，两个单位都设在北沙滩附近，这给两个单位合并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因为相距不远，搞起基本建设等就便于统一安排。
为此，1962年3月，农机部农业机械科学技术研究院向国务院和上级部委报告建议院所合并。
1962年4月，农业部、农机部向国家科委提出“关于中国农科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与农机部农业机械科学技术研究院合并的报告”。
4月23日，国家科委批复，同意合并，成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由农机部、农业部共同领导，以农机部为主。国家科委在批复中明确指出：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综合科研机构。主要任务是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科学技术问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研究解决我国迫切需要的农机具产品问题，逐步向综合性、理论性方向发展。
同时批复还规定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还要研究适合我国特点的农业机械化方法；研究农机具及其部件的基本原理，关键农机具产品设计等12项重大任务。
为此，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内设立了与12项重点任务相关的耕作机械、收获加工机械、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运用与修理、材料工艺、电气化新技术、试验鉴定、科技情报与编辑等9个专业研究室和一个试制工厂。
同时，研究院还建立了耕耘机械、播种机械、谷物加工、材料、修理、电气化等试验室。建立了一个馆藏科技图书与文献资料4万册的图书馆。当时全院员工495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00名。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成立后，在上级部委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发展时期。
1963年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进一步明确了院的方向任务和研究领域。
国家当时关于发展农业的方针是，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发展棉花、油料作物，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以及农业机械化“先北后南”，发展机具“大中小结合，以小型为主”。
研究院根据这些方针，安排了自己的科研项目。研究院的项目安排以北方旱作平原地区所需要的耕整、种植、中耕、植保、排灌、收获、脱粒、加工等机械研制为主。
同时研究丘陵和水田所需部分机具、农机专用材料和特殊的制造工艺、修复工艺、强度与液压等基础技术、农机试验鉴定技术和仪器设备、农业机械化区划和机械系统、农业机械技术标准、农机科技情报等。
在研究院领导的精心安排下，科技项目逐年增加，1966年计划安排的主要科技项目就达70多项。
1963到1966年间，研究院取得的主要科技成果100多项，其中科技成果280型内燃水泵、风力机侧翼配重调速系统获国家发明奖。在此期间，设计制造出了国内领先水平的电测车等一批试验设备，加上部分进口仪器，使主要的试验研究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和提高。
为了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科研队伍，使科研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实际，研究院先后派出400多名科技人员下楼出院到西沟、西铺、刘集、南柳、杨陵等地和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蹲点，带着课题深入农业生产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机具试验与改进、工具改革等。
科技人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加深了对农民、农业的了解。通过交往，科技人员了解了农民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增长了农业生产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培养了勇于吃苦、敢打硬仗的奋斗精神。
在此期间，广大科技人员以岗位责任制和技术责任制为中心，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作程序和科研程序。
同时还总结出了“选、改、创”的科研工作方法和研究、设计、试制、试验、鉴定、生产、使用推广“七事一贯制”的工作程序。
在工作中，科技工作者贯彻了内外“三结合”即科研人员、工人、领导干部相结合，科研单位、制造工厂、使用单位相结合的科研方法。
由于科学的管理制度的推行，加快了科研进度，缩短了从研究到试制、使用推广的周期。
1963年，为了统筹安排全国农机科研工作，农机部将小王庄农场划归农机院，改名为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承担农业机械的科研试验。
1965年，我国农机化科研工作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性研究到专业研究覆盖全国的农机科研体系。
中国农机院第一分院也开始在山西省长治市筹建。
到1966年，农机院已迅速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名职工、6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的全国综合性农机科研大院。初步确立了在农机行业中的全国科研中心、试验鉴定中心和科技情报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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