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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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速度、结构与动力试读：
说明
为了全面、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理念，探讨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方向，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研究转变宏观调控范式的新思路和新方式，2014年12月17～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在京举办了题为“中国经济新常态——
速度
、结构与动力”国际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韩国高丽大学经济系教授康镐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孙涛，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司克礼，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高路易，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办公室主任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都阳、副研究员陆旸等来自美国、英国、韩国、中国等国的20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围绕“中国经济新常态”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结合国际社会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结构和增长动力三个层面，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分析了全球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内涵、实体经济基础及未来发展方向，为准确研判中国经济的走势，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和重要的指导。
本书即为会议实录。为体现全书结构的逻辑性，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发言顺序进行编排。由于多种原因，与会专家的发言未能悉数收录。值此实录付梓之时，我们为不能全面展示会议的盛况，不能全面张扬与会者的学术智慧，颇感遗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主任李扬2015年2月速度
让新常态变为新机遇
[1]蔡昉我们讲新常态的时候，它的逻辑起点和事实起点都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也就是说，过去十几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都在35年来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之下，并呈现继续下行的趋势，经济增长减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很多讨论也都集中在经济增长减速这件事情上。什么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首先就要认识“减速”，即经济减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唯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才可以帮助我们从新常态中寻找机会，才能不犯错误。目前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需求的因素，是周期性的减速，不是长期的，增长速度还会因为一些周期因素的改变而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另一种则认为是供给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与认为是需求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相对应，预测未来经济增长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外推的方法，尽管人们不一定会用外推的方法去做具体预测，但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会受此支配。
外推法的一种变形叫作趋同法，就是说后起国家仍然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对的人均GDP水平有关。比如，相对于美国，中国内地现在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1%，依此推设，大体上日本在1950年、韩国在1977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4年，在这些时间段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曾是美国的21%，在这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七点几不等，延续了20年。如果从这一点看，即便中国以新的经济增长常态为起点，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应该能够持续20年。这是一种看法。
现在还有一个纯统计因素，比如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某一个水平后必然要减速，大家都在寻找减速的原因，尽管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原因可能不尽相同。萨默斯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之为“趋中律”，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终究要回到一个平均值上去，而这个平均值就是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期待他的后续研究，希望他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减速，为什么要回归到均值。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供给方的因素造成的，是因为我们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如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所带来的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用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来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可能就更好。刺激需求政策后患无穷
如何判断减速就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应对，不同的政策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当认为减速是需求因素造成的话，那很自然地就要采取一系列的刺激需求的办法，这却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过度使用刺激需求的举措，可能会带来以下几种后果。
第一，会进一步软化企业预算约束。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也会因为刺激政策而导致预算约束被软化，竞争力缺乏，在极端的情况下企业会半死不活，成为僵尸企业。这是日本的惨痛教训。
第二，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很多研究显示中国现在的杠杆率非常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我们经常说风险可控，但是风险可控的前提是风险已经存在。
第三，从制造产品到基础设施的全面产能过剩。我们都知道制造业产能过剩，对于基础设施来说，并不是基础设施造好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其实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过度刺激也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风险。刺激政策看上去对就业很有好处，而事实上，当把这些半熟练或者非熟练的劳动力都吸引到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中，这些行业又会形成产能过剩，将面对未来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成为泡沫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将来某个时候这些行业一旦遭遇冲击，这些劳动力就会处于周期性的失业状态。根据欧洲的经验，比如说西班牙的许多工人不想读书，也不学技术了，最终使周期性失业转化成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看上去非常乐观，但若过度刺激需求，就可能陷入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阶段。
因此，如果一味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将会导致一系列错误的结果，会令经济增长减速变成停滞，导致中国经济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改革——建立创造性破坏的新环境
正确认识和主动应对新常态，则可以把新常态变成新的机遇，从而延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识到这种新常态以后，有助于我们通过改革来赢得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获得改革红利。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可以通过若干领域的改革，立竿见影地得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传统的刺激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刺激的结果就是让企业的预算约束进一步软化，在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下，政府给企业补贴，给它非常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就没有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驱动经济增长，这是刺激政策无法做到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做到，但是要想改革，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
第二，从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转变，其实是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相连接的。传统理论认为产业升级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用资本替代劳动。就企业来说，如果外部环境是一个硬的，那么用资本替代劳动是很合理的。但如果在实施刺激政策的条件下，政府还要替企业预测未来的比较优势，这个时候所实现的资本替代劳动、机器替代人的情况，很可能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事实上会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也就是说，必然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真正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仍然应该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核心。
企业可以有各种办法提高生产率，但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旧常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意味着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提高了。
资源进入第二产业后，不同行业之间的盈利机会也不同。比如说，在旧常态下，房地产行业被看好，很多资源都会进入，从宏观角度看，这也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但是，在新常态下这种机会将大大减少，就要进入第三个层次的资源重新配置——在一个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哪个企业生产率高，哪个企业就应该得到发展、得到扩大，进而可以把别人的生产要素拿来使用；如果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提高，缺乏竞争力，就将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新环境将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常态要求。
这个时候，政府既不能用传统的体制去保护企业，也不能用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去保护，或者过于主观地通过产业政策去保护。只有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投入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以，改革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1]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理解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1]李扬导言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新常态”这个概念正式写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何以有旧、新之别？旧、新是如何转换的？
理解这些问题有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来说的。从概括性的角度来看，“新常态”是以全球危机为界，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及中国的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时间段，这两个时间段存在两种系统性差别：经济表现不同；支撑这个经济表现的实体经济体系也不同。
第二个要点是这是一个常态，常态的概念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周期性事件，不会很快就过去，更不会像有些人说的是所谓政策因素，调控一下就过去了。因此，我们认为旧常态在大概率上不会再回归了，我们必须迅速地适应新常态，而且要引领它的发展。这就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任务。
第三个要点是新常态蕴含着发展的动力，但这种动力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导向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对旧常态下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进行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必须对已经被旧常态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调整。当我们说进入新常态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又非常愉快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下更大的气力进行改革、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只有改革我们才能获得新常态应有的好处。
第四个要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常态具有普遍性、全球性特征。所以，理解中国的新常态必须首先理解全球运行的新常态，理解中国的旧常态也必须理解中国的旧常态是在怎样的国际背景下运行的。也就是说，要用全球化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新常态。
既然确认新常态不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所谓危机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次新常态从时间段上算，恰好和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时间段非常接近，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新常态和危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什么叫危机。
在我看来，危机意味着经济运行脱离了常轨，按这个思路，危机的出路就可能有两条：一条出路是经过调整回归旧轨，如此周而复始就是周期，几年一个周期，就像经济学中界定的很多周期；还有一种出路叫作另辟蹊径，即不再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了，重新寻找一条路，脱离了旧的周期循环的惯性，开始探讨新路。我们认为这一轮新常态，之所以叫作新常态，就是因为它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没有回归旧轨，而是在探讨新路、另辟蹊径，于是新常态就意味着革命性的转变。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说新常态，那就意味着供应链重组、重新塑造分工体系、经济结构调整、智力体系重塑、大国关系再造。就中国的新常态而言，除了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具有上述共性之外，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我们要完全脱离过去的发展方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轨道；要完全调整旧的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要完全摆脱过去的动力结构，找到新的动力结构。
上述是认识新常态的一些前提条件。具体展开分析，需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旧新常态转换的根源；第二个问题，新常态意味着新飞跃。下面分别讨论。旧新常态转换的根源
当我们要回答何以有这样的转换的时候，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几十年何以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今天它为什么不能继续了？为什么它又转成中低速？我们从新旧对比的角度来加以讨论。中国新常态：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第一，从资源配置的层面上来看旧常态和新常态。在旧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结构可以用几个产业转换来加以刻画。过去三十几年的情况是，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有规则地、大规模地由第一产业（农业、种植业等）向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转移。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对应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个过程持续的三十几年中，平均每年有上千万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这个数量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
转移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两个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区别，以及这个转移所造成的总体生产率的区别。如果在这个层面深入分析的话，结论很清楚：中国的第一产业，如农业、种植业的劳动率是非常低的，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10倍、15倍，甚至更多。因此，过去几十年里，当资源从农业、种植业等第一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转移时，就意味着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旧常态，我们能得到实体经济层面的解释。
我们同样用这个分析框架来继续探讨，可以看到一个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现在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已经饱和，资源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而且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也成为国家的战略。用同样的思路来分析，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是一个什么状况？中国的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的。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换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因为总体来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会高于制造业。这个情况在中国尤其突出，因为中国的服务业都是低端服务业。
我们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显示，上海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当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70%，所以当我们推进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问题，于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继而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个较低的经济增长率。
第二，首先我们看要素供给。因为经济是靠劳动投入、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三大方式组合得到的结果，先看劳动投入，旧常态下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闲置、半闲置的状态投入制造业，这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现在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廉价劳动工业模式已经终结，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因此，在新常态下劳动投入相对下降，它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了。
其次是资本形成。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在高储蓄率的支撑下，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但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传统工业化的结束、消费力缓慢提高，特别是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呈逐渐下降之势。虽然资本形成率需要在资金流量表的基础上计算得到，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近似的指标——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来估算。在旧常态下，中国固定资产增长率为年均26%，新常态下它逐年下滑，2012年落到20%以下，2013年落到18%以下，2014年落到16%以下，2015年恐怕会落到14%甚至更低。学者普遍预计“十三五”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10%左右，也就是说，资本形成这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在减少。于是我们只能靠技术进步了，但非常遗憾，我们的技术进步缓慢，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痼疾，至今没有改变。
第三，实体创新能力滞后。在中国讨论创新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只要说引进了比过去水平高的一些技术和管理，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创新，这些创新并不是严格的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世界领先的技术或管理。
当我们用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看中国的创新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旧常态下，我们把那种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世界上并不领先的技术引进做到了极致。30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就是以向世界学习，缩短与世界差距为主要内容，这个行为、这个过程符合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模型。我们不必去开发新技术，打开国门让资本进来就会带来比过去高的技术，我们可以模仿和学习。
另外，我们又可以很轻易地把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使用进口技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中，持续提高生产率。过去几十年，这种“两头在外”的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两头在外”使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70%左右，非常之高。但是这种好时光已经结束了：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耗竭了；制造业就业率达到了峰值已经开始下降；经济增长越来越要依靠服务部门，而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下；过去几十年高强度的投资留下了大量的存量资本需要维护，这也需要有新的储蓄的支撑，而这些都遇到了瓶颈。
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以赶超为目标的学习课程，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或者说人家不让你学了，所以我们必须转向全新的、以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上。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时候连续说了三个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可见创新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环境资源的约束增强。资源浪费曾经是我国粗放经济发展的典型现象，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能源价格和其他大宗产品价格相继飙升，并始终在高位波动，使得我国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此外，环境曾经被我们认为是可以粗暴“忽视”的外在要素，然而，雾霾在大部分国土上长年挥之不去；食品中重金属全面超标；饮用水严重污染等，都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硬约束。所以，现在的经济增长指标中，设计了一系列响应的指标。环境有响应，我们有蓝色、黄色、橙黄色、绿色，当环境恶化达到一个指标时，要关多少厂、停驶多少车，等等。这样，传统中国经济的增长函数中就内生地增添了资源环境约束的负面要素。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约束，北京雾霾达到重度，周边的工厂必须停产，也就是说，环境已经成为硬的负面约束。
我们从新旧常态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一些必然性，转到这个层面后，未来我们要以潜在增长率为主要根据，确定实际增长目标，这将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确定增长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基点。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率，国内外很多研究机构做了大量研究，下表展示的是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实验室预测的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是稳步下滑的。表1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一说下滑大家心里就不舒服，但如果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仍然可以自傲于世界，我们在各方面都会成为世界强国！讲到新常态，不可回避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新常态意味着中国新衰退，意味着中国经济硬着陆。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新常态下，尽管外在的数据可能比过去低一些，但是从整体经济而言，尤其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言，却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新飞跃。
第一，新常态有利于我们“挤水分”，同时有利于我们摆脱投资依赖，摆脱出口依赖。
我们所说的“水分”就是地方政府瞎报、瞒报、漏报的问题。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的水分，主要是大量的投资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更主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但同时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些都是水分。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就可以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下降，所以这样一些可能会造成无效生产率和产能过剩的投资，从一开始就被减少或者被去除，意味着我们开始摆脱对投资的依赖，意味着我们开始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我们开始从经济中挤出水分。
如果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无非只是压缩了水分，那么这种减速就值得我们举双手欢迎。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根据统计数字分析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投资下降了。如果投资同时又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另外一个痼疾，也就是说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这个下降应该受欢迎。不断地挤出水分，正是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也是我们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所以这是十几年来我们孜孜以求的一个局面，我们不能叶公好龙。
第二，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
因为现在投资驱动、出口驱动不可依赖，我们不得不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上来，没有别的出路。因为不断地投资，使得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大家不愿意投资了。从出口层面来看，我们面临国际、国内环境的调整，现在中国出口的净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几年在3%以下，从贡献率的角度，出口已经不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我们依靠什么？只有依靠创新。但是我们创新的体制机制基础应该说是不好的。所以，推动创新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确立正向激励，同时理顺价格。我们必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论断落到实处，政府也要适当地发挥作用。所以，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第三，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新常态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弱化GDP考核机制，这一点弱化之后，就意味着弱化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地方政府投资的冲动，遏制了地方政府长期的越位和缺位的问题，这样政府才会把自己真正的立场转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就业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维护治安、环境保护这些有利于民生的项目上来。
新常态同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以及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最大化。
第四，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在绷得不太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才有可能着手整治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变化。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调整，目前凡是与环境治理有关的投入，在我们的统计架构中还是成本，这是从投入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它是成本，所以违规企业就不愿意加大投入。可不可以换一种统计方式。2003年4月，美国的统计体系有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把R&D统计为产出，把文化产业中的版税统计为产出，过去这都是成本。这种调整使得美国的GDP向上提升了3%。美国政府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一是鼓励企业创新，二是鼓励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这种调整方式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据我所知我们的有关部门也在考虑调整统计体系。
如果说有关环境治理的投入都算作产出，治污的投入是产出，研发投入是产出，那么企业就会有动力把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于是治污就有了希望，创新就有了基础。
第五，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为了追求发展速度就要依赖投资，依赖投资就会使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就会出现在生产领域中资本统治劳动，进而出现在分配领域中利润侵蚀工资，进而会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占比过低，而且会进一步造成劳动者的社会流动性不足，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出现。这种分配不公的格局如果长期持续，会强化两极分化，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我们觉得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依赖显然有助于弱化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以上是新常态下的五个亮点，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绝大多数都是可能，或者说是提供了一种压力、一种动力、一种可能，但是要将这些可能变成现实，需要我们加大改革力度。
最后我想说三句话。第一，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而且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第二，我们一定要调整理念，调整心态，调整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学会在新常态下生产生活，努力引领新常态的发展。第三，放眼全球，如果说新常态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如果新常态实际上是呼唤着改革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推行改革。因此，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了改革的竞争期。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依法治国的决定，这两个《决定》作为车子的两轮一定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1]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必然到来的新常态
[1]刘世锦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哪里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我们还是缺少有足够解释力、影响力的理论，特别是在国际上具有认同力的理论研究或分析架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经济学界没有尽到责任。
新常态首先遇到的就是减速的问题。2010年左右，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团队做过一项研究，内容是对二战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做一些分析。我们注意到几个现象：一个是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或者经济体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大部分不是很成功，先后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这些经济体，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经历了大概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这个点以后，都毫无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当时不敢说这是规律，但后来发现它具有重复性，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这个点都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经济结构、劳动人口、就业结构都开始发生变化。当时是纯经济性的研究，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情况：一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二是把中国31个省区市按发展水平分成六组；三是分析了一些重要的实物量，包括发电量，汽车、钢铁的拥有量，等等。最后的研究结果使我们自己也感到很吃惊，增长速度的回落大概就是在2013～2015年这样一个区间，也就是说，中国人均GDP水平总体上达到10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这样的回落。
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一个提法——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转换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所以这几年一直感觉到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测算，投资的增长率将来会落到10%到11%。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可能在13%左右；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大约为11%；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应该在5%左右；消费的增长大概在10%左右，主要讲的是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出口将来可能会落到5%～10%这样一个区间。最后是GDP增长率可能会在6%～6.5%，大概6.4%左右，这可能是将来中高速增长的一个均衡点。均衡点何时到来？
但是那个所谓的均衡点什么时候会到达，这个还需要观察。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由高投资来决定的，高投资主要是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它们三项合起来构成中国投资总额的80%～85%。制造业投资又取决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以及出口，所以我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只有基础设施、出口和房地产三只靴子陆续平稳落地，经济才能平稳着陆。现在来看，基础设施和出口已经基本落地了，现在主要是房地产。房地产落地的方式是什么，是比较平缓的方式，还是短期之内基本上就到位了，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到达以后，新常态就可以处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中了。我认为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稳定5年，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近几年，国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很多，我们的研究实际上是经验性的研究，重申一下，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最基本的一个趋同分析方法是拿中国，或者更广泛意义上来讲的后发国家，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标杆国家（如美国）进行比较。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日本的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1%，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也只是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0%左右，所以中国今后还会有20年的高速增长。持这种分析思路的人很多。这种分析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实际上逻辑是不对的。错在什么地方？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日本的GDP总量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相当于美国的21%，就假定说日本当时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而美国100岁了。日本是21岁的年轻人，20岁到40岁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可以跑得很快，就是经济高速增长，没错，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才下来。中国的GDP总量确实也相当于美国的20%左右，但是中国现在多少岁？中国已经40岁了。中国已经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美国多少岁呢？美国不是100岁了，美国是200岁了。但是40岁的人已经不是20岁了，还会有20年的高速增长吗？没有了。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时候，也就是日本40岁的时候，和中国现在降速的时间点相似，都是人均GDP在10000美元左右。这里面有一个分析的逻辑，任何后起国家，都有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关键看它处在什么点上。不容忽视的“历史需求峰值”
接下来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就是从理论框架的角度来讲，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学界都需要研究一个问题。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重点研究所谓的经济起飞理论，就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进入工业化进程。但是飞起来以后能持续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会降落，这个理论在这些方面的分析是有缺憾的，基本上没有很成熟的理论。萨默斯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前两年麦肯斯研究韩国的时候也提过类似的一些问题。现在国际上很多相关研究都已经提到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就是研究经济增长速度降落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好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现在讲的趋势只是一种经济观察，并不能构成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我们现有的分析框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需求，需求并不是短期的需求，而是长期需求，特别是结构性需求的变化。当然供给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不可或缺，有几个问题是需要重点研究的。
我们在分析时特别强调“历史需求峰值”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某一种需求、某一种产品需求总量的最高点或者增长率的最高点的出现，叫历史需求峰值。历史需求峰值这个东西确实存在，比如说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增长速度要下降，是因为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大量的工业产品，它们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了。这当然还是一个经验的研究。很多人把需求看成是一个短期问题，想得比较简单，但是我们需要重视一些中长期的需求，实际上就是需求结构的变化。
比如说房子的问题，算一算房地产居民住宅的峰值是多少？大概城镇居民每人住房是30平方米以上就已经够大了，人均住60平方米、90平方米的房子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房子太大，打扫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到了人均30平方米以后，很多国家的人不住那么大的房子了呢？长期来讲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就是人类造房子的技术，同时还有交通的技术、饮食的技术、健康的技术、农业的技术等一系列因素决定，每个人根据他的需求或者偏好有一个分配的问题。几个待解的问题
再一个是供给的问题。我一直对一个问题感到很迷惑，蔡昉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了，或者有这种迹象，但是国外有很大的争议。刘易斯拐点和历史需求峰值几乎同时出现，一个是供给，另一个是需求，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它们二者的相关性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动力转换实际上是个长期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所以短期的刺激政策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日本经常进行大规模的刺激，造成严重的经济泡沫，使日本经济长期出现了衰退。当然，国际上也有相对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说韩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内部的结构改革力度还是很大的，以后还出现了一批像三星这样的技术型公司，当然三星最近稍微有一点问题，但是你不能否定它迅速地超过了日本的许多电子行业巨头。转型中间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宏观政策必然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短期之内经济下滑过快肯定是有问题的，例如现在中国出现的通缩现象，它是不是一个短期问题？有的时候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是混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很容易拿短期问题治长期的病，这也是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问题。改革与潜在增长率提高
我想对一个观点提出点儿异议。现在很多观点认为通过改革就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我觉得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改革以后一定能够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举几个例子。
第一，反腐败。反腐败算不算改革？我觉得应该算是改革，因为最后是要建立不仅治标还要治本的机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很多餐馆关门了，需求肯定是减少了，这对经济增长来说一定是负面的影响。过去党校的干部学员不停地请客吃饭，大家都感觉到很累，这就是体制的问题。现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大家在党校学习都感觉到很轻松。过去吃喝宴请造成多少所谓的需求，其实是浪费，这种浪费性的消费没有就没有了，实际上是好事，但肯定会影响GDP。
第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大家不要光看房地产泡沫，基础设施建得多了也是泡沫，过剩的生产能力也是一种泡沫。相当一部分的产能过剩是由行政性的因素造成的。我为什么说增长速度不能太高，有的时候增长速度太高风险是很大的。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非要那么搞，搞上去是没有回报的，也没有长期的社会效益。改革到位以后，我想这种投资是会减少的，甚至可以去掉这种无效的投资。从短期来看，可能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很多提高生产率的措施，最后会带来正面的效果，我想大部分的改革措施具有这种效应。
我想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改革措施都能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一定要认真研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效率，但提高效率是不是一定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这要具体分析。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提高生产率的问题。过去是所谓部门间生产要素的转移，特别是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以后生产率提高是存在的，未来更多的是生产力部门之间的提升。将来面临的局面是，生产率和生产要素实际在降低，但是经济增长会更加依赖于要素生产。我个人认为，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产业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农产品特别是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高出20%～100%），说明现在中国的农业是缺少竞争力的，也反映出行业间的生产效率是相当低的。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就是改革。统计数据表明还有30%的劳动力在农业领域，我觉得这个数据偏高，但是现在农业的产值只有10%，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一定高于农业产值的比重，所以通过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把一部分农民再转移出来，再释放出一些潜力。
再一个是部门间的生产要素配置，特别是基础行业，其中的潜力也是很大的。从总体来讲，服务业确实比制造业的效率要低，但是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生产性的服务业。相当一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效率是不低的，生产性服务业也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所以中国非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将来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实际上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生产性的服务业。
最后简单说一下互联网的问题，下一步中国转型升级，应该高度重视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目前仅仅是拉开了一个序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互联网解决了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最近经常举一个互联网节约能源的例子，比如说，女同志都喜欢买衣服，过去买衣服最起码得跑五家商店，货比五家，还不一定行。从你家到那个地方少说也得出门一次，多的话得跑五次，才能把衣服买回来。如果10个女同志最少跑10次，最多跑50次把衣服买回来。现在，在家里面可以货比5000家，一下单，邮递员从库房里出来，把10个人的东西都送到了，能源消耗就是从库房到这个区域来。过去至少是10个人得出去10趟或者50趟，要坐车、打车，现在一个快递员跑一趟就完成了。所以互联网节约能源的效益是不能忽视的。互联网解决了经济学上所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现在消费领域所发生的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还将面临涉及生产领域在内的全方位的改造，所以，未来我们的研究应该对互联网给予高度关注。
[1]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常态下的全球经济展望
[1]黄海洲研究新常态要关注需求方和供给方，当前可能应该更多地关注供给方。下面是我们对全球经济展望的一些研究，更多关注供给方。
总体而言，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把全球经济划分为三大板块有利于分析。第一板块是美国，第二板块是欧洲（欧元区），第三板块是新兴市场。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这三个板块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关于美国板块。美国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金融系统的去杠杆化的过程，并大致完成了家庭的去杠杆化的过程。以结构改革而言，美国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金融系统的去杠杆化结构改革已基本到位了，但是还有其他的结构性的问题。由于完成了金融去杠杆化的过程，美国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恢复增长阶段，我们把它称为起飞以后的拉升阶段。
如果说2008年经济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当时美国面临三条出路。第一条出路是像大萧条期间的自由落体式的去杠杆。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9000家银行崩盘。1933年的标普指数是1929年的1/6，1933年的GDP是1929年的1/2，1933年的失业率是25%。这是最剧烈、最惨痛的调整，这是“自残”。
第二条出路是日本式的调结构，花10年、20年、30年慢慢地熬。
第三条出路是有序去杠杆，或经济软着陆。美国去杠杆做得不错，实现了有序去杠杆，经济软着陆。主要有两招。第一招是通过财政注资，把有问题的银行救起来。第二招通过三次量化宽松，帮助资本市场有序地恢复，帮助经济有序地增长。美国是在恢复性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调结构的。
过去几年美国的经济复苏比较明确，未来几年美国的经济复苏也较明确。我们的预测是，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从今年的2%～2.2%，上升到3%～3.3%。我认为美国有可能保持3%的经济增长若干年。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不明确因素是美联储何时加息。我个人感觉美联储加息的时间点和力度远远慢于市场的预期。
关于欧元区板块。危机期间，欧洲银行的杠杆率比美国高不少，欧洲企业负债率比美国也高不少——美国企业负债率占GDP的60%，欧洲占GDP的140%。危机后，欧洲金融去杠杆化的过程进展缓慢。但欧洲的银行近一年来在加速去杠杆。
去杠杆的改革过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有序改革，另一种是无序改革。有序改革是在稳增长的前提下，有效完成调结构；无序改革就是“自残”。在没有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下让银行去杠杆，银行能做什么呢？只能回收贷款，变卖资产。所以欧洲有相当多的银行面临较大压力。一直以来，全球贸易融资的50%由欧洲银行提供，欧洲银行现在给全球提供的贸易融资量几乎是零。2015年不排除部分欧洲银行发生危机。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都在迈向通缩，有些国家已经在通缩中。
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板块。不少新兴市场国家2008年以来在推杠杆。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的杠杆率推上去了。2014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分化开始加大。从股市回报而言，资本市场认为两个新兴市场国家更值得投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第二个国家是印度。不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较大。
从经济所处动态看，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通胀水平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中国2015年可能面临通缩风险。
油价2014年有较大幅度的下滑。按照IMF估算，油价在120美元的基准上，每下降20%，可能会提升中国的GDP增长0.5个百分点。我并不完全赞同IMF的估算，因为中国油价的传统机制不是假设的那样简单，我们实际消费的成本油价下降得没有那么快。但总体而言，油价下降对中国的GDP增长应该有相当的提升作用。
全球投资者都在关注中国的金融系统风险处在什么样的水平。就金融系统性风险而言，中国面临的不是总量问题，而是分布问题。中国储蓄率高，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分布上有问题，如果能解决分布问题，则金融系统性风险可以进一步大幅度下降。
我们要把中国经济置于全球背景下来看，关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点，关注大国特点。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基于PPP的测算，中国经济可能刚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假如未来10年我们能够保持6%～7%的经济增长，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总量的贡献会是多少？按照IMF估算，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是两位数，一个是美国，为10%。整个西欧国家的贡献是7.2%，东欧国家是6.2%，中东国家是4.1%，非洲国家是5.7%，整个拉丁美洲是6.9%。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可能达到25%，因为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2倍以上，而规模相当。欧盟的问题是规模大、增速低。东欧的问题是规模小、增速不够高。其他的国家要么规模小，要么增速低。所以在讨论结构性问题的时候，要关注大国特点。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从全球角度有很多有意思的特点值得我们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市场认识到小国很难办大的金融机构，只有大国才能办大的金融机构。将来全球大金融机构可能更多地集中在美、中两个大国。同理，小国也很难经营大公司。中国可以成长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在小国难以长期生存。诺基亚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市场可以培育出巨型的公司。我们的体量大，潜在的发展空间非常大。不可低估中国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
从经济所处动态看，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上行——从5%上升到6%，通胀水平下行——从10%下降到7%，可谓是渐入佳境。印度平常的通胀率是10%，现在降到7%。印度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是4%～5%，现在上升到6%。
印度进入了一个相对顺风顺水的环境。印度经济通常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高通胀，二是经常账户赤字。全球石油价格从120美元降到60美元1桶，印度90%的石油消费靠进口。石油价格下降帮助印度解决了通胀下行和经常账户赤字两大问题。印度通胀水平从10%降到7%，同时GDP增长在上升。
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材料出口国家，如巴西和俄罗斯，这些国家都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巴西GDP增长率从2013年的2.5%降到2014年的0.5%。从市场而言，俄罗斯正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近期卢布大跌。油价在120美元基础上，往下每降20美元，对俄罗斯的GDP增长是下拉0.7个百分点。另外一类是受益于中国（东南亚）或美国经济增长的国家（墨西哥）。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相对较小。
从全球的基本形势来讲，美国正显美；欧洲想得美；中国显山水；印度顺风水。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可能将进一步加大、市场波动可能加大，全球通胀水平可能下行。2011年全球通胀率是4.5%，2012年是3.2%，2013年是3.1%，2014年我们的估计是2.8%、2.9%，2015年2.8%，两三年内全球看不到通胀。
对美联储加息的判断。我认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点远远落后于市场预期，而且加息节奏也慢于市场上的预期。基于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美国无通胀。2%的通胀水平为什么要加息？美国预计明年CPI是2%，后年还是2%。基于通胀预期，无加息的理由。美联储货币通胀目标定的是2.5%，经济恢复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可以把通胀水平调到3.5%左右。3年之内美国可能看不到3.5%的通胀。
第二个原因，就业率。美国2014年10月份最新的就业人数是35.2万，导致某些市场人士——包括一些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很快就会加息了。我个人不认同这个观点。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大概是5.8%。但因为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大幅度下降。在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劳动参与率水平可以达到70%左右，现在美国劳动参与率水平只有62%，相差8个百分点。这8个点是结构性失业还是周期性失业，是有争论的。
假设里面有一部分是结构性失业，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周期性失业，比如6%。如果经济增长势头好，周期性失业的人会重新就业。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劳动失业率继续下降，不是把现在的5.8%降到4%就可以了，而是要在5.8%的基础上加6%。也就是说，要从12%的劳动失业率水平下降到4%，没有2～3年无法做到。
第三个原因，危机之后美国有两年经济衰退，包括几个季度GDP增长是-6%。美国GDP增长的趋势线与它现在的增长有大约8个点的落差，是永远放弃这8个点，还是追赶上来？我相信美国不少人，包括政治家都希望能够以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赶超一段时间。
第四个原因，汇率问题。欧元兑美元2014年大跌，日元兑美元2014年大跌。美国加息，美元会涨到哪里去？美国加息，于己无益，于人有害。
[1]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经济新常态与全球改革竞争
[1]张晓晶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对新常态所进行的改革。我想做一个简单概括，未必很准确，大家也不一定都同意，即中国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就是
结构
性减速，全球新常态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新常态的特点是长期停滞。一 发达经济体新常态：长期停滞先简单说一下中国经济新常态。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专家都讲了，而且深入分析得比我好。我只简要提一下中国结构性减速的原因，包括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供给效率下降、技术学习效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以及外部竞争压力加大等几个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了新常态的九大特点，但我想，核心是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因为其他很多特点都与这个减速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下面重点讨论一下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上午也有一些专家如黄海洲、孙涛等对全球经济进行了展望。全球经济到底怎么样，中长期看怎么样？我觉得不在于我们怎么看，而在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家怎么看。
2013年底的时候，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提出，美国也好，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也好，它们整个会进入长期停滞的状态。为什么用长期停滞这个词？这个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提出来的，萨默斯之所以用这个词是想表达他对发达经济体中长期增长的悲观看法。他提出这个观点之后，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布兰查德等都纷纷表示认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呼应？这表明他们对发达经济体存在的痼疾，特别是经过大稳定以来所积累的毛病，以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化解有一个共识。
关于长期停滞的原因，我们侧重于从实体经济层面来进行分析（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需求面、政策面，这里不详述）。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技术进步缓慢；二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问题；三是收入分配恶化。
首先是技术的变化。我们来看美国，它比较典型。美国是世界的领头羊，也是创新的领头羊。但最近的十多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却在下滑（见图1）。图1 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注：柱状图表示显示年份前10年的TFP年均增速。资料来源：转引自Gordon（2014）。
技术进步为什么缓慢？原因很多，可以从体制结构、文化、价值观等很多方面进行分析。但在Gordon看来，当今时代的很多科技创新，如说互联网、个人电子设备、iPhone等，对产出效率提升的作用远远小于1个世纪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电力、内燃机、自来水系统的发明所带来的效率。根据他的研究，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副产品所带来的增长持续期达80多年，而我们现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增长还没有持续几年就遇到了大的危机，所以他非常不看好。还有一个，他对于大数据特别不以为然，至少从目前来看大数据带来的主要是零和博弈，比如说航空公司、淘宝商家可以通过大数据预测客户喜欢什么，也可以定点把这些东西送到客户的手上，但是一家企业通过大数据获得了成功，意味着另一家企业没有这样的成功，因为人们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消费能力也有限。对于那些使用了大数据的公司而言，它只是多切割了市场蛋糕而已。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实际上大数据还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好处，我们不要过度地吹捧，越是“热”越是要冷静。
第二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压力。我只引用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表1显示的是发达经济体的支持率。所谓支持率（support ratio），是指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的比率。生产者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而有效消费者主要是老年人。因此，支持率的下降意味着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老年人变得越来越多。总体看，表1列示的发达经济体的支持率都在下降，说明人口老龄化问题趋于严重。与此相关的就是劳动力增长率在下降。显然，这些都对发达经济体未来的增长构成威胁。表1 发达经济体的支持率
第三个是收入分配。为什么《21世纪资本论》这么火？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才会有1%到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可以说，收入分配这一社会层面的问题也会导致发达经济体陷入增长停滞。二 全球改革竞争
面对增长停滞的情况，我们应如何应对？发达经济体跟中国其实一样，都有一种体制惰性，即能不改就不改。但不同的体制、制度，其弹性是不一样的，对于外部冲击、压力或困难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为什么美国复苏得会比较快，而欧洲依然那么僵化，日本跃跃欲试却效果不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想说的是，自本轮危机以来，全球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再平衡以及改革，只是成效不同而已。但对于这样的改革竞争，我们需要高度重视。
首先，新常态改变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既带来了压力，也是机遇。（1）长期停滞会使发达经济体通过各种办法寻找新的增长点，这会给我们带来冲击。发达经济体首先要搞技术革命，搞技术革命是很艰难的，比如美国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德国的制造业4.0。很多其他的经济体也都进行了产业创新，包括制定技术革命计划和方案。同时他们也不忘记采取一些政策性措施，比如制定量化宽松以及通胀策略。美国的通胀率现在是2%左右，一些专家建议其把通胀目标定为4%，通胀能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是解决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这些都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量化宽松、通胀策略、第三次工业革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会给我们创造机遇。（2）发达经济体强调公共投资为我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机遇。进行公共投资机会难得，主要在于发达经济体目前的利率较低，甚至是负利率。这个时候搞公共投资成本是非常低的。OECD分析2010～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高达53万亿美元，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会。此外，还有其他经济体，以及我们现在要搞的“一带一路”，都为中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当然包括为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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