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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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市场试读：
第一部分 要素
1、比较制度
渐增的迹象无情地显示，这个星球的人类生活正在被引向一场灾难。的确，好几种祸患是可能的，即便我们躲过了其中之一，也会被另外的灾祸攥住，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下个世纪地球上将有400亿人，太多的人口需要喂养。假如工业生产在下个世纪照现在的速度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将扩大1000倍。一些科学家们说，能量的散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地球的温度上升到人类居住所无法忍受的水平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假定，一场核灾难并不会使我们逃脱退化衰败的长期的极度痛苦。然而，最令人担忧的一个灾难也许是，人类易犯错误和迟钝愚笨的智识，要么结束人的生命，要么使之坠入一个难以忍受的悲惨境地。人类条件的下降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务必决定，是否继续以灾难性的速度从事再生产，劫掠星球的资源，或者通过热量污染或少数瞬间爆炸从地球表面上烧毁自己。世界是人的产物，并非是与人无关的既成事实。
设想，人们期望留给未来某种思想，那么，他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保持——实实在在地扩展——地球上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便是本书的课题。一些人怀疑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功用。他们会说，人类的未来决定于道德的复兴，或者是科学和工艺技术，或者是内心的反省，或者是家庭的一种新形式或其他小集团的组合，或者是有机的食品——其清单已经开列出来。本书是为那些相信政治学和经济学可以解释事物的人们而作。
政治——经济制度
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机制，在一个很低的抽象水平上，已经多得难以计数。它们包括各种各样的设计发明，如立法机构、监狱、研究单位、军队、双重账目簿记、国民收入统计、商业企业、司局处署、契约合同、间谍机构、秘密警察、联合国和经互会一类的国际组织、选举、民意测验、市政环保厅等。它们在永无止息地调整改组之中，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创造新的形式。
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这些多变的机制可以聚合成少量不大变化的范畴。虽然几年前古巴那种用道德激励代替传统的市场刺激以创造新时代的尝试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虽然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豪情壮志，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基本的政治—经济抉择只有一张很短的清单。一是通过政府权威的社会组织。另一是通过交换和市场的社会组织。还有一个，如我将建议的，乃通过说服的社会组织；必须承认，它的可行性尚未得到充分界定。此外还有少量社会组织。在这为数不多的社会组织下，人们可以用形式多样的方法组合并给出特殊的形态。
基本抉择的可能性，大多是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以及中国、古巴和南斯拉夫得到充分发展。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移植照搬工业化制度。我们因而将在自己的分析里尽量排除数量最多的不发达制度；我们认识到，无论如何，它们的特殊问题及表征值得分卷专述。
谬见
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依然没有获得很好的理解。比如，有一种神话在传播，说市场已经死亡或接近死亡。这一点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计划的作用在显著增加。计划作用确实有增加，但争论的逻辑等于是说，假如一个人为了锻练而慢步，就必须放弃游泳，仿佛两者不可兼得。计划的重要内容，采取了指导或引导市场而不是取而代之的形式；在一个公司内部，计划是一种使公司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的方法。大规模经营的出现，亦不成其为市场衰败的证据。有两位或许指望见到市场衰败证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写道：“主要是通过市场，大企业互相联系，也联系着消费者，联系着劳动，联系着更小的经营。”我们之所以格外需要更好地理解市场制度，还因为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匈牙利——从50年代以来已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制度。
有一种不算神话、而属于误解的普遍观点，其内容涉及自由民主的政府如何运作的问题。除了一些关于利益集团的分析外，民主理论没有给商业企业留下任何余地。在美国的法律中，公司是一个“人”；在所有民主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已进入政治生活。它们的需求和偏好传递到立法者那儿，其迫力和强度不亚于公民们的需求和偏好。
但这些非真实的人比我们这些人更高大更富有，且具有我们不具有的权利。它们的政治作用有别于一般公民的政治作用，并使后者相形见绌。显然，需要扩展民主理论，吸收有关我们所说的实业界的特权地位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是如此贫乏，以致我们不知道——不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未得出比探讨问题的思辩性随笔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自由民主仅仅出现在市场取向的国家，但不是所有市场取向的国家，只是其中一部分国家。市场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它，就既无法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民主。
我们同样没有很好地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以某些重要方式而论，它们比多数市场取向的制度更人道，显示了对于收入平等、职业保障、最低限度的保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一种更大的关切。由于惊骇共产主义社会中公民自由的缺乏，由于担心它们对思想无情地加以操纵，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常常忘记，历史上人类许多最严重的过火行为是某种伟大的利他主义努力的另一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结伴而行；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时，对村庄和生活本身的野蛮摧残，伴有许多美国人正确或错误认为的保卫一个民族自由的崇高激励。
有一方面的失败是世界范围的问题，那就是以新的结合方式理解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它们的潜力。印度在经济发展上的困难，应部分归咎于它的领导人不能理解增长需要增长机制：若不是市场（印度人的政策已使其瘫痪），就应是政府权威（印度从未选择过动员方式）。这就像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在政策上曾经有过的重大失误一样。60年代时，苏联曾以为，依靠更多投放劳力和资本资源以使农业朝工业过渡的粗放而巨大的生产形式，而不是依靠知识和计划的科学质量，便可以实现迅速的增长；在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的理解上，这就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人的工具
我们怎样尝试提高自己对这些制度的理解水平呢？途径之一是设想在所有制度中，多数人花费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照料他们自己，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忽视他人、要么利用他人。
有此一假设，我们就可以对社会组织作出大量解释。它解释了专制，即社会中的一些人享有可用于剥削其同胞的巨大权威。它解释了生存机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即财产权垒起了隔离墙。它还解释了次一级的病症，如公司对消费者的剥削，劳工诈骗，医疗行业的玩忽职守，开支上的铺张浪费——人对自己同类的侵犯滥用不胜枚举。
另一个途径是把每个制度看成一个机制，通机它，人们要么互相接近，要么防备着现在预见的但并不可能出现的未来（这方面所有人都干得很糟，或许在具体含义上做得稍好一点）。本书所取的位置是，我们所迫切需要了解的有关制度的内容，在于这些制度的特征，这类特征关系到如何使制度更加有效用和更少摧毁性。
这样一个分析并不是放弃价值（判断）。追求它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及决策中的大众化参与）里选择我们的一般方位。某些类似的承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价值观，都有必要给出分析的逻辑连贯性。否则，人们就只是随意地和漫无目标地观察研究对象。
不过，我们的目的是描述而非评价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这两个过程是不能断然分开的。询问美国人实际上是否控制着他们的政府，或市场制度是否实现了资源的系统配置，既可以是经验性的问题，又能够是价值性的问题，它们取决于提出问题和给出答案后的意旨如何。无论如何，我们的一般方法是，分析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这些特征看来对于一些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如大众化控制、效率（含有各种类别）、自由（有待于界定）、平等（亦有各种类别）——是要紧的，同时不强加价值判断式的、规范化的或哲学意义上的分析。
随后，我们的任务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和制度加以分类。它与猜测未来、衡量动向或考察这个那个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者发展战略不是一回事。它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手段的审视；通过这些手段，世界各国能够发展它们的未来。
它们是这样一些手段，人们可以用来同他们熟悉的问题（犯罪、贫困、战争、失业）和新暴露的问题（人口、能源、环境）作斗争。无论是在世界的较不发达地区，还是在工业化社会，或是在走向“后工业化国家”的更富裕的民族那里，它们都是人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不管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如何称呼资本主义，也不论在一个共产主义逐步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如何处在衰退之中，它们是人的工具。对于资本主义者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基本的抉择是相同的，尽管他们也许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它们。
斯密和马克思
本书的两个中心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原子竞争的斯密主义的世界；但是市场依然是能够组织起千百万人合作的少数机构建制之一。
这要归功于斯密在200年前写下的《国富论》，我们对市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认识大多源于此书。我们也把我们至今仍不完善的一个理解归功于斯密，那就是：人们的许多目标的实现，乃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行为的附带现象和副产品。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它们的完成是小小的自我服务式的由个人买卖决定的副产品。社会学家们从此在有关社会机构建制的潜在功能的概念中结识了随机后果的观念。
不过，由斯密发轫的对附带现象的探索仍有待深入。
至于天才的马克思，我们要归功于他的，比我们能列出的内容更多，尽管他所从事的雄心勃勃的分析存在不少错误。
即便在社会科学历史的晚近阶段上，我们仍必须回到马克思，以理解譬如说关于民主制政府在财产权和它的严重不平等分配上的有害后果的问题。正如我们说政府是一种权威制度一样，财产是政府建立的权威制度。出于对政府权威问题上的偏见，自由民主思想对于体现在财产权上的权威问题仍然感觉迟钝。
政治和经济
鉴于多种理由，在分析基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时，必须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政府的主要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如税收、国防、教育、能源保护和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递、社会保障、经济稳定，以及推动增长。
我们要感谢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某种混淆。从《利维坦》出版以后，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对冲突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但是政府不仅仅是甚或主要是冲突的解决者。当它关心冲突时，如霍布斯见到的那样，冲突并非有关土地、妻子、牲口的冲突，而是有关政府控制本身，有关政府内人们的合作以及有关合作的目的等方面的冲突。政府承担着繁重的经济任务——支持军队，修建道路，鼓励商业企业从事经营，征集税赋以资养自身的经济行为。这就是为何冲突如此繁杂多样和后果如此利害重大的原因。
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
那么两者间有何区别？就普遍意义而言，“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进行。更确切地讲，“经济”是指这么一种行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为，只是寻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所以当我说一支军队如何从国家的劳力中征募兵源，如何装备自己以及如何支付费用等问题时，我是把军队视作一个经济的机构而言的，尽管事实上军队又是一个政治的或政府的机构。对下面各章来说，指明过程和机构的经济观特点是有益的，无论它们是否具有政治性。
事物的经济观
应当避免的一个错误看法是，经济的内容完全是实物产品。在现实中，任何经济的主要投入都是劳务而非实物；而实物的投入主要也是过去劳务投入的产物。至于产出方面，它所含有的劳务（价值）显然不亚于实物——劳务产出以医生和牙科大夫、招待员、侍者、洗衣工、修理工、教师、法官、警察和职员的个人服务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有许多劳务体现为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甚至在市场产出上，劳务也赫然耸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一半以上的市场产出来自于劳务而非商品形式的第一个国家；其他富裕国家现在也正迎头赶上。
另一个错误的见解是，某些属于人的目标和抱负的范畴，可以贴上经济的标签。人们劳动和经营，追求的是各式各样的目标，例如舒适，安全，审美的愉快，新颖别致，共同性，激情或消遣。在经济生活中，个人、集团和民族都运用他们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他们的能量、时间、脑力和实物设备——寻求所有可以想象的目标。
抛开上述错误的见解，事物的经济观就是在一个过程或行为中找出一种投入—产出关系。更准确地说，把一个过程视为一个经济现象，这就意味着把这个过程视为完成产品和劳务由一种形式朝另一种形式转换或过渡的过程。铁矿石和劳动被变成小轿车、冰箱和铁路货运上的装卸劳动。我也可以把修剪我的指甲视为一种类似的转换，不论这工作由我自己干还是雇人做。花费时间替人照看小孩也是一种转换。
然而，我们之所以把这些过程称之为经济的过程，仅仅是因为还有一个假设：我们从它们那里可以见到一种价值的获取。比如，铁矿石轻换为钢制品，钢制品中就含有比原先的铁矿石更多的价值。因此，我们也见到了正在进行选择的人们，他们在各种抉择中挑选，最终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增值而不是贬值的方式。只有当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所要的，必须放弃另一些他们也想要的东西时，他们才会作出经济的选择——换句话说，即只有当选择需要付出代价时，才会作出经济的选择。
决定某天穿两双鞋子中的哪一双，这是一个选择的行为，但不是经济选择的行为，除非一个人如此迷恋他的鞋子，以致一双鞋弄疼了他的脚，还接着穿另一双。同样，选择支持一个政党或候选人而不是其他政党或候选人，属于选择行为，但对多数人来说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行为，除非他们支持双方。然而，为一个政党或候选人工作，却是一个经济选择的行为。如果我在这儿花费的时间占去了我参加娱乐活动的时间，那我的参加娱乐活动的时间，正是我的政治行为的成本。
在许多选择场合，选中一个目的、目标或价值观，就是对其11他的放弃，也即付出一个代价（成本）。代价（成本）选择显然是事物的经济观的基本内容。
选择包含的成本，不仅是以货币单位代表的成本。每个人都知道，驾驶小汽车的成本，比驾驶它的人付出的货币成本更大。其他一些成本包括，未受污染的空气的价值，没有噪声的宁静的价值，以及当人们控制交通时对资源利用的期望等等。当我们问及由谁偿付这些成本、是否它们比应当负担更多、社会有无社会机制评价它们并使之纳入有关小汽车使用的规定的问题时，我们正是在从经济的观点上考察社会生活。
社会控制的基本方法
现在，如何着手分析政治—经济组织？一种可能是，以行政官僚的或指令的制度同市场制度的传统划分为基础展开分析。撇开家庭不算，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组织机构建制的确是国家和市场。奴隶制几乎消失了，封建社会的采邑经济也差不多消失了。尽管在亚洲、非洲和南美，前工业化环境中的成千上万的人仍然主要是从事生计农业，但所有这些人现在几乎都卷入市场洪流之中，像他们的政府在发展纲要里为他们规划的那样（如果他们不是积极参与的话）。
但是，国家指导的制度同市场制度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混淆了两者间任何简单的差异。市场制度的某些用途，即使是对于中央计划制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1917年俄国革命的最早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一，是在废弃货币和价格的同时废弃市场制度。布尔什维克初尝禁果，却面临了接踵而至的极度的社会混乱。从此无论是苏联的制度，或是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制度，再也没有企图打发市场，虽然卡斯特罗（Castro）在一段时期内为古巴宣布了这种意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制度都从各种设计中选用了市场，以征募和分配劳动者从事各种工作。所有国家的制度都是通过市场，把多数消费品分配给有意的买者。所有国家的制度都使用着货币和价格。当然，它们也都大量使用国家政权。
从另一方面考虑，差别又是模糊不清的。在所有工业制度中，生产不是由市场、而是由行政权威（或者是私人权威，或者是政府权威）直接组织的：尤尼莱佛（Unilever）、通用汽车公司（Genaral Motors）、亨得斯达机械公司（Hindus Ctan Machine Tools）、美国邮政部、英国交通委员会、石景山钢铁公司、和苏联的某个国营农场，都是一种官僚行政制度。
无论这种制度是处在市场制度的网络中，还是处在政府行政当局的网络中，对雇员和消费者可能都没有多大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有比诸如市场和行政制度这类复杂的抽象更有把握的概念供起步之用。我建议从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的社会控制的要素机制开始。
人们控制他人的特殊办法仿佛不尽其数。他们不只限于蓄意地试图控制，他们还可用很多无意识的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学者们一向企图作出最终的分类。头一个重要的区别，常常是实际改变奖惩办法同仅仅改变人们对奖惩的观念的办法之间的区别。为了控制我，你可以发出使我处于不利境地的威胁，假如我不按你的要求去做的话。或者，如果没有任何这类威胁或意图可以伤害我，你可直接劝解我，用我不响应你的请求便将处于劣势的理由吸引我的注意力。
并非所有的控制方法都可纳入这两个范畴。比如，一个有特色的、虽然不常使用的控制方法，是肉体的约束，像警察当场捉住醉汉时所做的那样。或者，通过药物或脑手术，像医生企图改变一个人的智力或情感特征那样；从而他是以一种变化了的方式思考问题——即计算报酬和惩罚。或者，甲要操纵乙的资源，他剥夺了乙做甲不想让乙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给乙新的能力——金钱、地位、甚至武器——使其做甲希望乙做的事情。在这些范畴之外，存在着多种约束乙的现实环境或议事日程（而不是改变其资源）的可能性。这样，某些可能的行为类别不会进入他的考虑之中。防止小孩贪食甜品的一个办法是为此而惩罚他，另一个办法是干脆不给任何甜品。
在不忽略所有这些方法或者一些有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方法的前提下，我们找出了三个方法，它们是：交换，权威和说服；这三个方法对于政治—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在分析开始时给予它们特殊的关注。
交换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大家彼此交换好处以融洽共处，政治家们交换好处以增进彼此的合作。交换也是市场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关系。
权威关系是在正式的组织中（如教会、俱乐部、联谊会、公司、工会）标明其成员身份特征的基本关系。当一个人说他隶属于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时，他实际上是在说，他承认他们的领导人对他的权威，或是在组织的作用上官员们控制他的权威。一个政府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所以，权威关系是支撑政府的柱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
说服在所有社会制度内都是一个中心的和基本的要素。
然而，它在任何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并未充当交换在市场中或权威在政府中扮演的那种特有角色。但它亦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无所不在的形式，在三种要素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借助意识形态工具和宣传方式，说服成为了对大众实行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它在共产主义制度里比在自由民主制度里远为普遍。通过商业广告的形式，它成了市场社会中公司对消费大众进行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在“自由”社会即在“观念的自由竞争”的形态中，通过相互说服的形式，它又成为自由民主的基本内容。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或许毛泽东主义的中国赋予了说服极有特色的用途；为做到这一点，它的制度倾注了特别的关注。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想象中国那种建构在大规模的普遍的说服之上的一种特殊控制制度的画面或模式。训导制度极原始地承受着一种说服关系。像市场承受着交换关系、政府承受着权威关系一样。但只是极其原始简单地；人们不应当把平行线拉得太远。
2、权威和国家
市场制度建筑在交换关系之上，这一点十分明显，但另一个事实却不那么显见，即：政府以权威关系为基础。由于这个缘故，权威关系到底为何物的问题并未彻底弄清楚。在先前的那本书中，达尔和我认为，权威可以等同于用得到约定的处罚所支持的指挥和控制地位；但是，比如说，在人们分享汽车使用权的某段时间中，人们授予他们中间某个人以权威，让他确定轮流用车的顺序，可他既不能规定某种惩罚（假使人们后来拒绝服从他），又不能强制他人（如果他试图这么做的话）。
权威究竟是什么，政府如何依赖它，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仔细考察。
权威关系
1970年，当尼日利亚政府军与比亚夫拉（Bia fra）分离主义分子之间的战争临近尾声时，埃菲奥上校（Colonel E e eiong）来到拉各斯（Lagos）表示投降，“我们接受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的权威”，他说道。实际上，他给了一种导致秩序的许可；他誓约了一个服从的角色。这是一个关键的联系，对此——鉴于有充足的先例——我们赋于权威的称谓。只要人们（不管是一个人、几个人还是许多人）明确地或缄默地允许他人为自己作出某种行为规范的决定，权威就出现了。一旦我同意另一个人为我作出决定，那么，他为了控制我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说出他的要求。
人们是有可能给予这种许可的，因为他们笃信，某个人最了解该怎样做——比如说，某人最了解何时根据季节播种。
或者，因为他们想把做出某个棘手决定的责任转嫁到某个人身上——比如说，决定是否断开透析器并让病人死亡。或者，因为他们需要把责任集中在某个人身上，由他协调众人，就像一群分享用车时间的人把确定先后次序的权威授给他们中的某个成员一样。
权某还有苛刻的一面。埃菲奥上校授出权威，是因为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否则会面临暴力和死亡的威胁。
处在自愿的权威和强迫的权威这两个极端中间，人们也授出权威——雇员们授予雇主或监工以权威——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得到报酬。
我们此时称作权威的东西，是一个古老的控制机制：它在伊甸乐园（the Garden of Eden）中建立起来，遭到了拒绝，然后再度出现。至少在5000年以前，统治者们已经知道如何在大范围内使用它。在古代苏美尔（Sumer），权威分配土地，指挥修筑运河和排水道的劳动组合，协调农业中的分工。这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可能是有效的，因为与说服和交换不同，权威是这样一种控制方法，它常常以极简单的方式运作。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字也不需要；在权威关系中，一个驯服的人懂得，需要他干什么，不需要他干什么。
不同的文化群在授出权威的意愿上存在差异。因此，比方说，德国人常常被认为是比法国人更愿意服从权威。某些研究证实了这一差异：佛兰芒人（Elemish）比瓦龙人（Wal Cloons）更愿意授出权威；或者，比较肯尼亚和苏丹的两个部族，古斯族人（Gusii）比纽俄族人（Nuer）更愿意授出权威。一个人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控制办法，比如，通过灌输、合法剥夺和非法剥夺的威胁、提供好处，以及说服（包括欺骗）的办法来控制另一个人；既可以用直接的、又可以用间接的途径，引诱他人把权威授给操纵者，即赞同顺从的规则。
每个特殊控制的使用，既可当作直接控制的方法，也可当作建立服从（权威）规则的方法；一旦建立起来，只要没有撤销，它就尽可充分行使控制。现行的权威能够委派新的权威。
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许多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权威关系一般都要求合法性。只有当一个人深信他必须服从并且实际去做时才会是这样。但是人们也会被迫遵守服从的规则，哪怕他们认为命令和发号施令的人是不合法的，如纳粹德国的一些人那样。他们授出权威，因为道德法规引导他们如此，但这仅是一个常见的而非所需的权威基础。
多半的情形是，人们之所以授出权威，并非直接由于行使权威者的努力，而是鉴于其他理由：某个父亲进行了干预，是为了维护神智不清的母亲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工厂的工人会顺从他的领班，因为付钱的老板让他这样。比方说，一个税务官的权威，是由立法当局授予他的，而立法当局这样做的权威则是由公民们愿意不愿意都要授出的。税务官在税收部门的上司也以他们的权威支持他。假如有必要，法庭会运用其权威支持他；司法当局的权威有赖于执法官和警察的权威的支持。
政治权威亦经常得到对持异议者的普遍声讨的支持。在多数场合，无论在小集团、协会和政府里，任何个人都实践着服从规则，条件是其他人也这么做。就任何成员个人而言，把权威授给协会主席，只有当大家都这么做时，才是有意义的。
通过交换的控制常常要求一个人放弃某种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劝诱别人去做自己愿意让别人做的事情；通过说服的控制则花费时间和精力。对比之下，通过权威的控制经常是成本较低，因为有些人发现靠权威协调相当便利，也有人享受着协调他们的乐趣。
然而，没有人会否认，权威的建立和保持常常是成本很高的，尤其是在政府中，在那里，它需要武器、警察、军队以及诸如法院等其他特殊的维护权威的组织。可是，当它建立起来后，权威的任何个别行使总是无成本的或几近如此。因而控制的边际成本为零或近似于零。确实，重复地使用控制常常有助于保持它。
权威的行使在特殊的场合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权威的授予可以先于它的使用，可以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可以容纳大量的行为范畴。尔后，当需要一种反应时，则常常无须任何报偿、任何惩罚、任何操纵，甚至无须任何说服。需要做的一切，都是指示什么样的反应是合乎（权威）愿望的。某些社会科学家在错误地寻求——在各种场合下，当一个人权威式地控制另一个人时——特别适合某种场合的一种控制设计，如一个说服的交住，或者可能是某个威胁或支付。他们无法发现它，因为在权威关系中，不存在这类东西。
这解释了为何权威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的原因；当花费时间来操作这个方法时，它是低成本的。但选择的昂贵成本，常常会令人沮丧。虽然美国的家庭生活中曾经有过父母的良好权威，当代的不少父母，却要么在树立权威上失败，要么根本不想树立权威；现在只好靠哄骗、央求和收买，做某些须花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所以，控制他们孩子的边际成本上升了许多，有的时候高得迫使他们放弃控制的企图。
有时降低控制成本相当重要——或者说被认为很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为了降低控制美国士兵的边际成本（他们越来越多地测试着军队对开小差的容忍限度），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批准执行了“波艾瓦特—斯洛维克”（Privates lovik）计划。作为一个“恢复权威”的方法，它遭到了失败。依照一般的讲法，“权威”一词已超出社会控制特定形式的主要含义。我们称伯纳德·拜伦森（Bernard Berenson）是艺术的一个权威，称沃森（Watson）和科瑞克（Crick）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方面的权威。我们有时也说一个人“说话具有权威”，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服从他，仅仅是指他仿佛十分自信。这些用法可以放到一旁，它们对我们的目的并不需要。然而，我们需要另一些用法，如，“财务主管拥有付帐的权威”或“我授权你发言并以我的名义投票”。在这些场合，权威似乎首先并不是指对任何人的控制。财务主管的出现，不是要控制谁，而是拥有做某件事的许可，这一许可是他人不具有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属于某个集团的基金。但当某个人得到许可去做别人不允许做的事情时，这个许可仅仅由于其他人遵循作出特定反应的程序才得以奏效。为了给予某个人使用团体基金的权威，比如说，要求其他人必须接受这个人对团体账目的检查，虽然他们不会接受别的人对这个账目的检查，而且也许会由于任何人试图瞒过大家而将他送进监狱。
因此，人们应从两方面理解权威——恰似两种许可一个是程序上的控制许可，一个是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的程序上的许可（所做的这个行为仅仅是为了取得对他人的控制）。
正式组织和政府中的权威关系
在哲学、神话、科幻小说、连环漫画里，人们想象出比他们自己更生气勃勃和更强有力的创造物。他们也以正式组织的形态创造着自身，这种组织能够从事人们单枪匹马无法做到的事情。它是一个可以建筑金字塔，管理印加帝国，指挥宗教法庭和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实体。
如何装配这个巨物并使它活动呢？权威关系不仅造就了它，还给它注入了生机。权威使普通人服从于组织的官员，使不同职能的官员相互服从。许多权威关系——它们每一个都至少使组织的一个成员与他人联系起来——把成员个人纳入了一个合作的整体。
事实上，人们可以把一个组织定义为一个有目标的权威关系结构。像单独的个人一样，正式的组织亦有自己追求的目标，虽然一如单独的个人，但正式的组织常常会被内部的矛盾所分裂。某些组织追求利润，某些组织主张发展教育，某些组织游说公共官员，某些组织劫持飞机，某些组织安排协作日照料儿童。不论是什么目标，创造权威网络就是为了实现目标。
作为一个权威网络的政府
人们会以为，承认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的简便办法，是说政府行使对其他组织的权威。
但是，某些非政府的组织有时候拒绝服从政府的规则；古巴的游击队员授出权威的对象，不是巴蒂斯塔（Batista）政府，而是卡斯特罗。
为了描述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区别，我们不得不涉及下述公式：对于任何既定的人民，一个政府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是存在的，即作为对他们行使权威的集团之一，它拥有对其他一切人或权利要求的权威，不会遇到来自于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权利要求者的挑战，它在维护自身秩序方面具备居于其他一切组织之上的普遍的权威。在冲突的情况下它也许无法使其声称的优先权生效；在某些场合它甚至可能无法谋求实行优先权。但是它对优先权具有的要求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使它与众不同。
权威的效能——尤其是权威控制的任何单个行为的低边际成本——解释了它在政府中的核心作用。靠奖惩的特殊安排实行的政府控制——例如对待重复举行并波及每个公民生活的讨价还价的每次罢工——昂贵得让人无法指望，而且由于政府任务繁重，这种方式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即便政府可以利用一套特殊的执行方法，也仅仅是因为有很大数量的一批人愿意贯彻这些方法。可是，如果不是借助于权威，何以指望这么多人的合作？当列宁（Lenin）估计到——鉴于权威现象——军队和警察控制俄国民众的那支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时，他便着手俄国的革命事业。他意识到，一个小小的革命家集团或许也能做到这点。
权威是使政府成为可能的核心现象，它说明了一个国会如何可以比一支军队更有力量，一个斯大林（Stalin）如何可以践踏党的领导层中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观点，以及一个政治领袖何以成其为领导者的原因。无论是政治的显著特征，还是政治的困惑难题，除非参照权威关系，参照支撑任何特殊的权威关系的复杂关系网络，否则都是得不到解说的。政治领袖和组织的重大成就均决定于权威现象。扰乱政治秩序的危机也是如此。权威能够使人惊讶地突然消失，其速度之快就像人们可以变化他们对待自己曾经愿意服从的规则的心情一样，这已为前统治者的一串长长的名单——包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和伊萨贝尔·庇隆（Lsabel Per＆oacute；n）——所证实。
政府中的权威主义规则
政府官员有时也下达个人命令，例如一个法官宣布对一个公民审判的结果，“被告必须付给原告5000美元。”但是，权威通常依靠法律和其他约定俗成的普遍规则行动。
与此类似，由那些隶属于它的人们授出的政府权威，往往采用规则的形式，这些规则详尽说明了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由谁来行使、对哪些人的、何种类型的控制。“共产主义”，一位苏联作者说道，“是人们从未了解过的最有条理的社会”。他接着说，这一社会是靠规则组织的，它实现了“对规则的惯常观测，让它作为引导平日生活的规范。”对任何政府都可以说同样的话。
甚至在革命的无序状态下，列宁还使用了传统的多数规则，用它在党中央委员会中投票决定是否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协议（the Brest-Litovsk Treaty）。
当那些正式宣布的规则（比如禁止中央情报局从事国内侦查活动）遭到忽视时，其他缄默的或非正式的规则就取而代之。人们常常把规则加诸自身。在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Beria）随即遭处决之后，为了保护自己苏联领导层就对被废黜的政治局委员，不再需要施以流放或死刑这一规则达成了协议。
在政府中，游戏的权威主义规则所采用的控制手法，同在扑克牌或篮球比赛中的玩法是一样的。它再度解释了某些环境中政治的反复无常性。突然地，——就像他们可能改变主意那样突然——政治领袖决定不再想遵守某个现行的规则。之后，是新的一轮游戏。
权威的间接和扩展使用
间接权威
当一个官员希望指导下属或公民时，他并不总是直接使用他的权威发布命令或制定有关规则。他有多种便利的可能，靠间接方式运用权威。为了让几乎所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官员们宣布了新的白昼时刻，而不必专门指示人们务必早起。为了给国家提供更多的医生，他们可以授权医疗系学生延起应征入伍，而不必以权威主义方式命令年轻人参加医务培训。
对于权威的间接使用，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权威在市场制度中进入交换或改变交换的条件。政府能够运用权威雇佣军人以替代征募军队。政府可以通过进口征税来提高进口品的价格，以替代直接禁止进口，同样可以间接地获得同样的效果。“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控制的一般区别，成为权威的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的一个特别界限。
权威的扩展使用
凯撒（Caesar）运用他的有限的军事权威以改变罗马政府。由于不存在复杂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可将权威约束在由建立权威的人所想要的限度内——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常常变得不可控制。一个官员被授权做某项工作，他同时想用它去做并未授权于他的事情。权威，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经常能够扩展开来，取得超出最初授权范围的权力。
在权威的扩展方面，政府中的某些人已发展出了值得注意的技巧。通过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权威，斯大林委派了各地的党委书记，他们将影响党代会代表的选举，这将反过来认可斯大林梦寐以求的新的权力。一个上司经常会扩大一个下属的权威，如果这个下属同意上司权威的扩展使用的话；所以，权威的合作的扩展运用与权威的阴谋的扩展运用是一样的。尼克松（Nixon）同联邦调查局（EBI）的合作，对权威进行非法扩展，便是一例。“一意孤行”（wheeling and dealing），“玩弄政治”（playing politics）和“权力游戏”（power plays），是一些口语化的概念，它们谨谨不准确地揭示出许多精巧的方式，政府里的人用这些方式——并非直接使用他们的权威，而是靠其扩展使用——互相操纵。一个市政公共工程的官员拥有组织清扫街道和铲除积雪工作的权威。由于他能够提供工作给那些愿意做有利于他的事情的人，他可以越出对他的授权，扩展他的控制。他可以要求他雇用的任何人为他的党派竞选。他可以运用他在合同方面的权威，强迫实业家为他的政党、本人、乃至他的盟友募捐。综合考虑这些及其他利用的可能性以后，他可能得寸进尺，要求被承认为市政当局最高决策集团中的一员。察觉出他会成为一名权贵，其他人事先便竭力奉承讨好他，以望未来的好处；从而，他的影响增加了。
同样的过程可以在政府的其他层次上见到。美国总统无权管制工业价格。但是为了约束价格上升，约翰逊（Johnson）总统使用了他对军事合同的权威，并把权威扩展到约束价格的程度上，以便撤销与那些抬价的公司签订的合同。
肯尼迪（Kennedy）总统扩展了他的权威，使用联邦调查局和反托拉斯调查以对付提价的公司。简言之，通过运用被授予的权威，来取得对未被授权的某个领域的控制，权威得到了扩展。
当我们观察政府中权力和影响链条延伸时，我们有时错误地以为自己见到了不同于权威的权力形态。但如我们所见到的好处和佣金，事实上就是授出雇人和签约的权威的典型产物。如果我们见到一个受强制的官员担心失去工作，那是因为某个人拥有雇用他的权威。如果我们见到一群忠诚的亲信围绕在一个统治他们的人物身边，这个人提供好处的权威已被用于拢络他们。当金钱在政府中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时，某个人已拥有了施舍它的权威。
创造新权威结构的扩展使用
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时已被授权在印度经商，它扩展了这一权威，直至成为印度一些地区实际上的政府。拥有权威的人们通常都在扩展他们的权威应用范围，不止是要获取额外的影响，而且是为了赢得新的权威授予。在充当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角色时，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参议员以令人钦佩的技巧做到了这一点。他运用他的权威为他的参议员同事提供好处，这对于树立他个人的一种新权威（它在右左参议院方面可与总统匹敌）是十分有效，以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参议院“如同一个驯良的实体，处于一个年老的政治寡头统治之下”。一架政治机器便是一个权威结构，它的基础是有优先权的权威之扩展使用。一个公共项目的官员运用他在市政合同上的权威，从每个将构成他的机器零件的人那里——用好处交换——获得权威的授予。然后，这些人运用得到的好处，再从围绕他的下属集团那里获取特许的权威。
实际的和表面的权力
在以下诸章，我们经常要借助于权威的扩展使用的概念。
我们甚至现在就可以使用这一概念，以消除一个普遍的幻觉，即政府官员的权威外表后面隐藏着神秘的、不可告人的“实际的”权力的分配；这个幻觉以为，社会权力像一个家庭或阶级的结构，政府中权威的分配必须符合它或服从它。
权威不总是出现在仿佛要出现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一组权威关系是表层的，必有另一组权威关系（不是另一种社会过程）藏匿其后。人们不会找到有关政治权力的“真相”，假如在忽视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它的话；人们通过揭示活动着的权威关系发现“真相”。如果一个“老的家族”的寡头政治治理着一个城镇，那是因为表面上的权威们将权威授予了这个老家族。如果党的领袖或干部的秘密会议起支配作用，那是因为里面的每个人都同意建立起对政治追随者的一个特殊控制形式。
一些人相信，财富或财产是权力的根本源泉。但是财产本身是由政府创造的一个权威形式。财产是一种控制资产的权利：拒绝由他人使用，保持它们的完整，或用光耗尽它们。
因而财产权是对一些人或组织的权威授予，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并且得到其他人和组织的认可。富人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比大多数人享有更大的授权。正像中世纪时欧洲的基督教会的权威确立了对世俗权威的限制一样，今天企业家权威以财产权的形式确立了对政府权威的限制。但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政府授予了这种安排。
有的时候，民主政治看上去似乎远离通过权威实行的组织，倒是更类似交换。总统制订牛奶最低售价的一个较高的标准，以答谢某个奶酪制品协会的财政捐款；或者，一位州长保证支持某个总统候选人，以期得到副总统提名。无论如何，这同游戏中的竞争者是一样的。总统能够把好处“卖给”奶酪商，仅仅是因为他有政策权威。一个（总统）候选人可以提出副总统名单，仅仅是因为——根据不成文的政党规则——总统提名人有权选择他的竞选伙伴。
然而，权威常常与其他控制形式混淆在一块。一个权威网络导致一个平行的说服网络。在评价下属逃避服从权威之容易时（除非还加上说服），杜鲁门（Truman）总统对他的继任人说道：“他就站在这儿，他会说，‘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怜的艾克，这里不是军队。”我们已经见到，权威还常常采用了购买或者出售的形式：杰弗逊（Je e C eerson）总统宣称自己拥有购买而不是征服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的权威。
并不使人感到惊奇的是，霍布斯、卢梭（Rousseau）和其他人试图从社会契约中找出政府权威的起源。这是由于，如我们所见，权威关系能够靠契约加以确定，有时是非常明确地做到了这一点，如“五月花号”契约那样。在缺少一个明确的契约的条件下，这对于解释公民们自愿授权他人的行为有某种意义——回报统治者的誓约即保护公民们和为他们做他们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如果公民们接受统治者的权威是慑于他的胁迫或恫吓，那么，我们讨论的仍然是一个被迫的契约合同。从统治者一方讲，他提供了对恐惧和伤害的缓解；从被恫吓者一方讲，他们提供了服从。
等级制和官僚制
在私人的和政府的组织中，按照最让人熟悉的（但不是最常见的）权威模式，一个官员行使着对他的下属的权威，下属层的每个人又行使着对各自部下的权威，这样一直到达阶梯的底部。为取得协调分工和职能专门化的效率，形成了等级制的或金字塔形的结构。
金字塔形的权威或等级制度常具有被总称为官僚制度的特征。无论在政府组织或私人组织中，官僚制是一个有力的多用途的工具。它极端地依靠贯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避免依赖任何非常规的技巧或创新。对于每一种范畴的问题，官僚制永远有一套现成的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并用一种合乎分寸的标准技巧加以贯彻。具体地讲，它的特征包括：
1.官僚制执行着高度专门化的任务，其根据是下述假设，即：
专业化有利于效率（同时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它也有利于那些不到组织目标的眼界狭窄的机关人员）。
2.对个人或下属单位的每个具体的权威主义任命，较多数其他形态的正式组组都更加明确的一点在于，它预先规定，组织职能的发挥不依赖于占有官位的个人的任何特长。
在一个理想的官僚制中，没有人与众不同。
3.问题、程序和解决方案都有预定的范畴。在一个食品配给制度下，如果我申请增加我的配额，我会被要求证明自己符合某个范畴的条件，如，体弱、年老、或要抚养母亲。
4.对规范化的委任方式加以协调，被认为是处在最上层的人们的一个主要任务（而不是去激发每个参加者的独特才能和最大限度地开拓他们的能量）。
5.根据组织准备的需要（不论可能面临什么任务），在官僚制内对一个相对稳定的委派和权威的结构加以评价。
6.因而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官僚制的成员会经常发展对组组的忠诚，这种忠诚较他们对组织的特殊目标的责任更大。当小儿麻痹症至少可说被征服时，为此而设立的官僚制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去寻求同新的痼疾较量。一个公司的官僚制比一个政府的官僚制在发现新的职能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会采用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生产线，这是由于公司官员们喜欢把组织作为一个有巨大价值的工具，以致要为它发现适宜的职能。
7.不过，每个官僚制都趋于发展自己的类别，因此迄今为止它只能有限地服从和部分地适合新的任务。虽然老的官僚制看上去仍然具有可用性，高层决策者们必须经常创造新的官僚制以应付新的任务。
8.所以，对于政府的许多部门和分支来讲，不存在理想的构造，行政改革是永无止境的。
虽然等级制和官僚制有着古老的起源，在当今世界上，人们还是被官僚制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起来。19世纪初，415的美国人是自我就业；现在这个数字不到1110。假设几乎全部最小的公司都是按官僚制办法组织的，那么一半以上有收益的就业劳动是在官僚制中进行的。另有1300万美国人在几千个官僚制组织中工作，这包括联邦政府、50个州政府和78000个地方政府机构。还有数百万人是用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工会、雇主集团、互助会、退伍军人协会和农场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孩子被鼓励在童子军和少儿团中尝试官僚制。一些官僚制极其庞大。按雇员数目计，美国最大的官僚机构是国防部，它有100它们各拥有约80万人。
一场不曾设计的革命是由这样一些人创造的，他们（不曾在自己模糊的理解中得出政治结论）使来自小农业和小企业的多数劳动力进入了现代官僚制企业的权威关系之中。
对多数有收益的就业来说，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制度下工作的模式和人们相互依赖的其他形式。它不是靠平等、民主或其他人类抱负推动的革命，它的动力来自于利润和权力；它的成就是为了追求不比效率更崇高的目标。但它仍是一场革命。它比法国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或毛泽东（Mao Tse-Tung）的革命都更有力地改变了政治—经济组织。
它在苏联和中国建立起不亚于西方制度的新秩序。
我们应当看到，无论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还是在西方，革命现在已被一场反革命所激发，这中间明显地有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践家，毛泽东主义的大众斗士，西方参与式民主的鼓吹者，新潮的职业精神分析学家，试行着装配线选择的公司和工会。尽管人类知道官僚制至少已有3000年——从汉漠拉比（Hammurabi）的衰败直到现代民族国家、公立学校和公司——，我们将会看到，有些人仍然指望它从地球上消失，指望它被各种合作协调的形式所取代，在这些形式中，“人们按照地位和作用将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非上下级式的，而是灵活的和职能性的……”
权威的相互调整
虽然思维的习惯总把权威同等级制连在一起，但这个习惯需要打破，因为权威可能更多地不是在等级制模式中实现的。
金字塔形的模式当然总是不完整的。例如金字塔或许缺少顶部。在最上层，有几个或许多权威，他们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成员而相互作用，有时各人具有对自己的一群下属的权威。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通常不会有顶尖人物。毛泽东以顶尖权威的身份发号施令，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如果说很充分的话。在民主政府里，权威分成官员的多重组合体一个主要的执行官，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们，有时还有一个法官。
某些官员处于金字塔的或等级制的权威的线条之外。预算、人事、安全部门官员的特殊权威，处在金字塔的等级权威线条的交叉点上。斯庇尔（Speer）告诉我们，希特勒（Hitler）曾遭到养老金发放部门的反对，后者一再企图争取更慷慨大方的养老金。甚至在一个民主外表的制度内，某个警察当局有时也会运用骚扰、黑信和暗杀手段，来建立它对等级制中的上司的权威。
在任何水平上，权威之间的相互依赖——如果不是针锋相对的冲突——都常常会要求在它们之间相互协调，如美国和英国政府里数百个局际和部际协调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相互协调有时是无组织的，将会制造矛盾而不是消除它们。然而，它在任何政府中都承当了繁重的协调任务。在19世纪的100年中，世界列强相对地和平共处，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为解决彼此间的冲突安排了有效的相互调整。在大都市范围内，政府权威的综合体也是通过相互调整来协调的。例如，在纽约市区，纽约和新泽西两个州政府，纽约大都会市政府，和像纽约港当局等一些特殊机构，在没有一个权威监督人的前提下，通过相互的调整，解决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安排了彼此的合作。
有的时候，一个权威通过让步与另一个权威调整关系。在极端的形式上，一个官员可能会完全顺从另一个官员，甚至于宣布自己对后者的忠诚。当没有这种忠诚时，他也许仅限于做一些无碍其他官员的事情。更常见的现象是，官员们积极地行使权威和对他人的各种控制——比如，以不在自己的项目上合作为威胁，强制其他机构的合作。由于多个原因，较低的权威取得了对较高的权威的影响、控制和某种权力。上司需要下级的建议，或后者的认真合作，只要对下级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便能赢得这一点。或者，通过扩展使用他的权威，某个官员获得了对其上司的控制。
在官员的相互调整中，各种各样的控制都得到了运用，包括交换和说服。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威胁以及其他专门用来控制一定官员的操纵手法。我们也许应给予这些控制特别的叫法，以区别于更常规的控制手法——比如下达权威主义指令。虽然官员们用找麻烦的方式设计针对每个公民的特殊控制，他们却可以设计更重要的目标——互相牵制。例如，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常常为短期利率发生冲突。
一段时期内财政部的战略是，通过提前宣布会导致新的借款动向的利率，来阻挠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率的尝试。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处在困难的境地：要么依从财政部的决定，要么面对广泛的抨击，说它拒绝以财政部的标准为基础支持美国的金融市场。
所以，官员的相互控制比他们对民众的控制更加错综复杂。
权威间的互惠义务
在任何一个时代，权威总是被固定在义务的网络之中，它要求他运用他的权威为其他官员提供好处，这些官员同样使用他们的权威为他提供方便。反过来，他还主动地为其他官员提供好处，以使他们欠下对他的义务。当某个官员首先提出这种独特的和普遍的相互调整的形式时，他并没有为引导某种反应而提供某种临时考虑的好处，像平常的好处交换那样，他也没有就某个具体的交换概念进行谈判或讨价还价。相反，他仅仅使用权威授出一个好处，他知道，这样他已经制造了未来的某个时刻向他提供互惠式的好处的一个义务，虽然尚不能确定这种好处的准确内容和特征。
提供好处如同把钱存进银行。1969年，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Clinton And erson）在反弹道导弹的辩论中支持尼克松总统。“长期观察安德森行为的专家推测，他已获得了行政当局的一张借据，这张借据在他为他的选区争取某项特殊计划时就会到期。”人们可以积攒大量的借款收据。它们中的某些将被非预期的或非需求的好处返还所抵消。
不过，义务有时也允许一个官员从欠他的义务的人那里要求特别的好处。以互惠的义务为基石，建立起了联盟。
互惠义务是强有力的控制的基础，这已不断得到证实；正是它腐蚀了公共官员。根据自己的美国参议院的经验，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评论了公共官员与私人团体（它们也进入了相互的控制）的互惠义务。关于后者，他说：他企图……用各种各样的好处把公共官员置于个人义务的感情之下，这种感情逐步使公共官员丧失对公众的使命感，并开始觉得应该把他的第一位的忠诚给予他的赞助者和庇护人。发生的一切是，一个人的忠诚由对社会共同体逐渐转向对那些给他提供好处的人。逻辑上讲，我们可作出局部的概括，即：大的政治—经济组织既可能依靠等级制官僚制中的单向度协调，也可能依靠权威的相互调整，这些权威以权威的扩展运用来相互控制。
相互调整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虽然是与众不同的类型），就是交换。我们将要看到，在市场制度下，交换属另一套控制体系；与政府比较，交换代表了相互调整的另一极，在那里，人口中的多数完全被卷了进去。
3、交换和市场
正如毛泽东在我们时代的作用一样，亚当·斯密在他那个时代表达了对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一种日益强烈的对抗意识。他仿佛是一边摇头，一边评论路易十四（LouisⅪ Ⅴ）的伟大部长戈伯特（Col Cbert）说：“他竭力照着公共部的某个处署的样子管理一个伟大国家的工业和商业。”《国富论》坚持一个古典的命题，即：这种做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它将使国家永远贫穷。
历史上看，能代替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政府统治的选择，始终是市场。如同等级制、官僚制和政府体系源于权威关系一样，市场制度源于简单的交换关系。
简单的和复杂的交换
市场赖以建立的交换关系，是一种审慎的控制。它是两个人（有时也许是更多人）之间的关系，每人提供一个好处，以诱导一个反应。因此好处的提议取决于所获得的反应。
一个好处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获得者感到它是合乎愿望的（不论这个感受是否正确）。
在最简单的交换中，两人偶尔学到了一个知识，那就是：他们各自拥有对方所需要的某样东西或者可以做的某件事情。或者，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的某样东西或可以做的某件事情是自己所需要的，于是他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提供给别人的好处，来引导别人做出自己希望的事情。交换不仅是变换占有物的一个方法，它也是控制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一个方法。18和19世纪，在美国的新边疆，劳务的交换把人们组织在一起开垦土地和修造谷仓。交换还吸收着能量。它挖掘了苏伊士运河（the Suez Canal），把人送上月球，在地球上根除了霍乱，平整了耕地并不断获得丰产。
撇开少数沉湎于空想的可能性不谈，人们离开了规则就将缺少提供（或不出让）好处的能力。规则办到了这一点。规则靠关于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法律形态，详细说明了，人们拥有控制他们自己劳动的权威，可以对他们自己的财产握有主权并且决定是否出让给他人。交换只有在一个用道德法规和权威维护着安宁的社会才有可能。
货币和价格
然而，假如交换仅仅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它就很难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方法。
一周一次以货易货的集会或公共告示的招贴，只是有限地增加了交换的频率。唯有用货币和价格，交换才能成为主要的而非偶然及小型的社会组织的工具。价格是一种以规范的形式宣布交换赖以提出或完善的界限的设计。对一个人来说，有了价格，就不再需要在交换时向每个潜在的参与者通告每个商品和劳务（连同其数量）的具体情况，拿它们按他的提议与人交换。他只要宣布它们的价格即足矣。
当缺少货币和价格时，交换受到一种对双重巧合的需要的阻塞：A不得不找到一个B, B拥有或能制造A需要的事物，而B需要的也正是A所能提供的。我们通常称为货币的东西，是我们容易看管、使用和交换的。由于几乎所有人都把价格带入交换和用它交换，对巧合的那种需要消失了，交换机会的增长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虽然我愿意在我的邻居外出期间帮他照看房间，以报答他在某天曾为我做过的同样事情，我仍不情愿把我的服务以一个看门人的价钱卖给任何人。人们也不能买卖孩子。
然而，用于交换货币的好处范围几乎是无限的。这种无形的东西作为商品的“信用”被带入市场和出售给人。忠诚，奉承，公众的承认，选票，法院判决，政党提名——这一切在一定时候都可以出售，不管合法还是非法。市场交换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展现着它的后果。
专门的商人
在货币的帮助下，交换的另一精致产物——专门的商人之参与——使交换关系的长链条成为可能。商人通过职业性的交换，而不是偶尔的便利，寻求着谋生——也许是好运的可能性。美国人需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咖啡种植主的咖啡，后者想要各种制造业产品。
甚至用货币也可能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换，哥伦比亚咖啡种植主把咖啡卖给商人，商人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他知道某个美国加工商会从他手上买去咖啡。加工商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知道某个批发商将从他那里买去加工过的咖啡——最终咖啡到了消费者手上。
职业的或专门的商人（他以向有需求的人提供交换的“合伙人”为营生），被冠上现代的名称以示特征，如零售商、发货人、股票经纪人、批发商，甚至还有汽车商和废品商的用法。但有些商人是伟大的组织家。公元前2000年时，巴比伦的商人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为一个形成中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都市社会奠立了基础。市场环的链条从那时起一直左右着重大的社会变化。14至16世纪，正是这样一种长长的环链——主要由欧洲一些城市商人、尤其是北意大利商人锻造的——头一次使西欧连为一个整体化的经济，实现了甚至连政府都望尘莫及的一个大陆的协调。
商业企业
有一种特殊的商人进一步改变了交换制度——无条件地和彻底地。他并不是简单地促进更广泛地交换、安排已有的商品和工作任务。同卖掉自己买入的东西的商人不同，这种商人购买或租用投入，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再售出成品和劳务。他和人及其他资源打交道，寻找各种任务，组织人们完成它们。他因而成了领导者、监工或人们的指挥者（确实，有时他像一个暴君）。如果他的企业很大，他——企业家——实际上成了一个公共官员，尽管他不是政府或政治官员。
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市场制度中行使权威。在一个有限的场合，他可以组织一个劳动力而不必问他的工人是否接受他的权威，因为，像18世纪英国的生产体系的组织者那样，他能够直接为工人的劳动产品支付报酬。或者，他也可以使他的权威缩小到最低限度，即把工人们赶进他的作坊里和按件计酬，每个工人的劳动速度和方式由他确定。但是，占压倒多数的是另一种情形：一个企业家发现，付给工人报酬的有效办法，不是根据他们的产量，也不是事先决定的特殊任务，而是按照他们在工作期间接受他的权威的程度。
企业家是市场制度下的特殊人物，他们比一般的商人更有力地把正式的组织引入了市场；有的时候，这些组织极为庞大。从17世纪开始，经过18世纪，欧洲的企业家们设法使两种资源前所未有地得到利用：首先是各种各样的机器（科学和工程学的迅速发展使之有了可能），其次是煤炭（它是驱动机械的能源）。正如矿区的组织需要有组织的商业企业一样，人与机器的协作对于发挥新机器的生产潜力的优势也是必要的。
不仅如此，在寻找原材料和产品的顾客的过程中，这些企业锻造了连接每一块可居住的陆地的市场环链。18至19世纪，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了一元化的整体——不是指语言、政府或文化方面，而是在劳动的协调和世界资源的利用上。在每一块可居住的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为每块其他大陆的大批人提供了服务，又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好处。与此相适应，在大约1900年，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西欧人和北美人——抛掉了文盲、瘟疫和饥荒。
无论人们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的秩序之外依然遭受持续痛苦的千千万万人说些什么，这个头一回的全球一体化代表着社会组织的新水平和综合性。
三种市场的制度
企业家和企业组织的崛起，使一种曾经是同质的交换形式一分为三。人们不再直接用他们的劳动和其他资产，交换他们日常生活及享乐所需。相反，他们进入一种市场——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市场——用他们的能量和资产换取货币。
他们接着进入第二种市场——消费者市场——用换来的货币交换想要的产品和劳务。
由于在两种市场内它们都面临了商业企业，因此，企业涵盖了整个市场制度；它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伟大发展，其意义至今仍未充分揭示。
在第三种市场上，商业企业互相买与卖。在这些起媒介作用的市场，个人消费者和个人供应者已被排除在外，交换的数量通常比其他两种市场的总合还大。零售商与批发商交换，后者再与制造商交换。制造商从其他企业订购零配件、原材料、电力及商业服务（包括计账、设备维修和广告）。顺便说一句，仅仅是这一种（第三种）市场，而不是另两种市场，已被“计划”制度（例如苏联的制度）废弃。
如同政府官员有别于普通公民一样，企业经理也有别于普通消费者和雇员。在市场制度下，当正式的组织而不是企业成为参与者时，领导人或“官员”更是不同于普通的参与者。工会领袖们在许多市场制度中承担了谈判工资和劳动条件的主要任务。代表军队、公共工程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政府官员们，成为市场制度里的主要购买者。
有关的控制形式
虽然市场交换是本章的主要兴趣所在，交换在市场之外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到，它在政治中是普15遍的。一个议员，比方说，将提供对他的同事的议案的支持，如果后者也投桃报李的话。常与交换混淆的，是另一种类似交换的形式：给予一个无条件的好处（旨在导致某种反应）。
但没有得到有条件的交换的补偿。例如，一个减税举动对实业界是一个无条件的好处，实业界从中获利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反应。但这个举动并不只是提供给那些指望某种反应的人。
依照无条件的好处的复杂作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发现一种控制的方法，它在某些制度下有可能同交换、权威和说服在政治—经济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媲美。
前景
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所做的分析的某些含糊之处也许在于，他的一些论述读起来似乎是在说，交换在美国已被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协调者的公司的权威所取代。这要么是阅读理解上的错误，要么就是写作上的错误。大公司显然没有被政府的一项计划或其他任何占压倒优势的政府指导所普遍协调，它们是靠市场交换取得这一点的。它们通过销售处置它们的大部分产品。如果企业的生产计划需要综合的投入——包括各种劳力、电力、原材料、零配件——它们之被导向企业（和从另一些企业抽调出来）并非通过任何协调的权威，不论是私人权威还是公共权威，而是通过在一系列配套的市场上的购买。例如，假如说美国的实业界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大体同总供给一致，那么，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是靠劳动力的买和卖，而不是靠某种人力计划。（如果这种一致性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完美——如果，简单说，存在失业的话——那是由于市场交换远不及理想的交换那么有效。）大公司的确在“内部”事务上使用权威——它们中的每一个从自身讲都是一个权威制度；但它们是靠市场上的买和卖指导它们的“对外关系”。
忽略市场制度的协调功能是容易的，其程度之甚到了我们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地步。
经常性的职业的重新分派便是一例。7年时间内美国的空中小姐的数目翻了一番，速记员、打字员和社会工人增加了50%。与此同时，机动消防队员减少了一半，制电版工和细木工减少了113，有几百个其他职业的升降幅度达到20%。英国在10年中，煤矿和棉田的劳动者减少了114还多，而在其他一些行业，其中有体育和娱乐，就业者增加了一倍；在某些领域，数字翻了三番。消费者与职业偏好在劳动力的一个从未止息过的重新组合中结合到一块。
当描述成千上万的买者和卖者——每人仅仅努力寻找自己交换的时机——如何创造出一个协调有序的庞大体系时，亚当·斯密在他那最著名的段落中写道，人们“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推动实现并非自身期待的目标。”甚至从那以后，人们就普遍地把市场力量当作自动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力量来谈论。奥秘的暗示是不幸的；而在斯密的世界观中没有丝毫神秘的成分。所有的社会控制都具有自动的、非意向的和无意识的因素。
多数父母“自动地”教他们的后代说话，不论他们是否打算或有意这么做。在市场生活中，人们是审慎的和有意识的；但他们的行为却实现了一个非他们有意的协调任务。
然而，只有在价格上才能取得协调。一个设想中的纯粹而不加修正的市场制度，将是十分极端的和难以容忍的；在那里，它几乎剥夺了个人向社会其他成员提出要求的权利。他不能要求别人对处境危急的他伸出援助之手，像他在传统的前市场制度里可以得到的那样；在后一种制度中，他作为部落或氏族的被接纳的成员，应当受到众人的怜悯同情。在纯粹的市场制度中，如果并且只有当他有某种东西提供交换时，他对别人的权利要求才能成立。马克思比我们中的多数人更早和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里，他注意到，市场“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虽然19世纪初的英国及其他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了“魔鬼作坊”（satantcmill）的某些特征，在整个世界上，市译注场制度以各种制度与其他的组织方法结合在一块，减轻了市场制度本身的严酷性。甚至在19世纪初的英国，在自由放任之风盛行的时期，无论是贫困法还是私人慈善团体，均承认最低限度的需求，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市场的主张。
有效价格
可以看出，根据一定的假设，市场交换所以能接近某种最佳的或有效的状态，是因为人们进入了交换——此时他们能有所得而在其他条件下则一无所获。然而，一种错误的价格，会妨碍一个有效的交换。因此，这种每个经济学家都十分熟悉的有效价格的观念，对于理解市场制度是不可缺少的（从而它对于理解共产主义制度也是不可缺少的，在那里，价格问题极为严重）。假设我需要食物，你需要我的力气。你栽种了土豆，我手头正空闲。我们在某个价格上达成协议：我帮你干一小时活，你给我10磅土豆。我们作了交换，双方都由此受益。
但是，假设政府从它的角度作了干预，规定一小时劳动所获不得少于20磅土豆。你将保存你的土豆，而不是屈从于为我的一小时劳动付20磅土豆的要求。结果你决定在没有我的帮助的条件下自己来干，而我继续过着挨俄的生活。我们双方都比我们原本可能有的情况更糟。
在理论经济学术语中，反映人们偏好的价格被称为有效价格（e e eiciencyprice），妨碍反映这种偏好的价格被称为武断价格（或仲裁价格，arbitraryprice）。一个有效价格对交易的双方都是有效的。它也叫稀缺价格（scarcityprice）；它符合你的估价和我的相对稀缺状况。对我来说，土豆比劳动时间更稀缺；对你，情形正好相反。
协议的价格不是受土豆的重量、密度或任何物的量左右，而是在我们偏好的影响下形成，这种偏好内容是关于我们的稀缺资源的使用。
仔细看看我们的受阻的交换。仲裁价格的一个后果是，虽然我做好准备向你提供我的劳动，但你却不愿意采用它。这种价格无法廓清市场。所以，对一个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来说，一个要求是，它能够廓清市场。
可是，严格地说，当一个买者或很少的买者面对一个卖者或很少的卖者时，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是不能界定的，因为这少量的买者和卖者或许能够在一大堆价格里任选一个从事交易。一个妨碍有意愿的交换者进行交易的价格当然不是一个有效价格，但在各种价格中哪一个是不妨碍交易的有效价格呢？此时能满足全部要求的一个回答是，有效价格是这样一种价格，即当买者和卖者是如此之多，以致谁也不能操纵价格时，有效价格便得以成立。
仲裁价格的一个后果是，你被告之一小时的劳动成本对你来说相当于20磅土豆，但实际上至少有一个人愿意出此价的一半出售他的小时劳动。仲裁价格向你错误地显示着成本（或不可避免的抉择）——以此为基础，如果不是强加的价格，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东西。因此，衡量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尺度是，价格能正确显示买者和卖者在成本（不可避免的抉择）上的信息；根据这个价格，如果人们按他们的愿望自由出价，产品和劳务事实上就可以被提供出来。
对于由商业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什么是稀缺价格或有效价格呢？同样，这个价格将廓清市场，而且是非垄断控制的。它是这样一种价格，即对于有意愿的顾客来说它不会低到让他们感觉供给是不充分的，对于产家一方来说它不会高到让买者不敢光临。
它又是这样一种价格，既不会夸大期限或成本，也不会低估期限和成本；在这种价格上，产品或劳务可以各得其所，如果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出价的话。
所以它不应当达不到或超出了生产的各种成本的总量。可是，如何衡量每种成本？答案是，每一个投入必须根据它自己的稀缺价格，在总成本的计算中作出评估。
一个不是有效价格的企业售价，把企业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它以少于或多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向顾客提供产品和劳务。如果低于边际成本，那么企业是在边际的投入价值大于产出价值的情况下供应商品或劳务。如果高于边际成本，那么顾客无异是被告之，生产过程耗用了比真实情况更多的资源。无论哪一种情形，错误的信息导致了倒霉的选择。
类似于有效价格的东西，既可以通过供需双方在竞争性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又可以由一个定价权威确定。这里的问题不是谁来建立价格或如何确定它们是否为有效价格，而是它们的水平能否符合那三项标准。
让我们从一个假设的中央计划者的角度，看看稀缺价格或有效价格的原理。他将了解社会的需要，比如说，钢材、食品和运输服务。但是，各种产品和服务必须提供多少，对此一开始他甚至无法想象，除非他知道物物交换的比率，因为一种产品（劳务）的生产扩大只有在其他产品（劳务）减少的同时才有可能。他需要了解，比方说，价值多少的钢材生产才是不可少的，以便按给定的数量扩大运输服务。
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可以在价格上呈现出来。
当你说一吨钢材价值400美元时，也就意味着，为得到一吨钢材，你不得不放弃400美元的其他物品。正确反映真实的权衡可能性的价格，就是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任何其它的价格都被称为仲裁价格。
为衡量各种不能兼得的因素，计划者能否直接指定下达给每个单位的一定数量（一个价格）的商品，它既要符合所需的重量、深度（程度）或——在提供个人服务的场合——每个人的身高尺寸，又使这一切都同其他商品（或劳务）保持（正确的）比率？我们会说，那样一种价格显然不现实得让人可笑。但是为什么说它可笑？因为，投入的重量或大小与成本无关：一吨钢材价值低于3盎司重的结构复杂的电器零件。为什么？是由于更多的劳动进入了电器零件吗？那就让计划者指定一些符合投入产品的劳动量的数量级或价格好了。
假如他这么做了，他就将把同样的数量级或价格给予两个有相同劳动投入的商品，哪怕其中一个在生产中所需的设备远多于另一个。这如同光考虑重量而不管劳动投入来定价一样不能令人满意。那么，看来似乎他需要一个能够把所运用的物资、劳动、设备和其他任何在生产中使用的投入都正确地加以综合的数量级。他需要一个包罗万象的公分母。
把不同投入综合为一个公分母式的数量级或价格的有效方式是指什么？一小时劳动在计算时应当多于还是少于一磅钢材？多于5磅钢材？100磅？正确的数目——即有效价格——不决定于任何物的属性，而决定于投入的相对价值。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达到如下程度，即：某个投入可以生产出理想的产出，它在其他地方依照公分母衡量是有价值的和可计量的。从极端的形态上讲，假如一个投入不能生产出别的理想的产出，它就不是有价值的投入——而只是一个免费产品——而且，不应根据公分母加以计算。其他的理想的产出究竟如何，将取决于使用者与稀缺性有关的偏好（包括对闲暇方式的偏好）。有效价格因此代表着偏好——稀缺关系。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近似于有效价格；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价格将反映这种关系。
不平等
对市场制度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关系，需要作一初步的介绍。比如，关于市场制度，没有什么比下述看法更普遍，即它们使少数人的富有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
我们将看到，单从这一点出发，许多新兴国家就极少考虑用市场促进自己的增长。
与市场制度背道而驰的是，古巴和中国转向了收入和财富的均等。难道市场制度受到它的做法的自身逻辑的阻抑？很清楚，一个假设的纯粹形态的市场制度，在通过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挣取的收入方面，是严重不平等的，因为每个人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他能够在和将要在交换中提供些什么，人们根据自己所能提供而各异。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被税收和其他再分配手段所修正。无论逻辑上或是经验事实都没有显示，把一个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同一个比较平等的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协调起来是不可能的。
有时人们就优先次序争辩说，如果收入差别减少，我们将失去创造性生产的动力。
这个次序在结局上同反对意见是一样的：当额外收入难以得到时，人们会更努力地去得到它。
一个人实际将做什么，取决于他的工作——闲暇选择的模式；这又决定于文化、个性及社会和职业的多个特殊模式，正是它们负荷着人的动因。
经验事实表明，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同工作习惯或勤勉态度的差别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斯堪的那维亚的比较平等的市场制度，比如，没有显示出生产率的损失，当它同相对不太平等的美国对比时。我们也找不出这样的证据，即：在严厉的所得税不断增加的数十年间，经营管理方面的激励减退了。像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其他研究报告一样，有一份对近1000名高收入的美国人的考察成果得出的结论是：78答复所报告的税收方面的不少抑制作用，用其他信息衡量似乎难以置信。
这个证据支持了一个假设，即：相对于他们实际得到的收入，高收入者受到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税前收入——更多的鼓舞。这样一个假设打开了一个革命性的可能的大门，那就是：一个市场导向的制度，有可能通过“记分牌”收入保持工作动力，哪怕税收完全拉平了可掌握的收入。
即便收入不平等的减少事实上降低了工作动力的论点可以成立，它也不能证明协调市场制度和收入平等的不可能性。
它仅仅表明，在这样一种协调中，市场生产会有所下降，其结局既难说坏，也难说好。就生产力可能下降这一点论，后面各章将说明，对工作单位和文化改变（如工作道德的下降）中权威的不满，比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更好的解释。
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市场的或非市场的）都保留了经济的不平等。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导向的制度中，横在更大的收入及财富平等面前的障碍，并未演成任何内在的逻辑；相反，如我们将要见到的，它是一种历史遗传的和政治上保存的、体现个人财产和挣钱能力以及收入份额上的不平等。例如，在英国，市场制度的崛起伴随着圈地运动并得到后者的支持，它驱使农民离开土地，为未来市场制度的参与者们留下了富有的贵族和贫穷的工人阶级。原则上，政府可以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而且，可以按它希望的那样不断实行再分配。它们对干这件事的不情愿态度，需有一个政治上的解说，而不必涉及市场力量。
自由
在市场制度问题上，古典的自由概念认为：自由必须经过市场（实现），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确实是这样吗？人们是不会理解市场制度的，除非他鉴定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给出多少即使是矛盾的，但是好的答案。从父母对婴儿的控制开始，无人能逃出社会的控制。“自主”（Ereedom）和“自由”（Liberty）意味着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不乏控制但控制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无论市场是否支持自由，它都提出了独特的控制形式的问题。根据洛克（Locke）、斯密、密尔斯（the Mills）、斯宾塞（Spencer）和迪西（Dicey）传统的自由论点，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人们作出响应——如承担一项工作——仅仅是因为提供的好处是有吸引力的，从而仅仅是因为人们自愿做出这个选择。在一个权威制度中，人们被要求按指定的位置工作，在不考虑好处的前提下服从命令。如一些人所见，没有必要说更多的话，以证明人们在市场制度中比在权威制度中更自由。
对上述论点，一个直觉式的异议是：它完全忽视了某项交易对非团体的个人的影响——个人必须忍受本地某家新工厂排放的气味、摩托车刺破左邻右舍安宁气氛的噪音、或某个核动力工厂发生事故的危险。在市场制度中，他们对此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这些后果是强加于他们的。
撇开第三者或外部后果不论，上述论点甚至不能适用于直接从事交易的团体，它们被认为是自愿进入交换的。让我们看看为什么。
财产
通过交换我能够实现多少以及我如何做到有效地保护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时我拥有什么和能够提供什么。传统论点中一个隐藏的假设是，交换赖以建立的私有财产，对自由不构成障碍，此外，它是非强制建立的和永远存在的。假如，人们设想一个小小的社会，那里原先是集体共享资产，但现在通过把每件物品分给个人，使之变成一个私有财产所有者相互交换的社会——并存在着个人资产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这时，自由的交换能否使仅有少量财产的社会成员享有自由，完全是不清楚的。不仅如此，假如集体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转变过程，是由一个强迫掠取了最大份额财产的强人所施加的，那么显然没有论据会导出一个结论，即人们从此以后进行的交换，即便是自由的交换，会使那些拥有很少财产的人将变得自由。如果我们大家都出生在一个财产权已被分派完的社会，像确确实实发生的那样，同样得不出结论，说交换支持着我们的自由（除非我们拥有大量财产）。
对自由论点的这一异议，不取决于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事实上是如何保存的，或者它是不是一个良好的机构建制。异议依靠的是逻辑。传统的自由论点是不完善的，除非它用同自由的一致性为私有财产辩护；正是在这一点上，它采取了沉默不语的态度。论是普鲁东（Proudhon）的“财产即为盗窃！”这句话对自由含义的解释，还是有关财产如何建立和维护的一些不那么极端的解释，都属于盲目的认识。
这个论点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按照自由的思想，交换的世界是不存在冲突的。每人做他想做的事。当所有的社会协调通过自愿交换进行时，没有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但我们要问，怎么才能使这种令人愉快的状态得以实现？它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有关谁得到什么的冲突已经在社会里通过财产权的分配得到了解决。这种分配不存在冲突吗？显然不是。它是非强制实现的吗？显然不是。比如说，在现代英国，财富的分配是几百年冲突的一个结果，其中包括北欧海盗（Vikingraids）的侵扰，诺曼底人的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君主和贵族的早期权威，把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驱逐的两次浪潮，以及继承法。
交换中的权威
在发达的市场制度下，多数拿工资的雇员事实上是在某个权威制度中——典型的是某个有组织的商业企业——度过他们的工作日。必然产生的对自由的威胁，在大公司里尤其明显：它是一个不会滋长自由的组织，在这里，少数人以标准的官僚制模式号令着成千上万的人。对此，自由论者回答说，接受管理权威的雇员们仍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自愿接受这个权威，也可以自愿终止它，那么，难道说，权威是否允许人们自由，将取决于人们是否选择进入权威制度？倘若如此，自由论点——人们在交换中是自由的，在权威制度中是不自由的——不攻自破；一切要视情况而定。
或许有论者说，与雇主的权威不一样，国家的权威永远是在威胁下强加的，而非人们自愿接受的。尽管有些公民这样看待一切政府权威，我们看到，其他公民并不如此。
他们自愿授权官员下达命令，自愿接受一个服从的规则（即使他们有的时候也希望逃避已建立的权威）。
非人格化的强制
古典的自由论点还忘记了思想史上的一个论点。在古典经济学家眼里，市场的最大长处之一，是它强制人们工作。依靠市场制度，本能懒惰的人们不得不在法律威力面前或在饥饿的“缄默、持久的压力”面前从事劳动。
那些把市场等同于自由的人，提出下述区别：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强迫另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命令行事时，自由才算被剥夺。在市场制度下，没有什么特殊的人强迫别人劳动。
人们所以被迫工作，仅仅由于非人格化制度的要求在起作用。有鉴于此，多数人可能认为，任何社会制度必须要求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工作。可这一点——人们在市场制度中必须工作——很难说有什么特色。
生计
但是，当生计在交换中处于窘迫状态时，像迄今为止历史上一切市场制度都曾有过的那样，非人格化的强制之上便有了人格化的强制。如果就业机会很少，任何能提供职业的人都可以强迫职业申请者：索要工资回扣或个人服务，或向某个政党捐款，或工作本身的某种强制关系，以及其他可能。
如果劳动力市场由于严重的失业而造成强制行为猖獗，那么，甚至在“充分”就业的时期，合适位置和合适种类的工作也不会充裕到消除某些强制形式的地步。只有在这样一个市场制度中，即所有人靠货币收入都被提供了充分的生存所需（不论他们是否工作），交换中各种强制的可能性才会消失。
通过终止交换的强制古典的自由论点以不参与经济协作和不懂得如何组织的人民为出发点。它靠的是使人们进入互有优势的自愿交换之中。这样一种组织方法会损害他们的自由吗？当然不会，因为进入交换的每一个人都是靠自身的优势，从而是自愿的。可是，社会事实上已经通过市场组织起来。那么，今天和明天，由于时间总在变化，如何使人们从旧的委派或任务中解脱出来进入新的工作和任务之中？经济组织如何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存在西种形式。首先，通过敞开新的互有优势的交换的可能性之门，让人们自愿进入。其次，通过终止这样或那样的现有的交换关系（比如，一家公司削减某些工作）。
第二种形式，终止，属于强制性质。人们必须迁走，离开自己的家，改变他们的职业——这许多可能的重大变化中，没有一个出自他们自身的选择。终止的威胁除了作为一种约束之外，它在强制上的恐吓作用类似政度权威的命令。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生计多年来始终取决于某个特殊的工作、职业或位置，他会发现，一道由能解雇他的威胁所支持的命令，从对他的自由的各方面的后果上说，无异是一道受到警察和法院支持的命令。
在许多社会，法律广泛地禁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伤害：例如，禁止强奸、偷窃、诽谤和陷害。甚至威胁也是非法的。但它留有一个重大的例外：通过终止交换关系造成的伤害。不难看出为何必须允许这种伤害存在，假如想维持市场制度的话。但是它是一个例外，对此古典的自由理论似乎视而不见。
不同选择在吸引力上的差别
交换中很多潜在的强制可以归入同一类概括之中。假设，A向B提供某个具有巨大价值的东西，比方讲，终身收入，对此B的回报是必须做某种他憎恶的事情。他当真能自由地拒绝吗？假设，A向B提供某个必不可少的东西——水，当后者被困在沙漠中时——但却是以昂贵的价格提供的。这时B是被强制的吗？很清楚，自由取决于抉择的特点。我们的概括是，当每个参与者能够在提供的各种东西中加以选择时——它们彼此在价值上相差无几，或者同完全没有交换也差不多——交换是最好地支持着自由。
下述两种环境中不论哪一种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之一是使交换限制在微量价值以内（因而生计必须有起码保证）。
另一个是，尽管交换了重大的价值，但对于参与者来说，没有哪个单独的交换行为拥有比其他可进行的交换机会大得多的优势。在这两种环境下，任何人都不会受到强制；由于不会有很大的损失，他可以很容易地拒绝任何交换建议。
竞争与自由
第二种环境——没有一个交换机会具有远远超出其他机会的优势——使得自由取决于竞争。在这一点上，自由论点是正确的：市场制度下自由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任何人都能够躲开被某个买者或卖者玩弄的厄运。如果这个见解包含着扩大人的自由的一种愿望，那么它也告诉我们，不幸的劳动力市场是作为自由的世界范围内的敌人而存在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力迫于生计仍然依赖于数量少得难以竞争的地主。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譬如说）在民主的民族政府执政的25年间，几百万印度农业劳动力常常听任地主控制地方政府，被攥在地主手心上忍受着痛苦和各种侮辱，以及接受苛刻的工作合同。
出价的有限能力
为什么机能不全的劳动力市场是对自由的严重抵消？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人们的生计在市场制度中再度陷入困境。原因之二是，成千上万的人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之外，别无手段谋求生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它的重要性很长时期中是不清楚的。没有土地的劳动力，没有任何财产的劳动力，必须单靠工作来保护他们在市场中的自由。对数以百万计的工业工人亦是如此。像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社会，在600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简单事实的令人吃惊的重要性；古典的自由思想受到它的困扰。
赚取收入的财产，仅仅对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才是自由的保障！那些实行强制的人是不会受到责难的，因为职业的不足和无保障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致职业本身可能都已成为稀缺之物。在市场社会里，失业补助和其他福利计划——按照我们的分析思路讲——对于自由是必要的。
控制的高昂代价
在一个交换制度中，控制人的每种尝试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必须提供出有价值的东西，才能诱导出理想的反应。谁也不会处在实行控制相当容易和无须思考的这种位置上，如在权威制度里常常出现的那样，在那儿，实行控制的边际成本经常等于零。
确实，我们看到，在有些权威制度中，只要行使权威就可以保持权威。所以，有的时候，不使用权威是代价很高的。
作为极端的纯粹权威
对市场制度的自由之最后一个透视，可以采用一个假设的角度进行：存在一个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比方说考虑一下这个制度下住房分配的特点。怎样决定谁得到什么？每个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分得一间住房或一定标准数量的地板面积吗？或者，分配将取决于年龄和家庭结构？在某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集团中，或在一个层次多样的社会经济集团中，一个人所分到的居住空间要靠近他的上班地点、靠近他的亲朋好友吗？或者，设想一个人喜欢旅行。批准由谁来运送他？为什么？经常如此吗？飞机还是小汽车？再设想一个人希望出版一本书或小册子。
谁会被批准来从事各种劳务（缩辑、排字、分发、装运等等）？谁会得到许可充当各种角色（如艺术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牧师、工会组织者和党的官员）？所有这些决定，市场把它们留给个人，现在必须由政府权威作出。如果不向政府提求请求并得到某个政府官员的合作，我们所希望的、超出家庭和友谊关心的、需要昂贵设备和其他资源或他人帮助的一切事情，都将无法实现。无论说我们自由还是不自由，在缺少货币和市场的条件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已被转变。对于我们早已习惯的靠交换取得的每一个决定或结果——每人每天都有很多决定——我们现在必须请求来自一个官僚制的一个官方决定。
交换和市场以及它们的社会运作的要素的这一轮廓，仅仅是对市场导向的社会加以分析的开始。
4、说服和训导制度
作为一种控制制度的说服
权威的象征并非枪杆，而是词语。最常见的政府行为，是交谈、写作、倾听和阅读。
处在权威地位的人，发现他们被说服的信息所包围——事实、分析、恳求、告诫以及谎言——他们的答复同样是信息沟通。他们也渴想得到信息。比如，一个不得不负责货币政策的官员，必须依靠那些能够向他解释货币和信贷运动的复杂性的人们。在永不停息的交谈中，说服也完成了权威相互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甚至当并非有意追求影响的时候，事实、分析、观念和错误信息也取得了效果，这只是因为，我们大家永远会对我们自己有关周围世界的感受作出反应。人是一个知性动物，拥有智识积淀的文化，所以，说服所能作用的，不止是权威制度，而且能深入人的肺腑。某些学者把政治制度描述成一个信息和反馈的控制论系统，另一些人则试图把所有人相互作用的特征规定为讯息交往或广义上的说服。然而，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说服看来在任何复杂的制度中没有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像交换在市场制度或权威在政府的角色那样。
后面，我们将考察它在民主政府中的作用。民主的某些阐释者——其中有洛德·布赖斯（Lord Bryce）——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把民主定义为“依靠讨论的政府”，它或许可以视为依靠说服的政府的同义语。我们也将在以后考虑说服在市场制度中以商业广告形式表现的巨大作用。
但是，作为两套综合性的说服方案中的一个，广告作用直到20世纪以前尚未出现——不论是它所使用资源的连续性，还是目标的广泛性以及在所用资源的数量上，均可得出这个结论。另一种是大规模的、集中管理的、渗透了政治灌输的说服方案。这种说服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主要手段，或者——为了避开围绕概念产生的争论——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一个主要手段，它的特征是，社会精英阶层为建立权威做了巨大势力，权威是如此广泛、深刻、不受束缚，以致其他一切权威（教会、工会、互助会、学校、甚至家庭的权威）都必须削弱。在这种外观下，说服更接近成为一个整体制度的定义要素。
差不多150年以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预见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不是靠胡思乱想，而是凭借对当时的民主社会的社会机制的辩认。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启迪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远非那种不大会重复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可测定的模式的变种（共产主义是它的另一变种）。
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法西斯主义制度是想要扩张到全球的铁板一块的权威制度的可能的前兆。“一个巨大的、监护人的势力”将“把它的手臂伸向整个社会”。它“压榨、削弱、灭绝和麻痹全体人民”。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使用了一切强制的权威形式，包括恐怖，以对付少数民族和政治少数派。不过，在托克维尔的词汇中，它对大众的那种控制得到了比较好听的描述，如“精细的、经常的、节制的、温和的”。它利用灌输来俘获人们的内心，以致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苛刻的控制让他们做的一切，而毋需强迫。纳粹主义企图阻止一切可供选择的说服来源，然后通过传播炫耀，塑造它的臣民的心灵。借助于发射台和政治广播频道的数量，德国比起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取得了——就电台对人民的覆盖面而言——更多的东西。在希特勒执政的头一年中，他就作了多达50次的广播讲话。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它可能是一个已经显露的新时期的端倪。
法西斯主义是适合于民主时代的一种权威主义的控制形式。在公民们受教育、被讲授和热切追求民主的地方，如德国和意大利，对权威主义的统治者来说，有必要说服公民们，他们不再需要民主。简单拒绝政治要求的老式办法不再会成功。法西斯主义并非简单地作为反对民主的一个选择，相反，它是以民主之子的身份露面的。民主的要求和能力若从未被唤醒过，法西斯主义也绝不会诞生。与民主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顺从单向度的权威，尤其是顺从一个自由意志——领袖的自由意志。
借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句箴言，“一切为着国家，永不反对国家，谁也不许超越国家”。
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共产主义国家的灌输方案也是通过对心灵的控制阻挠大众的抱负，维持单向度的权威，否则这些心灵便会反抗。不过，共产主义的说服又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并不明确地吹捧权威。相反它许诺民主的未来。它并不鼓吹精英统治。相反它积极地实践在某些方面减少不平等和在另一些方面承诺这种减少。而且，我们将会见到，它呼吁人的某种理性，这方面远远胜过了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术语——“用你的热血思考！”——来激励人们。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不是希特勒，早期的斯大林也不是。他们都谈论平等主义的——有时是民主主义的——抱负，希特勒则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多少根据来断言他们的言语比丘吉尔（churchill）、戴高乐（de Gaulle）或罗斯福（Roosevelt）的言语更加虚伪。
所以，需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即：特定的共产主义的说服或灌输模式确实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这方面的模式，它指示了有关人的一个根本不同的观点。由于说服已被毛泽东主义者挑出来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实践，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它，并且——为了在以后参照它——给它一个称谓。因为缺乏现成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训导制度（prece-ptoralsystem）；这个称呼来自于“训导者”（preceptor）一词，意思是教师。
训导制度
在理想化的形态上，一个训导制度是——概括地讲——大规模的、纯粹单向度的说服方式；在这里，少数智睿的政府精英指导着大众，所采用的方式很像卢梭建议教师教育孩子时采用的方式，他想象它是一个转变每个人的“更高级的智识”。世界上尚未建立任何高度发达的训导制度。只有共产主义制度的不完善的现实因素。它比较像一种抱负，而非已接近实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用来作为实施强制的（甚至是恐怖）的伪装，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控制制度。然而，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有特色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因素，它激励了许多把欧洲的共产主义斥为官僚制和压迫性制度的人。但在共产主义者构造的这样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模式中，训导制度与传统的权威制度常常混在一起。在中国，两种模式处于冲突之中。如果说“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以第二种模式为代价肯定第一种模式的尝试，那么看来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正在回到传统的权威之中。
为了说明建立在一个纯粹单向度说服之上的组织方法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为此创造一个简化的图式或模型。它应当尽可能的节省，提出尽可能少的问题。我们将假设，在下述意义上社会精英是智睿的，即：在消息灵通方面它不亚于一个民主制度中的领导层，它也同样尊重事实及合理的论点。我们还假设，它不会有意地和广泛地剥削大众，尽管它可能使剥削合理化和有时候盲目出错。我们不会假定，它完全有能力了解什么对它是最好的；我们也不假定，精英们与大众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这样一来，训导模式比开头的设想可能多少更复杂一些。
单靠把传统的权威从等级制的权威制度中抽出去，然后把说服放入这种办法，人们是无法了解训导模式的。随着人们开始作出这种替换，另外的改变会接踵而至。
在勾勒它们时，我们将不成比例地从中国提取事例，在那里训导因素最为显著。不过，我们不打算在这一章描述中国的或其他的任何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只想给一个训导制度的概念定形。像权威制度和市场制度一样，它仅仅是一个抽象：模式从现实世界的混合制度中选择了一组密切相关的因素。
教育、“新人”、唯意志论
训导制度是一个通过纯粹单向度的政府说服实施的制度，它说服的对象，不是一个精英阶层，也不是一个官僚制，而是整个人民。它还是一个旨在实现中央的理想抱负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广泛参与建立社会目标的制度。“说服”（persuasion），虽然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却很难用它公平地裁判训导制度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说服性交流。说服、信息、灌输、指导、宣传、劝告和思想控制，构成了用来引导理想反应的一套办法。“教育”（edu-catlon）一词比任何其他单个的词汇都更接近于公开宣布的的共产主义意图，可我们不得不给它打上引号，以记住它不过是一把掩护伞。
说服或“教育”首先瞄准的，是——但也许仅仅是过渡性地——人的个性的转变和“新人”（newman）的创造（如共产主义的演说中常常提到的那样）。毛泽东讲过“改造人的灵魂”的必要。“要斗私批修”。卡斯特罗宣布，“基本的任务”是“奠定新人的基础，这种新人对他在社会的作用、职守和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
无论在苏联、古巴或是中国，构造的新人榜样来源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和维多利亚（Victoria）时代的英国。无私、合作、平等主义和服务社会等等作为主旋律，同责任感、艰苦工作、自我约束、爱国主义以及在穿着、艺术欣赏和性行为方面的道德保守主义等混为一体。新的个性的两个特点是不可分割的。“教育”试图创造出一种“自觉”服务于集体利益的人，就是说，他会主动去做那些在其他社会必须在命令或诱导下才会做的事情。还必须创造出会自愿响应国家和党的召唤的人，一旦国家和党要求他有某个行动的话。
解释所有任务并证明它们有理，争取大家赞成之——这一切需要太多的时间；说服的努力必须留给引导个性转变和激励完成重要任务，必须说服公民们接受他们的领导人在大部分任务分派上的权威。那么，在这方面如何使训导制度区分于传统的权威制度呢？区别在于，新人通常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指导。在新人那里，权威是一个多余的工具，它的使用仅限于那种由于费时费力太多而不宜使用说服的场合。此外，所需的这种权威还有赖于说服在过去帮助它确立的基础。如果说这些要求看来难以满足的话，那么，它们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训导制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抱负而不是事实。在今天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对特殊任务所进行的说服——例如劝导中国的城镇居民自愿到指定的农村去劳动的一场运动——经常含有受国家和政党的强制支持的重要指令。
对官僚制的敌意
一个训导制度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等级官僚制，以组织训导者们，即组织从事“教导”公民劳动的“教师、向导和领导者”这类干部，如列宁要求的那样。人们也许设想，在这方面，传统的权威制度和训导制度的区别仅仅是，在前一个制度中，官僚制是权威主义地指挥人民，在后一个制度下，同一个官僚制是“教育”人民。不过，区别是很大的。在训导制度中，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的成员本身也是“受教育的”，而不是接受最高权威的命令。由于力图用对干部的全面“教育”来减少官僚制的影响，一个训导制度显示出对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例如，这种敌意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
动员和革命
靠控制信息来诱导人们作消极的顺从，这是政治学的一个老故事。训导制度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它。“教育”从每个人那里诱发积极的反应，例如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把农产品交付给城市，参加水利建设，街道清扫，邻里监视，小组内的相互批评，教会文盲阅读。
其提倡者认为，“教育”对那些受资本主义环境影响根深蒂固的顽固分子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那些人惯于谋取个人利益并同自己的同类对抗。而且，如果人们适应了国家掌握的“教育”，他们就必然较少地根据家庭、工会、教会、雇主、地主和其他社团的要求作出反应。一个人是不会顺从他的训导者的，假如他还在对村里的长老言听计从的话。所以，即使“教育”不是设计来取得一场革命的结果，它依然可能是社会革命的一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只存在于一个消灭了多元化的社团和依恋的社会，可以说，只存在于一个经历了。
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
只有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能够完成社会转变。信息交流的十八般武艺全得用上：报刊、广播、官员的公开演讲、墙报、集会、授课、公众节日和纪念活动。另外，党的干部们还运用不断的小组会议和家庭会议，对单位的和家庭的成员做工作，通过家访形式学习政治理论，进行自我批评，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北京城的一个居委会公约显示出“教育”如何渗透到中国的训导教育的最深处。虽然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居民们是这样商定的：“为了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要支援工作繁忙或生病的邻居，批评有缺点错误的人，也接受别人的这方面的批评；为了防止失火、制止坏人闹事和遵守规则，要求各家各户汇报来客的到达和离走的情况；负责清扫街道、水沟和厕所，消灭苍蝇蚊虫；要保持个人清洁卫生，经常洗澡、勤换衣物、饭前洗手、洗干净各种蔬菜瓜果，给小孩子穿戴要留心气候变化；勤俭持家，对衣、食、煤、水、电各项开支精打细算；参加扫盲学习，经常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各项活动，把情况转告给不能参加会议的人。”强度最高的活动通常是为党员和政府官员保留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实践的。“每个渴望成为党员的人必经经历思想改造的过程。首先，党要收集一份有关他的背景的尽可能全面的档案……其次，在党小组会议上，他必须回答有关他日常个人生活（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私生活）的所有细节的发问……随着了解的深入，党小组开始对他进行严格的批评……自始至终，这个人被迫使用意识形态的范畴和语言剖析自己。党小组的批评亦是如此。当他最终完成答辩时，已使自己的一切隐私公诸于众。而且，他面对着一个向他的所有失误发动攻击的有敌意的集体。一旦矛盾尖锐化，这便成了反对他入党的人的借口。这时，党小组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帮助’他树立一个正确的看法。”无论如何，普通公民会时刻被推上一个高强度的历程。“……每个农民都务必提高觉悟，这样他可以逐渐进步和声讨地主……这对于让地主暴露真实想法，对于使农民产生‘诉苦’的高度觉悟，都是很要紧的。当每个农民起来揭发地主时，他终于克服了他在旧的统治阶级的真实权威面前的畏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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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
法西斯主义灌输召唤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动力，而一个训导制度呼吁有意识的、理性的激励；这是区分“教育”概念与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灌输的一个根本之处。在训导制度中，理性有赖于一种意识形态，它教导个人要“正确”认识社会世界和指导个人决定。虽然训导制度取决于道德和情感对增强理性的作用，新人创造过程的核心因素仍然是他所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它是提高他的觉悟、思想、理解力的水平的一个真正的尝试。对党员来说，高水平的觉悟是格外需要的。他们必须演讲、写作和发表文章。这一切所以可能，是因为“教育”常常有意来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真正的或客观的许多利益，而不是故意蒙蔽或利用他们。
毛泽东曾写道：人们也许能够禁止谈论错误的观点，但它们仍然会存在……只有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推理的方法，我们才能树立正确的观点，纠正错误的观点。
毛泽东实施了强制，当他需要这么做时；但是，他的理性主义抱负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如同他自己表明的偏好那样——改造一个灵魂，而不是摧毁它。
效率和创造性的新药方
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干部“教育”的加强，同对官僚制的敌意结合起来，构成了训导制度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它可能也是最关键的追求目标。它靠的是个人的能量和资源，而不是社会的协作——这方面远远超过传统的权威制度或市场制度。
在社会组织内，重大成就可以靠两种方式取得。一种是对个人努力作出井然有序的协调，这在市场理论或管理学上受到重视。另一种是仅仅用不太严格的方式协调参与的个人，提高个人成就和发明创造的非凡水平。虽然所有社会制度都含有这两种方式，但在训导制度的梦想里，第二种方式起支配作用。它设定，其他一切现有制度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为它们无法挖掘个人的能量和资源。为了“开启热情、能量和创造性的巨大库存”，“教育”将向群众提供“能最充分地挖掘自身能量的知识”。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是个人及组织的涣散，因为多数人从未接受过这种挑战。
所以，在一个训导制度中，传统的官僚制对协调任务安排的关心，让位于不那么精确的分派。这种分派留给每个参与者以选择的自由，由他决定自己的职责和相关的义务，并把他的全部能量、资源和创造性带到工作中。强调重心的改变，适用于工作和公共活动里的干部和普通百姓。比较松散的协调还意味着相对于传统官僚制决策过程的重大分权。不仅如此，它也意味着大量的相互调整的行动，不过，这不是在最高权威内部，而是在一般公民和干部中间。
一个训导制度甚至走得更远。技术的能力服从于正确的态度（依靠“教育”）。充沛的精力超过了技术熟练的效率。通往效率的这两条通路之间的竞赛，表现在中国行政部门有关红与专的持续争论中。
重心从技术能力向正确态度的转变，还意味着，一个训导者或干部更经常地是多面手和专家。他不太发展一般官僚那种顽固的狭隘性，相反，对他参与其中的那种更重大的共同奋斗目标有较多的理解。由于见多识广，他变得更有能力。
无论如何，专家主义被看成是培育不平等和削弱社会凝聚力的东西。
虽然涂尔干（Durkheim）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专家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有机的团结，胜过建立在个人无差别的基础上的机械的团结——但在这里，职能的专门化却被视为是通向顺从、彼此不信任、没有情义、往往会产生误解的道路，因为它把人们按层次等级分开。
训导制度对分散化、创造性、挖掘资源和一般能力的重视，可以在市场制度内找到响应。它出现在近年来有关劳动组织的试验中，在那里，管理层停下了装配线，工人小组自己来决定个人的工作分配，工人们不停地变换着安排，而不再是一成不变地守着某一项任务。这种发明只有靠受过重新教育的工人和公民才可能广泛推广。而这种假设在训导制度中已成为“教育”的根本所在。
亚当·斯密对通过分工获得效率的信念，同训导制度对“受过教育的”新人的生产率的信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然而，无论是斯密还是他在市场意识形态中的追随者，从未完全忽视个人的动力。
相反，传统论点中关于市场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对个人的货币激励的坚持、专一和强化。近年来，不论是“工业人际关系”运动，还是职业经济学家对经济效率和创造性的源泉的兴趣的复活，都给予个人动力和创造性以新的强调。因此，我们不能把训导制度中有关“教育”的能量和资源的想法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斥为胡思乱想。它通过做出其他制度尚未充分做出的事情，瞄准了人类动力的一种革命性的再组织。
一个人道的制度吗？
至少是经常性的，那些给训导的想法留有余地的现实中的制度，也实行了残忍的压迫。例如，70年代中期，柬埔寨的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们，实施了强迫人民大量迁徙，强制劳动、暗杀，以及对整个村庄和家庭的屠杀。无论如何，这一切不断构成了对人民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威胁。依靠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依靠用自己的消息来洗刷公民的头脑，训导制度奠立了暴政的基石。
人们可以嘲弄训导的追求，因为在整个世界上，那些想取得权威的人正寻求用改良的方式对它乔装打扮。对于西方商业企业中出现的民主参与的趋向，有一种学究式的评论似乎对它的革命意义欢欣鼓舞：“在生产问题上，来自于工人和工会官员阶层的首创精神的广泛发展，已在组织上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它要求经理按照领导层的见解去思想和行动，而不是简单地以权力和控制为标尺。”可是结论却暴露了局限性：“这并不意味着，他（经理）对组织的控制比从前他拥有的要少”。
如果权威隐藏在有关自由立宪的西方中一个参与和首创性的花言巧语内，那么，在乔装打扮的训导的意识形态里发现这种东西是不会让人奇怪的。
不过，必须给予社会组织的训导想法中某些明显的人道主义成分以某种肯定。尽管有过镇压，毛泽东主义后来的做法是重新教育而不是处死下台的领导人，而且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把重点放在人的自发性和觉悟而不是技术上。很难把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名言仅仅当成诡辩。从不同角度看，“受教育的”公民的想法就像人类信念历史上任何其他关于人的伟大思想一样人道，它多方面呼唤着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讲比市场人（marketman）的观念更人道——，即便这种想法在中国已趋于衰败。
需要将作为一整套追求的训导制度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追求（即通过说服建立政府）进行比较，因为自由民主主义者很看重自己的为着个人自我发展而实行的非强制的政府的模糊观念。如我们将要见到的，他们也用一种“新人”为出发点，这种新人绝非由国家塑造，而是形成于观念的一种竞争。
第二部分 权威和市场制度的缺陷
5、权威制度
只有粗大的拇指 而无其他手指
一个通过权威而不是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臃肿笨拙的。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价值判断，因为权威在其他许多方面可以有效地完成市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需要认识那些可以称得上臃肿笨拙的权威的特征。理解它们的人则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幅度摇摆及情感上的渲泄。作为考察它们的副产品，我们还将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初步的观测。那些特征——在需要其他手指的地方却出现拇指——在共产主义制度极为显著。至于市场制度可比较的不同的缺陷，将在下一章分析。这两章构成了关于我们熟悉的权威和市场制度的缺陷的基础知识；通过对它们的了解，两种制度在大体框架上会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从政治—经济组织的两个基本问题开始讨论，它们具有简单的但又是普遍的和抽象的特征。具体说，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会同时面对理性选择这个普遍的问题和经济选择这个特殊的问题。让我们给这一陈述以专门内容。
理性选择的普遍问题
人类的条件是，小的头脑，大的问题。所以人们需要帮助——设计、过程和机构——来简化问题的解决：这里面包括报纸和铅笔，写作的语言，科学，双重薄记之类的专门设计，以及像官僚制、立法机关和市场一样的机构。
在一个水平上，社会问题似乎是简单的。把食物喂给饥饿的孩子吃，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人们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人不想给饥饿者进食。那些这么做的人常常想施以最低限度的强迫（和为所做的事征税）。或者，他们干脆不想行动，如果这样做的结果会加强政府的权力或导致任何其他可能的烦扰。因此每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都有不计其数的异议，反对在某一问题上任何可能的解决办法。用幻想家的话说，所有解决办法都不得不满足尺度的多元性。这就是无限止的困难之所在。
我们看到，为了对付复杂性，等级制和官僚制把问题分开，运用特别的技能处理次要问题，使运用标准化的解决办法应付各类问题的决定常规化。数学和计算机对理性决策的新的和迅速发展的援助，极大拓展了等级制官僚制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级制和官僚制仍然没有达到目标。人脑仍然太小。甚至依靠技能的专门化，专门的决策者也不能创造出或寻找出他们需要的全部信息。他们仍然缺少为设计适当的政策所需的能力。他们仍然会在估价各种抉择的复杂性面前受挫。例如，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制订州际运输的比率及劳务的规章上，它却不能为美国预测有选择的可能的比例结构的后果。它最终无法掌握经济的内在规律，以致无法向国会呈交一个比较合理的运输体系的方案。它只是不完整地应付了为管理运输政策所需的价值排列及其相互联系的令人惊愕的问题。
而且，等级制和官僚制本身亦给合理的决策设置了障碍，这些障碍抵消了它们的某些长处。把问题分开，需要赋予某个人以权威，由他协调各个次要问题的相互关联的解决办法。
这种协调是如此之难，以致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实行比较宽泛的集中协调有更多的作为，除了在经济的个别关键部门的重大努力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只有三类商品是必须靠资源的集中配置加以组织的，它们是：铝、铜和钢。在苏联，我们将会见到，经济的集中计划总是有选择的。
在中央权威协调常见的失败中，信息传递的失败就是其中之一。例如，等级制的下级成员向他们的上级输送关于自己能力的错误信息，因为他们担心正确的信息可能导致上级对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这正是有关共产主义经济计划过程的一个长期争论的焦点。
一位苏联作者指出；计划和管理中的基本缺陷是，每一细节都设想由中央决定，而且，由于不可能了解每个企业的环境，中央只好从现实中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平均条件出发。
另一个人们熟悉的失败，是信息负荷量过重。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长达5000页、共有10卷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最新报告。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另一个共同问题是内部控制的失败。追求自身利益的下属机构逃避它们上级的权威，或者同其他下属机构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对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如此地司空见惯，以致它们各自为它起了一个名称：“Vedomstvennot”（机构本位作风）和“pen-wiechu-yi”（本位主义）。
我们已经看见，除开单向度的金字塔控制的正式模型的重负之外，非正式的控制在公开的等级制的所有方向均已出现。参与者们互相交换好处，用现在的好处交换未来的义务，“兑现”从前的义务。通过这些交易，相互的调整具备了市场的许多特征。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市场只有靠货币才能良好运行，它用价格指示交换可以进行的概念，建立起保护方式以反对一个交换者用垄断来剥削另一个交换者。作为理性选择的一个工具，官僚制因而常常是一种臃肿笨拙的市场，对那些用正式组织的理性主义寻求躲避市场“混乱”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这些方面，市场的特征阐明了——比较而言——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不灵活性。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市场制度内，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对付——使用其他手指而不是拇指——不论是复杂问题造成的关键困难，还是等级制官僚制的缺陷。市场制度把复杂的决策问题彻底变为简单的决策问题。在缺乏市场制度的条件下，一个人不得不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如：应当生产哪些产品和劳务，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多少应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国家的哪些经济部门应当从事哪些经济活动，社会应当鼓励农民还是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与个人消费者的需求相适应，任何个人都不会碰到这类决策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许多多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一个大大简化的问题：买还是卖才符合自己的优势。
至于集中协调的问题，在市场制度下完全不需要任何集中协调的人，因为，协调——甚至全球性的协调——是通过交换取得的。市场制度还允许在一个决定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因素通过一个公分母（价格），得到高质量的表现，以互相比较。所有这一切——它们有助于合理的选择——在一个权威制度中是缺乏的。
经济选择的问题
从成本考虑，权威制度下理性选择的问题便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表征，即：由于资源稀缺的缘故，这时做出任何一个选择都需要牺牲另一个选择的好处。更多的枪枝，更少的黄油。
优先权的不合逻辑
人们也许以为，权威可以安排——用时下流行的令人生厌的说法，是“优先安排”——国家资源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用途，其依据是事先确定的产出或最终产品的优先权。但是，这种安排在诸如住房建设与医疗服务的比较上，或在增产谷物与装配镜片比较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于人们对它们都需要，所以，问题在于比例，而不是等次。
而且，是否一般说来医生比律师更重要，或自行车比鸡蛋更重要，这与任何实际的决定不相干。有关系的问题是，给定这各式各样劳务和商品的各自现有流量，是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比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更加重要。假如说优先权有意义，它们必须是优先权中这样一种过渡的优先次序或边际变化，即它们是作为需要和供给变化的后果而变化的。边际的优先权与一个产品或劳务的本质这类观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德国一份战时计划的文件上写道：根据产品的性质来确定重要产品的一个优先次序，必然导致严重的失误和方向偏差……
或许把某种螺丝钉供应给急需的农机制造业，比把同类螺丝钉供应一个坦克工厂重要得多，后者虽有一个大得多的优先权，但它仅仅是几个月后才要用螺丝钉。
用最简单的概念衡量，需要生产什么取决于有什么其他东西被生产出来。生产计划是这样一种工作，它对生产流量的综合或组成做出决定，而不是评价每条生产线的优先次序，尽管商品和劳务的特点可以说明其先后顺序的比率。即使是如此基本的一点，也可能失去，假如权威确定了目标或投资计划。毛泽东以一种令人惊奇的语气，承认在计算煤和铁的生产所需运输能力上的一个失败：“煤和铁不会自己走路……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在另一场合，周恩来（Chou En-Lai）写道：“我们未能在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能力之间实现一个适当的平衡……其结果之一是……建筑材料上出现了严重短缺，例如钢材、水泥、木料。”如果理性的权威要决定是否扩大任何一条生产线，他们也会特别地询问其成本——在其他生产线上作出什么样的削减，才会有足够的资源完成所要进行的扩展工作。但他们无法知道这一点，除非已经就什么资源安排给其他产品和劳务的问题作了决定。然而，有关其他各种产品和劳务所需资源的决定是无法合理地做出，假如决策者不了解它们成本的话。
可是——论点在这里一再重复，变成了循环论证——它们的成本是不可能了解到了，除非资源已经安排给其它生产线，包括仔细考虑过的第一条生产线。简而言之，为了建立生产目标，决策者需要知道成本。但为了知道成本有多少，他们需要知道生产目标是什么。任何一个决定在一个相互决定的过程中依赖于所有其他决定。
找到一个办法了吗？找出交易比率。找出处于边际上的比率，在它的基础上，任何一个产品或劳务可以根据最有价值的可供选择的生产可能性加以替换。虽然有效价格表现的正是这种比率，权威制度却不具备它。
投入分配的困难
当优先次序在产出一边时，考虑一下决策问题：在既定的资源量下，许多已计划好的用途应列入进去。假设，不论卡车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权威应当把现有可用的工程师分配给谁？也许一边得到一些，但究竟怎么分一边应当比另一边分得更多吗？他应当把所有工程师分配给拥有最主要生产目标的部门吗？不行，即便是次要的目标也需要一些工程师。他应当根据目标的规模相应地指派工程师吗？不行，因为飞机制造厂也许比卡车制造商更依赖于工程师，不论计划好的产出有什么差别。或者，一个部门也许已经比其他部门享有对工程师的更自由的分配。
他寻找另一个标准。他发现某一部门的产出比其他部门落后于目标。这是把工程师指派给落后部门的一个好的理由吗？肯定不是，既然落后可能是那些不能积极响应增加产出的要素的后果。按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权威方式指导经济的经验：WPB（战时生产署）的许多人认为，生产署处在确定劳动力需求和优先次序的最佳位置上，WMC（战时人力委员会）的作用应当限制在根据WPB规定的数量和指定的位置征募和供应劳动力的范围内……另一方面，WMC的官员却坚持认为，某个工厂正在生产某种重要产品或者它甚至超出了计划的这种事实，并不必然指示出它（是否）需要劳力。
假设，现在权威决定，短缺对飞机制造厂的障碍比对卡车制造商的障碍更严重，因此飞机制造厂的生产将要求多得多的工程师。现在他可以把工程师分给飞机制造厂吗？同样不能。他必须首先了解可供选择的补救办法——比如，是否可以通过给每个工程师一些助手或一些新的节省劳力的设备等办法，弥补工程师的短缺。
假设，他发现，飞机制造厂的生产虽然落后于卡车制造商的生产，但它有可能相当快地对替代方案产生响应，而卡车制造商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会全力指派工程师给卡车制造商，与此同时要求飞机制造厂通过替代安排解决自己的问题吗？同样不行。
因为，是否能够说服飞机制造厂使用替代手段，取决于替代手段的昂贵程度。但是，不论是权威还是厂家本身都无法知道替伏方案的真实成本。
控制企业
权威制度中一个深层次的重大难题在于，究竟是由每个企业自己作出许多选择，还是（由权威）为它作出选择。何时企业应当扩大生产？何时它又该提高质量？或者，何时它应当再来节省投入？企业应当努力完成定下的产出目标吗？——假如，像普遍发生的那样，它从产品使用者那里得到信息，说生产已不能满足需求，这就要求重新作出设计。还是说，它应当改变自己的生产（规模）以适合于使用者，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原订的目标？如果企业生产不止一种产品（多数企业生产几百种型号、规格或大小不一的产品），那么这些和其他的抉择更扩大了。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生产目标都可以靠忽略任何别的或更多可供选择的生产目标的办法得以实现。
对待这样一些和其他类似的抉择，权威制度始终未能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指导和控制企业。这便是所谓“成绩指标”（successind icators）的问题，它困扰着所有共产主义的政权。赫鲁晓夫（khrushchev）抱怨道：“不是去生产用于装饰房间的漂亮吊灯，而是生产尽可能重的吊灯，这已成为一种传统。因为生产的吊灯越重，工厂所获利润就越多，既然它的产出是以吨位计算。”不管最终选中的指标是什么，都出现了一种类似的变形。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古巴也一直存在。
在缺少一个公分母指标的前提下，对企业的任何指示都会导致它夸大某种价值和轻视其他的价值。相比之下，一个追求利润的私有企业在一个市场制度内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尺度指导自己的任何选择：最大限度的利润。“成绩指标”问题的意义，在它扩展的方向上已超过我们有限的探索的范围。例如，为了完成目标规定的义务，经理们被迫违背法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他们必须发现其他愿意违法的经理，彼此交换好处。从而发展出互惠义务的网络，组成了相互庇护的小集团，并对党及政府的控制形成了静悄悄的但却是重大的挑战。
市场制度如何促进经济选择
权威制度的不灵活性在这些方面又一次变得更加清楚，如果我们注意到，市场制度的特征使它可以解决（虽然不完善）上面提到的每一个问题。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不需要任何权威来确定优先权，或就什么是最重要的生产的问题作出任何其他判断。人们——消费者、供应者、商人——只是决定是否较多地或较少地购买任何既定的商品或劳务。
决策
问题常常是一种边际的选择。当每样东西的供给对他来说是既定之时，决策者的选择是：要更多的面包还是牛奶，或者是更多的教育还是更多的保健？没有哪个决策者是在不知道成本的条件作出任何选择的。所有的买主，不论是私人买主还是官员，发现在每个选择上都附有价格标签，价格代表着（尽管同样不完善）不得不放弃的价值。
一个市场制度如何解决是卡车生产还是飞机生产应当有工程师的特殊问题？一切考虑——它们在权威分派的制度中使稀缺的工程师的某种系统分配办法受挫——现在以简易的处理方式进入市场制度的分配中。一切考虑均按照货币给自己定位；飞机制造厂和卡车制造商作出计算，至少大体上要综合考虑下述问题：（1）比较其他可能的产出的价值（用产出价格表示）；（2）工程师取得产出的生产率；（3）工程师的替代物的生产率；（4）工程师和替代物投入其他生产线的价值（用工资比率和价格表示）。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在高度组织化的市场中，价格作为公分母衡量，评价和综合承担着理性经济决策的一切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权威制度不具备的。想想加利福利亚的一个西瓜发货人的情况：他知道，在东部市场上，消费者对他的西瓜的需求决定于许多因素，包括他的西瓜的品质，到达目的地时它们的状况，西瓜消费者从其他发货人那儿获得西瓜的可能性，西瓜之外其他选择的季节效应，影响果肴的季节因素，等等。在盘算过这一切以后，他应当把货发向波士顿、纽约，还是费城？他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把满载一车皮西瓜的货物发往东部，目的地为芝加哥。然后他会密切注视有关市场价格的电文报告，这些价格在东部各城市时时都在变化。如果在车皮抵达芝加哥的最后一刻，西瓜在纽约市场上处于饱和或任何其他负面影响减少了那里对他的西瓜的需求，最新的价格行情报告将提示他把他的车皮运往波士顿或任何其他价格更高的市场。
有关他的西瓜应当运往何处的一切考虑，都会以一个价格的公分母反映出来。他毋需了解多种因素中哪一种对他把西瓜转移到纽约市场上是不利的。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平衡，最终会归结为指示他转向另一城市的单个信号。无人策划这样一个总体过程，无人需要把它作为一个知识问题加以掌握和解决。必要的计算主要是许多买者和卖者在实际中完成的。经济选择的这多种手段，同样在权威制度中无法找到。
激励
光是充分了解如何明智地选择——比如说，了解成本——是不够的。必须激励人们行动。权威制度的激励常常很简单。这里，市场制度的特殊激励再次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比照。
在一个市场制度里，消费者不止了解他的选择，他还被鼓励去做理性选择，这是因为，他所以能够获得劳务或商品，仅仅是靠放弃对其他资源的货币权利得到的。同样，一个实业家不仅了解需要比较的有关价值；他还被置身于成本—价格的压力之下，它推动着他恰如其分地行动。市场激励也使动力的力量与目标的价值联系起来。对某个产品需求的某种增长，比如说，在运动中建起了一条交易的环链，它使得有更多的工作提供给工人们，他们可以帮助满足增长的需求，但仅仅是按需求要求的数量。
在一个权威制度中不存在任何可以与此比较的激励结构。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企业按指令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或劳务。所使用的资源的数量也已经供应完毕。因此，经理人员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即：哪怕他知道（他或他的上司都无法这样做）某种特殊投入的价值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就业中大于他的生产线的需求，他也不会有特殊的动力去阻止它。不仅如此，他还被推动着去完成一定的产量定额，不论是否存在一个可能性，即产出的价值不符合总的投入应达到的水平。在共产主义制度内，这是人们共同抱怨的现象。
激励之间的冲突
一旦权威建立起来，它便是通过激励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兴趣发挥作用。为了建立权威制度，人们被加诸一个激励——担扰、对未来好处的期待、偏好等——以便接受权威；之后，权威便指示他们去做他们经常不想做的事情。甚至当人们自愿建立起诸如一个理性的制度时，他们也可能想要哄骗它。或者，一个官员的个人动因——例如为了声望、舒适的生活或来得容易的钱——也许会与权威指派给他的安排发生冲突。
所以，权威制度的一个共同缺陷就是激励之间的冲突。而且，权威制度的惩罚在教授反应者如何逃避它们的问题上，比起推动他们去做权威指示他们去做的事情来，有的时候会更有效；对这一现象，毕·斯金勒（B.E.Skiner）作了大量的分析。市场制度里不存在任何这类冲突。
然而，市场制度中一个相应的现象也给人以启发。由于市场激励之间不存在冲突，它们变得十分有力——的确十分有力，以致于它们导致实业家们违反法律（如果法律影响了利润）和侵犯在市场的世界之外受尊重的许多道德规范。这在美国变得尤其明显，比如，出现了大公司贿赂政府官员的无耻行为，生产中的弄虚作假，歪曲真相，环境问题，通过电视广告对年轻人的感官施行相对不受约束的强暴，等等，这些已成为普遍的商业行为。
资源充分开发与协调对亚当·斯密来说，市场制度既是一个协调机制，又是一个分散化的激励形式——它鼓舞着许许多多个人的首创精神，而这是权威制度不能开发出来的。它可能导致社会作出一个基本的选择：是对资源开发进行协调呢，还是靠资源自身的激发？我们将会见到，在计划理论中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中协调得到了强调，某种市场理论也重视它。另一方面，在市场制度的其他解释里以及在训导制度内，资源的充分开发得到了重视。
如果权威制度中缺少专门的设计，来实现合理的计算和经济的选择以及运转良好的激励方式，那么，权威之手看上去就像一只仅有拇指而无其他手指的手，尽管那拇指粗大有力。我们将会见到，它粗大到足以取得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高增长率和苏联在航天工艺上的成就。它还粗大到足以取得各种成就，例如，一方面有中国那种医疗保健体系。
另一方面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组织的赫赫战绩。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权威制度不能运转，或者，作为平衡以后得出的结论，说它比市场制度缺少效率。
我仅仅认为，它不具有在市场制度中可以找到的特有效率和激励机制。只有通过仔细考虑两种制度的特殊区别，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权威制度。
6、市场的有限能力
一个市场就像一把工具：它设计用来做特定的工作，但不适合其他的工作。由于不太熟悉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当人们可以使用它的时候却经常把它留在抽屉里。
不过，有的时候，他们也在不应当使用它的时候使用它，像一个粗心地把凿子当螺丝刀使用的业余工匠。
市场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答案不会在“资本主义”这类不着边际的评判中发现。宏论往往不当。它们也促使我们作出估计，什么不是我们的目标，并小心谨慎地评价市场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举三个大的评判为例。它们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艾瑞克·弗洛姆（Erith Fromm）和马克思的评判。波兰尼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评判，是从英国经济史里寻找论据。但他并未解释私有财产的市场后果，或圈地运动造成的一种新的财产分配的市场后果。市场制度以一种不寻常的伤害方式来到了英国。弗洛姆运用心理分析争辩说，市场社会的生活迫使人们承受一种无法忍受的决策负担；因此他的书名就叫《逃避自由》。
与心理分析的复杂精致不一样，经济分析显示出一个朴素的信念，即被称为“计划”的尚未定义的制度改革，结束了市场生活的心理束缚。
马克思对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分析，是任何其他社会科学家无法望其颈背的一种综合。但是，正是这种综合的雄心，使市场、私有财产、私人企业、财产权的历史分配、历史上确立的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的结构等等紧密交织一体，以致模糊了市场的不同后果。除少数深刻见解外（比如，关于“金钱关系”），人们不能直接从马克思那里了解有关市场制度的一组明确特征或有关它的无能的明确特征。
在列举我们对市场的无能的看法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注意，上一章讨论的激励构成了市场制度中迅速变化和增长的机制的成分，不管市场有多少缺陷。像权威制度一样（它能够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完成社会协作的巨大任务，虽然这种制度有其特有的缺陷），市场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它也存在错误的分配和无效之处。市场制度激励了千万个首创举动。这种制度是骚动不安的和完全开放的制度，它可以在无数点中的任何一点上改变或增长。这种制度为发明创造和革新进步，为个人和各地的资源开发，为大量的挑战和潜在的反应留下了广阔的地盘——我们将在以后各章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一切。
然而，市场制度的某些特征——它们说明了变化、增长和富足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例如，创新的人可以把创新的成本或艰难推给他人，就是市场制度的一种欠缺或不合理的地方。发明创造在转换过程中把人们排斥出工作岗位；它们也使设备、技能、有时还有整个社会显得过时。但是，一个追求利润、精打细算的实业家可以无视这些困苦；它们不会降临他的头上。我们应当把生产力的汹涌浪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不合理性，它在19和20世纪把西欧和北美带入了相对富裕之中。
市场制度的创新的非理性，使这个制度成为从未有过的改造世界的一个力量。由此可以清楚见到，另一种创新机制——强制储蓄——是可行的。
市场缺陷的传统清单
为了澄清市场的缺陷或失败，理论经济学家们想象一个完善的市场，虽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场。然而，为了构想这个市场，必须允许经济学家们说，市场的失败用充分的理由否定了完美性。所以，市场缺陷的传统清单里，既包括了非现实的内容，又有困难的成分。它澄清了某些无法通过交换和市场取得的社会组织的成就。它也澄清了那些仅仅靠不完美性才能完成的业绩。既然所有社会组织都是不完善的，次要的缺陷范畴必须按照社会组织的可供选择的形态的类似的不完美性加以理解。
帕累托最佳状态
无论如何，借助于确定完美性的帕累托最优化（Paretooptimum）概念的帮助，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失败”的一张清单，它指的是这样一类环境，在那里，完美性的概念是无法实现的。他们的做法是，假设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私有财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任何个人总是能够通过交换增加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看上去这是在适合的环境中能够取得最佳状态即实现一切可能的无损害的互有优势的交换。
但是，缺陷的清单（它们既可以抽象地、又可以具体地表述出来）说明的却是这样的环境，在这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可能实现一种对任何人都毫无损害的最佳状态。缺陷的清单如下：个人的无能为力。显然，如果人们的偏好或他们购买的产品和劳务的质量遭到忽视，一个最佳状态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消费者有能力掌握他的购买物的全部情况，这些购买物从保险、医疗保健、到各种机械电子设备和各种有添加剂的食品。它当然是所有组织形态中的一个问题：在任何一种政治—经济组织形态中，决策者从未完全胜任他的职责。
无法统计的成本。当一个工厂污染大气时，它使用了其生产成本中未加计算的资源。
因此，工厂生产的某些产品之所以与其成本不等，之所以能够盈利，仅仅是由于没有计入全部成本。工厂在仲裁价格（武断价格）上而不是有效价格上销售产品。未计入的成本不仅由交易的当事人——企业的顾客承受，也由清白无辜的旁人承受。由于人们正学会使用日益增长的机械能量，而且用前所未有的巨大投资组织这种行动，他的毁坏地球、伤害自身、畸形子孙的能力——按这个字眼的原意讲——是可怕的。
同样，市场只是许多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它们都允许人们发挥强大的新的能力；所有其他形态也都如此。环境退化是苏联计划的产物之一，贝加尔湖周围工业化的后果使之尤为明显。中国也面临了它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产生于老的农业制度，有的是解放以来使用的发展办法的一个后果。市场制度和其他制度在无法统计的成本上的差别在于，除非得到政府权威的补充，市场制度不能统计某些成本，而其他制度却能够如此，尽管它们都没这样去做。在市场导向的制度中，依靠政府权威，可以统计未计入的成本：例如，通过征税（像有些政府现在的做法），使企业承担污染空气或河流的价值。
这些解决办法远不是理想的；但必须拿它们同可供选择的制度中非理想的解决办法比较。
应当注意，正是市场的这一特点，即决策者之未加统计的成本落到他人肩上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变化和增长的原因。
无法统计的好处。无法统计的好处似乎是保证了一个红利——市场制度中一个额外的效率。其实不然。它们代表着市场制度中不可避免的另一种系统的误算和对有效价格的另一个偏离。如果一家公司的培训计划对所有其他雇员都是一种好处（受训者为它需要很长时间），那么显见的好处下隐藏着实现最佳状态的一个失败。交换的参与者——公司和受训者——达成的交易内含着生产的供不应求。由于未能统计出对其他公司的好处，培训计划只有在有利于最初提出它的公司的条件下才能贯彻。更多的培训才是最佳的情况。同样，这对所有组织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这里，决策者可能无法抓住好处。
正是在这一点上，市场制度是有特色的，即决策者懂得自己无法抓住所有的好处。
昂贵的交易。在美国，有115的就业公民从事批发和零售工作。虽然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储存、搬运、包装和其他劳务，多数工作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是购买和销售——这就是说，从事交换和保持它们的最好成绩。交易是昂贵的。然而，同样的，行政管理和其他的过程（它们对于任何可供选择的制度都是必要的）也是昂贵的。
关于交换的谈判有时比交换本身的价值更加昂贵。这便是商业企业存在和扩大的一个理由——为了创造一个使持续的交换成为不必要的工作集团。比起同各个单独的工人就几千个所需的合同进行谈判，一周付给一个雇员集体一次报酬以使之遵从全部时间内下达的命令，自然更加便宜。在其它的环境中，这是权威的成本或说服的成本，它们实在太高。
垄断。在任何市场上，当只存在少数买者或卖者时，一个人或一个合伙集团可以限制生产的购买，或者以一种仲裁（专横）的方式销售。同样，它们可以在所有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中以这种方式限制生产。
在市场“缺陷”的这张清单中，没有一个缺陷是可以否认的。澄清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但它们并不构成市场之崩溃或不可能存在的清单——它们仅仅是市场和其他所有社会组织形式共同具有的缺陷的一张清单。它们甚至算不上市场的最重大的缺陷；这张清单并非来自对什么是市场的最重要之处的一个鉴定，而是来自具体说明某些条件的一种尝试，这些条件影响着市场实现或不实现帕累托最佳状态的不可能的完美性。
公共产品和免费使用者。取得一个帕累托最佳状态的另一个失败，来自于不同的立足点。对于诸如国防，某些类别的教育以及交通控制等产品，其好处已经以特殊的方式分发给大家，以致打消了任何一个买者购买的念头。一座灯塔可以为海上的任何船只指供指导。但是既然一开始任何人能够使用它而不付报酬，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免费的使用者。对这类“公共”产品，需要权威向使用者征收费用，否即这类产品将无人生产。在这一“缺陷”上，我们区分出一种不可能性——它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功绩，它的交换在市场内是不能够完成的，但社会组织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更严重的不适应
然而，上面的清单还不够长。观念本身——即，市场是完善的，当它们能取得对任何人都无损害的一个帕累托最佳状态时；市场不是完善的，如果它们做不到这点的话——是武断仲裁式的，当我们拒绝这种观念时，便指明了市场的新的不适应之处。由于社会组织的许多任务（的性质），需要给某些人施加一种损害——例如，在墨西哥，当卡得纳斯（Car Cdenas）统治时，实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那样。或者，培训年轻人也许很重要，不论是否他们愿意受训。
只要市场能以自愿的、互有优势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加以组织，就存在寻找非市场抉择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市场的传统优势常常成为它的不足。
市场激励的失效
我们根据激励问题提出论点。在传统的论点中，市场激励是完善的；它们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反应，而且只会是这种反应。但从未提到另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强制和伤害作出反应的人，或对他造成损失。可是，这种反应经常是需要的，像我们已见过的那样。
在另一些场合，市场激励会起作用，但其代价却高昂得吓人。与通过权威的控制不同，我们已经见到，通过交换的控制每次都是昂贵的，如果使用它的话。控制者不得不放弃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有时，无论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官员，都无法提供一个其大小对于引导一个理想的反应是必须的好处。由于承认消费品的短缺，中国和古巴始终想尽可能在不靠付酬方式的条件下激励劳动者。许多其他较不发达国家有几百万失业者和几百万有待去完成的任务——就普遍意义讲，这是一个巨大的和悲剧性的不合理之处。
但是，那些政府常常把让失业者就业，视为过分昂贵的事情，因而老让他们留在失业的位置上。
比如，印度的农民——他们在社会上的孤立也许使他们很少受市场激励的影响——通过按价格变化不断改换种植作物的方式，一再显示出他们对市场激励的反应。然而，在富裕社会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一种批评：“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旧秩序的激励已经消失，劳动的习惯在变坏，新社会的激励还未创造出来。”在收获甘蔗方面，卡斯特罗遇到的某些困难，在古巴劳动者的不情愿态度中找到了一个原因；他们从生计上讲比从前有更大的保障，但他们是在饥饿的威胁下才进入了让人疲惫不堪的劳动领域。英国的低生产率有时被归咎于福利国家，在那里，工人们已不存在“足够的担忧”。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瑞典那种甚至更为发达的福利纲领，似乎同高生产率是协调一致的。日本的非同寻常的就业保障是任何其他的市场制度无法比拟的，可它仿佛没有削弱对劳动力的高生产率的激励。也许，对劳动道德下降的关注把市场激励与权威制度的激励混为一体。我们在后一章将见到，被总称为劳动者异化（work eralien ation）的东西，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某种方式的一个后果，在这种方式下，权威是在车间中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市场激励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社会，工人们时刻是被权威的手段所推动的——或者未能被推动。
无保障和不稳定
对市场的更深入的共同和中肯的异议是，它使人们缺少保障。由于交换常常突然中止，人们在交换中赢得的一切都在风险之中。我们将看到，当生计艰难时，终止尤其是一个问题。在没有终止的时候，交换的每个参与者知道，他卖的何种东西的价格相对其他价格将会下降，或者他付出的价格也许会上升一旦付给他的价格下降。
一个人遭受职业或收入上的损失可以有多种原因，它们可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现象，即：其他人不再能够或愿意对他能够提供的东西继续付出报酬。工艺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转移，或经济领域某个产业或者部门的衰退，都会消除对他能提供的东西的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市场取向的制度通过来自于开支过分庞大的无约束的通货膨胀，和来自于过少开支的大面积的失业，常常把灾难带给多数人。回想一下，难以相信公民们竟容忍了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衰退，当时美国的失业人数占到了劳动力的114，严酷局面保持了将近10年。从那以后，凯恩斯（keynes）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同国民收入统计结合在一块——改造了这些制度，这种转变也许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在把社会科学指导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上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很少有什么衰退的打击足以减少国民生产总值（GAP）；现在常有的仅仅是延缓增长。既便如此，失业问题差不多没有得到克服。此外还是通货膨胀问题，这方面，工业化国家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
某些研究显示，生产的波动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比在欧洲和北美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更严重。但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失业率并没有类似波动。很多共产党领导人颇为自豪的一点是，在他们的制度中不存在失业现象。事实上，失业是有的，正像任何一个制度里难以避免的那样，人们总是不断地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但它被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方法是：证明某种工作是“正确的”，这意味着能极大地限制雇员上司解雇他们的能力。结果，在许多工厂造成了工资的额外支出，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在某些环境下限制了工人流动的自由（当他想要这么做时）。但是，无疑，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就业保障，它是现有的市场取向的制度没有做到的，尽管失业救济是迈向就业保障的巨大一步，而且市场制度能够提供甚至更大的就业保障。
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形成的同时，也揭示了市场制度一个新的不稳定之处。有一种解释是，价格和工资被公司垄断和工会操纵。另一个解释是，激励的这种降低如我们承认的那样是可能发生的。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推测起来，也许存在某种比率的管理报偿，它会导致为充分就业所需的一定数量的企业家进取行为。与此同时，也有可能出现某种工资结构，它的吸引力足以维持对管理层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雇员的生产率水平，防止要求过离工资的浪潮出现，以及避免广泛的罢工威胁。虽然人们假设，对于管员和雇员所需的返还（报偿）总量不会大于国民收入，这一假设也许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如果过分的权利要求被货币的扩张所满足，其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如果得不到满足，其后果就是放慢的商业行为和由此造成的失业。如果部分地满足，其后果既有通货膨胀又有失业，这正是今天世界的市场制度的特征。
历史地讲，市场取向的制度之所以可能出现繁荣，仅仅是因为运转中的社会机制——我们将在以后各章深入考察其中有些机制——限制了它们负担的总需求。如果这些限制受到破坏，我们也许不得不见到市场制度形成几十年的日益严重的经济混乱。联合王国也许就是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未来模式：国际贸易中的下降的竞争力，跌落的生产率，以及生活水平的某种逐渐下降。
对市场的其他限制 公司处置问题的权限
帕累托最佳状态的要求之一是，像所有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一样，实业家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这里的含义不是很清楚。但它至少意味着，企业家们能够发现和认识生产任何既定产出的最低生产成本的方法，能够发现和认识使边际成本同价格相等的产出水平。对于复杂的生产过程，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公司执行人和其他经营者根据他们的处置问题的权限（Discretion，或译“斟酌决定的自由”——译注），是否可以近似于满足这两项要求——尽管看法依对“满足”的不同理解而不同——以及市场的控制将迫使他们实现一种可以接受的近似。
由此可见，我们正在把公司的处置权列为应用市场制度的一种可能是主要的限制。
在工艺复杂的大公司时代，公司管理面前敞开的处置权范围也许变得与关于市场制度用途的传统观点格格不入。我们将在以后各章回到这点上来。
个人偏好的不适当
看看那些富裕的市场取向的制度，在那里，琐碎的生产常常优先于——譬如说——对千百万儿童的基本医疗保健供应，这个事实向一个制度提出了异议，在这个制度中不管如何胡思乱想，个人的偏好总是给制度定下了生产的目标。他们相信集体精心设计的生产目标当然会更好些，但事实上，多数市场制度主要是与个人的偏好联系在一块，它可能给予了生产以不充分的引导。然而在下一章我们会见到另一种可能，即：组织市场制度，反应个人的或集体的目标。
道德的异议
对于个人偏好在市场制度中的支配地位，有些人所表达的不止是实践方面的批评，而且有道德上的异议。还有其他一些道德上的异议，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在传统的经济辩护理论中毋庸置疑的交换的某些方面发起了挑战。几乎人人都说，在有些环境内，交换是不道德的。人们举某个人为例，他的行为几乎处处被法律视为禁止。道德的和审美的评判在如下见解中合为一体，它说，“我们用获取和开支的形式损耗自己的力量”。
而且，一个变换制度或市场制度也意味着私有财产的存在。假如私有财产是不道德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那么，基于上述考虑，交换和市场也同样是不道德的。很多人还对交换提出一个道德的异议，认为它似乎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便交易双方各有所得，一方所获总比另一方多得多。他们也反对那种他们所认为的苛刻的交易。
某些含糊的推理 个性的错乱失调
对市场制度的另外一些批评意见不是很清晰的。有些人批评在个性和文化中造成的扭曲。例如，有人断言，在一个工业化环境中，生活损害了个性，而在一个农业环境里，生活没有影响个性。显然，批评者在此对准的是工业化，一个不限于市场制度的世界范围的现象。还有人说，市场制度把一些人推到控制另一些人的位置上，这种关系对双方均有害处。但是，它是一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一切制度中，总有一些人控制着另一些人。还有说法是，市场制度使人们卷入相互竞争的冲突之中。但在权威制度中，也存在职业、权力和发展的竞争。也有人认为，交换关系使人们远离合作的事业，而转向个人关心的私事。事实上，交换关系在实现合作的国际分工中已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可供选择的机制都无法与之比肩。
尽管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交换是一种合适的人类行为（如果它限于服务人的一般需要），他有时亦把它视为一个腐败的行为（倘若它被作为不加束缚地搜刮财物的主要方式或工具）。2000多年以后，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写道：7富裕起来的人是勤劳的、坚定的、自豪的、贪婪的、有条理的、明事理的、缺乏想象力的、感觉迟钝的和无知的。那些依然贫困的人是十分愚昧的、足够明智的、懒散空闲的、粗心大意的、谦卑恭顺的、富有思想的、迟钝呆笨的、有想象力的、感觉敏锐的、消息灵通的、无远见的、偶尔刻薄和情不自禁的、像笨拙的恶棍、公开的小偷，又像仁慈宽厚的上帝式的人。
DH穿越思想的历史，流动着一条同交换对抗的强大潜流，它不时冲破表面现象——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其他许多人，当然还有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体现在长期的稳固的道德和法律规范之中（例如反对高利贷的规定）。尽管这种对抗常常失于指明市场制度的特殊之处——比如我们尝试区分的那些特殊之处——但它像正在形成的对于官僚制的厌恶态度一样，必须得到承认。
对未来的忽略
还有人声称，市场制度忽略未来。估且同意。在一切制度中，人们都可能不具有长远眼光。但是，市场制度并不必然较其他可供选择的制度更不关心未来；人们可以买下一个特定的未来。假如，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一种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坚信，这种资源在未来将会稀缺，他便会被推动着从现有市场上扣下一定数量的这种资源，以便掌握未来的较高价格的好处。如果他不是这个资源的所有者，他会被推动着去购买它并留待未来之用。这既使他富有，也保存了资源。
当代的激进经济学的批评最后，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的新学派声称，资本主义是犯罪、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军备扩张的根源。
若用“资本主义”来指示一种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上述问题同这个制度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十分明显。因为这些问题像历史一样古老；它们早就先于市场以及私有企业制度而存在。在当代世界，它们全都能在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中找到。我们缺少证据，说这些问题在这个制度中比在那些制度中更加严重。同样，也不能把市场机构建制的特点与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可以说是同剥削的特征联系在一块，而剥削也许可以说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但不同于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的一切选择同样与剥削结合在一起。
也许有一天，下述情形会变得清楚，即：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顽固坚持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样一些特征而其他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渐抛弃了它们。中国表明，例如，在一个权威主义制度下，可以朝着性别平等的方向迈出极其迅速的步伐。然而，迄今为止的证据显示，文化或历史背景的差异而不是经济结构上的差别，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那些民族的特征中，织成了纷呈各异的画面。比如共产主义中国或许可以让人感到比苏联更少性别歧视，但又比瑞典严重。
对于这其中的一些问题——异化算得上是一个——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回过头来讨论。我们并非为了它们应对微妙间接的方式持怀疑态度，哪怕它们已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在它们那里，政治—经济的机构建制可能影响了一个社会的属性及特点，例如犯罪率、性别模式或种族歧视等等。毫无疑问，在这些现象与私有企业及市场制度的机构建制之间，可以确定某些牢固的联系，但同样的联系也出现在其他的政治—经活制度之中。没有哪一个制度使这些现象完全消失；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多少是永远存在的。
对于政府和政治含义
经济学家们在努力确定市场缺陷的清单时，却没有考虑市场制度对政府和政治的反作用。这是他们分析上的一个盲点。经济学家们正确地相信，从某些方面看，市场制度的使用将精简政府和政治，它通过私人交易者之间的交换，完成了在其他情况下会成为政府负担的社会组织的任务。他们也正确地相信，市场制度有助于对自由民主的支持；这是确实的，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中看看这种支持的特点。然而，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些方式，在这些方式中，由于主要的决策是在市场而非在政府中作出，政府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弱。尤其是，他们没有看到对民主的某些威胁，这些威胁来自于市场的权力。这些复杂性和威胁必须作为对市场制度的约束而加以考虑。后面许多章节将尽力对它们作出分析。
市场制度的范围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我们有关市场局限性的清单，旨在澄清市场制度的特征，而不是想完成一种像亚里士多德、罗斯金或马克思所作的判断那样的评判。我们想以简明形态说明的，并不是市场的弱点（它们对于简化来说过多也过于复杂），而是市场的不可能性；此刻，最后提一个问题是有用处的：如果得到允许，一个组织通过交换和市场能够成功地做些什么？以及它可以被允许做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组织起成千上万的人生产各式各样普通而有销路的产品和劳务。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许多我们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它不能做的事情。它可以建筑和管理一条道路，比如，就像那些靠私人收费维持的道路一样。它可以建立和运作教育和研究机构，通过收费的销售服务来保存它们。它可以提供司法方面的服务，通过像美国司法协会（它用一个价格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这类组织进行。它可以提供军事的和警察的服务，如同1970年安哥拉的雇佣军和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以及其他受雇的私人警察力量所做的那样。它可以提供邮政服务，像美国越来越多的私人邮政服务所做的那样。
它还可以在把土地和住房卖给居民的过程中建立、维持和治理整个城市。的确，许多大公司就是这么做的，它们建立了像Rossmoor公司建造和经营的“悠闲天地”那样一些退休者的城镇。公民们——如果能够这样称呼他们的话——为通常由市政当局提供的几乎全部服务安排向公司支付费用；他们还为公司的多数管理决定付费，这些决定一般都是公民们自己作出的，或者通过他们选出和任命的官员作出。
尽管如此，一个市场制度仍是一个用途有限的机构建制。
有些任务是任何市场都不可能尝试或完成的。在最简单和原始的形态上，市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的区别在于：对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人们需要他人的帮助。在一种环境中，他们通过提供好处诱导出他们所需的他人的帮助。在另一种环境中，他们需要的东西不会被人心甘情愿地提供出来，而必须依靠强制。一个市场制度可以在第一种环境中运作，但不能存在于第二种环境中。它的局限性在同一个权威制度比较时尤其明显。尽管在第一种环境中不要求存在权威，它却可以同时在两种环境下使用。
第三部分 市场制度的多样化
7、可供选择的市场制度
几个世纪以来，市场与私有企业携手共进。其结果之一是，无论亚当·斯密或者卡尔·马克思都未能设法分清它们的关系。尽管他们取得了不朽的智识成就。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市场制度，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总是私有企业制度。南斯拉夫是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尚未出现的其他类型也可以想象出来。我们还知道，任何一个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私有企业制度都是好几种类型的市场制度的一个混合体。
斯密和马克思也没有见到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的市场。我们现在知道，理论上讲——实践中亦正是这样出现——中央计划分为两种各具特色的方法：行政管理的计划或权威主义的计划，及市场的计划。有可能世界正处在实现计划性的一种巨大的新潜力的边缘上，虽然或许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原子的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更大。
私有企业
私有企业制度给予我们一个熟悉的论点，相对它而言，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放入一个总的看法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把市场制度的两种普遍形式结合在一起。一种是个人或家庭企业的市场制度。在美国，个人或家庭的所有者掌握着400多万小企业；日本是另一个例子，单是小型制造业中便有差不多300万小企业。另一种是官僚制的公司企业的市场制度。在工业化体系中，大部分市场生产掌握在它们手里。在美国，几乎60%的生产来自于公司；至少80%的就业是在20个人或20个人以上的企业中。位于拥有100多万文职雇员的国防部之后，美国最大的组织不是其他政府部门，而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它们各拥有近100万雇员，比许多国家的工业劳动力还多。福特汽车公司的雇员虽然仅及上述公司数量的一半，它却比除国际部和邮电部之外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大。从岁入上衡量，所有这些公司，还有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比加利福利亚州、纽约州和纽约市的政府还大，而这些州府市府都是各州和各市政府中的庞然大物。如果拿工业公司同州和市政府在产出上比较，20家最大组织中的16个是大公司。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就比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
在其他国家，公司要略小一些，但根据它们经济的规模，这些公司不论是绝对地讲还是相对地讲仍然是很大的。从大工业公司的数量上看，继美国之后，排名次序为联合王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而且，多国公司一直在迅速扩展。最大的100家美国公司的62个人和家庭企业在多数生产领域已被公司企业取代，这造成了一场革命——“官僚制的革命”那一部分已提到这一点。从未有多少鼓动，甚至从未有多少反抗，一场没有旗帜的革命出现了，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那些年代，人们并未留意所发生的事情，相反美国人和欧洲人却在争论如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摆脱银本位、教权主义、宪章运动和殖民主义。人们设计的一切同他们实际建造的世界之间的差异，现在像一座纪念碑耸立在那里。
在世界的工业化的私有企业制度中，大部分生产掌握在拿薪水的官员——严格地讲是公司的官僚们——的手上，他们自己拥有的不过是公司股份的一小部分。必须设计出权威机制，指导他们的行动，使他们看上去既是所有者又是经理人员。实现了这一点之后——作为有组织的收入变化，通过奖金和收入的调整，改变经理的收入——经理仍然像一般个人的交换那样受到有力的激励。但在公司企业里，他的收入不必与企业的收入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相反，他也许在权威的指导下行动，把企业的盈亏仿佛看作是自己的盈亏，按照规则参加游戏。在上述两种场合，他通常会把公司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尽管一个私有企业不能无视利润，因为没有它们，企业便无法在经营中立足，但是，在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之后，企业官员可以选择增长、更大的销售额、发明创造、多种经营，或者一种宁静的稳定，而不是较多的利润。
对他们敞开的选择自由，使他们看上去再次像公共官员。
市场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相对私有企业的抉择，至少从原则上讲，市场社会主义是容易建立的。只须把所有现有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撤掉，换上政府官员即可。或者让原来的经理回到他们的位置上，但使他们成为政府官员。指示他们像从前一样克尽职守：生产和销售顾客想要购买的东西，为投入所需的一切支付费用，避免损失和弥补成本。一个适宜的新规划也许是：赚钱可以，但不要搞垄断。既然公司经理是拿薪水的官僚，他们应当发现不难在新规则下工作，当然，也是不尽完善地，如在任何制度中一样。
世界上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都在某些部门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最常见的铁路和航空运输、发电站、有时还包括矿业。
它们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极是社会主义的原理，另一极是对濒临灭亡的私有企业的解救。在这些制度中，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市场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什么革命；对它的鼓吹者来说，它常常成为一种令人失望的东西。的确，社会主义的这些点缀造成的差别是如此之小，以致于顾客和雇员有时并不知道，他们购物的或为之工作的公司究竟是私有的还是归政府所有。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化的企业已成为政府发展政策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工具的地方，例如6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欧，这些企业也只是构成了很多方式中的一个新方式，而不是被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转变。
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巴罗恩（Barone）和帕累托已把市场社会主义想象为对于整个制度的至少是一种假设的可能安排；这两位非社会主义者的兴趣仅仅在于对市场制度概念作理论上的说明。从本世纪2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对这个可能性展开了论战，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相信，出于对行政管理实践和政治上的可行性的考虑，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首先推行一种看来越来越让人觉得只是假设的模式。后来，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主要是吸引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传统中的社会主义者——市场社会主义却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建立起来，从那里似乎又开始移向匈牙利。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中看看它的原因和内容。
市场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一个普遍的共产主义模式。可以肯定，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在大量使用市场和社会主义来分配消费品和劳务以及配置劳动力。消费者上街购买食品、衣物和其他消费品；工人们用他们的劳动换回工资。但是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大量使用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和把资源配置到各种选定的生产线上。在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商业企业的经理们所生产的并不是他们能够卖出去的东西，像市场社会主义中那样，而是更高的权威指挥他们生产的东西。而且，资源和其他投入是行政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他们不是根据企业的处置权限、在任何对他们肯定有吸引力的价格上买下它们。尽管这些制度中也使用价格，生产却是由权威而不是交换直接控制的。
直到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开始以前，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相信，如果生产中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掉，整个制度围绕政府所有的企业建立起来，那么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的私人交易的缺少，将使市场制度成为不可能。然而，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政府可以为它们创造市场，哪怕它是唯一的所有者。对于石油、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政府权威需要逐年逐月地确定它们如何使用。在作出决定之后，政府可以把它们卖给任何愿意买下它们的企业，而且允许它们的价格按照澄清市场供求关系的需要上下浮动。
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分配土地和资本：不是靠行政的处理，而是按照市场的已经清楚的比例和利率，卖给任何希望购买它们的企业，从而使它们各尽所长。
由于不论在私有企业还是在市地社会主义里，生产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控制，人们情不自禁想赶快得出结论：两者都是所谓的“消费者主权”的制度。这个概念需要当作经济学的一种技术概念而不是精确的描述概念加以使用，因为它有可能对下述含义产生异议，即：消费者在这个制度中实际上是充当主权者（soverein）——像我们下几章将会见到的那样。不过，在不给“主权”（sovereighty）一词增添过多含义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说，在现有的市场制度以及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所有市场制度中，生产主要是由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所控制的。它们显然是消费者主权的制度。但是，不论是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制度，都不必与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
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
如果不是同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市场就可以变成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这是市场的一个革命性转变，它的可能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依然未被深刻认识。我们后面会见到，苏联的计划者们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它；中国的计划者们几乎没有给予它什么思想内容。
某些商业企业出售给政府以及——或者说相反——出售给个人消费者。政府购买导弹以及士兵的服役，公路，公园和其他娱乐消遣设施，医疗保健，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品，包括公共产品——这种产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会或不能根据消费者需求直接地或者排他式地生产出来。因此很清楚，政府的购买就像消费者的购买那样肯定可以指导生产。一个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就是一个计划者们也像这样行事的制度。政府通过对最终产品的购买而不是靠命令指导生产。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整个经济的中央计划来说，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可能性。
在计划者主权的最充分的形态上，所有生产，包括消费品在内，都受到政府购买的指导，后者已取代消费者成为“主权者”。所有企业都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他们确定消费者应当拥有什么；或者企业把中间产品卖给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再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而不是个人消费者。政府官员通过购买或不购买、或者数量不等地购买最终产品的方式，指导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过程；它不会采用对于目标和配额上的权威主义指令方式。
政府计划将限制在最终产品的理想的品种范围内。通过交换，所有其他生产将服从于那些最终产出。例如，政府通过增加对鞋类的购买，将会对鞋类生产发出信号；但是鞋子如何生产出来，要有哪些中间产品，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或建筑物，雇用什么样的雇员——这一切都将通过市场留给企业决定和安排。
任何人，当他对计划者主权制度的观念缺乏了解时，会对下述问题表示困惑：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如何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满足那些不再以他们的购买指导制度运行的消费者的需要呢？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分配消费品，像战时配给制那样；或者，政府可以把消费品卖给公民们。
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为什么不简单地让鞋类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完全不加任何政府干预呢？这是因为，官员们需要的产出有别于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假使听其他们处置话。所以，计划者购买的鞋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在他们看来，应当是对这个制度有意义的。比方说，相对于消费者自己选购的数量品种而言，他们也许购买较少的汽车和较多的高质量的营养食品。这样一种制度同时操作着两个彼此分离的市场制度一个是对生产的控制，另一个是对消费品的分配，它们既不多于、也不少于计划者要求的数量。价格在这两个制度中是完全分开的。
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也都部分地是计划者主权的制度，因为政府也是许多最终产出的一个买者。比方说，政府购买道路、医疗服务和教育，然后免费或以补贴价格分配它们。实现一定程度的计划者主权的另一个共同的办法，是通过给企业补贴来改变企业得到的有效价格，或者通过税收改变消费者必须付出的有效价格。
在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中，政府官员或从政府下属企业里、或从私有企业进行购买。考虑到对于生产的两种最终控制的形式（消费者偏好或政府偏好）以及两种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或政府所有制），我们现在能够看出，迄今为止，我们已揭示了四种类型的市场制度，如同表格7.1显示的那样。不要忘记，这四种类型在纸面上比在实践中更简单易行。
表格7.1四种类型的市场制度
消费者主权的制度（市场中的生产反映消费者的偏好）
计划者主权的制度（市场中的生产反映计划者的偏好）
私有企业
1.传统的私有企业制度，如西欧和北美那种。
2.出现在私有企业制度的部门中，政府为控制需求而购买、征税或补贴。
公有企业
3.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还有匈牙利。
4.为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改革家所主张。
5.一个数理统计的市场制度
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市场制度。不论是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从第
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是否能够极大地改善计划。这一争论发掘出好几种可能性。为了很快对它们作出分类，我们从下述提问开始：数学和电子计算机能够通过计算有效价格（而不是把有效价格留给实际的购买和销售在不完善的市场决定），改进现有的市场制度吗？在这样一种提议中，丝毫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协调之处，丝毫不存在不合逻辑之处。必要的数理统计技术正在逐渐发展——它建立在苏联的列昂里德·康特洛维奇（Leonid V.Kantorovich）和美国的乔治·丹兹格（George B.Dantzig）及特加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koopmans）所发展的线形规则的基础上。（1975年，康特洛维奇和库普曼斯为此赢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说，对于消费者主权的制度来说，这一任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和用途不大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有效价格必须反映千百万消费者的偏好，这种偏好的数量比所能观察和估计的更多。不可能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发现消费者偏好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在真实的市场中自由地尝试和揭示他的偏好的购买。之所以用处不大，是由于实际的买和卖所承担的任务，比较用统计方式承担同一任务来，要便宜得多。
依靠计算的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
对于一个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计算价格的任务将更简单。仅仅需要观察和考虑计划者的偏好。但是人们也都普遍认为，甚至连这些比较简单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也无法实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们永远也实现不了。
价格可以由中央指定：有一种估计是，苏联政府指定800万个价格。然而，问题在于指定有效价格的可行性。为了计算这类价格，需要一个巨大数量的技术信息，它涉及到所有种类的投入的变量如何影响所有种类的产出的变量。要想获得它，就假设需要有一个无限度的社会劳动力。它还需要不断作出修改。技术的革新使今年的数据对明年就不适用。况且，计划者偏好的改变也导致技术关系的改变。例如，如果几年内对钢的需求猛烈上升，导致被迫使用较低品位的矿石，那么，矿石同钢产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数据事实上是可信的，那么对目前要求的价格计算来讲，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计算机和操作人员。关于下面将要讨论的已经简化过的计算，它的复杂程度尚未接近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个苏联人估计，苏联需要1.4万台计算机，而不是目前的几百台，按照目前已经很快的培训速度，也需要100年时间培养所需的技术人员。这种估计不一定准确，可它显示出计算问题潜在的严重性。
计算的困难还不是全部。虽然原则上可以达到所需的数学技术，但制定必要的方程式或经济模型却是繁重的任务，容易发生差错，且在实践中超出了任何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的能力。撇开能力不论，人力的要求同样令人生畏，尽管尚不能对此作出估计。但是把所有的任务——收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以及填写数据）和计算——加在一起，为计算价格所需要的劳动力总数中也许剩下不了几个有用的人。
为一个非计算的产出作投入配置的计算吗？
数理统计对于权威制度比对于市场制度或许更加有用。
我们可以稍稍离开主题，看看这个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为避免计算有效价格的困难，计划者也许在没有任何价格或市场帮助的条件下选择他们需要的产出目标，然后通过计算，只想求得投入方面的一个有效的计划配置，以实现理想的产出。
没有市场或者价格；完全凭借计算。可是，为了计算有效投入，需要有关改变技术关系的同样数据，像一个有计算的市场制度所需的那样。还需要数据规划的同样技术。
第一种抉择的所有的基本困难都保留下来了。
而且，如果计划者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他们将不会满足于知道投入的最佳配置——通过它，可以生产一个预定的产出。他们想要知道，运用同样的资源，还有哪些产出的可能性。然后，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需要信息，以知道他们不得不放弃现有产出中的什么内容才能取得某种新的产出。他们的问题同样是一个老的经济问题：为了所得而必须放弃什么？简而言之，计划者需要了解每种产出的成本。但如果是这样，他们最终还是有求于价格。
通过计算的协调计划？
数学和电子计算手段在经济计划中的实际运用——例如在苏联——既没有支持一个有计算的市场制度，又没有试验出非市场的最佳计划。相反，这些技术被建议用来尝试取得某种“平衡的”计划，在这种计划下，所有现有的资源按照错误的配置加以利用，每一种资源都是超量配置。这样一种计划浪费了资源，但在基本的意义上它“起了作用”，也即是说，本质上是协调的。
被建议的程序是投入—产出分析，通过它投入—产出比率可以计算任何一个产品，指示出它的必要投入。从而，对任何瞄准好的产出，都可以赋予投入的需求；它可以决定投入应当是不足还是超量。这两个场合的无论哪一个，都要承受一系列目标调整的计算——只要有必要，就反复强调这一点——直到每个投入需求被安排得等于特定时期它的现有供应。
既然在这个过程中计划者试图发现的仅仅是某种协调的关系，他们不必知道所有可能的投入—产出关系；在这些关系里，有些关系较另一些关系更有效率。不过，即便是这方面的数量极小的数据也要花很大代价才能收集。例如，一辆汽车直接需要的钢材投入并不难确定；但是钢的生产本身又需要电力的一个投入，它转而需要汽车运输方面的某种投入（为电力公司的用途），从而又有进一步的钢材投入。这些间接的和循环的影响——第二位的，第三位的，等等——变得极难计算。
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在任何一个制度下都没有超过250个项目，这个数字同苏联的80些国家的，多年来一直努力制订这类年度的表格；它们尚未实验一个长期的当代样式。
数理统计技术可以改进筛选式决策的协调性和效率。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把投入—产出分析或任何其他更加雄心勃勃的数理规划方案投入比较大的计划过程的实际应用。
计算与行动
在妨碍中央计划者收集必要的计算内容的各种困难中，有一种迄今为止我们仅仅给予短暂一起的困难是，消费者和计划者的偏好并不是可以观测和衡量的经验现象，如降雨量和酒精中毒的次数。它们“不是可以收集的事实，而是已经作出的选择”。甚至连选择者本人也不知道他的偏好，直到他面对某个实际的选择；他对自己偏好的理解是令人怀疑的，除非他处在现实的选择形势中，在那里，他的选择不是假设的而是真实的。
所以，源于选择之外的行动在市场制度中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偏好的计算在这里无法取而代之。
计算与行动的区别是一个基本现象的一个特殊情况；对此基本现象，将在以后各章更充分地揭示：以各种方式，所有社会都把建立理想的社会组织的两种办法合为一体，这两种办法是：解决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社会相互作用。人们既用他们的思考方式、又用他们的行为方式发现解决方案。
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的可供选择的形式
让我们回到更传统的市场制度上。人们熟悉的所有权和私有企业公司，并不是私有制在市场制度中可以采用的唯一形式。其他形式包括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如医院、学校和基金会一类的非盈利组织。各种类型的非盈利的市场的商业企业，包括各种合作社，在美国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其他一些市场制度为它们留下了较大的活动范围。
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仅占法国有收入的就业人口的1%，但在芬兰是10%，在以色列占到30%。
一个极其令人吃惊的事实——世界或许可以把它储备留用——是雇员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世界范围内正酝酿着对商业企业中传统的权威关系的不满。工业中新的劳动者集团向工会代表工人发言的传统权利发出了挑战。南斯拉夫在整个工业中采纳了建立自治的重大步骤。这一运动正向西欧扩展。
如果资本和企业本身的所有制被掌握在企业的雇员手里，那么，不再会有生产“工具”掌握在一个集团手中而劳动力掌握在另一个集团手中的情形。企业收入的分配将会改变。因此企业中的权威关系也有可能变化。
另一种可能是，工人们拥有一个企业，但他们并不拥有供给这个企业的资金。并不是资金所有者的工人们被承认为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建立和维持公司。他们决定生产什么、在哪生产、如何生产、使用什么技术、以及多大的劳动定额。他们“雇用”的不是雇员而是资本。他们为投资者资金的使用付费，他们作为劳动者从企业获得的，不是作为工资而是作为利润的收入。
这样一类组织并不多，但它们不是非法的，或像人们所知道的在现实中没有可能性，或无论如何都同市场制度的保存不相协调。它们所以未能存在，是因为，如同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家们更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历史已经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当资本的潜在供应者和劳动的潜在供应者期待与对方在企业中结合时，资本的供应者拥有所需的交换或讨价还价的权力，并且坚持把权威握在自己而不是劳动者手上。不是依靠逻辑而是通过历史，资本的所有者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人们熟悉的私有企业制度的许多特征，不应归咎于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而要归咎于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在这里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拥有了企业。在这种形态中充满了财富和权威分配的后果，充满了工作权利、异化、社会冲突的模式的后果。
归咎于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的其他许多特征——其中有，无保障、收入不平等、阶级矛盾、教育的劣势、政治晋升道路上的不平等和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如果不是从私有企业本身、而是从财富分配的历史不平等那里寻找根源，将会是更加准确的判断；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世界上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是这种不平等的继承者。
它们中没有一个在私有财产的市场制度的经历中消除了财富的市场化的不平等的后果。
然而，这种市场制度是可以想象的。它们会很不同于任何现有的市场制度。
非市场和市场制度
如果把上述全部市场制度与特定的非市场的形式（现实的和假设的）放在一块概述一下，会使这些制度更具特色。
1.没有价格的权威。在这一极上，是不用货币、价格和市场的中央权威。纯粹的权威主义组织。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经济是这样组织的，尽管列宁在1918至1921年之间尝试过这样一种制度。
2.没有货币或真实市场的权威主义统计价格和生产计划。接近极端形态的，是政府对“市场”的计算而不是组织实际的市场。
它统计人为价格或影子价格以及其他大的数量级，试图作出最佳的实物投入配置和产出配置。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制度。
3.使用补贴价格的中央权威计划。接下来便是，权威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产出目标作出具体规定，同时采用对投入的权威主义配置，不过，这一切都得到货币支付和价格的推动。我们将会看到，这是苏联、东欧、古巴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办法。价格从未像它们在市场制度中扮演的角色那样起到信号和分配作用；经济的指导通过中央权威作出。但是消费品及劳务是在市场销售，而且劳动力是通过市场雇用。
4.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中央政府权威限制在购买最终产品的范围内，它主要是靠对全部中间生产的市场协调。迄今为止这种制度仅仅是零散地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所有市场制度内。
5.消费者主权的市场制度。无须任何中央政府权威指导生产；生产反映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它是世界上目前的市场取向的制度的主要内容。
6.公社。既不用中央政府权威、也不需要市场制度来组织生产。相反，分散化的高度自给的小生产单位寻求彼此间的松散合作。作为一种抱负，它已局部地小规模地实现于以色列的“基部什”之中。
每种市场制度（上述第四、五种）又分为这样一些制度：
A.政府所有制和经营管理
B.私人所有制和经营管理，其中又分为：（1）人们熟悉的形式：所有者的管理和公司的管理（2）工人控制（3）合作社和非盈利企业
如果它看来是对各种抉择的一种方便的分类，那么请记住，它仅仅是一个蓝图。不仅现实世界的制度是混合型的（像下一章将要比较清楚地说明的），而且各种制度之间也存在着这个蓝图没有完全把握的差别：文化的差异，比如说，会使一个私有企业制度繁荣兴旺而使另一个私有企业制度萧条衰退；技术创新的某个步速会在一个制度中逐渐改善生活质量，但它在另一个制度下却起着阻碍作用，以致使社会陷于贫困；或者，像下面各章大量讨论的，在某些社会中存在着保持对称和秩序的热情，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却处处是随意的。
8、市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
回顾一下，情况看来是这样的：西欧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市场取向的社会，北美在19世纪，澳大利亚和南非在19世纪末，日本在20世纪。在亚洲、拉美和非洲，其他市场取向的社会仍处在发展过程中。撇开南斯拉夫不论，它们全都标有私有企业的印记，然而它们也全都掺杂了上一章的可供选择的制度的那些内容。
在它们的为人熟悉的特征之外，还有少量给予不太充分理解的特点。根据前几章的概念和分类，现在我们可以用相对不多的词汇勾勒一下这种制度。
1.它们事实上不是占支配地位的市场制度（而且现实世界没有一个制度是这样）。这类制度一贯如此，新政府的作为并未导致多少新的结果。在这些制度中，生活和工作在家庭、商业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不断进行。在每一单位内部，协调是必需的，但不是通过市场制度。父母的权威和各种非正式的相互调整，组织着家庭。
在主要依靠生计农业的国家中，生产大多是在家庭中组织的。
但是，即便在工业体系中，家庭生产仍然是经济活动的很大部分，虽然它没有在国民生产和收入的统计中加以考虑。在美国，比如，非市场的家庭生产如果被统计进来，按照粗略的估计，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
在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不计其数的组织任务通过官僚制权威而实现，如在所有现代制度中一样，虽然公司也使用了内部的市场。仅仅在对外的协调上，各集团之间的协作——家庭与商业企业、企业与企业、政府机构与企业、工会与企业——才使得市场充当了支配的角色。
然而，即便在那里，它也是与政府分担重任，这个政府既要权威主义地协调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方面，又要在市场中充当着远比其他参与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这些制度中，政府通常是最大的开支者、借款人、出租人、雇主、财产所有者、承租人和担保人。就它在经济中的作用而言，已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美国，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政府开支从30年代大萧条以前的10%达到70年代的30%，提高了3倍。因此，悖论式地说，勾划这些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是描绘政府权威在它们那里起的巨大作用。政府权威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已被美国的图景所说明。财产税驱使居民和店铺迁出衰败中的集中都市区域。对住房家庭所有制的补贴，已蔓延到大其次都市区域的住房发展上。无论是先前的联邦道路规划（它第一次使得汽车可以畅行无阻），还是比较新的州际公路体系（它使汽车开得更快），都增加了在许多地区足以消除城乡差别的流动性。道路和立体交叉建筑改变了山谷的轮廓。由于地方政府竞相鼓励纳税商业的发展，工业企业遍布农村。所有这一切——常常被指责为市场的无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制度中积极活跃和强大有力的政府。这些制度的某些成本高昂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其政府的努力，其中包括，差不多根除了瘟疫、伤寒和疟疾；文化和公共教育事业的进展；老年人收入保障的适当水平；人类登上月球等。
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估算的百分比，各国政府的总开支所占比重是：
瑞典53%
联合王国45
奥地利44
日本42
法国40
意大利40
西德39
加拿大37
美国28
巴西19
印度18
单是作为收入的再分配者，政府便是以一个主要的经济协调人的身份行事——比如在为免费的公共教育和福利支付筹资方面。福利开支、养老金和补贴加在一起（不包括教育经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致如下：
法国20%
奥地利16
意大利16
瑞典15
西德15
智利12
加拿大11
联合王国11
美国6
日本5
印度2
尼日利亚2
南朝鲜2
委内瑞拉2
政府的许多经济行为常常被说成是“政府对实业界的管理”。它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活动。但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它实际上是指政府对实业的推动，这个推动采取了众多的方式。无论如何，政府的推动作用对这些制度的其他主要特征是关键性的，为此，我们专门开辟了一章。在那一章里我们将把这一命题作为一个设想提出。
2.这些制度中的每一个都把对生产的非市场的政府权减控制（独立于商业企业之外）与对企业的三种控制类型结合起来；这三种控制类型是：“直接的”权威控制，对它们的市场的“间接的”操纵，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的“间接”控制形式的）计划者主权。
非市场的权威控制（它的运作独立于商业企业之外），表现为政府雇员实际的政府对生产的行政管理。思维的习惯模糊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以为所有政府机构都是生产性组织。
审判生产裁决。农业发展机构生产技术设计。国会议员既生产规则，又生产调查劳务。陆军和海军生产各式各样的劳务：征服，破坏，恐怖，国防，有时还有和平。它们都是生产性劳务，这已为公民们为它们纳税的意愿所证明。然而。对于所有生产性劳务，不存在任何市场：生产不得不以行政方式加以组织——这与苏联类型的制度中组织各种生产的情形十分相类似。
除了军事部门，这一部门的规模常常靠统计机构的雇员来大体估算；除了公有企业的雇员，所有有收入的雇员占的百分比是：
美国14%
法国8
西德7.5
日本6
联合王国6
印度4
至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间接的控制采取了权威主义的禁止、许可或命令的形式：比如，实行进口限制或发放许可证，要求企业雇用一定比例的残疾工人，规定发布新的保障办法的程序，禁止妨碍工会活动，规定财政统计和报表的形式，或者禁止（企业间的）吞并等等。这个清单是没有尽头的。
为了对付大公司（它们的决定对整个经济日益重要起来），政府官员逐渐学会扩大授给自己的权威，把它延伸到其他领域，从而取得对大公司的控制。所以，历任美国总统总是把他们的权威扩大到调查、公诸于众、征税、订立合同等方面，以威胁公司的执行人；其结果是，一些大公司现在在宣布提价以前，总是先把决定呈报白宫。
间接控制的实施，要么通过最低或最高价格（例如，最低工资法律），要么通过政府的购买和销售（例如，收购农产起来维持农业价格），要么通过能影响企业活动的利润的其他任何形式。
在间接控制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来自于计划者主权的实践，即通过政府对最终产品的收购实行的控制。比如，政府签订了购买武器和道路的合同。这是一个老的实践，让人熟悉得甚至无须安上计划者主权的名称。然而，直到约1950年时，工资薪水还是美国预算上的最大开支项目。只是从那以后，合同的支付款额才变得较大。这个变化标志着，政府从对权威或行政指导（对它自己的雇员们）的依赖，变成对通过购买企业的最终产品而建立的市场指导的依赖。
政府从商业企业的购买，包括新的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体如下。
这些数字里含有社会（公有）企业的投入购买。
美国7.3%
西德7.2
瑞典6.7
联合王国6.7
加拿大6.2
印度3.0
澳大利亚1.7
不过，计划者主权表面上有时也装扮成对于企业的直接的行政权威。在美国，国防生产中的计划者主权同直接的行政控制混为一体，它采用了西莫尔·默尔曼（Seymour Me-lman）所说的“五角大楼的资本主义”（Pentagoncapi Ctalism）的形式。国防合同管理服务署的2万名文职和军事人员对合同企业实施着面面俱到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深入到譬如说监督企业的保险问题、包装和密封、安全要求、生产流程和汇报、内部承包协议的达成、存货清单、试验，以及工程的研究。它是美国制度中一个大的部门领域出现的政治—经济组织的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而这个部门领域在产值上比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大，大于印度，几乎与加拿大一样。
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制度的政府通过以“国民经济计划”命名的政策，始终在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进。
它们的做法与共产主义制度的计划实践大相径庭，在后者那里，“计划”意味着对生产的权威主义的非市场的控制。计划成为政府推动实业界的主要手段之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享有声誉的新的手段。像我们后面将会见到的，计划者并不真正期待其他的目标，如约束商业企业、计划生产、或改变一个经济、一个乡村或一个文化的根本特点。
4.所有这些制度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如此，这些制度的公共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并无大的区别；它们的运作是依靠几乎是相同的官僚制的公司结构进行；在私有企业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构造，它处在拿薪水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威之下，受着避免亏损和赚取利润的指示；这种管理方式与私有化的管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一旦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中央机构和共产主义思想中同样集中的成分，公共所有制便失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些年中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热情。其他的政策和机构建制看上去似乎比较有希望，尤其是与社会福利纲领相结合的再分配的所得税，和凯恩斯主义的保持高水平就业的技术。
社会主义者们也看到，政府通过购买而不是没收所造成的商业企业有条不紊的获取（利润），没有大幅度地改变财富的分配。（购买通常在民主制度中被认为是有必要的。）而且，对于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下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发现，把企业托付给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在民主制度中，把它交给公共的官僚制而不是私有化的官僚制，是一个越来越让人怀疑的收获，尤其是因为在两种场合对企业的主要控制均为市场的控制。
作为其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阵社会主义的旋风之后，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再次落入非社会主义者的手中。我说“再次”，是因为在公有企业中，不论是很早以前的商业冒险或最近的商业冒险，在社会主义中都不是原理上的商业冒险或意识形态上的商业冒险。重商主义者早已建立起国家对烟草、盐业、火柴和酒类的垄断，比如，作为国家便利的岁入来源。19世纪时，公用事业的社会主义化，如铁路、电话和电报以及电力的社会主义化，是针对控制“自然垄断”的困难的实用主义反应，而这些“自然垄断”是由新的技术引发和产生。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虽然在联合王国出现了一股社会主义化的浪潮，法国的某些国有化过程——例如雷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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