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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5 03: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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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蚂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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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不是禅

纠缠不是禅试读: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代序一)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作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作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事情拿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在杭州住了约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

第二次到杭州是民国元年的七月。这回在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

民国初年,西湖的情形与现在完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清了。

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

民国二年夏天,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我和夏丏尊居士却出门躲避,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原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须先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的虎跑寺不像现在这样热闹,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时候都是关着,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我住进去以后,常看见一位出家人从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于十二三岁时,我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的,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的佛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祥师。可是他不肯让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居住。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前到虎跑寺去,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我就提前先考试。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

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介绍,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很欢喜的。我出家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样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弘一大师作于1936年春)

十问弘一(代序二)

以下文字节选自《弘一大师新传》(秦启明)、《弘一大师传》(林子青)、《法味》(丰子恺)、《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改过实验谈》、《竹园居士幼年书法题偈》、《为漳州印友题偈》、《题王梦惺居士<莱园文稿>》、《辞世二偈》、《为红菊花说偈》、《图画修得法》。部分文字进行过加工处理,访谈为作者模拟,是为序。

一、伟大的艺术家童年与众不同,您的童年是这样的吗?

我的幼年也和一般当时的文人一样,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师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填词、又师从唐静岩学书法。这个时期,我和严范孙、王仁安、孟广慧、姚品侯、王吟笙、曹幼占、周啸麟、陈宝泉、李绍莲等天津艺术精英都有交游。

二、您曾经是世家子弟,家里颇有背景,您介意谈这些吗?

我父亲筱楼公是清朝同治四年的进士,曾在北京出仕吏部,和李鸿章同朝为官。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往来保定与天津之间,与我父亲有业务往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筱楼公为官期间,是清末重臣李鸿藻的部下。

我家与清末重臣王文昭、荣禄也有来往。我15岁时到北京游玩,曾拜访过王文昭和荣禄,并出示书法作品。两位叔叔辈的高官,对我这位晚辈的书法造诣惊叹不已,大力传播。1896年8月中旬,我在给账房先生徐耀庭的信中写道:李鸿章兄至九月间,可以来津。王文昭兄降三级留用。我曾为李鸿章刻过两方名章,一方是鸿章私印,一方是少荃。

三、有人说您不谙世事,不近人情,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我在东京美校求学期间,确实有过两次书呆子行为:一、让迟到五分钟的欧阳予倩原路返回,改日再约。二、一日下雨,日籍岳母要用一把伞,我不同意,还说,你嫁闺女时,也没说要伞啊。后岳母得知,伞是我母亲遗物,谅解之。

四、您出家前有两位妻子,能否谈谈与她们相处的时光?

我的婚姻由母亲包办。18岁时,我娶了天津南运河边芥园茶庄女俞氏为妻。俞氏比我年长两岁,她属虎,我属龙,我家保姆戏称“龙虎斗”,说我们属相不合。确实如此,我们一辈子合不来,未能白头偕老。我和俞氏育有二子,长子李准,次子李端。李准育有一子一女,李端育有三女。我出家后,二哥李文熙让俞氏到杭州劝我还俗,俞氏对二哥说,您别管了。俞氏48岁去世时,我已出家多年,因各种原因,没有回去吊唁。

我的日籍夫人,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的,她是我的人体模特。后来我们结婚,回国后她一直与我居住在上海。她曾苦劝我不要出家,委托我的朋友杨白民转告我,说日本和尚可以有妻室,她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做我的妻子。我说,要做就做中国和尚。她曾到杭州找我,我们约在湖滨一家旅馆见面,她不停地哭,我一言不发。最后我送了一块手表给她作纪念,告诉她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等珍贵物品可处理,处理后的钱财可作为她回国的盘缠。我安慰她说,你有做医生的基础,回日本后不会失业的。离别时,我乘船而去,她在岸边失声痛哭。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我们结婚后没有要孩子。

五、您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您如何理解母爱?

从小我母亲就以自己日常的言行,规范我的行为举止,希望我做个懂礼之人。之后又按照《论语·乡党篇》规范我的日常生活。每日吃饭之前,必须要摆正餐桌,否则就要遭到席不正不食的训斥。多年之后,我每次吃饭前,都要把餐桌摆正再吃。这样良好的生活细节,来自母亲的教诲。

我20岁至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我运送母亲灵柩回天津,二哥不让进门,说是家族的规矩。我们发生激烈争吵,后来在账房先生徐耀庭的说和下,二哥才让步。遵照母亲丧礼一切从简的遗愿,我为其举行了文明丧礼。要求来宾不赠钱物,改送花圈挽联。亡人之子不再跪地读祭文,改为献花致悼词。出殡时来宾鞠躬即可。送葬家人不穿孝衣孝帽,改穿黑衣黑裤。不请僧人念经,改为合唱哀歌。

六、您有很多挚友,如杨白民、夏丏尊等,他们与您的友情伴随您一生。您的交友观是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执意苛求,那就把距离拉远了。你要问我去往哪里,前路广阔,我用语言无法表达。大约是“春季花满枝头,圆月高挂在天心”。

七、您在诗词文章、音乐美术、金石篆刻、书法绘画等方面皆有造诣,有人说您是少有的艺术全才,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一枝亭亭玉立的菊花,挺直的姿态显示出高贵的气节。为什么它颜色这样鲜红,那是来自于殉教者的鲜血。这是我对艺术的理解。

我认为的书法:文字的表象,本来就不可轻易获得。靠着分别心,怎么能够测度。好像风在空中吹过,分不出能所,领悟了这一点,就是智者。

我认为的金石篆刻:金石不分古今,艺术的事业是随时都创新的。为体现于个别法中的共相,是实相的印记,通过各种事显示出其本真。

我认为的写文章:写文章是表达思想的,哪能一味追求辞藻的华丽。只要蕴含真实的思想感情,就能取得成就成为名家。读书人要靠人格的魅力传播文艺,而不应靠文艺的影响传布个人。

我认为的图画:评论家说,图画,是用来娱乐的,没有实际效用。即便如此,图画的范围很广,不是单纯娱乐一方面所能概括的。图画的效力,与语言文字相同,其性质也很相似。倘若把图画单纯概括为娱乐,又如何解释语言文字呢?音乐戏曲的华丽辞藻不单单是语言,既然这样,那么听音乐戏曲的华丽辞藻,也称为语言,属于娱乐吗?小说传奇也不单单是文字,既然这样,那么诵读小说传奇,也称为文字,属于娱乐吗?三尺儿童也知道不是这样的。

有一句常言说,言语的发达,与社会的发达密切相关。现在请让我变一种说法:图画的发达,与社会的发达密切相关,没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一句常言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无声的诗。现在请让我变一种说法:语言,是无形的图画,图画,是无声的语言,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八、“断食”试验为什么选在虎跑寺?

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的虎跑寺不像现在这样热闹,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九、您为什么出家?

有很多人猜测我出家的原因,而且争议很多。我并不想昭告天下我为什么出家。我出家是为了以教化自己和世人,是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每个人的故事、原则、兴趣、方式方法,以及对事物的理解,本就永远不相同。我不想过多解释,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所以干脆不说,慢慢他人就会淡忘。

十、出家后有何感悟?或者说精神上有什么收获?1. 虚心。常人不明白善恶,不知道因果,决不会承认自己有过错,

更从何处谈论要改正呢?古代的圣贤就不会这样。现在举几个例

子:孔子说:“五十岁以后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

了。”又说:“知道怎样做符合道义却不能改变自己,有不善的

地方而不能改正,是我担忧的事情。”蘧伯玉是当时的一个贤人,

有人让他去见孔子。孔子与他坐下来,问:“老师是做什么的?”

对方回答说:“夫子想使自己的过错更少而很难达到。”圣贤尚

且如此虚心,更何况我辈,怎么能自满呢?2. 慎独。我辈凡是有所作为,起了念头动了心思,佛菩萨乃至鬼神,

都能知道看见。如果时时刻刻这么想,就不敢胡作非为了。曾子

说:“眼睛所看到的,手指所指到的,都是严厉的!”又引用《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几句话是我

常常想起来而不敢忘记的。3. 宽厚。造物所忌恨的,是虚伪不厚道。圣贤处事,只讲究宽厚。

这方面古训很多,就不详录了。4. 吃亏。古人说:“我不知道什么样就算是君子,但是每每看到肯

吃亏的就是君子。我不识别什么样的就是小人,每每看到喜欢占

便宜的就是小人。”古时候有贤人某某临终时,子孙请示他有何

遗训,贤人说:“无他,你们要学会吃亏。”5. 寡言。这事最为紧要。孔子说:“一句话说出口,四匹马拉的车

也追不回。”很可怕啊!这方面古训很多,就不详录了。6. 不说别人的过错。古人说:“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时间,

哪有功夫检点别人呢。”孔子也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

人。”以上的话,我时时不敢忘。7. 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子夏曰:“小人的过错一定会加以刻意掩

饰。”我辈须知用漂亮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错是最可耻的事。8. 不遮蔽自己的过错。我辈常常有得罪他人的地方,那就必须发大

惭愧之心,生大恐惧。发露陈谢,要忏悔自己的过错,切不可为

了自己的面子,隐藏着不说,还自欺欺人。9. 听到诽谤不辩解。古人说:“怎样平息诽谤之言?回答:不辩

解。”又说:“吃得小亏,就不至于吃大亏。”以我三十年来的多

次经验,深信此话是真实不虚的。10. 不愤怒。愤怒的习惯最不易去除。古代贤人说过:“二十年来治

愈一个怒字,到现在还没消磨改尽。”但是我辈还是不得不尽力

改正治愈这个毛病。《华严经》说:“怒气是一念之间,能打开百

万危害的大门。”这话难道不使人害怕吗?

第一章 比丘

民国时期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康有为读佛经,一度静坐学佛,佛经激发了他维新变法的人生理想。梁启超读佛经,写出《论佛教与政群》等著名论文,以佛教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用来救国救民。鲁迅也读佛经,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儒学大师马一浮读佛经,并且弘扬佛法,但他只是在家的居士,他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真正能做到抛开凡尘,苦守古佛青灯,修持戒律的儒者,只有李叔同。

一、飞鸟归山林

人生在世,要静坐常思己过,做清醒之人。有些事既然忘不掉,就索性记住好了。就像瓶中之水,你厌恶地摇晃,就会混浊一片。你不摇晃,慢慢地等它沉淀下来,就会发现水清澈如初,心灵并未受到污染。所谓的困惑,该看开就看开了,该放下也放下了,冬眠的良知复苏了。曾经的李叔同,无法把握个人命运,无法超越现实的障碍,求得内心的宁静。经过十年的思索,他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前路越是黑暗,心灵越需要光明。李叔同提前踏上一条寻找光明的路,而大部分人,还在被凡尘琐事所纠缠。

1918年中国重大新闻事件不断。3月,段祺瑞再次成为国务总理。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国内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5月20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到了年底的12月,周作人提倡写人的文学,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转年(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

以上新闻事件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件爆炸新闻吸引老百姓眼球。1918年7月30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文中简称“浙一师”,创建于1906年,1913年之前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三十九岁的艺术教师李叔同,要出家当和尚了。这本来是个人行为,但经过报纸传播,很快成为轰动全国的公众事件。在李叔同的老家天津,报童手中的《大公报》被抢购一空,老乡们竞相传阅,“桐达李家的三公子为嘛就出家了呢,到底有嘛想不开的?”

李叔同出家的前一天晚上,叫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到住所。三位学生像往常一样按时赶来,以为李先生要辅导功课,坐在椅子上准备聆听教诲。但当他们看到李先生的床上、桌上杂乱地摆放着的音乐、美术等书籍,立刻明白了八九分,看来传言不虚。

1916年12月,学校放寒假,李先生没回上海与日籍妻子福基团聚,而是到杭州虎跑寺进行断食实验,前后十八天。自那次实验之后,李先生变得行为举止异常,开始吃素,书桌上摆着《普贤行愿品》《愣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典,住所里供起了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每日焚香。李先生出家的传言在学校四起,但毕竟没得到验证,所以三位学生还是不太相信。

李叔同对三位学生说:我明天入山,今夕相处,实在难得。希望你们今后各自珍惜……房间里剩下的这些音乐、美术等什物,全由你们三位和吴梦非、刘质平、李鸿梁等同学处理,可按各自学业挑选。

传言得到验证,三位学生难以接受,掩面而泣。

良久,一位学生问:先生为何出家?

李叔同答:不为什么。

学生又问:您忍心抛弃亲人吗?

李叔同答:人生无事,如暴病而死,不抛又能如何?

学生没有再问,面面相觑,不知道话题如何继续。

转天清早,李叔同在同事夏丏尊和校工闻玉的陪同下,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准备出行。浙一师校门口涌来很多人,师生们赶来为李叔同送行,清晨的曦光穿过树叶,轻柔地照在他们疑惑的脸庞上。那些好奇的眼神,流露出失控的伤感,悲伤的情绪正在彼此感染。学生们齐声喊道:李先生珍重!李叔同挥手道:同学们珍重!学生们泪流满面,再次齐声喊道:李先生珍重!李叔同转身而去。杭州自古多雨,那天正巧下了一场雨,世间万物被打湿,西湖的水也跟着涨了起来。没有人再抱怨生活没有快乐,他们躁动的心静了下来,似乎明白李叔同挚友夏丏尊了一个道理:活得越简单,乐趣就越大。身上背负太多责任,人不会活得快乐,也不会走得远。

行了一段路程,李叔同对夏丏尊说,丏尊兄留步,就此别过,咱们后会有期。两位相伴六年的挚友挥泪告别。之后李叔同和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闻玉一行四人,赶往虎跑寺。离虎跑寺还有半里地时,李叔同让众人止步,说自己一个人走过去。随即打开行李,披上袈裟,穿上草鞋。

李叔同双手合十道:诸位到此为止,不必再送。

闻玉问:李先生这是做什么?

李叔同说:世间再无李叔同,你认错人了。

确定出家日期的前几个月,李叔同托朋友照顾天津的妻儿,但并没有透露出家的信息。之后将各种身外之物赠与他人:历年所作美术作品,赠与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所刻所藏印章,赠与西泠印社;笔砚碑帖赠与金石书画家周承德;所作所藏字画,以及折扇、金表等,赠与挚友夏丏尊;音乐书籍赠与刘质平;书杂零物赠与丰子恺;上海寓所的钢琴等诸物赠与日籍夫人福基,并委托友人安排其回国。

得知丈夫出家,福基在李叔同挚友杨白民的陪同下,从上海赶到杭州。李叔同得知后,不好回避,同意在西湖边会面。初春的西湖,时常阴霾蔽日,淫雨往往不期而至。福基恳求李叔同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李叔同去意已定。在送给福基一块手表后,李叔同说道,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说完,李叔同便离岸登舟。小舟在西湖的薄雾中渐渐远去,福基大哭。至此,这对夫妻各奔东西,此生再未见面。【注:关于日籍夫人【——李叔同的《断食日志》中曾提到一个叫“福基”的人。李叔同孙女李莉娟讲:日记当中多次提到福基这个人,讲到的事件都是私人问题,比如说“给我送棉被”,所以说,我们认为福基可能是他的日籍夫人的名字。我们也问过一些日本学者,“福基”这个姓氏在日本流不流行,都说确确实实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在对弘一大师的研究过程中,所有跟他交往过的人,大多都能被考证出这个人是谁,唯有福基这个人没有资料可查考,所以我们倾向于,他的日籍夫人的名字可能就是福基。(CCTV 1《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Ⅱ》之“悲欣交集”——福基与李叔同)】

李叔同的出家,在浙一师师生的精神上造成巨大震动,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不免对人生生出唏嘘惘然之感,校园里弥漫着颓废之气。校长经亨颐担心此事干扰学生情绪,心想,必须要表明态度了。他在1918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五时又至校,校友会为毕业生开送别会,余述开会辞,隐喻李叔同入山,断绝之送别,非人生观之本义……

7月10日他又写道: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1918年秋,经亨颐在浙一师新生大会上训话,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词来告诫学生。经亨颐和李叔同虽是上下级关系,私下也是朋友。在那六七年前,浙一师决定开设图画、音乐专科,急缺一位懂得西洋绘画和现代音乐的教员主持。李叔同是中国第一批攻西洋画的留学生,出国前就是著名的艺术家,让他来主持这两门功课再合适不过了。经亨颐登门拜访,当场下聘书,李叔同受邀到浙一师任教,一待就是六年。

作为同事兼朋友,经亨颐尊重李叔同的个人行为。作为校长,他必须告诫处在学习阶段的学生不要效仿,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光明的前途。经亨颐的态度可以理解,李叔同出家也自有他的道理,抑或有其悱恻纠结的苦衷吧。

李叔同追求的东西,离“凡人”的生活很远,如果懂他,就不要问为什么。正因为李叔同带给世人诸多谜团,才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放眼民国的才子佳人,李叔同、苏曼殊、吕碧城、林徽因无疑是最具传奇经历的人物。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李叔同在各个艺术领域进行苦苦探索,并且取得非凡成就,这一切是在他出家前完成的。李叔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艺术全才,他用实力在中国的艺术星空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那个闪亮的星座。

二、笑着当了和尚

李叔同1918年7月底进入虎跑寺,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出家,只能算是居士。后面还需要落发、受戒两个步骤。这年8月18日,夏丏尊特地到虎跑寺看望李叔同。夏丏尊对李叔同出家的行为不理解,认为他只是一时冲动,多次劝说无果。

夏丏尊是个心直口快、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朋友中有人生病了,或是遇到难处了,他就皱着眉头替对方担忧。李叔同走了这一步,夏丏尊愁得睡不着觉。拗不过李叔同,他只能心里憋着气。

夏丏尊问:你真的想好了?

李叔同答:想好了。

见夏丏尊落泪,李叔同说:我先在这里做个居士,修行一年后再说。

夏丏尊见李叔同身着海青,留着头发和胡须,和寺庙里的和尚形成发差,显得不伦不类。

夏丏尊赌气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夏丏尊没有想到,他的这句气话,反倒坚定了李叔同出家的决心。仅隔一天,李叔同举行了落发仪式。

虎跑寺内香雾缭绕,僧人并立,沉郁的钟声飘荡在寺院上空。主持剃度的了悟大师步入殿内,端坐佛像前的位置。在引请师的引导下,李叔同入殿,向了悟大师行礼。礼毕,了悟大师为李叔同施行剃度。

三千烦恼丝在锋利的剃刀下,像黑色的蝴蝶,飘落在地。至此,一代艺术家李叔同不再是世俗之人,他成为佛门一僧。法名演音,号弘一的那个和尚,就是他了。

8月20日,夏丏尊又来看望李叔同,他呆呆地愣在那里,一个光头和尚正冲他笑。

夏丏尊:叔同,何时受的剃度?

李叔同:我已不叫李叔同了,以后叫我弘一大师吧。昨天剃度的,恰巧是大势至菩萨日。

夏丏尊埋怨道:不是说暂时做居士修行,不出家的吗?

李叔同说:我是按照你的意思办的呀,你不是说我不僧不俗的待在这里,倒不如索性做了和尚。我想想,你说的也对,便照着你的意思做了。只是你来晚了,不然还能赶上我的剃度仪式,那真是脱胎换骨呢。从今以后,我就是佛门一沙弥,尽自己所能做些弘法利生的事。我们是多年知交,以后还望得到你的照拂。

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夏丏尊不便多说,只后悔说的那些过激的无心之言。

临别时,李叔同让夏丏尊稍等片刻,说去去就来。没多久,抄了一段《楞严念经圆通章》,经后附跋:愿他年同生安养,闻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圆种智。

大意是,希望夏丏尊将来与自己一起同生西方极乐,共闻幽妙的佛音,并将其回施一切有情之物,使它们包容于不可思议的妙觉之中。

夏丏尊感受到了故友的苦心,他向李叔同保证,尽力护法,吃素一年。

李叔同含笑点头,口念“阿弥陀佛,感谢老友的护法之举”。

落发后还须受戒。10月10日,李叔同于杭州灵隐寺受沙弥戒,16日进比丘戒,23日圆满菩萨大戒,共计受戒14天。23日当天,寺院向新戒弟子弘一颁布“护戒牒”。李叔同正式遁入空门,开始了后半生以戒为师的苦行,成为近现代享誉世界的高僧大德。

三、追求下一个信仰

按照佛教的因果论说,一切皆为天定。李叔同出家看似突然,其实早有端倪。断食体验后的1917年1月至1918年3月间,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流露出家的意愿。

第一件事是1918年1月8日(透露出家)。李叔同在写给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一二年亦未可知……现已陆续结束一切。

第二件事是1917年11月14日(聆听佛法)。李叔同去虎跑寺听法轮禅师说法,回来后写了书联。并在题记里写道:余于观音诞后一日,生于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谒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归来书此,呈奉座右。落款是“婴居士”。(注:此时李叔同改名为李婴,寓意象婴儿般新生。)

第三件事是1918年1月(发心出家)。李叔同重居虎跑寺客房习静一个月,恰逢马一浮带彭逊之到虎跑寺出家。李叔同目睹了彭逊之剃度出家全过程,大为震撼,随即想拜弘祥大师为师。弘祥大师认为自己资历尚浅,就请来师父了悟大师做李叔同的师父。了悟大师为其取法名演因,号弘一。

第四件事是1918年3月15日(诵经)。恰逢亡母忌日,李叔同去虎跑寺诵了三日《地藏经》,为母亲回向(注:自己所修的功德不愿独享,而将之转给他人)。之后做了一件海青,每日做两堂佛课。

第五件事是1918年3月间(安排时间)。李叔同在给刘质平的信中写道: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孽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物多荒。近来请假,逾课时之半,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内受疚心之苦……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众说纷纭,其学生漫画家丰子恺给出这样的答案: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座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我们的弘一大师,是一层层地走上去的……故我对于弘一大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

李叔同的另一位学生文学家曹聚仁在《我们的李先生》一文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曹聚仁从李叔同在浙一师执教期间创作的三首歌曲《落花》《月》《晚钟》中,梳理出恩师一步步走向佛门的心路历程。三首歌代表了三种心灵境界,体现了李叔同心理上的蜕变过程。《落花》代表第一种境界:纷,纷,纷,纷,纷,纷……唯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忆春风之日暝,芬菲菲以争妍;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曹聚仁认为,歌词是老师在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是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月》代表第二种境界: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唯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唯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暗暗,世事多愁叹。唯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唯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曹聚仁说,超现实的向往,把心灵寄托于彼岸。《晚钟》代表第三种境界: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绵绵灵响彻心弦,眑眑幽思凝冥杳。众生病苦谁扶持?尘网颠倒泥涂污。唯神愍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浴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

曹聚仁觉得,老师经历了前面两种境界,必然走到《晚钟》的境界。所谓“晚钟”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人世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污浊不堪,只有神灵怜悯救济百姓,施降广大的恩泽,拯救我们的罪过,使我们真正觉悟。从内心发誓,诚心拜佛,永远皈依,闭目坐定,心无杂念,虔诚地祈祷。要想摆脱尘世的烦恼,求得生命的永恒,唯有走向佛门这一种选择了。

两位学生一个从精神追求层面分析,另一个从生命的终极意义分析;一个偏哲思,一个偏艺术,但都给出了明确答案——李先生的出家并非逃避现实,不过是想拓宽精神层面的另一番疆土而已。

李叔同自己说,他出家是为了以教化自己和世人,是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每个人的故事、原则、兴趣、方式、方法,以及对事物的理解,本就永远不相同。他不想过多解释,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所以干脆不说,他人慢慢就会淡忘。

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作为,要从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当时的具体活动开始。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这个道理。

民国时期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康有为读佛经,一度静坐学佛,佛经激发了他维新变法的人生理想。梁启超读佛经,写出《论佛教与政群》等著名论文,以佛教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用来救国救民。鲁迅也读佛经,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儒学大师马一浮读佛经,并且弘扬佛法,但他只是在家的居士,他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真正能做到抛开凡尘,苦守古佛青灯,修持戒律的儒者,只有李叔同。

李叔同本质上还是艺术家,也曾有过求取功名、为国效力的宏愿。然而生逢乱世,满眼尽是现实的丑陋,市侩之人能看破,读书人看不破,他心里存着最后的理想主义。那盏希望之灯灭了,血液中的消极遁世情绪,随之流散蔓延。文人活着,是需要信仰的,一旦信仰被现实击垮,便会去寻找下一个信仰。

李叔同没有逃避责任,之前未做完的事,出家后兑现诺言。他没有忘记父母亲恩,没有忘记旧友玩伴,更没有忘记天津、上海、杭州三地和东京的美好时光。吾去去就来,李叔同出家不过是变换了角色而已。就像观音菩萨有亿万法身,做的还是普度众生的事。李叔同没有想不开,他是彻底想开了,看破了,才决定出家的。

第二章 学生

天津是李叔同的出生地,这方宝地人杰地灵,其政治文化地位,在近代中国举足轻重。从小在海河边长大的李叔同,过着优越的富家子弟生活,接受着最好的教育。成长于单亲家庭的李叔同,十五六岁就写出“人生犹如西山月,富贵终似草上霜”的名句,后结识津门艺坛各路高手,求教学艺,定期雅集,为日后纵横艺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叔同前后在天津生活了二十二年。这片土地给予了他艺术上的滋养,让他能潇洒闯荡高手如云的民国。

一、显赫家世

天津自古以来就是代表繁华的符号,既是沟通南北的漕运枢纽,又是连通世界的海运港口,同时还是拱卫京师的重要门户。清末民初,天津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近现代工商、金融业兴盛繁荣。作为直隶总督的驻地,天津也成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李叔同就出生于这样一座城市。

1880年10月23日(庚辰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海河东地藏庵前陆家竖胡同二号一官宦家庭(注:此老宅后来出租,1930年前后卖给河北大街公记货栈的老板毛维霖)。按属相论,属龙。按星座论,为天秤座。三岁那年,父亲李筱楼经营多年的生意风生水起,购房置地,全家迁居海河东粮店后街六十号。

旧时粮店街是当时天津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这条街北起北河故道(注:今天津海河东狮子林大街),南至兴隆街,在长达十余里的河岸上,粮店一家挨着一家,河道上漕运船只首尾相接。为了漕粮卸存和转运方便,粮店前门和后门各形成了一条街道,前门叫粮店前街,后门为粮店后街。

新宅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建筑,沿街而建,坐西朝东,背靠海河,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共有60个房间,呈田字形格局排列。大门是“虎座”门楼,门楣上有精细的镂刻砖雕百兽图,墙壁磨砖对缝,迎面有刻砖照壁,门楼左侧是一个厅房。据李叔同孙女李莉娟介绍,当年门楼内正面有四扇平门,平常不敞开,像一座影壁,出入则走门楼东侧。

新宅门前挂有“进士第”匾额,过道内悬着“文元”匾额,彰显主人家的身份地位。新宅邸有洋书房一间,室内床架、书桌、椅子等均为红木打造。洋书房台阶下,有竹篱笆围城的小花园,名为“意园”。意园与后院游廊相通,园内有修竹盆花、山石盆景、小池塘和梅树、石榴树。多年之后,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创作的歌曲《忆儿时》中,依然对童年的院落记忆犹新:春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天津海河东粮店后街六十号李叔同故居之一角,现已拆除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新宅距离海河不到五十米,船运非常便捷。童年时代的李叔同,每天可以看见大宗货物从外地运抵李宅,车马喧哗,人进人出,显示出李家富庶兴旺的繁华之景。

父亲李筱楼(1813—1884)清同治四年中举进士,曾在北京出仕吏部,和李鸿章同朝为官。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往来保定与天津之间,与李筱楼有业务往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李筱楼为官期间,是清末重臣李鸿藻的部下,有这层关系的保护,李家的事业自然如日中天。

李家与清末重臣王文昭、荣禄也有来往。1895年,15岁的李叔同到北京游玩,曾拜访过王文昭和荣禄,并出示书法作品。两位叔叔辈的高官,对这位晚辈的书法造诣惊叹不已,赞赏有加。1896年8月中旬,李叔同在给账房先生徐耀庭的信中写道:李鸿章兄至九月间,可以来津。王文昭兄降三级留用。

由此可见,李叔同和朝廷政要关系密切,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李叔同十几岁时,曾为李鸿章刻过两方名章,一方是鸿章私印,一方是少荃(注:李鸿章号少荃)。此时李筱楼已去世十多年。

既有政治背景,又有商业背景,这样显赫的家世在天津的地位可想而知。李筱楼晚年精研理学,尊崇王阳明,又信仰禅宗佛学乐善好施,在李宅附近办了“备济社”施衣舍粥,被称为“李善人”。积德行善家庭出来的孩子,心地必然善良,李叔同亦是。

二、童年

李筱楼共有四位妻子,原配夫人为姜氏,生长子文锦(字不传),娶妻后育有一子,后病故。次子文熙(字桐冈),为第一侧室郭氏所生,育有二子,长子李圣章,次子李晋章。三子文涛(字叔同),幼名成蹊,为第三侧室王氏所生,育有二子,长子李准,次子李端。另一侧室张氏,资料不详。李筱楼在68岁高龄,娶了19岁的王氏,转年生下李叔同。

传说李叔同诞生之日,门外有喜鹊口衔松枝,飞入产房,将松枝安放于其母床前,后欢叫一声飞去。历来高僧诞生时,天地都会有异象,如霞光万道,金光闪闪,彩虹绕日,天乐鸣空。但多为象征手法,没有李叔同这样写实。成年后的李叔同确信此事,将喜鹊衔来的松枝携带一生。直到1942年,他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松枝还挂在他寮房的墙上。

李筱楼闻讯赶来,奉为吉兆,当即安排外出购鱼购鸟放生。消息传出,各方捕鱼者、捕鸟者赶来,汇集李善人府门前,兜售鱼虾飞鸟。民间流传,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可以从阴曹地府救三条人命。李宅门前是海河,一时间鱼虾入水,百鸟齐飞,场面颇为壮观。以后每逢10月23日,李家都要大举放生,成为津门一道善景。

李叔同5岁时父亲李筱楼去世,享年72岁。李筱楼的病为痢疾,多方医治均不见好转,后干脆停医不治,病情竟奇迹般好转。李筱楼预感将不久于人世,也看破了生死,索性顺其自然。他让家人延请高僧到府上吟诵《金刚经》,悟透人生“如梦如幻如露如电如泡影”,在轻缓的梵音中安详而逝。

遵照李筱楼临终遗言,灵柩在家停放七天,由高僧率领众僧分班诵经,在阵阵经声中引领逝者去往西方极乐世界。诵经之后,还要放焰口(注:佛教仪式,施放焰口,则饿鬼皆得超度,为对死者追荐的佛事之一),免得饿鬼们从中作梗。

高僧戴着地藏王帽子,披着袈裟,坐在正中。两旁六个和尚各持法器。起初是鸣钟击鼓,念佛唪经。到了深夜,流萤隐现,有如鬼火明灭;阴风飘忽,仿佛魂兮归来,就开始召请孤魂了。高僧以悲切之音,高声诵念,众僧属而和之。每念完一段,撒一把米,向孤魂施食。那些米落入暗处,仿佛有无数鬼魂争先抢夺,让人毛发悚然。所召请的孤魂,非常全面,自帝王将相以至囚徒乞丐,都可以“来受甘露味”。

高僧口中念词优美动人,如“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漠漠黄沙闻鬼哭,茫茫白骨少人收”,“花正开时遭急雨,月当明处覆乌云”,“长夜漫漫何日晓,幽关隐隐不知春”,等等的句子。

死亡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也就释然了。年幼的李叔同对生死有了初步的感悟,就算物质环境再优越,也抵不上痛失亲人的哀愁。他独自来到父亲卧室掀帷探问,见父亲毫无痛苦,如入禅定,忽然心生悲戚。停柩发丧期间,李叔同目睹了和尚们敲击法器,念佛诵经的全过程,将每一个细节都记了下来。那种庄严有序的过程和起伏有致的诵经声,深深感动着他。

日后每逢家中延请僧人上门念佛拜忏,李叔同都会静静地坐在那里观看,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少年时代,李叔同常和侄辈们玩一种和尚游戏。李叔同让大家以床单当袈裟,在厅堂效仿僧人学做焰口施食。李叔同自称大和尚,口中念念有词,侄辈坐在地上当小和尚随其念经。李叔同导演了人生第一幕戏剧,这幕剧与佛教有关,多年后又在现实中上演。

当时,天津有位姓王的孝廉(注:举人),到普陀山出家,回津后住在李家附近的无量庵内。李叔同的侄媳妇(注:已故长兄文锦的儿媳妇)接连遭遇家人去世(丈夫和公公),觉得人生无常,心灰意冷,就到庵里向王孝廉学念经。李叔同常去聆听,到家后就能将《大悲咒》、《往生咒》、袁了凡的“功过格”背下来。“功过格”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善言善行为“功”,记“功格”;恶言恶行为“过”,记“过格”。“袁了凡功过格”是袁了凡所作《了凡四训》中的一个章节,原题为《云谷禅师授袁了凡功过格》。袁了凡又名袁表、袁黄,明朝思想家,他在禅学、民生、农业、教育、军事、历法、养生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袁了凡是迄今所知的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了凡四训》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是袁了凡所作家训,以此教戒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这是李叔同接触到的第一本与宗教有关的书。

奶妈隐隐觉得,年幼的李叔同有了佛化的萌芽,认为不好,就让他改念《名贤集》的格言。《名贤集》里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样励志的句子,也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眷如同陌路人”这样揭示世态炎凉的句子,李叔同更钟爱后者。当理想化的佛经和现实中的真相碰撞,击撞出的火花必然是矛盾的,这对于李叔同来说,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父亲与佛结缘安详而逝的画面,像一幕电影,永久定格在李叔同的脑海里,多年之后都难以磨灭。1933年4月,弘一大师(注:全书对弘一大师的称呼有两种:一、出家前的行事称俗家名李叔同。二、正式出家后的行事称为弘一大师。如统一称呼,似乎都不妥,故分开称呼)允请门人刘质平手书先父李筱楼遗联——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弘一大师——题跋云:先吏部公(注:李筱楼曾任吏部主事),通阳明之学,兼修禅那。舍报之时,安详迁化,如人正定。盖亦季世所稀有矣。是联为其遗作,今以写奉质平贤首慧览。幼年时的经历挥之不去,父亲在安详中去世,是因为信佛得来的善果。而自己呢?带着这个问题,李叔同开始了人生的启蒙教育。李叔同出生于积善之家,长大后继承其父遗风,心态平和,处处与人为善。善,即悲悯,即慈悲。这是与生俱来的。人若有大悲悯心,便能超越凡俗,抵达清凉之境。幼年李叔同在家中

三、国学控

李叔同的母亲年轻守寡,她希望儿子通过苦读求取功名,光宗耀祖。中过秀才的二哥李文熙,遵照母亲意愿,成为李叔同的启蒙老师。在此之前,母亲以自己日常的言行,规范李叔同的行为举止,希望他做个懂礼之人。之后又按照《论语·乡党篇》规范其日常生活。每日吃饭之前,必须要摆正餐桌,否则就要遭到“席不正不食”的训斥。多年之后,李叔同每次吃饭前,都要把餐桌摆正再吃。

李叔同练习写字,喜欢拿整张的纸乱写。母亲看到后,正颜厉色地说:三郎,你要知道,你父亲在世时,莫说这样大的整张纸不肯浪费,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丢掉。李叔同便改掉了铺张浪费的习惯。母亲希望李叔同懂得节俭。

李文熙先教弟弟李叔同读认家中厅堂抱柱上的书联,那是清代刘文定的话,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下联是:为名为利,求人莫如求自己。李文熙解释道:衣食来之不易,应当珍惜,不要糟蹋浪费;名利靠真才实学方能获得,人生受挫求人无用,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其间所蕴含的世态人情和人生哲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6岁的孩子。

李叔同7岁那年,李文熙教他通读《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文选》,等等。《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编者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共三十卷,收录上起子夏、屈原,下至当时的作家共一百三十人的作品五百一十三篇。由于这套全集编选范围广,且所选篇目精益求精,深受历代文人的喜爱。自唐代开设科举考试以来,《文选》就成为历代文人参加考试的必读之物,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

李叔同天赋极高,过耳能诵,过目不忘,理解力强。以上传统国学,对李叔同的性格养成起到关键作用,他刚正善良,贫贱者亲之,富贵者疏之。

纵观李叔同一生,除早年因父辈原因,结交过达官显贵外,其他友人大多为文学、艺术、教育及佛教界人士。出家后的弘一大师曾立下规矩,苦修南山律宗,不见政要、不见军官及生意场上之人。

出家后的弘一大师常以《格言联璧》检点自己的日常言行哪些做到,哪些没有做到,从而进行总结和反思。他说,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惭愧!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弘一大师在为《护生画集·儿戏》(弘一大师与弟子丰子恺合作,弘一配文,丰子恺作画)撰书题句时云:教训子女,宜在幼时。先入为主,终生不忘。

弘一大师想起童年时母亲的谆谆教诲,不禁感慨万千。而今母亲归去,亲恩难报,人生之悲,莫过于此。唯有严格遵循母亲的教导,便也是一种尽孝了。启蒙教育就是挖井,成年后才能饮得甘泉,滋养身心,一生受益。母亲和二哥联手,培养了他诸多优秀品德。

四、学生有大智慧

1888年李叔同奉母之命,到天津常云庄家馆学习,师从常云庄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历时近六年。常云庄是李叔同遇到的第一位专业老师,亦是一位名师。常云庄生卒年月不详,天津名士,工于诗文,学识渊博。早年热心教育,曾在天津开馆授课。后考取功名,到山西做官。

李叔同入馆学习前,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故不能按常规教学。常云庄因材施教,结合李叔同的天资禀赋及兴趣爱好,专门制定了一套教学方法。例如,摒弃传统儒教课徒的陈规,改为教授古诗、辞赋、传记、文字学等书。

按照常云庄的计划,李叔同第一年读《孝经》《毛诗》。第二年读《唐诗》《千家诗》。11岁读《四书》《古文观止》。12岁起,读《训诂》《尔雅》《说文解字》。14岁时起,读《史汉精华录》《左传》等书。经过名师常云庄的言传身教,李叔同在诗文和文字学方面具备了扎实的功底,以及知识上的储备,为日后纵横文艺、精研佛典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师从常云庄的几年里,李叔同对《说文解字》颇感兴趣,曾临摹过《宣王猎碣》等篆字碑帖,还写过刘世安临摹的文徵明手书《心经》。在这一时期,李叔同写出“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

这句诗有着大智慧:人的一生犹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但为了那些功名富贵,却也要经受太多的磨难。即使广厦千万间之多,夜晚也只占八尺长的地方睡觉罢了。

读圣贤书,让李叔同懂得感恩,感恩赐自己骨血的父母,为亡父亡母诵经祈福。感恩辛勤授业的老师,在文字里表达敬谢。感恩雪中送炭的朋友,赠之手写的佛语,保佑平安。每一个对他有恩的人,他都时刻铭记,永生难忘。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李叔同对常云庄这位授业恩师怀有感激。1928年,弘一大师在上海闸北世界佛教居士林,为《护生画集·麟为仁兽》手书题句时,遥想儿时常云庄教读《毛诗·麟趾章》时的场景,他作注云:麟为仁兽,不践生草,不履生虫,余讽其文,深为感叹。四十年来,未尝忘怀。今撰护生诗歌,引述其义。后之览者,幸共知所惊惕焉。

1933年11月,弘一大师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演讲,曾去泉州西门外参访净觉寺。途经南安葵山发现“唐学士韩偓墓道”,回忆起儿时跟常云庄在津学习《唐诗》时,曾朗诵过晚唐爱国诗人韩偓的诗作,当时非常喜欢韩偓的名字。

这一巧遇,促成了另一桩轶事。弘一大师深感因缘难得,便着手搜集资料,委托厦门大学学生高文显编纂《韩偓评传》一卷,目的是摘掉韩偓的“香奁诗人”这顶帽子。在弘一大师的指导下,高文显历时两年完成,寄给了由夏丏尊主持的上海开明书局编辑部,不料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书局被烧毁,书稿付之一炬。弘一大师相信因缘,鼓励高文显重新编纂再谋出版。高文显最终还是按照弘一大师的主旨,再次完成了书稿的撰写。

五、先生们

1895年李叔同从常云庄家馆结束学业,考入设在天津城西西北角文昌宫的辅仁书院。辅仁书院之前的教学方法相对传统,即分别钻研、互相问答、集众讲演、定期会客。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的需求,校方对固有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良,指导学生各自研习儒家经典,每月举行两次考试(即初二、十六两日),由官方和学校共同命题习作制文,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银,促进竞争意识,目的是为学生应付科举考试提前做准备。

李叔同每次考试都是文思泉涌,名列前茅,获得奖银。学生作文,每人一张纸,逐字写在格子内。李叔同觉得写得不过瘾,别出心裁地在一个格子内写两个字,被校方戏称为“双行李文涛”。

在辅仁书院学习期间,李叔同还请人教授自己外语,下半年在二嫂姚氏引荐下,进入姚氏家馆学习。在此学习期间,他遇到两位名师,一位是赵元礼,另一位是唐静岩。赵在姚氏家馆任教,唐则在别处。

赵元礼(1868—1939),天津人,又名赵幼梅,天津名士,清光绪年拔贡。与严范孙、孟广慧、华世奎合称津门四大书法家。赵元礼书法一流,毕生致力于研究古典诗词,功力深厚,著有《藏斋随笔》《藏斋诗话》。赵元礼教李叔同时年仅27岁,可以想象其也是天资学养异于常人的奇才。

赵元礼书法创作的核心理念是“求其平整,字与人同”。他说:“孙过庭云,学分布,但求平整,便追险绝,既能险绝,但归平整,此真书法之金科玉律也。今人写字,当未臻平整境界,便作奇邪狂怪一派,不但终生不能入门,且贻后生以无穷之害,此大缪也。”又说:“看字之方式,与看人之方式相同,甲乙两人来求事,甲则言语清晰,行动整肃,乙则言语杂乱,行动懈弛,予欲用人,必取甲而绌乙也明矣。字之点画不苟,犹人之言语清晰也,字之结构不散,犹人之行动整肃也。不研究写字则已,若研究写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赵元礼的教诲,被潜心钻研书法的李叔同铭记在心,更是付诸行动中去。1937年,57岁的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演《最后一言——谈写字的方法》时总结道,“要以字传人,不要以人传字。”写字不能随随便便。每个字的地位要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标准……写字时,写这个字,眼睛专看这个字,其余的就不管,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面的字,与下面的字都有关系的,即全部的字,不论上下左右都须连贯才可以,这一点很要紧,须十分注意。不可只管写一个字,其余的一切不去管它。因为写字要使全体都能够配合,不能单就每个字去看的。

弘一大师的这段话,追根溯源,还是要归到赵元礼名下。李叔同跟赵元礼学习诗词文章两年。初学辞赋八股,后学填词。赵元礼推崇苏东坡,所以也向李叔同着重传授苏东坡的诗词心得。李叔同自幼熟读唐诗、五代词,经赵师以苏诗(宋诗)贯通,诗艺大进。苏诗好以禅语入诗,多豪迈清雅之语,直接影响了李叔同对诗词的认识。这从李叔同词作《初梦》《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以及由他选曲配词的《祖国歌》,所呈现出的外柔内刚的格调中可找到源头。此时,李叔同也迷上了李商隐的诗,其中这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为其最爱。李叔同的“晚晴山房”、“晚晴集”皆出于此。

赵元礼博闻强识,诗文俱佳,唯联语欠佳,引为终生遗憾。赵在《藏斋诗话》中说道:“诗文于我,虽然还未入门,但也算小有所成,唯独写不好联语,只好以集句搪塞了。”

他的学生李叔同在联语方面造诣颇高,其作《华严集联三百》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均达到较高境界。《华严集联三百》由弘一大师编选并书写,内容精选自晋、唐译全本华严及普贤行愿品。全书句句皆为《华严经》中精美偈语,皆是“菩提心、菩萨行”的展现与开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了却了老师的遗愿,恩师赵元礼应感欣慰。

1901年1月,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义和团奋起反抗,清政府帮着侵略者镇压义和团,义和团运动失败。为了消除天津的对外防御能力,清政府下令拆除天津的城墙并永远不得重建。城墙是城市最后一道防御工事,没有城墙的保护,城市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很容易被攻破。清政府等于帮八国联军,等于扒下天津一层“皮”。天津街道房屋毁坏,路有死伤,曾经显赫的桐达李家也在这场浩劫中遭遇小创,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这年三月,客居上海的李叔同回津探望亲友,其中就包括恩师赵元礼。李叔同此行的目的是,打探津门战乱实况,顺道看望举家避难河南的二哥李文熙。

春天的北方,风是冷的,夹杂着海风,让人寒彻心扉。轮船抵达大沽口,李叔同站在船头眺望前方,天津已不是昨日之天津,战火纷飞,残垣断壁,就连冰冷的海水也在低沉呜咽。眼前之景触动了李叔同诗人的神经,他写下一首诗作《夜泊塘沽》:杜宁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外无芳草。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

此时的李叔同心情复杂,愁绪满腹,他“听”到:坟场上传来新鬼旧鬼的喧闹。其中这句“新鬼故鬼鸣喧哗”的意象,出自杜甫的《兵车行》。杜甫所处的时代,朝廷无法控制各地割据的军阀,由于连年的战争,经济萧条,城市破败、田地荒芜,苛捐杂税繁重,路有冻死骨的场景随处可见。

杜甫亲眼所见凄惨景象,提笔写下这首诗作。尤其是结尾两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说的是:自古以来那青海边,遍地白骨无人掩埋。旧鬼在啼哭,新鬼在诉冤,每当天阴雨湿,哭声啾啾,真是凄惨!此情此景与李叔同所面对的,是何等相似。想必李叔同熟读杜诗,对这首《兵车行》也是深有体会,故信手拈来,恰如其分。

李叔同又“看”到:树影阴暗中鬼火闪烁。又想到:月亮好像也理解我心中的离别之苦,将圆月清光减为细细的一钩斜挂在天边。李叔同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他预想到,赔款和割地将随之而来,人民的悲惨生活无疑雪上加霜。

在天津待了将近一个月,李叔同多次拜访恩师赵元礼。赵元礼已辞去姚氏家馆教师之职,执教于天津某育婴堂(注:幼儿园)。劫后重逢,师生见面自是一番畅谈。其时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已是名扬天下的才子。赵元礼替学生高兴,并对李叔同提出更高的期望。

在津逗留期间,李叔同所到之处一派战乱景象,昔日繁华热闹的天津变成一座“废城”。迫于战乱之因,李叔同取消了去河南看望二哥的计划,于1901年4月返回上海。山河破碎,光景殊非,给李叔同的天津之行蒙上厚厚的阴影。

塘沽登船返沪,船停靠在大沽口码头,李叔同极目远望,看到落日大如箕斗,风卷着旗帜,军队在行进……不禁感慨,山河大地沧桑巨变,忍不住两眼垂泪,在船上写下这首《日夕登轮》: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1901年七八月间,李叔同将天津之行所作诗词编辑出版,书名为《辛丑北征泪墨》。卷首刊载赵元礼题诗,记录了二人在战火中的天津重逢的场景。神鞭鞭日驹轮驰,昨犹绿发今日须。景光爱惜恒欷散,矧值红羊遭劫时。与子期年常别离,乱后握手心神恰。又从邮筒寄此词,是泪是墨何淋漓。雨窗展诵涕泗垂,檐滴声声如唱随。【注:红羊劫指国难。古人以为,丙午、丁未是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丙午为火,色红;未属羊,故称红羊。历数战国时期至明清,历次国家变乱、劫难发生在丙午、丁未年的较多。此处特指八国联军进津烧杀抢掠。】

李叔同1918年出家时,曾寄给赵元礼小联一幅,款题“幼梅旧师”。1937年,弘一大师58岁,赵元礼70岁,这对师生均已进入老年。两年后赵元礼去世,五年后弘一大师去世,师生之间的尘世往来,画上圆满的句号。

这年(1937年)农历11月,在厦门的弘一大师以佛偈书联寄赠赵元礼,偈语云:“悉灭众生烦恼闇(读àn),恒涂净戒真实香”,上款为“旧师幼梅居士供奉”,也就是说,在晚年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作为老师的赵元礼也没有忘记这位学生。他在天津出版的《语美画刊》上设有“藏斋随笔”和“藏斋存印”两个专栏。李叔同为其篆刻的“元礼”和“幼梅八法”两方印章,曾在“藏斋存印”刊载。

赵元礼写道:“弘一曾经在我门下,学习骈文和诗词,为我写过扇面,篆刻过印章,扇面不知道放哪儿了,名章篆刻不俗。”来自于老师的评价,自是客观真实的了,由此可见二人在艺术上的互相认同。

跟随赵元礼学习期间,李叔同还跟随另一位名师唐静岩学习书法篆书及刻石。唐静岩(生卒年待考),天津人,书印名家,原籍浙江,久居天津,以行医为业,著有《颐寿堂印谱》。唐静岩篆艺得书法相助,刀法犹见功力,被业界公认为有秦汉遗风。

李叔同跟随唐师学艺两年,得到真传,技艺突飞猛进。为谢师恩,李叔同于1896年夏天,出示素册24帧,恭请唐静岩手书钟鼎篆隶八分各体。唐静岩摹写完工,李叔同以篆书题签册名《唐静岩司马真迹》,下署“当湖李成蹊”。册后还有“叔同过目”的篆字印章。并出资印刷出版,以示对老师的崇敬。

1942年初秋(弘一大师于当年10月去世),弘一大师允请南闽金石家许晦庐题书篆额时,在信中谈起当年在天津跟随唐静岩学习书法时感慨道:“十四五岁时,常学篆书,弱冠以后,兹事遂废。”

六、“五哥”有慈悲

李叔同在外与赵、唐二位名师学艺,回家后便与账房先生徐耀庭切磋金石书画等方面的心得。徐耀庭(1857—1946),又名药廷、月廷,世居天津。哥哥徐子明是天津书画名家,擅长工笔花鸟,书法篆刻。徐耀庭从小耳濡目染,也爱好书画篆刻,且造诣颇深。徐家离李家不远,因其善于理财,便在李家桐达钱铺管账,为李家服务了半生。

闲暇时光,徐耀庭举刀刻章,李叔同现场观摩,不懂之处随时提问,将学到的理论落于实践。据徐耀庭后人回忆:“徐耀庭不仅继承家学,而且还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他心地善良,有一颗乐善好施,慈悲为怀的心肠。他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勤奋好学。徐耀庭和李叔同两人相处日久,感情甚笃。”

徐耀庭比李叔同大23岁,被李叔同尊称为五哥、老哥、徐五爷,两人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正值青春期的李叔同,遇到疑惑之事,烦闷之事,都会对徐耀庭倾诉。徐耀庭帮他进行善恶的分析,正确的引导。遇到困难,李叔同也会向徐耀庭求助,徐耀庭有求必应。徐耀庭本身具有的高尚人格和艺术造诣,影响了李叔同一生,也形成了他日后做事研究认真,一丝不苟的品格。

李叔同于1895年曾画过一幅“八破扇面图”,上面画的是旧书、旧报纸、旧信笺等八件旧物。附带入信封交给徐耀庭指正。信封写明:“内有要件祈带至天津海河东山西会馆桐兴茂面交徐五老爷耀庭开启。”李叔同当时送给徐耀庭一方印章,上面刻着“落花水面皆文章”等字。这句话出自朱熹《四时读书乐》中的第一篇《春》:山光拂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第二句的意思是:树上的鸟,虽是禽类,也是我们的朋友(珍惜友情);飘落在水面的花瓣,看似常态,在有心人眼中,则都是一篇篇好文章(善于发现)。

李叔同借此来赞许徐耀庭重情义,懂艺术,是一位有人格魅力的老大哥。

李叔同与徐耀庭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感情深厚。1896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徐耀庭到张垣公干,二人无法见面,只能以书信互诉衷肠。李叔同给徐耀庭写了十七封信。

翻开尘封的历史,当我们再次阅读这些信件,还能感受到这对密友深厚的友情。信中涉及面很广,天气阴晴,冷热程度,市场行情,日常嬉戏以及家中种种琐事,李叔同都告诉出门在外的徐耀庭,以解其客居异乡的寂寞无聊。遇到红白喜事,李叔同会主动代表徐耀庭送上贺礼,并将结果通报。

在1896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信中前半部分,李叔同向徐耀庭讲述了当时天津的情况:……河中水势,每日必落一二寸,至今天气晴明,谅无奈也。小盐店口子昨日将开,幸有德和米局周掌柜施麻袋六十条,切面数百斤,为火会打埝用,甚是善举,殊属可称。刻下津地河螃蟹甚肥,可供大嚼。

1896年农历一月上旬的信中,二人谈论的是关于辅仁书院求学所经历的事:今有信将各书院奖赏银皆减去七成,归于洋务学院。照此情形,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也。昨朱莲溪兄来舍,言有且时事,作诗一首云:“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此四句诗,可发一笑。弟拟过五月节后,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兄,教弟念算学,学洋文。

从信件中可以看出,始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已深入影响到教育界,而维新运动山雨欲来。李叔同的思想在顺应时代潮流,接受西学教育成为他那一时期必须完成的学业。两年后(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在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上演。历时仅103天便宣告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时在天津的李叔同因一方印章,被疑为康梁同党,受到牵连,不得不逃亡上海。

在徐耀庭的影响下,李叔同对金石书画的喜爱程度达到痴迷,就连写信也不放过请教的机会。他在一封信中写道(1896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信):柴少文送弟鸡心红图章一个,有此大小(书信上有李叔同画的图章式样——笔者按),刻“饮虹楼”三字。皆是灰地,而亦属不错。弟昨又刻图章数块,外纸一片上印着,并呈台阅,祈指正是盼。再有弟近日镌得篆书隶书仿二篇,并呈台阅,祈指正是盼。前随津号信寄上信一件,内并有烦画宣册二片,谅必早登台阅矣……弟昨日另镌图章数枚,印一纸上,谨呈台阅,并希指谬。(1896年农历六月上旬信)昨随津号信寄上信一函,内有篆隶仿一张,图章条一张。并有笺墨仿致函,谅必早登台阅矣。(1896年农历六月十八日信)阁下在东口,有图章即买数十块。如无有,俟回津时路过京都买来亦可,愈多愈好。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支,并有好篆隶帖亦乞捎来数十部,价昂无碍……(1896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信)如来时,路过都门,千万与弟捎铁笔数枝(支)、古帖数部、图章数块。……弟昨又镌图章数块,印在纸上,呈览,祈哂政(正)为要。(1896年农历八月初五日信)

从信函可知,李叔同正处于学习书法篆刻的狂热期,印石、书帖、铁笔大宗购进,创作力惊人。幸好他是富家子弟,家人也支持其从事艺术实践,换作贫寒家庭,连所需材料都买不起。

1898年南下上海的李叔同,依然和徐耀庭保持密切联系。他在上海城南草堂编印《李庐印谱》时,感觉篆刻盖印章工程繁琐,就将历年所刻印章寄交天津徐耀庭代办。李叔同在信中写道:今冬乃拟出《瓦研(砚)题辞》一书,印成当再奉鉴。印谱之事,工程繁琐,今年想又不能凑成矣。然至迟约在明春当定出书,至于盖印图章一事,尤须寄津求执事代办,缘沪地实无其人。

留学日本之前(1905年8月),李叔同在上海待了七年,客居异乡的李叔同多次向老大哥请教技艺。1899年李叔同临摹杨见山太守隶书写成一联《隶书节录曹全碑二条屏》,请徐耀庭指正。后以苏东坡体抄录自己创作的诗歌《山茶花》,请徐耀庭指正。

1904年李叔同以楷书大字联赠与徐耀庭:“青史竹如意红颜金笸箩”,表达敬仰之情。1905年11月,在日本东海道水彩画写生时,李叔同将绘有沼津风景画的明信片寄给国内的徐耀庭。为了便于徐耀庭欣赏,李叔同在信中对画面做了注解和描述,其细心入微的举动,只有对惺惺相惜的师友才能那样吧。

七、最纯粹的艺术氛围

为艺术而生的人,除了具备天赋和勤奋之外,还需要一方可接地气的土壤。所谓土壤,即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艺术环境,而环境是由人创造的。李叔同二哥李文熙内侄姚惜云在《李叔同与我家之关系》中提到:他(李叔同)具有艺术才华,能书善画。在当时社会名流,如金石家王襄(纶阁),书法家孟广慧(定生)、华世奎(弼臣),画家马家桐(景含)、徐士珍(宝如)、李采蘩(繁),诗人王新铭(吟笙),印人王钊(雪民)诸贤,均有来往,终年盘桓,不耻下问,学与日增。但是个人见解,另有独到之处,所以他的诗、词、书、画、印刻无一不精。此外对古今金石、文玩、碑帖、字画之真赝,有鉴别能力,百无一失。

严范孙、王仁安、孟广慧、王吟笙、华世奎、王襄、李子明、刘宝慈,这些照亮中国近代艺术璀璨星空的名字,均与李叔同有过交往,并切磋过技艺。李叔同就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一位天资极高的少年,因机缘巧合,遇到各派高手,集众家所长,自成一家。李叔同当之无愧成为民国第一全才,离不开众多幕后推手的助力。

严范孙(1860—1929),天津人,又名严修,近代著名教育家、书法家、学者。清光绪朝庚末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后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当过教育部副部长。严范孙赞同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提出应在学校多培养经济型人才的主张。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由严范孙和天津另一位教育家张伯苓共同创办。

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记者模仿“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的民谚,将其重新改写为“天津卫三宗宝,范公、幼梅、孙菊老”。这里的范公指的是严范孙,幼梅指的是赵元礼,孙菊老指的是天津籍京剧老生孙菊仙。严范孙名列三人之首,足见其在天津的声誉和影响。

严范孙被后人熟知,另一个原因是他与周恩来的渊源。从南开中学开始,严范孙与周恩来就有诸多往来。他曾为周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周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严范孙亲自为他颁奖;预言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果然一语中的。

严家与李家为世交。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世珍)和严范孙的父亲严仁波(克宽)交往甚密,他们曾共同致力于慈善事业。王任安在《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谈到当时的津门慈善团体时说:“光绪五年,李世珍倡捐银五千两,严克宽、杨俊元、黄世熙、杨云章、李士铭等各捐银一千两。由李世珍、严克宽董其事,其绅捐、船捐息款每届冬令提出三成,以济贫苦无告之民,其余七成留为荒年助赈之用。”

严范孙在其一首诗的小注中特别提到,“先父及李丈筱楼倡办备济社”于“同光之交”(《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卷二)。

1898年年初,被罢官的严范孙返回天津,当时李叔同在姚氏家馆跟随赵元礼学习,两人有过接触,时间长达9个月。李叔同这年10月客居上海,1901年3月从上海乘船返津,探访津门诸师友,和严范孙等人有过聚会。

作为老大哥,又是故交,严范孙对李叔同这位小兄弟欣赏有加。1901年3月的聚会,严范孙告诉了李叔同一个消息,盛宣怀决定在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设特一班,以备经济特科(主要培养商业人才)之选,特科毕业拿到的文凭,相当于举人、进士。这是一条通往仕途的光明大道。

在此之前的1897年,严范孙感于甲午战败给国家带来的耻辱,呼吁变革,向清政府提出开设经济特科,选拔商业人才的建议,终因各种阻挠,建议被搁置,还得罪了老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

也许李叔同对做官并无兴趣,但考虑到母亲的期望,还是报考了南洋公学特设班。据严范孙《壬寅东游日记》记载,1902年11月3日,严范孙从日本考察回国,途经上海时,曾在南洋公学会见了李叔同。对李叔同这一决定,严范孙是极为赞许的。

1905年3月10日,李叔同生母王太夫人在上海城南草堂病逝,7月李叔同携妻带子搬运母亲的灵柩回津,举行了轰动天津的文明葬礼。时任直隶学务总办的严范孙前来悼念。1919年严范孙赴杭州考察教育,曾见过弘一大师,他在日记中写道:章抚亭游山,访青涟寺弘一和尚,俗名李叔同,故人也,谈甚久,以佛经要目一纸示余,劝余先读择要数种,并劝提倡孔教。别出,至冷泉下,徘徊久之,饭于曹氏别庄。有诗云:笋舆行过复缘亭,千亩修篁一色青。忽觉悠然人意远,绿荫深处水泠泠。

十年后南开校父严范孙在天津病逝,弘一大师是否回津吊唁,不得而知。

王仁安(1864—1937),天津人,又名王守恂,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民国后任内务部顾问,民国六年(1917年)1月至11月任会稽道尹。民国七年(1918年)退休离职。民国九年(1920年)又出任直隶烟酒事务局会办。著有《王仁安集》四集、《阮南诗再存》等。

王仁安晚年(1921年)与严范孙、赵元礼等倡建天津城南诗社。城南文社最初的活动地点在严范孙、李金藻(城南文社社长)等人私邸,因位于天津城南,故称“城南诗社”。1931年“天津事变”(又称“便衣队暴乱”)后,改在法租界蜀通饭庄,并逐渐以这里为固定聚会地点。

1931年诗会地点改在水西庄。水西庄原是天津芦盐巨商查日乾与其子营建的园林别墅,乾隆时期颇为兴盛,被誉为当时天津的一个文化大观园。天津水西庄、扬州小玲珑山馆、杭州小山堂并称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

1933年至1936年,每至重阳,诗社在此雅集(除1934年在李金藻私宅)。每次有三四十人参加,分韵赋诗,后集结成册,现有《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乙亥重阳雅集诗录》传世。

城南诗社活动前后约30年,成员总计在200人以上,当时天津文化教育界精英大多参加过诗社雅集。1937年天津沦陷时,城南诗社一度停止活动,1945年后再次兴起,至1950年初停止。

在中国近代诗坛,王仁安占有一席之地。“其诗学功力深厚,得力于肯堂(王仁安之师范当世,字肯堂、号伯子。清末文学家、诗文名家、桐城派后期作家。曾在李鸿章家馆任教四年)较多。其用意之作,亦复健举。”(汪辟疆《近代诗人小传》)

从《王仁安集》诗词中可得知,很多诗作与其师范当世有关。如这首《呈范肯堂先生》:芳草被幽径,地僻无人知。不为桃李花,烁烁呈妖姿。坐此久留滞,色悴香纷披。恨不移根植,得傍江边蓠。骚人一采折,衔恩心欲悲。走也感身世,平生常自持。性情寄风雅,臭味防差池。曾闻古人言,多师唯我师。门墙近在迩,欲近还迟疑。深恐所造浅,堂奥无由窥。何缘获笔札,语语皆箴规。勉其所未至,岂为宽假词。狂喜来登堂,凉风天末吹。居然瞻泰山,一笑群山卑。

范当世对弟子王仁安的诗作评价较高:“少年有深处,却喜我能窥。王生造诗句,起落皆崇规。昂然欲自惜,见可来通词。”(《天津王仁安孝廉以诗见投次韵相答》)

李叔同与王仁安交往,大约是在其十六七岁时,二人亦师亦友。李对王以“先生”和“讱庵仁者”称呼,称自己为王的“门入戚子”,还曾以贺年明信片相赠,并“制印呈清赏”。

1913年后李叔同在浙一师执教期间,王仁安曾在杭州当钱塘道尹,两人经常见面。面对知根知底的好友,李叔同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对自己的境遇并不满意。当初留学日本的一腔抱负,苦于没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万贯家财在乱世中散尽,为了生存,不得不当老师养家,还要周旋于两个家庭之间。那一时期的李叔同,心理上不平衡,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也只能对故友发发牢骚而已。

1917年1月中旬,完成断食体验的李叔同约王仁安到虎跑寺一叙。信中说:屡惠大著,谢谢。友人颇有愿读者,能多惠一二份否?新历正月卅日,入西湖虎跑寺习静。二月底返校。公暇能来寺一谭否?

1918年农历二月,李叔同又去信一封:二月初五为先慈十三周忌日,先期入大慈山诵经,初七出山,十一天晴,拟谒左右。

李叔同正有条不紊地为出家做着准备。王仁安见信后,感觉出李叔同的出家意愿,但还无法确认。他在日记中写道:晤天津李叔同,清癯绝俗,饱尝世味,已在剥肤存液之时,自愧不如。吾乡静士刘竺生(1873—1941,金石书画专家,李叔同天津友人)之外,又得叔同,喜慰万状。(摘自《仁安笔记》)

1918年春节李叔同没有回上海,而是在虎跑寺习静,遇到马一浮介绍他的朋友小说家彭逊之到此。王仁安接到李叔同的信后,正好也在现场。他亲耳听到李叔同与马一浮谈起诸多佛教问题,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李叔同这位津门故友一只脚已经迈进佛门。这次经历,给王仁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虎跑寺赴李叔同得往返得诗二首》中写道:步步弯环步步奇,常愁路有不通时。却怜叠嶂层峦处,一曲羊肠到始知!兴来寻友坐深山,竹院逢僧半日闲。归到清波门外路,又将尘梦落人间。

此行归来的王仁安,确定李叔同不久后要出家,他也许劝阻过,结果无功而返。于是也只能是违心地祝福了。王仁安也成为天津诸友中最早知道李叔同有出家意愿的人,是幸还是命?

孟广慧(1867—1937),天津人,近代著名书法家,以书法著称,也是古器鉴藏家和金石考据家。其作品(汉隶)在民国初年举办的全国书法展上,被评为东亚第一。孟广慧与天津殷墟文字专家王襄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他们把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几乎1000年。

孟广慧的书法既有篆书之意境,又有甲骨文的质朴洗练。不得不说,李叔同在与孟的接触过程中,是深受其影响的。李叔同在书法起步阶段,也像孟广慧那样追溯源头,在篆隶上下工夫。

在上海期间,李叔同一直与孟广慧保持联系。1901年春回津时,曾与孟盘桓多日。大约1912年,李叔同在浙一师执教期间,曾在杭州见过孟广慧。关于这次见面,孟广慧有诗云:江南话别酒家春,开卷无颜忆故人。记得心心相印处,雪泥鸿爪任前因。

1936年端午节,也是孟去世前一年。孟广慧看到弘一大师早年的几方印章后,思念这位遁入空门的旧友,写下诗以示纪念。诗中的江南话别,是指孟四十多岁时曾到杭州,与弘一大师有过会面。

王吟笙(1870—1960),天津人,天津女学创始人之一。精通书画篆刻、诗词联语。其水墨山水画喜用刚健的勾勒与水墨晕染相结合的手法,以此达到秀润明丽的效果。楹联成就亦属不凡,作品“华盖平飞风鸟细转,鹢舟乍动朱鹭徐鸣”获得业内赞誉。

王吟笙和李叔同少年时代都生活在天津粮店后街,王比李年长10岁,他们是近邻又是挚友。李叔同在青年时代,曾给吟笙刻过数方图章,王一直珍藏并使用。

王吟笙早年兴办教育,李叔同曾给予支持。李叔同对王的书画作品尤为珍惜,出家前,王吟笙赠给他一把字扇,他曾多年精心收藏。李叔同对王吟笙的山水画很欣赏。据张牧石(诗人、书法篆刻家、金石书画鉴定家)先生讲,王吟笙在世时,张为其整理画稿,找出一幅王吟笙所绘绢本山水,上有李叔同所题一首仄韵七绝,王吟笙让他用李叔同原韵也题了一首书于画上。张牧石先生所题为:驱使胸中万卷书,鹅溪半幅寻诗去。自家醉墨自淋漓,画到烟岚浮翠处。

至于李叔同原诗,今已无法得见,唯其对王吟笙山水画的激赏和珍爱,倒是确切的。

1939年弘一大师六十寿辰,众师友学生纷纷祝贺。澳门《觉音月刊》和上海《佛学半月刊》,为他出了专刊。丰子恺画《续护生画集》六十幅和佛像一千尊奉寿。早年旧友王吟笙、曹幼占、姚彤章、杨味云、马一浮、柳亚子、吕碧城等人写诗词祝贺。在众多贺寿之礼中,王吟笙的寿诗,最能道出弘一大师青少年时期的文艺修养,以及二人对金石的共同嗜好和诗书渊源,《怀弘一大师》全诗长达三十二句,一百六十个字:世与望衡居,夙好敦诗书。聪明匹冰雪,同侪逊不如。猥以十年长,谦谦兄视余。少即嗜金石,古篆书虫鱼。铁笔东汉字,寝馈于款识。唐有李阳冰,摹印树一帜。家法衍千年,得君益不坠。为我治一章,深情于此寄。忆自君南游,悠悠数十秋。树云思不已,岁月去如流。比闻君祝发,我发早离头。君为大大师,我犹浮生浮。老赓翰墨缘,远道寄楹联。经言开觉路,书法示真诠。笔墨俱入化,如参自在禅。装池张座右,生佛在吾前。

李叔同天津时期的朋友圈,多系文人学者或教育界人士,都比李年长,人生阅历丰富,大多潜心艺术,淡泊名利,聚会目的相对纯粹,少了互相吹捧,多了客观点评。诗文唱和,金石书画,完全在一种毫无市侩干扰的氛围中,进行艺术切磋。这种纯粹探讨艺术的聚会,对各自艺术精进大有益处,作为年轻的李叔同,在诸多前辈高人的熏陶下,收获是最多的,也是最大的。

李叔同交友也是有选择的,他交往的都是真正的朋友。不管在出家前还是出家后,这些朋友都不曾疏远他,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天津时光,他们因为兴趣爱好、审美趣味及艺术追求一致,深交可以理解。在李叔同出家修行后,这些朋友仍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得不说是情谊的见证。

八、娶了一房不爱的原配

李叔同的婚姻,是由母亲包办的。18岁时,李叔同迎娶了天津南运河边芥园茶庄女俞氏为妻。李叔同属龙,俞氏属虎,比李叔同大两岁。家中保姆曾戏言,这对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虽是一句迷信话,却不幸言中。二人结婚后,性格不合,相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年,就在这有限的时光中,李叔同也是忙于工作和社交。1905年夏天,李叔同赴日留学,六年后回国,仅在天津住了半年。1912年春节前,应沪上挚友杨白民之邀,受聘于上海城东女学。临行之时,李叔同委托盟兄李绍莲代为照顾留津妻眷,嘱咐俞氏,往后有什么事,就去找李(绍莲)三大爷。当时李叔同已经和福基在上海组建另一个家庭。李叔同出家前,事先并没有通知原配夫人俞氏。出家后,二哥李文熙曾建议俞氏到杭州劝说丈夫还俗。俞氏推辞说,您不用管了。俞氏在天津一边养育儿子,一边到刺绣学校学习,后来还在家里办班教人绣花。俞氏于1926年在天津病逝,终年48岁。李叔同夫人俞氏

在杭州出家的弘一大师接到俗家寄来的报丧信,没有回复,也没有回津吊唁。遁入空门,跳出红尘,以前的情事都是回忆,就是再向你招手,也只能给它个背影。

1900年11月,长子李准在上海城南草堂诞生时,李叔同曾写过一首词,也算是夫妻二人为数不多的心灵互动了。该词为《老少年曲·梧桐树》: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李叔同1898年摄于天津家中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李准出生时为深秋。其词作大意为:梧桐树在秋风中黄叶飘零,夕阳落入稀疏树林的梢头。无意间看到妻子,年轻的容貌已衰老,白发在愁苦的脸庞缠绕。不禁感叹:光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真是催着人变老,即使有千金钱财,也难买好年华。

九、纠结的青春险境

结婚意味着自立门户,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此前的李叔同,是个有艺术气质的富家公子。除了和诸友聚会外,他还迷上了京剧。曾拜刘永奎(注:天津花脸票友。曾在周信芳1921年编演的《王华买父》中饰八贤王)为师学演武生,后在《落马湖》、《趴蜡庙》中粉墨登场,扮演黄天霸、褚彪等,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这段看似普通的经历,是旅日期间创办春柳社并饰演“玛格丽特”的前兆。有了良好的京剧武生功底,再从事话剧表演,自然比别人驾轻就熟。大胆假设一下,也许这一时期,李叔同也曾扮演过青衣旦角,在台上挥舞长袖,发出莺声燕语之声。

就在这时,李叔同遇到杨翠喜。杨翠喜是我国最早的京剧女名伶,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名演员,十二岁随家迁往天津居住。杨翠喜天赋极高,十四岁就在天津协盛茶园、大观园、福仙、景春等戏园演出,戏目有《拾玉镯》《卖胭脂》《青云下书》,等等。杨翠喜当红时与李叔同相识,两人交往很深,有过感情纠葛。

李叔同1901年春由沪返津,曾到北京看望过杨翠喜,1905年他写下《菩萨蛮·忆杨翠喜》两首词: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有些事心里想着,未必非得说出口。有些话心里装着足矣,说出来反而散失了味道。李叔同把对“旧友”难以言说的思念,化作诗句:花似雪一般白,人如月一般皎洁。说的是,无论世人如何非议,杨翠喜在李叔同眼中,是纯洁的姑娘。痴情的心有一点悲伤,希望变成蝴蝶穿花飞,天天沉醉在花丛梦境中。说的是,我们的青春遭遇险境,如果不是生在乱世,或许真的有可能……

十、“乱世悲歌”的掌声

本来孱弱的晚清,国穷兵弱,奴相毕露,诸事权宜妥协。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1898年英国占领威海卫……偌大之中华,从朝廷到百姓,都认为应当从教训中吸取经验,学习西洋先进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这就促进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寻找开辟挽救国运的道路。然而呼吁者众多,实干者甚少。

关键时刻,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读书人站了出来。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师生率领1300名举子联名上书清光绪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提出改革维新的救国方针。这次千人上书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提出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这次上书闹得沸沸扬扬,但没有实际效果,洋洋万言的“书”,也不知道被哪位官员当了手纸。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这次的“书”直接递到了光绪皇帝手上。皇帝于该年6月11日发布变法上谕,6月16日和7月3日分别召见了康有为和梁启超,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拉开大幕。

变法试行三个多月后遭慈禧镇压。皇帝被囚,六君子死于菜市口。康梁二人星夜逃往天津,秘密乘船流亡,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日本。中国大地一片死寂,人们处于思想上的窒息期,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民的死亡心灵才被民主和自由唤醒。

国家风雨飘摇,青年李叔同感应着风云变幻,他的思想境界也随之发生变化,他期待着天降斯人力挽狂澜。康梁的横空出世,恰巧符合他的爱国意愿,他自然击掌叫好。李叔同或许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改变,他对康梁的声援,确切地说,还是一种带有文人气息的理想主义。

李叔同刻下一枚图章,上写“南海康君(注:康有为原籍广东南海,又名康南海是吾师”。此七字表明李叔同的态度:支持康有为变法。

1897年至1898年夏,李叔同应天津县学考试,写过六篇时事评论文章。对于当时的时局变幻,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六篇文章是:《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论废八股兴学论》《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管仲晏子合论》。

其中《管仲晏子合论》最能道出李叔同内心暗藏的支持维新变法的潜流:闲尝读史至齐威王宣王世。而地方三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邱山。三军之众,疾如锥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窃叹齐以弹丸之邑,何竟若是之繁盛乎!而不知溯其兴国者有管仲,溯其保国者有晏子。

不言而喻,齐国之所以强盛,既离不开圣明君主,也离不开能人志士的辅佐。能人者,管仲和晏子最负盛名。放眼当下,中国有几个管仲、晏子这样的人才,应能重振国威,告别屈辱。他说的不就是心中偶像康有为吗?如今维新失败,龙翔东瀛,鱼鳖横行,李叔同的心情很苦闷。

让李叔同苦闷的还有,才华横溢的他求学多年,竟连个秀才都没考上。“策论”试卷中流露出的新思潮和新语句,在阅卷考官看来,实属离经叛道。随便找个理由,就取消了其晋级资格。李叔同一生参加科举考试多次,均因各种原因名落孙山,无缘仕途。以他的才学,实在是耻辱,亦是遗憾。

前途一片暗淡,索性离开这片伤心的土地吧。又因那枚与康有为有关的图章外泄,被人疑为“康梁同党”,其母担心其惹上麻烦,便劝其外出避祸。伯父李世荣在上海开钱庄,因经商有术,积累万贯家财,正好投奔。李叔同在报考南洋公学时,曾在履历上如此填写家庭关系:本生祖李锐,祖父李锟,生父李世珍(李筱楼),伯父李世荣为父,并为承祧。伯父无儿无女,要李叔同前去承祧(过继为子嗣)。

1898年秋天,李叔同奉母携眷从天津塘沽启程,坐船到了上海。清末的黄浦江畔,书坊比邻,报馆林立,名仕云集。初露锋芒的李叔同,将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另一种生活。而他依然还是位公子哥,依然难改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风气。李叔同的前半生,年轻人该犯的错,他都犯过,这是成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他的后半生,是在不断反思与改过中度过,那不是忏悔,而是另外一种修行。

第三章 才子

天津与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孪生兄弟”,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19世纪中叶以来,天津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天津与上海的建筑和文化场所大体相同,天津有的,上海差不多都有。因此说,去上海,对于李叔同来说,等于到了另外一个“天津”。李叔同结识了许幻园、袁希濂等沪上名士,结拜为“天涯五友”。值得注意的是,“天涯五友”成员皆才情横溢,有救国救民之抱负,除蔡小香外都信佛。后来中年(晚年)亲近佛教,一个出家为僧,三个做了居士。是前世注定,还是今生的缘分?

一、最闲逸的时光

到了上海后,李叔同和家人住在法租界卜邻里。当时上海有影响力的几家报纸,举办诗钟,胜者给予奖励。诗钟是清代为了培养儿童的对联能力,出现的一种教育活动,是学习对联的初始阶段。张之洞曾在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大力倡导。

具体做法是,用两件不相干的事物或成语,规定必须成为互为对仗的两联,或分别嵌入两联中某个指定的地方,在规定时间内交卷。李叔同少年时就进行过诗词对联的强化训练,对这种文字游戏得心应手,数次拔得头筹,因此名声大震。

1900年秋,李叔同将所搜集的诗钟编为《诗钟汇编初集》出版,配以序言,内题“当湖惜霜仙史识”。同时又将《李庐印谱》出版。

两年后,李叔同的名望引起沪上媒体《春江花月报》的注意,该报纸于1901年11月22日,举办第一期诗钟,拟出的题目是“钱水烟筒”,并隆重邀请李叔同前来主课。当时打出的广告是:诗钟 春江花月社第一期诗钟钱 水烟筒

春江花月社第一期,为当湖惜霜仙史值课。月杪(读miǎo)截卷,逾期不收。与课诸君可将大作缮写本社卷格,裁下,投送本馆。不取号金,不给收条。但卷末须各打小印,以便揭晓,凭领赠彩。有不用本社卷格以及两卷并写一格者,概从割爱。

这次活动应征者众多,能入李叔同法眼的佳作甚少,结果没选出获胜者。

声名鹊起的李叔同,被上海文坛青年领袖许幻园发现。许幻园(1878—1929),自幼饱读诗书,授业于清末名士王滔、江标门下。诗文书画俱佳,家境富裕,为人慷慨仗义。著有《二十自述诗》《城南笔记》等。

1897年春,许幻园在上海城南青龙桥买下一块地,按照江南庭院风格盖起宅院,取名“城南草堂”。一年后,许幻园与袁希濂在城南草堂创办“城南文李叔同1902年摄于上海,风度社”,每月会课(文)一次,聘请张蒲友翩翩一公子孝廉阅卷评定甲乙,目的是提倡新学诗文。许幻园出资悬赏征文,初涉上海的李叔同向文社投稿,数次获得好评,许幻园欣赏其才华,力邀入社。1898年底,李叔同首次现身参加城南文社会课,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一位翩翩公子走进草堂。只见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绸袍子,脑后扎着黑色发辫,下身缎带扎裤管,双梁头厚底鞋子,身形挺拔,眉目之间流露英气。许幻园见之,生出相见恨晚之感。李叔同1899年摄于上海城南草课题分两种,文题当日完成,诗赋堂,与文友毛子竖(右)留影小课三日后交卷。张孝廉出的文题很长,为《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评其说》。朱子即朱熹,宋朝著名理学家,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

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中年时期对宋明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颇有研究。父亲去世时李叔同5岁,并未得到父亲言传。但父亲留下的理学经典,青少年时代的李叔同必然读了不少,具备一定理学功底。在天津参加县学时,又写过《格知在格物论》等分析评论文章,因此看完题目后胸有成竹。李叔同稍加思索,很快写毕文章。张孝廉阅后大赞,文章被众人传阅,皆为之惊叹。小题《拟宋玉小言赋》三日后交卷,格式规范,文采飞扬,又获赞誉。首次以文会友,李叔同被评为“写作俱佳,名列第一”。

明晃晃的才华是需要知音的,许幻园为李叔同的才华倾倒,引为知己。为便于朝夕相处切磋文艺,许幻园特地在城南草堂辟出专区,邀李叔同一家搬来居住。

城南草堂位于上海南门附近,草堂边有一小浜缓缓流过,浜上跨有苔藓苍古的金洞桥,桥畔的两棵大柳树已有百年。小桥流水,车马声稀,于热闹的上海滩算是一处幽静的场所,适合习静创作,修身养性。站在草堂外,东望黄浦,来往帆樯,历历在目。

1900年1月,李叔同入住城南草堂。所住之处上挂“醿(读mí)纨阁”匾额,目睹右室书房缺一块匾,许幻园仿薛慰农(注:清朝咸丰年进士,曾在杭州做官)观察之“薛庐”先例,题书“李庐”相赠。李叔同拍手叫好。从此李叔同便有了“李庐”、“李庐主人”、“醿纨阁主”等别名。人生逢一知己足矣,遇到许幻园,为李叔同打开了一扇门,使他忘记了“康党”所带来的隐忧,更让他有了安定的居所,度过一生最为闲雅的文士生活。

1900年春,许幻园新著《城南笔记》付梓,李叔同为之作跋,题写书房对联:“隐居求志,闭户著书。”相处的美好时光,让李叔同生出欣遇知己、置身良朋之感。他写下《清平乐·赠许幻园》词作: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1900年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绘得《城南草堂图》。为求此图编刊成书共结墨缘,许幻园征求上海名士为之题句。宋梦仙引用借取许幻园的诗句,自创一首诗曰:花落花开春复春,城南小住寄闲身。研(砚)前写画心犹壮,莫为繁华失本真。

李叔同亦如法炮制,即取张蒲友《许幻园二十自述诗题词》中的句子“无真无幻,无幻无真”,即兴得诗《和宋贞(梦仙)题城南草堂原韵》: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而今得结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

宋梦仙是颇有才华的大家闺秀,幼年跟随王滔学习诗词文章,后又就灵鹣京卿(清末名士江标,著有《灵鹣阁丛书》)学,画宗七芗家法,得其神韵,有出蓝之誉。

这是才女宋梦仙与叔同第一次诗文唱和。诗中的“烟霞侣”有所指,许幻园有一妻一妾,妻是大家闺秀宋梦仙,妾是京剧花旦苏琴。宋梦仙体弱多病,伺候丈夫起居多为苏琴负责。苏琴为其诞下一双儿女许李明和许白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并没有产生矛盾。相反,妻妾之间相处融洽,苏琴的孩子被宋梦仙视为己出。

许幻园与宋梦仙既是夫妻又是文友,关系融洽又有共同语言,被朋友比作宋代的赵明诚与李清照,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妻。这对让人羡慕的夫妻,被李叔同称为不知人间烟火的“烟霞侣”,再贴切不过了。

二、相聚与离散

1900年3月25日,华亭诗家许幻园、宝山文人袁希濂、津门才子李叔同、江湾儒医蔡小香、江阴名士张小楼于上海南市徐市园聚会,结为莫逆之交,合影留念,号称“天涯五友”。宋梦仙在合影上为五人一一赋诗题咏。为李叔同题咏为:李氏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此诗再现了李叔同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的形象。杜陵即杜甫,出自其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第一句“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宋梦仙说,李叔同醉时思如泉涌下笔有神,称杜甫为小兄弟。可见青年时的李叔同,在他人眼中意气风发傲视群雄。

五友之袁希濂(1873—1950),又名袁仲濂。诗文书法俱佳。早年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后加入城南文社,入上海方言馆学习。1904年赴东京法政大学留学,1911年回国,曾任天津、杭州、武昌、丹阳等地司法官多年。

袁希濂后受弘一大师佛法感染,皈依印光大师,做了居士。1920年袁希濂由杭州调往武昌,与弘一大师告别。弘一大师说老友袁希濂生前也是和尚,要朝夕念佛。并向他推荐了《安士全书》,嘱其必须阅读,不可忘却。袁希濂记下了这句话,但并未在意。《安士全书》为清末畅销书,由周安士居士所著。书中讲了许多含有佛家思想的历史故事,全书共分四部,依次为《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万善先资》《欲海回狂》《西归直指》。

与弘一大师同一时代的印光大师,称其为“善世第一奇书”,该书被佛教界公认为是准佛经。近现代文化名人鲁迅、夏丏尊、丰子恺等对其极为推崇。弘一大师深受此书影响,对其弘扬佛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谈到杀生,《安士全书》中有这样的问答——问:招待亲朋好友吃饭,如果只有蔬菜,气氛就不太欢快,要有好酒好肉才算尽了主人的责任。如果为了不杀生,而牺牲宴会享乐,这就不符合待客之道了。答:如果亲朋好友心地善良,就一定高兴我能戒杀,不会认为餐桌上没有肉就是轻慢客人。如果认为我这样做是待人不礼貌不热情,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贪图口腹之欲的人。即使轻慢了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冒着杀生的重罪,而去满足别人的口腹之欲,这样的蠢事我是不会做的。问:盛情待客,这是礼节,如果菜肴过于简单,在礼上是讲不过去的。答:待客之礼语气奢侈不如节俭。摆了一大桌菜,鱼山肉海,这也是仁义之人所不愿意的。做人缺少仁义,在礼上也是讲不过去的。

谈到放生,有这样的问答——问:我买放的那些生命,又被别人捕捉去了,怎么办?答:他捕他的,你放你的。正如良医给人治病,并不保证病人将来不死。又如灾年舍粥,并不保证灾民以后就不再挨饿。又好比修建高楼大厦,也不保证它永远不倒。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对放生就顾虑重重呢?今天的人争名夺利毫无顾虑,唯独做善事就左右畏缩,总觉得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也不好,裹足不前。要知道,我们这个婆娑世界就是因此而来的。问:那些生命捕捉时已有损伤,即使买来放生,也不见得能活命,又何必白白浪费钱财呢?答:既受了伤就更加可怜了。如果因你买放而得以活命,这是大功德,万一死了,也得以善终,不致受汤烹油炸之苦。正如牢中囚犯,知是无辜要释放,有病要医治。不能因他生病了就置之不理。《安士全书》为袁希濂打开了信仰之门,这是弘一大师的功德。1926年袁希濂在丹阳任职,偶然看到《安士全书》,他再次想起弘一大师的话。翻阅之后大彻大悟,不久便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每日清晨跪诵《大悲忏》。接着又购得《大悲心陀罗尼经》,认真研读。

这年三月,袁希濂做了一件奇事。当时丹阳城内大火,作为地方官的袁希濂,亲自到现场指挥救火。由于火势较大,井里的水都用干了,需要到城外运河取水,真是名副其实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慌乱中,袁希濂急中生智,对着大火默诵大悲咒,以求火熄。约一刻钟,有楼房坍下,大火被盖灭。

信佛后的袁希濂奇事不断。1927年袁希濂卸任后回上海,到新闸路陈家浜太平寺皈依印光大师。腊月二十日起,从上师持松大师学习密宗以及施食灵供等法。1928年二月初八日圆满。

1927年,弘一大师有北上探亲之意,转道上海,与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等在丰子恺家中见面。这次见面之后,袁希濂对佛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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