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精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守常 译解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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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精读试读：

说到“国学”经典，在浩繁博大的卷帙中人们首先会提到“四书”，“四书”原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显然都是儒学经典的一家言。为什么“四书”会是经学丛林之首选呢？要说清说透这种历史文化现象颇费周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儒学“经世致用”的实用性。有人将儒家思想比喻为“粮食店”，离开是要死人的，但“活着”不等同“生活”，除了吃饭这件头等大事和衣食男女基本的需求之外，还有文化精神上更高级、更丰富的诉求。所以，春秋时的诸子百家和稍后的《汉书》、《史记》、《资治通鉴》、“文选”等经典才分别立功、立德、立言，共同构造了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精神之恢宏博大的万千气象。今天若来重新勘定国学“四书”，不少人心中的“新四书”大概会是《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这样至少把道家之致虚守静的人生修养、无为自然悯念苍生的道德思想也能包容进来，强调起来。同理观照易、礼、列、荀、墨、韩非……诸子的哲学思想，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包容性和完整性，使他们不再是水火冰炭、肝胆楚越，方可称完整的中国思想宝库。《东方国学》丛书的编纂初衷，就是期望读者不仅能体悟到中国智慧的灿烂丰富，不仅见其异亦能见其同，能发见先贤们对“天地人”解读时殊途同归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经典中包容了超越时空的智慧，而阅读与思考便成了人们精神之需的源头活水，并伴随着不废江河从远古流向未来。

中国语言历来就分为“书写”和“言说”两大不同的表述体系，又由于“经典国学”大多成书久远，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争事实。所以注解字义、疏通文理、阐发思辨，便成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赫然构成，而且被视为学人之“正业”“正道”。国学经典大多要言不烦，往往寥寥数千言、区区几万字，便成一个学派，而历朝历代“注作”之浩瀚渊博何止汗牛充栋！其渊博繁复不仅令一般读书人望而生畏，甚至会由然联想起庄周的那一声浩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因而丛书之选务必兼顾綮肯中正，博约适中又自成体系。“五四”以来的百年一直是提倡“白话文”，以“言说”替代“书写”，这就彻底割断了我们和传统文化血脉连通的脐带。致使今天人们对国学经典的释读，变成了一门比学习外国语还要困难，还要令人头疼的事情。于是有人说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骗人的。在孔子虽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的教育家之言，但事实上读书苦、读经典更苦（读心灵鸡汤除外）不仅是事实，也是要向读者坦白说清的。可是，中华文化为什么数千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呢？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往往能以苦为乐，苦中作乐，他们也许是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功利出发，但是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苦学苦思之后，终于有人能不仅积“小知”为“大知”，变“小年”为“大年”，提升了自己的品格，找到了人生的正大指标与方向，在使自己沉下来静下来圆满自足的同时，也使中华文明薪尽火传，涅槃重光。

如何学习国学经典，大概是人言言殊各有各的方法和体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唯不变的是求学之途没有终南捷径。经典非读不可，非学不解，非苦读苦学不能辨识人生的苦乐之道。读经典岂会只是一个人“孤独的攀登”？若能秉持一颗“为己之学”的平常心，对话先哲，问道天地，何苦之有哉？

真理在前，光明在顶，苦而后乐！但愿这套“东方国学”丛书能成为读者前行路上一步步登高的台阶。刘传铭乙未初夏于放思斋2015年5月4日自序《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或《孙子》，是中国和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兵书，素有“兵典”“武经”“百代兵家之师”等美誉。《孙子兵法》虽只有十三篇、约六千余字，但内容却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是最具中国智慧的一本书。

关于孙武的生平史料记载：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太玄经》《荀子·议兵篇》《国语·魏语》《韩非子·五蠹篇》都有《孙子兵法》的引文和相关孙武的生平史料。当然，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上也有许多记载，而关于《孙子兵法》著作的流传在文献上则有不同的记载。

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但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又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孙子兵法》二卷，《孙子八阵图》一卷，亡”。《艺文志》或《经籍志》这类书目都是著者在当时其所见书的实录，何以解释这些记载的异同无法考证。到了《唐书·艺文志》则著录：“《孙子兵法》十三卷，孙武撰，魏武帝注。”

关于《孙子》的作者和年代，秦汉之时还没有争论。到了南宋，叶适提出怀疑（见《习学记言序目》），认为《孙子兵法》不是孙武所作，而是“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山林处士所为”。他的理由为《孙子兵法》前称十三篇，后称八十二篇，前后矛盾。

梁启超也认为“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另外有学者则坚持认为《孙子兵法》为战国时孙膑的著作。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史记》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在《汉书·艺文志》里记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齐①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大概汉以后《孙膑兵法》就佚失了。从《隋书·艺文志》开始，就看不到历代著录了。由此，后人对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有了许多的猜测。

冯友兰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是《齐孙子兵法》八十三篇的一部分。其理由是《孙子兵法》中说的“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春秋末期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包括日本汉学家斋藤掘堂的《孙子辨》也认为孙武、孙膑为一人。历史上的争论，一直到20世纪的70年代被彻底解决了。《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的看法，现在可以证实了。

①　齐孙子：即孙膑。

1972年，在山东临沂的银雀山发现汉墓出土的竹简（约七百枚）中，有三百枚简，近三千字。其中二千字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相同。另发现四百余枚，约一万一千字，似为《吴孙子兵法》，即为孙膑所作。

失传达一千七百年的《吴孙子兵法》重见天日，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争论的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的问题。

1975年，整理出版了《孙膑兵法校理》。其后亦有学者继续考证，认为四百枚简中，有部分或为其他兵法。此研究还在进行中，尚有许多疑点还没有完全确定。《孙子兵法》对后世影响巨大，三国以后历代注解之人众多。其中以曹操注解最为著名。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十家集注》，明嘉靖本。以天津古籍书店1991年版最好。

北宋开始，以“武经七书”《孙子》《吴子》《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司马法》为武科考试经典，一直延续到明清朝。《孙子兵法》之传播

8世纪（唐代）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15世纪传到朝鲜的李朝。十八传到法国。1905年有英译本。二战后，在西方广泛传播。今译为英、法、德、俄、日、意、捷克、罗马尼亚、希伯来、泰米尔等外国语言传播于世。《孙子兵法》是除《论语》《老子》外被翻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中国典籍。

16世纪的武田信玄以《孙子兵法·军争篇》的四句话“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联句为“风林火山”绣在军旗之上，以振军威。此四句成了“奔驰”的广告语。

在谈《孙子兵法》之前，先要提及“三十六计”的问题。有些媒体不止一次把“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混为一谈，让人们以为“三十六计”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两者为同一作者所著，我认为媒体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误解。“三十六计”出现的具体时间，从文献上无从考证，但是从字源上考究，“三十六计”应是源于《易经》的“三十六策”。而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上，我们看到《南齐书·王敬则传》有载：“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后有宋代惠洪的《冷斋夜话》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又《宋稗类钞》亦有此句。及明代中期始，引用此语的人更多，可知“三十六计”在那时已很流行了，这与明代的市民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期，笔记文学发展很快，编辑各类丛书很流行。其中有关智谋类的丛书，如有孙能传的《益智编》、樊玉衡的《智品》，以及冯梦龙编辑的《智囊》等，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这类丛书的编者引用“三十六计”，可能当时还没有成为一本书，到底何时成为一本书不得而知。据说《三十六计》一书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陕西某县城的地摊上发现的，是一个手抄本，收藏者于20世纪60年代撰文介绍，后来将此手抄本《三十六计》赠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今天到处流行的《三十六计新编》应是那本手抄本的翻刻本，但是你会发现《三十六计》这本书没有作者或编者，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三十六计》虽然流传很久，但非一人所著和编辑，故没有署名；其二，我以为《三十六计》的内容不过都是狡诈小慧之术，著者与编者可能耻于署名。当然，《三十六计》一书在中国兵学文化中也排不上位子。《三十六计》与冯梦龙编辑的《智囊》比较，还不如冯梦龙的境界高。冯氏在《智囊全集·智囊自叙》中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桀、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元愚而圣祖智。举大则细可见，斯《智囊》所为述也。”以冯氏“狡而归之于正”之见，狡诈之术可为借鉴，但要施于正大，而《三十六计》所鼓吹之狡诈之术，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瞒天过海”“笑里藏刀”“顺手牵羊”“指桑骂槐”“上屋抽梯”“偷梁换柱”等市井小计，却在道德信仰缺失之今天，反而于媒体、讲堂大行其道，难道今天的社会价值与信仰的建构需要借鉴那些鸡鸣狗盗之术吗？令人费解。《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传世已久的兵书，于各时代每个人总有不同的读法。西方谚语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诚然，每个人读《孙子兵法》，都会从他的社会生活背景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去理解与解读。当今就已经有很多军事学家、经济管理学者都在讲解《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在商业上也成为企业家们制胜的宝典秘籍了。《孙子兵法》一书在今天成了热门书。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该如何阅读《孙子兵法》？

首先要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道”的概念，一个是“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出现在《易经》当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即说有形的上面就是“道”。那么“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就是指具体的东西，也可以用“术”来直陈。何谓“术”？清代学者章学诚解释：“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致诸用者也。”换言之，“术”就是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方法。“道”与“器”“术”是什么关系呢？二者的关系是“道在器中，以道御器”。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思考方式。《孙子兵法》几千年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兵学的经典，就是因为《孙子兵法》并非只讲具体的战术或谋略，而是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凝集了中国兵学思想的精粹。“道”在中国哲学里有多种说法，简要概括是关于自然、社会、人所固有的因果性、规律性，由此比附为道德本体，以及人们超验的体悟境界。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认为“道”是“本”，“术”是“末”；“道”是“体”，“术”是“用”。“术”不离“道”，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独立的“术”。

我们换种说法，中国企业今天在大量借鉴西方的企业管理经验与制度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西方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果仅仅学习“惠普”的管理制度，而不理解“HPway”(即惠普之道)所讲的内在价值——即：(1)相信、尊重个人；(2)追求卓越；(3)诚信；(4)公司的成功是大家的贡献；(5)开拓、创新——没有这些核心价值的支撑，就不可能完全运用惠普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的价值观是“道”，企业的经营模式与行为风格是“术”。“道”在“术”中，没有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管理制度中发挥作用，制度管理不会完善，甚至名存实亡。所以，今天企业界借鉴学习《孙子兵法》，只关注“谋略”“诈道”，而全然不解孙子在兵法中所强调的道德关怀和人本精神，那是把《孙子兵法》庸俗化。《孙子兵法》一书共十三篇，只有约六千字，而尽管关于道、境界、道德这一类的词汇字数很少，但是却体现了《孙子兵法》的精髓和核心思想。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只就《孙子兵法》来谈是不行的，应该有比较和对照。因此，我以德国17至18世纪，一位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与《孙子兵法》对照比较。《战争论》一书，共一百二十四章，是西方军事著作当中的经典文献。《战争论》的第一观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没有固定模式，每一次战争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各不同。但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看，政治是战争的母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而要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仍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当政治不能解决时，就需要用战争来解决。这个观点大概成为我们解读战争现象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当然这个政治的概念可以放大一些，也包括经济、地缘等因素。比如两伊战争，如果说两伊下面没有石油，西方强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要控制战略要地、战略资源，所以有了两伊战争。因此，可以说这种观点是对战争本质性的一个精确的描述。那么，《孙子兵法》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孙子兵法》开始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就是指战争，战争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由于它关乎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问题，因此每一个统治者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这种说法和《战争论》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2500年前的孙子，已经认识到了战争不是独立的现象，而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所以孙子说，对战争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地对待，这就是“慎战”的思想。孙子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告诫统治者对待战争要慎之又慎，因为“死者不可以复生，亡国不可以复存”。孙子更加强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惨痛危害以及大量财产的浪费。

那么，如何考察战争问题呢？孙子提出从五个方面去认识：“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所谓“道”，是指“令民同意”，即是指君主要关心民众，符合民众意愿，达到目标一致，如此可以同生共死。“天”指昼夜、寒暑、四季。“地”指地势高低、路程远近、地势险夷和战场的广阔狭窄。“将”指军事指挥者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关爱部下、勇敢果断和军纪严明。“法”指组织结构、人员编制、管理制度和物资调配。孙子特别把“道”放在首位来考察。这也是荀子在《议兵篇》指出的“善附民也”之意。《战争论》的第二观点是“战争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敌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的政治目的即是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必然要通过武力决战，透过战争才能达到。战争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而孙子并不以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孙子看来，最佳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争行为，其次就是用建立同盟，以外交手段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谓“伐谋”，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谋略是对以往战争中的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用兵之法

孙子把“攻城”视为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孙子看来，士兵像蚂蚁一样盘梯攻城，死伤三分之一，还不能成功，是重大灾难。孙子在用兵之法上主张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败敌军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破敌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卒就次一等。即“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由此，孙子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用交战的方式就能降服全体敌人，这才是最高明的。“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我以为，孙子这里不是简单地谈论“谋攻之法”，而是告诫人们“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倡导“全胜”“智胜”，是因为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因而提出了“慎战”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孙子兵法》一书里所蕴含的对生命的关心与尊重。《孙子兵法》一书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春秋战国，诸侯国进入了争霸与兼并战争的时代。在这些残酷的战争当中，诸子对战争都有深刻的反思，所以有一句话叫“春秋无子不言兵”，是说春秋时代没有一个人不讨论战争。可以想见当时的战争影响面有多大，使得这些读书人都要关心战争的问题。儒、墨、道、法诸子对战争也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可与《孙子兵法》作一比较。诸子的战争论

孔子有没有讨论战争呢？

相关的文献里没有直接的讨论，但是《论语》里有一段对话。一个弟子问孔子立国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是“足食”“足兵”与“民信”，这个“信”是诚信的意思，这三个条件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存在。弟子对孔夫子说，这三个条件能不能去掉一个？他说“足兵”可以去掉。这是说军备可以不要考虑。弟子再问逼不得已在“足食”与“民信”二者上，哪个可以先去掉？孔夫子说“去食”。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即是说没有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君主还立什么国？这句话现在成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的一句警言，没有诚信，一个国家何以立？孔子不是不重视军事战备问题，孔子在《子路篇》里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是说统治者让没有军事训练的百姓去打仗是不负责任。受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了解孔子是否有更多对战争的议论。

孟子讨论战争问题就多一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是说春秋时代发生的战争没有正义的，都不符合尊卑礼仪原则。因为征伐的人应遵从上到下的概念，从上，上的概念就是周天子，周天子下令你才可以征伐下面的诸侯国。这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意思，势力相等的国家是不能相互征伐的。这里所说的是发动战争要遵循一定的政治次序。传统中国的战争观，有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认为战争是造成人死亡和物资损害的最大原因。我们可以在《孟子》一书中看到孟子强烈批评统治者的战争行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批评梁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②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认为“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告诫统治者“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在孟子看来依靠战争解决问题是“失道”，是没有道义的行为，也就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与拥护。

在春秋时代儒家和墨家被称为“显学”，儒家与墨家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墨家有一篇文章是《非攻》。墨家对战争非常痛恨，所以他专门用这样的文章来反对战争。墨子主张“非攻”，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孟子批评战争贻误农时、破坏生产、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家反对战争的理由与儒家是一致的。墨家在中国历史文化当中也算是一个兵家，因为他在防御战上为中国的兵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道家也是反对战争的。有人说《老子》这本书就是兵书，也有一定的道理。老子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意思是以杀人为乐者不能得天下。作为一个辅助帝王的人，应该“以道佐仁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战争给社会与百姓带来巨大的灾害，所以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弗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作为道家代表的老子反对战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的战争观有一个核心的观念，那就是反对战争，尊重与关怀生命。这一价值观念在南朝的高僧祐编的《弘明集·正诬论》也有记载：“敌国有衅，必鸣鼓以彰其过；总义兵以临罪人，不以暗昧而行诛也。故服则柔而抚之，不苟淫刑极武；胜则以丧礼居之；杀则以悲哀泣之；若怀不恶而讨不义，假道以成其暴。”中国文化中的战争观显然也受到了佛教徒的赞许。

②　朱熹注：“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也。”

我以为中国兵学中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的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人文道德不无关系。我们先了解“中国”这个概念的含义。“中国”一词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代表文化意识的“文”“野”之别。周朝后期(春秋战国时代)，周朝封建诸侯国向外发展，异族亦被周封建，成为了诸侯大国，形成共同的文化圈、经济圈，作为中心的“中国”概念已有扩大，但作为“中国”概念的内涵却没有变化。在《战国策·赵策》里有对“中国”的描述：“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里对“中国”的解释显然不是地理概念，也不是种族概念，而是表达文化文明的概念。如果说是“华夷之辨”，其所辨也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因“华夏”一词所指陈的是“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3○之华”。尔后，在宋代石介的《中国论》中也有如此的说法：“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绩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蔬菜茹所自殖也……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中国”与“四夷”的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并不意味“中国”有权力去教育他人。固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但我们读《孟子》所言：“夫华夷者，辨在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便知“心”是指礼仪文化的差异，没有种族歧视的意识，所以近代的康有为说：“中国能礼仪则中国之，中国不能礼仪则夷狄之；夷狄能礼仪则中国之。”我们可以说“中国”一词是文化与文明的意涵。谭嗣同更为“中国”赋予进取开放的新意，他说：“《文王》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者夷之谓也，新者中国之谓也。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由此可知，中国兵学是在这样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成的，因此必然受到人文道德的沁润。

这样就必然联系到另一个中国文化中的“人”的概念。

3○　徂徕先生。这不是《孙子兵法》本身的内容，但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概念。中国文化对“人”的概念的诠释，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在《易经》中有“天地人三才，人为贵”的说法。其意是说在天、地、人这三种材料当中，人是最有价值的。荀子说：“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的“气”是构成人的一个物质，而“义”则是指礼仪原则。荀子的意思是说草木有生命有气构成而无知，禽兽有生命有气有知而无礼仪原则。人呢？他说有生有气有知且有义，故为天下贵。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人，人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中国早期文化就是这样讨论的，但是在这个讨论中，在逻辑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所认识的“人”是与天、地比较的“人”，是与草木、禽兽比较的“人”，这是一个模拟。可以说我们2500年前就知道人的价值，但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是建立在道德意义上的类概念，而近代西方的“人”的概念是建立在个人的理念上，也就是“天赋人权”理论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谈“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要以“人”这个类为概念，关注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更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孙子兵法》是在非常尊重人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孙子兵法》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理解、去诠释。上面我们用《孙子兵法》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了比较，又考察了中国先秦诸子的战争观，可以理解《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中国兵学的圣典，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的原因，就在于孙子在讨论战争时，总是从人文道德的高度去思考，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道在器中，器不离道”的思维原则。《孙子兵法》不主张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那就要用谋略来解决问题。曹操注《孙子兵法》说：“兵无常行，以诡诈为道。”这是说战争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它有一个规律，就是“诡诈”。这个诡诈就是谋略，是曹操注《孙子兵法》最核心的一段话。唐代诗人杜牧说“古之兵柄，本出儒术”，古代战争真正决定的因素，原本出自儒家思想。这就告诉了我们也可从这个角度读《孙子兵法》。

我读《孙子兵法》就是取杜牧的解法。“上兵伐谋”，孙子推崇不用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主张以谋略取胜。即使推崇谋略，也时时强调道德的作用。《孙子兵法》十三篇最后一篇是“用间篇”。这个“间”就是间谍，用间就是使用间谍。孙子描述了几种间谍：怎么样把同乡发展成间谍、怎么样把官员发展成间谍、怎么样把敌人的间谍发展成为我服务的间谍等。情报战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转换到商业的时候，也说了解商业情报是商战中最重要的手段。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孙子谈使用间谍是有前提的，就是“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而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前提，战争要用谋略解决，还是贯穿一个道德人文关怀的问题。一分为三

我们读《孙子兵法》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孙子使用概念的方式，他使用的全部是一组组对立的概念，如说：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治乱、勇惰、强弱、劳逸、饥饱、全破、力智、利害、迂直、生死、远近、高低、众寡……这些都是对立的概念同时列举出来的。我们透过《孙子兵法》的语言使用方式，可以了解孙子思维的方法。这个思维的方法我用“一分为三”来概括，而不是“一分为二”，为什么呢？这看似两个对立的概念，比如孙子提到奇正，他说“奇正相生”，“奇”是变法，“正”是正法。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攻坚战，如果攻击敌人的正面就叫“正法”，攻击敌人的侧面就是“变法”。而正、奇是相互转换的，正面攻敌，因坚固防御势不可破而警惕性减弱，因此攻击敌人的正面反而是用“奇”了。孙子看到了正、奇相互转化，而不是从正奇不变两端去思考问题。

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没有错，但很容易引向“二元对立”的思考，也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个“对”与“错”的价值判断。思考一下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主宰的年代里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思维定式就是以“二元对立”的思考去判断问题，不是“对”就是“错”，“错”的对立面就一定是“对”，所以我们坚信“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思维逻辑导致我们产生荒诞的看法：“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贻误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令人扼腕!

我们要理解《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方法的话，先要了解“中庸”的概念。过去我们一谈中庸就是折中，就是调和，其实不然。中庸是最高的德，孔子说“中庸”为“至德”，是说中庸是一个至德，同时也是一个思考方法。孔子在《论语》中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是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中”是代表了有德的概念，“庸”就是用，所以“中庸”就是用中。宋代的儒家解释“中庸”是“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不偏不易谓之中庸”。我是按孔子的说法去理解中庸的。中国的智慧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百姓常常说的“有大德必大智”。“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两端是什么意思？就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两端不是平面的事物的这一端和那一端。孟子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的话是告诫我们对事物两端要认真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执中”，这个“执中”并不是50%和50%的中间的“中”，这个“中”就是“三”。也就是说，从第三个角度看问题。“执中无权”的“权”是“变”的意思，亦即是说如果你没有时空变化观念，那你就“执一”了，就是落在一边了。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之谓大礼。”男女是不能手交手的，这是古代很大的一个礼节。告子就给孟子设置一个条件，“嫂溺”即你嫂子掉在井里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孟子说“援之以手”，我要用手来救啊。这就是“执中”。

为什么孟子不顾礼仪原则而“援之以手”呢？因为孟子不是在救与不救的两端思考，而是从“人有恻隐之心”的立场去考虑的，就是“三”，亦即“执中”。如见了嫂子落水了不救，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原则，那不就是禽兽吗？所以孟子的思考贯穿了对道德的要求，这就是智慧，即智慧源于道德。

再举一个圣王舜的故事为例子。舜是大孝子，但是他“娶而不告”，娶了个老婆不告诉父母，这怎么能说是大孝子呢？因为古代讲究凡事必告诉父母，父母之意不可逆，这才是孝子，你怎么能娶妻而不告诉父母呢？因为他“告而不娶”，如果他告诉父母了，父母不让他娶。所以他大胆地“娶而不告”。为什么他敢这样？是因为还有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之思考，这就是从第三个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娶与不娶的二元角度去看问题。在孟子看来“不娶”没有后代，岂不是更大的不孝!《孙子兵法》的思维方法就是“一分为三”，是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这里我们也举几个例子。孙子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从战争的发展规律看取胜是必然的，但君主却主张不战，作为下属应坚持战；如果从战争的规律看来没有取胜的可能，而君主却坚持战，那么作为下属的应反对战。这是讲上下属之间关系的概念，但孙子的思想是告诉我们“和而不同”才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孙子的思想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和”的概念。这个“和”的观念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有一“和同之辨”的讨论。孔子和墨子也有一个辩论。墨子主张要以“同”来统治社会，就是说把人们的思想意志都统一起来，如此一来社会就好管理了，这是墨子的思想，所以他主张“尚同”的治国策略。而儒家主张是“和为贵”，孔子特别主张的是“和”。“和”最早发生在中国音乐史中，我们中国古代音乐是七个音素，这七个音素根据一定的序列，或是节律而构造和谐的音乐，叫作“音因序而和”。中国古代音乐强调的是变化气质，陶冶情趣，移风易俗的观念。因此“和”的观念引申到家庭关系里，就是家庭和睦；推到世界就是和谐天下，协和万邦。“和”与“同”的讨论在《战国策》里也有记载，这是一场类似话剧的演出，剧中出现了三个人物：一个是齐惠王，一个是惠王最亲近的大臣叫据，第三个人就是齐国外相晏子。这三个人有一场对话，惠王对晏子说，我跟我的亲密大臣据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和”还是“同”的关系？晏子说，君说“是”，大臣他就说“是”，君说“否”，臣就说“否”，所以你俩是“同”的关系。惠王问那么什么是“和”呢？晏子说所谓“和”，应是君说“是”，臣说“否”；君说“否”，臣说“是”，这才是和。《战国策》告诉我们作为下属要敢于对君主说否，要敢于提意见，坚持己见。这与不久前出土的郭店竹简中的一条简的话有相同的意思，这就是《鲁穆公问子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句话与前面孙子对战道胜负的判断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规律面前敢于坚持原则，不能以领导者的判断为判断标准，作为下属应该依据战争规律来判断，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战国策》对“和同之辨”总结道：“和则相生，同则不继。”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有生命，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是没有发展的。无论人类社会抑或自然界，“和”是基本规律，也是价值核心。

中国的思维方法在《孙子兵法》中有很多表述，如在《形篇》中的“先胜而后战”之说。孙子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攻，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强调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能发动作战。不打无准备之战，不以侥幸心理指挥作战。战争胜负的决定权在我们自己，但敌人有无可乘之机被我战胜，则不能由我而定。这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讨论攻守、胜负问题，不是简单使用对立二分法，也不是单纯指出二者转化，而是从“自保而全胜”的高度去认识，所以孙子的思维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如在《虚实篇》的“我专而敌分”思想。孙子认为使敌军处于暴露状态，而我军处于隐蔽状态，这样我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军兵力就不得不分散。如果敌我总兵力相当，我集中兵力于一处，而敌人分散为十处，这样我就是以十对一。如果在局部战场上，我众敌寡的态势下，敌军不知道我军所预定的战场在哪里，就会处处分兵防备，防备的地方越多，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越少。所以防备前面，则后面兵力不足；防备后面，则前面兵力不足；防备左方，则右方兵力不足；防备右方，则左方兵力不足；所有的地方都防备，则所有的地方都兵力不足。兵力不足，全是因为分兵防御敌人；兵力充足，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御我。这就是孙子所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孙子所讨论的“虚与实”“专与分”“众与寡”，不仅看到了二者的转变，更可贵的是指出了这种转化的根本原因，则是主体的人的思维方式。

如在《地篇》中，孙子的“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思想。这里的“无法”的对立面是“有法”，有法之赏即是按制度设计发放奖赏。“无政”的对立面是“有政”，有政之令即是按照等级制度转达命令。“亡地”与“死地”都是布置部队的大忌之地。但是按照“执中有权”的权变思维，也即“时中”观念，任何事物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时间、空间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变化，如：“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无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则诸刿之勇也。”这是孙子告诉我们，当军队越深入敌国腹地，军心就越团结，因此敌人就不易战胜我们。在敌人丰饶地区掠取粮草，三军给养就有了保障。同时要注意休整部队，不要过于疲劳，保持士气，养精蓄锐。巧设计谋布置，让敌人无法判断。将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士卒就会宁死不退。士卒既能宁死不退，那么他们怎么会不殊死作战呢!当士卒深陷危险的境地，他们就不再有恐惧了，一旦无路可走，军心就会更加牢固。深入敌境，军队就不会离散。遇到迫不得已的情况，军队就会殊死奋战。

因此，无须整饬就能注意戒备，不用强求就能完成任务，无须约束就能亲密团结，不待申令就会遵守纪律。禁止占卜迷信，消除士卒的疑虑，他们至死也不会逃避。我军士卒没有多余的钱财，并不是不爱钱财；士卒置生死于度外，也不是不想长寿。当作战命令颁布时，坐着的士卒泪沾衣襟，躺着的士卒泪流满面，但把士卒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他们就都会像专诸、曹刿一样的勇敢。孙子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但凡事物的存在，都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没有脱离时空而一成不变的规律。《行军篇》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里孙子说的是治军方法。如果士卒还没有从情感上亲近依附时，就执行惩罚，那么他们会不服，不服就很难使用。士卒已经亲近依附，如果违法而不执行军纪军法处罚，这样的军队也不能用来作战。所以，要用怀柔宽仁使他们思想统一，用军纪军法使他们行动一致，这样就必能取得部下的敬畏和拥戴。孙子所论述的治军原则是既不能简单以情感治军，也不能简单以制度管理，这一思维方法即是上文写到的“执中”而不落两边的方法。

就《孙子兵法》的读法，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一、道与器的关系问题。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那些具体的谋略之术当中，读出了“道”，道可以驾驭术。如果没有道驾驭术的话，那些谋略诡诈之术的破坏作用将是巨大的。时下的人读《孙子兵法》更多的是关注谋略之术，这是本末倒置，是最大的误读。《易经》中说“厚德载物”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没有自我道德的约束，没有民族、国家、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政治家，他必然走向歧途，这是在当今的转型社会里屡见不鲜的事了。

二、与西方哲学所推崇的二分方法看事物观念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贯彻的思维方法是“一分为三”。我以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方法，与道德修养又是紧密关联的，如“内圣外王”“圣智”等，应该都是与“中庸”崇尚德与智并行的观念一致的，这也是所谓的“大德必有大智”。《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方法，与孙子的人文道德关怀是分不开的。

关于《孙子兵法》的书很多，我特别推荐郭化若先生的《孙子译注》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先生的《兵以诈立：我读孙子》。我建议还是先读原著，然后再读那些注释的书，就会有自己的体会。我觉得在社会转型时代，还是要回到经典时代，还要读经典原典。在经典当中，每个人有了自己的阅读，带着自己的经历去读，都会在经典当中找到启发自己的数据。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想我们应该要回到经典的时代了。第一章始计

｜导读｜《孙子兵法》一书，各版本篇卷体例颇有异同。“十家注”“十家注”系统各本只有篇名，而无篇次，本篇作“计篇”。以下各篇仿此不再出校。

本篇主要论述如何谋划以及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孙武为，在战争中必须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来实行研究和划，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难以获胜，根本不进行划是肯定要失败的。

此外，战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作周密的研究和比较以便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而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道”（道义）“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比较清楚了，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12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注｜

1.兵：兵器、兵士、军队、战争等。这里指战争。

2.察：考察、研究。

｜译｜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百姓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12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3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45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67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

8910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1112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13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注｜

1.经之以五事：指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经，量度，这里是分析研究的意思。

2.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从中探求战胜负的情形。校，通“较”，比较；计，这里指“主孰有道”等“七计”

3.令民与上同意：使民众与国君意愿相一致。《荀子·议兵》：“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也认为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取得民众支持。

4.不畏危：不害怕危险。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以下简汉简《孙子兵法》）此句为“民弗诡也”。

5.阴阳、寒暑、时制：阴阳，指昼夜、晴雨等天时气象的变化。寒暑指寒冷、炎热等气温的不同。时制，指四季时令的更替等。

6.远近、险易、广狭、死生：这里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阻或平坦作战地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汉简《孙子兵法中，此句为“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

7.智、信、仁、勇、严：这里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等条件。

8.曲制、官道、主用：曲制，指军队组织编制等方面的制度。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主用，指军需物资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主，掌管；用，物资费用9. 闻：知道、了解。

10.知：知晓，这里含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意思。

11.孰：谁，这里指哪一方。

12.天地孰得：曹操注“天时地利”。李筌注同，即指哪一方得天时地利。

13.兵众孰强：指哪一方的军队武器装备、物资保障更好。

｜译｜

所以，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所谓“地”，是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阻或平坦，作战地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组织编制、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以上五个方面，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因此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就是说：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通过以上分析对比，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负了。1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注｜

1.将听吾计：一说，“将”作为“听”的助动词解，这样意为：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另一说，“将”指一般的将领，这样意为：领们能听从我的计谋。

｜译｜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123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注｜

1. 计利以听：指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计，计策，这里指战争决策以，通“已”；听，听从、采纳。

2. 佐：辅助。

3. 因利而制权：即根据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怎么对我有利就怎么行动。权，即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

｜译｜

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势”，以辅助作战的进行所1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兵者，诡道也。234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5678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910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

11先传也。

｜注｜

1. 兵者，诡道也：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诡，诡诈、奇诡。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2. 能而示之不能：意即本来能攻，故意装作不能攻；本来能守，故意装作不能守；等等。示，示形，这里是伪装的意思。

3. 用而示之不用：本来要打，故意装作不打；本来要用某人，故意装作不用他；等等。例如，公元219年，吴将吕蒙想乘蜀将关羽北攻樊城之机，夺取荆州。由于关羽对吕蒙有所戒备，仍留有重兵把守江陵、公安等地。吕蒙为了麻痹关羽，假称病重，孙权公开把他召回建业(今南京)，并以“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陆逊来代替，以掩饰其夺取荆州的意图。后关羽果然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从江陵、公安调兵进攻樊城，吕蒙便乘机沿江而上，指挥吴军夺取了公安、江陵等地，很快攻取了荆州。

4.近而示之远：本来要从近处进攻，故意装作要从远处进攻；本来马上进攻，故意装作不马上进攻等等。例如，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率军大举攻吴，吴王夫差率军迎击，双方于笠泽(今江苏苏州东南吴淞江)夹水对阵。越军决定从当面渡江攻击，但为了隐藏企图，故意派出小股部队从距敌较远的左右两侧利用夜暗鸣鼓佯渡。夫差受骗，分兵迎战。越军主力便乘机渡江，出其不意地实施正面突击，大败吴军。

5.乱而取之：对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例如，公元383年，东晋军于洛涧（今安徽怀远南)大败前秦军，迫使秦军沿淝水西岸布阵，晋将谢玄利用秦主苻坚骄傲的心理，声称愿意渡河与秦军决一胜负，要求秦军先后退一步。苻坚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诱使晋军渡河，乘其半渡而击之，于是命令部队稍向后退，但一退不可遏止，造成阵势混乱，晋军乘机抢渡淝水，大败秦军。

6.强而避之：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例如，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为平定七王之乱，派周亚夫率军东攻吴、楚。周亚夫见吴楚联军兵势强盛，难与争锋，采取了“以梁委之，绝其粮道”的谋略。于是进据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避而不战，听任吴楚联军进攻梁军，以便利用梁地(今河南东部)拖住敌方。后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东)，仍深沟高垒，坚壁固守。等到吴楚联军饥疲不堪而不得不撤退时，周亚夫才率军乘势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7.怒而挠之：挠，挑逗。这句是指对于易怒的敌将，要用挑逗的办法激怒他，使其失却理智，轻举妄动。例如，公元前203年，汉军趁项羽东攻彭越之机，围攻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楚将曹咎起先按照项羽“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的告诫，坚守不出。后来由于汉军连续挑战和辱骂，曹咎一怒之下便率部出击。汉军趁楚军半渡汜水时发起进攻，取得很大胜利。

8.卑而骄之：对于卑视我方的敌人，要设法使其更加骄傲，然后寻机击破。另一说：对敌人要示以卑弱，使其骄傲，放松戒备，从而利于攻击。

9.佚而劳之：佚，通“逸”。意即对于休整充分的敌人，要设法使其疲劳。例如，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准备大举攻楚，孙武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加以劝阻。吴王于是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把吴军分为三军，轮番袭扰楚军，连续六年忽南忽北地骚扰楚国边境，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公元前506年的破楚入郢(今湖北江陵北)创造了条件。

10.胜：佳妙、奥妙。

11.不可先传：指不可事先具体规定，意指必须在战争中根据情况灵活运用。

｜译｜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攻而装作不能攻，要打而装作不要打，要在近处行动而装作要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而装作要在近处行动。

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引诱它；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加倍防备它；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去激怒它；对于鄙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对于休整得充分的敌人，要设法让其疲劳；对于内部和睦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

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些都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所在，是不可事先加以具体规12定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注｜

1. 庙算：古时候兴师作战，要在庙堂举行会议，谋划作战大计，预计战争胜负，这就叫“庙算”。

2. 得算多：指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算，计数用的筹码，这里引申为胜利条件。《孙膑兵法·客主人分》：“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这里的“算”也是指计数的筹码。

｜译｜

在开战之前，“庙算”能够胜过敌人的，是因为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开战之前，“庙算”不能胜过敌人的，是因为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能胜敌；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不能胜敌；而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考察，谁胜谁负就可看出来了。第二章作战

｜导读｜

本篇篇题，孙校本作“卷二作战篇”,《武经》各本则作“作战第二”，樱田本作“战篇第二”。李注亦只注“战”字。简本只作“作战”。诸本虽有小异，但顺序则均为第二。唯清邓廷罗《集注》则将其列为第三，而将传本之第三篇《谋攻》列为第二。李注云：“先定计，然后修战具，是以《战》次《计》之篇也。”故仍之。《作战篇》论述速战速胜的重要性。因为出兵打仗要损耗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拖久了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财货枯竭，别的诸侯国会乘机进行进攻。从速胜的思想出发，孙武反对以当时简陋的作战武器去攻克坚固的城寨，也反对在国内一再征集兵员和调运军用物资，而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主张用财货厚赏士兵，主张优待俘虏，主张用缴获来补充壮大自己。他认为这样做，才能迅123速战胜敌人。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4567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注｜

1. 驰车千驷：驰，奔、驱。郑玄笺云：“驷，四马也。”曹操注：“驰车，轻车也，驾驷马。”此句话谓套四匹马的轻型战车一千辆。

2. 革车千乘：革车，《礼记·明堂位》：“革车千乘。”郑玄注：“革车，兵车也。”曹操注：“革车，重车也，言万骑之重。”杜牧注：“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也。”此句话意为装载军械物资的兵车千乘。

3.带甲：春秋战国时期称武装士卒为带甲。

4.馈粮：《周礼·玉府》郑玄注：“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则曰献，通行曰馈。”馈粮，运送粮草。

5.宾客：各国诸侯的使节及游士。

6.胶漆之材：张预注：“胶漆者，修饰器械之物也。”此言制造与维修弓矢等作战器械的物资。

7.车甲之奉：张预注：“车甲者，膏辖金革之类也。”此句意为千里行军车甲修缮的花费。

｜译｜

孙子说：要兴兵作战，需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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