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爱情笔记试读：
我的作品在中国
阿兰·德波顿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返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纾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2008年10月于伦敦（冯涛译）
导读
德波顿
——一个好读好看的作家
谈瀛洲
一
德波顿小说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像小说。
一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在一次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结识了他的邻座，一个年轻的女平面设计师(典型的城市白领工作，又带一点艺术的味道)。当他们在机场的海关出口处分手的时候，建筑师已经爱上了平面设计师！
他约了她在国家美术馆一起看画，然后又约了她吃晚饭，然后他们就上了床。第二天早晨，克洛艾(那个女平面设计师的名字)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而他却因为没有他爱吃的草莓酱而与她发生口角。两人在几天后重归于好。
然后，他又因为克洛艾买了一双他认为非常丑陋的鞋子(“木屐式的坡形鞋底，跟部急剧升到一把匕首那么高，但宽度又宽似平底鞋的鞋面。高高的后帮用一根装饰着蝴蝶结和星星的结实带子围拢，有点儿洛可可式的纤巧繁琐”)而与她发生激烈的争吵。当然，他们最后又言归于好。
然后，他们逐渐对对方习以为常，不再注意在对方眼中保持良好的形象(“克洛艾会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把手指伸进鼻孔，掏出点什么，在指间捏成又干又硬的小团，然后整个儿吞下去”)。
最后，克洛艾移情别恋，爱上了建筑师(书中始终没有出现这位叙事者的名字)的同事-一个有才华的美国设计师。在从巴黎(他带克洛艾去那里度假，以挽回克洛艾正在失去的对他的爱情)回伦敦的又一次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克洛艾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期间曾一度试图自杀，结果误吞了大把的维生素C泡腾片。
在小说结束时，他去参加一次晚会而结识了蕾切尔。她接受了跟他下周共进晚餐的邀请。
这，便几乎是《爱情笔记》(Essays in Love)这部书的全部情节了。谁要是告诉我凭这点平庸的材料，就能写成一部翻成中文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而且还能够畅销，那是打死我也不会信的。
但问题是《爱情笔记》并非一部以叙事的精彩引人入胜的小说，而是一部哲理小说。事件的平庸，结局的可以预料，也许更显示出作者用它们来引发出精妙的哲理思考的功力。比如在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的邂逅(在英国人的生活中，这也许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引发出了叙事者关于“爱情宿命论”的思考：当我们身陷爱情时，我们都以为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如此特殊，以致我们认为冥冥之中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安排我们的相遇。
而其实，叙事者用一本正经的概率计算(正是在这种地方，德波顿显示出他的冷面滑稽)证明，售票处的计算机把“他”和克洛艾安排在这天早晨的同一趟航班上相邻而坐的概率为1/5840.82。在小说写作中引入概率计算，这也是我首次见到。
因此，情人之邂逅，完全出于偶然，并没有什么命定的因素在那里；可是人总喜欢自欺欺人，认为是命中注定；而当爱情消失时，又把原先有关姻缘注定的种种胡思乱想忘于脑后。
正因为“爱情宿命论”的毫无根据可言，德波顿的主人公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论断：我们先有爱的需要，然后再爱一个特定的人”。这对浪漫爱情显然是一大打击。
二
我觉得，谈论爱情的文字之多，与人类对产生爱情的过程的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者说，正因为爱情的产生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关于爱情的话语。
爱情的产生，无疑与荷尔蒙有无可否认的关系。也就是说，爱情首先是一种化学现象。儿童也会产生关于爱情的想象(他们关于爱情的观念，多半是得之于故事、卡通、电影、电视)，但只停留于此，并无付诸实践的欲望。只有到了青春期，当与性爱有关的荷尔蒙开始大量分泌时，人们才发生爱情的强烈体验。
但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化学现象，那么人与动物之间不是没有区别了吗？德波顿发现，我们之所以爱上某个特定的人，还因为我们在对方身上发现了某种楚楚动人的东西(“她身着蓝色衬衫，膝盖上放着一件灰色羊毛开衫，肩头瘦削，显得弱不禁风”；她经常就是这个样子，“脸上看去永远凄楚欲泪，眼神中有一种担忧，似乎有人要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就牵涉到爱情与美的关系了。我们之所以爱某人，是因为她(他)美丽动人。但这美丽动人，是否有客观标准？换句话说，究竟是某人美丽动人，我们才爱她(他)，还是我们爱某人，所以觉得她(他)美丽动人？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德波顿回到了柏拉图与康德-在西方的美学传统中要讨论这个问题，似乎不得不回到这两位哲学家那里去-柏拉图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一个人美，是因为她(他)在某些地方符合美的理念。也就是说，在某个地方(尽管我们不知道那是哪里)存在着美的客观标准。而康德则认为，“美的判断是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只能是主观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是否觉得美，完全取决于我们看她(他)的主观方式。
德波顿显然同意康德的意见。用一句中国的老生常谈来说，那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就造成了一个“自我确认的循环”：我爱某人，因为我觉得她(他)美；我觉得她(他)美，因为我爱她(他)。这更说明了爱情的毫无道理。
读完这部书，我们发现，也许爱情与哲学并不互相排斥；甚至可以说，哲学即起源于对爱情的思索。德波顿反复提到的柏拉图，他的《对话录》中的《斐德若篇》和《会饮篇》这两篇最精妙的文字，即是对爱情的讨论。理念这个概念是柏拉图哲学的基石，它的提出，可以说正是为了解释爱情这一现象。既然柏拉图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也许可以说西方哲学即起源于对爱情的思索吧。其实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阴、阳，又何尝不是起源于对男女之爱的考察与体认呢？
三
德波顿的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故事，不如说更多的是思索。他对爱情的各个阶段、多个方面作了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分析。因此，它不是作用于我们的情感，而是作用于我们的智力。因此，德波顿是一个以机智为主的作家。他是博学的，但并不掉书袋，他以他的聪明与幽默，而不是以他讲故事的能力，来娱乐我们。
这，是德波顿迄今为止出版的《爱情笔记》(Essays in Love,1993)、《爱上浪漫》(The Romantic Movement,1994)、《亲吻与诉说》(Kiss and Tell，1995)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特点。《爱上浪漫》(The Romantic Movement: Sex, Shopping and the Novel)一书在许多方面和《爱情笔记》很相似，也许太相似了。它原来的英文题目直译的话是《浪漫主义运动》，如果不是它的副题“性，购物与小说”的话，读者简直会以为是一部文学史著作。《爱情笔记》一书的英文题目Essays in Love(美国版为On Love)其实也不像小说，而是像一部论著，直译的话可译成《论爱情》。从题目来看，德波顿原来写的就是一种介于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东西。《爱上浪漫》叙述的也是一对城市白领的爱情故事，但故事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德波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分析，在这过程中他旁征博引，涉及卢梭、笛卡尔、福楼拜、黑格尔、马克思、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等作家和哲学家关于爱情的论述。《亲吻与诉说》则是一部伪装成传记的小说，其中有索引，还有家庭照片，但其实与前面两书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也是以年轻的城市白领之间的爱情为主题的。它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情节，而是对人的个性及传记作家的任务的思考。在这过程中他涉及文学史上著名的传记作家如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维多利亚女王传》的作者)、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约翰生传》的作者)和乔治·佩因特(George Painter,《普鲁斯特传》的作者)等关于传记写作的论述。
这部书是由一个情人来为他的爱人作的传：这一点并非偶然。德波顿想说明的是：只有当我们对某人发生了情感，我们才会产生出了解她(他)的兴趣。传主和传记作家的关系也是如此：后者总是多少对前者有一些喜好，才会花费精力去写作她(他)的传记。
四
在1997年，德波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非小说作品《拥抱逝水年华》(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其实，小说与非小说的分类，对德波顿而言全无意义。这不过是为了方便书店(现在还有网站)把他的作品归入一个特定的部门而已。他的小说里面，本来就有许多“非小说”的写法；而他的非小说里面，又有许多小说的成分。但总的来说，他的小说更像非小说。
他的非小说比小说更成功，当然我说的不仅仅是在销量上，也包括在艺术上。他的《拥抱逝水年华》一开始就在英、美都是畅销书；后来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2000)和《旅行的艺术》(The Art of Travel)也是。我觉得，在写作非小说的时候，德波顿显然更少羁绊，文笔更自由挥洒。
德波顿1969年出生于一个巨富之家，父亲是一个瑞士的银行家。他的名字很古怪，一方面因为那个“de”而带有贵族味，另一方面他的姓“Bottom”又因发音很接近英文里的“屁股”(bottom)而显得十分滑稽。他在苏黎世长大，一直到8岁的时候被送往英国读书。他进的是英国的贵族学校哈罗公学，大学读的是剑桥。“他身上有一股欧洲特权阶级的臭味，”一个作家这样评论他说。(注：见http://www.alaindebotton.com/reviews/proust_eveningstandard.htm)
他现年只有35岁，却已写了7部书。他的第一部书《爱情笔记》，是在他23岁时出版的。能写而又博学的作家是不多的，即便在英国也是如此。
德波顿也许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太想取悦读者了。但是，他的作品好读好看，并能给我们以一定启示，这就够了。
一 爱情宿命论
1.恋爱时，我们最向往缘分天定。然而，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与无法理解我们灵魂的人同榻共枕。如果我们相信(与这个理智时代的所有准则相反)，终有一天，命运会安排我们与梦中情人相会；或者有些迷信地幻想：冥冥之中有一个正是我们无尽思念的人，难道我们不该得到理解和原宥？也许我们的祈祷永无回应，也许彼此的心灵永难沟通，如果上天对我们还有些许怜悯，难道我们不能期盼在一次邂逅中与心仪的王子或公主不期而遇？难道我们不能暂时摆脱理性的责难，仅仅把这当作是爱情的一次无可避免的缘分天定？
2.十二月初的一个上午，十点左右，我坐在英国航空公司喷气式飞机的经济舱里，从巴黎回伦敦，全无体验爱情或是邂逅故事的心理准备。飞机刚刚飞越诺曼底海岸的上空，冬天的云层散开退去，下面是一览无遗的碧蓝海水。我百无聊赖，心绪不宁，随手拿起一本航空杂志，漫无目的地读着上面假日旅店和机场服务设施的介绍。飞机尾部引擎的微微颤动、机舱里宁静的灰暗色调以及乘务员甜甜的微笑令人心情略觉惬意。一位乘务员推着饮料和点心从走道上过来了。尽管我不饿也不渴，但在这飞机上，我产生了想吃点东西的感觉。
3.我左边的乘客也许有些不适，她取下耳机，仔细研究起面前椅袋里的安全指示卡。卡片上介绍了理想的坠机状态：乘客平静地软着陆在地面或水面，女士们脱掉高跟鞋，小孩熟练地给防护衣充气，机身尚未破损，汽油也奇迹般的没有燃烧。
4.“如果飞机出事，我们都会死掉，这些可笑的安全指示有什么用？”她自言自语道。“这样或许能使人们感觉安全一些，”作为惟一的听众，我回答说。“说真的，这倒是不错的死法，快速，特别是当飞机坠地时正好坐在前排。我有一个叔叔就死于空难。你认识的人有没有那样死的？”
没有，但我没来得及回答，因为有位乘务员过来(她不知道她的乘客们这会儿正对航空公司的职业道德产生了怀疑)给我们送午餐了。我要了一杯橙汁，正准备把一盘三明治挡回去时，我旁边的这位旅伴小声地说：“拿着，给我吃，我很饿。”
5.她留着栗色短发，后颈露了出来，水灵清澈、如绿潭一般的大眼睛回避着我的目光。她身着蓝色衬衫，膝盖上放着一件灰色羊毛开衫，肩头瘦削，显得弱不禁风，从参差不齐的指甲看得出她经常啃手指头。“我真的没抢你的午饭？”“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我叫克洛艾，”她一边说，一边从扶手上伸过手来与我握了一下，稍显得有些正式，但令人心动。
接着，我和克洛艾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克洛艾说她是到巴黎参加一个交易会回来。她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从去年开始在索霍区的一家时尚杂志社做平面设计。她出生在约克郡，但小时候就搬到威尔特郡去了，现在(二十三岁)独自住在伊斯灵顿的一套公寓里。
6.“但愿他们没有把我的行李弄丢，”当飞机开始降落在希斯罗机场时，克洛艾说，“你会有类似的担心吗？”“没有，不过我倒是碰上过这种事，已经两次了，一次在纽约，一次在法兰克福。”“唉，我一点也不愿意出行，”克洛艾叹了口气，咬着食指尖，“更讨厌回来，我真是有归来恐惧症。每次离开一段时间，我就总担心家里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要么水管破了，要么工作丢了，或仙人掌死了。”“你养仙人掌？”“有好几盆呢，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了。我知道有人说这属于阴茎崇拜，不过我曾在亚利桑那过了一个冬天，是在那儿迷上仙人掌的。你养宠物吗？”“养过金鱼。”“后来呢？”“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我和当时的女友住在一起。有一天她关掉了鱼缸里的通气管，鱼都死了，我想她多半是出于妒忌。”
7.我们天马行空地闲聊，微妙地捕捉彼此的性情，犹如漫步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径，轻掠淡远山色。直到飞机轮胎落地，引擎反向转动，飞机滑向航站楼，准备将乘客卸在拥挤的入境大厅。当取好行李，通过海关检查时，我已经爱上了克洛艾！
8.惟有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的爱之所在。但是与克洛艾相识不久，我就似乎找到了爱的归宿。审视自己所有可感知的情感，和这情感可能的接受者，我无从确定为何突然之间对克洛艾产生的竟然是爱情。我不知晓这生成过程的内在动力，而且也只能借人生的阅历来确证这些感受。我惟一能交代的就是在我回到伦敦后过了几天，克洛艾和我共度了一个下午的时光。接着，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总是一起在伦敦西区的餐馆共进晚餐，然后去她的房间做爱，欢度良宵。好像这一切既是最陌生却又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和朋友去了苏格兰，但我们却每天都要跟对方通电话，有时一天竟达五次之多。并不是特意要说点什么，只是因为我们都感到自己从未与人这样交流过，以前都在奉行中庸之道，在自欺欺人，只是到现在这一刻，我们才最终领悟了另一个人，也才最终为对方所领悟。等待(本质上是对救世主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我意识到，她就是我痴痴寻找了一生的女子，一个符合我梦想的精灵。她的微笑、她的双眸、她的幽默、她的阅读品味、她的焦虑、她的智慧，她所有的一切都与我的理想完全吻合。
9.我感觉我们是如此地天造地设(她不仅将我的话语补充完整，她还使我的生命不再残缺)，以至我不能认为邂逅克洛艾只是一次偶然的巧合。我失去了带着无情的怀疑论-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必要的-来思考命定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不是所谓的迷信，克洛艾和我找到诸多的细节，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来证实我们直觉的感受：我们注定为彼此而生。我们都出生在双数年份的同一个月的午夜前后(她是在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我是在凌晨一点十五分)；我们都学过竖笛；都在学校排演过《仲夏夜之梦》(她演海伦娜，我演忒修斯)；我们左脚脚趾上都有两颗大大的斑点；同一个后臼齿上都有条裂缝；我们都会在阳光下打喷嚏；都喜欢用餐刀挑出番茄酱；甚至我们的书架上都有同一个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牛津出的老版本)。也许不过是细枝末节，但凡此种种的一致，难道还不足以让信徒们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教吗？
10.我们让存在得以升华，获得意义；我们赋予时间本身并不具有的情节性。克洛艾和我把飞机上的相遇神化为爱神阿弗洛狄忒的安排，充满古典和神秘气息，是爱情故事的第一场第一幕。自我们降临凡尘，宇宙中就有一位伟大的神灵在微妙地改变我们的运行轨道，终使我们能于这一天邂逅在巴黎至伦敦的班机上。一切于我们已经如愿成真，所以我们可以忽略那没有发生的无数故事，忽略因为错过飞机或忘了电话号码而未曾得以书写的浪漫。就如历史学家一样，坚守既成的事实，就必然万无一失，不必在乎每一个片段都可能出现的偶然[1]性，也不用正视自己扮演着自己的黑格尔和施本格勒，错误地编织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我们摇身变成叙述者(紧跟既成的事实)，把飞机上的邂逅美化为天意的安排，为我们的命运找到难以置信的因果联系。我们这样做实在是过于神秘主义，或者(仁慈点说)过于文学粉饰。
11.我们本应更理性地看待此事。克洛艾和我都不是经常来往于巴黎和伦敦，此次旅行也都不在各自原本的计划当中。克洛艾在最后一刻被她的杂志社派去巴黎，因为副主编恰巧病了。而我之所以去，则是由于在波尔多的建筑任务碰巧早早完成，才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到巴黎，在姐姐那儿逗留几天。在我们计划回英国那天，两国的航空公司从戴高乐机场到希斯罗机场共有六趟九点至午时的航班。虽然我们都打算在十二月六日下午早些时候回到伦敦，但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确定到底乘哪架班机。这样，从六号拂晓算起，我们乘坐同一次班机(不一定是相邻座位)的数学概率就是三十六分之一。
12.克洛艾后来告诉我说，她本来打算乘坐十点半的法航班机，但由于退房时包里的一瓶洗发香波漏了，不得不重新装包，耗去了宝贵的十分钟。当旅店打好账单，用信用卡结完账，再为她叫来一辆出租车时，已经九点十五分，要搭上十点半的法航班机已经很赶。当她总算通过维耶特门附近拥堵的交通到达机场时，那架航班已经停止登机了。因为不想再等下一趟，于是她就去了英国航空公司候机楼，买了十点四十五分飞往伦敦的机票。我(因为种种私人原因)，乘坐的也正好是那架航班。
13.接着，售票处的计算机是如此地造化弄人，把克洛艾安排在位于机翼边的15A座，而我则在旁边的15B座(见图1.1)。当我们开始谈论那张安全指示卡时，完全没有想到两人对话的可能性其实极其微小。我们都不可能乘坐头等舱，在有一百九十一个座位的经济舱里，克洛艾被安排坐15A，而我，极可能是出于偶然，被安排坐15B。从理论上说，克洛艾和我相邻而坐的可能性(虽然我们相互交谈的机率无从算起)是110/17847，也就是1/162.245。图1.1 英国航空公司波音767
14.但这个数字只是基于当巴黎和伦敦之间只有一趟航班时，我和克洛艾互为邻座的可能性。而实际巴黎和伦敦之间有六趟航班，并且我俩都曾在这六趟之间犹豫不决，到最后一刻才选择了这一班，所以这个可能性必须乘以三十六分之一的机会。这样，克洛艾和我在十二月份的一个早上，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邂逅的最终可能性为1/5840.82。
(可能性=1/36→110/17847
=1/162.245→1/162.245×36
=1/5840.82)
15.然而一切还是发生了。以上的计算远没有让我们信服理性的论证，只是支持了对我们相爱的神秘诠释。如果事物演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小而又小，但仍然实实在在发生了，那么给予它一个宿命的解释又何错之有？抛掷硬币那种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不足以让我相信上帝操纵论，但是面对克洛艾和我所涉的这种小而又小的可能性，即相遇的概率只有1/5840.82，这除了是命运的安排，再无其他可能。它让我们执着地去思量，这场改变我们生活的邂逅,其发生背后那巨大的不可能性。一定有人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摆弄我们的命运。
16.对于偶然事件，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解释。哲学的观点坚持奥卡姆剃刀原则，只着眼于主要原因，认为事物背后的诱因不能复杂化，除了认可严格吻合的因果关系，避免夸大出更多的原因，也就是说，要探究事物发生的最直接原因。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应探究的是克洛艾和我被安排在同一架飞机上相邻而坐的可能性，而不是火星和太阳之间的位置关系，或浪漫宿命的故事情节。然而神秘主义观点会情不自禁用更为宽泛的理论来解释事件。一面镜子落下墙来，碎成千万片，缘何如此？又有怎样的含义？于哲学家而言，不过是一点微震，或是遵循物理法则的某种力量(根据一个可以计算的概率)正好使其落下而已。然而在神秘主义者看来，这面破碎的镜子却含义无穷，可能至少是七年厄运的标志，是神对上千个罪孽降下的报应，是上千个惩罚的预示。
17.上帝一百年前就已死去，如今这个世界，是计算机而不是神谕在预测未来。爱情宿命论在危险地转向神秘主义。我认为克洛艾和我是命中注定要在一架飞机上相遇，为的是而后的相爱，这表明，我尚停留在通过查看杯中的茶叶渣或观察水晶球来占卜命运的阶段。如果上帝不掷骰子，他或她肯定无法与命定的爱人相会。
18.然而，迷失在爱情中的我们提议说，某些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其不可避免，借此来化解偶然性带来的全部恐惧，从而给我们乱糟糟的生活以持续下去的目标和方向，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骰子会摇出不同的数，我们却执意要摇到那表明终有一天我们会相爱的必要数字方肯罢休。尽管客观地说，我们的相遇是那么偶然，以至几无可能，但我们还是不得不相信，与我们践约者的不期而遇，早已被写在从天空中缓缓打开的卷轴之上。因此，那一刻(不管到现在还是怎样的悄无声息)最终会把那个被选中的人儿呈现给我们。趋于将事物视为命运的安排会有怎样的后果？也许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对偶然性产生焦虑，害怕生活中的细微感觉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根本不存在什么卷轴(从而也没有预定的命运等在那儿)，除了我们主观附会，发生什么或不发生什么(在飞机上邂逅或不邂逅某个人儿)并没有任何意义。简而言之，这焦虑就是，根本没有上帝在安排我们的故事，于是我们的爱情也没有上帝来给予保证。
19.爱情宿命论无疑是一个神话或一种幻觉，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将之斥为胡言乱语。神话除却主要信息也许还有重要的含义，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知道希腊诸神关于人类思想的深刻论断而去笃信他们。如果认为克洛艾和我命中注定会相遇，当然荒谬可笑，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把发生的许多事情视为了命运的安排，也理应得到谅解。在我们天真的信念里，我们只是不想让自己产生这种想法：如果航空公司的计算机没有将我们的座位安排在一起，我们同样也会相爱。当爱情是如此牢牢依附于爱人的独一无二时，这种想法绝无生存的空间。当我爱上的是她的眼睛、她点烟的动作、她接吻的方式、她听电话的样子和她盘弄头发的姿势时，我怎么可能想象克洛艾在我生命中的位置能够被他人取代？
20.因为这爱情宿命论，我们便不用考虑那个不可理解的论断：人们总是先有爱的需要，然后再去爱一个特定的人；我们选择的伴侣必定在相遇的人当中，如果给予不同的范围，不同的航班，不同的时间或事件，那么我爱上的人可能不是克洛艾-既然我已经爱上了她，我便不会再作如此思量。我的问题在于，将注定去爱和注定爱上一位特定的人混作一团，错误地认为，于我，不可避免的，不是爱，而是克洛艾。
21.但是对于故事开端的宿命论诠释，至少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爱上了克洛艾。待我觉得两人陌路相识或是擦肩而过的时刻，最终不过是一个偶然，只有1/5840.82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我不再觉得必定要与她共度人生，从而也不再爱她的时刻。
[1] 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
二 理想化
[1]1.“洞悉他人不难，但于己无益，”艾利亚斯·卡内蒂说，意指我们挑他人的过错再容易不过，但于己毫无意义。正是因为出于瞬间的念头，人们没有透视对方的心灵，甚至为此付出蒙蔽自己的代价才因此而相爱。如果玩世不恭和爱情位于对立的两端，那么有时候我们是用相爱来逃避自己耽于其中、从而遭其弱化的玩世不恭。每一例一见钟情中都有对爱人品质的故意夸张。这种夸张的赞美使我们只会把精力倾注在一张特定的脸上，这张脸承载着我们草率而神奇的信念，不致使理想破灭。
2.我和克洛艾在海关出口处的人群中走散了，后来又在行李提取处找到了她。她正使劲推着一辆总往右扭的手推车，但是从巴黎来的行李的传送带在大厅左边很远处。我的车灵活自如，所以我便推过去让给她用，但她拒绝了，说不管车多不听话，既然推到手上都应该对它忠实，还说飞行之后做点运动也有好处。我们推着这辆往右扭的车拐来拐去(经过卡拉奇航班的行李提取处)，走到巴黎航班行李的传送带那儿。那儿已经挤满了人，自从在戴高乐机场登机后，这些面孔不由得都有些眼熟了。第一批行李开始滚落到有联结缝的橡胶垫子上。一张张面孔焦急地注视着传送带，寻找自己的行李。
3.“你有没有被海关扣留过？”克洛艾问我。“没有，你呢？”“也没有，不过我曾假供认过一次。一个纳粹似的关员问我有没有东西要申报，我说有，其实我没带任何违反规定的物品。”“那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知道，我当时有一种罪恶感。我一直有这种可怕的倾向，想承认一些自己没做的事。我总有些怪念头，总想向警察坦白一些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
4.“顺便提一句，不要根据我的行李箱来判断我这个人。”我们在张望着等行李的时候，克洛艾对我说。其他的人已经幸运地拿到了。“我是上飞机前的最后一刻在雷恩街的一家破店里买的，丑得很。”“待会看过我的你再说吧，我可连个借口都没有。这包我用了五年多了。”“帮个忙好吗？我去一趟盥洗室，帮忙留意一下我的手推车，我一会儿就回来。哦，如果你看到一个粉红色的手提箱，有鲜绿色手柄，那就是我的。”
5.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克洛艾穿过大厅，朝我走回来。她脸上现出难受的表情，略有些焦虑不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的常态。她的脸上看去永远凄楚欲泪，眼神中有一种担忧，似乎有人要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她的这种气质令人忍不住想要抚慰她，给她安全感(或只是伸手让她握住)。“行李还没过来？”她问道。“没有，我的也没有，不过还有很多人在等呢。至少还要五分钟，不要那么急嘛。”“还真难等，”克洛艾露出微笑，低下头看着脚。
6.我骤然觉察到爱的降临，就在她开始讲起一个她自认为会是漫长而乏味的故事(间接因为雅典航班的行李传送带就在我们旁边)后降临了。故事说的是她和她哥哥夏天在罗得岛度假的事。克洛艾讲述时，我看着她的手摆弄着米色羊毛外套的腰带(食指上有些斑点)，意识到(好像这是最不证自明的事实)自己爱上她了。我情不自禁地认为，无论她如何拙于言辞、语句不全，或者总有些焦虑不安，对于耳环的品位可能也不够高，她都是那样的令人倾慕。这是完全理想化的一刻，产生于一种无可理喻的幼稚的感情，就如同产生于她外套的优雅、我的飞行时差综合征、我早餐所吃的东西，以及在第四航站楼行李区与她彻底展露的美丽截然不同的压抑气氛一样。
7.岛上挤满了游客，但我们租了摩托车和……克洛艾的假日故事沉闷无趣，但沉闷无趣不再是一个评判标准。我不再依据日常谈话约定俗成的逻辑看待它；我也不再从话语中找出智性的感悟或诗化的真谛。她说了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正在说-我想从中发现她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无缺。我乐意倾听她说的每一个趣闻(有一个卖鲜橄榄的店子……)；喜爱她讲的每一个笑话，即使讲丢了其中的妙语；欣赏她发表的每一点见解，即使头绪纷乱。因为这彻底的寄情克洛艾，我乐意不再自我专注，而是用心体会她的每一点脾性，分享她的每一段记忆，探索她童年时代的生活历程，了解她喜欢的所有事物，知晓她害怕和痛恨的东西-所有这些也许早已存在于她身心之中，却在瞬息之间变得那么神奇迷人。
8.行李终于来了，在我的行李后面只隔着几个箱子，就是她的。我们把行李搬上手推车，从绿色通道走出去。
9.一个人对他人的美化可以达到可怕的程度，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忍受-因为自己都无法忍受……我必定已经意识到，其实克洛艾不过是一个平常人(包含这个词所有的字面意义)，但是我不愿正视，因为旅行和生活的所有压力，我理应得到谅解。每一例相爱都是(借用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希望”压倒“自知之明”的伟大胜利。我们跌入爱河，祈望不要在心上人身上发现我们自己的劣根-胆怯、脆弱、懒惰、无信、妥协忍让、粗鲁愚蠢。我们给心上人戴上爱的饰环，认为心上人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犯下的一切错误，从而可亲可爱。我们从心上人的内心找到自己并不曾有的完美，盼望通过与心爱之人的结合，即可保有(不顾心知肚明的所有反面证据)对人类的一种岌岌可危的信念。
10.为何心知肚明却不能阻止我跌入爱河？因为我的欲望毫无逻辑、天真幼稚，无法阻止我对她的信念。我知道有一种空虚，浪漫的幻想可以填补；我知道有一种喜悦，来自于发现他人值得倾慕。早在遇见克洛艾之前，我肯定早有必要去从另一张脸上找到一种完美，一种我在自己身上从未发现过的完美。
11.“可以检查你的包吗，先生？”海关官员询问我，“你有什么东西需要申报吗，比如酒类，香烟，枪支……”[2]
就如天才王尔德一样，我想要说的是“只有我的爱需要申报”。但是我的爱不是罪过，至少眼下还不是。“要我等你吗？”克洛艾问我。“你是和那位女士一起的？”那个海关官员问道。
我担心有些冒昧，就说不是，但又问克洛艾是不是可以在另一边等我。
12.爱情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独特性改造着我们的需求。我对海关例行公事的不耐烦，暗示着克洛艾已经成为我欲望之所在，而几小时前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儿。这不同于饥饿感，饥饿是逐渐出现的，是根据时间的推移产生的需要，在开饭时周期性到来。我感到如果在大厅另一边找不到她，我就活不下去了-为那天上午十一点半时才踏进我生命的人而死。
13.如果爱情生发得过于迅速，也许是因为对爱的向往催生了爱人的生成，需要促成了结果。先是想要爱某一个人(大体来看是无意识的)，心上人的出现只是第二步-我们对爱情的渴望铸就了心上人的特征，我们对爱情的期盼唤来心上人的出现。(但是我们诚实的一面不会让欺骗永远继续。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们怀疑心中构想的爱人是否真实存在-或他们是否只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幻影，用以防止爱的缺失必然带来的崩溃。)
14.克洛艾在那边等我，但我们只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就又分别了。她当初从伦敦出发时把车泊在停车场，我则必须乘出租车去办公室拿文件-这是一个双方都倍感为难的时刻，不知是否要把故事继续下去。“我会打电话给你，”我随口说道，“我们可以一起去买一些箱包。”“这主意不错，”克洛艾说，“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吗？”“我想我已经记住了，写在你的行李标签上呢。”“你倒挺会打探，希望你没记错，很高兴认识你，”克洛艾说着，朝我伸出一只手。“祝你的仙人掌好运，”我看着她走向电梯，在她身后喊道。那辆手推车还是一直往右扭。
15.坐在回市区的出租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落和忧伤。这真的就是爱情吗？仅共度了一个上午就说是爱，会被认为是浪漫的幻想和语义的错误。然而只有在不了解所爱之人时，我们才会跌入爱河，最初的行动必然建立在茫无所知的基础上。所以，面对如此多的忧虑，既有心理学的，也有认识论的，如果我仍然将其称之为爱，这也许来自这样一种认知，即这个词永远都无法精确地使用。既然爱不是地点，不是颜色，也不是化学品，而是所有这三者甚至更多，或并非这三者甚至更少，那么当谈到爱的时候，人们为什么不可以如己所愿地畅所欲言，各行其是？难道这个问题还局限在学术领域的对与错？是真爱？抑或是一时的沉迷？如果不是时间(时间也是自欺的)，谁又能断定？
[1] 艾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 王尔德首次到美国讲学时，曾在纽约海关这样说过：“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
三 诱惑的潜台词
1.对于坠入情网的人们而言，恋人的任何言行举止似乎都有了潜台词。每一点微笑的意蕴、每一个词语的含义都如一条小路，通向即使没有一万二千个，至少也有十二个。日常生活中(即没有爱情的生活)可以按其表面意义理解的姿势和话语，现在却要穷尽词典可能有的所有释义。至少对倾慕者而言，所有的疑虑都归结到一个中心问题，如同罪人惊惶地等待判决一般：她/他喜欢我吗？
2.随后的日子里，我对克洛艾的思念总是萦绕心头，无法抑止。这是莫名的思念，惟一能够理解的解释就在于所思念之人本身(从而回应了蒙田对于他和拉博埃西的友谊所作的阐述；因为她是她，我是我)。尽管国王十字路口附近的办公室工程设计工作压力很大，然而思绪还是任性地、不可抗拒地漂移到她那里。我得把这仰慕的对象予以限制。尽管思念不是我工作日程的一部分，(客观地说)没有任何乐趣，缺少发展变化，没有意义，只是纯粹的渴望，但她总是侵入我的意识之中，干扰我办理要紧事务。这些以克洛艾为内容的思绪就是：啊，她多么好；如果能……该多好啊。
其他则是一些定格的意象：
［１］ 克洛艾靠在机窗边的身姿
［２］ 她水灵的绿色眼眸
［３］ 她轻啮下唇的牙齿
［４］ 她说“那很奇怪”时的口音
［５］ 她打哈欠时脖颈的偏斜
［６］ 她两个门齿之间的缝隙
［７］ 她握手的姿态
3.她的电话号码的数字组合已经不幸被我忘得一干二净(记忆更愿意重复克洛艾的下唇)，如果当时意识能够专注于它们该多好啊。号码是
(071)
6079187
6097187
6017987
6907187
6107987
6709817
6877187
中的哪一个呢？
4.第一个电话没有回应我的欲望，反而传达了痴情的风险。6097187打到的不是心上人的住所，而是离北街不远的一个殡仪馆-起初并不知道，直至一场乱七八糟的交谈之后，我才弄清那儿也有一个职员叫克洛艾。她被叫来接听电话，花了好几分钟试图把我的名字对号入座(最终还是把我当作曾咨询过丧葬事宜的顾客)。我挂上了电话，面色潮红，衣衫湿透，简直半死不活了。
5.第二天，当我终于拨对了克洛艾的电话时，正在上班的她似乎也将我忘到了九霄云外(把我忘到哪儿去了？我无法想象)。“我这里情况糟透了，请你等一下好吗？”她用秘书小姐的口吻对我说。
我拿着听筒，心里很不是滋味。纵使我曾幻想我们之间如何亲密，然而回到现实空间，我们只是陌生人。我的渴望粗鲁地越出了范围，侵入克洛艾的工作时间，它并不受欢迎。“喂，对不起，”她回到电话那头，说道，“我现在确实没时间。我们正在准备一期增刊，明天要出版。我到时候给你回电话好吗？等事情消停下来，我会尽量在家或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好吗？”
6.心上人不给我打电话，电话成了她魔手中的一件刑具。故事的发生与否为打电话的人所操纵，接听者失去了叙说的主动性，只能在电话打来时跟随、回应。电话将我置于被动的角色。从电话交流的传统性别习惯来看，我像是等待电话的女性，克洛艾则成了拨打电话的男性。这迫使我时刻准备接听她的电话，因此我的行动被赋予了难以忍受的目的论色彩。电话机的塑料外壳、易用的拨号键、色彩的设计，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隐藏在它的神秘之下的残酷，也缺少它将于何时获得生命(我也如此)的线索。
7.我宁愿自己选择了书信传情。当她一周后打来电话时，我已经把要说的话排练了太多次，以至一时语塞。我毫无准备，光着身子从浴室走出来，用棉球擦着耳孔，同时还留心着浴室里的流水。我跑到卧室里的电话旁。除非烂熟于胸而且已经演练过，否则我的言语永远如同初稿一般。我的话音夹杂了一点紧张，一点兴奋，还有一点愠怒。如果换作写信，我也许可以熟练地把这一切给消除掉。但是电话没有文字处理程序，说话者只有一次机会。“很高兴你打来电话，”我笨笨地说，“一起吃顿午饭或晚餐吧，或做点别的什么你感兴趣的。”在说第二个“或”的时候，我的声音都哑了。这语句本可以如演讲一般无懈可击，创作者(那些人无法将要说的话付诸笔端)本可以周密详实，语法精确。然而现在创作者没了，只剩下一个结结巴巴的说话人，错漏百出、词汇贫乏、嗓音嘶哑。
8.“这个星期我真的没空和你一起吃午饭。”“噢，晚餐怎么样？”“晚餐？让我瞧瞧，嗯，哦(停顿)，我正在这儿看我的日程簿，你看，好像也没空。”“你简直比首相还要忙。”“对不起，事情烦透了。要不这样吧，下午你有空吗？就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在我的办公室会面，然后到国家美术馆逛一逛，或随便你，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
9.我被克洛艾吸引了。在这吸引中，自始至终都有令我迷惑不解的问题，她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中不可言说的潜台词都让我耗尽心神。当我们从她在贝福德大街的办公室去鸽子广场时，她在想些什么？所有的迹象都是恼人的模棱两可。一方面，克洛艾非常乐意在这个下午与一位男士参观美术馆，这位男士和她只是一周前在飞机上有过一面之缘；另一方面，她的行为举止无不表明，这不过是一次关于艺术和建筑的理性探讨。也许这只是友谊，只是女人对男人的一种充满母性、无关性爱的关系。克洛艾每一个姿势的意蕴都悬浮在纯真和诱惑之间，满含令人疯狂的意义。她明了我对她的渴望吗？她渴望得到我吗？她的话尾以及笑容背后有挑逗的痕迹，我探察得准确吗？或者我只是在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这张无辜的面容？
10.每年的这个时候，美术馆里总是人群熙攘，因此我们等待了一会儿才把外套存放在衣帽间，走上楼梯。我们从意大利早期艺术看起，尽管我的思绪(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的思绪不得不自己寻找方向)并不在画上。在《处女·儿童·圣徒》前，克洛艾说她一直对西纽雷利的画很感兴趣。我便谎称自己非常喜爱安东内洛的《基督受难》，因为这样说似乎很合时宜。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沉浸在画中，全然忘却了展厅里的喧哗和人群来往。我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跟着，努力想把精神集中到画上，但我无法领会它们的生动，只有从“克洛艾欣赏着油画”这样的情境，我才能了然它们的蕴涵。油画艺术通过克洛艾的生命，才在我眼中获得意义。
11.后来在第二个意大利展室时(1500—1600)，人群更拥挤了。我们一度挨得很近，我的手都触摸到她的手了。她没有退缩回去，我也没有。以至有那么一刻(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的画)我感觉克洛艾的皮肤似乎裹住了我的身体。我融化在一种兴奋中，沉浸在一种激动里。然而因为未经她的许可，这兴奋并非光明磊落，这激动也只属于窥淫癖。而她直直地盯着别处-尽管她也许并非全然不知。对面是一幅布龙齐诺的《维纳斯和丘比特的寓言》，丘比特吻着他的母亲维纳斯，维纳斯偷偷地拿走他的一支箭，美掩住了爱，象征性地解除了小爱神的威力。
12.这时克洛艾移开手，转过身来说：“我喜欢背景中的那些小人物，那些山林水泽边的小仙女、生气的众神和无名的小角色。你懂所有这些象征手法吗？”“不太懂，只知道那是维纳斯和丘比特。”“我甚至连那都不知道，你比我强多了。我要是多读些古代神话就好了，”她接着说，“我总是对自己说，要多读一些，却从来不抽时间去付诸行动。不过，我倒有些喜欢看那些看不懂的东西，就只单纯地看。”
她又转过脸去看画，她的手又一次拂过我的手。
13.她的举动多少都在暗示点什么。这是一个空白的领域，你可以随意赋予它从欲望到单纯几乎任何一种意图。这是一个微妙的象征(比布龙齐诺的画更微妙，更少有形文本的证明)吗，允许我(有如画中的丘比特)有一天探过身去亲吻她，或并没有什么含义，不过是疲倦的手臂肌肉无意识的痉挛？
14.一旦开始寻找互相吸引的种种迹象，心上人的每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会被视为饱含深意。我找到的迹象越多，发现里面的含义越丰富。克洛艾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含有喜欢我的潜在证据-她拉直裙子的方式(我们穿过北欧早期绘画展室时)；或她在凡·爱克的《乔瓦尼·阿诺费尼的婚礼》旁的咳嗽；或把目录递给我，用手支着头休息。当我靠近听她说话时，同样发现这里是线索的宝藏-她说她累了，让我们找张凳子休息一下，我从她的话语中解读出某种挑逗，我的解读有误吗？
15.我们坐了下来，克洛艾伸伸腿，黑色长袜里面的腿向下逐渐变细，线条优美，没入一双平底鞋中。我无法用合适的词汇来描绘她的姿势-如果在地铁中某个女人的腿这样拂过我的腿，我不会有任何别的想法-理解一个意思并不贴近其本质的姿势是多么困难啊，只能通过前后联系，通过解读者(我是一个多么有偏向的解读者啊)来赋予它含义。对面挂着克拉纳赫的《丘比特向维纳斯申诉》，这北方的维纳斯高深莫测地俯视着我们，不知欲偷蜜糖的丘比特正可怜兮兮地被蜜蜂叮咬。爱神的手指被蜇伤了。画中充满象征。
16.是欲望使我成为一个侦探，一个不懈的线索搜寻者。如果我少一点这情感的折磨，就不会注意那些线索；是欲望使我成为一个浪漫的偏执狂，要从一切事物中解读出意义来；是欲望将我变成一个符号解码员，一个地貌风景的释义者(因而是一个潜在的感情误置的受害人)。然而无论我怎样迫不及待，所有问题都有高深莫测的撩人魔力。这模棱两可不是灵魂的拯救，就是地狱的惩罚，需要我们守候一生，方能分清。我期待得越久，就越希望我期待的人儿尊贵高尚、非凡无比、完美无缺、值得期待。正是进展受到搁置，才增加了值得期待的内容，这是即时就得到满足的兴奋所不能给予的。如果克洛艾一下子就亮出底牌，游戏将失去魅力。无论我多么恼怒进展的搁置，我还是明白，事情需要保持不予言说的状态。最具有魅力的不是那些立刻就允许我们亲吻(我们很快会感到无趣)或永远不让我们亲吻的人儿(我们很快会忘记他们)，而是那些忸怩地牵引着我们在这两极间期待的精灵。
17.维纳斯想要喝点什么，所以她和丘比特向楼梯走去。在咖啡厅里，克洛艾拿了一个托盘，沿着铁围栏向前推。“你要茶吗？”她问着我。“要，让我来。”“别这样，我来。”“我请你。”“哎呀，谢谢，八十便士不会让我破产。”
我们挑了一张可以俯视鸽子广场的桌子坐下。圣诞树上的灯光给城市的景色笼罩了一层不和谐的节日气氛。我们开始谈起艺术，而后又谈到艺术家，然后要了第二杯茶和一块点心，接着又谈起美，从美又谈到爱，这时我们不再转移话题。“我不知道，”克洛艾说，“你信不信这世界存在永恒的真爱？”“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认为世上存在一种可以客观验证的‘真爱’是很傻的。要把激情和爱情、迷恋和爱恋或不管什么事物区分开来都是很困难的，因为一切取决于你所处的立场。”“有道理。(停顿)你不觉得这个点心很难吃吗？真不该买。”“是你要买的。”“我知道。回到前面你问我的问题上吧，(克洛艾用手拂弄一下头发)严格地说浪漫是不是不合时代了？我是说，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问别人这个问题，多数人肯定会回答是。但这不一定是真的，人们只是把它当作抵制自己真实欲望的策略。他们对浪漫有几分信，然而却装作不相信，直到有一天他们必须得相信，或被允许相信。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大多数人都愿意完全丢掉自己的玩世不恭，很多人只是永远没有机会而已。”
18.我不理会她话语的表层意义，而是探究她的话外之音。她真正的意思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我在破译，而不是在倾听。我们谈论着爱情，我的维纳斯随意地搅动着已经冷却的茶水。但这次交谈对我们两人意味着什么？她所说的那些“多数人”指的是谁？我是那个能驱散她那份玩世不恭的男人吗？这场关于爱的交谈表明两个参与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又一次，我毫无线索。彼此小心翼翼，不让话语涉及自己。我们抽象地谈论着爱情，无视有待解决的不是弄清爱自身的本质，而是更急迫的问题，即，我们于对方而言，现在(以及将来)到底是什么关系。
19.或者，这只是一个可笑的想法？除了吃去一半的胡萝卜蛋糕和两杯茶以外，桌上真的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克洛艾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抽象，表达的正是她真实的想法？这是不是与挑逗的第一法则-所言非所指-截然相反？当丘比特是一个如此有偏向的释义者时，当他所期望能成真的梦想是那么明显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是多么困难啊！他是不是在强加给克洛艾一份只有他自己才感受到的情感？他凭着我渴望得到你这一想法，错误地得出相应的想法：你渴望得到我，是不是犯了那古老的错误？
20.我们参照别人来定位自己。克洛艾有个工作伙伴总是爱上不适合自己的人，爱的信使在玩弄这位感情的牺牲品。“我是说，为什么她要与一个比她笨三千倍的人待在一起，哪怕是一分钟。他甚至对她一点都不好。我跟她说过，那个人与她交往根本就是为了性。如果她的目的也是如此，那倒也无所谓。但显然她不是这样，因此她简直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搞得一团糟。”“听起来很可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