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资治通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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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试读：

自序

这些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教学、科研，还是文化推广活动，几乎都紧紧围绕着《资治通鉴》展开，积累了一些文字内容。今年恰逢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1019—2019），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我出一本纪念性的集子，于是有了这本小书。

全书收罗的十五篇文字，或是根据我的演讲整理而成，或是发表在报端、期刊的旧文，或是各类媒体的访谈摘要。因此，这本小书也就成了关于《资治通鉴》的“杂文”集。经张钰翰、高笑红两位编辑的精心设计，十五篇文章被分为三组。第一组五篇文章重在推介、普及，介绍了《资治通鉴》编修的基本情况，如何选择阅读版本，以及现代人阅读这部著作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这一组文章应该可以帮助初学者，或非专业读者找到门径。第二组五篇文章，是比较专业的学术论文，或曾发表在期刊上，或是为学术会议而准备，集中体现了我这几年对《资治通鉴》所作的学术层面的思考。其中也有思考未尽，有待日后充实的。比如《司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了司马光思想中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他在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同时，主张对军人、宦官实行严格的资序管理。但写作此文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理解这一矛盾的路径。这次看校样时忽有思绪，考虑到儒家对“学”的功能一贯重视，并承认由“学”而导致的阶层流通的合理性，那么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类似这样的缺漏，本次结集来不及弥补了，只能另行撰文完善。

以上两组文章，尽管最初是针对不同读者或听众群体的，但试图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主要在于揭示《资治通鉴》的文本特征。不仅初学者或非专业读者，不太容易分得清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很多专业学者也时常会忽视《资治通鉴》作为文本的特征。这两组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了同一个主题：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史料的选择、剪裁、编排还是解释，作者都带有鲜明的立场和目的。我们面对的是一套被讲述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更不是历史本身。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无论多么经典的文本，都带有这个特征。越是经典、伟大的史学作品，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一定是某种思想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审视作者立场、时代背景，检核、比较史源等角度，对该著作进行全面解剖。我在学校给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资治通鉴》导读”，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设计整体框架和内容细节的，可以说是我这几年研究《资治通鉴》的关注焦点所在。第一组中有一篇《〈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是根据多年前我给本科生的一次讲座整理而成的。那时候我刚开设“《资治通鉴》导读”不久，这篇演讲稿基本上能代表我早期的基本看法。同一阶段，我撰写了《〈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这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学术研究》上，以《资治通鉴》中拓边与安内思想主题为例，分析了作者是如何通过选择、剪裁、编排史料达到自己的论说目的的，以及这种论说目的和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有何联系。通过这些工作，我把《资治通鉴》置入一个具体的产生背景，既有思想史意义上的背景，也有断代政治史意义上的背景，试图还原这个文本形成的动因与过程，以期获得更多文本背后的信息。

第三组五篇　文章，其中第一篇谈司马光和王安石经济思想的差别，也是根据我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囿于本人的经济学知识，可能会有些不全面、不确切的表达。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即以往很多研究者简单地以懂不懂经济来区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组里的《一个曹操，各自表述》一文，是全书中唯一一篇与《资治通鉴》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之所以把它收录进来，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在于解析历史写作是如何被利用的。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在这篇文章里是与曹操相关的历史故事），在不同背景、立场的历史写作者笔下，如何变得色彩各异，甚至截然相反。文中被用来分析的故事虽多出自《三国志》或裴松之注，但所揭示的问题、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与前两组文章形成强烈的呼应，即只有把历史记载看作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它甚至不是史料），才能拨开迷雾看透本质。希望这篇“番外”，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题，即无论是《资治通鉴》，还是其他传统史学经典，都有作为文本的特征。这一组里余下的三篇，两篇是访谈，一篇是在新媒体上和初学者、非专业读者的互动答问。其中《凡是教学都应该给予方法》这篇访谈是近期的，重点介绍了几经改革后的“《资治通鉴》导读”这门课程的主导思路，与代表早期想法的《〈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一文相比，有不少更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对比着看。互动问答系列，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初学者与业余文史爱好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经与出版社负责人与主要编辑人员商量后，我们决定把书名定为《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主标题“稽古至治”四个字，采自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原文，但在字词的用法上有所变化。司马光的原文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编纂《资治通鉴》的本意，在这几句话里表达得非常清晰，是希望历史借鉴对达成至治有所助益。用“稽古至治”四个字来概括司马光修书的本意，应该是合适的。但在司马光的原文中，“至”是一个形容词，圆满、极致之意。以“稽古至治”来浓缩司马光的思想时，把“至”字变成了动词，取到达之意。唐太宗《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这里的“致治稽古”和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更接近，且“致”字更有强调达到之过程的含义。但几经斟酌，我们认为还是取司马光原表中的文字更妥当。

我不知道把写给初学者、普通读者的文字和专业学术论文集合在一起，是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学术研究的专精化、细分化，早已使得学者们非常重视学术讨论的门槛、边界。在多数学者眼里，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在历史学界情况也是如此。专业的历史学者都会思考“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讨论历史学的本质、研究历史文本、探索历史研究的技艺，但已经很少考虑“历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了，尤其是它的社会功能层面。我认为，“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包含“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和“历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两个侧面，两面是相互依存的。比如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代，人们相信历史借鉴具有辅助政治的功能，这种认识影响了人们定义何为史学，如何修史。而在今天，现代史学作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存在于人们认知工具体系中，在现代学科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呈现出越来越专精的特点。在学者群体中，历史学的功能也越来越局限于学术高墙之内。但这并不妨碍历史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社会各个层面运用着。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社会功能。专业的历史学者，真的能置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于不顾嘛？如果我们承认历史观与世界观、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当扭曲的历史观塑造出扭曲的世界观、价值观，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之后，历史学者这个群体应该负怎样的历史责任呢？

权把这本小集子当作一种尝试吧，我试图用它来展示如何把学术思考贯穿进文化普及领域，如何让历史学的专业研究顾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让具备不同知识基础的读者各有所得。至于这么做是否合适，能不能成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姜鹏2019年10月15日

怎样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很早就开始着手这部书的编撰。最初编成了《历年图》五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宋朝建立前，是1362年间历朝大事记，提纲挈领，并于治平元年（1064年）进呈给宋英宗。很多学者把这份《历年图》看作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的提纲。

之后不久，这项庞大的编年史写作计划，完成了前八卷内容，司马光将之命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年）进呈给宋英宗，内容包括从三家分晋到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宋英宗在看了之后，决定将司马光编修史籍的工作转变为官方行为，由政府出资募员，司马光领衔，来完成一部讲述“历代君臣事迹”的史书。经司马光和宋英宗沟通后，决定将这项工作放在编撰《通志》的原计划基础上进行。这是这部编年体通史成为官修书之始。很多文献都说《资治通鉴》的编撰，前后历经19年（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即1084年），就是把治平三年作为编修的起始年来算的。这个算法其实也不确切。如前所述，这一年只能算这部书成为官修书的开端，事实上司马光的准备工作和早期编写工作，早就开始了。

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后，司马光开始挑选助手，强化编修程序。司马光将编修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将所有史料按年月汇集，称作“丛目”；第二步是在“丛目”基础上，将无益于治道的内容予以删削，也要对一事多说者进行辨析、提炼，称之为“长编”；第三步是在“长编”基础上删定成书。三位助手完成前两步工作，最终司马光亲自笔削定稿。

治平四年（1067年）春，司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这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所以这第一批定稿进呈给了继任的宋神宗，并由司马光在经筵中为宋神宗讲解相关内容。宋神宗为这部书写了篇序言（由当时的翰林学士王珪代笔），并正式将该书赐名为《资治通鉴》，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二、《资治通鉴》的读本《资治通鉴》最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校订完毕，并于杭州镂版刊行。同一年，司马光去世。宋哲宗亲政以后，一反司马光与太皇太后高氏领导的元祐政治，立志绍述乃父熙丰新法。反王安石阵营，以及与司马光政治意见接近的朝野人士受到打击。宋徽宗时，定下“元祐党籍”并刻碑。司马光被目为元祐党领袖，《资治通鉴》也差点遭毁版之厄运。幸赖刻版前缀有当初宋神宗所赐的“御制序”，这部伟大的著作才得以保存下来。

1086年镂版于杭州的这个最初版本，已久不见于人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比较早、比较流行、质量也比较高的本子，是宋高宗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完成于当时的余姚。民国时代“四部丛刊”和近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资治通鉴》，就是以这个本子为主的。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的最佳读本，当然还是20世纪5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整理本。这次整理，选择了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资治通鉴》作为底本。选择这个底本最大的好处是，读者在读到《资治通鉴》原文的同时，还能读到胡三省的注释。胡三省的注释，是古人研究《资治通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此外，中华书局的整理本还将当初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编集的《资治通鉴考异》逐条散布在相关历史事件下。《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每个历史事件只能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出现一次。它不像《史记》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同一件事，比如“鸿门宴”，可以在项羽、刘邦的本纪或张良、樊哙的传记中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说法。简单说，编年体对于史事的要求是，一件事只能有一种说法。但问题是，很多历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说法。对编年体史书的作者来说，如何判断、取舍这些相互歧义乃至于矛盾的史料，势必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前文介绍《资治通鉴》编纂的基本步骤时介绍过，有一个从“丛目”到“长编”的过程。司马光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长编”的时候，碰到一事多说者，对任何一种不同说法都要详加考察，或取一种比较合理的记载，或吸收不同说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以折衷成一种比较客观的陈述。这对于修史者来说，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也不能确保编纂者每次选择都是正确的。碰到这些情况，司马光和助手们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说法舍弃，而是另外汇集成一部《资治通鉴考异》，对相关史料进行剖析，说明《资治通鉴》的取舍理由。因此，后人用“长编考异法”来概括《资治通鉴》编纂在学术上的特点。讲得简单点，“长编考异法”也就是尽可能占有史料、尽全力辨析史料。直到今天，这套方法还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华书局整理本将《考异》散在正文之下，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资治通鉴》及相关历史内容。

对于绝大多数非文史专业读者来说，要通读这样一部皇皇巨著，恐怕是很有难度的。文言文以及历史背景知识，都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很多读者都希望有一部白话本《资治通鉴》，以辅助阅读。市面上有不少品种的白话本《资治通鉴》。在此想略为讨论一下市面上比较流行也非常有影响的一种，即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编写者在这套书上的确费了不少工夫，内容比较完整，出现得也比较早，从台湾引进后即大受欢迎。但柏杨这套书除了白话翻译外，还加塞了他本人的很多评论。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柏杨在解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读他的书，借助其白话文来帮助理解《资治通鉴》原文，完全可以，但千万不能被他的个人思想牵着鼻子走。

柏杨是台湾“自由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评论中国历史的作品，多数都是以推动台湾“自由化”为目的的，包括这部白话《资治通鉴》。所以他才会在开卷的地方批评司马光缺乏民主思想。站在历史角度来看，柏杨对司马光的这番批评纯属无理取闹。每一代精英只能在历史给予他的条件下努力行事，没有人能超越历史。如果生活在将近一千年前的司马光具有民主思想，那才是咄咄怪事。研究历史、解读历史的前提，是尊重历史。不应该以今人的尺度讥诮古人，更不应该通过对古人的无理攻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无论其试图达到的目的有多正当，其手段都是不正确的，其思想深度也是可疑的。而且，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成果的逐步丰富，柏杨这批人所持的批判传统的立场，其本身也是值得怀疑和批判的。

也有很多读者，可能只是想对《资治通鉴》的风貌作些了解，而并不执着于读完整部书。针对这样的读者，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节选本。市面上《资治通鉴》的节选本也有很多。老一辈学者中，瞿蜕园、王仲荦都分别选注过《资治通鉴》。我想重点向大家推荐的，是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王仲荦编注的《资治通鉴选》。这是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的一种。

这部《资治通鉴选》辑录的内容虽不多，只涉及“张骞通西域”“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北魏孝文帝变法”“唐并东突厥”“安禄山之乱”“黄巢起义”“契丹灭后晋”等八个主题。但编选者的眼光，可以从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

举一个例子。王仲荦对“安禄山之乱”相关内容的节选，是从《资治通鉴》原书第二百十七卷天宝十三载（754年，即叛乱的前一年）安禄山入朝唐玄宗于华清宫开始的。之后《资治通鉴》又记载道：“太清宫奏：‘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按，指老子，据说老子姓李，李唐因认为祖宗）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此后在叙述安禄山准备谋反的过程中，司马光又频繁插叙唐玄宗往来于长安与华清宫之间。这些看上去很枝蔓，与“安禄山之乱”这个主题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内容，王仲荦在编选时，全部予以保留，没有作任何删节。恰是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编选方式，体现出了王仲荦这个选本的高明之处。何以见得？

我们来做个对比。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也是史学名著。《通鉴纪事本末》对《资治通鉴》原文作了不少删节。比如对原著第二百一十七卷相关内容的选取，在说完安禄山入朝之后，就介绍安禄山私蓄良马，紧接着又说他如何收拢人心。把李琪见玄元皇帝、唐玄宗往来于华清宫的内容全都删除了，看似剔翦了旁枝余叶，紧锣密鼓地铺叙反叛预谋。《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在这里插叙这些看似与安史之乱无关的内容？看看那条奏报李琪见到“玄元皇帝”的记载，其中说到这位所谓的“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多么巨大的讽刺啊！巨奸在侧，大难旋至，一朝君臣仍沉湎在自我制造的太平神话中，宣告国祚延昌，未能欺人，却实实在在欺骗了自己。再看看那些关于上清宫、华清宫的记载，一个荒殆、迷信的唐明皇，不正是安禄山顺利起事的保障吗？看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领悟，《资治通鉴》的叙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这些看似与安禄山叛乱无关的枝枝叶叶，都是在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图像。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安禄山干了些什么，更要关注唐明皇同时在干什么。《通鉴》这一手法形成的强烈对比，效果绝不亚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文学性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通鉴纪事本末》中都不见了，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干枯而残缺的文本。而王仲荦的选本，看似很懒散，没有对原文作修剪。但事实上，这样不妄做改动的选本，恰恰是参透了《资治通鉴》的三昧。

顺便一提，很多老师都非常重视《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对于不熟悉历史事件的初学者来说，的确是入门的好把手。但也诚如很多前辈已经指出的那样，袁枢的才、学、识都很一般，改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往往遗失了很多原著的精神。我们还是不能以它来代替《资治通鉴》。（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1日08版）

《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我们几万种的史学典籍中，如果你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那必有《资治通鉴》。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建立宋代的陈桥兵变之前，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同一件事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表述，这就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差异。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这么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些私塾中。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基本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以前的书籍，一般没有句读，小孩儿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点断。今天复旦有些单位训练研究生，也还在用这种方法练习古文阅读能力。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借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我在学校和社会上讲过很多次《资治通鉴》，每次都会激起一些听众的兴趣。很多听众就会去买一套《资治通鉴》，但是一般读一段时间就会找到我说，太难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读下去。

读古文的过程本身就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这样读，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人脑的记忆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识过快就容易忘掉旧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治通鉴》中某一段内容，显然不太现实。

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讲，如果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读《国史大纲》当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点毅力，一个学期看完应该没问题。另外，程度高点的同学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而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我今天主要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也是我给复旦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的主题内容，是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什么叫思想史的读法，思想史读法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十九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定居洛阳时完成的。

大家想想，一位关切时事、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就像一位普通历史学教师这样，仅仅是在讲述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

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的时候，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资治通鉴》在刘备出场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述。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

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甚至带有些流氓性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我们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那么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

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资治通鉴》都有涉及，而这些话题的讨论，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我讲的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那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有全文，而《资治通鉴》中的就短了很多。那问题就来了，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一旦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我们知道，汉代儒学的基础在于天人感应，皇帝的权力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灾字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我们今天讲革命，是想到农民伯伯去攻打县衙之类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

但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是不行的，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为什么理学会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用今天的话讲（可能不太准确但仍然接近本质），宋代学者的理性思维要比前人们强得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是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在于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宋代的皇帝挺不错，非常配合学者们的这种讲法。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就是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给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在《资治通鉴》的第291卷里面，讲到五代时候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这则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5个朝代，14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坛不倒翁”的雅号。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何理解冯道现象？先讲几则冯道的故事。

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

再就是冯道死时没有存款，他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

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对“忠”的看法也不同。

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的集合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

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当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杯酒就释兵权，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

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和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但我们要认识到，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

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人所杀，那人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没什么太复杂的想法。

其实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没啥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北宋也的确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讲的这种方法来读它，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

要读懂《资治通鉴》，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须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认识《资治通鉴》的几个关键问题

大家读《资治通鉴》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读《资治通鉴》，读到的是什么？是历史本身吗？（学员回答：是。）我来告诉你：你错了。

刚才我们坐下来之前，就有朋友跟我讨论，觉得很不可思议，《资治通鉴》里面讲了这么多荒淫残暴的皇帝，一杀就杀几十万人，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迷局。不仅今天很多读者、业余文史爱好者，乃至于很多专业的研究者都没有跳出这个迷局：总是试图通过被写成文字的历史去追求过往的真实性。我们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历史吗？当然，我们是在面对历史，但不要忘了，我们和历史之间站着一个人，谁？为我们讲述历史的人。具体到《资治通鉴》，这个人，就是司马光。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我们读《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进入了历史，而是看到了司马光为我们讲述的历史，这一点必须要明确，否则我们会被误导得很远。

今天下午，大家请我来讲《资治通鉴》，深感荣幸。同样的问题，姜鹏讲《资治通鉴》，重点在哪里？重点仅仅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本身吗？不。周汝昌讲《红楼梦》，很多人都觉得那重点一定是《红楼梦》。吴小如先生就曾和我说过，他说小姜啊，我跟周先生什么都能谈，就是不能谈《红楼梦》。我说为什么？他说一谈就掐起来。所以周汝昌谈《红楼梦》，重点是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理解，甚至可以说重点就是周汝昌，而不是《红楼梦》，这个道理简单吧。所以姜鹏讲《资治通鉴》，重点也不在《资治通鉴》，重点在姜鹏。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请某某先生来导读《资治通鉴》中的隋唐部分，你们也会认为重点在隋唐史。错了，重点在这位某某先生。

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流行写通史，用西方学术写作的模式，重新整理中国历史。钱穆先生有《国史大纲》，范文澜在延安编《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整套的《中国通史》，吕思勉也有《中国通史》，邓之诚有《中华二千年史》，郭沫若有《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很长时间里面是做大学教材的，等等。那么多大家从三四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都在写通史，写出来后本本不同。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中国的历史材料之丰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民族能够跟我们比。所以任何一种解释角度，都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给你解释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来。就像你跟你爱人，一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你要跟他（她）离婚，肯定找得到非常充足的理由；你要跟他（她）继续过下去，同样可以找到足以说服你自己的理由。

比如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他的问题意识，他组织材料的方法，他最后的结论跟吕思勉能一样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他们两个人已经比较接近了，同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对中国传统抱有温情。钱先生跟吕先生之间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如果换成钱穆和郭沫若，一起坐在这里辩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根本问题，我想，允许打的话，一定会打起来。首先，关于五种社会形态论，钱穆肯定不同意。钱穆要从中国历史里找到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写《国史大纲》？钱穆一生的学术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中国靠自己的文化资源能不能走向现代文明？会不会有民主？他的回答是：能。所以《国史大纲》的根本精神也在这里。用今天的话讲，《国史大纲》就是通过重新整理历史，来为这个民族寻找文化自信的。郭沫若就不是这个想法。郭沫若传统学问功底也很深，是“甲骨四堂”之一，不可小觑。很多人因为看低他的人品，不愿读他的书，这个态度不客观。但从史观的角度讲，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并走得更为极端。他不会同意钱穆的观点，如果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文化资源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民主，那要革命干什么？

就我本人而言，我站在钱穆这边。所以我一直认为钱穆才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者。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主题。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读这些书，读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书，重点其实不是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重点是这个学者通过讲述历史希望你明白什么，《资治通鉴》也一样。这一点是首要的。二《资治通鉴》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讲的是发生在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但它只描述了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纲要，不是完整的故事。这句话之后，《资治通鉴》才讲了第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是三家灭智伯。但事实上三家灭智伯发生在三家分晋之前，是公元前453年的事情。司马光在这里用了倒叙法，将时间往回拉了半个世纪。最初，晋国有六卿掌权，除韩、赵、魏以及智氏之外，还有中行氏、范氏。智伯领导韩、赵、魏三家，先把中行氏、范氏给灭了；之后智氏成为晋国最厉害的家族。后来韩、赵、魏三家又把智伯给灭了。可以说三家灭智伯是三家分晋的前提。大家注意一点，《资治通鉴》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左传》最后一句话就是照应到三家灭智伯，但是没有展开。司马光既要利用三家分晋这件事把自己最基本的政治思想表达出来，又要照顾到接续《左传》，所以我们看到《资治通鉴》开篇，有这么一个倒叙的结构。

三家灭智伯的故事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细节我不讲了，只讲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故事后面，司马光对智氏为什么会灭亡所作的一个评论。因为智氏家族是以才华为标准选择继承人的，最终挑出了很有才华却没有品德的荀瑶（也就是故事里的智伯）。相对来说，你看赵氏家族选继承人：赵简子选择无恤（亦作“毋恤”）为继承人，主要是因为这个儿子为人厚重，做事靠谱，可以说赵氏用了一个更靠近德的标准。这样，两个家族的立嗣标准就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而后来，正是以赵氏家族为主力，三家消灭了智氏。这样的一种对比，隐隐约约地在提示我们，选择继承人，德比才能更重要。

在评论中，司马光把这个提示明确化了。司马光的议论，可以给它一个标题，叫“才德论”，认为智伯的灭亡是有才无德、才胜德之故。通过这样的评论，司马光想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缺乏最基本的品德，那他有再大的能耐也没用，最终还是败事，不能成事。你说司马光的观点对不对？就如何看待才和德之间的关系而言，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就故事本身而言，智氏家族真的就是因为智伯的有才无德而灭亡的吗？

大家要学会一个本事，不仅要读《资治通鉴》里的故事，还要知道《资治通鉴》里的这些故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史源”学，也就是这些故事素材的源头在哪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某一个故事不止一个版本，有很多源头，但司马光偏偏选择了这个版本，而不是那个。这里面就大有学问。好比你们挑选恋爱对象，两个都很爱你，但你为什么选这个，而不选那个，一定是有理由的。司马光选故事也一样，一定有理由。三家灭智伯的故事里，有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探究、深思，那就是关于赵氏家族怎么挑选继承人的问题。《资治通鉴》给我们的版本是：赵氏更看重人的品行，这个版本出自一部儒家典籍《韩诗外传》。事实上，赵氏立嗣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见于《史记》。从史学的角度讲，《史记》当然更值得重视，司马光也非常重视《史记》。但在选择赵氏立嗣故事版本的时候，司马光为什么抛弃了《史记》，而采用《韩诗外传》？

我们先看《史记》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看完以后你会大吃一惊。《史记》讲到赵简子要在众多儿子当中挑选一个继承人，他相信一个术士，叫姑布子卿。姑布子卿会看相，赵简子要挑继承人了，就请姑布子卿来相一下。结果呢，姑布子卿说这几个一个都不行。但他又对赵简子说了，不对啊，你的儿子并没有全部在这里啊，我之前在路边见过一个，怎么不在？赵简子说：对，还有一个叫毋恤的。于是把毋恤叫出来了。姑布子卿一见到毋恤就说：就是他了，他的相貌最贵。这时赵简子为难了，说一开始不叫他出来，正是因为不可能考虑他做继承人，原因是毋恤的母亲是一个身份非常微贱的“翟婢”。首先，身份是个婢女；其次，这个婢女还不是华夏血统，是狄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蛮夷。所以赵简子压根儿没有想过她生的儿子可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姑布子卿却说：就是他了，如果天命在他身上，那即便出身微贱，以后也会贵重的。

姑布子卿这么一说，之后赵简子倒真放在心上了，也经常找毋恤聊聊天，发现毋恤在见识上的确比其他几个儿子强。有一次赵简子跟他所有的儿子说，我有一份宝符，藏在常山（即恒山）之上，你们都上山去找，找到的有赏。赵家所有的儿子都登上去了，但其他人都没有找到所谓的宝符。只有毋恤回来说，我找到了。赵简子就问，宝符在哪呢？毋恤回答：“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什么意思？今天的山西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恒山以北，古人叫代地。这片地区，春秋战国之际，还是被游牧民族所占有，不属于华夏诸国。那么它是怎么被并入华夏版图的呢？就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尤其是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代地被赵国逐步兼并了。从《史记》所载来看，兼并代地的想法，赵简子时代就有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理解毋恤回答赵简子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跨越恒山，并利用恒山的地形，居高临下，代地就可以被我们纳入囊中。其实他看到的宝符，是一个地理战略形势，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件。他看对了吗？看对了。赵简子要的就是这个答案。于是赵简子相信，毋恤的确比其他任何一个儿子都优秀，便立毋恤为太子了。

这个故事讲完，我问一个问题，赵简子是靠什么来选择继承人的，是才还是德？他的标准也是才华呀，对不对？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关于赵氏立嗣的故事，司马光为什么舍弃了在史学上更为著名、更为重要的《史记》中的版本，而采用了《韩诗外传》的版本？就是因为《韩诗外传》强调人的德性，和智氏家族灭亡的故事配上后，让大家看到最终是有德的战胜了有才的，这才体现出他的“才德论”的正确性。如果他用《史记》的故事版本，会是什么结果？《史记》讲赵氏也是选才的，和智氏没有区别。那怎么借智氏被赵氏所灭的故事得出德比才重要的结论呢？所以，为了配合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舍弃了《史记》。这让我们看到，司马光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来选择史料的，而不是通过史料来确立观点、立场的。这个结论很重要，看任何史书，头脑都要有这个意识。大家永远不要轻易地认为，通过阅读某一部或几部史书，就能找到真实的历史。你读这一部史书，只是这些史学家给你堆积起来的一套史观。好的史学家运用史料严谨，经得起检验，逻辑严密，经得起推敲。拙劣的史学家，他的史料的堆积和逻辑经不起检验。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在这里，而不是谁说的更真实。无论优秀的史学家，还是拙劣的史学家，可能他们讲的都不是真相。所以，如果你要问《史记》和《韩诗外传》中两个赵氏立嗣的版本，哪个更接近真实？这个问题无解，完全有可能都不真实。真实的只有史学家表达的意图，他想说明什么。三《资治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其实是不一样的，时段越往后，它的史料价值越强。讲到唐朝、五代的部分，《资治通鉴》有很多和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时还存有很多唐、五代时期的宫廷实录，以及私家文集、传记，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有足够的一手材料可以参考。有人会说，宫廷实录也不一定可靠啊。对，司马光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请大家注意，“可靠”未必是司马光选择史料的唯一或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司马光和现在很多职业史学家不同，不是以追求“真实性”为终极目的的。当然他也非常严肃认真地追求“真实性”，《资治通鉴》有很强的“真实性”追求规范。这个听上去很矛盾，其实不矛盾。在《资治通鉴》中追求“真实性”与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再展开，这里先向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说追求“真实性”不是司马光的终极目标。《资治通鉴》里面用过很多私人笔记，乃至于野史小说。举个例子，《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在发动玄武门政变之前找过两个人，一个叫李靖，即卫国公李靖，戏剧小说里红拂女的情人。还有一个就是《隋唐演义》里徐茂公的原型徐勣，唐朝建立以后被赐姓为李，《资治通鉴》里这个人就叫李勣，封英国公。李世民分别找他们俩商量怎么对付大哥李建成。面对李世民的咨询，李靖和李勣是什么态度呢？历史记载中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见于中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幾的儿子刘所写的《小说》。书名就叫《小说》。古人所谓的“小说”，其实就是今天人所谓的“段子”，姑妄说之姑妄听之的事。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今天的人写段子，古人也写段子。今天的段子在网络上，过两天就被新段子淹没了。古人的段子一本正经地留在书本里流传到今天，你一不留神就上套，把它当历史了。“杯酒释兵权”“斧声烛影”都属于这类。这是题外话，回来讲刘《小说》如何描述李靖、李勣应对李世民。

刘说，当时李靖和李勣都推辞了，没有帮李世民出主意，更没有出面充当打手。换个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李靖、李勣都没有做政治投机，没有选择押宝，体现出两个人的品格。《小说》要表达的是这层意思。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见于稍微晚一点的《统纪》。它是晚唐史学家陈岳编写的关于唐代的编年体史书。《统纪》里面就讲，李靖和李勣纷纷给李世民出主意，并主动表示愿意充当打手，帮他扫除政敌。对于《资治通鉴》来说，难题出现了。刘的《小说》、陈岳的《统纪》，各执一词，没有第三方材料可供佐证。该如何选择？《资治通鉴》绝了，绝在哪里？司马光明确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种更靠谱，但我决定采用刘《小说》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刘的说法体现出李靖、李勣这两个人厚道，用司马光的话说，传播这样的行为有益于风化，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正能量，能起到用正确的行为引导人的作用。这是司马光在《通鉴考异》里交代的。很多有多种记载的历史事件，《资治通鉴》为什么取这一说而不取那一说，司马光都会在《通鉴考异》里交代。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正文里看到的，就是李靖、李勣不做政治投机，没有帮助李世民对付李建成。

请大家注意，司马光在这里的取舍标准是是否有益于人心教化，而不是真实、可靠。这与《资治通鉴》最根本的宗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相吻合的。对古人来说，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是治世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像今天的很多职业史学家那样，写论文就是为了评教授、弄经费。我们一定要记住，司马光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位史学家。仅用真实性、可靠性来评价《资治通鉴》，说得不好听一点，似有坐井观天的嫌疑。四《资治通鉴》的作者用主观意愿选择史料的同时，也极其严肃地寻找历史的真实性，这才是最难理解的地方。我在演讲的开头，就提醒大家，不要跌入执着于真实性、确定性的迷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胡说八道了。前面我提到，在《资治通鉴》里，追求“真实性”和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里还得补充一句，消解“真实性”，是以具备追求“真实性”的能力为前提的。当一个人根本不具备追求“真实性”的能力，而来消解“真实性”，那是不足以服人的。如果《资治通鉴》没有在追求“真实性”上下足够的工夫，也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事实上，《资治通鉴》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们现代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这套方法我们概称之为“长编考异法”。所谓“长编”，简单地讲，就是在尽可能网罗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前后通贯的历史叙事。所谓“考异”，简单地讲，就是从相互矛盾的记录中，考订出一个相对确定或更符合真实的结论。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在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吗？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做“长编考异”的时候，下足了后人称之为“考据”的工夫。我们今天讲考据学，大家马上想到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面旗帜。其实清朝人用的考据方法，绝大多数在宋朝人那儿都已经有了。笼统地说，清儒工夫绵密，宋儒格局宏大。但像司马光、朱熹这样的宋朝大儒，他们的考据水平，放在清代，那也是一流的。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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