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宽红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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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试读：
引言
与近代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进行深刻地批判，尤其是对二元论思想进行激烈地批判，对二元论的批判与反驳不仅标志着近代哲学开始步入到现代哲学之中，并且还体现了西方哲学内部很多观念的重组和变革，而这样的一种哲学变迁又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为美国古典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在建构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对传统二元论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地考察、批判和解构，应该说，在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中，杜威对二元论思想的批判是尤为深刻、尤为激烈的，从杜威哲学的现代价值来看，杜威的这一风格也深深影响到了其继承者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实用主义思潮中，正是基于这个维度，在杜威哲学中凸显出来的这种强烈批判精神成为杜威哲学的一大风格。正是在挑战和批判传统二元论思想的过程中，杜威走上了改造和重构知识论之路，这的确是一条艰辛而富有魅力的道路。他所开创的这条路赋予知识论哲学以新的视野，即重视工具主义的立场，强调认识境况的实践和社会向度，通过重新回归经验的思路以及对经验方法的追寻来探索知识论问题。进一步说，把认识活动看成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和历史文化的一种情境形式，试图对人类知识的结构和主要特征做具体研究，在这个研究方向下，对认知及其结果的理解要求放弃各种形式二元对立的分界，而对知识的主要特征和价值做出各种经验研究，杜威的这一研究思路使得哲学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前提，在一种“前认识”或者“前反思”的原始经验领域内探讨知识论及其基本问题。
杜威所提出的实用社会知识论之意蕴并没有消解哲学的意义，相反是让哲学建立在生存论的情景状态中，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成为对生活本身、对现实本身的探究活动，哲学的价值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主要是改变世界，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杜威总是试图对哲学进行重新定义，因为他不把哲学看作是认识实在或者沉思实在的一种努力，而是把它看作人类争取理解自己及其环境，以便改善其处境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杜威并没有让自己的哲学活动沉浸于纯思辨的哲学领域，而是将其知识论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应用到改造哲学、道德、教育和民主的社会实践中，解决现实问题，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为普通人谋幸福，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这一思路符合美国的时代特征，展示了美国哲学强烈的实用主义情结，影响到了美国哲学的进程，推动着美国哲学的进步与发展。其实用社会知识论问世以来，在当时就获得了很多哲学家的认同，例如，米德、帕西.威廉斯.布里奇曼、西德尼.胡克、G.H.麦德，查理.W.莫里斯、阿瑟.E.墨菲……，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对这些哲学家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们继承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基本精神，并对它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补充，促进了其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就算在现代，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思想也仍然具有一种巨大的影响力，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奎因、普特南、塞拉斯、戴维森、伯恩斯坦等人也皆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吸取养分，来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实用主义很多学者在知识论上受到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很多思想的影响，展现出了分析哲学实用社会化的趋势，以及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趋势。以上这些表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基本立场和很多观念成为美国新一代哲学家们建构其哲学思想的源泉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威哲学并没有过时，它在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力量。一
作为美国古典实用主义的先驱，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他不仅在美国是“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个享有声誉的学者。在美国思想日益走向成熟的时代中，杜威哲学影响到了当代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其哲学具有鲜明的“美国性”。在其有生之年，他被尊为“美国民主主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说，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了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的。美国学者胡克（Sidney Hook)这样描述杜威: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基金。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幸福、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杜威哲学不仅在美国闪闪夺目，同时其哲学还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对杜威这样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理论领域的学者。他是一个品格无比高尚的人，具有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待人慷慨热情，治学则孜孜不倦。”美国哲学家罗蒂认为，杜威和詹姆斯是理解我们所处现代世界的最好向导，他把杜威誉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本世纪三位最重要的哲学家的工作，他们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他们每一个人早先都曾试图找到一条使哲学成为‘基本的’新路，一条拟定最终思想语境的新路。维特根斯坦曾企图建立一种与心灵主义毫无关涉的新表象（再现)论;海德格尔曾企图建立一套与科学、认识论或笛卡尔的确定性寻求毫无关涉的新哲学范畴;而杜威曾企图建立一种自然化了的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因此，作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杜威哲学在美国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价值。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杜威在其漫长的哲学生涯中，他写了36部专著，815篇论文，他自身不仅成果众多，关于他的研究论文与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大量涌现。从1974年到1995年中，杜威研究资料索引连续翻新三版，最新的一版收录了从1886年至1995年发表的和出版的有关杜威的研究论文、专著和书评目录，总共达526个页码。美国学术界对杜威的研究在很多领域同时展开，由于杜威的研究旨趣相对较广泛，所以很多不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角度对他的实用主义、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政治哲学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展开研究。随着杜威思想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学说也不断地进入到其它哲学流派的视域之中，使得很多哲学流派将其哲学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例如，存在主义现象学表示，杜威哲学与其哲学有着亲缘关系，他们认为杜威哲学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哲学很相似。某些实证主义者把杜威哲学视为盟友，例如奥斯特瓦尔德就很赞同杜威以及皮尔士的哲学。另一些哲学家，例如鲍亨斯基等则将杜威哲学与柏格森、狄尔泰生命哲学相提并论，把他视为生命哲学的代表。科学主义哲学家们更是把杜威视为同盟，对其哲学中自然主义倾向则大加赞许。
从知识论的维度来说，美国对杜威的研究在情境主义方面呈现出一个趋势，那就是对杜威的广义情境论展开研究。艾迪逊.W.穆尔在《逻辑的改革》（1917年）以及《实用主义及其批判家》（1910年）等书中，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经验连续性、社会倾向性以及真理观中的客观;性成分作了详细的研究，与杜威所不同的是，穆尔在其真理观里尽量保留了传统的真理观内容，真观念不仅仅体现为效用和工具，而且还是以效用和工具的方式来产生效用和工具的观念，追求真理的目的在于消除认识中模糊不清的地方，以及阻碍认识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斯特芬.C.佩普尔在《关于可能性的情境主义理论》（1934年）、《范畴:对关系问题的研究》（1930年）、《时间的秩序》（1935年）、《世界的假说》(1942年）、《关于事实的争论》（1950年）以及《艺术工作的个别性》（1937年）等书和文章中，大力宣扬杜威的情境主义理论，与杜威一致的是，他也强调认识与伦理选择、审美评价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认识与广义的境况相互联系，认识所指向的实在，是鲜活的历史事件，这些实在都具有各自开放的特征。阿瑟.E.墨菲在《杜威与怀特海思想中的客观相对主义》（1927年）、《杜威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1951年）以及《批判哲学的两个观点》（1943年）等文中指出，他从杜威的知识论里找到了客观相对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相对主义将客观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消除了传统知识论中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冲突。他认为，知觉中所包含的相对事件实际上是自然界和外在世界的客观事实，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的，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也是自然中存在的事物，对于杜威的这些理论，墨菲表示了认同。然而他指出，需要净化杜威情境主义中的客观相对主义，所丨胃的净化就是要把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客观相对主义与杜威所强调的后果的理论区分开来。路易斯.E.汉恩在《作为知觉理论出发点的中立的感觉材料及不容置疑的感觉材料》（1939年）和《关于知觉的情境论理论》(1942年）这些文中，依据杜威的情境主义理论，创立了有关知觉的一系列学说，他反对把知觉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的观点。汉恩表示，知觉具有实践的基础和审美的基础，而基本的实在则是那种具有特定模式的事件和认识标准操作的客体。J.鲁温伯格在其《前分析材料及后分析材料》（1927年）一文中指出，遵循杜威情境主义路线，知识论中所使用的感觉材料不能视为认识的真正起点，因为这些感觉材料不是“前分析的”，它们只是“后分析的”材料，换言之，这些材料不是在分析开始时就存在的，而只是在分析结束的时候发现的。A.F.本特雷在《行为、知识和事实》（1935年）一文中对杜威的情境主义作了大量的研究，他和杜威一致，强调了认识的行为主义和生物学上的相互作用。
除研究杜威强调广义情境论以外，还有很多学者研究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强调社会性的倾向。G.H.麦德在《行动的哲学》（1938年）、《现时的哲学》(1932年）以及《科学方法及作为个人的思想家》(1917年）书中，研究了杜威利用科学方法构建知识论的理论，和杜威一样，麦德拒斥传统二元论理论，主张应把知识论问题同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认识产生和发展的情境主义性质以及认识境况的社会性，麦德应用杜威的社会性提出了其知识论思想，社会性成为麦德知识论的核心。查尔斯.威廉.莫里斯高度赞扬了杜威，他认为杜威的知识论不仅能够避免其他知识论所产生的严重错误，同日寸还是论述广义客观相对主义的最佳理论，“杜威特别敏感地觉察到符号和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工具性联系。他把理智看作为某种价值服务的工具，把科学看作一种调整了和系统化了的理智。……，杜威写道：‘在把情绪强加于目的方面，在人类未曾做过的少数试验中，有一项试验就是对理智怀有一种象宗教信仰那样强烈的虔诚，理智被看成一种社会活动力量。’杜威自己的生活就献身于这种试验。”西德尼.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年）中继续推进杜威工具主义的基本路线，他强调工具的概念不仅具有目的性的能动性特征，还具有交易的特征，换言之，证明的逻辑和发现的逻辑是一致的，思想的工具与交换中的钱币的功能是相同的，胡克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社会性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写下了很多论著。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研究杜威的操作主义理论。P.W.布里奇曼在《现代物理学的逻辑》（1927年）、《理智的个人和社会》（1938年）以及《物理理论的本性》（1936年）等书中，论述了杜威操作主义中的工具主义思想，他把概念、意义、语词等看作是操作的产物。A.C.本杰明在《操作主义》（1936年）一文中指出，虽然他反对操作主义中大部分陈旧的内容，但他提出可以将杜威所说的操作主义提炼成一种有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确定和衡量概念能否有效地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概念构架之中。S.S.史蒂文斯在其《心理学和科学的科学》（1939年）此文中，分析了杜威的操作主义，在他看来，包括心理学在内的所有科学命题都需要概念构架。C.C.普拉特在《现代心理学的逻辑》（1939年）一书中，依据杜威的操作主义，介绍了一种温和的操作主义，所谓的温和操作主义强调以观察为起点来研究概念的发展。
上述所言的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扩大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从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辉煌了30年。
20世纪50年代，杜威在美国学术界有些受冷落。在古典实用主义从顶峰走向萧条的时代，作为杜威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实用社会知识论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其置身于传统哲学之外，反对认识主体孤立的心灵运作，否定将哲学的对象作为哲学的反思，否定将社会生活置于逻辑之下，否定将形式的探讨和内容截然分开，主张哲学与现实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强调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基本特征，反对哲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这种理念使得杜威将其思想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美国国内外获得了广泛传播，致使其实用主义占据美国哲学舞台主导地位达数十年之久。后来随着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之盛行，在注重符号逻辑、语言结构等微观系统研究的范式下，严格、精确成为哲学的精神，从而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宏观视界及其内部矛盾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怀疑主义态度，使得对杜威思想的研究日渐衰落，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萧条。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哲学界对杜威的兴趣又再次燃起，杜威哲学焕发出了光彩，杜威的重要地位又重新得到了确认，这一现象与新实用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美国掀起了一场复兴和发展实用主义的思潮——新实用主义思潮，“从20世纪60年代起，实用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新实用主义’时期，这是实用主义摆脱萧条状态、逐渐复兴的时期。新实用主义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以不同的方式或在不同的程度上把实用主义的某些传统观点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某些观点结合在一起。”通过新实用主义对美国古典实用主义的关注与重视，杜威哲学重新登上了美国哲学的舞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杜威实用主义主要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相结合的哲学方向，这其中，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对分析哲学的影响是这场实用主义复兴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其对分析哲学主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奎因、古德曼、塞拉斯、戴维森、普特南等人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观点与分析哲学相结合，使得其分析哲学呈现出了实用主义化的倾向；而罗蒂、伯恩斯坦等人则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观点与欧洲大陆某些哲学流派（主要是后现代主义）结合到一起，使得其实用主义呈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进一步说，在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形成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研究方向（奎因、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普特南等人）和实用主义后现代化研究方向(罗蒂、伯恩斯坦等人）都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这些新实用主义者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关注与研究，并不是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与立场，而是立足于其各自的思想（例如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立场等）来实现与杜威思想的有机结合，将杜威某些思想吸取到自己的思想中。除此之外，戈德曼、斯密特等人又将其实用社会知识论纳入到社会知识论的范畴中，使得其实用主义具有了“构造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的性质。通过新实用主义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关注、继承与发展，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内在问题也在现时代获得了一定地修正和发展。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在这股复兴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潮下，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当代意义研究已成为学术界重视的一个重要议题。
具体而言，从美国当代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杜威哲学的复兴明显地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66年，理查德.伯恩斯坦出版了《约翰.杜威》，1968年，A.J.艾耶尔的《实用主义的起源》问世，这两本书启动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新一轮复兴，促进和加快了杜威哲学的复活。美国学术界对杜威的研究在很多领域同时展开，随着杜威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杜威哲学对现代哲学的重要意义及其价值获得了恢复和确认，其学说也不断地进入到新实用主义思潮的视域之中。学界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杜威思想置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大视域中，重新诠释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主要意义，如罗蒂、伯恩斯坦、哈贝马斯、美国杜威研究会会长海克曼等人的工作。他们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与欧洲大陆哲学相结合，将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与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后者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杜威知识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罗蒂成为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他秉承杜威批判理论和社会历史观，提倡“后哲学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传统“镜式哲学”的批判以及行为主义认识论、种族中心论等思想是在杜威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对于罗蒂的哲学思想，美国哲学界颇有争议。
第二、将杜威思想置于分析哲学的视域中，强调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有机结合，如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奎因、普特南、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等人的工作。他们在复兴实用主义的过程中，把杜威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从反传统形而上学思想、行为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方面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展开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从不同程度上都与杜威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奎因自认为他的自然主义学说以及行为主义语义学等思想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普特南继承与发展了杜威反二元论、反实在论思想以及真理观等，不过，他对杜威知识论中的功倉旨主义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补充。
第三、将杜威思想与实在论联系起来讨论，指出了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的关联，如马格利斯、罗森塔尔、迪波特等人的工作。他们肯定了杜威批判笛卡尔式二元论的积极意义，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自然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罗森塔尔很推崇杜威以语境论释真理的哲学意义，对杜威重建实在论的核心——社会生活实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以上这些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研究存有很多分歧。不仅存在着以奎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与以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后现代化的新实用主义之间的很大分歧，甚至在以奎因为首的那一派新实用主义思想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分歧，这些分歧表征着当代美国哲学的多元化特征及其趋势。但是无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如何，都是对杜威知识论思想的确认和肯定。由此不难发现，当代美国哲学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情结，它不仅是美国分析哲学发展的结果，同日寸也是美国本土哲学精神的发扬光大。
总体说来，欧美很多哲学家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褒贬不一，一些哲学家对其持一种赞赏的态度，但另一些学者对其知识论的某些内容持批判的态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罗素，罗素和杜威有很多分歧，其主要分歧是"杜威从信念的效果来判断信念。而罗素则在信念涉及到过去的事件时，从信念的原因判断信念。英美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内容研究较多，在此不做赘述。三
本书写作方式主要采取文本释义的方式，立足于杜威原著来研究他的知识论问题，论文的讨论思路也主要是以杜威来诠释杜威，在文本释义的基础上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进行理论建构。通过对其原著进行深入而系统地解读和挖掘，探讨其知识论产生、形成、发展的基本特点，梳理出重要的范畴和核心概念，并以解释学的方法分析这些范畴和概念，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特色之处，其目的在于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和构建方式作详尽的阐述和评价，以展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具有影响力的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思想体系。
本书的主要内容关涉到以下方面：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源于其经验自然主义，对经验的解读是其知识论的一个主要哲学来源，生活实践赋予杜威面对经验和事实的特色。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改造以及经验科学的方法构成了知识论的两大重要视角。批判和改造传统二元结构的知识论成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形成的运思前提和逻辑起点，达尔文进化论和经验科学的实验方式成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建构方法。经过杜威改造后的知识论将以科学的方式来建构，经验科学的成就已将知识理解为语言和控制自然之变化进程的实践性事件。知识论必须根据科学中的实践方法来规范知识概念，它可称为“探究的理论”，从而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认识的背景中表现为情境主义，在认识的过程中体现为实验主义，在真理观上是功能主义。杜威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在其知识论中贯彻着经验主义的原则，其知识论的侧重点主要在于知识的证实问题，即其功能是评价性的，强调从尚未发生的、预期性的实践来对知识进行评价与确证，这其中，工具主义成为一种在经验中考察思想和观念的方法。认知通常被视为一种在经验中解决问题的实践行为，认知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如此一来，知识论就将哲学的关注点从“传统之谜”引向“人的问题”，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走向了改造哲学、道德、民主以及教育等问题之中。在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作系统而深入地挖掘与梳理后，本书从新实用主义的视角来解读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具体来看，本书一共分成八章。第一章研究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考察。杜威从反实在论的倾向出发，将传统知识论称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这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形成的理论背景。知识到底是什么？如何获得知识？我们有可能了解事物吗？知识来源于经验，还是来源于理性？……，以上这些问题成为近代以来典型的知识论问题，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家们都为这些问题所困扰。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无论是怀疑论还是独断论，它们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以二元论思维方式相伴的过程，既然知识论的前提已经主客二分，即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作为其对象（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将心灵与实在、精神与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当然认识的结果不可能实现二元统一，这种严重的缺陷和矛盾导致了近代西方哲学在知识论问题上的失败。近代哲学知识论的种种问题启发了杜威的思考，在他看来，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二元论之上，远离了情境中的实在，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丧失主体性原则，价值与实践断裂，因而所获得的知识成为绝对性的、确定性的、静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具有典型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倾向，应该被批判、被驱逐、被抛弃。由“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开始，杜威踏上了知识论的探索之路。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否定与批判影响到了新实用主义思潮，新实用主义中的很多人(尽管他们不愿意称自己为新实用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杜威这一批判性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认同并继承了杜威批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基本立场与精神，并将杜威这一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和自己的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到自己反传统二元论的思想中，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起了自己的知识论思想。
第二章分析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改造与重建——驱逐旁观者理论以及其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建立。首先，杜威从生存论视角研究知识论，主张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生活先于认识;其次，他继承了詹姆士心理学方法，强调了心理学中的客观状况，使得心理学成为其知识论的一出发点。不仅如此，杜威还以艺术的眼光来审视知识，将非理性方式引入到知识论的研究中;最后，达尔文进化论成为杜威确立其知识论的科学依据，生命体的概念成为杜威改造传统知识论的根本之处。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移植到人文之路，杜威从人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个观点入手，对传统知识论进行了重构。重建后的知识论是这样一个图像：认知者和被认知的对象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认知者是生活在环境中的有机体，认知对象是发展变化的情境。如果根据生命体与动态环境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知识，知识成为在生命的维持和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重构后的知识论被称为“实用社会知识论”，它贯彻着经验主义的原则，在情境主义中消融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以实践为基础的生存论思维视域的确立，使得其关注社会历史境遇中的知识性质，其功能是评价性的，强调从尚未发生的、预期性的实践来对知识进行评价与确证，工具主义乃是该理论的一大基石。杜威知识论中的基本原则深深影响了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罗蒂与奎因，他们的知识观里蕴含着杜威知识观的很多影子和烙印。罗蒂继承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基本精神，尤其是重视实践与社会的向度，形成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发展出了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后哲学文化观。奎因受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倾向的影响，形成了自然化认识论，其行为主义意义理论、语言学习理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等都体现了杜威知识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深化和发展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
第三章探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哲学基础——经验自然主义。在知识的来源上，杜威是一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即主张经验是知识的源泉。然而，杜威的经验主义与传统经验主义大相径庭。在传统经验主义那里，经验被理解为由感官所产生的不同的、原子式的精神图像，从这一论点出发，传统经验主义遇到了诸多问题，以至于最后陷入到怀疑论中。杜威改造了经验的概念，他从生存论视角考察经验，将经验与有机体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提出了经验的自然主义。在他看来，经验是有机体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经验就是生活，就是做和经历，以此为基础，杜威提出了经验的方法。经验的方法就是从原始经验出发，经过反省分析之后，把所建构的理论和观念带回到原始经验中加以检验的方法。一旦经验成为一种方法，那么它就是一种探究。基于经验的方法，杜威把“探究”理论作为重构整个知识论的关键所在。杜威经验的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假设——归纳实验逻辑方法，这一方法使得知识论与科学结盟，知识论必须根据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规范知识的概念。基于科学的介入，知识在本质上变成由“假设所引导的实验”构成的“行动的、操作的”事件，即预言与控制自然变化进程的实践性事件。作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哲学基础，经验自然主义对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奎因对杜威自然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上。在经验主义立场上，奎因和杜威一样，都倾向于把经验知识当为是实用的指导，虽然两者的经验主义程度不尽相同，但共同点都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来探讨知识论问题的。基于此，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与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是一致的。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奎因和杜威在知识论上具有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不仅如此，杜威的自然主义对奎因的影响也很大，奎因在很多方面采纳了杜威自然主义思想，形成了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
第四章、第五章以及第六章涉及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即认识在其背景上表现为情境主义，杜威对认知材料和认知工具进行了改造和重新界定，使它们成为实验性的，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真理观上则是功能主义。
第四章探讨的是实验性认知理论发生的境况、模式及基本特征。杜威以科学的方式来建构新的知识论，其知识论被称为“探究的理论”。探究是改变现有情境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的行动，它源于“不确定性的情境”，这种情境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的）、社会文化的，同时又是特殊的、具体的。探究成功实现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情境转换为问题解除的情境。作为探究理论发生的境况，情境主义消融了传统知识论中经验与自然、心与物、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面。既然认知是一种探究，探究指向有问题的情境，有问题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探究也具有不同的层次。虽然不同的探究在对象和重要性上有所不同，但是成功的探究都遵循着一种一般的模式，那就是杜威的“思维五步说”。在这五个步骤里，顺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化。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关心的主要是认知，而不仅仅是知识，认知是一种“探究”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因而其知识论被称为实验性的认知理论，该理论具有两大特点:其一、认知过程是行为的过程;其二、实验性的认知理论与科学实践相一致。由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实现了向实验性认知理论的转换，其中，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知识以及知识的对象获得了新的理解。
第五章考察杜威对认知材料和认知工具的改造。杜威不满意传统经验主义对认知材料的理解，他对传统经验论这种所与理论作了四个方面的修改:第一、认知材料不能仅仅局限于所与的、相对固定的范围之内，而是取决于存在于每个具体问题之中并被适当地选作材料的那种经验，它随着问题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第二、直接经验不能构成认识，否则，就会引起知识论疑惑;第三、作为认识的材料不仅仅是感觉经验，同时还包括情感和意志的因素;第四、知觉以及理性探究的产物也应纳入到认知的材料之列。关于认知过程所使用的工具，杜威指出它不仅包括物质的工具，还包括理智的工具，例如意义、概念、语词、命题和判断。认知不是领悟的，而是实验性的，表达认知的东西不是由实在的现象所构成，而是由用来把不符合人意的境况转变成符合人意的境况之工具所构成。意义是认知活动中用来改变其初始材料，以达到自己目的之工具，杜威主要从实用主义维度来探讨意义问题，即从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以及意义的语境背景来理解意义，其意义理论体现了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结合与渗透，属于语用学的领域。概念是围绕有益的语词而建立起来的意义的模式。语词是命名与被命名关系中不可分割的方面，当属于概念的种类时，它们所指的对象主要是操作的对象。命题是在直接经验和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复杂探究工具。在意义、概念、语词和命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判断是功用的，所有的判断都是活动。这其中，杜威意义理论对新实用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重视从直接经验和语境的维度来研究意义的思路，获得了米德和新实用主义者如奎因与普特南等人的认同。奎因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杜威意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普特南对杜威主张观念的意义是对象的一种性质，意义在经验内发生作用，真信念与其对象不可分开，语句不能独立于经验之外等思想表示了赞同。
第六章探讨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真理与判断不可分离，它在本质上说等同于被保证的可断定性，真理的目的在于改变不确定的、疑惑的境况，使之变成相对确定的、符合人意的境况。作为一种工具，真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满足现在或过去探究的条件;第二、能有效地满足将来探究的需要。作为一种假设，真理是取得成效的一种工具，它是境况中的效用，当观念达到真理的旨义时，该观念就是真值的，它也就成了真理，因而是可靠的。真理是人为的，一般说来，真理由那些保持中立立场的科学家所断言，真理是有用的乃是因为它对科学有贡献。真理被人们所接受是由于它能给实验和观察提供有效的充分依据。因此，决定真理的方式是严格的，它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真理作为工具具有可证实性，这种可证实性不是对前提的符合，而是依靠操作、行动的效果来验证，并且这些操作能够满足构成问题的事件所设立的条件。杜威真理观建构在詹姆士真理观的基础上，与詹姆士真理观相比，杜威更为强调真理的公众性质和客观条件。由于杜威赋予真理实验的内涵、科学的依据，因而其真理观调和了詹姆士主观主义倾向，推动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发展。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在新实用主义者罗蒂、普特南以及奎因等人那里获得了继承与发展。他们对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建立的运思前提一对传统二元论的否定与批判表示了赞同。由此出发，从经验的层面来认识真理，反对超验或者先验的真理观，以及真理符合理论，而后或多或少地将杜威的工具主义运用于自己的真理观上，无论是罗蒂的“种族中心论”、普特南的“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还是奎因的证据理论，都与杜威提出的“被保证的可断定性”有着一定的渊源，其中都内涵着工具主义的成分。
第七章讨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应用，进一步分析实验性的道德理论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道德哲学中的发展和深化。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不把知识视为某种自足目的的观念，从实验主义的意义来说，认识通常是一种在经验中解决问题的实践行为，认识的价值是工具性的，这样杜威探究的理论就使得哲学的关注点从“传统之谜”引向了“人的问题”，其知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应用到了道德和政治生活实践中。传统哲学家们通常把伦理学和政治生活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伦理学所探讨的是个体行为问题，而政治哲学则涉及到国家权力的问题。杜威不同意这样的一种区分，在他看来，将两个问题分别探讨是不适当的。杜威首先考察了传统伦理学，他强调传统伦理学存在着两个缺陷，无论是康德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是二元论的道德理论，这是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是这两个理论都是从固有的与终极的至善概念入手研究伦理学，杜威拒斥了这种理论，他主张科学方法同样可应用到道德哲学中，以此为出发点，有问题的情境成为杜威道德理论的基础，道德思考同知识产生的源泉一样，源于道德上出现问题的情境，道德探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道德中问题情境相互冲突的过程。杜威所倡导的实验性伦理学对我们所继承的风俗习惯作了工具性的思考和理解，即它们都是假设、工具以及前人探究的产物，道德探究结束于新情境和被修改的习惯和风俗。因此，社会不能固守传统习惯，不能将现有的价值视为最终的和固定不变的，而应把它看作是进步的、变革的和成长的，这样的一种道德理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能成为现实。由此杜威又研究了民主问题，民主是一种共同体形式，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在于将实验性探究与合作性、批判性商谈的方法应用于交往之中，民主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机构的民主改造来促进每个个体的成长。
第八章研究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及其现代意义。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传统知识论走向现代知识论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其知识论问世以来，得到了很多哲学家的认同，例如，G.H.麦德，查理.W.莫里斯、西德尼.胡克、阿瑟.E.墨菲……，这些哲学家秉承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论点，并对其中某些问题作了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扩大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从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辉煌了30年，此后便开始遭到冷落。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美国掀起一场实用主义复兴的思潮，即新实用主义运动，新实用主义运动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杜威思想的重新关注，这些新实用主义者如罗蒂、奎因、普特南、伯恩斯坦等人，再次举起杜威实用主义的大旗，特别是罗蒂，受杜威影响较深，他的很多理论直接衣钵于杜威。除他之外，奎因和普特南也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很大影响，在他们学说中或多或少地采纳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很多观念，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观。在传统知识论走向现代知识论这个阶段中，杜威所倡导的实用社会知识论顺应现代西方哲学变革的潮流，表征着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结合。通过新实用主义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某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倾向，体现了欧洲大陆哲学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它是现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第1章“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提出——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考察
西方近现代哲学一直被知识论的种种问题所困扰。知识是什么？知识是从哪里获得的？检验知识的标准又是什么？……，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产生了哲学史上不同的的知识论流派。理性主义者把知识的源泉主要归结为思维的理性能力，在他们那里，经验是获得知识的障碍，经验是幻象与谬误的源泉，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甚至认为，经验是一种系统性的欺骗。与理性主义者相反，经验主义者对理性主义者把一切知识诉诸理性的行为表示置疑，在他们看来，理性主要体现为一种与物质世界毫无关系的抽象能力，它只能提供最琐碎的知识，而这种所谓的知识仅仅存在于所运用的术语之定义的理解过程中，因而是空洞的和假想的，它依赖于我们对词语的使用方式，而对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万事万物，却什么也没有说。经验主义者强调，必须保留“知识”这一名称，因为它使我们与世界紧密相联，而不是与术语的意义相联系。为此，经验主义哲学家们努力建构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知识论，他们强调经验是知识的渊泉，经验可以在思维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
这些知识论问题的纷争进入到杜威的视野里。杜威早年就已开始考察传统知识论流派所具有的共同的知识概念以及实在概念。他从反实在论这一倾向出发，将传统知识论的种种问题归结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这种“旁观者理论”将知识理解为孤独的心灵对固定的外部实在的确切把握，由于“旁观者理论”建立在二元论之上，远离了情境中的实在，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丧失主体性原则，价值与实践断裂，忽视了人的社会历史性生成样态，因而所获得的知识是绝对的、确定的、静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具有典型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倾向，这一切是杜威所不能接受的，应该被批判、被驱逐、被抛弃。
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否定与批判影响到了新实用主义思潮，透过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新实用主义中的很多人(尽管他们不愿意称自己为新实用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杜威这一批判性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认同并继承了杜威批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基本立场与精神，并将杜威这一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和自己的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到自己反传统二元论的思想中，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起了自己的知识论体系。1.1近代知识论问题及其困境冲突
知识论问题是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知识论问题的探索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始终是哲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知识论问题源于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里，就存在着大量有关认识或知识的理论。巴门尼德把“存在”视为世界的始基，认识的最高任务是把握“存在”，由此，他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为只有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存在”。柏拉图探讨了以“回忆说”为主要内容的先验知识论，亚里士多德也对认识的对象以及主体知识的来源等问题做了大量的论述。总体而言，古代哲学的根本议题主要不是讨论知识论问题，而是“把握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即本体论问题，知识论问题只是包含于本体论的讨论之中。
近代哲学实现了对于古代哲学而言的“知识论转向”，它意味着近代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围绕着知识论问题而展开。知识论问题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理论特征，对此，罗蒂说道:“如果没有‘知识论’的观念，就难以想象在近代科学时代中‘哲学’可能是什么。”《我们知道，近代知识论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条道路上同时进行的。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极大成者，理性主义从笛卡尔的我思开始，经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兹，最后到康德，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虽然具体的思想各不相同，但都遵循着理性主义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我们的一切知识主要来源于思维的理性能力，作为认识出发点的基本命题在逻辑上是自明的、先天的或者是天赋的，普遍必然的知识源自于人心中所固有的或与生倶来的天赋观念，这些观念不仅是天赋的，同时也是现成的、永恒的、不变化的、无时间性的，因而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理便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理性主义的方法指的是“自明原则+演绎”的认识方法，在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这种“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构建起了整个人类知识大厦。所以，理性演绎的知识是本质的、必然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回答一切知识问题，当然，前提的“真”则由观念的先天性和理性直觉来保证。
经验主义开始于培根，经霍布斯、洛克、贝克莱，最后到休谟，洛克是经验主义的奠基者。经验主义的原则指的是我们的一切知识主要来源于人的经验，贯穿于这个原则之中的是一种非现成化的思维方法。经验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他们反对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说，认为人心总是一块“白板”，它的一切材料都是由经验而来。在认识方法上，经验主义贯彻着“经验+归纳”的方法，它们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密切相联，这样，通过“经验+归纳”的方法而获得的知识是现象的、个别的、或然的。经验主义的知识大厦建立在常识观念的基础上，他们对常识坚信不疑，拒绝怀疑主义，所谓常识指的是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式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所以在经验主义那里，哲学离不开常识，它不能违背常识。
经验主义是在同理性主义知识论的论战中形成的。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第一卷，就致力于攻击天赋观念的学说。在卷首，洛克声称，他遵循的是“历史的浅显方法”，其目的是“制订衡量我们知识的确实性的尺度”，这种“历史性的浅显方法”就在于为我们的不同观念分类并划定其来源，以此作为评价我们对各种不同知识的要求的先导，“我底目的既然在探讨人类知识底起源、确度（certainty)和范围，以及信仰的、意见的和同意的各种根据和程度，……在采用了这个历史的、浅显的方法以后，我如果能稍为解说:我们底理解借什么方式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那些事物观念，我如果能立一些准则来衡量知识底确度，并且如果能解说：人们那些参差而且完全矛盾的各种信仰，都有什么根据一我如果做到这几层，则我可以设想我这样苦思力索，没有完全白费了工夫。”洛克把知识的一切对象都称为观念，依据这种“历史浅显方法”，他区分了可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两类观念中的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区别开来，复杂观念由心灵复合简单观念而形成，洛克尤为强调了简单观念的重要性，“这些简单的观念，不是人心所能造的，亦不是人心所能毁的——这些简单的观念，就是一切知识底材料，它们所以得提示得供给于心中，只凭上述的两条途径:就是凭着感觉和反省。”他认为，获得一个简单的感觉观念是很明显的事情，那就是通过一个单独的感官而认知一个对象的特定性质。洛克的话意味着，心灵在获得简单观念时是被动的，但是在构成复杂观念时又可以允许某种主动性。应该说，在洛克那里，观念构成知识的思路已初具雏形。那么，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洛克回答道:“我可以一句话答复说，它们都是从‘经验’来的，我们底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也是导源于经验的。”
贝克莱和洛克的基本立场保持一致，继续推进经验主义路线，他同样认为，人类知识的对象是观念，感觉是认识的主要来源。但是，贝克莱对洛克的很多思想予以否认，他试图清除洛克学说中的杂质。我们知道，在洛克对世界的看法中，除了心灵及其内容（观念)外，还涉及到很多不能认识的物质实体，贝克莱的目的就试图清除这类物质实体，因为它们是不可知的。在他看来，物质对象的存在是因为它们被感知，即存在就是被感知，所以，它们应被看作是观念的复合，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可能是任何承担它们的实体，而是一个精神，精神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东西，精神自我产生我们的某些观念。然而，就观念具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客观秩序而言’它们是由最高的精神一上帝所产生的，观念据以排列的自然规律也由上帝来保证。不过，贝克莱又认为，我们考虑和谈论世界的方式会使得这一事实变得模糊不清，所以须从洛克的观念中清除妨碍这种见解的因素，这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实体观念，它与区分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学说有关。据此，贝克莱下结论:我们不可能用抽象的方法获得实体的观念。
休谟秉承洛克的“知识起源于经验”和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与“物是感觉的复合”的思想，但是比他们走得更远。在知识的来源上，休谟不再把反省视作一个原初的知识来源，他不再像洛克那样，预设一个实体。同贝克莱一样，休谟认为，心灵中只存在着知觉，知觉的存在决然推不出外界的存在。在休谟那里，我们既不能肯定洛克的物质实体存在，也不能肯定贝克莱的心灵实体和上帝存在，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它们没有任何感知，当我们反省自我时，我们永远不能离开某一个或者某些知觉而单独知觉到自我，除了知觉以外，我们永远不能知觉到任何东西。换言之，我们并没有独立于各个特殊知觉的心灵概念，当然，取消了心灵实体，也就是说取消了贝克莱的上帝，由此，休谟对于“感觉印象从何而来？”这一知识论根本问题持存疑态度。此时，休谟已经觉察到经验主义知识论所面临的困境，他考察了经验主义依据经验进行推论的基本逻辑，这种推论分为两类，一类是解证的，另一类是或然的，它涉及到实际的事实或存在，一切推论首先依赖因果联系的逻辑;其次是类比的方法，休谟认为，各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只不过是人们思想上的一种联系，这种因果联系的产生，乃是由于我们所见事物在一起相似的例证，它们只是恒常地聚合在一起而已，至于事情本身，我们却是无从得知的，因为经验“也只是教导我们，一种事情如何恒常地跟随另一种事情，它并不能告知我们能结合他们，并使它们有不同分割的那种秘密的联系。”休谟从“无不能生有”的思维逻辑出发，认为不相同的事情不能相互作用，原因与结果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既使人心极其细心地考察那个假设的原因，也不能在其中发现出任何结果来。这样，因果联系所依赖的先验条件，即在现存的事实和由此推论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的假设，它也是非自明的。因此，观念中存在着的有关因果联系的造作是完全任意的，它不能对我们的认识产生多大的帮助。
休谟认为，所谓根据经验而来的推论都是习惯性联想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见到某件事先于另一件事就断言说，前一种是原因，后一种是结果，它们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它对于我们认识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习惯乃是因为任何一种动作在屡次重复后，产生的一种偏向，它使我们可以不借助于推论和过程，就再度来重复同样的想法和动作，当然，它有助于使经验有益于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有类似于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可以在当下呈现于记忆和感觉的事情外，知道其它实在的存在。这样，休谟就用习惯代替了因果联系，他的这一思路实质上是取消了因果律。既然习惯是人心的一种偏向，那么它就是任意的、偶然的，它并没有说明事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像这样一个无常而易误的原则，人们如果在它的一切变化中都盲目地加以信从(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难怪它把我们导入种种错误之中了。”至于类比，它也是知识论类推的方法，休谟这样说道:“关于实际的事情，我们所有的推论都建立在一种类推上，根据这种类推，我们在一种原因出现时，就来预期有一种事情发生。”关于神的世界的观念，也是人类理性拟人化的结果，神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圆满化的人的世界。因此，作为类比的先验假设是非自明的，基于经验的类比认识方法也是不可靠的。
实际上，休谟对经验主义知识论考察的结果，消解了经验主义知识论的逻辑前提，其怀疑主义揭示出经验主义在知识论范围内无法摆脱的困境和矛盾，那就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们虽然肯定一切知识主要起源于经验，但不能正确地解释感性经验如何产生，以及如何符合外部世界本身的性质和规律，也不能正确地解释如何使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更不能解释如何使主体的知识客观化，如此一来，本来认为可靠的知识就失去了根基，变得不可靠了。休谟正是因为发挥了经验论的原则而合乎逻辑地得出了怀疑论的结果，所以，他从经验主义内部的矛盾终结了经验主义知识论，完成了对知识论的批判。
在近代哲学哲学史上，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始，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徘徊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下。经验主义从实验科学出发，主张一切知识主要来源于感性经验，并试图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概括出自然法则来。相应地，理性主义则从理论科学出发，主张知识乃是主要由一些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推演出来，两派哲学家各执一端，展开激烈争论。但是，由于他们理论自身的缺陷，使得他们谁也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休谟的怀疑论使经验主义的知识这一梦想走向破灭了，同时又使理性主义陷入到了困境之中。理性主义试图从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赋观念推演出人类的全部知识，而休谟却证明理性所固有的观念仅与自身相关，而与外部事物没有任何关联。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使哲学在知识论问题上陷入到了危机之中。近代哲学启蒙主义以崇尚理性、提倡科学和推进知识为己任，然而两派之间的争论却使这个理想出现了落空的危险。它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的理性本身也发生了动摇，因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的产物，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无法被证实，还是理性无法证实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理性自身成了问题。
休谟的理论启发了康德，由此康德开始走上了批判哲学之路。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说道: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康德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对理性的批判，其批判理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克服休谟的怀疑主义，同时也是为了克服莱布尼兹—沃尔夫派的独断论。康德批判了以往理性主义哲学家，因为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在没有详细探讨人的理性认识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之前，就肯定了理性认识的可能性和确定性，不适当地扩大了它的运用范围，因而陷入到独断论中去。藉此，康德试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同意经验主义的原则，即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他也同意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即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同时，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也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就内容而言，知识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知识则是先天的。在康德那里，有关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意味着事物被划分成了两个方面，即:一方面，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所认识到的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未经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在认识之外的“物自体”。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虽然构成了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但也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现象，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康德认为，虽然认识形式的限制体现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是从另一面来说，它也表明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还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它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因此，对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制就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在康德那里，事物被划分为所谓的现象以及事物自身两个方面，在人身上亦如此，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服从于普通必然的自然法则，在这个领域内人是没有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亦具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一面，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基于此，康德提出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道德信仰留下地盘。
康德揭示并批判了以往哲学家停留于理论理性所陷入的矛盾。他试图通过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来克服矛盾，即用主体的先天综合能力在科学范围内统一经验和理性，其目的是使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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