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昭强,李琨,木易
出版社：改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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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门坎百年灯试读：
编者说明
199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日。
五四运动并非是在1919年“发出”和“结束”的，它是思想启蒙运动的高峰，其开头在明末清初，其结尾则不知在何时。它对现代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以及政治改革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我们特编选《世纪门坎百年灯——先驱者眼中的中国》一书，收集众多思想先驱论述中国问题及改革之路的各类文章近百篇。包括清末改良派到现代作家、杂文家的言论，按政治、社会身份、历史角色略加类分，共分五编。思想家、学者、作家们的思想是激切的，放射性的，没有太多地集中在一处，我们最好也不要用今日的眼光定性。
刚刚写完、出版了《北大不败》、《走上政坛的文化大师》，我们又记起师长的教诲来编这本书，资料虽然丰富，也不免以偏概全，但文章都是百年中的真文字、深见识。对此，我们尤其感谢那些原始资料的提供者，否则本书的编选不会如此顺利。
本书所收每篇文章之前都有我们加的几句“提要”，既是对该文内容的提示，又是该文主要观点和思想的概括，由于学识所限，可能不够准确、全面，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在先驱们看来，中国和中国人是他们共同面对又永远无法说完的话题，所以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出发收入了戴季陶早年做记者时的爱国文章，所谓爱国不分先后或左右。希望得到今日读者的“宽容”。
本书篇章页的龙图均来自公开出版物，在此，我们对原图的收集者表示特别的感谢，希望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能获得多方面的感受。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钱理群老师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关怀和指导，并感谢张学岩、王海生、吴晔、纪平、刘冬冬、张鲁卿、王辽、杜乃建、郭洪新、柴福善等同志在资料整理上参与的若干工作。这些老师、朋友都以微弱的心力“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传播先进的民族魂思想，早日看到新世纪的曙光，默默地给我们以勉励，但愿同怀之士越来越多。
回首百年风灯，凝视世纪门坎，希望读者掩卷之后有所思并有所为。编者1998年6月第一编清末改良派 先驱论中国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序（1905年3月）
［提要］
敌可师之长技自有本源，洋务派只知其一。
中国病弱之因在于不讲物质之学，不知物质文明的厉害。
道德礼乐代替不了物质的决定作用。
大昏也，博夜也，坠乎重渊，荡乎大漠，泛乎溟海，雾雾濛漾，飞沙重重，洪涛汹汹，昧目无见，魂荡魄惊，则有迷道而失所，妄行而无之者矣。中国者，数千年一统者也，自以为天下而非国，甚于罗马者也，以文物战胜其邻，而晏然自足者也。一旦飞船奇器，排闼破门而人，有若诸星之怪物，忽来吾地，所挟之具，皆非吾地所有，空吾地之物而无以拒之，则必全地苍攘，沈沈而莫测，徬而无术，才人智士，纷纭献策，而皆无当，盖未游诸星，未能深知其所挟之具，而议拟测度之，或得一端，而不见其全体，虽欲不迷行失步而不得也，中国今者犹是也。乙未、戊戌以前，举国鼾睡，无可言也，至庚子以后，内外上下，非不知吾国之短，而思变法以自立矣。则举措茫然，不知欧、美富强之由何道，而无所置足也。议者纷纭，各自以其测天之识，而倡狂论之，谓天圆覆，犹笠也，谓地平方，犹块也。当同、光之初，曾文正、李文忠、沈文肃诸公，草昧初开，得之太浅，则以为欧、美之强者，在军兵炮舰，吾当治军兵炮舰以拒之，而未知彼军兵炮舰之有其本也。至乙未东败之后，知之渐进，以为欧、美之强在民智，而开民智在盛学校也，于是十年来举国争事于开学矣。至戊戌之后，读东书者日盛，忽得欧、美之政俗学说，多中国之所无者，震而惊之，则又求之太深，以为欧、美致强之本，在其哲学精深，在其革命自由，乃不审中国病本之何如，乃尽弃数千年之教学而从之，于是辛丑以来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医论日以多，药方日以杂，脉证日以乱，病势日以深，当此危命如丝、弥留喘息之时，言学之参术，既迟不及救，言自由革命之天雄大黄，则益以促其生。俄之破坏中立，既欲窥新疆；英伸手取藏，而德则忍俊不禁，明索山东矣。大势岌岌，瓜分可忧，而我举国上下，尚复瞽者论日，盲人骑马，危乎哀哉，其可畏也。
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寝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复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伙，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即今之新物质学，亦皆一二百年间诞生之物，而非欧洲夙昔所有者，突起横飞，创始于我生数十年之前，盛大于我生数十年之后，因以前绝万古，桄被六合，洪流所掩，浩浩怀襄，巨浸稽天，无不滔溺，自英而被于全欧，自欧而流于美洲，余波荡于东洋，触之者碎，当之者靡，于是中国畴昔全大之国力，自天而坠地，苟完之生计，自富而忽穷。夫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肢体茧缚，痿痹不起，则有宰割之者矣。夫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小国若缅甸、安南、高丽，无物质学者立死。文明大国若突厥、波斯、西班牙，无物质学者，少辽缓者死，然削弱危殆，而终归于亡。吾既穷览而深验之，哀我国人之空谈天而迷大泽也，方草各国游记，而苦时日之难举也，先为《物质救国论》以发明之，冀吾国吏民上下，知所鉴别，而不误所从事焉。天之将暝，为时无多，夜之将旦，鸡鸣嘐嘐，迂道而行，将不及期，之楚北马，愈远愈非，及风雨之未烈，绸桑土以御之，勿迷大泽，冻死无归。嗟我兄弟，雾雪凄迷，遵道而行，我心伤悲，指南之针何欤，其在物质兮猗！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六年，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南海康有为序于美国之罗生技利。
附：论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
欧洲者，今世号称文明发生之地也。吾既遍游各国，而深观尽揽之矣。虽有所未尽，然其大体，亦既暴露矣，若其辗转发达之由，亦既考其所以然，而审其进化之序矣。未游欧洲者，以为其地皆玉堂琼楼阆苑瑶池，以为其人皆神仙豪杰贤圣明哲，以为其政皆公明正直平等自由，及今游之，则其乞丐之夫，穷困之子，贪诈淫盗杀掠之风，苦恼之情，饥寒污秽之状，压制等别之事，及宫室之古陋卑小，道路之狭隘不洁，政治之机巧变诈，专制压抑隔绝不完不备，一切人情风俗事势，乃皆与中国全同合化而无有少异。盖凡人道皆有形骸，则皆待于衣食居处，当中世千年黑暗时，固远不及我国，即在近世论道德之醇厚，我尚有一日之长，即不易比校，然亦不过互有短长耳。今以其一日之强富，宫室器用之巧美，章程兵政之修明，而遂一切震而惊之，尊而奉之，自甘以为野蛮，而举中国数千年道德教化之文明一切弃之，此大愚妄也。盖号称为人者，必圆首方足，五官百骸，不能离形而仅有灵魂以自立也。既有形骸，则有待于声色臭味衣食居处，则有余不足之数，而贫富贵贱权势利害出焉。有势则挟，有害则避，有欲则争，不得则求，有求有争而不遂，则贪诈盗杀机巧变伪压制苦恼之诸恶心起。故夫恶心之轻重大小，视其求争之风之轻重大小以为差。苟非绝无教化之野番，日以杀掠为业，以渔猎为生者，则凡诸国之俗之美恶，不能以大小强弱而差论也。强大之国，冲繁之地，其所挟避求争之势最盛，则其相迫而为贪伪盗杀机巧变诈压制苦恼之风亦最盛。弱小之国，地方僻简，求争不繁，无所于迫，故其贪伪盗杀机巧变诈压制苦恼之风亦不甚。夫从来乡人朴鄙而悫，都士文巧而诈，既有然矣。故夫文明者，就外形而观之，非就内心而论之，以吾所游大地几遍，风俗之至仁厚者，应以印度为冠焉。吾频与印人行游，中途忽抱曳吾绕道行，吾怪诧之，则指地下之蚁队，虑吾之践之也。吾室尝有虫，命印度仆扑之，仆谓不可，责之则力争之，以为不仁，终不奉命；后乃与商，放之竹外乃奉命。吾深入其穷僻乡，皆寂然坐道，无闹者，无哗者，客来则让道，油涂身而道拜日，诵经于途，食充则止，游于西藏哲孟雄、廓尔喀之间，随所在野人家皆可入宿，让床与客，授餐与被，行时赠以金不受。以中国内地言之，穷乡多类是，而都邑则否，可由是推之，僻鄙之区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盖巧智之人，多外观而少内德也比比矣。夫以印度之民，爱及虫蚁，终日讽经拜祷，不尚武争，故二千年来，累灭于外族，则道德之鞭辟太深，仁厚逊让之俗太甚所至也。今印度既灭，降为奴虏，为万国所轻贱久矣，如以道德论文明也，则吾断谓印度之文明，为万国第一也。
美国者，今大地号为最富盛好自由之国也，吾闻芝加高一埠，而一岁之狱，凡二十万事，繁盛则繁盛矣，而犯罪者若是其众也，则其治化何如也。美国人堪骂李语我曰：吾美国一岁杀死者万数，多于英之灭波焉，率死于酒色气者六千，死于劫财者三四千。吾闻美之富人，多为其妻子亲戚谋杀死，盖利其财也，此则不著于狱者矣。其官吏相斗于朝市，其警察受贿而暗听人之赌，其杀人大狱，则贿其陪审员，而可免死矣。故在英国者，人畏法不敢犯，而居美者横肆矣。其州各异法，有作奸者逃之他州，则逍遥矣，故一妻而分嫁数夫于各州者，所在多有。其电线、铁路愈捷便，其窃盗诈谋之事亦益以易遁焉。数月前吾国人所开干城学校之教习，为其累年笃友得金所卖，而捉将官里矣。其他恶俗，不胜枚举。盖以尚富为俗，故耻贫而好利，有可以得金者，无不为也。然则所谓富强者，则诚富强矣，若所谓道德教化乎？则吾未之知也。是其所谓文明者，人观其外之物质，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风俗言之，则忠信已浇，德性已漓，何文明之云。美犹如此，何况欧洲各国，日处竞争之中，如沸汤盘马者乎？抑无待论证也。
故以欧、美人与中国比较，风俗之善恶，吾未知其孰优也，推其孰为冲繁简僻乎？则道德俗尚之醇美浇漓可推也。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胜中国矣；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以气节名义相砥，而不以奢靡淫佚奔竞为尚，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即谓俗尚不同，亦只得谓互有短长耳。中国自古礼乐文章政治学术之美，过于欧洲古昔，见于大地万国比较说，既无待言矣。今者宫室器用之扑拙，盖由峻宇雕墙，垂为大戒，机巧奢靡，视为淫风，亦由道德之说，鞭辟太过致然，非人巧有不如也。斋路士者，英国监布烈大学之汉文总教习也，尝曰：“华夏人之勤学，及多识字，过于欧人。”其贫苦而好学，不求利达，殆天性也。试考道光廿八年以前欧洲各国未定强迫入学之例，华人与欧人孰为多学者乎？以今英国教育之盛，如恶士佛大学之地，不即有识字之人，吾用一奥人，其父即不识字者，故数岁无书与其子。英人夸其恶士佛之古，已六百年，岂知我国郡县立学，在宋仁宗皇祐之年，故凡今我各直省府县学宫凡千余，皆立于宋世，即如苏州学宫，为范文正之宅让出者，广东学宫，经营于唐世，皆千余年之古物，彼恶士佛者，倘不能为我云来，而何文明之比乎？故合种种而论之，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凡欧人于百年来所以横绝大地者，虽其政律学论之有助，而实皆借工艺兵炮以致之也。
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则使举国人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而强敌要挟，一语不遂，铁舰压境，陆军并进，挟其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何以御之！
夫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而生；而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业学为之。实用科学与专门业学，皆非六七年不能成，即捷径可得，亦须四五载，而学异国之语者，尚须数年，故总计工艺炮舰之学能成，非十载不可。此十载之中，事变纷纭，国势更岌，谁欤许我以休暇者。若再卤莽从事，歧途趋走，或背道而驰，之楚而北行马疾而去之愈远，则所谓举国四万万之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或康德、斯宾塞、倍根、笛卡儿，进而人人为柏拉多、亚里士多图，耶苏与佛，无数无量，亦皆供人宰割之具、奴虏之用而已。不观耶苏之生于犹太乎？不数十年而犹太为墟，七十万人，移于罗马，科重税以筑哥林多庙而已。夫耶苏能为欧人之教主，而无救于犹太之灭亡；佛能为东亚之教主，而无救于印度之灭亡。则以应用之宜与不宜、当与不当故也。
梁启超《说群》序
［提要］
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
太平之世即大同之世，善治国者以天下为己任。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子宏箸，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著，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叙曰：记日“能群焉谓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号于众也，日孤，日寡人，日予一人，蒙窃惑焉。孤与寡，世所称为无告者也，而独以为南面之名则乐之，经传之谥汗君也，谓之独夫，谓之一夫，闻者莫不知为恶名也，吾不解予一人之训诂，与独夫有何殊异也。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不以能群乎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己群之败，它群之利也。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农私其畴，工私其业，商私其价，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乡私其土，党私其里，师私其教，士私其学，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浡兴也若此。今以吾喜独之质点，而效人乐群之行事，是犹饰西颦于嫫眉，蒙虎皮于羊质，是以万变而万不当也。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其斯为天下群者哉。（原载1897年5月17日《知新报》第18期。
选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梁启超
说希望
［提要］
人类前进，国家进步全仗希望之力，绝望最可怕，民族有无希望相当重要。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毁灭世界的老庄毒药，以不满而有希望存在。
天下之境分现在和未来。
机埃的之言曰：“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灵魂也。”岂惟失意人而已，凡中外古今之圣贤豪杰、忠臣烈士，与夫宗教家、政治家、发明家、冒险家之所以震撼宇宙，创造世界，建不朽之伟业以辉耀历史者，殆莫不藉此第二灵魂之希望，驱之使上于进取之途。故希望者，制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进化之导师也。
人类者生而有欲者也。原人之朔，榛狉无知，饥则食焉，疲则息焉，饮食男女之外，无他思想。而其所谓饮食男女者。亦止求一时之饱煖嬉乐，而不复知有明日，无所谓蓄积，无所谓预备，止有肉欲而绝无欲望，蠕蠕然无以异于动物也。及其渐进渐有思想，而将来之观念始盟，于是知为其饮食男女之肉欲谋前进久长之计。斯时也，则有所谓生全之希望。思想日益发达，希望日益繁多，于其肉欲之外，知有所谓权力者，知有所谓名誉者，知有所谓宗教道德者，知有所谓政治法律者，由生存之希望，进而为文化之希望。其希望愈大，而其群治之进化亦愈彬彬矣。
故夫希望者，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文明之所以异于野蛮，而亦豪杰之所以异于凡民者也。亚历山大之远征波斯也，尽斥其所有之珍宝以遍赐群臣。群臣曰：然则王更何有乎？亚历山大曰：吾有一焉，日“希望”。夫亚历山大之丰功盛烈，赫然照烁于今古，然其功烈之成立，实希望为之涌泉。宁独亚历山大而已，摩西之出埃及也，数十年徘徊于沙漠之中，然卒能脱犹太人之羁轭，导之于葡萄繁熟蜜乳馥郁之境。摩西之能有成功，迦南乐土之希望为之也。哥伦布之航海也，谋之贵族而贵族（讠华）之，谋之葡国政府而政府拒之，乃至同行之人，困沮悔恨而思杀之，然卒能发见美洲，为欧人辟一新世界。哥伦布之能有成功，发见新地之希望为之也。玛志尼诸人之建国也，突起于帝政教政压抑之下，张空拳以求独立，然卒能脱墺人之压制，建新罗马之名邦。玛志尼诸人之能有成功，意大利统一之希望为之也。华盛顿之奋起也，抗英血战者八年，联合诸州者十载，然卒能脱离母国，建一完备之共和新国以为天下倡。华盛顿之能有成功，美国独立之希望为之也。宁独西国前哲而已。勾践一降王耳，然能以五千之甲士，困夫差于甬东也，则以有报吴之希望故。申包胥一逋臣耳，然能郤败吴寇，复已熠之郢都也，则以有存楚之希望故。班超一书生耳，然能开通西域，断匈奴之右臂也，则以有立功绝域之希望故。范孟博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范文正方为秀才，有天下己任之雄心。自古之伟人杰士，类皆不肯苟安于现在之地位，其心中目中，别有第二之世界，足以餍人类向上求进之心。既悬此第二之世界以为程，则萃精神以谋之，竭全力以赴之，日夜奔赴于莽莽无极之前途，务达其鹄以为归宿。而功业成就之多寡，群治进化之深浅，悉视其希望之大小以为比列差。盖希望之力，其影响于世间者固若是其伟且大也。
天下最惨最痛之境，未有甚于“绝望”者也。信陵之退隐封邑，项羽之悲歌垓下，亚刺飞之窜身锡兰，拿破仑之见幽厄蔑，莫不抚髀悲悒，神气颓唐，一若天地虽大，蹙蹙无托身之所，日月虽长，奄奄皆待尽之年。醇酒妇人而外无事业，束手待死以外无志愿，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朝不谋夕，谁能虑远。彼数子者，岂非喑鸣叱咤横绝一世之英雄哉？方其希望远大之时，虽盖世功名，曾不足以当其一盼，虽统一寰区，曾不足以满其志愿。及其希望既绝，则心死志馁，气索才尽，颓然沮丧，前后迥若两人。然后知英雄之所以为英雄者，固恃希望为之先导，而智虑才略，皆随希望以为消长者也。有希望则常人可以为英雄，无希望则英雄无以异于常人。盖希望之力，其影响于人者固若是其伟且大也。
天下之境有二，一日现在，一日未来。现在之境狭而有限，而未来之境广而无穷。英儒颉德之言曰：“进化之义专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故现在者非为现在而存，实为未来而存。是以高等生物皆能为未来而多所贡献，代未来而多负责任。其勤劳于为未来者，优胜者也；怠逸于为未来者，劣败者也。”希望者固以未来的目的，而尽勤劳以谋其利益者也，然未来之利益，往往与现在之利益枘凿而不能相容，二者不可得兼，有所取必有所弃。彼既有所希望矣，则心中目中必有荼锦烂漫之生涯、宇宙昭苏之事业亘其前途，其利益百什倍于现在，遂不惜取其现在者而牺牲之，以为未来之媒介。故释迦弃净饭太子之贵，而苦行穷山；路得辞教皇不赀之赏，而甘受廷讯；加富尔舍贵族富豪之安，而隐耕黎里；哥伦布掷乡里优游之乐，而奋身远航。以常人之眼观之，则彼好为自苦，非人情所能堪，岂不嗤为大愚，百思而不得其解哉。然苦乐本无定位，彼未来之所得，固足偿现在之失而有余，则常人所见为失而苦之者，彼固见为得而有以自乐。且攫金于市者，止见有金不见有人，彼日有无穷之愿欲悬于其前，则其视线心光咸萃集于其希望之前途，而目前之所谓利益者，直如蚊虻之过耳，曾不足以芥蒂于其胸。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殉权，哲人殉道，其所殉之物虽不同，而其所以为殉者，皆捐弃万事，以专注其希望之大欲而已。
且非独个人之希望为然也，国民之希望亦靡不然。英人固不喜急激之民族也，然一为大宪章之抗争，再为长期国会之更革，累数世之纷扰，则日希望自由之故。法人三次革命，屡仆屡起，演大恐怖之惨剧，扰乱亘数十年，则日希望民政之故。美人崛起抗英，糜烂其民于硝烟弹雨之中，苦战八年，伏尸百万，则日希望独立之故。彼所牺牲之利益，固视个人为尤惨酷矣，然彼既有自由民政独立之伟大目的在于未来，而为国民共同之希望，凡物必有代价，则其所牺牲者，固亦以现在为代价，而购此未来而已。
然而希望者，常有失望以与之为缘者也。其希望愈大者，则其成就也愈难，而其失望也亦愈众。譬之操舟泛港汉者，微波漾荡，可以扬帆径渡也，及泛江河，则风浪之恶，将十倍蓰于港汊矣；及航溟渤，则风浪之恶又倍蓰于江河矣。失望与希望之相为比例，殆犹是也。惟豪杰之徒，为能保其希望而使之勿失，彼盖知远大之希望，固在数十百年之后，而非可取偿于旦夕之间，既非旦夕所能取偿，则所谓拂戾失意之境遇，要不过现在与未来利益之冲突，实为事势所必然，吾心中自有所谓第二世界者存，必不以目前之区区沮吾心而馁吾志。英雄之希望如是，伟大国民之希望亦复如是。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毁灭世界之毒药，萎杀思想之谬言也。我中人日奉一足止以为主义，恋恋于过去，而绝无未来之观念，眷眷于保守，而绝无进取之雄心。其下者日营利禄，日骛衣食，萃全神于肉欲，蜎蜎无异于原人，其上者亦惟灰心短气，太息于国事之不可为，志馁神沮，慨叹于前途之无可望，不为李后主之眼泪洗面，即为信陵君之醇酒妇人。人人皆为绝望之人，而国亦遂为绝望之国。呜乎！吾国其果绝望乎，则待死以外诚无他策。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河出伏流，牵涛怒吼。吾其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乎！穆王八骏，今方发轫。吾其扬鞭绝尘，驳驳与骅骝竞进乎！四百余州，河山重重。四亿万人，泱泱大风。任我飞跃，海阔天空。美哉前途，郁郁葱葱。谁为人家，谁为国雄！我国民其有希望乎！其各立于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郁郁以终也。（原载1903年5月10日《新民丛报》第31号。
选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
梁启超
国家运命论
［提要］
何谓运命？兴衰存亡有天命吗？
答六种问难，分析欧美天演之运、中华豪杰之命。
不以国事为事之国民与厌世主义的区别。
文选有李萧远《运命论》，其大指以国家之治乱兴亡，皆原于命，而人事无所用其力。虽其人与其文皆非甚有价值，然实可以代表我国数千年之理想也。吾以为国家积弱之大原，实此说有以中之，乃反其意以作是篇。
吾国先哲，以尊命为教，故日“乐天知命”，日“居易以俟命”，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既以此洗心自律，而复推以论世道之污隆，国运之兴替，故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又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为也。吾之不遇，天也。”又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又曰：“国之存亡，天也。”此义之深入人心者，二千余年于兹矣。夫士君子怀瑾握瑜以生浊世，所至辄见厄，挟持拨乱反正之道术，而坐睹国家之颠覆，生民之涂炭，曾不得一借手以振救之，万不得已。而归之于天于命以自广，毋使幽忧狂易以戕其生，此诚达人素位而行之义，而亦吾生平所常拳拳服膺者也。虽然，以云真理，则当有辨。
夫所谓运命者，谓有一造化主立乎吾上以宰制之耶？将谓任自然之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耶？如谓有宰制者以立吾上，微论此为吾人言思拟议所不与及，其果有与否未易轻信也。借日有之，则此宰制者，必其遍万国而无私覆，亘百世而未尝改者也，则何为偏有所厚于英、俄、德、法、美、日诸国，而有所薄于我国？何为偏有所爱于虞、夏、商、周、汉、唐、宋、明之盛时，而有所憎于今时？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夫以大公无我之造化主，而降福降殃，随地随时，种种差别，为事至不可晓，若必欲圆此说也，则惟当曰：各随其人之所感召，而予以相当之报耳。夫既日感召，则主之者仍人也，非天也。指感召为运命，则运命非一定者，而无定者也。如此赏罚之权，虽操诸君上，而感召此赏罚者，仍由各人之所行，谓受赏受罚缘于运命焉，不得也。是故谓有造化主以宰制运命，无有是处。
如谓自然之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也，则自然界之科学，近百年间，已发明无复余蕴，盖自至洪以迄至纤，无不为因果律所支配，既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此理盖遍通于自然界一切现象，丝毫无所容其疑难者也。脱有见因不见果，见果不见因者，则或吾侪浅学而不及察耳；或粗心而熟视无睹耳；或合数异因而结一果，或一因而分结数异果，或因与因相消，等于无因，果与果相偿，等于无果，其本相虽至赜而不可乱，特吾侪迷于参伍错综之数，莫得其朕耳；或今日所现之果，出于过去积久之远因，为吾侪所已忘；或前此所造之因，其果当现于将来，为吾侪今日所未及见耳。故他国之所以荣，我国之所以悴，前代之所以治，今世之所以乱，其问必一一皆有因果之关系，而非出于偶然。盖自然界之法则，断无所谓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是故谓以无意识之自然演成运命，无有是处。
问者曰：如吾子言，则国家之盛衰存亡，非由运命，当纯然以人力能左右之矣。吾今将设数难以诘吾子：
第一难 中外古今诸国，往往有先识之士，熟睹其濒于危亡，亦尝奔走号呼以思救之，而效不睹，卒以仆灭，其故何由？
第二难若日其时奔走思救之者，其人非豪杰，不足以任此艰巨也，然豪杰曷为不以其时生于其国，则谁实使之？
第三难况稽诸历史，国有豪杰而无补于亡者，不可胜数，至如孔孟之圣，见尼于公伯寮臧仓，而不得不援天命以自解。夫使力能造命，宜莫如孔孟，且无奈何。若曰：此由不得位使然，而孔孟曷为而不得位？是终不可解也。
第四难若日当时之君主贵族，与孔孟之道不相容也，而孔孟曷为必生于微贱，而不生于君主贵族之家？且君主贵族中，曷为终无一豪杰与孔孟志同道合者？欲不归诸命，其焉可得？
第五难且古今之亡国者，往往虽有贤君而不得行其志，或遭不虞之祸，而大业隳于半途。非天实不吊，抑又何说？
第六难又况水旱疾疠，敌国外患，猝然而至，酿成祸乱，以迄于亡者，所在多有。谁为为之？
释之曰：今欲总答诸难，则不能不稍征引甚深微妙之义以为论据。盖自来言哲理者，以佛说为最圆满。我佛常言：宇宙一切现象皆由业力相续而成。众生以法因缘故，常起造种种善恶诸业，所造之业，则为种子，依于法性，由种发芽，展转成果，谓之业报。报与业应，无少差忒，不能逃避。众生今日所受之苦乐，皆前此造业之报也。今日所造业，其报又受之于将来。但业亦有二种，一日不共业，二日共业。不共业者，个人所造之业，其种子还为个体所摄持者也，其将来所受之报，谓之正报。共业者，各人所造之业，其种子散布于社会者也，其将来所受之报，谓之依报。依者谓各人所依止之世界也，即指社会一切境界。此其义虽极奥渺，非吾侪凡夫所能测知，虽然，运命之奥渺而难测知，则亦相等耳。凡治学问者而究极至于第一义，势必言语道断，非凭借信仰之力，则无以为论据，而佛说则世界诸哲中之最可信仰者也。然又非徒盲信而已，盖自近世科学日昌，而在在皆足以证佛说之不诬。他勿具论，即如所述业种之义，自达尔文一派言生物进化，归本于细胞遗传之理，已与佛说之粗迹吻合，而物理学家所称物质不灭，尤足与斯义相发明。若夫共业依报之义，则吾侪苟能稍留心以观察社会现象，将随处可得其朕。盖吾侪自出胎托生于此社会，则无往而不受此社会之熏陶感化束缚驰骤，近而家庭乡党，远而全国全世界，莫不与吾有关系，而吾生之苦乐荣悴，受其支配者不少，此即依报之义也。而吾一生数十年间，所言、所行、所发意，又无在不播为种子，还以熏习此社会。就其最切近者论之，但使其人有子女数人，则遵天演遗传之理法，其子女必禀受其种性之一部分，子复有孙，孙复有子，故其人虽死，而其种性固日已蔓延矣。况乎犹不止此。虽以极僮鄙之夫，要必有其家族与夫常所交往者若干人，则其人之嗜好性质，必有几分为此若干人所感而化之者，而此若干人复以其所感者还感他人，即此展转相引，而熏习力所及，已非巧历能算。若其人能力愈大，活动之范围愈广者，则受其感化之人愈众，乃至一乡化之，一州郡化之，一国化之，其力尤伟者，则数百年数千年，犹且继续化之。所谓尧舜兴则民好善，桀纣兴则民好暴。至如东汉以光武、明、章及区区数儒生之感化，能成独行名节之风，魏晋间以何晏、邓飏、王衍、王戎辈数轻薄少年之感化，能率天下以为禽兽。历史上之陈迹，网不类是。其效力最久远者，尤莫如将一己之思想腾诸口说，发为文章以传于后，有若孔、墨、孟、荀、老、庄、申、韩、屈、宋、贾、董、马、班、郑、王、李、杜、韩、欧、周、程、朱、张诸人，虽在百世之下，读其书则精神为其摄而与之俱。又凡历代之当国执政者，其人虽死，而其事业之一部分，恒缘附于其所创因之制度以传于后，而足以范围后世之人。凡此皆佛说所谓共业也，皆一人造业，而种子播于社会，举社会之人同食其报者也。吾之絮絮论此，非侈谈玄远之学理，凡以证明佛说之极可信，而吾将据之以解决国家运命之一问题云尔。
由此言之，则国家之盛衰存亡，非运命使然，实乃由全国人过去之共同业力所造成，而至今乃食其依报者也。其或有坐睹危亡竞莫振救者，非运命限之使其无可救也，其国人为罪业所蔽，漠视公众之利害，莫思救之，或救之而不力也。又或以业重故，智识蒙昧，思虑短浅，虽欲救而不识所以救之之途也。豪杰之不以其时生于其国者，非天之降才有所恡也，以业力故，其国所传来现行之制度风俗学说，乃至社会上种种事实，皆限制豪杰使不得发生也。或虽有一二豪杰，卒于救于亡，而其自身且摧折抑郁以死者，非果豪杰之不能与运命抗也。以全国人为罪业所蔽故，不肯与豪杰共同活动，或反嫉豪杰如仇雠，故豪杰虽力竭声嘶，而所补仅乃万一也。夫现在全国人所受之依报，实由过去全国人共同恶业之所造成，今欲易之，则惟有全国人共同造善业。即不尔者，亦当多数人造之，以期善业之逐渐普遍，然后乃有济也。今虽以一二豪杰造善业，而举国人方日日增造恶业以与之相消。则豪杰纵有大力，其与几何？夫豪杰终非能以一手一足之力援天下溺也明矣，而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则以其能以善业为天下倡而已。倡而莫之应，则非运命之厄豪杰，而众人之厄豪杰也，非豪杰无益于人国，而罪业深重之国民，不许豪杰以自效也。若夫豪杰之往往生于微贱之家，而继体帝王及各门右族绝少概见者，又非天之生才有所择也。深宫之中，阀阅之胄，久已习于骄奢淫佚，柔脆蒙昧，其遗传性及其周围之感化力，皆不适于为豪杰长养之地，亦业力使然也。脱忽有一二拔乎其萃者，则其与彼社会之枘凿愈甚，律以适者生存之理，固宜被淘汰，又其特别业力使然也。夫历观古今中外各国之所以兴，岂闻有专恃一君主或少数贵族之力者？而国民乃或以失望于君主贵族之故，遂谓国事无可为，而坐以待其亡，此正乃为极深之罪业所蔽，养成自暴自弃之劣根性，其受亡国之惨报，固其所耳。此外如水旱疾疠诸灾变，前此以为天实为之者，今稍有识者，莫不知其皆有所自来，而人力举可以消弭之，徒以政事不修，故生此变。而政事不修之故，则由自暴自弃之人民自取之，无一非业力使然也。准此以谈，则吾排运命而尊业报之说，果无以为难矣。质而言之，则国家之所以盛衰兴亡，由人事也，非由天命也。
然则吾先圣昔贤之指此为运命者何也？曰：凡造业者既必受报，无所逃避，无所差忒，自其因果相续之际言之，确有自然必至之符，无以名之，强名日命，其以不共业而得正报者，则谓之为个人之运命，其以共业而得依报者，则谓之为国家之运命，此运命之说所由来也。虽然，运命云者，由他力所赋以与我，既已赋与，则一成而不可变者也。业报云者，则以自力自造之而自得之，而改造之权常在我者也。如日万事惟运命而已，则吾侪之自为私人计者，诚可以终岁偃卧不复事事，以俟泰运之来，自有彼苍为我雨金雨粟，而倘遇否运，则亦惟听其蹙我至死，而不一思抵抗。顾虽以至愚之人，犹不肯出此也。独至国家之盛衰兴亡，则壹诿诸运命气数而束手以待之，何其惑哉？我先民之言命也，日“造命”，日“立命”，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诗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荀子曰：“怨天者无志”。夫天而可违，祸福而可自求，则运命之非前定也明矣，而造之立之，亦视人之有志与否而已矣。
今也我国政治现象：内之则凡历朝将亡之际，其所以致亡之迹，无不一一蹈袭之，外之则凡世界已亡之国，其所以致亡之具，无不一一藏纳之。国中人士无论朝野上下智愚贤不肖咸曰：“国必亡！国必亡！”问国亡且将奈何？则日听之而已。问国亡后之惨状亦知之乎？则皆日知之，知之则曷为听之？日运实使然，命实使然，虽欲不听之，又安可得也？于是其黠者且务自封殖，争营逐于春冰朝露之富贵利禄以自娱，如待决之囚且饮酒高歌也；其愿者，则惟长吁短叹，忧伤憔悴，如待僵之蚕，奄奄无复生气也。夫国果必亡矣乎？曰：夫如是则安得而不亡？而所以亡者，非有他故，则举国人咸日“国必亡国必亡”之一种心理为之耳。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举国人咸日“国必亡国必亡”，则国宜缘此而可以不亡，曷为反以速其亡？则徒以委心任运之故，生出彼黠者愿者之两种心理以中分天下使然耳。夫彼黠者所操之术，是无异病者自谓病不可治，而饮鸩以为甘也；彼愿者所操之术，是无异病者自谓病不可治，而屏医药弗亲也。病未必死，而弗亲医药则可以驯致于死，饮鸩则更无不死。然则非死于病也，死于自杀耳。夫今日我国人皆谋自杀者也。呜呼！我国民亦知我国今日所以濒于亡者，皆由全国人民过去业力之所造成乎？自造恶业者，必自受恶报，无人能为我解之，惟更自造善业，则可以解之。而苟能更自造善业，则善报之至必如响，亦无人能为我尼之也。
夫国民之不以国事为事也，且以国家政务为一己富贵利禄之具也，此正招亡之恶业，而我国民前此造之已久者也。畴昔不自知其将亡，斯无责焉，今亦既知之矣，不务其道，乃从而傅益之，是以前此所造之恶业为未成熟，而更助之长也。故前此所已造者，不过致病之业，而今兹所现造者，乃正趋死之业也。夫人亦何乐于死？传曰：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者乎？今病虽深矣，然犹未死也，而必合四万万人穷日夜之力共造死业，以蹙之于必死之途，吾实惑之。夫彼昏不知者，则无责也；明知之而效待决之囚饮酒高歌者，此其人恶根深重，地狱正为彼辈而设，无论国亡与否，而彼辈于精神上肉体上，终必直接间接受无量之惨报，吾更无术以超度之也。顾最可惜者，则国中中流社会之贤士大夫，其躬洁白之操，怀忠蹇之节，治经世之术，抱匡时之才者，实不乏人，而或以志不能帅其气，勇不能辅其仁，遂至徒事退缩，不图进取，自比于待僵之春蚕，而助彼辈以共造亡国之恶业，吾实痛之。
吾生平向不持厌世主义，凡与吾游者多能知之。而或疑其为无聊之极，思姑作此语以自壮，而或者又曰：其在前此国事之流失败坏，未至此甚，犹有一线两线之希望，或可以无厌世，今则惟有共趋于此途而已。虽然，吾之所以自持者决不尔尔。夫国家至今日，亡之数什九，而不亡之数仅乃什一，吾方昔昔在噩梦中，更安敢为无聊之语以自壮者？且无实而自壮，谓之客气，客气安可久乎？至常人所认为一两线之希望者，则吾自始不希望之，惟前有希望者，故后有失望，不为不可得之希望，则虽不得，亦无失望也。如认预备立宪之诏书为希望之类，他尚有似此者问者曰：然则子之所谓不持厌世思想者，毋亦效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明知其无益，姑为之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应之曰：行吾心之所安则是也，明知其无益而为之则非也，无益之事吾必不为，亦必不劝人为之。吾实笃信吾佛之教，墨守业报之说，以谓天下决无无结果之事。苟其事之性质为有害者，为之，而害必随焉，苟其事之性质为有益者，为之，而益必随焉。且如吾国今日之现象，实积多年多数人所造之恶业以致之，今之所以儳焉不可终日者，良由自业自得，固属无可怨怼，亦复何所容其疑怪？吾侪今日，惟有广造善业以禳除之，藉日未能，亦何可更造恶业？而明知国之将亡而不思救之者，则吾之所认为恶业也。此非无善无恶之业，何也？见孺子将入于井而不援手，其不得不谓之恶业明矣。夫造善业毋造恶业，必当先自我始，所谓行吾心之所安者，此也。至谓为之而必有益者何也？凡个人所造之业，必有一部分为共业，而能以力熏习社会，夫既言之矣。今之恶报，为恶共业所造成，而此恶共业，亦不过由少数人造之，而熏习遍于社会者耳。今欲得善报，亦惟熏习社会之共业，使趋于善。然此固非绝对的不能致者也，今且就具象的事理以直捷指明之。今之谓国必亡而无可救者，岂非以失望于政府耶？须知政府之人，亦不过社会之一分子，而政府之为物，则社会之所产出者也。腐败之社会，决不能有健全之政府；健全之社会，亦决不容有腐败之政府。今欲责政府以健全，吾诚无术矣；社会欲自求健全，则其权岂不在社会耶？欲使全社会遽进于健全，则吾诚无术矣；欲使吾自己为社会中一健全分子，则其权岂不在我耶？夫我自己固眇乎其小也，曾亦思中国国家亦不过各四万万个之自己而成，人人皆发愿自己造善业不造恶业，而健全之社会出焉矣。又不必其人人也，但使有百分之一焉，千分之一焉，乃至万分十万分之一焉，则其业力所熏习者，已伟大至不可思议，而谓似此之社会，尚容有腐败之政府得生存于其间乎？吾固谓中国致亡之原因，不全在政府也，藉日全在政府，则所以易亡为存者，舍此道末由，而信能行此，则又必旋至而立有效者也。今之君子，不希望社会而希望政府，不希望社会分子中之自己，而希望社会分子中之他人。故失望相踵也。天下惟希望自己者，为能永无失望而已。今之君子，既失望于政府，失望于社会之他人，遂乃嗒然自丧，颓然自放，举自己而加入罪业社会中，以汩其泥而扬其波，餔其糟而醊其醨，即稍自爱者，亦不过遁逃于罪业社会以外，然已无术可遁，则甘为废人以自虱于社会而已。如是则社会安得不腐败，而国安得不亡？然则国之亡，非运命能亡之，而四万万人各以自己之力亡之也。夫以自己之力能亡之者，则亦必以自己之力能存之，如日不能，是自暴自弃也。凡持厌世思想者，皆自暴自弃之人也，皆与于造恶业以亡吾国者也。
问者曰：如子言，则吾国其必可以不亡乎？曰：嘻，吾乌从知之，此其权实操于国民，国民欲存之，则斯存矣，国民欲亡之，则竟亡矣。吾固国民之一，吾固不忍亡吾国者，而岂敢谓人之人皆有同心也。问者曰：子言不肯为无益之事，且不肯劝人为之，今子固不能以独力救国亡，且虽少数人之力亦不足以救国亡，然则所为者，安得谓必有益乎？应之曰：能救其亡，固大幸也，藉日不能，则国虽亡矣，而为国民之分子者，尚当有事焉。历朝当丧乱泯棼之世，恒必有少数畸处岩穴之士，在当时若为举世所弃者，而先民之种性，国家之元气，实赖之以传于后，乾坤之所以不息恃此焉。此亦为因果律所支配，既造业而必有报者也。夫此则岂复吾之所忍言哉！所以有言者，凡以明吾侪无论值何时势，处何境遇，终不可有丝毫自暴自弃之心云尔。要之，中国之存亡，惟中国人自存之自亡之。西哲有言，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今我国民皆日“国必亡国必亡”也，则国乃将真亡也。已矣！（原载1910年4月《国风报》第8期。
选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二》）
梁启超
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
［提要］
国民能力决定一国事业的成败。
中华民国成立的伟大意义在于古老民族有了复兴之机。
国民性格的局限与优点对革新的影响。
一
一事业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国民在一时代间，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为主，而其他为辅。
一事业所历时代之长短，恒以其事业之难易及事业所被范围之广狭为比例。
国民能力集注于一事业时，对于他事业之能力，自不免减杀。且在某时代中为完成某种事业起见，产出种种制度，此制度还影响于国民心理；迨时代之需要既去，而制度之遗蜕仍存，则国民能力，必为此种逾时失效之制度所制限，而萎缩其一部分。
萎缩非灭绝之谓。凡国民既有能力曾完成一大事业者，即足为并非不能完成他种事业之反证；但其能力为潜伏的，往往非俟环境起一大变化后，不能冲动发展。
国民能力之发动，恒借反拨力为导线，无反拨力，则本能或永远潜伏。目致萎缩。
二
吾尝持此数义以衡量有史以来各国民所造业，其得失之林，略可睹也。吾今将以推论我中华国民。“中华民国”一名词之成立，即中华国民在人类进化史上之一奇迹也。夫世界上之国民亦多矣，吾何为独以此自奇？须知以如此庞大之民族，散布于如此广漠之国土，数千年继继绳绳，日征月迈，在我民固视之若素，然以世界史的眼光观察之，实邈然更无匹俦。而我国民过去之精力，盖什有九消耗于此问，别方面事业之所以停顿，其总根原实坐此。
吾侪治西洋史，当知有所谓“中世黑暗时代”者，此时代所阅凡千二百余年，其社会状况如其名，文化一切停滞，政治日在扰攘不安之中，凡读史者，率厌弃之。虽然，当知此时代在全部世界史中有一绝大之价值焉。盖现在欧洲各国之国民，皆于此时代胎孕醇化，确立其“国民的”基础，专为此一大事，耗其全部之精力，不遑他及，故政治上、学术上、文艺上更无一优异之点可称道。然而经此一度胎孕醇化以后，各国国民的特性完全成就，故一入近世，举其千年间磅礴郁积者，次第尽量发挥，则光华骤发，沛乎莫之能御。由此观之，千余年之黑暗，非其人根性劣薄所致，盖“形成国民”之一大事业，比诸任何事业皆倍极艰辛。譬诸个人，自处胎、出胎、襁褓、总角以逮成年，凡种种有意识无意识之作为，皆不过将来之预备。虽无甚成绩足记录，然所费奋斗自立之工，实占全生涯极重要之一部分。一国民之自立于世界，亦如是而已。
欧洲各国，其地域大者当我数省，小者一二县耳，其人口多者不逮我五之一，少者不逮我百之一，而其对于“形成国民”之一大业，犹费千余年。再严格论之，彼千余年者，欧洲各国民不过一面求自脱于野蛮之状态，一面与新侵入之野蛮人抗战而已，其实能于彼时代‘形成国民’者不过三数国，自余则又近百年始著手从事，而今乃在进行中者也。我国古代固有民族之复杂，不下欧洲，其受劣等民族之侵入蹂躏，则视北蛮之祸罗马为尤酷，吾国民在此种环境之下，以三四千年间不断的努力，始能使此世界中永远有所谓“中华国民”者，庞然屹然，为人类一重镇，此其事实可贵而至难能。请言其概。
事实之最显著者，则自五胡之乱以迄清末，所谓“夷狄入主中夏”者，殆居时代之半，——北方尤甚——我国民常受此种劣等民族之压迫，屡犯而屡攘之，斯业实为万难。然犹不止此。试观有史以来所记载，最初之中华民族，其领域几何？春秋号称文化全盛，而诸夏之国周、鲁、齐、晋、宋、卫、陈、蔡、燕、许、郑所居者今河南、山东、山西及陕西、直隶之各一部分耳，其间犹有赤狄、白狄、山戎、伊洛之戎、策夷、淮夷、徐戎等杂厕错处。此外则自河以西，淮以东，江以南，皆劣等民族栖息之所，若浙、闽、湘、蜀、粤、桂、滇、黔、甘、凉、辽沈等更不必论，盖唐、宋以后迄未开化者比比然也。其后东南渐脱蛮风，而中原已沦戎索，展转蹂躏，千余年殆无宁岁。我国民于其间，内之将国内固有之复杂诸族冶为一炉，外之以其文化薰育彼侵入之诸外族，如果赢之负螟妗，诏以“似我似我”也，如是孳孳砣砣，经四五千年之岁月，然后亚细亚东陆一片大地，成为“中华国民化”。此一片大地中，除中华民族外，——国内固有民族包含在内——尚有主要民族四焉，一日苗族、二日羌族、三日匈奴，四曰东胡。我族对苗族问题，自黄帝征蚩尤，尧窜三危，禹午干羽以来，直至前清雍正、嘉庆两次滇、黔、湘桂改土归流，始完全解决。其对羌族问题，自殷汤享氐羌，周武誓牧野以来，直至前清乾、嘉间川陕土司内属，光绪间新疆置行省，始完全解决。其对匈奴族问题，自黄帝伐荤粥，殷高宗伐鬼方以来，直至明驱逐胡元，清服属蒙古，始完全解决。其对东胡问题，自周通肃慎，齐伐山戎以来，直至民国成立，满清逊荒，始完全解决。所谓解决者，非攘斥剿绝之谓，乃吸聚诸族，蜕变其原质，作为我族之一成分，而增廓其内容。今此诸族者，在腹地各行省中，更无丝毫痕迹之存留、实则任举何省人民，孰不有羌、苗、匈奴、东胡乃至其他诸异族之遗血者，而今则惟以“中华国民”之一名义自见于世界耳。此等民族化合之例，在他国固亦同然，——如英兰人之合那曼族、撒克逊族、盎格鲁族而成——然欲求所吸聚者如此其繁复而普被，所醇化者如此其浑融而无间，则横览全球，竞无其匹。尤当知者，彼数千年来厄我龅我之劣等民族，并非能如日耳曼蛮族之侵暴罗马，而随带一特种文明以俱来以相补益也，我所遇之诸劣族，曾无分毫之文化足为我助，而惟日以蹂躏我文化为事。故欧洲诸族之接触，譬之男女媾精，别孕新机，我之醇化诸劣族也，乃如吞石卵金屑于腹中，竭吾胃力以消化之，欲求不断送生命，固已甚难，犹复保相当之健康，为不断之发育，实属难中至难之业。故我国民每完一役，费功动逾千年。畴昔外人，动以老大帝国诮我，以吾观之，乃适得其反。天下惟早熟者始早老，以吾国民器宇之伟大，其熟也自不得不迟。盖此“中华国民”之一人格，直至最近百数十年间，开始渐达于成年，前此百难千灾，幸不夭折，今乃俨然壮夫矣。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人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
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日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夫豫章之木，生七年而后可识，及其参天蔽日，则大厦需梁栋，舍是无择矣。我国民在世界人类史上之地位，正此类也。
三
凡一事业未有不根据一理想而来者，理想既深入人心，于是发为性情，演为制度，而事业随之。我国民以数千年赓续的努力，完成此大事业，果恃何种理想以为之贯注耶？此种理想，对于现在及将来新事业之成败，有何关系耶？此实我国民目前极当内省审处之一重要问题。
第一，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国家”一语，有若何特别重大之价值，我国民殆不甚理解。我国伦理之系统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个人身为起点，以世界天下为极量，而国家则仅与家族侪伍，同认为进化途中之一过程，故其所最乐道者曰：“天下一家”，日“四海兄弟”。其所以汲汲焉务醇化异族者，非认为权利，乃认为义务。盖我先民常觉我族文化至优美，此感觉是否正当属于别问题而以使人类普被此文化为己任，凡他族之与我遇者，不导之人于此途，则自觉其悲悯之怀不能遂也，彼但能自进而与我伍，我遂欣然相携而无或歧视，故其义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谓国者绝无界线，惟以文化所被为推移。拥有广漠之国土，殊不以自私，常欲与世界人共之，故以“怀柔远人”为一种信条，招徙异族入居腹地之事，历代数见不鲜。就一时之现象言之，诚不免开门揖盗、数千年来外患之海臻，未始不坐是；虽然，亦正以其怀抱此种“超国界”的观念，故凡栖托于此土者皆耦俱无猜，徐徐焉受我感被，历岁月而相与俱化。试以较欧洲，彼英、法、德民族系本同源，以视吾古代诸夏之与荆蛮，其血缘之关系殆尤密切，然彼至今尚裂为三国，我则久已合作为一家。又如奥、匈及巴尔干诸国，对于国内异民族统治问题，至今无正当解决，分裂之势日甚一日，我则以多数异民族错居，从不发生此问题。盖我国民本见有世界，不见有国家，故凡人类因有国家所受之恶结果，我国民受之殊鲜，虽然，同时人类因有国家所受之良结果，我民受之亦鲜焉。此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我国民五千年来，皆恃此为成功之一大根源，及至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成为天之骄子，我国民舍其故步而谋学步焉，与我固有之国民性不相容，学焉未睹其利而先承其弊，于是演一大失败。
第二，人类平等之理想，又我国民成功一要素也。平等之义，欧美宗教哲学家言之綦详，然按诸事实，乃始终未尝彻底。产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希腊，而雅典人口四十三万，奴隶居其四十万。主张“人皆帝子”之基督教，不惟芟异教徒如刈草芥，即对于同教之异宗，亦威压不遗余力。为争自由而新建之美国，施异种人以私刑，恬不为怪也，号称民主主义发源地之英国，而爱尔兰人曾不能自比于人数。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其享有公权者，则又限于一阶级。由此观之，欧美人所谓平等者，以为名高而已。我国民则平等理想，真深入人心，法律上、事实上皆绝对表现，贵族、平民之差别，自战国以来，既已一扫，此后更无发生之余地。考阶级之兴，大抵起于异民族相互问，或战胜于外，俘敌为奴，或侵入者对于原住民不屑与伍，或对于流寓寄栖之族，别立限制，大抵血族的自慢性为其主因，而宗教的排轧性辅之。我国民则此等观念根本不存，故所谓阶级者亦根本不能成立。其间虽有爵称，不过衔号的虚荣，虽有乐户、倡、隶等贱籍，随时可以消免，惟南北朝中原旧阀南渡时，寒门贵族之界颇严，元清篡统之初，有色目、旗民等差别，然皆不能以久，在历史上不足为重轻也。故就大体论之，自汉以来，国民之公私权乃至生计的机会，皆可谓一切绝对的平等。此庞然四万万之大族，所以能抟抗不破裂者，职此之由。此其所长也，然我国民坐此失败者亦数端焉。其一，近世代议制度之建立，实以阶级精神为中坚，既未能发明更优于代议制度之政制，而我以绝无阶级根据之国向人效颦，势必以失败终了。其二，人类之互助性，恒发起于局部的而渐次扩大，又必有所对待，然后团结力始增。就此点观察，则阶级之为物，实为人类进化不可缺之一工具。我国民以绝无阶级故，全国成为平面的，反散漫而末由抟抗。其三，现代新阶级发生，全以“生计的”地位为分野，前此之血族的、宗教的阶级，已成陈迹。我国民虽未受旧阶级之毒，然今后新阶级之发生，终不能免，所谓‘绝对平等’者，权衡将破，不别谋所以顺应之，其敝或视他国更甚。
第三，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实我国民铭心刻骨之公共信条。试举政治上之美名词，必日“垂拱无为。”必日“举民休息。”盖我国民之理想的政治，乃在将政治的范围缩至最小限度，以今语表之，虽谓我全国人民数千年来皆为无政府主义之信徒可也。人民并不倚赖良政治而始存活，故虽有恶政治，而社会亦不至根本受其摧残。试读一部二十四史，宁非彻头彻尾血污狼藉之一“相斫书”？我国民数千年在此状态之下，而其不断的发展如故也。近数年来之政象，举所谓“鼎沸”、“云扰”、“腐败”、“黑暗”诸形容词，犹不能尽其万一，然而社会生机，并不剿绝，其中一部分，反若有向荣气象，乃至其移殖于外者，若历年之在南洋群岛，若最近之在俄蒙一带，皆处极压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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