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象愚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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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试读：
自序
己丑年春节过后不久，炳辉从沪上来，说天振、思和和他三位教授策划出一套有关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文集，由那些较早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选收自己的文章，先行编辑出版，然后再扩大范围，不断出下去。第一辑中包括了我，这样，就把我梳理自己有关这一领域一些观点的思路提前了。
应该说，我是比较早地从事这一领域的大陆学者之一。我之所以进入这一领域，既是个人兴趣所致，也是历史机遇使然。
就个人兴趣而言，我对中外文学都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古文和古典诗词，本来是要考中文系的，结果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外文系，不过，对于老天的这一安排，我并不觉得遗憾，反而有一种塞翁失马的欣悦感，因为我自信自己一定能学好外文，实现从小就打算遍游世界的梦想。幼年在乡村小学上二年级时，我们常玩一种所谓“开火车”的问答式游戏，那时我的火车就已经“开”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对于世界上的那些名山大川，我总能倒背如流；在中学时学了6年俄语，我的口语和笔试总是全班第一。我还特别喜欢俄苏歌曲，能用俄语演唱一些著名民歌，颇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当时还读过一些俄苏和西方小说的译本，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静静的顿河》、《红与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堂吉诃德》、《大卫·科波菲尔》、《天方夜谭》之类。我自以为对语言和文学的感觉相当好，因此，在进入外文系英文专业的时候，很快就沉潜在一种对新的语言与文学的研习中。大一主要集中精力攻语音、语法、词汇、句法等，到大二时已可以对照译本阅读原作了，那时喜读中华书局出的活页文选，对著名前辈学者们撰写的有关英美诗文的赏析性文字爱不释手，同时还进一步扩大文学名著的阅读，对莎士比亚、但丁、狄更斯、萨克雷、哈代、马克·吐温、奥斯汀、勃朗特、歌德、普希金、契诃夫、莫泊桑、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主要著作都有所涉猎。而且特别热衷于翻译练习，对严几道的译事三原则奉若神明。记得读《哈姆雷特》时，曾反复吟咏哈姆雷特写给奥菲莉亚那首情诗：“Doubt thou the stars are fire, /Doubt that the sun doth move, /Doubt truth to be a liar, /But never doubt I love”。心想能写出这样美妙、隽永的千古绝句，莎翁真不愧是文坛巨擘。对照当时看到的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觉得就“信”、“达”而言，可以说无可挑剔，但心中仍在不断琢磨，能否译得更雅些呢？譬如，译成五言、六言甚或四言有没有可能？记得我都作了尝试，但都不满意，因为很难兼顾严氏三原则。现在想来，也许只有其中的五言一种或可差强人意（可疑星为火，/可疑日不落，/真理成谎言，/我心永不变）。更重要的是，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常会发现中外作家在表现手法上往往有类似或暗合处。譬如琢磨莎翁这首小诗时，脑子里会自然浮现出我国古代民歌中“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以及苏格兰诗人彭斯诗中“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之类的句子。当时并不知道“比较文学”为何物，只是惊异于天下诗人在写情誓诗时何以竟能如此相似，今天看来那也许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比较意识了。
正因为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过程中，打下了比较厚实的中外文学根基，因此在“文革”十年浩劫，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体制的1978年，当我面对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关于萨克雷的《势利者集》（The Book of Snobbishness）和奥登写抗战中中国士兵的那首十四行诗之类的考题时才不致慌乱。今天看来，当时的答卷当然远不理想，但它毕竟让我登入了外国文学的殿堂，为我日后的外国文学甚至比较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我之所以略显作秀式地回顾个人求学过程中的这些经历，只是想表明，我对中外文学兴趣的养成和已经形成的基础，与我后来被比较文学所吸引乃是一种逻辑关系。
就历史机遇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研究院学习外国文学的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肇始之初，解放思想成为变革的先机，文化界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十分活跃，大家开始反思“文革”十年甚至更早的“十七年”中各种律条如何束缚了人们的心灵，进而导致了思想枯竭和文化荒漠的现实局面。外来的各种思潮开始进入人们禁锢十余年之久的头脑；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等一批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销声匿迹的学界大师们的身影和他们的著述又开始回到社会的关注之中，人们开始热烈议论他们的学术思想、他们的道德文章，特别是1979年开始陆续问世的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该书以古文撰述，包含了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西方文字，让我们这一代学子大开了眼界。当时，我们这些在社科院和北大攻读外国文学的研究生中许多人有较好的古文功底，而且正在学习二外和三外，因此能较为顺利地进入阅读和讨论。钱著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依托，出入古今中外，涵纳文学文化时空的各种层面，大如观念现象，小如字词章句，皆能广征博采，相互比勘、相互生发，且信手拈来，皆成妙文。该书跨界论述的特别方式与当时已渐为国人所知的比较文学方法颇多暗合之处，学界有人开始呼吁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外国文学界著名前辈学者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等率先建议在高校建立比较文学的学科。在我从研究院毕业的1981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会”，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随后几年，京沪等各地高校纷纷响应，成立研究机构、发表文章、开设课程、组织学术研讨会议的消息此起彼伏，倡导比较研究的呼声渐成燎原之势，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呼之欲出。
我从1981年秋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今外文学院前身）任教。应该说，北师大外语系是国内高校中有一定基础和水平的系，其俄苏文学一直处于国内这一领域的前沿，其英语语言教学也在学界有较大影响，但正如当时国内大多数外语系科一样，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层面的教学上，而于英美文学却甚少关注，有关英美文学的课程寥寥，我所承担的课程主要是泛读一类。正在我为学而不能致用忧心忡忡之际，一个难得的转机出现了。大约是1982年夏秋之际，中文系外国文学的陈惇教授等人致力于建立比较文学的教研机构，他积极推动钟敬文和黄药眠两位先生联袂向校长上书，建议成立相应的组织。钟先生是国内民间文学界泰斗，黄先生是久为人知的文论家和诗人，两位重量级教授的建议引发了校长的注意，校长立即批示同意。于是，“北师大比较文学研究组”在中文系成立。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北师大中文系曾以名教授云集、学术实力雄厚名噪一时，虽然此后数十年间随着不少名人的离去而元气大伤，但由前人奠定的根基依旧比较坚实。民间文学、文学理论、古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代有优秀传人，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居于领先地位。就其外国文学学科而言，新中国建立之初，穆木天和彭慧两位著名学者领导一批年轻学者创立了最早的外国文学学科。该学科点延请俄苏文学专家，成功举办了两期有关俄苏文学的研讨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最早的俄苏文学专门人才，参加这些研讨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了国内许多高校外国文学学科的带头人和骨干。北师大外国文学学科以其俄苏文学教学研究的实绩在国内享有盛誉，改革开放之初，它又迅速重组了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的研究队伍，在总体实力上保持了在国内的重大影响。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学术团队不仅具有接纳一个新学科的条件，而且也有接纳一个新学科的眼光和自觉。比较文学研究组在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和氛围中诞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当陈惇先生找到我，提议我加盟中文系，和他一起为建立北师大比较文学学科点而努力时，我真是大喜过望。对于比较文学，我当时已有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已是心向往之。能够脱离当时毫无文学情趣可言的环境，转入自己颇感兴趣的领域，我何乐而不为？对于北师大中文系，我是慕名已久，更是心向往之。1962年高考时，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正是北师大中文系。据说我的成绩完全超过了北师大那年的录取标准，但却被硬留在了地方高校。现在忽得上天眷顾，居然可以圆20年前的旧梦，进入向往已久的名校名系，当时内心的激动和欣喜实非语言可表述万一。于是，在1982年年底前，我成为北师大中文系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研究组中的一员，从此开始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生涯。唯物主义者不讲宿命，正是当时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使我进入了比较文学队伍，这就是我说的“历史机遇”。
中国比较文学是改革开放在学术领域孕育的一个新生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共生，同样走过了自己30年的生命历程。倘若我们更严格一点，把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诞生和第一届中国比较文学大会的召开看作中国比较文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它也将在不久的数年后迎来自己的而立之年。作为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我与一些同代学者一样，见证了这一学科在中国诞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它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仍旧存在的不足。然而，当我今天回顾自己在过去近30年关于这一学科的基本思想时，我的思考则完全是个人的。
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我的比较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对比较文学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上，譬如什么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是什么、比较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中的各种问题等，换言之，我的著述与文章主要集中在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上。
我开始做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初几年，主要是研读国外和港台学者的有关著述，和同仁一起翻译出版了韦勒克的《文学理论》（1984）、编辑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86），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函授中心举办的外国文学讲习班撰写了10余万字的《比较文学》（1984—1985）讲稿，分作10讲，铅印成册，发送到参加讲习班的学员手中。正是在这个讲稿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我与陈惇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1989）。我最初的比较文学观基本上体现在这两部书稿中。
本书之所以题名《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意在说明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也反映了我对比较文学的一个总体看法。在我看来，比较文学自诞生之后，其疆域不断拓展，近20余年间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了比较文化的领域。而我个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或者说在不断变化中深化。因此，收在此文集中的短文《比较文学的变与不变》可以看作全书的关键。“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成为我编选全书的一个基本线索。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除少量未刊稿外，大多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学术界》、《中外文论与文化》等学术刊物或其他文集、著作中。本书没有完全按照发表和写作的时序编排，而是作了适当的调整组合。《比较文学学科前史述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三阶段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比较文学方法论探讨》和《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相互阐发》是一组撰写和发表于早期的文章，主要讨论比较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其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此次编入时重新加以校读，订正了一些失误，补充完善了一些文字，但主要观点仍一如其旧。它们基本上体现了我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比较文学观。这组文章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第一，比较文学是19世纪晚期出现在欧洲的一个新学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文化和文学交流融汇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意识的觉醒，比较意识的发展，从歌德到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的提出，“进化论”、“因果论”和“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的产生，“比较”一名在自然科学与语言学、文学研究中的使用等成为这一学科诞生的历史先决条件。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三种基本方法，三种方法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结合又各有侧重。第三，对中国学界来讲，比较文学是一个舶来的观念。然而以这一观念来衡量，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演变同样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其史前史从佛教传入至20世纪80年代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历史演化。《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依据》、《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比较文学的变与不变》分别写成于90年代中期和进入21世纪之后的前几年，虽然在时间跨度上比较大，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反映了我个人比较文学观的变化。90年代中期之后，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领域拓展的势头越来越猛，特别是伯恩海默的第三个“十年报告”出炉之后，比较文学向文化转向成了不可阻挡的大潮，比较文学不再以文学为中心，而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一个标志学科，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开始再次提出究竟什么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我也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比较文学观。我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危机不断，这种危机归根结底是学科理论的危机。危机的表现是，由于年轻不成熟和潜在的矛盾，比较文学一直未能形成一套能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基本理论；更令人忧虑的是，不少学人对于学科基本理论的探讨和建设并没有多少兴趣，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第二，我在早期曾提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的观点，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我与陈惇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1989）一书中。随着比较文学大势的演化与我自己认识的深入，我觉得这种“四跨”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使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毫无节制地蔓延，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提法难辞其咎。因此，跨民族和跨语言的原则应该坚持，而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原则需要慎重对待。第三，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而不仅是一种方法；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是一种跨民族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观及其当代意义》、《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危机说”辨析》、《巴斯奈特比较文学“反思”之反思》是一组与比较文学界几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对话、商讨的文章，写于近几年，其主旨与上一组文章一脉相承，进一步申说了我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观点：比较文学必须加强自身学科理论的建设，必须在理论上界定自身，才能摆脱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特别是在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相当一批学者（尤其是一些影响颇大的学者）高唱比较文学“死亡”、比较文学放弃界定自身、比较文学走向“文化”的大语境下，强调比较文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更是刻不容缓。《文化观念的演化》、《法农与后殖民主义》、《类后现代主义或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误读与创造》是一组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这组文章发表的时间距离比较大，但讨论的主要内容却是中西文化。读者不难在这些文章中看出作者出入不同文化并自觉作出比较研究的意图和努力，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组关于比较文化的尝试。《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是为这部文集新写的一篇较长的文章，它是我对自己的比较文学观的再次梳理，表达了当下我对比较文学的基本认识。在此文中，我讨论了比较文学的四种基本性质，并呼吁坚持这些基本性质，同时我也分析了传统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根本原因，指出了这种转化的历史必然性。需要说明的是，站在传统的比较文学立场上，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转化对比较文学这一年轻学科的巨大伤害和冲击，从而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转化的沛然不可抗拒，从而采取顺应乃至欢迎的态度。但就总体而言，我的立场是偏于传统和保守的。我对学科理论的多方申说和对学科理论建设的反复强调表明了我对传统比较文学观的固守。细心的读者当不难看出，此文字里行间流露出我对这种转化的一种ambivalence的复杂情绪；更需要指出的是，此文中的观点与我早期的观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距离，这里既有承接，又不无抵牾，它既是我个人比较文学观的一个发展，也是我这些年思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归结。
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大规模地向文化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化转移了。比较文学的这种变化既是一种历史的变化，那就不以学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在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中，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加强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建设的必要性。易言之，我们仍然需要坚持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跨界性与文学性的原则。我相信并且希望，在比较文学大步走向比较文化的今天，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守在传统的比较文学领域内，即仍然将比较文学看作一种文学研究，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的基本方法，深入探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通过或宏观或微观的比较、分析、归纳、综合，不断提升人们对文学的种种基本问题及其艺术魅力的认识，并由此进一步看到人文精神的培育和提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绝对重要性。至于比较文学或者说比较文化在未来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则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了。
作为一个文集，但愿本书不仅能够记录我个人比较文学观的发展与演化，记录其中的连续性、矛盾性乃至褊狭性，同时也能为后人反观比较文学这段演化的历史留下一些可资探讨的资讯与空间，为他们在未来的某个历史时刻寻绎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蛛丝马迹提供某些可以进一步查证和讨论的线索。当比较文学发展到一种无法想象的形态时，未来的学人们会对当年的比较文学发什么样感慨呢？不知道了。是为序。己丑岁尾一稿庚寅夏日改定于京师园一得堂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迻译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2011年4月8日第一辑学科鸟瞰与历史线索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诞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它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一新兴学科大规模地进入中国高校和学术界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然而，关于它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界定学界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一般人心目中，它更是一个模糊甚至陌生的领域。
在笔者看来，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说研究领域，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它具有与其他一些相关学科或者说领域（诸如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世界文学、艺术史、思想史、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区别的独特性质，主要是跨界性、文学性、精英性和理论性。正是这些性质的结合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存在的理由”。而在这四个基本性质中，跨界性与文学性又是最本质的两种。精英性是由跨界性决定的；理论性虽与文学研究的一般要求不无相合之处，但比较文学对理论性的强调却有自身更为显著的独特性。一、关于比较文学的跨界性
比较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新学科，说千道万，最根本的一条是由其“跨界”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跨界性”。正是这样一种性质使比较文学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拓展出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土，使其区别于其他的文学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以说，这种“跨界性”正是使比较文学之所以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这一点大抵是比较学者的共识。从学科早期的拓荒者到后来各派的领军人物，直到最近的研究者，大家都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譬如，早期美国学者查尔斯·盖莱（Charles Mills Gayley）明确地说：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首先是“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existing between distinct nationalities）的文学关系；1896年开始在苏黎世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的早期比较学者路易·保尔·贝茨（Louis Paul Betz）在谈到比较文学史的含义时说，“对于民族文学的任何一种思考都要从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与别的民族的比较出发”。法国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基亚说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美国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韦勒克说比较文学是“从国际的角度”（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研究文学全体；另一位著名美国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雷马克说比较文学是“跨越一国范围”（beyond the confines of one particular country）的文学研究。中国著名学者钱锺书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个别民族文学”的研究。到20世纪末，英国著名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回答什么是今天的比较文学时说，比较文学包含了“跨越不同文化的文本研究”（the study of texts across cultures）。不难看出，比较学者们所用的between, international, beyond, across等词都鲜明地指出了比较文学“跨越界限”的性质。
然而，这种跨界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学者们的看法就不尽相同了。归纳起来，大致有一跨、两跨、三跨、四跨等数种。所谓一跨，或跨民族、或跨国界、或跨语言；所谓两跨，是跨民族（国界）或跨语言加上跨学科；所谓三跨则是在上述两跨之外再加上跨文化，或者索性将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并列，成为四跨。
大致说来，比较文学在早期阶段强调的大多是一跨，即其跨越民族，或跨越国界，或跨越语言的性质。譬如，美国早期的比较学者查尔斯·谢克福德（Charles Chauncey Shackford）1871年在康奈尔大学作关于比较文学讲座时谈到民族文学之间的同异时说，甚至最远古的民族文学都存在类同，也存在差异，由于社会阶段、种族精神、气候条件、环境因素等方方面面的不同，每一个民族文学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造成了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比较文学的任务正是要探索这种同和异。他从这样一个角度，讨论了英、西等现代文学与古希腊文学中戏剧、史诗等文类的关联。谢氏这里强调的是跨越民族的性质。最早创办比较文学杂志的雨果·梅兹尔·德·洛姆尼兹（Hugo Meltzl de Lomnitz）则强调“跨语言”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当我们看到原作形式的比较对象时，才可能进行真正的比较”（True comparison is possible only when we have before us the objects of our comparison in their original form）。为此他提出了跨语言、多语言的原则。法国比较文学最杰出的先驱人物约瑟夫·戴克斯特（Joseph Texte）强调“比较文学史”的重要。在他看来，19世纪是民族文学确立的时代，欧洲各民族文学通过历史的探索，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学的传统；20世纪则是比较文学的时代，在确立民族文学的历史之后，则要通过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的探索，撰写出比较文学的历史。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他的《卢梭与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1895）详尽探索了卢梭之前的法英文学关系，并围绕这一关系，阐明了欧洲各民族文学中“文学世界主义”（comspolitanisme littéraire）观念的诞生。他还在一系列文章中讨论意大利文学对法国文艺复兴的影响、德国浪漫主义对法国文学的影响等。戴克斯特这种“比较文学史”的观念被后来的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基亚、伽列（或译卡雷）等法国学派的主将们广泛接受，最典型地体现在基亚为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上：“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家驻足于语言的或民族的疆界，研究两国或几国文学之间主题、思想、著作或情感的交流……”坚持跨越民族（国家）的或语言的原则，以实证的态度与考据的方法，从渊源、借取、声誉、影响等角度对欧洲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关系作历史的探索，成为以法国为中心的欧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比较学者在古希腊、罗马文学对欧洲各民族文学的影响，英法文学关系，英德文学关系，法德文学关系，法意文学关系，以及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拜伦、普希金等大师对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导致了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第一阶段的辉煌。
两跨的提出主要在比较文学的第二阶段，也就是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国学派的崛起，比较文学的领域从第一阶段相对狭窄的影响研究拓展到宽泛的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领域，于是，绝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比较文学不仅跨越民族或语言界限，也要跨越学科界限的新观念。这一转变最鲜明地体现在美国比较文学界代表人物雷马克（H.H.Remak）为比较文学所下的著名定义上：“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人类与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雷氏的这一观点获得许多比较学者的认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奥尔德里奇（A.O. Aldridge）在其《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一书中为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类似意见：“比较文学提供了扩大研究者视野的方法——使他的视野超越民族疆域的狭隘界限，看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倾向与运动，看到文学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从超越一国民族文学的角度或者从与其他一门或几门知识学科的相互关系中，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这种将文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等“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所作的比较研究正是所谓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这种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大行其道。1975年，以格林（Thomas Greene）为首的专家组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撰写的第二个“十年报告”中列数20年中美国比较文学的成就，其中一条就是“跨学科专业的壮大”。报告说，比较文学的目标之一是“跨越学科的界限”，探索文学与“哲学、历史、思想史、语言学、音乐、艺术、民俗学”等学科的关系，并呼吁比较学者“欢迎”这种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提出与发展造成了比较文学系科与各语言文学系科以及各人文系科间资源共享的新局面，各系科间教授交叉聘用，课程相互承认，一批跨学科专业诸如“美国研究”、“中世纪研究”、“中东研究”等以及与之相应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这一趋势进一步扩展了比较文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
三跨是在两跨的基础上增加了“跨文化”的原则。三跨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即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学界发生的“理论转向”和“文化研究”热，已经通过所谓“跨学科研究”大大拓展了自己疆域的比较文学仍不思满足，开始进入文化的更大领域。比较文学第一阶段，甚至第二阶段研究的那些课题都被遗忘了，比较文学的学者们热衷于研究政治、历史、社会、民族、种族、性别之类更宏阔的文化问题，比较文学的系科充塞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之类的课程，比较文学的教授们指定学生阅读的书也多数来自这些领域，比较学者们最热衷的讨论往往是关于理论的，人人都在谈理论、谈文化。诚如以伯恩海默为首的专家组在1993年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撰写的第三个“十年报告”中所说的，比较文学“来到了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进入了一个“全球的、多元文化的”的新时代。
四跨是我们自己提出的。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我们曾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我们曾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支，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单纯是一种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
比较文学的“跨界性”是其定义中最根本的性质。从“一跨”到“三跨”或“四跨”的发展变化标志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变迁。从总体上说，比较文学强调“一跨”的第一阶段是其作为一个新学科诞生之后稳定、健康成长的时期，也是其最具独立品格、最有自信和最具生机的时期。这一阶段它以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关系研究为鹄的，为自身的存在确定了明晰的、充分的理由。但由于其过分侧重实证的、历史的研究，忽视审美的、平行的研究而暴露出不够健全的弊端。强调“两跨”的第二阶段，由于“平行研究”的引入，使第一阶段相对狭窄的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拓展到更加宽广的领域，使其从虽然充满活力但仍显稚嫩的青年走向成熟的壮年。由于“平行研究”的引入，比较文学从过去只考虑“影响”、“来源”、“借取”、“挪用”、“流传”、“变形”之类“事实关系”的狭小天地走出来，进入对作家、作品、题材、文类、形式、结构、思潮、运动等各种文学现象的审美批评与研究的广阔视野。这正是它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从文学逐渐走向文化，遂使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与自我意识开始丧失（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论及），从而导致这一新兴学科的存在理由开始动摇。因此，尽管这一阶段，比较文学发展到鼎盛，但它也同时开始下落、开始显现衰败的迹象。强调三跨或四跨的第三阶段，由于“跨文化”研究成为比较文学的主潮，传统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已被丢弃，比较文学进入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或曰比较文化）的领域。正如不少学者所说，就传统的比较文学而言，比较文学危机重重，甚至已经“死亡”，但就比较文化而言，它的确获得“新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要为比较文学，而非比较文化找到一个充分的、正当的、合法的存在理由，我们就需坚持“一跨”的基本原则，就需要坚持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部分的取向。
比较文学的“一跨”原则尚须作些辩证。“国家”与“民族”一般容易被混淆，早期比较学者在实际使用时也似乎没有从严格的意义上区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这两个词虽有关联，却有各自的内涵。“国家”（country或state）是政治学上的概念，它本质上是一种政体，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运作机构，权力运作的依据是暴力和合法性。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应是国际法中的合法政体，是该国范围内整个社会与全体人民的代表。而“民族”（nation）则是历史和人类学上的概念，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语言、文化、经济和精神生活的共同体。国家概念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权力，而民族概念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语言和文化。由于文学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跨民族”的角度来界定比较文学显然要优于“跨国家”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也可能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有许多国家却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种族与文化上，而语言、种族、文化的差异是文学差异发生的根源，因此，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应是不同民族的文学。按照这样的理解，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如果该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中国、美国等），则在这个国家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理应属于比较文学。从另一个角度看，民族一般都是同文同种，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民族不同，其语言和文化也不同，因此，跨越了民族界限实际上也就跨越了语言界限，甚至跨越了文化界限。因此，笔者主张，在“一跨”的原则内，主要提跨民族界限，而不提跨国界或跨语言，因为从实质上讲，跨国界与跨语言归根结底还是跨民族。因此，从文学研究的视角看，“跨民族”足以覆盖跨国界与跨语言的内涵。
强调“跨民族”界限的原则，就将比较文学明确界定在不同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范围内，从而与民族文学内部的研究判然区别开来，使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立天地。从这一意义看，“跨民族”是界定比较文学最为关键的原则，也是比较文学“跨界性”最重要的内涵。二、关于比较文学的文学性
从名称判断，“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无疑应是“文学”。因此，要讨论“比较文学”，就不能不讨论文学。但究竟什么是文学？文学的实质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内涵？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今天却依然悬而未决，因此，讨论“文学”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比较文学乃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无论中外，“文学”都有一个从广义向狭义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文中的“文学”在古代指从文字到世间万事万物的学问，孔子的四门学问中，“文学”指的是“文章博学”，进而发展为指诸子百家的各种典籍。直到近代，这种宽泛的文学观依然没有完全消失，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在他看来，一切留传下来的文字、文章都是文学。大约有相当一部分人仍作如是观。譬如给章氏此书作疏证的后人庞俊就为他这一观念的过分宽泛辩解说，文学本以文字为基础，“其容至博，不可削之使狭，证之西方，亦有游克力（即欧几里德）之几何、牛顿之物理，莫非文学者矣”。想来持这种广义文学观的当不止章、庞等数人而已。但是，尽管有人仍持这种观念，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学观。这种现代文学观是一种狭义的文学观，即经过专业分工与细化之后，从古代文史哲经混杂的大文学中分离出来的虚构性、想象性文字。其主要部分是人们熟知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
西文中“文学”的对应词（英语的literature、法语的littérature、德语的Literatur、意大利语的letteratura、西班牙语的literatura、俄语的литература等）从辞源上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literatura，这个词的词根littera本义是“字母”，由字母引申为“语法”、“关于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再到“文章博学”和所有文章的总汇，所以西文中的“文学”与中文中的“文学”类似，早期同样具有极为宽泛的意义。直到今天，许多产品的说明书仍旧标为“literature”就是一个明证。但是随着学科分类的专业化，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西文中的“文学”一语已经逐渐丧失了包罗一切文字的早期意义，开始获得明晰的现代意义，即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虚构性、想象性文字的作品。在欧洲民族化运动的热潮中，法、意、德、英等欧洲诸国的学者们率先将“美文”、“具有高级趣味的、富有雄辩力的作品”等义与“文学”联系起来，并用这一名词来指称欧洲不同民族的文学。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从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各民族文学在民族化的过程中开展了对各自民族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各种民间文学形态以及古代的史诗、神话和中古英雄传奇的大规模研究，将文学研究与民族精神的探索紧密结合起来，在完成民族化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自身审美化的过程。
笔者之所以不惮辞费，对中西语言中“文学”一词作这种概念的辩证，目的只是要说明，比较文学要研究的文学绝非广义的无所不包的“文学”，而是现代意义上狭义的文学。这种文学以“想象性”、“虚构性”和“创造性”为本质特征。具体地说，它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以来被纳入文学范畴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文学类型。
19世纪晚期比较文学诞生之际，各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于是，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从民族文学转向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比较学者已经明确地拈出了“国际文学关系史”的概念，对欧洲各主要民族文学之间的渊源、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作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即使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比较学者提出“平行研究”，将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以往历史的、考据的事实关系拓展到不考虑事实的审美关系时，研究对象在相当大程度上依然是文学本身，譬如，作家、作品、形象、题材、文类、形式、结构、思潮、运动、翻译等。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比较学者关注的依然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可见，比较文学要研究的显然不是那种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学”，而是以“想象性”、“虚构性”和“创造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集中在狭义的现代文学本体范围内，比较学者探讨的对象无论史诗、神话、传奇、谣曲、民间故事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都是高度想象和虚构的文字。因此，比较文学强调的“文学性”显然是狭义的、现代的文学性。
笔者这里所说的“文学性”与雅各布森提出和新批评派理论家们坚持的literariness是有区别的。雅各布森和新批评家们过分强调“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性质”，他们所谓的“文学性”就是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文学形式、结构、韵律等方面的独特性。这种强调在当时那种极端忽视文学审美本质特征的历史环境下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文学的审美和艺术特征以及文学语言、形式的独特性也是文学性最本质的部分，但一味强调文学的这部分性质，而无视文学与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等外部世界的关系，完全排除文学的这部分性质显然是不全面的。只有既看到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又看到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将二者合为一观，才可能获得完整的“文学性”。
从这个视角看，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大力实践影响研究时，比较侧重外在的文学性，比较学者要着力探索的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影响的发生、题材的借取、形象的挪用、作家在外民族的声誉、作品在外民族的流传演变等，这种研究较多地诉诸历史、时代、社会、思想史、宗教等种种外在的事实与语境，相对忽视对文学作品和现象本身进行审美的批评与研究；而到比较文学的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大力实践平行研究时，则更多地强调了内在的审美性和艺术特质，比较学者无论探讨作家还是作品、主题还是形象、形式还是结构、题材还是体裁、思潮还是运动，都更多地诉诸美学的、哲学的、批评的思考，而相对忽视对文学作历史的、实证的考量。今天看来，这两个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由于各自有所侧重因而又各自有所偏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就总体而言，它们的研究对象仍然在文学本身的范围内，易言之，它们并没有丧失文学的本位，没有丧失“文学性”。不过，从学理的层面看，比较文学所强调的“文学性”应该是既包含文学的审美与艺术等内在诸关系，又包含文学与外部世界诸关系在内的全面的文学性。当然，重视文学与外部世界诸关系的研究在本质上依然是文学的研究，与那种完全脱离文学本体的所谓“文化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
笔者之所以强调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更重要的理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间，比较文学进入第三阶段后，其“文学性”逐渐丧失了，它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以往的文学，而是理论与无限广阔的文化问题。比较文学的这种“文化转向”一方面标志了传统的比较文学的“死亡”，另一方面标志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主张比较文学应有明确定义和充分存在理由的学者要求坚守文学本位的立场，强调学科的“文学性”；而主张比较文学顺应时代大潮，不断拓展和扩张的学者，则“欢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明确提出：“文学现象不再是这一学科的唯一焦点，文学文本只是当代文化生产中众多复杂和不断演变的话语实践中的一种。”第二种主张的比较文学观不仅对比较文学的跨民族性提出挑战，而且对其跨学科性也提出挑战。就上述两种立场而言，笔者站在第一种立场一边。三、关于比较文学的精英性
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决定了比较文学的精英性。比较文学的精英性体现在学科自身的性质与其研究者的素质上。从比较文学的早期创建者到今天广大的比较学者，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这一学科的精英性。
当比较文学从民族文学的研究中脱颖而出时，它已经明确意识到，它的目标是从国际的高度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关系，这种研究是传统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研究不再能够包容的，也是传统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专家无力承担的。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需要培养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意识，接受多种语言和文化的训练。梅兹尔创办最早的比较文学杂志时曾提出了“多语种原则”（the principle of polyglottism）。他说，通过“翻译”出入于其他民族文学是一种“间接的交流”，只有通过“原文”才能形成直接的交流，只有通过原文原作进行的比较，才是真正的比较。
不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比较文学要研究的必然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这一点是由比较文学跨越民族文学界限的根本性质决定了的。这就要求比较学者熟悉两种以上的文学，精通两种以上的语言。细检比较文学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比较学者都是熟悉两种或数种文化，掌握两种乃至数种语言的精英人才。仅仅熟悉一种文化，掌握一种语言的学者可以成为该种语言和文化的专家，但却断难成为比较文学的专家，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期刊的梅兹尔生长在语种与文化混杂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从小就讲德语、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后来在莱比锡和海德堡读大学，攻读现代语言和哲学课程。他的期刊封面标题使用了12种语言，其意无疑是要凸显比较文学多语种、多文化的性质。编订第一份比较文学书目的路易·贝茨出生在美国一个来自阿尔萨斯的移民家庭，父亲讲德语、母亲讲法语，成长在瑞士，后来入读斯特拉斯堡和耶那的大学，并先后在纽约和苏黎世工作、学习，熟悉德、法、英3种语言和文学。最早在美国建立比较文学系并呼吁建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查尔斯·盖莱出生在上海，父母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人，曾在爱尔兰、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地大学学习语言和文学的课程，熟悉拉丁、英、德、法等多种语言与文化。法国比较文学的宗师巴尔登斯伯格出生并成长在法、德两种文化交织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从小熟悉法、德两种语言和文化，因而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法德文学的比较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美国学派的代表韦勒克出生于维也纳，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出身于波兰西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大家闺秀，能讲德、意、法、英等多种欧洲语言。韦勒克从小浸淫于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广泛阅读古典和现代的典籍，讲德语、捷克语，并学习拉丁、希腊等古代语言，入大学后又专攻文学和语言的课程，出入于德、英、法和希腊、拉丁等语种文学、文化之间。以《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确立了样板的钱锺书幼承庭训，熟读经史子集等种种典籍，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青年时代又游学欧洲各国，学遍了欧西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化，成为掌握七八种外语、学贯中西的大家。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会长的季羡林同样学通中外，早年赴德学习梵语文学与印度文学，精通梵、巴利、吐火罗、德、英、法等多种外语。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事实上，合格的比较学者都应该是站在不同语言、文化交接点上的世界公民。精通至少两种语言，熟悉至少两种文学文化是对比较学者的最低要求。
比较文学的精英性还很好地体现在高校比较文学系科建制的标准与要求上。首先，就建制而言，比较文学的系科应该建在条件优越的研究型大学中，而且应该主要在高级的研究层面展开。列文等人在提交给美国文学学会的第一个“十年报告”中明确声称，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在研究生层面开展的学科”，并非每一个学校都有必要、有可能开设。因为这一学科的性质对教与学、研究乃至学校或研究机构提出的高要求、高标准，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学校都能达到的。即使一些学校坚持要在本科层面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标准也不能降低。其次，在对课程、教师与学生的具体要求上，比较文学也有自己高于其他系科的标准。列文等提出，如果本科要开比较文学课程，那就至少要用原文分别开设两种文学（古典的或现代的）的课程，其中一门应是英语言文学。攻读比较文学的本科生至少需要深入研习其中的一种。到高年级阶段还需要开设“比较文学”的课程，必须使用原文作教材。专任教师必须经过比较文学的严格专业训练。学生除英语外，还必须掌握一门外语，进入硕博士阶段后，则需要有数门外语的专业训练，博士阶段还特别要求掌握一门古典语言（希腊文或拉丁文或梵文）。10年后，格林等人在第二个“十年报告”中重申了列文等人的标准与要求。
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二三十年间，在这种高标准、高要求指导下的美国比较文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惊人的业绩，培养出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比较文学专才。然而，从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比较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和文学性的丧失，比较文学研究开始遭遇了来自多方面的威胁，列文与格林们捍卫的传统理念、标准开始受到挑战，甚至比较文学的精英性也开始弱化。格林等人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些变化，但他们依然故我，抱定传统理念和标准，以不变应万变。到1993年伯恩海默等人提出第三个“十年报告”时，比较文学的情势已经大变，于是，他们明确地提出了“重新界定比较文学的目标和方法”的要求。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用原文教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根基的“精英性”依然不能彻底推翻。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适当调整，不必强求一律，在研究生层面，似乎不必一定都要求掌握三种外语加一种古典语言，能保证两种语言即可。在2003年的第四个“十年报告”中，苏源熙（Haun Saussy）描述比较文学系科的现状时指出，大多数学校实行的已是“两种语言加一种领域的选择”。这里所谓“一个领域”已经从文学扩展到“历史、电影研究、哲学、艺术史，甚至建筑、经济学、法律、计算机科学、作坊艺术、生物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比较文学文学性的丧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以“两种语言”作为入门条件的精英特征虽然有所弱化却并没有完全被放弃。
精英性的弱化还体现在建制上。最初提出主要在研究生层面设置这一学科的设想到八九十年代之后已经被完全突破。在格林时代，美国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已经达到150个之多，是列文时代的两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与年俱增。这一方面表明美国比较文学的迅猛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比较文学教学重心向本科层面的下滑。在本科层面开设比较文学的学校逐渐增多，甚至一些条件根本不具备（如没有研究生教育经验、图书资料不足、让非科班出身的比较文学博士任教等）的学校也开设比较文学的课程，由于条件差，只好降格以求，本应采用原文教学，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任教师，只好请未必合适的人兼任，大量改用译文来教学，这种情形必然导致本科教学质量的明显下降，而本科教学质量的下降则直接导致大量平庸的学生从本科升入研究生阶段，这与70年代之前只有顶尖的优秀学生才7能进入这一学科的研究生阶段形成鲜明对照。此外，原先需6—年完成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年限也出现了缩短的趋势。格林等人清醒地看到比较文学“精英性”遭遇到的种种“挑战”，但仍然要求坚持这一学科最初确立的高标准。
比较文学精英性的弱化或者遭遇到的挑战，到伯恩海默的“多元文化时代”与苏源熙的“全球化时代”不仅没有终止或减缓，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随着比较文学自身的全球化也传遍了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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