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合作的社会(国家治理研究书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康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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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合作的社会(国家治理研究书系)试读：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迎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伟大历史运动，其显著标志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它使我们的社会以及社会治理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使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显得很不适应。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在法制框架下开展的治理，当社会转型提出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时，我们是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场超越既有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变革运动。对法制框架下的治理方式的超越，必须扬弃一切用确定性思维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方案，应当转而使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应当是一种合作治理，这种治理因为拥有了道德属性而具有灵活性，从而可以矫正既往社会治理体系中客观责任设置上的僵化。当然，一切社会性的行动都必然是建立在某些客观性的社会以及经济基础上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让我们看到，合作治理是可以得到社会网络结构支持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20世纪后期以来，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正在促使人类社会生成一种网络结构。社会网络结构将改变人类社会所拥有的空间概念，并会循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把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逻辑而去推动客观空间向主观空间转化。一旦这种主观空间生成后，社会治理也就可以坚实地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了，从而实现依法治理向以德治理的转变。第一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我们生活中所出现的许多新现象都是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引发的。但是，我们时代中的人们并没有明确地形成应对全球化、后工业化挑战的方案，甚至没有形成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正处于行进中的共识。人们之所以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问题上表现出犹疑不定的状况，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那些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观念的束缚，我们已经习惯了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方式。因此，虽然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却认为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严格地遵从科学的理念和原则而导致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科学的理念和原则方面做出改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在工业社会发展道路上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不可变更的，至于这条道路上有什么坑坑坎坎，都是可以依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绕过去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强化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而不愿意相信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全新阶段的到来，甚至不愿意承认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即便承认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改变，也会以为它是在工业社会既定的框架下展开的，而不是结构性变革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中。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相伴的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此时，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会碰壁，就会产生与我们的努力不相称的结果，甚至会出现令人困惑不解的后果。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仅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迹象，而且在理论建构方面，“对人类的一个封闭的、片段的和简化的理论的丧钟敲响了，而一个[1]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时代开始了”。全球化、后工业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表现出了一种强劲的势头，不仅意味着一种包含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内容的理论范式呼之欲出，而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每一个实践领域中，也让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压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是我们开展行动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基础性变量，以至于我们业已习惯的“分析性思维”和“化简追求”都已经变得非常无力。如果固守这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行动导向失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一切冲突都可以理解成新与旧的冲突，一切矛盾都是因为工业社会的创造物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引发的。今天，人类再一次遭遇了必须在前进与倒退、破与立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如果不是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明确的意识，而是抱持着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观念、思想和行为方式，无论在行动上有着多么积极的表现，都会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引发出一系列更大的问题，甚至在所要解决的问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如此不可阻挡地陷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之中，我们在此前几个世纪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特别是危机事件如此频繁地造访人类，让我们陷入应对危机事件的烦恼之中。虽然每一次危机事件的来临都让我们感到无比兴奋，让我们体验到动员起来的力量，让我们在成功地应对危机事件之中发现了合作行动的潜能。但是，如果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更高一些，如果危机事件在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更激烈一些，如果危机事件达到了我们能够有效应对的临界点，那么，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呢？想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发现当前人类所遇到的最为根本的危机就是：人们对业已拥有的一切如此珍重，总也不愿意放弃既得的一切，当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宣告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深深地陷入了失灵状态时，人们却坚守着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按照既有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世界，习惯性地去开展各项活动，以至于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去改变既有的一切。即使是在应对风险社会中特有的危机事件时，依然按照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所赐予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去开展行动，每当我们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后便沾沾自喜，而前景将是怎样的，却不愿意去深思。当然，睿智的思想已然展开，“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也不断地告诫我们，让我们关注我们时代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时代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特有的社会现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2]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所遭遇的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是与那个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达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地步。与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比，“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动荡”、“不安定”和“变动”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如果说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遇到了一种在农业社会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话，那还是一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是可以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和新的治理模式建构而加以征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在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治理模式都难以发挥其功能了。我们所遭遇的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它意味着人类在工业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明的所有灵丹妙药都过了保质期，或者说不再对症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要求我们进行新的探索。而在这种探索中，恩格斯的告诫激励着我们的行动：“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3]力来破坏他的幸福”。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获得的一种特性。如果说人类历史走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农业社会是很简单的社会，它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得比较简单。同时，农业社会的区域隔离也使它不具有流动性，正是因为缺乏流动性而具有确定性，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具有明确的确定性。所以，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也是一个确定的社会。这种简单的和确定的社会对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也是极低的。事实上，这个社会通过权力就可以实现治理，基本上不需要权力之外的其他因素的支持。另一方面，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动甚至要很长时间才会在社会中引起涟漪，统治者甚至会憧憬着江山永固、万世一系，也会努力消除社会中任何可能导致变化的因素。与农业社会比较起来，工业社会由于人口、商品以及资本的流动而变得复杂起来，也因为这种流动以及人的陌生化而变得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看来，整个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都还是比较低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尚属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不过，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毕竟是一个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社会，因而对治理体系及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也就相应地提高了。但是，有了科学和技术的支持，工业社会的治理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可以实现“化简”，可以实现“以不变应万变”。总的来说，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市场经济，而“市[4]场的要素是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因而，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建立起的制度和所开展的社会治理是能够化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也使基于市场的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工业社会所获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社会活动或人们的共同行动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工业社会呈现给我们的也是社会组织化的特征。这个社会是通过组织的方式去开展各项社会活动的，组织实现了对个人能力的整合，放大了个人力量，让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显示了信心，甚至可以通过组织去表达雄心壮志。组织对群体活动的科学性提出了要求，并在对社会科学及其技术的追求中不断地完善了组织自身，从而出现了以官僚制为代表的典型的组织形式。随着官僚制在群体活动、共同行动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在征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上显示了实力，而且也让社会治理在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上高歌行进。在科学的设计中，权力分化、领域分离以及专业化都证明了合理性是千盅不醉的美酿。在技术化的追求中，在工具的刷新中，似乎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总之，在社会治理对科学化、技术化的追求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可以征服的，通过分析，复杂的问题可以简单化；在技术的应用中，一切不确定性的问题都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按照设计好的路线去加以解决的。所以，“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就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武装。

工业社会的治理充分地展示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路，而且，直到今天，当我们被置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境遇中时，当我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时，人们依然相信可以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甚至去制定形形色色的危机管理预案，以为在组织结构和权力体系格局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只要建立起某种科学而又合理的预警机制和预警方案，就可以有效地预防甚至应对突发事件。的确，工业社会给予我们的最大一笔遗产就是能够化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和技术。比如，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和变动中的社会，但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和形式则力求简单和维持在相对不变的状态，作为政府开展社会治理工具的政策，则被要求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不是遇到了强大的不适应压力的话，不会轻易地提出改革的问题。其实，政府经常申明的所谓明确性、稳定性、连续性等概念，所表达的就是对简单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因为，政府的方针、政策、机构等的明确性、稳定性、连续性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全社会在开展活动的时候，都会有可资依靠的依据，从而使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简化，而且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都具有了确定性。

的确，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化简原则以及对确定性的追求都是可能的，而且，从20世纪的情况看，也是成功的。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后，以往的成功都不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了，反而是成功的障碍，因为它让我们在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中丧失了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能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与社会运行的速度相对应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也是社会低速运行的状态。在社会低速运行的情况下，科学和技术是能够为社会治理谋求确定性提供支持的，但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则是社会高速运行的体现，它使以往那种通过科学预测的方式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变得不再适用。这正如物理学一样，在测试低速运动的物体时，可以按照经典物理学的方法去做，而对高速运动的物体，则需要求助于相对论去进行计算。后工业化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社会高速运行的状况，它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加于我们，因而，也要求社会治理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取而代之以弹性、灵活性和灵敏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如果它也同时转化为我们的世界观的话，或者说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观的构成要素的话，那么，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去看世界，就[5]会发现，“宇宙的演化是分化的秩序或复杂性的展开史”。社会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更充分地表现为这一展开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了不断分化的特征，为了应对分化带来的无序，产生了秩序供给的要求。但是，秩序的确立并未制止分化，反而加速了分化进程。正是分化与应对分化的循环升级，使人类历史成了复杂性不断积累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每一个循环圈，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分化导致了无序，产生了秩序追求，秩序的确立使世界变得有序了，因而也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得以缓解。可是，在一个新的循环圈中，我们又看到，在新的秩序的基础上再度展开了分化的过程，即朝着新的无序状态逼近，直到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重建秩序的方案，使统一秩序得到恢复，从而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再一次降到某一最低值。

展开与构建不同，后者强调结构并以系统“自下而上”的结合来描述系统等级层次的出现；而展开意味着过程的交织，这些过程导致[6]了在不同的等级层次上同时形成结构的现象。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展开”是一个客观过程，或者说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构建”则意味着群体性的主观创造过程；“展开”是冲破旧秩序，而“构建”则意味着建立新秩序；“展开”是用新的社会结构取代旧的社会结构，“构建”则意味着认识新的社会结构，并根据新的社会结构去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选择。

当然，在完整的历史视野中，我们看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显现出来的。正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在行进中不断地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社会特征呈现给了我们。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中，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斗争不仅贯穿于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而且是引发人类几乎所有社会活动（包括斗争、竞争、协作）的最为根本的原因。20世纪后期，“危机管理”一词的诞生，就反映了人类对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控制主义思路。“危机管理”是人类针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做出的管理主义应答，但是，危机管理绝不可能达到让危机减少的目的，反而会使社会呈现出更多的危机状态。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危机管理，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的应对危机的组织和方法，而既有的危机管理方法，即依赖于常规组织的控制主义思路去开展危机管理行动的做法，肯定是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现有的危机管理是消极的应对，是在危机出现后才谋划的行动。这不仅不能让我们从根本上走出危机状态，反而会使我们不断地受到危机的困扰。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危机应对策略，其中，首先需要采取的就是新的组织策略。由于危机爆发的时间、性质、频率、社会影响力各异，我们很难采取统一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以逸待劳的方法”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新时期是不适应的，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组织积淀成本和财政负担，而且在危机事件发生时，也会表现出回应上的明显滞后性。因而，其应对力与所做的准备和所消耗的资源相比，都是让我们很难给予肯定的。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

本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自然以及社会过程的控制能力都得到了不断增强，但是，为什么人类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风险”增大和“危机”频发的境地？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事实上，我们今天遭遇的风险以及危机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对自然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控制方式造成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是在自己的行进中走进了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历史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不仅属于人类社会，也同时被人类带入自然之中，至少是带入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中，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生活的环境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都与日俱增。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所获得的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同时映射到了自然界中。正是在人作用于自然的时候，把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于自然界，即自然的征服者把自己所遭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赠予了自然，使自然也获得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这样一来，我们时代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实都不再是单纯社会意义上的基本特征，而是与人相关联的自然也具有的新特征，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面对的包括与人相关联的自然在内的广义的社会特征。在社会治理发展史上，我们建构起了既有的控制方式，当我们把这种控制方式搬运过来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时，所激荡出来的就是“风险”和“危机”等问题。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当前所应承担起来的任务也就变得非常清楚了，那就是，必须首先改变社会过程中的控制方式，或者说，应当扬弃传统的控制方式，摆脱既有的“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并代之以“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面对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建构起一种不同于既有的“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话，必将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解除。我们认为，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应当是服务导向的。尽管这种服务导向是作用于人的，但在作用于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重建，使人改变征服自然的做法，转而更加深入地认识自然的本性和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就人的利益实现的状况来看，休谟认为，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不论我以什么为业，社会中若干成员的财富可以有助于增加我的财富；他们消费我所生产的东西，而以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给我作为[7]交换”。“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8]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可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达致这一结果，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休谟的论述显得更加难以实现。就罗尔斯写作《正义论》、阿马蒂亚·森获诺贝尔奖而言，都说明公平、正义以及人类利益和财富上的相互促进依然是个激动人心的理想而不是现实。事实上，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人的利益实现并不仅仅依赖于交换和协作，即使社会表现出了空前的繁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种繁荣中获益的，反而处在贫富分化加剧的状态之中。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幸福和福利，社会越是复杂，这种情况表现得越突出。所以，在眼下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需要尽可能地把那些影响人的幸福和福利的因素放在改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去加以充分的考虑。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决定了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垄断已经不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反而经常性地引发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紧张，让政府经常性地收获抱怨。因而，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政府必须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以便形成多元的、灵活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从而有效地解决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社会问题，最大可能地去满足日益复杂化、日益多样化和日益个性化的社会需求。其实，20世纪后期以来，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治力量的迅速成长，都是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生发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它们已经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表现出了对政府行为的补充，只是由于旧的社会治理观念，决定了人们对这些社会自治力量采取了隐蔽性的排斥态度。即使在表示接受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也是有保留的态度，甚至存在着把这些社会自治力量纳入旧的治理框架中去的要求。即将其作为治理对象来加以看待，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合作伙伴来加以接受。实际上，这些社会自治力量的出现，展示出的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途径多元化的前景。一旦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途径的多元化成为一个模式化的事实，不仅能够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而且能够在合作互动中随时发现新的个性化要求，并及时加以满足。

历史的进步总是把对人的能力的关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古代社会对人的体力等自然能力的关注，到近代社会对人的知识获取和应用能力的关注，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自主创新和交往能力的倡导，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在当下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方面，要求人们必须拥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必须采取共同行动。这两个方面看似矛盾，实则是统一的。在共同行动中，人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基础上的共同行动，才是他的自我确证，才是对他的自我实现有意义的行动。否则，就会像以往世代中所出现的那种共同行动一样，人被裹挟于其中而失去自我。

考察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客观依据是它的组织形式，这是因为人的几乎一切共同行动都是以组织的方式出现的。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形成的官僚制组织虽然在实践中因为其形式合理性追求而显示出了效率方面的极大优势，从而成为人的共同行动的最佳组织方式，但是，官僚制组织所拥有的一切设置都是适应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要求的，它本身就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对官僚制组织的应用，可以借助于分工—协作去处理复杂性的问题，能够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形成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官僚制组织提供了一条借助于对科学和技术手段的强化去尽可能地排除或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道路。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发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突破了人类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既有的发明去加以应对的临界点，以至于官僚制组织已经不再能够通过强化科学、技术的手段去有效地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了，更不可能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做出有效排除，反而需要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必须加以接受的现实。一旦承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无法征服的，其实就是官僚制组织对自我的否定。

在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相映成趣的是“官僚制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缓慢且笨重地在最初确定的方向上蹒跚前行。它仍然提供服务，或许数量与质量都不错。但其动作的速度[9]与灵活性却在逐步下降”。结果，因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让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传统视角下的服务数量和质量都不再是我们必须加以承担起来的责任，反而是因为组织运行速度和灵活性等方面的不足而导致的风险和危机，成了令人寝食难安的中心性问题，迫使我们必须开展行动去加以应对。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官僚制组织的发明无疑是一项伟大贡献，它让我们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处理一切问题都变得得心应手，可是，当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替代后，恰恰是官僚制组织的反应迟钝、灵活性不足等，不仅使我们通过它承担原先那些任务时显得束手束脚，而且因为它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不适应而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组织不具有较高的运行速度和灵活性等特质，而是按照最初的设计所确定的方向去承担任务和提供服务，无论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设计的要求，也不管在承担任务和提供服务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只要在应对哪怕一件小小的危机事件方面表现得能力不足，就会使已经取得的全部成绩付诸东流。

作为工业社会中成熟组织形式的官僚制遭遇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变得失灵了，这是因为，官僚制组织是在传统决定论哲学理念下做出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安排，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它惯有的那种独断性特征已经演变成无意义的话语“独白”，它的僵化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那种以稳定的“形式合理性”制度和运行机制去应对变化着的管理对象的做法，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临界点上形成了桎梏。这说明，官僚制组织必须在它的替代形式中去寻找延续生命的途径。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管理主义取向是以公共事务的确定性为假设前提的，它以严格的程序而把公共事务纳入管理框架之中，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公共事务中的或然性越来越成为官僚制的难题，即便是在原有的官僚制框架下增加回应性和灵活性，也成了杯水车薪，如果没有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政府必然会在公共事务的或然性中变得无所适从。所以，政府必须在自我的进一步开放中为非政府的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打开通路，并准备与一切社会自治力量一道去实现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

一个清晰可见的事实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使公共事务中的或然性难以用决定论思维去加以有效把握，官僚制赖以建立的简单因果关系发生了动摇，使官僚制失去了曾经赖以存在的基础。进而，官僚制组织的控制模式经常性地陷入力所不及的境地，程序化的决策回应机制在不确定性的因果链中总是显得游离于所要解决的问题之外，使组织难以用“古董式”的思维习惯去应对新涌现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组织模式在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中越来越增强的是放在古董架上来加以欣赏的价值，而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则越来越失去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当官僚制不再是一个有效工具的时候，它的工具理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官僚制组织在承担常规任务方面依然会表现出它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基本现实的情况下，官僚制的建构原则和思维方式等都将成为“古董”。我们现在所应努力追求的，正是要通过我们的创新去制造出新的产品，让这些新的产品去证明，官僚制已经成为古董。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在当下似乎可以有三种选择：其一，努力维护既有的组织模式和治理方式。从当前的政府表现来看，基本上是做出了这种选择。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政府组织规模也出现迅速膨胀的趋势，而且无论怎样进行精简机构的改革，想尽了一切办法去削减机构和编制，也总是不尽如人意。其二，在政府的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之间做出比例调整。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组织发展来看，任务型组织的成长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社会现象，因应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增长的要求，在以官僚制组织为代表的常规性组织出现了大幅度规模削减的情况下，原先处于一种边缘位置上的任务型组织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在迅速增长。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具有自然回应的特征，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更没有成为政府行政改革的主题。其三，在政府与非政府的社会自治力量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即把那些带有传统色彩的、较为简单的公共事务交由非政府的社会自治力量去承担，使其在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得到自行处理，而政府则着重于社会发展、社会管理方面的“元战略”以及重大战略的制定和监督实施等方面的工作。出于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压力，我们认为，在当下可以考虑上述后两种选择。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的设计和安排，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方式都面临着根本性变革的要求，只有当我们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重建起了新型的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方式，才有可能走出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困境。三、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论关注

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已经给予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较多的关注，只不过尚未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确立起来，更没有反映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来。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理论是在系统论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它与系统论的分野已经显示了出来。20世纪的系统论明显带有旧哲学的痕迹，即具有还原论的色彩。只不过，系统论改变了旧哲学还原论的路径：不是向个体方向的还原，而是向整体方向的还原。这就是莫兰所指出的：

系统论用“整体论”或“整体”观来反对还原论。然而，自以为超越了还原论的“整体论”却实行了向整体的还原：它不仅对部分之为部分闭目不见，而且对组织之为组织十分短视，对统一整体内部的[10]复杂性一无所知。

鉴于20世纪系统论的这一缺陷，莫兰提出了对系统论加以重新修订的设想，其中，他认为最为关键的就是应当对系统的概念加以重新界定。莫兰说：

系统论的复杂性一方面随着元素的数量和多样性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也随着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愈来愈具有柔性、愈来愈错[11]综复杂、愈来愈少决定论特点……而增长。

我们应该把系统的概念建立在整体的非集权式和非等级性的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在多样性统一的复杂性观念的基础上，并向多方面的[12]整体开放。

的确，如果对系统的概念做出这样的理解，也许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把握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现实，就能够助益于我们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莫兰认为，在高度复杂性的条件下，系统可能会同时表现出“多中心”、“无中心”和“单一中心”等多种特征。他说：

高度复杂性表现在它们同时是无中心的（也就是说以无政府的方式通过自发的相互作用运转）、多中心的（即拥有几个控制和组织的[13]中心）和一中心的（即同时还有一个最高的决策中心）。

这种在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多样性，恰恰能够对“复杂性”这个概念做出准确的注释，而在实质上则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内涵，那就是这种“多中心”、“无中心”和“单一中心”的状况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已经无法被纳入传统的中心化思维中而加以理解了。如果说人们以往所看到的系统都有一个确定的中心的话，而高度复杂性则使系统的中心变得不确定了，甚至会出现无中心的系统。也就是说，一个系统并不必然拥有一个中心，可能拥有多个中心，也可能其中心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还可能是根本就不存在中心。

有着确定的中心，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系统，对于这种系统而言，其秩序也是我们一直拥有的。这种系统的中心如果出现了变动，其秩序就会丧失，这反而是我们不习惯甚至不能接受的。现在，如果说多中心、无中心的系统出现了，那么，其秩序也将不再是我们所习惯的那种秩序了。这样一来，就要求原先根据简单的、静态的、确定的系统而建构起来的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因为，复杂性决定了按照传统的“中心化”思维习惯去认识和把握系统已经不再可能。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就意味着行为方式的改变，甚至行动方案都将建立在新的思路上。由此推断，社会治理模式也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们已经无法否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是发生在一个复杂系统中的，无论是社会治理所承担的任务，还是社会治理得以展开的环境，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不仅根据集权思维去维护一个确定的中心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据民主思维去建构静态的多中心也是不可能的。系统的中心因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不断地发生变动。中心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中心并不停留在某地；在与人相联系的意义上，中心并不与固定的人发生稳定的联系，甚至不与某种固定的职位、岗位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无中心的状态，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支持的是系统的“无中心论”。

莫兰对复杂性理论做出了这样的定位：

我们的系统观是对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超越，它通过统合两派各自所有的部分真理来寻找一个理解原则：它不应该为了部分而牺牲整体，也不应为了整体而牺牲部分。重要的是阐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14]系，它们互相凭借。

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描述性的定位，而不是对复杂性理论实质所做出的揭示，但是，它已经能够表明，复杂性理论是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的，所实现的是对已有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超越。至少，在莫兰这里，肯定寄予了这样的期望。传统的向个体方向还原的理论以及20世纪的向整体方向还原的系统论，所包含的思维方式都过于简单，无论是还原到哪一个方向上去，都不足以帮助人们把握系统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开放系统而言，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之高，使任何形式的还原论都显得荒谬不堪。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把握，是需要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具有复杂的内涵，事实上，已经有学者用“复杂性思维”来加以命名。对于这种思维来说，不再谋求统一性，而是直观地和具体地把握每一事物。也就是说，这种思维将从各种具体的、现实关系的具体性出发，而不是从实体的具体性出发去认识和把握事物；这种思维既不把认识对象还原为某种抽象的属性，更不还原为具体的实体。总之，这种具有复杂性特征的思维既不把系统还原为个体的实体，也不把系统还原为整体的实体，是一种彻底告别了还原论的思维方式。

复杂性理论要求既不把系统整体也不把系统的任何一个构成要素作为思维的原点，但是，在认识和把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候，系统的整体和构成系统的要素又都是无法回避的因素。而且，对于理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言，系统的整体及其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应当在思维中共存。在把复杂性原理应用到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时，我们也同样看到，社会整体以及这个整体中的个体的人，也都是认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基本思维要素。事实上，个体的人应当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和功能，以及这些特征和功能如何在社会整体中获得，都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詹奇指出：“自主性以复杂性为前提，但确切地说两者并不等同……自主性是复杂性的能动的、动力学的应用……”[15]在我们考察社会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复杂性视作环境、结构等方面的性状，而自主性则是拥有复杂结构的整体性主体所必须具备的。这个主体因拥有自主性而能够在不依赖其他主体的情况下应对复杂环境，也能够因应对复杂环境的需要而自觉地与其他主体开展合作。正是因为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入思维系统中来，才与传统的整体论或个体论区别了开来。这个时候，在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把握中，个体的人是作为整体存在物而出现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僵化的整体性概念所能描绘的。根据这一思路，一切关于社会的建构性行动都要从个体的人的整体性的获得、实现和维护出发，同样，社会也只有在个体的人能够作为整体性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时候才能够获得和谐的基质，才能够通过自主的行动而走向和谐社会的境界。

具体地说，根据复杂性理论来观察社会治理，所得出的结论就应当是：“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控制社会不会有好效果”；“另一方面，[16]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行之有效的社会体制”。“一切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都必须保持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平衡。”“在自下而上组织而成的、具有灵活弹性的系统中，进化勃然而兴。但同时，在该系统中，自下而上的活动必须导入正轨，使其无法摧毁组织结构，进化才有可[17]能。”依据已经存在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它的组织基础，在秩序与混沌之间寻求平衡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复杂性理论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治理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要求。也就是说，首先需要实现组织形式的改变，而且它的改变方向必须能够满足秩序与混沌的双重需要。具体地说，这种组织在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既不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式运行模式，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它在形式上可能是混沌的，而在实质上则是有序的。我们把这种组织形式称作“合作制组织”。我们认为，只有这种组织能够满足秩序与混沌的双重要求。因为，合作制组织中的合作既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力支配来为其提供保证，也不会在自主运行的过程中导致无政府状态。

当然，合作制组织的运行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或者说，在合作制组织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的时候，政府还会存在，但是，此时的政府基本职能模式发生了改变，这种职能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型的，也不是干预型的，而是一种引导型的。实际上，在合作制组织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后，组织意义上的政府自身也已经转化为合作制组织了。它也许在表现形式上还更多地保留了官僚制组织的形式，但在性质、运行方式以及发挥作用的机制方面，都具有了合作制组织的属性。而且，由于组织性质以及职能模式的这种变化，也实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就是在复杂性理论视角中所看到的社会治理变革的前景。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人类历史所提供的是一个不断得以强化的偏见，那就是以为只有有效的控制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偏见必须破除。因为，等级化的控制体系在解决问题时必然会遇到某种复杂性的临界点，超出这个临界点，就不再有效，反而有害。无论是基于暴力强制性的控制还是基于规则强制性的控制，都只是在社会治理文明较为低下的情况下才成了可行的做法，也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治理方式。因为，社会治理中的一切控制为了取得预期的效果都必须基于等级的线条展开，而等级的现实性或合理性却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历史陈迹。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地区的农业社会都是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的，也可以说是以等级制的方式型构出来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治理行为的发生，都是沿着等级的线条展开的，表现为等级控制。到了工业社会，社会治理中的控制赖以展开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的意义上，等级制失去了合理性，因而，以社会管理的形式出现的控制是建立在法律等规则的基础上的。然而，对于以组织形式出现的社会治理体系而言，控制过程虽然不是在人的等级系列中展开的，却是在职位、岗位的等级系列中进行的，而所有的职位、岗位又只有在得到了人的填充时才具有现实性。所以，依然是在一种外在于人（而不是内在于人）的等级系列中实施控制的。我们知道，农业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社会，而工业社会总体而言所拥有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治理中的控制之所以可能，是以社会的简单性、确定性为前提的，至多也只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施控制。随着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弱复杂性向强复杂性、从低度复杂性向高度复杂性的转化，任何形式的等级控制体系都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一切控制行为都陷入失灵的困境。这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解构控制，从而用社会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取而代之。其中，自主性的组织和个人等之间的合作，必将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

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已经开启，而在这样一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多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的因素。从经济上说，社会的转型会以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要素的调整等形式出现，原有的经济关系、经济格局都会发生变化。在社会表层上，这些变动会反映为经济活动收益与预期的巨大反差，从而在作为个体的经济主体这里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化。由于经济要素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一些原先是重要的经济要素现在可能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有可能被排除到经济活动之外，成为可有可无的因素，而代表这些经济要素的人也就可能进入失业队伍。同样，在这种变动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要维护和保障的社会存在状态也已经成为过去，而新的社会存在状态所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从而置新的社会存在状态于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就政府而言，旧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它会运用已经成为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去应对新的问题，造成社会治理目标与手段的离异和错位。反映到表层，也就是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各种各样新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适当的解决，也有许多问题在原有的视界内无法被发现，以至于在演化成危机事件而被认识的时候已经错失了最佳解决时机。如果社会转型像今天这样发生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世界“交通”的无碍化，不同类型的文化出现了碰撞和冲突，更会在文化和心理上造成一时的混乱状态，反映在人的行为上，就是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会表现为人的普遍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失范，从而对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压力，甚至会破坏这些秩序。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会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的紧张状态中，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去，以自然条件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形式出现。所以，社会转型总会表现为危机重重的状况，走出危机的道路首先是对社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把握，只有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什么方向，才能做出正确的方式、方法的选择。

近代以来，在环境的变动中，私人组织（如企业等）总会努力地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事实上，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也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政府则不同，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的本能性的回应就是控制环境，阻止环境发生变化。起初，它的控制显示出了成效，政府也因其所取得的控制成效而增强了信心，并在强化控制方面不断加码。但是，导致环境变化的因素没有消除，反而积聚了起来，直到有一天再一次引发了环境的变化并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时，才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自身的调整去适应它。这个由环境变化而引起政府变革运动的运行路线，是工业社会治理方式不断调整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的历史合理性是建立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工业社会的运行速度不是很高，社会治理通过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是可以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的。如果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滞后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增长，那就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组织运行机制的重新设计以及其他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带来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当政府变革成为自觉性的活动时，往往反映为这样两个步骤：第一，维护政府组织及其运行方式不变，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第二，当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依然无法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时，再对政府组织自身进行调整，诸如采用机构改革等方式。这是一个已经模式化的政府变革策略。然而，随着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这一传统变革策略变得不能适应社会高速运行的需要了，甚至所引发的消极后果也可能是社会无法承受的。但是，工业社会的这种政府变革模式是由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因为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中心化、行为的控制导向、官僚制组织形式等决定了这种变革模式，所以，变革模式本身的变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控制是与征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在内向作用中表现为控制导向的话，那么，他们（它们）就必然会在外向作用中表现为征服。比如，征服他人、征服更大的地域、征服异族、征服其他国家和征服自然界。但是，当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的根本性胜利的时候，就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8]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19]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即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不能够做出简单的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是人类简单化地作用于它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尽管自然界是复杂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给人以把握它的希望。然而人以及人的社会之复杂，则是一个想起来都头痛的问题。不仅如此，社会的发展又在不断地把复杂性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以至于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

面对复杂性迅速增长的社会，我们重温恩格斯的告诫会有益处，那就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

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

[20]革。

其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能需要对“生产方式”的概念做出更广义的理解，人们之间广义的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以及恩格斯所说的“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都需要根据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现实而做出调整，甚至需要做出重新安排。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其社会治理体系都担负着基础性的调节功能，即便是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等客观性的社会关系，也需要得到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调整。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不是一个是否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去对各种各样的关系加以调整的问题，而是一个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能否担负起这一功能的问题。显而易见，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是无法担负起这一功能的。因而，只有首先对社会治理体系自身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才能让它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担负起调整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功能。

官僚制组织是群体化征服和控制行为赖以发生的最成熟和最有效的工具，特别是近代以来，政府能力之所以得到了空前增强，正是因为政府是通过官僚制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借助于官僚制组织去开展社会治理的。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组织迅速分化，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领域分化、产业分化和职业分化的历史转变为组织的分化，组织结构从一元的单一类型分化为多元的复杂类型，组织类型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广泛的社会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按官僚制组织模式来进行建构的历史开始走向终结。尽管在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的领域中，官僚制在一些组织中还会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但是，也出现了大量无法按照官僚制来加以建构的组织。也就是说，出现了多元组织共存的局面，原先那种官僚制普适条件下的“单一性决定论”组织格局为“多元共存”组织格局所替代的结果必然是，在组织间造就出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的衍射，则为合作制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性的准备。因而，合作制组织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组织类型，而是多元组织共存条件下的一切组织所共同拥有的基本性质。

美国学者哈拉尔认为，信息技术带来了组织行为模式的变革，由于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手段的运用，“各种机构将不再是在一个固定地点工作的人员的分散的集合体，而是联系从事大量经济和社会交往[21]的人的不稳定的通信网络”。在哈拉尔看来，正在行进中的技术革命将造就全新的人，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哈拉尔指出：

长期的趋势是相当清楚的。劳动生活的特点一度是体力劳动和重复的例行公事，但是今天，大多数工作都涉及难处的人际关系、信息的超负荷以及其他向我们拙劣的制度机制提出挑战的紧迫而令人困扰的问题。这些需要正在造成一种现代的“经济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社会和理性的利益——他们可以被看作一种新[22]型的“理性人”。

虽然哈拉尔的估计过于乐观，如果说现实中已经出现了“新型的理性人”的话，肯定不是事实。不过，即使在人尚未走出工业社会状态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还是可以展开的。而且，只要我们在这方面的变革中取得了积极进展，也就能够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制度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设计都需要改变思路，那就是不应再从人的属性出发，即不需要把视线坚定不移地盯住人，而是需要转移到社会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上来。其中，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就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去关注人的话，也应当看到人的共生共在。

哈拉尔把信息看作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的“引信”，他说：

因为信息是把一个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纽带，所以这种新技术具有明显地改变我们的现实感和加速所有其他形式社会变革的力量。计算机化通信网络可以使人们更广泛地交往，加快技术革新的速度，增强我们控制各种事情的能力，用更精确的信息丰富我们的环境，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扩大我们的经验范围，提供更多的知识，增强我[23]们的意识，从而提供推动社会进化的力量。

在组织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信息时代的这种复杂性需要有它自己的结构形式，像工业时代不可避免地使物理技术适应支配[24]过去的巨大金字塔一样”。哈拉尔相信，灵活性将成为“未来处于主导地位的结构形式的组织——由信息系统产生的网络。这些取代僵化的等级控制的网络是按允许不断改变相互联系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从而提供一种能够对付动荡环境的更强有力的控制形式”[25]。

总之，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的技术革命也是促进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新技术不仅会引起政府运行机制上的变革，而且也会在组织结构、制度、行为模式等各个方面引起变革，即引发政府模式的整体性变革。比如，“因特网[26]引发的制度重组标志着……政府制度转型的开始”。最终的落脚点就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是社会造就了它所拥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相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与之相伴，但是，在人类社会治理文明达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望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引发社会变革的路径，即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去重塑社会。一旦我们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去重建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行动取得了积极进展，也就能够同时使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得到及时巩固，并日益展示出一个走向合作社会的前景。注释

[1] ［法］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1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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