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晶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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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中的大众媒介公信力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为线索，从政府、媒介、受众三方视角，对自1872年《申报》创刊至今一百多年内，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内政府的新闻政策、大众传播媒介的自我定位、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和认知这三个层面进行的观察和梳理，本书探讨了不同时期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结论认为：第一，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政策成为影响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二，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准则，是大众媒介公信力得以实现的内部基础；第三，应把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判断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的核心指标之一。
关键词 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新闻政策，媒介从业者，受众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has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 s Mass Media Credibilit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Shen-pao in 1872 to the year 200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dience,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mass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ss media history. It also made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main facts w hich affect the mass media credibility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selves though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government' s new s policy, the self-cognition and self-orientation of the mass media itself as well as the degree of the audience' s awareness and use of the media in different history period.This dissertation gives its ow n opinion as follow s:first, the new s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is the most influence factor on the mass media credibility; second,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the mass media and its practitioners are the inner basis to buil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ass media; third, the public interests should be one of the essential standards to evaluate the mass media credibility．
Key words the credibility of mass media, the new s policy, practitioners of mass media, audience
导论
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这个概念引入我国学术界时间较短，随着大众传媒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发展，公信力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公信力”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开始出现。2005年可视为国内公信力研究的分水岭。2005年前，学界对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还未展开系统研究，缺乏科学方法和理论的支持，虽然当时国内已有机构尝试对大众媒介公信力进行评定，但还没有建立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的评价体系。2005年后，随着国内学界对公信力系统性研究的展开，上述情况开始改变。
对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历史变迁的研究并非致力于建立公信力的评价体系或给出面面俱到的概念界定，而是旨在探求不同时期影响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在“公信力”这个“现代概念”尚未出现的时期，我们仍可在大众媒介基本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从影响公信力的各方因素中推知各个历史时期的公信力状况，从而对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历史变迁作出梳理。
一、研究中的概念界定
1．研究范围本研究中的“大众传播媒介”,1949年前以报刊为主，对广播的早期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略有介绍；1949年后，除了继续以报刊为考察重点外，也将广播和电视媒体纳入研究范畴，增加了相关内容，但整体仍以报纸为考察重点。民国时期在社会舆论和教育启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杂志，以及当代风光无限、前途无量的网络媒体，则不在重点考察范围内。2．公信力的概念界定“公信力”和“可信度”均来源于英文的“Credibility”，但它们在中文里的涵义和适用范围并不相同。国内有的学者将两者等同使用，如王欣、赵虎在《我国媒体公信力现状考察》中提出，“公信力”实际是指传播者的可信度，而“可信度”则是受众对传播者可相信程度的评估；有的学者则认为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公信力”都较“可信度”为广，“可信度”主要强调媒介刊发新闻的真实性而言，而“公信力”则不仅局限于此，它还体现了一个媒体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多重特征。
笔者通过检索“公信力”和“可信度”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学术领域的使用情况，发现相较“公信力”而言，“可信度”更侧重与某个具体的指标或行为相关联，如“可行性研究的可信度”、“数据可信度”、“指标可信度”等。而“公信力”则为一个多向度的概念，较“可信度”涵盖范围更广，更具丰富的内涵。结合国外相关研究文献及这两个概念在我国的使用，笔者认为在介绍“Credibility”的两大研究领域即Source Credibility和Media Credibility 时，译为“来源可信度”和“媒介可信度”较为确切，而在广义的大众传播媒介研究范围内，“Credibility”译为“公信力”则更为准确，我们国内新闻传播学界通常所说的“大众媒介公信力”或“媒介公信力”就是指广义的含义而非单指某个领域。
纵观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新闻政策、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变革等都曾影响到社会大众对公信力的认知和评价标准，使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定义和评价指标很难一言概之。随着不同时期政府新闻政策的变化、媒介的发展以及广大受众的成长，人们对大众媒介公信力的认知和要求也在发生改变，媒介公信力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也处于变化之中。
本书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首先承认它是开放、动态、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和社会变迁历经演变，最终在现代语境下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研究综合国内学者对公信力的概念解读，将大众媒介公信力暂时界定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在受众和社会中形成的可信度、影响力和社会好感度”。通常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否具有公信力，可从传播主体的立场是否客观、公正，传播内容是否真实、全面，传播是否及时、准确，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否能获得受众长期的支持等几方面给出综合评价。提供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内容是大众传媒的基本职业准则，社会公共利益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大众传媒提出的更高要求。所谓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大众传媒的传播动机和传播内容应有益于社会良好价值观念的维护或提高，对人类的生存和尊严予以应有的尊重和关注，其最终效果应扬善抑恶而非加速、助长不良风气或破坏行为的蔓延。3．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历史变迁的考察时段和范围
本研究上限从1872年《申报》创办开始，下限止于2005年。《申报》是近代中国第一份深入中国大众生活，并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报纸。国人最初的报纸概念与《申报》密切相关，普通社会大众对报纸的接触和使用也是从《申报》开始的，因此考察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变迁应以《申报》始。研究的下限为本世纪初，主要集中在2005年以前。此时互联网已快速兴起且初具规模，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传统媒介格局发生着变化，传统媒体开始面临新的竞争者。在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介的冲击下，传统媒介的公信力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为我们在新形势下观察媒介公信力变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本研究以全国为考察范围，但在各个时段内以最能代表近代报业发展状况的地区为主。
二、研究目的、研究视角及现实意义
本书旨在研究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的历史变迁过程，研究重点不是将“公信力”这个概念纳入不同历史时期中重新进行诠释，以确立不同时期评价公信力的具体指标，而是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为主线，从政府、受众、媒介等不同视角，考察各时期影响媒介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媒介视角：主要从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新闻从业者的层面考察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因素。大众媒介的自我认知和定位直接影响到它的传播内容和舆论立场，构成各个时期影响媒介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记者群体同样构成研究大众媒介公信力不可或缺的环节。新闻从业人员的学识素养、自我认知、职业理念、价值标准、道德水平等，都直接影响到大众媒介传播内容的质量、信息可信度及大众媒介的对外形象。
受众视角：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对象和使用者，受众对大众媒介的认知和使用构成影响媒介公信力的另一重要因素。哪些受众在使用媒介？他们对媒介内容的使用和满足状况如何？他们对信息的要求如何影响到媒介的传播内容？是否存在可供选择的媒介以及受众是否真正有选择媒介的权利？各时期的受众对大众媒介及其从业者的信任状况如何？这些问题帮助我们从受众的视角来思考大众媒介公信力。
政府视角：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及其对大众媒介的控制程度及控制范围，直接关系到媒介履行职能的空间及其是否能客观、公正地担负起社会监督的责任。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制定颁布的新闻法规或新闻政策，直接体现它对大众媒介的认知与管理，也反映出政府与大众媒介间的实际关系，这些构成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高低的重要外因。而大众媒介与政府的关系，即媒介对自身与政府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对确定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形象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现正处于社会发展和转型时期，政府面临着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大众传媒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加之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和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自我意识增强，公信力问题在此背景下提出自然有其现实意义。
首先，政府对媒介公信力问题的有效认知，将推动政府在使用媒介时尊重媒介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为改善和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地位、树立公正权威的形象带来积极影响。同时，政府的宣传是通过大众媒介途径来进行的，政府能否履约，能否按照所宣传的进行管理和运作，也将影响到承载这些信息的媒介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其次，督促大众传媒全面认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众传媒始终不能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对公信力的关注除因与自身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外，还必须看到在广大的社会生活范畴中，公信力的重要性不能仅以经济效益等利益指标来衡量。大众传媒如果切实维护公信力，加强自我监督，必将获得民众信任，发挥出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再次，大众媒介公信力研究有助于提高受众的知情权意识，促使他们发挥自身对媒体及舆论的监督作用，加强对媒体的社会监督，形成良性互动。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
主要运用传播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本书参考传播学最基本的5W 理论确立考察重点，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对大众媒介公信力形成和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的核心要素即传播者、传播途径和受众进行研究，同时兼及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重点考察了政府、大众传播机构及其新闻从业者、普通社会受众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媒体传播内容的影响、认知及其变迁过程。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二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历史比较法的运用，从历史的视野来审视和比较我国媒介公信力的发展变迁过程。
研究参考使用的主要资料包括新闻研究类杂志、学术论著、媒体从业者或相关人士的个人回忆录、日记、档案史料、地方志、年鉴等。此外，中国期刊网所提供的1994—2009年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论文，也是较为集中且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在大众传媒进入我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现存资料主要集中在新闻机构、新闻史、新闻理论等方面，而读者方面的调查资料相对缺乏。迄今为止，受众方面的研究资料大多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受众调查兴起以后，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关注的领域仍以经济和政治层面为重，对于承载这些信息的媒介，能充分认识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的人微乎其微。从普通读者的视角对新闻界的发展及其问题提出评价和分析的文章并不多，且资料非常零散。因此，本书除以传统的新闻资料为重点外，也注重对其他领域资料的挖掘和使用，以弥补现存资料的不足。
四、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研究现状综述
1．国内外研究概况公信力研究（Credibility Research）一直是国外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来源可信度”（Souce Credibility）和“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两大研究领域。“来源可信度研究”致力于检测不同的传者（即传递或提供信息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特性如何影响到信息的接受效果。“媒介可信度研究”则更关注信息内容通过何种媒介渠道进行传播，侧重对不同性质的媒介可信度进行比较。这两大研究领域日趋细化，研究中的重叠之处也不可避免，正如托马森（Thor-son）和莫尔（Moore）1996年所说，“无论是对信息的提供者还是对承载这个信息的渠道或媒介而言，可信度都是一个议题”。
迄今为止，国外学界已形成一些测量媒介公信力的方法，代表性成果为嘎轧诺与马格瑞斯（Gaziano & MaGrath）在1986年发展出的较为完整的媒介公信力量表，以及梅耶（Meyer,1988）将该量表修正后建立的一组媒介公信力指标。台湾学者在研究台湾地区的媒介公信力问题时，曾采用梅耶的公信力指标，即是否公平、是否有偏见、是否报道完整、是否正确、是否值得信任五项，对其适应性进行检验，并根据实际结果提出修正意见。
国外公信力的定义虽仍未能形成绝对的标准，但将它视为一个多向度的概念已基本取得共识。当前研究呈现多种方法交叉使用，在实地研究法得到较广使用的同时，实验控制法重新得到重视。此外，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公信力的研究也引起学界关注。
2000年前，除我国港台地区外，中国学界系统介绍国外公信力研究状况的文章屈指可数，1999年谭辛鹏曾翻译美国学者托马斯· J．约翰逊和芭芭拉· K．凯所写的“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信息可信度的比较”一文，对国外媒介信息可信度研究进行过简要介绍，其他相关文章则很少。
其后，中国学者对国外及港台学者公信力的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陆续有成果发表。2005年，廖圣清等学者指出，“就研究取向而言，西方学界关于‘媒介公信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向：①公信力的内涵及其纬度；②影响公信力的相关因素；③不同媒介公信力的高低；④公信力可能产生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界对国外公信力研究较为客观翔实的研究综述之一是成沈荟、金璐的“西方传媒公信力的研究视域”一文。该文对国外公信力研究关注的两个主要方向即以媒体为视角的研究和以受众为视角的研究进行了系统介绍，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外公信力两大研究方向的研究目的、研究结论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指出，从媒体角度研究公信力，其前提都是传媒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研究目的都希望在媒体自身找到原因，研究结论都认为传媒公信力偏低，都想通过改进媒体从根本上摆脱公信力困境，方法和结论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这个角度的研究过于夸大媒体的传播效果，忽视了受众的主观判断因素。与此相对，从受众视角研究公信力，其前提则假定受众具有强大的能动性，需分析影响受众公信力观念的种种因素，也需分析拥有不同特征的受众对公信力的不同评判，以及这些特征如何或为何影响受众的评价结果等，其结论则是受众对传媒公信力的评价各不相同，从而不能简单草率地评价传媒公信力。文章进一步指出，国外从受众视角的公信力研究重要特点就是研究结论多种多样，部分结论之间还相互冲突，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前提是建立在受众的主观意识上。在对公信力两大研究领域进行比较和评析后，文章认为，大众媒体公信力不高的主要责任在媒体自己，应从媒体角度寻找影响公信力的原因，同时不赞同夸大媒体的影响力。2．国内学界对公信力概念的基本解读
1999年，黄晓芳在《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中将“公信力”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这是新闻传播学界较早地提出“公信力”概念的文章。该作者认为就媒介整体而言，衡量媒介公信力大小主要应从真实、敏锐的洞察力及权威性，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
2002年，佘文斌在《公信力——传媒竞争的重要砝码》中将“公信力”定义为“传媒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社会和受众中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真实、高尚和权威是影响传媒公信力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公信力”的定义还是在讨论影响“公信力”的因素方面，两篇文章差别不大。前者定义中的“媒介自身魅力”为后者的“影响力”所取代，而被前者列为影响公信力重要指标的“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则被后者以“高尚”代之。
2003年，李忠昌在《试论大众传媒的公信力》中认为，“媒介的公信力就是媒介通过长期地向受众提供真实、可信、权威、高尚的传播产品，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蔡克平、陆高峰将报纸公信力定义为“报纸在读者和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
2004年前涉及公信力的文章，多以黄晓芳最早提出的概念为基础进行修正或补充，“媒介公信力”大致被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受众和社会中形成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我国学界对公信力的定义偏重于从新闻学角度进行阐释，传播学的研究视角相对不足。
2004年，公信力的概念问题在继续讨论之中。何国平在《论媒介公信力的生成与维系》中，较早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阐发这个概念，提出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传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信息，获得的凝聚在大众传播媒介上的普遍的社会认同。这个概念已涉及传者、渠道、信息、传播效果等传播的各环节，但对受众的重视不足。同年，郑保卫、唐远清在《试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中认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并尝试从传播学视角提出这个概念的评价指标问题。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提出，“媒介公信力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而“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对于媒介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认同基础上的评价”。他提出了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评价的三个维度：专业主义特质、社会角色期待的中心所指、社会的感知和认同。
同时期，学者靳一提出的概念界定为“大众媒介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期待与媒介实际表现之间契合程度在公众心理上的反映”。
2008年，沈荟、金璐在文章提出“传媒公信力就是传媒在公众中的可信度或者是公众对传媒的信任度”，同时指出，“但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共识略显抽象而难以实际运用，所以在分析传媒公信力的时候很多研究人员都将这个概念细分为多个可以量化的指标”。3．2005年前国内学界对公信力问题的分析视角
我国学界对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时间较短，但媒介公信力所包含的指标之一“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却由来已久。1982年6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在北京地区展开了我国首次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调查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兴趣爱好，同时也调查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及产生不信任因素的原因。这次调查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其后，随着假新闻、有偿新闻问题的凸现，新闻价值、新闻法制监管、新闻伦理等问题引起学界及业界的共同关注，探讨新闻可信性，反思假新闻现象，提倡媒介信用论、媒体诚信论方面的文章此起彼伏，也为其后考察我国的媒介公信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对公信力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及现实需要，研究目的与考察对象也不同。我国学界对公信力的研究起源于媒介竞争和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2005年前主要涉及公信力与媒介竞争、媒介的社会责任、公信力与政府舆论方针、公信力理论及对策研究等几方面：（1）公信力与媒介竞争
随着媒介竞争的日益激烈，公信力开始引起业界的重视，有的媒体已提出“公信力是生命”的口号。业界认识到媒介公信力对打造良好的媒介自我形象及谋求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想尽办法吸引受众以达到提高视听率的目的。黄晓芳对此指出，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已成为各大媒体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筹码，但媒体追求的视听率不能等同于公信力，如果媒介为获取利润，过度追求视听率（发行量），将使媒介日益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袭，从而严重损害自身最有价值的公信力。李忠昌认为，媒介在公众心中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已成为传播市场最主要的竞争力，是树立媒介品牌的关键，传播媒介在树立自身品牌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培育和维护公信力，否则最终将失去受众。这类文章已注意对传媒经营与发展间的互动关系的思考。（2）公信力与媒介的社会责任
媒介通过舆论导向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传媒的社会效益受到关注。黄晓芳指出，中国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存在两大问题，一为最具有视听率的社会新闻代替了媒介的文化品位和政治功能，一为导致媒介用处理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表现信息，使各种信息的政治性削弱，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无关大局、没有政治后果的琐碎的事情上，而言论尺度是评价媒介公信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媒体言论力量的明显削弱，媒介公信力大受损伤；佘文斌也指出，公信力是传媒引导机制发挥的前提，也是传媒舆论导向产生效果的保证。在某种程度上，公信力决定着传媒舆论引导作用如何发挥及发挥的程度；蔡克平、陆高峰则主要从新闻信息数量的供求关系及信息质量的供求关系角度，对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公信力的短期行为提出警告，认为提高报纸公信力是报纸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进而整合社会、影响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一个报纸的受众亲和力、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3）公信力与政府舆论方针
大众传播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脱离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媒介公信力与政府舆论方针的关系也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2003年，时统宇、申琳结合政府对新闻事业的要求，在《2003：打造媒体公信力》一文中，提出“三贴近”，诠释了媒体公信力的全新内涵。它的提出既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要求，也是尊重传播规律中受众为本思想的体现，有助于加强媒体和社会大众的联系，从而对媒体公信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党报是传播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权威媒体之一，面对日益竞争的外部环境，如何保持并提高党报的公信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何运林在《党报规避软新闻对公信力负面影响的思考》中，从业务层面探讨部分党报片面追求软新闻对党报公信力造成的影响，并就如何规避党报软新闻对公信力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建议。2004年后，不少来自业界的文章将媒介公信力问题与政府的新闻政策联系起来，较多从实际操作层面，结合各自接近之媒体工作经验发表看法。（4）公信力的理论及对策研究
公信力问题逐步受到学界关注后，对这个概念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上日程，与公信力现状及如何提高媒体公信力问题共同受到关注。何国平在《论媒介公信力的生成与维系》中，从媒介公信力的发生学原理和媒介公信力的维系机制两方面对媒介公信力问题展开论述，如提出媒介公信力能够发挥影响力的社会环境应是民主而非专制独裁政权，另外，只有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媒介才能处于相对平等的信息环境里，媒介公信力作为媒介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得以体现。他认为，资讯质量是维系公信力的最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要传播真实、客观、全面、丰富、及时、权威的资讯；郑保卫、唐远清在论述媒介公信力的内涵及评价指标时，提出用三个层次的指标对公信力的强弱、优差加以评价，并具体分析了影响公信力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学界对如何提升媒体公信力的认识也较全面，如王欣在《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之对策》中，从政府信息公开、媒体负起责任、重视对受众的研究、健全自律和他律机制四个方面讨论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的途径。该文谈到，一个主流传媒应负有正确传播社会价值观的责任，对于新闻原则的执著态度是媒体公信力的来源；受众是媒体公信力的评价主体，加强对受众的研究，是目前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的现实途径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公信力问题发表文章最为集中的一年，在新闻类学术类期刊上，直接以公信力为讨论对象的文章大约有15篇，其中来自业界方面的研究约占85%以上，《新闻前哨》更是在2004年第4和第5两期辟出专栏讨论公信力问题。这或许与2003年“非典”时期媒体公信力危机的凸显有关。“非典”过后，不少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新闻政策的弊端、媒体责任的缺位等问题提出批评和思考，如张羽《人民的利益与媒体的责任——从“非典型肺炎”事件看新闻媒体传播现象》、黄旦等学者的《全世界都在观看——从传播学角度看“非典”报道》、陈绚的《中国媒体应避免“期待性沉默”——析“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中新闻传播的“不作为”失控》等，我国媒体公信力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随着我国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增加，网络媒体的公信力研究也开始引起重视，如杨玉华的《增强网络媒体公信力对策谈》、赵志刚的《提高网络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主要针对网络媒体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见，公信力的研究已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4．2005年至今国内学界对公信力问题的分析视角
2005年以后，又出现近百篇与媒体公信力相关的文章以及硕博士论文，虽然很多文章仍沿袭了2005年前媒体公信力的传统研究方法、思路及基本研究主题，但本时期仍可称为公信力研究质的飞跃阶段，最大变化包括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展开、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我国传媒公信力测评指标的初步建立，其典型代表成果概括如下：（1）实证方法引入下的研究成果
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5期）是我国较早使用实证方法进行公信力研究的文章，研究者根据梅耶的主要指标（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利用《中国发展传播学》课题组在2002年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结合我国大众传媒的实际，初步提出构建“大众传媒公信力指标”的五项指标，即①报道和评论客观公正；②报道真实准确；③信息量大；④揭露坏人坏事有力；⑤反映群众意见充分。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水平偏低，而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评价的因素主要为人口变量中的性别和文化教育程度，同时，受众接触媒介的频率、时间和获得的满足同样对其评价媒介公信力具有显著影响。可见，该研究主要是从受众视角进行，考察影响媒介公信力的因素。研究者们提出，这次研究只是初步考察了公信力所涉及的主要面向，局限在对传统媒介的粗浅分析，但对大众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指标的建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进化和深化。
2006年前后，以喻国明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课题组陆续有研究成果发表，其中靳一的“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即对其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早期总结。该文对怎样建立我国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指标的甄选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最终得出由18个指标、4个因子构成的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并对我国现阶段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因素特征进行了分析，其在“专业主义让位于社会关怀”中提到的观点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中的特殊情况，如“在公共机构普遍无法取得民众高信任的社会背景下，公众对媒介寄托了较高的社会期望，这种期望有时甚至超出了媒体自身的权力范畴，以致媒体有可能会为了‘民心所向’而干预司法甚至妨害客观公正。因此研究者提出，民众对媒体的这种社会期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媒体的信任或不信任，无疑是中国现阶段特殊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中国媒介公信力所要面临和关注的研究背景”。
喻国明、张洪忠通过调查，对我国电视、广播的公信力状况进行了考察，并运用了相对公信力、绝对公信力的概念。这里所谓的“相对公信力”即通过调查，比较受调查者面对不同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对同一则新闻的报道不一致或不同时，对哪一种媒介更信任；调查还考察了广播电视的绝对公信力状况，并进一步讨论了影响广播和电视绝对公信力的因素，这里的“绝对公信力”研究即针对某一特定媒介，假设完全可信为100%，那么被调查者对该媒介的相信程度大概占多大百分比。文章提出，无论是绝对公信力还是相对公信力，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显示了电视在所有传播渠道中的公信力是最高的，特别是相对公信力的测量显示，电视遥遥领先于其他传播渠道，有绝对的优势。就媒介渠道公信力的研究，他们提出了几点思考，其中提到随着技术发展下的传播渠道多元化，电视将面对公信力下降的问题，同时认为应对电视公信力过高带来的负面效果予以注意；文章还提到电视公信力在我国呈现的区域间的差异，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电视公信力将会有降低的趋势，就中央电视台的公信力得出的结论是，越是在经济开放的、媒介业发达的地区，中央电视台的公信力就相对偏低。（2）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展开及其成果
张洪忠负责的质化研究则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初步归纳出我国民众判断媒介公信力的首要维度是“权威性”，包含有“政府的”、“官办的”的意思；其次，“实用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此外，“真实性”也是我国民众判断媒介公信力的维度。
他还比较了中美公众对媒介可信度的不同判断视角，提出美国公众对于媒介是否可信任，是从专业规范和专业主义的维度来判断的。简要地说，这种判断维度是以专业为取向的。而我国在“喉舌”功能下，公众对于媒介的信任其实是透过媒介对政府的一种信任，是出于对媒介政治身份的信任，媒介的公信力是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的。所以，我国媒介公信力的判断维度是以权力为取向的。同时他指出，在市场压力和新传播技术等的驱动下，我国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的取向也在发生着变化——并不是完全的权力取向，而是两种取向都存在。
2005年11月，喻国明教授领导的“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课题组就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问题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指标体系完整、综合测评传媒种类广泛的全国居民调查，其成果以《中国传媒公信力问题的全国居民调查报告》形式呈现。2009年，该课题组最终研究成果《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一书出版，该研究成果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包括了大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基本理论、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方法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进行的实证调查和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在该研究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3）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的初步建立
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课题组经过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依据“媒介公信力评价量表”的数据，及对公信力指标的进一步甄选和信度、效度检验，得出测量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三个不同的量表，即由25个题项4个纬度构成的“公信力测评全面量表”、由18个指标4个纬度构成的“公信力测评基础量表”、由13个指标3个纬度构成的“公信力测评简化量表”，并对以上3个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最终结合大量的实证调查，初步建立起可将中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状况进行量化表达的传媒公信力测评指标。这也是我国大陆学界提出的第一个相对具体、完善的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体系，标志着我国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已进入新的阶段。5．当前公信力研究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公信力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理论水平各方面在2005年后呈现明显变化，但整体研究水平仍有待提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概念亟须统一。公信力概念的引入及推广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大众传媒走向规范、成熟的必经之路。目前“公信力”概念问题在我国学界仍未得到充分讨论，对媒介公信力的概念进行基本界定成为学界、业界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无论是对新闻学还是传播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在对公信力概念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相关问题才能得以深入探讨，形成良好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平台。
第二，研究视野需进一步拓宽。我国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有两大问题，其一表现为，2004年前不少文章偏向站在媒介视角讨论公信力问题，研究浮于表面，大多为一般性论述，对受众层面的关注和调查不够。而2005年后，随着实证研究的展开，从受众视角对我国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成为另一个主要趋势。但国内研究者对公信力的实证研究大多走调查受众、其后予以综合分析的路线，对媒介的具体内容如新闻报道、广告、节目内容等缺乏实际、深入的内容分析，所以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数据分析都是基于对受众方面的调查和访谈，媒体方面虽有所关注，但大都比较宏观，另外对媒体老总、编辑、节目制作人、记者等新闻从业群体人员进行的调查相对缺乏。对受众群也缺乏适当的分层或针对某些群体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予以考虑。
第三，改进研究方法，检测和完善公信力测量体系，提高学术界的理论认识水平。我国学者已在借鉴国外已有成果的同时，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测量方法，而对该测量指标体系的检验势必将会陆续进行，同时如何使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切实对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现状展开评价和监督，并提供相关预测，把理论成果真正运用到实践生活中均是当务之急。
第四，公信力研究的整体性和阶段性。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大众传播媒介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并不相同，它在影响社会舆论的同时，也受制于自身存在的历史条件。除核心要素外，媒介公信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要求和体现，并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因此，对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应放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中，以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在建立测量指标的同时，也应注意其背后各要素间深层次关系的研究。
第五，持续关注国外学界研究动态，注意学术规范，尊重他人成果。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时间不长，系统介绍及随时关注国外研究状况实属必要。此外，在对国内公信力问题进行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符合学术规范甚至无视他人劳动成果的问题，如某些学者文章中的观点甚至是文章摘要本身明显参考或引用他人成果，却没有向读者提供参考文献或作相关说明，更有甚者大段借用他人文章，除添加一些新鲜案例外，就概念的提出、文章的框架等几乎全盘复制。这种情形在学术界仍不鲜见，真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以上情况虽属少数，但不能不引人警醒，否则以讨论公信力为题的文章自身就存在公信力的问题。
随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以更广阔的视野，对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推动“公信力”这一概念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业界在重视公信力的同时，应注意避免将公信力简化为衡量媒介竞争和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尺度，却忽视了服务社会和受众的基本职责。本研究希望抛砖引玉，共同展开对公信力问题的讨论，推动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基本建设。第一章大众媒介进入晚清帝国晚清帝国时期，政治上，皇权独揽；经济上，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进入部分沿海城市，但放眼整个国家，仍是小农生产、传统手工业占据优势，因此传统的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仍占据主流地位。在国势衰微、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志士构成了救国的主力，报纸逐渐成为用以社会变革的重要舆论载体。晚清政府对报业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敌视、排斥、拒绝，到逐步接受，并制定出最早的新闻政策，来控制和管理这一新兴事物。就全国而言，这个时期报纸的发行数量及流通区域都极其有限，只有为数极少的人可以接触到报纸，大部分人不知“新闻”为何物。早期报业和新闻从业者是在政府、官僚、社会的轻视中开始最初运作的，要获得读者的认知仍需时日。1912年，中华帝国在懵懵懂懂中，告别千年帝制进入民国。在这个国体、政体均处于巨变的国家，思想及传统的改变仅仅是开始，大部分民众仍是保守、封闭，不知外部世界，不懂民族、国家等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那些社会概念，但无可否认，报纸已凭借其独特的传播功能，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第一节早期的报业与记者一、近代报业概况1．《申报》创立前后的报业
报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及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需要水平密切相关。报业进入我国，并非因经济发展、社会进化的需要而自然产生，因此必须寻找适合的土壤生存下去。《申报》创刊前，我国已有邸报发行，内容仅限于朝廷宫门抄、上谕和奉旨，只供官场阅看，一般读者难以看到，不能算作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这种发行量不多的朝廷出版物、由民间报人（或驿站人员）抄录邸报上的官方文字印刷成的京报，在京城和各地发售。《申报》创刊伊始就谈到新出现的报纸与传统邸报的不同，称“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申报》期望国内读者能了解该报与邸报不同，并将自己的读者扩大到士大夫阶层之外的普通大众，这也是《申报》日后深入中国普通社会的重要原因，以致人们一提到报纸或新闻，“申报纸”成为代名词。《申报》1872年创刊时，报纸仍是一种刚刚出现于沿海的新事物，就整个社会而言，小农经济为主的近代生产方式使新闻信息的社会需求极其贫乏，读报远未成为普遍的社会接受行为，与普通人的生活仍有很大距离。那时报刊读者很少，常年订阅报纸的，“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与洋商有关系之商店为多”。
创办人美查对《申报》以营业为前提，所以将读者对象定位为“此报乃与华人阅看”，对言论不加束缚。他有时自撰社论，其社评被认为“无所偏倚，是其特色”。美查此前为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并不精通报业事务，但对新闻也有自己的看法。《申报》虽在租界，言论上有较大自由，但他仍告诫主持《申报》的主笔们，应多登新闻，少发议论，以免因言论招致麻烦，“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
近代电讯事业在我国创立以前，新闻信息的传播依靠传统方式，传播速度缓慢。上海到北京南北相距3000华里，将《京报》或京城消息传到上海，以骑马传送要二十多天甚至一个月。如骑马至天津，再由天津的轮船带到上海，最快也需一周左右。1882年初，中国开通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申报》馆把该电报线路看做是加快传递新闻的极好机会，迅速通知京津地区的采访员，利用电报传递新闻，并以“本报电音”为题头，传递朝廷谕旨、奏折和京津要闻。当时文人学士看重科举，每逢殿试放榜，都翘首京城。自从利用电报线路传递消息后，每逢一年一度的殿试在北京长安街公布，《申报》的采访员即抄录结果，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将金榜送到天津，再用电报发到上海发表，上海和江浙邻近地区为之轰动。《申报》由此获得读书阶层的推崇，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洋人在我国设立报刊后，国人也开始努力尝试最初的办报。但民间报纸很难开设，“夫民间创设新闻纸，难免犯君官之语，君隔九重或尚不知，官则未有不知者，一旦大肆威虐，重则封闭，故民间亦不敢冒罪开设也”。“当时清朝文字狱残酷，报纸刊登新闻、发表议论，不管怎么谨小慎微，也可能在一个事件或一言一语中触犯朝廷或地方官吏，自认招致责难、查封甚至闭馆。”
尽管如此，国人所创办的民报还是先后出现了。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是我国最早的民报，其他还有1874年在上海出版的《汇报》、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1876年在上海出版的《新报》、1886年在广州出版的《广报》，这四家报纸都是当时非常熟悉外国情形的人所办，可惜国人尚不知阅报为何事，未为社会所重视。如《昭文新报》最初每日一出，后来因阅者甚少而改为五日一出，但销路仍不佳，未几遂停，随后国人最早创办的几家日报就只剩下《循环日报》了。2．政党报刊的兴起
报纸在中国较早影响到官僚阶层和知识界，并最初满足了这批读者的需要。外国人将近代报刊及办报意识带入中国后，新兴报业的出现给传统的言论及信息流通带来强烈冲击。在内忧外患中，苦苦寻求救国强国之法的文人志士，逐步认识到报纸的作用，并将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宣传利器，报纸遂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发表意见的重要渠道。而这种需要，为报纸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存空间，社会精英也通过报刊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支持。
19世纪90年代中期，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形成一个派别，报刊成为其得力的舆论工具。由此，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政党（团体）报纸，并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维新派的三份刊物先后为《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在这几份刊物的极力宣传下，维新变法成为全国性思潮，势不可挡，由此也拉开了我国的第一次办报热潮。1896—1898年，在办报热潮中创建的105家中文报刊，有70%是维新派所办（或同维新派有关系），这些刊物以来自官僚和知识阶层的阅读者为主。黄遵宪、梁启超等人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就特别受到知识界和官僚阶层的欢迎。知识界人士争相阅读，有的学堂还定为教材，连某些官员也以读该报为时髦。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照等，都曾叱令订购《时务报》，发给下属阅读。《时务报》创刊时发行3000多份，半年后就增至7000多份，一年后达12000份，最高时曾达17000份，成为当时销量增长最快的报刊，梁启超曾以“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来描述昔日盛况。《时务报》也使梁启超声誉鹊起，以致“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由此可略窥该报影响之广。
与政令系统的信息传递相比，报刊这种趋向民间化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开始改变着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虽然到1908年，通过报刊传递的信息仍是局部的，但已开始在社会中发挥出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人们发现了一面可以用来进行自我观察、自我对照的镜子，并通过这面特殊的纸镜子，促进着近代中国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等现代意识的苏醒。报纸在近代中国所发挥的鼓动舆论视听、提高民智、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信息量极其匮乏、信息渠道单一、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不断受到外部挑战的环境下，报刊成为人们得以最直观、最感性地进行自我认知、交流及表达观点的重要手段。报刊对沿海及内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影响之巨大，远非有限的发行量能够说明。
政党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度占据突出地位。民国成立后，报刊舆论结束革命还是立宪的争论，随着时局变幻，进入民国初年诸侯争霸、各种思潮学说喧嚣一时的多元时代。3．早期报纸的内容
自同治末年到光绪中叶，我国近代报纸的日报编辑形式，一般首先是论说，其次是上谕或宫门抄，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当时还没有“专电”这个名词，除电传上谕外，如遇各省大员出缺、或兵变、大火灾等消息，间由访员发电报告，但也不是常见之事，因此这个时期报务非常简单。
早期报纸的主要内容“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对于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别说无从探访，即使得知也绝不敢形诸笔墨，因此报纸的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细。报纸门目中的谕旨、奏折、宫门抄、辕门抄等供给官场中人浏览，借此获知官场的“升迁调降等情形与送往迎来之事迹”；至于各省各埠琐录，如试场文字、书院题目、命盗灾异，以及谈狐说鬼等则供给普通社会人士阅读；其他内容如商家的市价、轮船的行期、戏馆的剧目等属于广告性质的部分，则便于一般人阅读，也可作为游客的指南针、旅行者的消遣品。
甲午以前（1895年前），报纸很少谈论政事，对于官场中人更不敢妄加只字。江南提督谭碧理只因其往来淞沪之间为报纸所记载，即命人与报馆交涉，要求不得登载，后又行文总督，大肆诋訾，官吏敌视报纸之心可见一斑，这种情况在甲午以后发生改变。到戊戌政变时，上海的报纸开始对守旧派有所微词，而各报的论说，也常建议创办航路邮政、改良市政水利等诸凡兴利除弊裕国便民之事，虽不尽为当局所采纳，但促起其注意之力，则甚伟也。
在清廷“不准议论政事，不准臧否人物”的禁令下，中国的报纸最初是没有评论的。后来《官书局报》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请开除禁令，其奏折中有“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政”之建议，得到清廷批准，其后报纸才公开地有论说。当时科举还没有全废，办报的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文人，因此他们所写的论文，仍不免有八股气味。写的人写腻了，找不到题材，每天凑几百字算数，看报的人越看越觉得没有意思，因此报纸的销路也始终没有打开。1895年中日之战后，国人同仇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的《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北京、上海，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也自此开始。4．报纸的短评及白话文问题
陈景韩担任《时报》主笔时，开始提倡用短评，使读者耳目一新，也使中国报纸的言论由“论”进入“评”的阶段。各报看见《时报》的短评很受读者欢迎，都纷纷仿效，于是短评风行一时，代替“论说”的地位。后因环境压迫，短评又只存形式而没有内容，受到读者的指责，各报再加改革，但不愿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就把“评”和“论”揉在一起，变成了“评论”。
在提倡白话文前，绝大多数中国报刊使用文言文报道或记事，这对那些虽然识字但教育水平较低的人而言，存在使用上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1876年申报馆印行《民报》，这是我国报纸最早尝试白话报章，该报号称“目专为民间所发”，最大特色为“字句俱如寻常说话，每句及人名、地名尽行标明，庶几稍识字者便于解释”。这里的“民间”是指知识水平较低的店员和劳工阶层。
国内最早热心提倡白话文的是无锡人裘廷梁。他认为，要想启迪民智，除教育外就应读报，而要使报纸人人能读懂，就该从白话开始，因此他在1898年创办了《无锡白话报》。此后，江浙地区白话报一度出现过短暂兴盛，《苏州白话报》、《杭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与《京话报》等先后创办，但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到民国元年，全国仍有不少白话报章创刊，仅北京一地就不下十四五家，但大多在短期内先后停业。现在看来，当时读报者仍以知识阶层为主，而白话文在这个阶层里很难被接受；与此同时，中下层的民众又大都买不起，看不懂报纸，所以白话文报纸无法生存下去也就不奇怪了。白话文真正进入中国报界为时尚早。
辛亥革命前后宣传革命的报刊，毋宁说是以报纸形式出现的宣传鼓动材料和单行本言论集更为确切。这个时期各式的观点和主张在社会上流传，难以预料的时局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极大需求。那些在青年学生、知识阶层中享有很高影响力的报刊，正是适应了这个特定社会时期的需要，而使人趋之若鹜。其后，随着政局的变化，过去单纯以鼓动宣传为主的报刊从内容特色上逐渐失去优势，同时那些一度为革命而热心办报的人，在革命胜利后，大都随着个人理想转向政界。革命报刊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很少可以长久生存下来。虽然大多昙花一现，但它们在开启民智、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确是值得浓墨铺陈的一笔。辛亥革命前后，报纸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二、早期的新闻从业者
近代报业移自外邦，最初国人对其认识有限。在西方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在中国却极为社会所轻视，所谓社会地位几至无从谈起。
近代报业出现前，我国已有卖“朝报”的先例，因此国人很容易将早期报纸与传统朝报等同起来，认为“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当时朝报所传播的消息在民间可信度不高，卖朝报的人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下，致使社会对从事报业的人也给予同样的判断。因此，报业初期，报纸及早期的新闻从业者遭到社会轻视也在情理之中。
早期新闻从业者的来源，也是他们遭受社会轻视的重要因素之一。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前，社会优秀分子醉心于参加科举谋求功名，无人愿去从事新闻事业，所以剩下肯从事新闻业的，大多“不过是佯狂之士或者是落拓文人”，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而各地访员“人格尤鲜高贵”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左宗棠因不满于报纸对其向外商借款一事的报道和评论，曾怒斥“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而当时社会也不以左宗棠此番指责为非。
报纸最初只有“主笔”（相当于编辑），没有记者、通讯员，消息来源有些靠翻译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外文报纸，有些摘自朋友的来信。随着读者对消息需求的增加，一些报纸开始在全国各地主要城市招聘访员，主要负责“延抄写案件及采访新闻”，条件是“学识兼长，通达世务，实事求是者”。早期的新闻从业者参差不齐，真正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并不多。
报业的经营手段也使新闻从业者不易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尊重。以上海为例，早期报纸出版后，在本埠一部分先送给常年订阅各家，其余则雇佣专人挨门挨户分送至各商店，到了月终，又必须说尽好话以乞取报资，此种情形几乎与沿门乞求无异。既然报业遭受轻视，那么新闻从业者也极易被诟病，无论是报社主笔还是普通访员均被认为是“不名誉”的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如此种种，致使开报馆者被认为“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
此外，早期的新闻从业者在社会上属于待遇较低的职业。曾任《申报》记者的雷瑨，谈到在外人办报纸时代，普通记者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相当清贫，薪水是按西历发给，最高不过银币四十元，其他则依次递降，最低只有十几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理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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