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丽珍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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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趣谈试读：
真人不露相——艺术家于是之同志二三事
2013年1月20日下午，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这个噩耗我是在海南岛听到的，也未能赶回北京为他送行。
于是之同志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杰出的话剧演员，他的代表作有《上海屋檐下》《蜕变》《龙须沟》《关汉卿》《曹禺》《名优之死》《女店员》《茶馆》《丹心谱》《请君入瓮》《洋麻将》等。他1984年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1985年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也是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1993年初于是之退居二线，挂着党委委员和“人艺”艺委会委员的头衔。1995年的春节前夕，我在中国文联主办的在京文艺家联欢会上，见到了于是之同志，同桌坐的还有朱琳、田雨、夏醇、苏叔阳、魏喜奎等同志，在交谈中魏喜奎同志谈起了当年与于是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入生活的情况，由此引出一段趣事…
惜笔如金
1985年，中国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赴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入生活时，于是之同志报名参加了。作家、艺术家们在南宁参观了工厂，和基层文艺团体的演员们座谈，进行了艺术交流。活动的最后一天，作家、艺术家们受到桂林市文联的邀请和师范学校的请求去演讲，乘坐火车前往桂林时，刘知侠(《铁道游击队》作者)、姜彬(民间文学专家)、王学仲(天津大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提议要在柳州下车，去画柳公祠。于是之同志特别高兴，他说“正合我意”。人们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也很少有人知道王学仲是一位画家，是日本筑波大学的客座教授。因此，他们都随身携带着毛笔、印章等物件儿。因为要在中途下车，带着这些物件儿不方便，就把这些物件儿交付给随团的工作人员统一保管起来，直接带到桂林。不料，由于我们的工作疏忽，在下火车时竟把他们委托的这些物件儿忘在了车上，一直没有发现。第二天清晨，我们去火车站接他们，见到于是之、王学仲、姜彬几位同志，才发现这些物件儿的事。于是之同志听说后，二话没说转身就往车站办公室跑，去请他们帮助查找。办公室的值班人员立刻打了电话，真不错，东西还在车上，乘务员答应让第二天返回桂林的车给带回来。这时大家悬着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在地上。
第二天车站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些物件儿都完璧归赵。当地接送我们的汽车司机不解地说：“我还以为落下的包里有于老师的值钱东西，原来光是笔墨之类的，看昨天把他急的，吓我一大跳，我都没睡好觉，恨不能拉他去火车站等着。”
于是之笑呵呵地说：“这里有我用过的一支毛笔，非常好用，已经使惯了。让你担心了，抱歉了。”说完又幽默地说：“黄金值钱，到处有卖的，我这支笔在商店里还买不到。”
在桂林的几天活动，我们参观了工厂和徐悲鸿当年住过的渔村，又连续和当地文艺工作者座谈、交流，到师范大学讲课，忙得不亦乐乎。离开桂林时，于是之同志和王学仲同志不顾自己的劳累，晚餐后在自己住的房间里，挥毫泼墨，首先为接送我们的司机和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他们的墨宝。大家非常受感动，司机王师傅见谁跟谁说：“于是之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艺术家，还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书法家，拿我们司机都当朋友!”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被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感动。
据说话剧《茶馆》到海外演出之前，大家要筹备礼品，同事们认为他写的字好，一幅幅装裱起来就是满不错的礼品，还显得高雅。于是之同志就用这支笔写了起来，一幅幅装裱后， 到新加坡、德国、苏联等国家演出时送给国际友人，没想到海外同行也视若珍品，当“国宝”收藏了。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这次广西之行的最后一天，我们正要赶赴火车站时，于是之同志和王学仲同志每人送我一幅墨宝。于是之同志和王学仲同志送我的墨宝。
于是之同志写的是“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王学仲同志给我画的是两条大鱼。
海滨十日
那年中国文联在北戴河举办读书会，邀请全国各地作家、艺术家、全国委员去学习、休养。于是之同志参加的那一期正是我在那里负责组织工作，每天上午学习或外出参观，下午自由活动或休息。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于是之同志踏踏实实地休息过，只见他忙忙碌碌，常去附近的渔村或去海边的渔船上。有一天刚吃过中午饭，《北京日报》的编辑田藏申大姐来叫我说：“陪我去海边采访一下于是之同志。”1984年中国文联文艺代表团广西之行。《红色种子》作者李进(右一)，歌唱家李波(右三)，《英雄万岁》作者杜烽(右后排)，画家力群(左二)，《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左三)。画家力群同志送我的墨宝。“人们都在睡午觉，大热天谁去海边呀？”我懒懒地也要回房间午睡。
老田有点着急地说：“我刚才看见老于了，和他约时间访谈，他说昨天就跟别人约好在海边见，还说不能失信，就匆匆忙忙地奔海边去了。我再不抓紧时间采访他，回到北京他更没工夫和我谈了!帮帮忙，陪我去找找他。”
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来到海边，几条深棕色的木船离海边有100多米远，出海回来的船只，一般都停泊在那里。于是之同志在一条渔船上，正和一位老人说话，渔船的小小船舱里摆着一个小炕桌，桌上摆着十几只刚煮好的大海蟹，还有一盘盐水煮虾。老人用一只蓝边大碗斟满衡水老白干酒，和于是之共饮。老人家见我们来找于是之同志，热情地把我们拉上船，紫铜色的脸上堆满笑纹说：“要知道你们也来，咱们在家里多弄几样海鲜多好。”老人就像和我们早就认识似的，又解释说：“这么大的艺术家，非要到我的船上看看不可。这也算是体验生活吧!”老人边说边从船舱犄角的一只小柜儿里拿出两只粗碗，斟上酒，让我和田大姐一块喝，又给我们每人一只螃蟹，让我们边吃边聊，那种热情让我们真感觉像到了家里一样。
于是之同志笑眯眯地对田编辑说：“老田同志，我不是拒绝您对我的采访，等回到北京单约时间。咱们在北戴河仅待10天，我想多往渔家跑跑。我昨天就和申老爷子约好了，今天来船上看看，大后天咱们就该回去了，我还有两家没去哩!”
申老爷子插话说：“你们看，来渔家也好， 到船上来看看也行，干嘛要买这些东西呀？”
我们顺着老爷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可不是嘛，原来于是之同志给渔家买的有一大玻璃坛子东北高粱酒和一网兜子咸鸭蛋，好像还有小孩子吃的糖果。噢焷这时我才想起来，昨天我们去山海关参观的时候，他让我们单位的司机任师傅去帮他买了这些东西，当时我还以为他晚上聊天的时候喝呢，原来是送给渔民的。
于是之还说：“渔民生活很辛苦，也很危险。申老爷子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当兵，两个儿子靠打渔为生。这里开放旅游业，老伴儿和儿媳们有的去街里卖小工艺品，有的专门加工螃蟹，家庭和睦。就是打捞螃蟹得在夜里出海，螃蟹只在大风大浪时候才肯出来，第二天一清早儿，天麻麻亮才能返航。一夜之间够多么辛苦？”言谈之间充满对渔民们的感情。
田藏申大姐深深地感动了，她说：“老于同志，您今天的行动，我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比我回北京去采访您胜过10倍。”1985年8月于是之同志在北戴河与工作人员合影。照片中自左至右为《北京日报》资深记者田藏申、于是之、本文作者、文联工作人员赵兰英。
在北戴河的10天很快过去了。于是之同志和文艺家们广泛地进行了艺术交流，更重要的收获是接触了渔村和渔民生活，他真诚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1995年，于是之(中)、苏叔阳(左)在中国文联春节联欢会上。
重返舞台
1996年于是之同志最高兴的是重返舞台与观众见面。因为他患脑血栓以后，语言表达迟缓，排练和演出都有相当大的困难。自从1992年演出《茶馆》以后，他便告别了观众。这次参加了梁秉堃新作《冰糖葫芦》在北京的第一轮演出，令他激动不已，和他一同演出的有朱琳、牛星丽、杜彭、李婉芬、吕齐、郑榕等，都是老搭档。这次演出，编导和制作人员专门为于是之同志设计安排了一个台词不多、戏份相对弱一些的角色，使他能有重返舞台的机会，可是于是之同志仍然刻苦排练，那个认真劲儿依旧不减当年，让年轻人感受着什么是真正的北京人艺风格。当年于是之同志已经是69岁高龄，对观众来说，能看到那么多老艺术家同台表演，不仅是一次高雅的艺术享受，而且十分难得。对于是之同志来说，这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乐事”。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之际，同时迎来纪念中国戏剧家协会成立60周年。于是之同志获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艺术报》做了专题报道。本文写于1997年2月
心灵的赞歌——铁路文联秘书长、作家王慧芹其人、其文、其事
(一)
王慧芹(前排左二)。王慧芹祖籍河北平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太行山区的农村，毕业于晋察冀边区第四师范学校，后任乡村小学教师。1950年进入铁路部门当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报名参军，当年刚满18岁，随抗美援朝志愿军赴朝的任务是搞军事物资运输，他是火车头上的司炉，在战火纷飞的朝鲜，一去就是三年。在这枪林弹雨的异国他乡，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也是和死神魔鬼搏斗的三年。在这期间他想到了要写文章，但不是想当作家，而是要把牺牲在战争年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真实故事写出来，让人们永远记住牺牲在朝鲜的战友。有了这种念头以后，他时时刻刻都想拿起笔来表达内心的愿望，写作的激情，不断地升腾着。朝鲜停战以后，回到国内，组织上分配他在北京铁路局《京铁工人》报做编辑工作，他二话没说，马上报到。后来他又被调到铁道部的《人民铁道报》做文艺副刊的编辑，他都是以工作为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特别是调到铁道部政治处宣传部工作，从部员提到副处长，又到处长，更是忙上加忙，他仍然没有影响过工作，仅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虽然有好几次机会去当“专业作家”，他都谢绝了。他认为自己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写出的东西也不会是优秀的作品，所以他一直坚持业余创作。再后来他又任铁路文联的秘书长，工作更加繁重和复杂，他也没有因此想不干工作，专门去写小说。他对文友们说：“写作固然是自己的爱好，但是正在干的职业才是自己的专职，这是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必须要把它做好。坚持业余写作，无非是多牺牲点休息时间而已。”由于王慧芹工作积极，业余创作勤奋，写出不少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刊登在全国多家报纸和杂志上，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随笔等。王慧芹1983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被评定为一级作家，是一名真正的专业作家中的业余作者。王慧芹同志却说：“我觉得自己不像个作家，因为自己缺乏作家的才气，拿不出像样儿的作品，不是给作家脸上抹黑吗？”听听，这才是一个作家心灵的独白，一个灵魂工程师的责任感。这就是王慧芹其人。
(二)
王慧芹太谦虚了，怕写不出作品或是写出劣质作品寒碜，其实他发表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有的还得了奖，而且他的文学作品是有生活基础的，充满浓浓的生活气息。他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故事，三年的战斗生活给他心灵打上深深的印记。回国后他忘不掉那硝烟弥漫的三千里江山，更忘不了长眠在战场上的同志和那段悲痛的历史，以及和他一起赴朝的战友。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心潮激荡，恨不能把美国飞机狂轰滥炸朝鲜人民的罪行写出文章公布于众。那时，他们常常在夜间行车，遇到敌机轰炸时，火车就得钻山洞进行隐避。生活非常艰苦，战争年代没有吃过一顿踏实饭，抓把炒米填口雪就是一顿饭，即使有时遇到老乡居住的地方，也不敢去打扰，赶上半夜，就坐在老乡家的门外休息直到天亮。
有一次，王慧芹受上级的指派去执行任务，没有在车上，结果，那趟车在途中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平时日夜相处的8名战友全部牺牲了。他除了悲痛外，便怀着复仇的意志，决心写出美军的罪行和歌颂朝鲜人民英勇抗美的顽强斗志，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英勇善战的光辉形象，让世世代代永远记住他们。但是他清楚自己的水平，光有写作愿望不行，需要有文化知识、艺术修养、心理素质等，才能写出人民喜爱的作品。于是，他用战地津贴购买了许多书籍，有文艺理论方面的，有中外名著，只要有一点工夫就苦读起来，废寝忘食，直到有了一定把握时，才动手写。正因为他有抗美援朝的战斗生活，有硝烟弥漫三千里江山的斗争经历，连续发表了许多篇文章，直到1996年他还写出了《战火纷飞忆援朝》的回忆文章，文章刊登在《铁路春秋》杂志上，受到好评。
王慧芹的写作特点：他生活在哪里就写到哪里，有一次他出差，所乘火车因故停在一个小站上，停的时间比较长，他走下车到站台散步。虽然是夜晚，但能看到他热爱而又熟悉的火车头，突突突冒着蒸气，像缕缕炊烟，在夜空中缭绕，非常美，头顶上的繁星特别明亮。就在群星灿烂、旅客欢笑的小站上，他忽然心中充满激情，诗句也在心中涌动，创作欲望油然而生。他掏出笔记本，借着站台上昏暗的灯光，把心中的赞歌落在纸上，回到单位稍加整理，题名《火车司机之歌》，文章刊在《石家庄文艺》杂志上。就是这首在小站上构思而成的诗作，荣获了河北省文学奖。
王慧芹从铁路工人到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的处长、铁路文联秘书长、专业作家，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熟悉铁路工人的生活，和广大职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有许多都是反映铁路职工的生活与生产的内容，诸如《骏马飞驰》《三请周文增》《我们的工程师》，短篇小说集《道是无情却有情》等等。直到现在，只要工人老作家联谊会邀请他去采访劳动模范或写先进企业家的一些事情，他决不会拒绝，而是认认真真深入基层了解事迹，体验生活。今年王慧芹同志和我、评剧院的张宝申、电子报的赵凤山几个人，受北京市政治思想研究会的特邀，帮助北京市先进企业写一本带有自己企业特点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的书籍，我们几个人手头都有稿子，不能耽误时间，没能参加。而王慧芹同志热情地前往参加采访，他去的是一家建筑企业，专访那里的先进人物。他家住在西郊，那家企业在东郊，相距很远，每天都要跑来跑去的，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接触各方面人物，了解情况，中午也不休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保证作品的真实性，他还到几个重点工地实地观察，深入采访基层干部和职工，不顾天热和疲劳，始终精神饱满地工作，和他一起去工地的同志都很受感动。这次采访虽然任务重、时间急，但他最终用认真负责的精神按时完成了写作任务。
在王慧芹同志的所有作品里，有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文章中字里行间充满感情。著名作家李国文同志为王慧芹短篇小说集《道是无情却有情》写的序中是这样评价的：“……慧芹一直坚持业余创作，虽然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去当专业作家，但他总不想离开他的生活基地。所以他的小说，都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时代韵律。”还说慧芹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具有强烈的感情冲击和对于世事的针砭。他的写作风格，倒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新时期以来，他注意吸取在变化中的文字所出现的新风，不断丰富自己。因而，他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追求，又有拓展在反映社会的层面上，在开掘生活的深度上，以及在试图用多变的手法去进行艺术探索方面，都体现出他的努力。”
作为一个一级作家的业余作者，他的写作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文坛的。由此我想起那些梦想当作家的男男女女，坐在家里突发奇想，为了实现自己的梦，就不顾一切地抛家舍业，闭门造车，实在不能令人理解。再看看王慧芹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报告文学，都是对他要写的人和事发自内心的钦佩、赞赏，所以文友们说：“王慧芹的作品是心灵的赞歌。”这就是王慧芹其文。
(三)
别看他当了一辈子业余作者，他还为“业余”作者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如果不是老朋友都知道的话，他是从来不提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正在拨乱反正，许多工作都在恢复时期，这时组织上调他到铁道部政治部宣传处担任副处长，后又提为处长。本来在接任之前，他经历过“文革”的冲击，造反派诬蔑他是黑线人物，对他进行迫害，好不容易得到自由，他真想不再干带有行政职务的工作，找个地方踏踏实实地写点东西，当自己的专业作家。可是又一想这是组织上的信任，怎能拒绝？二话没说，走马上任，全身心地投入行政事务性的工作上，又一次放弃了“专业”作家的机会。文友们为他惋惜，他却说：“写作与工作并不矛盾，在工作中积累素材，业余时间写作，不是更充实嘛!”他上任不久，就操办、主持在青岛召开的系统文学创作座谈会。因为许多业余作者经过“文革”的挫折，需要恢复元气，振作精神，也需要领导的关心，只有这样才能更快繁荣文学创作。这个时候十年浩劫刚结束不久，许多人对文艺创作还心有余悸，尤其是业余作者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更是谈虎变色。王慧芹同志在会上和大家促膝谈心，做思想工作，解除大家的顾虑，鼓励大家大胆创作，积极反映铁路系统的现实生活。座谈会以后，他又组织20多名业余作者去深入生活，开阔眼界。在边境事件期间，他亲自带队，到广西、云南，冒着枪林弹雨，采访了往前线运送部队和作战物资的铁路职工，歌颂了有功之臣，写出大量作品，将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介绍给广大人民。编辑成册的书名是《烽火汽笛》，出版后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这次去广西深入生活，对作家们的震动比较大，他们又重新受到鼓舞，特别是那些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虽然还没有落实政策，但是能随大家一起去深入生活，很受感动，并且增加了信心，决定继续写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著名作家李国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是环境艰难的时期，还是工作顺利的时候，他(指王慧芹)都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回想起那些悲惨暗淡的日子，慧芹那时对我的信任，表现出的勇气，说实在的，在大家嘴一歪必歪向左的情况下，他稍微放聪明点些完全不必承担这个风险，然而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还是帮助我回到了文艺岗位上来”“慧芹约我同赴广西、云南采访算是我重新工作的开始，成为我文学路程也是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
青岛文学座谈会和到广西、云南深入生活，对繁荣铁路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久，作家莫伸写出了短篇小说《窗口》，发表后在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名列前三名。紧接着李国文写的《月食》、张林写的《你是共产党员吗？》也都连续获奖，使铁路的文学创作很活跃，同时也出了不少人才。即使这样，业余作者们仍然遇到不少困难，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有很大压力。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有人对文艺创作持一种偏见，尤其是基层干部，不认为搞业余创作是正当的工作，是为国家多做贡献的表现，相反，倒认为是不务正业，在生活上加以歧视，工作上给予刁难。在这种氛围里，业余作者能创作出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吗？为此，王慧芹在文艺处成立初期，用了很大精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先后帮助一批人安排适宜的工作，提升级别，提高待遇，调整住房，解决上学深造的学费问题和生活补助费等等，为业余作者创造了写作条件，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例如作家莫伸同志原是铁路上的一名装卸工，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写出了一些作品，初步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引起文艺处领导的注意，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压制，散布一些流言蜚语。莫伸本人一度情绪低落，不想再搞创作，王慧芹偶然间得知这种情况，立即找莫伸谈心，让他相信组织，坚定信心，冲破阻力，争取更好的成绩。同时又找他所在铁路局有关部门领导交换意见，告诉他们这是一棵很有希望的好苗子，组织上应当关心，多培养，多支持，给他提供一些有利于创作的条件。后来该单位领导对莫伸的创作非常支持，很快给他安排了适宜创作的工作，并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难处，使他安下心来搞创作。在这以后的日子里，王慧芹同志看到莫伸写出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名气也越来越大，他由衷地高兴。
宋清海是南昌铁路工程处党校教员，喜欢文学创作，其中篇小说《馕神小传》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20世纪80年代末他到武汉大学作家班去深造。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慧芹听说他生活上有困难，工资不高，家中有病人，入学又需交纳学费，手头拮据，入不敷出，借了不少债。王慧芹听说此事后，借出差机会去武汉大学看望他(因故没见到)，然后又与他所在铁路局有关部门领导联系，请他单位组织上为他交付了学费，使他得以安心学习。
还有一次，王慧芹接到一位业余作者的来信，说他搞创作并没有影响工作，却得不到支持，还经常受到批评和打击，领导说他不务正业，还要给他处分。王慧芹马上跟他所在铁路局有关部门领导取得联系，了解到信中反映的情况属实，便跟他们商量，请他们做一做该单位领导的工作，消除对职工搞文艺创作的偏见；同时也要做好这位业余作者的工作，让他一定要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从事业余创作，并且要帮助单位领导搞好日常宣传工作，主动取得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此事得到圆满解决。
通过这些琐事，王慧芹认识到，如果成立一个有关文艺活动的组织，工作起来就不会这样费心费力了，同时也是为了使铁路的文艺创作经久不衰，多出人才。他经过反复思考，便和在铁路上有影响的几名作者细致地研究，发动他们联名给铁道部党组写了一封信，建议成立铁路文联，负责全路的文艺工作。
铁道部党委很重视这封信的内容，同意成立文联，让政治部负责筹备工作。王慧芹担任了筹备组的副组长，他起草了给中宣部的报告。当时周扬同志任中宣部副部长，他特别支持，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1982年初全路文联代表大会召开，拟定了章程，选出了领导机构，宣告铁路文联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各部委产业系统中第一个成立自己的文艺组织的部门。后来地矿部、冶金部、煤炭部、水电部等各部委都曾到铁道部学习取经，先后成立了产业文联。
中国铁路文联成立后，王慧芹兼任文联秘书长，开展了一系列的创作活动，举办美术、摄影、书法等各种展览、文艺演出、评奖，使铁路文艺活动空前活跃。但是王慧芹又是一个不满现状的人，铁路文联成立后，他要为开辟创作园地奔波，他要筹办铁路文学刊物。创办一种刊物谈何容易，需要有人，有经费，有地点，有设备。他什么都没有，白手起家，全靠到各地铁路局去争取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了沈阳铁路局的支持。编辑部设在沈阳，人员和经费都是他们解决的，最后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铁路文学》月刊正式出版了，全国发行。这是建国以来铁路上正式出版的第一种大型文学月刊，成为业余作者发表作品的阵地。王慧芹担任了这个刊物的主编，他要去为别人做嫁衣裳。
办这些事情，王慧芹除去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同志、朋友、文友们的帮助外，也受到不少白眼和挫折，遇到不少困难。不理解他的人，以为他有多大好处。其实他并没有其他想法，也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是认为这是自己应当做的，是为党的文艺事业培养人才，不让那些有才华的作者被埋没。有的人用伤人的眼光看待这些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时就有人说：“没有好处他能这么卖力气？”有一次王慧芹介绍一位业余作者到某文艺单位搞专业创作，那里的人便问：你和王慧芹是什么亲戚？搞得这位来报到的人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这个作者根本不认识王慧芹，从来没见过面。还有一次铁路文联帮助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解决高级职称问题，有人就在背后议论，王慧芹和这个少数民族作家是什么关系？没有特殊关系你也得有一定好处。这些恶言恶语的话，王慧芹听后，先是感到震惊和委屈，后来一细想：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人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对党的文艺事业有利，自己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他这么一想，反倒心平如水，干得更欢了，只要能帮助文友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要能多出人才，多出优秀作品，他就勇往直前。这就是王慧芹其事。
在王慧芹的一生中，无论是做人、写文和办事他都是出以公心，坚持“主义”，用八个字要求自己：“不存奢望，安守本分”。在创作上，始终把自己定位于“业余”二字上，既然是业余，就要服从“主业”。一定要先做好“主业”，然后再谈业余创作。越是创作顺利，作品发表较多的时候，越要兢兢业业地把本职工作做好。
王慧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业余创作，发表许多作品，这和他有一位贤内助是分不开的。我见过他的老伴，真是一位贤妻良母，为了支持王慧芹的工作和写作，她默默地做着贡献。老王经常出差，根本无法做家务，业余时间还要搞创作，家里的一切事情都由老伴承担。特别是王慧芹担任刊物主编以后，经常有人来找他，每次来人，不管老王在不在家，她都热情接待，留人吃饭，有时手头的钱很紧，她也是将饭菜做得很丰盛。铁路上的业余作者来找老王的时候，为了抓紧时间，常常下了火车先不到招待所，却直接来找王慧芹，进门就对他老伴说：“嫂子，我还没吃饭哩。”他的老伴像对待自己亲兄弟似地说：“你先喝杯茶，饭马上就好!”没多一会儿，热腾腾的饭菜就摆到桌上了。所以，凡是到过王慧芹家的业余作者或是专业作家，都说：“老王有个好老伴!”本文写于2001年4月
关心和培养下一代——冰心同志为日本八千代市少年合唱团来华演出题词
1988年7月中旬，北京正值酷暑，我们受中国文联外事部门的委托，去请冰心同志为日本八千代市少年合唱团来华演出题词。冰心同志是驰名中外的著名作家，中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也是孩子们所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她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校刊上发表文章，日本朋友对她非常熟悉，所以为八千代市少年合唱团来华演出赠送贺词，她是最合适的人选。可在炎热的日子里去麻烦一个老人又于心不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冰心同志打了电话，说明情况以后，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即刻就去。
当我和柴鸿奎、孙哲同志到了冰心家的时候，她早已坐在写字台前等候我们了。她的房间没有豪华的设备和家具，一面墙是书柜。窗台上摆着一盆叶片碧绿、脉纹清晰的君子兰，整个房间给人一种高雅、温馨的感觉。
冰心见到我们特别高兴、热情，她要我和小孙坐在她的身边，使我们备感亲切。她关心地询问文联工作、第五届文代会的筹备情况，以及文艺界老朋友的健康状况。当得知老朋友们健康长寿，或又有作品问世的时候，她便高兴地发出朗朗笑声。谈笑中，她也没忘记问身边伺候她的阿姨：“给他们凉的温茶好了吗？”我们喝着可口的香茶，顿感清凉舒适，渴感全消。又听冰心同志说：“多喝一点，温茶能解暑。”更觉冰心老人的平易近人，体贴入微。我们刚进门时的拘谨被一扫而光。
过了一会儿，冰心同志满目慈祥地问：“你们说为日本小朋友题什么词好哇？”
我们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样回答好，还是老柴同志脑子快：“请冰心同志题赠吧!”
冰心想了一下说：“你们先把日本八千代市少年合唱团的情况简要介绍一下。”“日本八千代市少年合唱团是1977年成立的，现在有80多人，是群众性业余组织，孩子们的费用由家长交付，指挥是长岗利香子。这个合唱团在日本国内较有影响，经常巡回演出，还出访过马来西亚，1986年首次来华访问演出很成功。8月将第二次来华，计划在北京与中央乐团少年合唱团、全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联合演出并联欢，然后到杭州、上海，和当地少年宫合唱团联合演出、联欢。”在冰心同志家中，左起：本文作者、冰心、孙哲。
冰心同志听得非常认真，边听边思考，然后让阿姨取来纸和笔。在下笔前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写行不行？不行咱们再重写!”说着提笔挥毫：
以你们的美丽动人的旋律，谱写中日两国少年儿童团结友爱的赞歌。
预祝日本八千代市少年合唱团第二次访华演出圆满成功。
我们情不自禁地拍手称道：“好!真好!”
我们叫好是发自内心的。冰心虽已年过八旬，可她握笔有力，字迹秀雅，柔中有刚，她的贺词优美动人，短短题词，表现了冰心的功力和胸怀。当我们把题词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收进提包，对冰心同志说“谢谢”时，她满怀深情地说：“关心和培养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冰心又拉着孙哲的手说：“你很年轻，多做一些组织联络工作，与各国人民增进友谊，赢得和平环境，对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有利。儿童是世界的未来，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会世代友好下去，这是你们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孩子们献上的一片爱心。”
听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胸中升起一股热浪，这是冰心同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一片忠心，对青少年的一片爱心。当我们起身与冰心告辞的时候，冰心左手拉着孙哲的手，右手握着我的手，让我们坐在她的身边合影留念。然后她又和柴鸿奎同志合影。
请冰心同志题词的事一晃过去几年了，可冰心同志那慈祥的笑容和她为八千代市少年合唱团题写的贺词，却时时鼓舞着我在文艺百花园中不懈地耕耘，努力尽到自己的职责，为后人献上一片爱心。本文写于1991年12月
一片丹心向阳开——摄影家吕厚民的故事
司机哥们儿
1983年中国文联组织文艺家海南之行时吕厚民同志报名参加了。因为他知道得比较晚，报名时文艺家们的名单早已送到广东省文联，吕厚民的名字是在赴广东的当天补上的。
这次组团是中国文联会同林业部共同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赴深圳、珠海、汕头、海南岛参观访问、深入生活，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报名非常积极、踊跃。有《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之一漠雁，《红色种子》的作者李进，专写工业题材作品的著名女作家草明，民间文学专家姜彬，著名画家彦涵、刘蒙天，青年画家杜连仁、王金生等等，东北的、西北的，上海的、天津的一行18人，我和佟伟、林平是随团的工作人员，团长是司徒慧敏(文化部副部长)。因为都是各地的文艺家，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活动要求大家直接到广东集合，中国文联工作人员提前两天到，在广东接待他们。由于吕厚民同志比文联工作人员早到了一天，广东省文联临时接待了他。因为采风团的名单没有打印出来，省文联负责接待的年轻同志又不认识吕厚民同志，以为他是随团工作人员，因而难免闹出“笑话”。
原计划我们工作人员在团长司徒慧敏和各地文艺家到达广东之前，住在文化局招待所，等大队人马到达后再入驻饭店，所以广东文联负责接待的同志就把吕厚民同志安排在招待所了。吕厚民同志并不计较这些，也不认为自己“跌份”，见谁都是宽容大度地点头致意。到了海南岛，乐子更大了。我们去海南之前，司徒老因为有重要公务，提前回京了。佟伟同志也因公务繁忙和司徒老一起返回京城。余下我们16个人，到达海口以后，从旅游公司租用一辆中型面包车，海口市文联又给配备一辆小面包车，并派冯秀英、李廷奋二位同志陪同，到少数民族地区和华侨兴隆农场及华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参观访问。我们从海口市出发，我和吕厚民同志，还有身体较好的年轻同志乘坐的是租来的大巴车。司机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人蛮和气，对我们的安全很负责任，总怕漏掉个把人。每次停车后他都宣布谁坐哪个位子就固定下来，不要随便调换。原来他这样就是为了好点人数。吕厚民同志为了遵守司机的规定，为了抢拍镜头常常忘记吃饭，他身挎两部不同型号的相机，每次上下车都是最后一个，但非常准时，决不拖累司机等待他。开始时司机以为他是随团的摄影记者，便和他论起哥们儿来。比如每次起动车前，他点人数的时候，见到有人没到位，他总是说：“某某老师或某某先生没到。”如果吕厚民同志未到，他便说：“记者哥们儿又发现了好镜头，兴趣正浓的啦。”也搭上吕厚民同志长得少相，人又随和，年轻的司机居然跟他论哥们儿，他也亲切地叫着：“司机老弟。”发现哪个地方的美景，还主动给这位小司机拍照留念，弄得司机一天到晚乐呵呵地和我们打成一片，无论走多远的路、多么晚吃饭也毫无怨言。最让人们感动的是，因为他是海南人，懂得各地有什么特产，只要车子停下，大家都去观光，他却自己花钱，买些杧果干、椰子糖之类的特产让大家品尝。除这位外来的司机不知道吕厚民的底细外，车上的人都知道他过去是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首长照相的，是著名摄影家，他的不少作品得过国内金奖和国际大奖。这次有缘聚在一起，大家都想让吕厚民同志给自己拍张照片，每到风景优美或少数民族地区都要请他给留影。吕厚民同志有求必应，没有一点名人架子，更没有专家的派头。无论与谁说话和办事都那么随和，结果数他最忙。给别人拍照耽误了许多时间，他自己的选题就得抽空子去抓拍，尤其是拍风景片必须得下功夫去捕捉美丽光影的一瞬间。那天我们到鹿回头风景区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安顿好住处就到了晚餐时间，匆匆吃过晚饭，我和姜彬同志、李廷奋同志、杜连仁同志忙不迭地想到海边看看，我们的驻地后院就是大海，正往后门走，就见司机满头大汗从后门跑进来说：“快去看的啦，海上晚霞好看极了，整个海面就像铺了一层红绸子。我去叫吕厚民老师去。”
我们逗他说：“怎么不叫哥们儿啦!”小司机不好意思地说：“我原来不知道他是那么大的艺术家的啦!不知者不怪罪的啦!”
当我们到达海边时，落日已被凝聚在天边的浮云遮住，看不到那么美丽的景致了。我和姜彬同志不约而同地咂咂嘴表示惋惜，作家漠雁几个人提议到小东海去。小东海是一个比较僻静的海湾，从这里走去要穿过一大片柳林。也真怪，刚才还觉得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得像摇煤球，浑身散了架似的酸痛，现在见到大海和南国美景，疲惫不堪的感觉消失了。当我们来到小东海时，这里已经没有人迹，只有海潮一起一落地拍击着海岸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姜彬同志被这美景陶醉了，他说：“大海从自己宽阔无边的胸怀里慷慨地散播出无穷的美，人的能耐只在于对美的选择，只要能欣赏美、鉴别美，他便会得到满意的收获。”
大家正在小东海欣赏美景时，忽然发现远处一块岩石上站着一个人，仔细看去正是吕厚民同志，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用照相机对着海湾拍摄。画家杜连仁“啊呀”一声说：“老吕肯定还没吃饭。下了车他就出来啦，说要拍落日的余辉。太辛苦啦!”
经过小杜的提醒，我发觉自己工作的疏忽，说什么也应当在餐厅给他留下饭菜。后来听说老吕同志总是自备一些饼干之类的食品，总是不愿麻烦别人。最有趣的是哥们儿司机，自从在院子里碰到我们以后，就没再出来，我们以为他可能太累了，回房去睡觉。哪知他在餐厅一直等着吕厚民同志，他见我们都回来了，便问：“吕老师没跟你在一起的吗？”“你不是刚才叫他去拍晚霞了吗？”“我是马后炮!人家敢情早走啦!我没再去，我估计他还没吃晚饭，我就和厨师在餐厅等他。”说着又自我解释说：“厨师是我朋友，等他回来给煮面条或炒米饭，总不能吃凉的呀!”
我又逗他说：“厨师也是哥们儿吧!”
吕厚民同志的辛勤劳动时时感动着司机哥们儿，也时时感动着我们大家。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越是不愿意给别人找麻烦的人，有时麻烦偏偏来找你。那天我们的车到达“通什”(原是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有“翡翠城”之称)，文艺家们走进村落接触广大黎族群众之后，对他们的性格、生活习惯、民族特色有了详实的了解，内心世界被深深感动着、吸引着。那古老的传说、质朴的歌谣、集体舞、打竹舞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个叫点山兰的，是黎族妇女种的山兰稻，栽种的工具是木杵，用它在陡坡上戳坑，一点一种，所以叫点山兰，用三块石头支撑着一口锅，我们在村子里见到农民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用毛竹支起的床，小孩子光着屁股坐在床上玩耍，人家养的鹅也在房子里蹓达，伸长脖子与小孩子争夺床上的吃食。如果有客人进到房子里，大鹅见了会用扁长的嘴拧你的腿肚子，拧不到就把生人追出老远，不许进房门。过去也听说过鹅会看家，这次亲眼所见，真是好厉害!又可气又好笑。多亏几个穿筒裙的黎族姑娘给我们解了围，把鹅轰进茅草棚关起来。文艺家们在村子里有拍不完的镜头，画不完的素材，与村民们说不完的话。直到下午3点钟还没吃中饭，哥们儿司机把我拉到一旁说：“舒大姐啦!我想提个要求啦，你告诉吕老师呀!不要我停车他马上就下车的，今天路上我差点把他落下了，好险的啦!”“好哥们儿就得紧跟的啦!”“今天停车我是去抓蛇的啦!是临时停车。”
我想起来了，早晨我们去五指山，在路上看见一条2米多长的蛇在马路上爬行，大概是要过马路，司机一踩闸门来个急刹，车停在马路中间，他打开车门跳了下来，直追那条蛇。据说海南人喜欢吃蛇肉，结果他追了半天也没抓到，沮丧地回到车上，开车就要走，我们喊住他说下边还有人哩!他一看是吕厚民老师和其他几位见他抓蛇新鲜，谁知他没抓着是那样的沮丧啊!急急忙忙回来就要开车。我笑笑说：“大家不是为了帮你抓蛇呀。”心里暗想，你那样子抓不着蛇不怪自己太笨，怪别人没上车。
第二天一早，哥们儿司机又来找我，心想又有什么麻烦，谁知他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大姐呀!昨天我和你说的那些话，不要对那位照相专家讲的啦!也不要对他提什么要求的啦!他什么时候下车我都支持他，他看热闹是抓拍镜头，他在那里多停会儿是选择最佳角度，让他尽情拍摄吧，愿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啦!咱们多等他一会儿就是的啦!”他这一番话把我给说懵了。我说：“人家是朝令夕改，你是夕令朝改，这是怎么回事的啦!”我也学着他的口音，他朝我嘻嘻地笑着，一溜烟儿跑了。嗐!他倒什么都懂，“抓拍”“角度”，我倒莫明其妙啦!他怎么来了180度大转弯呢？其实我并没有对吕厚民同志提昨天下车拍抓蛇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小司机见他晚上为了拍落日余晖晚饭也顾不上吃，深受感动。早晨又见他比谁都起得早，待大家都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身披朝霞，满头露水，湿漉漉的鞋子，不知从哪里拍照归来了。他对海南这样痴情，这样投入，无非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宣传海南的任务，让更多的人通过照片看到海南，了解海南，谁还忍心去打乱他的思绪？所以小司机越来越热爱这位摄影专家。听海南文联的同志说：“小司机说我们对宣传海南的人要多多给他方便的啦!”
吕厚民同志第一次来海南时就拍了不少海南的热带、亚热带的美丽风光，其中《咖啡熟了》《油棕》《黎族姑娘》被选入建国10周年而出版的名为《中国》的大型摄影集里。这次的海南之行就是匆匆挤进来的，他能不抓紧时间多拍一些镜头吗？除在民族风情方面有民族姑娘穿着筒裙婀娜多姿的身影，提桶割胶的工人，还有长满枝头的可可豆、咖啡豆，高大的椰子树和树干上挂着小碗儿的橡胶林，中外驰名的海瑞墓、五公祠等名胜古迹，都是吕厚民同志拍摄的对象。万泉河畔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谁都想留个纪念。到了天涯海角更是别有一番天地，文艺家们无论男女老少，有的连鞋都没脱，直奔海滩去拥抱“海角”“天涯”的巨石，大声呼叫着：“我们终于到了祖国的最南端。”距此不远有一座锥形的石柱，超然独立，直指苍穹，上面刻有“南天一柱”四个大字。人们都想在这里留个影，这下子更忙坏了吕厚民同志。那位小司机也请老吕给他拍了照，而且向吕厚民同志介绍了海南特色，哪个地方出什么特产，三亚市里可以买到最好的海石花珊瑚。自从他“夕令朝改”后，在旅途景点停车时给了我们许多方便，也对吕厚民同志的拍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成了我们的义务“导游先生”，和我们非常要好，回到海口市分手的时候还依依不舍。最后跑到吕厚民同志身边，紧紧握着老吕的手说：“吕老师，希望你再来海南，拍摄海南变化，今天你看到了海南有的地方还在刀耕火种，再来海南一定会是高楼大厦。我亲自接待您!”我们都为他鼓掌，称赞他不愧是旅游局的优秀司机兼导游。
真人不露相
吕厚民同志在海南不仅仅是给大家拍照，还给大家解决疑难问题，老百姓不是都知道有困难找警察吗？我们文艺团的人都知道有困难找老吕。我们在天涯镇的时候，青年画家杜连仁的相机“卡壳”了，急忙找到吕厚民同志。吕厚民接过相机，要打开看看，由于职业的敏感没有去动，拉着小杜找到哥们儿司机说：“请帮帮忙，看看镇上有没有照相馆，我想借用暗室好打开相机，免得原来拍好的片子曝光。”
司机二话没说，开着那辆大车拉着老吕和杜连仁直奔天涯镇，找到他在海南搞摄影的朋友说明来意，搞摄影的也是个小伙子，听说来海南的都是艺术家，而且眼前两位又是同行。特别是听到“吕厚民”三个字，就像粉丝见到偶像一般，说：“我认识您!您是大师的啦!”
吕厚民打量一下小伙子，好像没见过，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我不认识你呀!”只好微笑着点点头。照相的小伙子接过杜连仁的相机转身进到后面的暗房，工夫不大就出来说：“您的机子没有多大的毛病，只是片子卡住的啦!”然后急忙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相册让他们看，打开头一页就是毛主席在办公室的那张照片，翻几页除毛主席外还有刘少奇接见时传祥的照片，接着对他的朋友说：“吕大师过去是专门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照相的，谁不知道的啦!”没等哥们儿司机开口就又对杜连仁说：“当然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啦!”
哥们儿司机这才恍然大悟，用海南话说了几句大家听不懂的话，大概是说，过去听当地记者说过，在1956年中央记者来过海南岛，拍了许多照片，其中“海南风光”得过国际大奖，原来是吕厚民同志拍的。这次来海南岛的前两天还跟人家论哥们儿呢，更觉得自己的浅薄，于是他很不好意思地用普通话说：“吕厚民大师是真人不露相的啦!”
“短小精悍”美名由来
吕厚民同志在中南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几年，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也是令人羡慕的。1948年，20岁的吕厚民就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那里从事胶片冲洗放大和资料整理工作，第二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工作。1950年春节后的一天，照相科科长对他说：“小吕，领导决定调你到中南海去工作。”
中南海是中国革命的心脏，更是全国人民敬仰的地方，见过毛主席，到过中南海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幸福感走进中南海，担任专职摄影师，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拍照。1961年至1965年，他又担任毛主席的随身记者，跟随毛主席走遍大江南北，几年中他拍下了主席的工作、生活照，如《毛主席在办公室》《毛主席打乒乓球》《毛主席与周恩来在一起》《毛主席在庐山》《刘少奇接见时传祥》等等，为共和国记录了很多历史性的场景，为党和国家积累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和深圳现代彩印有限公司编辑出版的大型摄影画册《毛泽东》收录的200多张珍贵的照片，都是出自吕厚民之手。这些照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1950年至1964年期间的风采和光辉而朴实的生活历程，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当各报记者采访吕厚民的时候，只要提及这些照片的获奖情况，吕厚民总是谦和地摇摇头或摆摆手说：“荣誉属于过去，事业是永恒的，我们的精力应当放在以后。”他的作品《欢迎志愿军归国》早在1959、1961、1963年就分别在东德、苏联、古巴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中获银质奖、金质奖和一等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也独占鳌头，为祖国赢得荣誉。近几年他还在许多摄影比赛中拿下奖项。
真正使他念念不忘的是毛主席送他的那句“短小精悍”评语，每当谈起这些吕厚民同志就如打开了记忆闸门，往事历历在目，一种自豪和幸福感在心间涌动。那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主席身体强健精力旺盛，他在办公之余、看书之外，除了偶尔跳跳舞、打打乒乓球外，主要的运动方式是散步。在散步中，有时沉思，有时和工作人员亲切谈心，有时还要说上句幽默风趣的话。一天，主席在庭院里见到吕厚民，便笑着说：“好久不见了，握握手吧!”说着伸出手亲切地握住吕厚民的手。其实他们几乎天天见面，主席的幽默逗得周围工作人员都笑了起来。又有一次吕厚民与其他几位工作人员陪主席散步，因为吕厚民身材比较瘦小，主席便说：“吕厚民你短小精悍!”一句话又引得大家都笑了。
吕厚民同志不仅外表给人“短小精悍”的感觉，他的办事认真、严谨、快捷、利索、完美都符合精悍的美名。在文艺界朋友中，凡是和吕厚民打过交道的人，差不多都深有体会，虽说他早已是著名的摄影家了，但一点架子都没有，谦虚谨慎，和蔼可亲，诚恳待人，说话慢条斯理，有求必应。记得1984年，市场上照相机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日本的“傻瓜”相机市面上很难买到，文联组联部和国际部托吕厚民同志由摄影家协会给代购，当时我们也没有多想，反正要给公家买架照相机是业务上的需要，既没提时间要求也没提价格要求。几天后，吕厚民同志来电话要我们去取相机。当时我们正忙得分不开身。不料想，中午吕厚民亲自“送货上门”，并且耐心地教给我们怎样使用。我们都非常感动。他告诉我们：“正巧有人在深圳开会，给他们叫了一个长途电话，由深圳搞摄影的同志帮助买比较便宜一些，也不会上当受骗。我请他们买中档货，‘傻瓜’相机谁都能用，只要不卡片就行。”说到最后，又和我们开玩笑地说：“你们个个都很聪明，用‘傻瓜’没问题。”
我们送走吕厚民同志，财会处的会计们也和我们开玩笑地说：“好哇!你们让大名鼎鼎的专家跑腿儿？”真是这么回事，吕厚民不仅是国内著名摄影专家，而且当时已经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了。虽然这是件小事，但能说明他的为人和办事认真的态度。各地文联和摄影家协会的同志聊起吕厚民同志，也都赞不绝口，他那朴实平易、谦虚热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外地同志来京办事如果在门外碰上他，他会热情地将人家送到要找的房间，有的外地同志要打长途电话，碰巧走入他的办公室借用电话，他会热情地帮助人家查电话号码，甚至直接帮助人家拨号，直到叫通为止。后来人家发现他就是吕厚民同志时，心里就感觉热乎乎的。
走出中南海的日子
1957年，在毛主席的关怀与鼓励下，吕厚民第一次走出中南海到基层进行锻炼，临行前毛主席说：“我身边就这么点儿事，整天围着我转对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大家都应该接触社会，接触生活。”吕厚民牢记毛主席的话，满怀对人民的真挚情感走向社会，到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先后拍摄了《人定胜天》《太行山的一个党支部》《“二七”老工人》等优秀作品。他把对国家领导人的感情又完全投入到人民群众中，所以人们都赞扬他对待领导和人民群众同样满怀深情。那幅在国际上多次获奖的《欢送志愿军归国》作品，就是他在1958年随军赴朝鲜时拍摄的。1959年吕厚民第一次来到海南岛，拍摄了《海南风光》《咖啡豆熟了》等多张照片。当时广东正是夏粮收获季节，却大雨连天，洪水成灾，庄稼被水淹没了，农民划着小船和大木盆跳到齐腰深的水中抢收稻谷。吕厚民亲眼所见，他被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感动着，急忙赶到灾区，抢拍了《龙口夺粮》《人定胜天》等作品，反映人民群众热爱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无私无畏精神。《龙口夺粮》这张照片被评为1957-1959年优秀摄影作品。他当时正生病，却不顾自己的病痛，戴着草帽拍摄，用雨伞保护好相机，本人却被淋得湿透了。
1960年的一天，吕厚民接到通知，让他回到毛主席身边担任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这也是他的愿望，他又一次感到人生最大的幸福。主席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给他极大的影响，使他拍摄出不少佳作。《毛主席在办公室》《毛主席在庐山含鄱口》等作品就是这段时间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吕厚民被诬告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阶级异己分子”，面对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吕厚民实在想不通，他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他的家庭只是个做豆腐的小作坊。吕厚民1928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父亲是个小手工业者。他在本县联合中学读书，土地改革时参加过工作队，后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再后来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到中南海工作时才22岁。从青年时代起，便在毛主席身边受到良好的教育，怎么会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呢，怎么会是阶级异己分子呢？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呢？尽管遭到批斗，他还是挺了过来，他和家人一起被撵到江苏省一个偏僻的水乡去劳动改造。后来又有人给当地“革委会”规定三条：吕厚民不能当领导，不能在重要部门工作，不能离开下放的这个地方。即便这样，他也没消沉，在这期间他找个机会就抓拍，并帮助当地群众开展摄影活动。纯朴善良的江南人民给了他开花结果的土壤，江南水乡的美景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以江南风光为主题的《扬州瘦西湖》《牧鸭》《垛田春色》等作品曾在国际上获奖。直到1974年，他实在忍不住了，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自己的遭遇，这封信是通过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个朋友转交给主席的。很快，毛主席就在信上作了批示。吕厚民这才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尽管已经离开毛主席，但是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这个“短小精悍”的摄影记者。吕厚民被分配到新华社江西分社工作，还是干老本行。在他调回北京的问题上，毛主席又作过一次批示，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卡住了。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1978年他才回到了祖国的首都，先在新华社，后来参与筹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工作。在这期间中国文联也在筹备恢复工作，与国外一些民间艺术团体也都有了友好往来。吕厚民同志曾先后率中国摄影代表团出访了比利时、尼日尔、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法国、美国、日本、古巴等国，他的个人作品也分别在东京、纽约展出，把祖国的辉煌展现在国际友人面前。
托起明天的太阳
吕厚民同志并不满足现有的成就，他曾对记者们说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随之提高，照相不再是奢侈的事，摄影爱好者遍布村镇城乡，摄影事业有了空前的开拓和繁荣。群众性的摄影社团如同雨后春笋，这都需要我们的支持和扶持。在这个基础上培养更多的摄影人才。”正因为他胸怀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大志，近几年来，无论在摄影家协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有多忙，吕厚民都要抽出精力对青年摄影工作者给予帮助和支持，讲学、传经、帮带，为他们铺垫成功之路。他说：“要想达到和超过世界一流水平，就必须大力培养新一代，真诚提携青年摄影家。”他的话发自内心，而且付诸行动。一次，他在百忙中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到阜新参加“阜新杯”全国少儿摄影作品评选工作，下了火车来到驻地，还没来得及休息，水也没顾上喝一口，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张张孩子们的作品，仔细鉴赏品评，人们劝他休息一下，他却诚恳地说：“你们对我不用客气，咱们还是抓紧时间为好。中国是摄影大国，从少儿摄影抓起很有必要，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应该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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