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翎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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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试读：
死着
你不是还活着，你其实是还在死着。慢慢地，一分一秒地。
我，抑或是你？
柳絮，杨花，雪，羽毛，飞尘……
我想到了世界上一切轻盈的物体，可是我比它们还轻。我不具体积，缺乏形状，所以，我也没有重量。
我没有四肢，没有躯干，甚至也没有头颅，我却依旧能看，能听，能闻。我的感官失去了承载它们的器皿，如丢了鞘的刀，自由，尖锐，所向披靡。我不仅挣脱了身体的羁束，我还挣脱了万有引力这根巨大绳索的捆绑，现在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限制我的行踪，把我拉回地面。我是风，是云，我可以抵达任意一个高度，穿越任何一条哪怕比头发丝还细的缝。
然而，我还不太习惯这份突然获得的自由。我总觉得万有引力是在和我玩着某种规则掌握在它自己手里的恶作剧游戏，短暂地松了松它的掌控，只是为了让我在享有片刻虚妄的快活之后，再把我锁入那个万劫不复的囚笼。我战战兢兢忐忑不安地探测着我的边界，不敢轻举妄动。
我飘浮在天花板上由两面墙夹筑而成的一个角落里，四下观看。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世界，所以每一样撞进我视野的东西，都让我产生婴孩第一次睁开眼睛猝然看见万物时的那种好奇和惊讶。从高处往下看，房间的线条是斜的，墙壁白得刺眼，墙上挂的那幅画，有点像一片上窄下宽的裙摆。其实那也不能算是画，它只是一幅加了注解的人体器官剖视图。我不知道房间所在的楼层，从窗口显露出来的那片树梢来判断，这里至少是四楼。此刻所有关于时间和季节的记忆，似乎都已经像墙壁一样被刷白了，我只能根据窗口射进来的那抹光线来推测，现在大概在下午四点半到五点之间。至于季节，那倒相对简单：树枝上的叶子已经落尽，露出了一只黑乎乎的鸟巢，所以只能是冬天。一群灰头土脸的雀子在光秃秃的树枝之间窜来窜去，用毛糙尖厉的嗓音吱吱呀呀地唱着歌。我听不懂，却也知道那是哀怨——关于饥饿和萧瑟的哀怨。街上的人流很浓稠，从高处望下去，我看不见他们的身子，因为他们的身子已经被他们的头所遮蔽。他们像一颗颗棋子，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搡着，在街市的棋盘上来来回回地挪动。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视野里的中心内容。墙不是，窗不是，树不是，阳光不是，雀儿更不是，甚至连街景和行人也不是。他们太光滑，身上没长毛刺，我的目光短暂地扫过他们时，他们没能钩住我的眼睛。真正钩住我眼睛的，是屋子中间那件貌似水母的庞然大物。它周身长满了吸管，每一根吸管都扎进一个躺卧在它肚腹上的长条物件中，窸窸窣窣地吸吮着那物件体内的汁液。过了一会儿，等我的目光终于找到了聚焦点，我才明白过来那水母原来是一张病床，而那长条物件，原来是你。你的大部分身子都掩盖在一张白床单底下，露出来的那张脸，被纱布和管子分割完毕之后，只剩下两爿山岭一样陡峭的颧骨。你大概刚刚在这个姿势里固定下来，你的身子，身下的床单和枕头，甚至还有房间里的空气，都还彼此认着生，正在试试探探地进行着第一轮关于空间和地盘的谈判。
屋里还有两个人，是一老一小两个护士。小护士一边看着仪表上的数字，一边在一个纸夹上做着记录。老护士站在小护士身后，目光越过小护士的肩膀，蛇似的在小护士的纸上爬行。“仔细点，这份病历将来一定会有人盯着。”老护士叮嘱道。
小护士大概是个新毕业生，连白色的帽角上都挂着一丝初出校门的紧张和拘谨。小护士的指尖觉出了老护士目光的重量，颤了一颤，笔就从手里掉了下去。笔落在了你的枕头上，顺着你的头压出来的那块凹痕，滚到了你的脖子底下。
小护士轻轻地托起你的头，取出了那支不听使唤的笔。突然，她发出了一声压抑了的惊叫，捏着笔的手在空中凝固成一朵半开的兰花。
你插着管子的鼻孔里，突然涌出了一股液体。那液体清清亮亮的，中间夹杂了几抹桃红，像生着气的蛋清。“脑脊液。”老护士轻描淡写地说。
老护士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见过了从生到死过程中间的所有稀奇，神经网络早已经被磨成一张满是褶皱的牛皮纸。“要取样化验吗？”小护士问。“用不着。脑子心肺都成那样了，不可逆。”老护士说。“要不要，去问一声，刘主任？”小护士犹犹豫豫地问。“刘主任交代过了，维持着就行。今天这几个病人累得他够呛，让他歇一歇。”老护士说。
护士做老了，就做成了精。成了精的护士通晓科室里的每一根筋络，知道什么时候该捏哪一根。成了精的护士不仅调派得了小护士，甚至也可以调派医生——是不动声色的那种调派法。
小护士用棉球小心翼翼地擦去了你鼻孔插管四周的黏液。小护士其实还有问题想问，可是小护士的问题被老护士的一个哈欠给堵了回去。小护士知道，刘主任站了多久，老护士就陪了多久；刘主任有多累，老护士就有多累。小护士不懂的事情还很多，她还有半辈子的时间可以慢慢地体会，她用不着一次问清。
小护士堵在嗓子眼里的那个问题是：“既然不可逆，为什么还要上艾克膜[1]？”
小护士终于仔仔细细地做完了记录，在合上夹子之前，又核实了一遍病人信息。小护士凑过身去核对你病床上方的那块名牌时，我看见了你的名字。
路思铨。
我吃了一大惊，因为那也是我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我才终于醒悟过来，原来你就是我。
或者说，我就是你。
眼睛，抑或是鼻子——一件七个月前发生的事
茶妹坐在门前的树荫里，一边揉捻刚刚杀过青的茶叶，一边抬头闻天。
今年的天时很顺。梅雨按着时令来了，把茶树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雨水多，却没有多到让人着急上火的地步，连绵的雨天里总能挤进一两个有太阳的好日子，让人抢上几个钟点采茶，摊晒，杀青。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好天。空气里的味道很杂，茶妹闻到了日头烘烤着土坡的泥尘味，茶叶在她手指的揉搓下渗出来的清涩味，还有鸡走过她家门前屙下的一摊稀屎味。茶妹不仅闻得着气味，茶妹还闻得出颜色。筛子里的茶叶不如去年的鲜绿，兴许是雨水的缘故，兴许是日头，兴许是杀青的火候。茶是一样古灵精怪的物件，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性情脾气，季季不同。不过颜色只是秀给人看的，茶妹知道这一季的茶和上一季的味道一样清香。村里的家家户户都靠茶叶吃饭，茶妹家也是。只是阿爸年年收茶时都会留一小部分茶叶，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这些茶阿爸总是要手工制作，阿爸信不过机器。
其实那天茶妹还闻着了另外一样味道，一样她这辈子都没闻过的味道。她说不出那是什么味道，只觉得带着一丝隐隐的铁腥味，也带着一丝隐隐的铁一样的重量。那味道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沉沉地弥漫在空中，压得她脑瓜仁子发紧。那味道在几个月后的某一天里，还会再次出现，那时茶妹才会醒悟，原来这是老天爷变着法子在给她递话，告诉她日子要有变故。
茶妹今年虚岁十九，周岁十八，算不上细皮嫩肉，眉眼也长得寻常。可是茶妹的嘴角，却生着两个浅浅的坑。用不着笑，只要脸上的任何一根筋肉轻轻一扯，就能扯得那两个坑一阵乱颤。这一颤，茶妹的脸面上便再也挂不住一丝阴云。
可惜茶妹看不见自己的模样，因为茶妹是个瞎子。
茶妹并不是生下来就瞎的。在六岁以前，她看得清蝴蝶翅膀上的每一条纹路，看得清天边云彩里最细的那条皱褶。六岁那年，颜色开始一样一样走失，先是红，再是蓝，再是绿，再是黄。后来世界变成了一片混沌的灰暗。再后来，连灰色也消失了。等到有一天，茶妹在正午时分问阿妈天为什么还没亮，阿妈才觉出了不对劲，可那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死胡同。
不过，茶妹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个瞎子，她只是觉得眼睛走迷了路，走到了鼻子里去而已。鼻子紧跟在眼睛身后，眼睛每丢下一样东西，鼻子就捡拾起来。当然，在接替眼睛的过程里，鼻子并不是孤军作战，鼻子还有一个可靠的同盟军，那就是手指。手指告诉鼻子形状和线条，鼻子告诉手指气味和颜色，鼻子和手指合着谋，就瓜分了眼睛遗留下来的职责。“天撑不了多久，又要下雨了。”茶妹抽了抽鼻子，自言自语地说，因为她听见了云被风追着跑的咝咝声。
其实，耳朵也是鼻子的同盟军。耳朵把远处的声音拽到鼻子跟前，鼻子才闻见了云里的水汽。
茶妹的指头蛇似的在温热的茶堆里窸窸窣窣穿行，一捻一搓之间，叶子就服服帖帖地蜷缩成了长条索。茶妹是生在茶树下长在茶树下的茶女子，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就看见阿妈调教茶叶的样子。阿妈的手指仿佛施了魔法：阿妈想叫茶叶长，茶叶就是长的；阿妈想叫茶叶圆，茶叶就是圆的。茶妹似乎很小就意识到了眼睛是靠不住的，所以她把每一样看见的东西，都急急忙忙地往脑子里转移。等到她的眼睛完全背弃了她的时候，她早已熟记了阿妈的指法，她只需要把阿妈的指法从脑子里往指头上搬。所以，瞎女子茶妹在茶季里还能顶得上家里的一个劳动力。
突然，茶妹的手停了下来，一把条索从她的指缝里流出来，沙沙地落到米筛上。她听见了一阵脚步声，两个人，笃笃的，是硬鞋底敲打在硬石头上的声响。脚步声从远到近，越来越响，最终在她跟前静了下来。茶妹抬起头来，感到了眼皮上的重量——是来人的影子叠压在她的脸上。“莉莉阿妈。”她说。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错了。
这一带方圆几百里村村都种茶，茶的种类杂，制作手艺也杂。货多了就贱，村和村之间你挤对我，我作践你，这儿的茶叶总也卖不上个好价。这几年莉莉阿妈不知怎的跟城里的大茶叶公司搭上了线，村里的茶才长了脚，渐渐走得远了。阿爸就吩咐茶妹别再在人前喊“莉莉阿妈”，要叫“邱经理”。茶妹打小和莉莉厮混在一起，叫惯了莉莉阿妈，一时难以改口。茶妹记得阿妈也说过和阿爸类似的话，只不过阿妈话里的意思却和阿爸的不全一样，阿妈是说那女人不配做莉莉的妈。“邱文，你还没开口，她怎么就知道是你？”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一听口音就是外乡人。男人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喉音，轰隆轰隆的，像是雷雨来临之前天边的闷雷。男人的每个毛孔里都冒着香烟熏过的气味，只是男人抽的烟没村里人的烟凶猛，男人的烟味里多少有几分磨去了边角的斯文。
过了一会儿，茶妹才明白过来男人嘴里的那个“邱文”就是莉莉阿妈，也就是“邱经理”。茶妹只听过莉莉阿爸管莉莉阿妈叫“阿香”，却从来不知道莉莉阿妈还有个名字叫邱文。“茶妹，告诉城里来的路经理，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莉莉阿妈对茶妹说。
莉莉阿妈的话尾巴里浅浅地埋了一个软钩子，茶妹听出来那钩子不是用来钩她的回话的，而是用来钩那个男人的眼睛的。“花露水。”茶妹说。
莉莉阿妈和那个叫“路经理”的男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没吹牛吧，路经理？别看这女子眼睛瞎了，倒比五个十个明眼人加在一起还机灵。茶还长在树上的时候，她就闻得出年成了。不信你走几步路去隔壁村里拿包茶叶过来，隔着袋子她都能闻出来不是我们村的货。”
男人没有说话。茶妹听见男人的脑袋瓜子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蛇在草间爬行，那是男人的想法在男人的额头里找着路。
半晌，男人才开口。“只拍一个录像可惜了，可以考虑做个形象代表。小袋装茶，学台湾的样子，每道工序都是手工，盲人监工，靠嗅觉定位。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意思。当然先要包装一下，打造一个正能量的励志故事。”
茶妹没听懂这话，不过茶妹知道这话本来也不是说给她听的。她便依旧低了头，把挑出来的茶梗扔到米筛外边。“那赶紧，去问问，她爹妈。”莉莉阿妈结结巴巴地说，语气里夹杂着一丝抑制不住的兴奋。“我先问问她自己的意思。”男人说。
男人近近地蹲到她身边，问茶妹：“你去过城里吗？”
茶妹忍不住就笑了，她想告诉男人她的耳朵没瞎，瞎的是眼睛，他用不着那么大声。可是茶妹到底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茶妹岂止没去过城里，茶妹连县城都没去过。阿爸说县城路上摩托车汽车太多，阿爸怕一不留神车子会撞上女儿。“想不想去城里工作？”
男人又问，这回，放低了嗓门。男人的喉音嗡嗡地在茶妹的耳朵里挠着，有些痒，却是暖暖的妥帖的痒。
茶妹怔了一怔。
城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城里的天上，怕都不是一样的日头和月亮，在城里她不知道还会不会走路。“每个月挣三千块钱。”男人说。
茶妹又怔了一怔。她不知道一个月三千块钱到底是个什么数目，她只记得阿妈告诉过她，阿爸去年一年总共挣了一万八千块钱。她的嘴唇颤颤地抖了起来，却没有抖出一个字。“要是你表现优秀，还可以考虑四千，包吃包住。”男人见茶妹不吭声，以为她是嫌钱少，就又补了一句。
茶妹的嘴唇颤得更厉害了，嘴角上的两个浅坑也跟着乱颤起来，她看上去满脸笑意。
没人知道，她害怕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
男人轻轻一笑，站起来，对莉莉阿妈说这事还得跟廖总汇报。头儿拍板了，才算得数。
一直到那两人的鞋底敲在石头路上的笃笃声一路远了，没了，茶妹才想起她忘了问一句话。
这句话是：“城里有多远？”
百，抑或是零？“王队，您的茶。”
午休过后刚回到办公室，就有人往他手里递了一杯茶。午休在这里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他其实没有午休。他已经很久没有午休了。他一直在和手下开会，他只是在开会的间隙里草草吃了一客难以下咽的盒饭。
他有名字，可是现在几乎没人会直呼他的名字——除了他老婆之外，他的职位已经成了他的名字。
他职位的全称是交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
茶是他喝惯了的冻顶乌龙，热气腾腾地躺卧在他用了好几年的那个金属保温杯里。杯子肯定洗过了，而且洗得很是仔细，早上残留在杯沿上的茶渍唇痕已被去除得干干净净，金属杯身被洗洁精舔得熠熠生辉。若关了灯，把这样的杯子摆放在高处，说不定可以当作一样差强人意的照明物。
递给他茶的是刚分来的办公室秘书。新人就有这点好处，知道过五关斩六将进入机关系统的不容易，所以老实乖巧，眼里有活。可惜，过个一年半载，新人混成了老人，身上就免不得沾了机关的油气，不出五年，就会是一根手指捏上去都滑的油条。
头疼啊，头疼。说不清楚是哪个点上的疼，那是一股弥漫在整个额头的隐隐约约的疼，仿佛有人在他的头上系了一块头巾——坐月子的婆娘那样的系法，只是不小心系得太紧。疼不是今天开始的，也不是昨天，甚至也不是前天。疼已经缠绕了他两个多月了，时缓时紧，不分日夜，连睡着了也疼，因为睡着了就免不了有梦，梦把白日的担忧演绎成一幕又一幕的现实，醒来时常是一脸一身的冷汗，头比没睡的时候更疼。
他清晰地记得他的头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那次全局中层领导会议上。“今年前三个季度的重大交通事故，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百分之九十二。”局长说。局长说这话的时候，谁也没看，可是全场的眼睛，都落在了交警大队长身上。那天大队长的身上嗤嗤地冒着烟。他坐在大队长身边，知道这烟很快就会蔓延到自己身上。谁都明白，第四季度只要再出一次重大事故，仅仅一次，这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那条百分之百的红线。百是什么意思？百是千仞山巅，百是万丈深渊，百是火海，百是油锅，百是万劫不复。一想到百这个数字，他全身的汗毛就会奓成一片钢针。“林秘书刚打来电话，传吴局的话，下午四点在吴局办公室开会。”秘书说。
秘书说这话的时候，没敢看他，连声音都踮着脚尖。虽然秘书才来几个星期，但是也知道周五下午四点钟被局长召见，轮到谁头上谁都得胆战心惊。“说是什么事吗？”他问。“没说。”秘书说。
其实不用问，他大概也猜得出是什么事。这个季度辖区内虽然零零星星地出过几桩交通事故，但是老天长眼，哪件也够不上重大事故的标准。现在离新年只有三天了，可是这三天中间偏偏蹲着一个不祥的周末。这是一年里的最后一个周末，路上将行走着一年中最繁忙的人流和车流：有赶着坐飞机坐火车去探亲的，有赶着开车回家过元旦的，有赶着替公司运送一年中最后一趟货物的……一根烟，一条手机短信，一瞬间的迷瞪，一个急转弯，甚至一个路坑，一秒钟的闪失，就有可能酿造出一起事故。吴局无非是想再亲自叮嘱一遍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其实，用不着吴局叮嘱，他早在两个星期前就已布置了任务，在交通要道和事故常发地点增加了灯光警示牌，配置了更多疏导监控的人手。
三天，还有三天。他已经把心在手里提了两个多月，他还得再战战兢兢地提上最后的三天。只要熬过了这三天，那个血淋淋的百就会被刷新成一个雪白干净的零，他就能从头来过。老婆多次催促他去医院做脑电图检查，他迟迟不肯动身，是因为他知道唯一能治愈他的头疼的，不是医生，而是太平无事的新年钟声。
绷了一早上的天，这时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阳光从窗口探进来，在空中炸开一条白色的光带，他一下子看出了办公桌玻璃面上的灰尘。秘书在屋角整理文件柜，弯着腰，蓝制服裤子里裹着的腰臀浑圆，结实，紧致。这裤子一定是自己改过的，要不怎么能这么合身。他暗想。年轻就是好，就算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在屋里走来走去看着都养眼。每个科室都该配备这样一个秘书，那是最有效的减压药丸。后勤科应该把暖气温度再调高一点，让秘书们冬天也能穿裙子，在所有人的眼睛跟前晃来晃去。“你过来。”他听见自己对秘书说。
秘书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垂首等待他的吩咐。
他没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即使没有镜子，他也知道此刻他脸上的表情一定接近于慈祥，尽管他憎恨这个形容词，因为它和年龄有着某种不清不白的关联。
秘书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阅历给她垫底，她经不起沉默，她低垂的双手开始不安地绞来绞去。“你们年轻人现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听说有个什么鸟来着，很流行？”半晌，他才问。
秘书吃了一惊，她没想到悬念竟是以这种方式落地。“愤怒的，小鸟。”她结结巴巴地提示。“对，就是这个，你帮我找找，我也想学。”
他打开自己的手机，递给她。
他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指头灵巧地在手机屏幕上滑来滑去，他的眼睛几乎跟不上她的速度。她的指甲修得很好，长长的，尖尖的，泛着一层粉红色的亮光。指甲都能看出年龄。他想。她还没挨过生活的锉刀，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毛刺死皮裂口和茧子。
突然，手机在她的掌中扭动起来，发出一声含糊而暧昧的呻吟。紧接着，便是一阵震耳欲聋的乐曲声。那是《嘻唰唰》的旋律，他设置的手机铃声。那本该是一段没心没肺的乐子，叫人听了忍不住想扭一扭腰肢和胯骨，可是这一刻听起来，不知为什么却有一种不祥的凄厉。他闭上了眼睛，不敢看显示屏上的那个来电显示。
天爷，千万别是，那个号码。
他默默祈祷。“是林科。”秘书告诉他。
他的心咚的一声坠了下去。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他终究没有熬过，这最后的三天。
褐斑，还有梦想“你儿子的房租又涨了五十美金。”
妻子拎着一条滴着水的洗碗布，从厨房里探出身来说。
刘主任正躺在安乐椅上看报纸。还没看完一段话，字和字就开始相互进犯，打成了一团模糊。作为一个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深知在消灭完一大碗鱼头汤和一整只螃蟹之后立即进入午睡状态，有可能导致他急救过的许多病人所患的那些疾病，可是他顾不得。在重症监护室连轴转了一整天之后，他甘愿用几年的寿命来换取这一刻的放纵。
阳光很暖和，落在眼皮上酥酥痒痒的，隐隐有几分重量，叫人几乎忘了这是冬至向小寒过渡的严冬时节。上一次在阳光里午睡，是哪一年的事了？五年前？十年前？或许还是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那时候，他像马一样精壮，在课堂和实习之间，还可以挤进一场篮球赛；那时候，他不挑太阳，太阳也不挑他，随便在哪里的草地上一躺，还没来得及感受阳光在眼皮上的分量，就能立即入睡。他见过多少个版本的太阳啊，巴尔的摩的，旧金山的，斯德哥尔摩的，阿姆斯特丹的，还有……思绪也开始相互啮咬，变成了一团团边缘残缺不齐的云雾。手里的报纸咚的一声落到地上，他倏地惊醒了，醒得干净彻底。睡意来得急，去得也急。他终于明白，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阳光和午觉都已经和他生疏。“你儿子又要换车，说那辆丰田老了，去医院实习的路上死过几回。”
妻子刚刚结束了一通越洋电话，正在向他转述电话里的内容。妻子说话的语气和神情，仿佛是一个后妈在对现任丈夫抱怨前妻所生的孩子。
实情当然不是。儿子是他的儿子，也是她的。他们唯一的儿子现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读书，而那所大学，也是他的母校，他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妻子并不是真的在抱怨。妻子只是借着儿子的口，提醒他下一笔汇往美国的生活费，要加大力度。
其实，儿子是一个好儿子，很少乱花钱。儿子三年没回来过暑假，就是为了能打一份暑期工，添补生活开支。儿子的成绩一直很好，这个学年甚至获取了一笔对医学生来说相当不易的奖学金。只是像约翰·霍普金斯那个级别的医学院，从来就不是给穷人家的孩子预备的，最基本的费用对许多家庭来说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他坐起身，想去够落在地上的那份报纸，腰身一扭，突然打了一个响亮无比的饱嗝，喉咙和舌间泛上一丝酸辣交织的午餐记忆。“今天的剁椒鱼头，实在是太好吃了，多久没吃过这么正宗的辣了。”他由衷地赞叹着。
妻子已经洗完了碗，正站在厨房通往客厅的过道上，往手上抹防裂霜。
妻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半晌才说：“怨谁呢？你什么时候在家里吃过饭？”
妻子的确是在抱怨。她在抱怨她的孤单。这些年里，很少有一个轮休日和节假日，他是待在家里陪伴她吃饭的。他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汽车里，赶往一个又一个熟悉或者不那么熟悉的城市，一次又一次有意义或者不那么有意义的会诊，一场又一场有意思或者不那么有意思的讲座，仅仅是因为那些场合能够帮着充填他钱包里那个工资所不能填满的巨大空缺。
妻子的抱怨是一件粗布面的棉袄，手摸上去略略有点糙，可是内里纫的却是温软的体恤。妻子担忧一匹老马是否还能负得动比年轻时更重的轭，妻子害怕一匹幼驹能否有足够的耐力爬上路途尚且遥远的山巅，妻子忧虑一个女人在孤独地度过中年之后，是否还有力气孤独地迎接老年。
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或许，当时他应该听从妻子的建议，让儿子在国内的医学院毕业之后，再去美国深造，就像他自己当年那样，而不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把儿子匆匆地送出去，从而把全家绑上了一驾卸不下轭的战车。
他伸手捡起地上的报纸，翻找方才被睡意狙击的那一页新闻。突然，他愣住了：他发现他的右手背上，有一个褐色的斑块。它浅浅地潜伏在皮肤之下，似乎随时准备要在表层开出一朵邪恶的黑色的花。皮肤的细褶从它中间穿过，为它营造了一丝居心叵测的笑纹。他知道这块斑的医学名词叫脂溢性角化症，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叫老年斑。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昨天下班洗澡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莫非它是在昨夜不安的睡梦里找到了可以繁殖的土壤？在它身后，还有多长的一支队伍在等待着陆陆续续地登场？
其实，这不是它的第一次亮相。早在实习生们见到他时毕恭毕敬的眼神里，早在他发现自己和住院医生们一起吃饭却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谈话时，早在他把儿子发给妻子的电邮里提及的Abercrombie&Fitch[2]当成一家新药厂的名字时，那个貌似无辜的褐色斑点，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印在了他的额头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只有他还蒙在鼓里，像是一个被周围的人严密地封锁了病情的晚期癌症病人。
他刚刚过完了五十三岁的生日，他一直以为自己来日方长，直到这块褐斑意想不到地冲出来，戳破了那个年富力强的肥皂泡。他还有许多个梦想没来得及展开。他曾想到过去非洲，去海明威描述过“乞力马扎罗山峰的雪”的地方，开一个小小的诊所，培训一批在没有先进仪器的情况下依旧可以靠经验做出快速诊断的基层医生，教年轻女孩子如何简易而有效地节育，给边远乡村的产妇接生。他也想过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一个小木屋，重拾小时候只冒了一个尖就被掐断了的绘画兴趣。
当然，这些都还不是他最大的梦想。
在他还未考入医学院的时候，他就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眼科或者脑神经外科这样精细得像绣花，无人可以轻易替代的专科医生。而在五十三岁的当口，站在急诊科主任的位置上，他才恍然大悟，他已经做了一辈子的守门员，恪守职责地守护着生命的大门，却始终无缘探索生命的景深。
太晚了，太晚，他的手背已经出现了第一块褐斑，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展开一个停留在草图阶段的梦想。他只能期待他的儿子，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能从他手里接过那份草图，再把它演绎成一张完整的设计图纸。
这时，挂在衣架上的大衣突然颤动起来，发出一声被蒙住了嘴似的瓮声瓮气的呻吟。那是他的手机。轮休日的手机声多少让人有些心神不宁，他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接。可是手机很有耐心，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把暧昧的呻吟渐渐演绎成刺耳的絮叨。
妻子终于忍受不住了。妻子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他的手机，戴上老花镜，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神色就有些慌张起来。“辛头。”她对他做了个手势。
辛头是新上任的院长，直接分管重症监护室，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拿过手机，刚接起来，就听见耳朵里炸进一句接近于气急败坏的斥责：“连我的电话你也不接了？”
他想解释，却来不及，辛院长没有给他留一丝缝隙。“车已经等在你楼下了，赶紧到急诊。”“发生了什么事？”他问。“等着你上艾克膜。急诊那几个人都是二把刀，全院只有你接受过那个柯什么的培训。”
辛院长说的是柯文哲，台大医院创伤部主任，有人称他为亚洲艾克膜之父。可是此人在业外几乎完全无闻，况且此时离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成功竞选台北市市长，还有小小的几步路，难怪辛院长记不得他的名字。“是个什么情况？”刘主任一边穿大衣一边问。“五十七岁的男人，车祸，多发伤，深度昏迷，双侧瞳孔散大，没有自主呼吸。用去甲肾上腺素血压才升到60/40，血氧上了呼吸机才到40，很快就要维持不住。”“值得上艾克膜吗？”他问。
片刻的犹豫之后，他听见辛院长说：“不值。”“家属知道不值吗？”他问。“家属知道没有医治意义，他们只想维持。”“那，费用呢？他们清楚吗？”
这是一个他不得不问的问题。
艾克膜是院里最昂贵的医治手段之一，插管的费用接近四万，每天都需要上万元来维持。加上其他的辅助设施，这一张账单很快就会长到没有尽头。“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愿，费用应该不是问题。”辛院长说。
在急诊室刘主任已经见惯了各式各样的扯皮，为方案，为时间，为费用，为责任，可是有时候他依旧像个实习生似的忍不下好奇。“为什么？”他问。
电话那头是几秒钟的沉默。“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见面再说。”辛院长说。
他进了电梯，妻子追上来，从电梯缝里塞进了他的围巾。
电梯里的接收效果很差，辛院长的声音被剪出大大小小的洞眼。“……对医院……你本人……没坏处……”
谁是Q？
丈夫起床的时候，其实她早就醒了，只是没吭声。这阵子她的睡眠就像是一张稀薄的绵纸，一个翻身，一声鼻息，一缕没有成形的思绪，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那上面捅出一个无法修补的窟窿。
她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六点二十五分。今天丈夫比平常早起了一个小时。昨天入睡前他说过今天茶叶基地有个新项目落成，他要一早赶过去参加剪彩仪式，她随口问了一句是朱家岭基地吗。他含含混混地应了一声，听不出是承认还是否认。她其实完全可以继续追问下去的，只是她还不习惯那样的对话方式。
透过洗手间半开的门，她看见丈夫的脸近近地贴在那块玻璃镜前，手里捏着一把小牙刷，正在给鬓角补黑。自从丈夫提了总经理之后，头发白得很快。开始时是她嫌他老相，总追在他身后要给他染发。他拗不过，只好从了，神情不耐烦得像是被迫卖身的青楼女子。
渐渐地，她发现他不再在家里洗头，每个星期都会去发廊正儿八经地染一次头发。剩下的那六天里，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用从发廊买回来的一种不需洗涤的简易补色剂，追杀那些在夜里趁他不备时偷偷钻出来的白发茬。它们有多快，他就有多快；它们有多鬼，他比它们更鬼。“公司形象。”
当他在镜子里发现了她的眼睛时，他总会这样对她解释。她从前信，现在却也信也不信。她隐隐觉得公司是件大袍子，底下藏了许多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的东西。看着丈夫在镜子前全神贯注的样子，她的心情有些复杂，就像是一个师傅辛辛苦苦地敦促徒弟学一门手艺，一觉醒来，发现徒弟的技艺不知不觉间已经超过了师傅的期许。可是徒弟拿着这门手艺满世界显摆，目的却不是为了取悦师傅。
嗡。
丈夫的手机在那边的床头柜上轻轻地哼了一声。不，那不是声音，那只是一下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颤动。
这是丈夫的疏忽。
丈夫的手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即使是睡觉，他也会把手机严实地压在他自己的枕头底下。丈夫下班回家，总是预先把手机调到静音模式。他说是为了不吵扰她，她从前信，现在却也信也不信。现在丈夫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隐含了另外一种她以前从未想过的可能性，比如他在镜子跟前的专注神情，比如他给公文包新设置的密码，再比如他接电话时压低了的嗓音，尽管丈夫的解释听起来无懈可击。
她信了他一辈子。一辈子搭建起来的信任，怎么只需要一刻，便说塌就轰地一下塌了呢？
那一刻就发生在昨天。确切地说，是从昨天她洗衣服时在他裤兜里发现了那张收据开始。
那是一张古驰专卖店的收据，一只手袋，一万三千五百元。票面上印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以前。
她站在洗衣机跟前，手里捏着那张收据，身子抖得像一片风里的叶子。那张小纸片像只尖嘴的虫子，沿着她的神经爬来爬去，随心所欲地下着牙，于是她的思绪，就被咬成了一根根断线，有头的没尾，有尾的没头。一直到晚饭之后，她才渐渐冷静下来。
千万不能冲动。她暗暗告诫自己。
这张小纸片的背后，也许是一条简单明了的大路，也许是许多条幽暗诡秘曲折的羊肠小道，除非她知道出口，否则她不能轻易捅破那张纸，陷入那些进去了就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的歧路。
昨天晚上丈夫参加公司年底的员工会餐，回家很晚，人也显得有些疲惫，没说几句话就睡下了。当他充满酒气的鼻息拂过她的耳畔时，她几乎有些如释重负。她庆幸他没给她机会，因为她还没想好怎么开口，拙劣的开场极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她输不起。
今天吧，还有今天。丈夫说早上的剪彩仪式完毕后有饭局。现在风声紧了，一切从简，但庆功饭还是要吃上一顿的。这顿饭可以是一个小时，也可以是半天。她还有整整一个上午，加上至少半个下午，可以想清楚每一条羊肠小道的进口和出路。
丈夫的手机还在持续不断地发出振颤，洗手间里的水开得很大，他听不见手机的求助。她侧过身去，看见显示屏上跳动着一个大写的Q。她不知道这是英文字母，还是汉语拼音的缩写。丈夫通讯录上的名字，通常都是汉语输入，这个简洁到极致的Q字，突然就萌生出一丝藏头掖尾的含糊和暧昧。“隐藏得太深，其实也是一种暴露。”
她突然想起了不知从哪部谍战片里听来的台词。
她的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搜集着他们熟人中间可能与那个字母相关的姓名。
裘晓露，他公司的海归财务；仇国毅，他的大学同学；秋月，她表妹的女儿；钱珊珊，他公司的行政助理；邱文，朱家岭基地的业务经理。
她把这几个名字在脑子里抛扬筛选着，比较着他们和那个古驰手袋之间的距离。她最先排除的是仇国毅，因为他是个男人，而且比丈夫年长。其次，她排除了秋月。秋月是他们的小辈，一直居住在澳大利亚，多年未曾联系。再其次，她排除了裘晓露。她听丈夫说过这个女人和董事长有一腿，丈夫再大胆，也不敢在上司的碗里偷食。想到钱珊珊的时候她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把她排除在外。钱珊珊刚休完产假回公司上班，以她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阶段的女人，除了孩子之外，很少有多余的精力关注别人。
剩下的，便只有邱文了。她没见过那个女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个女人就是丈夫手机里存的那个大写字母。即使她证明了邱文和Q之间的关联，从Q到古驰手袋中间，也还隔着千山万水的路途。
不过，排除法本身也是一种证据，它至少提供了通往证据的第一步路。
兴许，它还不仅仅是第一步路。
她想起了昨晚她随意问到朱家岭时，丈夫脸上的那丝不自然神情。还有，在茶叶市场如此恶劣的竞争环境下，丈夫公司在朱家岭的项目却开拓得如此顺利，短期资金回笼并不是奢望。
当一个人睁大眼睛时，就能从每一件熟视无睹的事情上，突然发现蛛丝马迹。
她暗自感叹。
手机终于疲软无奈地停止了振颤。
丈夫从洗手间里走出来时，已经梳洗穿戴完毕。丈夫今天穿得很正式，铁灰色的双排扣西服，里边是一件带细隐条的白衬衫，领口系着一根青灰色夹杂着芝麻点的丝绸领带。丈夫的行头看上去布料厚实，做工精致，却没有一样是名牌。丈夫小时候家境贫寒，到现在也没有改掉小心翼翼的消费习惯。丈夫几乎从不光顾品牌商店——除了那只现在不知挎在谁臂弯里的古驰手袋。丈夫需要置办行头的时候，只会去那几家经过十数年的筛选而最终沉淀下来的国产老店，而且只在打折的季节。从那些店里买来的衣装，穿在丈夫身上时，总让人感觉价格比实际支付的昂贵得多。那是因为丈夫的眼光，也是因为丈夫的身架。在这个岁数上，丈夫依旧腰杆挺直，小腹上虽然有几丝隐约的赘肉，但这几丝赘肉实在分布得太到位了，几乎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理解成关于阅历的暗示。假如你可以忽略他鬓角即使看守得再严实还会偷偷逃窜出来的几根灰丝，乍一看，他几乎还像是一个在四十的某一个阶段徘徊的青壮汉子。“你的电话，响了很久。”她指了指床头柜对他说。“吵醒你了？”他问她，却并没有马上过去看手机。“Q是谁啊？”她闲闲地问，又马上用一声咳嗽，遮掩住了声音里那一丝轻微的颤抖。“同事。”他若无其事地答道，她发现他的眉毛轻轻地挑了一挑。
他弯下腰去拿他的公文包，她在这短暂的间隙里酝酿着下一句话。“这么神秘啊，一个字母。”
她想给这句话涂上一层幽默的油脂，不知怎的，话一出口她就觉出了干涩。“哦，那名字太难写了，我懒得写。”他说。
话走到这一步，就几乎走到了死胡同。当然，假若她什么也不顾，死命往前拱，她总是可以拱出一条路来的。可是，这不是她惯常的姿势。即使他没觉得，她也会憎恶自己的没脸没皮。“今天你抽空和豆豆视频一下，问清楚航班信息。”他吩咐她。
豆豆是他们的女儿，五年前移民去了蒙特利尔。豆豆去年夏天生了一个儿子，元旦过后要带儿子回国探亲，他想和妻子一起去上海迎接他们从未谋面的外孙。“老路。”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叫住了他。
他疑惑地回过头来，她犹豫了片刻，摇摇头：“算了，晚上回来再说。”
他替她关了灯：“再眯瞪会儿吧，上班还早。”
门关上了，他用钥匙锁上了保险栓，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那头。
是的，她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岂止是再睡一会儿，她想睡多久就可以睡多久。她今天不用上班。
她永远也不用上班。
昨天上完最后一堂课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校长已经等在那里，桌子上放着一盒包装精美的比利时巧克力。
她有些吃惊。她在少艺校已经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校长换过了好几届，哪一届也没送过她礼物。
校长漫无边际地说了些闲话。校长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她，只是低头摆弄着巧克力盒上的缎带。
电闪雷鸣间，她突然就懂了。她没搭茬，只是静静地收拾着抽屉里的物件。“学生家长反映……”校长终于嗫嚅地进入了正题。“他们希望，希望学校能够聘用，年轻一些的老师。”
家长没错，校长也没错，错在她自己。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在哪个行业都是老妖精了，她已经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那个前浪。
不，她不是今天才成为前浪的。早在二十三年前她所在的歌舞团解散了的那天，她就是前浪了，现在她只是前浪留下的一团泡沫。她的姐妹淘们在比她年轻很多的时候就退休了，她却一直在这所艺校工作了这么些年，拿着羞于启齿的薪水，仅仅是因为她舍不下舞鞋踩在地板上的温软灵动的感觉。她觉得哪一天轮到她非得脱下舞鞋，她就离死不远了。
终于，在十九年之后，她像一块使脏使烂了的抹布，被人扔了出去。没有预先通知，没有欢送仪式，因为她只是临时工，不在学校的正式名册上，他们也没签过任何劳动合同。
没有人会记得她在还是一块新布时的色泽和光亮。“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做广场舞的教练。”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她听见校长在身后说。
假如她还是不情愿脱下舞鞋，那么，她就只配教那些膀大腰圆，穿戴得花红柳绿的老太太了。
她又眯眯瞪瞪地睡了回去。觉依旧浅，中间破着大大小小的洞。睡睡醒醒的，她再一睁眼，竟然已经错过了午饭的时间。
她懒懒地起了床，梳洗过了，走进厨房，想给自己煮碗面。拧开煤气，煮上了水，突然又改了主张——她腻味了自己煮的饭。听说时代广场的二楼新开了一家港式茶餐厅，可以喝下午茶，有各式广东点心。她从来不舍得在这个级别的餐厅消费，今天她要去试一试，一个人。
吃饭不是她唯一的目的，吃饭只是开始。吃完饭，她会照着那张收据上的地址，找到那家古驰专卖店，买一只和收据上一模一样的手袋。买回来后，放在家里一开门就可以看见的那张茶几上。手袋旁边，会并排摆放上那两张数目相等日期相隔一个星期的收据。然后，她会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等着看丈夫进门时的惊讶表情。
当然，还有惊讶之后的那个解释。
她打开自己那个多年前买的，边角已经磨破了皮的手提包，检查过了皮夹子里那张几乎没怎么用过的信用卡，然后走出了门。
这个冬季实在不像是冬季，风吹在脸上几乎有些暖意。她抬头看天，天已经阴阴晴晴了好几个来回，隔着薄薄一层雾霾，太阳看起来像一张没来得及梳妆的脸，有些憔悴苍老，照在身上却依旧叫她觉出了冬衣的重。她突然注意到，门前那棵叶子早已落尽了的梧桐，枝条有些臃肿。她再仔细看了一眼，才发现那是些隐隐的包在枝条里的新芽。
天。她的心猝然抽了一抽。
草木不守时，要有灾祸。
她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跟她说过的话。母亲说多年前院子里的一棵桃树，突然在正月里开了花。那年城里闹武斗，死了很多人。
这时，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便顺手掐灭了。这阵子广告电话实在太多，她接得有些腻烦。可是电话很固执，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手中吼叫着，直到嗓音嘶哑。
她终于接了起来。“我姓王，是交警大队的。”那头说。
那头说话的声音很急，她听见了，却没有听懂。电话从她的手里掉落下来，擦拭得铮亮的塑料面在人行道坚硬的路沿上磕开了一条似笑非笑的裂纹。
皮球，到底该落在哪里？
廖总来到茶座包厢的时候，女人已经到了。
女人侧身对着窗外坐着，肩胛骨在黑毛衣里挺出两个小小的棱角，脖子和肩膀的线条消瘦，柔和。
到底是搞文艺出身的，摊上这等事，还能坐得那么直。童子功已经刻在骨骼里了，什么衣裳也盖不住。
廖总暗想。
她是一个人来的，他却不是。此刻公司的律师、办公室主任，还有行政助理，正坐在隔着薄薄一层板壁的另一间包厢里，密切监控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做好了一切的应急准备。一旦发生撒泼撕闹昏厥等事件，他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冲进来救急。
这些，女人并不知道。
女人的女儿在国外生活，娘家和婆家的人也都在外地，他们这会儿正赶在前往这个城市的路途中，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就将出现在他面前。他们是她的战略参谋、挺进队、工兵团、掩护部队，他们将随时为她提供谋略、兵力、武器，为她排除各种她可能看不见的陷阱。在女人的全套人马到来之前，他必须先攻克她的心，至少在她的思维模板上抹下一笔色调。
窗外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双孔石桥。岸边是一排青瓦白墙的江南民居，屋檐上垂挂着一串串绵纸糊的灯笼。河是人造的，桥也是。就连矮房和铺着石子儿的街道，都做过旧。在钢筋混凝土堆积成的都市里，水是一样奢侈品，即使是人工挖掘的运河，所以那条步行街上挤满了周末看水的行人。孩子们手里捧着棉花糖和气球，从这头跑到那头，大人半真半假地呵斥着他们的淘气。持续了几天的雾霾到今天也没完全散去，灯笼上的红显得有点脏旧。他其实很想走过去，放下落地窗上的百叶帘。他实在不愿在这个时候，让女人看见任何能产生节日和团聚联想的景致。“元元。”他喊了她一声。
他可以叫她路夫人，也可以叫她林女士，但他却选择了元元。关于这个女人，他已经做足了功课。他知道她的全名叫林元梅，熟悉她的人，都管她叫元元，因为她是元旦那日出生的。
她转过身来，茫然地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几乎不能算是看，因为女人红肿的眼睛里几乎找不见眼珠，那一刻女人的脸就像是一座略去了眼睛细节的拙劣的城市雕塑。“老路这一辈子，都贡献给茶叶了。纪念他的最好办法，是让后世喝茶的时候就能想起他。董事会刚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在朱家岭，我们最新的茶叶基地，给老路建一块纪念碑，让他的名字能永远流传下来。”他说。
这个开场白他几乎想了整整一夜。死亡太绝，在死面前，所有的补偿都是苍白无力的，即使是钱。钱已经被用得太烂了，他不想再用这么烂的一样东西，为他今天的想法开路，尤其在这么一个女人跟前。所以他才想到了永恒。
当然，这样的开场白虽然具备创意，却并非没有风险，因为此刻老路还没死，至少还没全死。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盖子拧得很紧的保温杯，放在女人面前。他摆弄杯子时的神情很小心谨慎，仿佛那是一件刚出土的明代瓷器。“这是食堂的大师傅特地为你煲的汤，银耳木瓜，去火清肺的。大师傅是广东人，懂得煲汤的原理。知道你这两天大概不会开伙，从今天开始，他会专门给你开小灶，每顿三菜一汤，让办公室送上门。”
女人呆呆地望着他，仿佛他说的是一门她还没来得及学会的外语。“你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听说十七岁就获得了省级汇演一等奖，当年一曲《绣金匾》，听得台下刚平反的地委书记不顾身份号啕大哭。你晓得分寸，做事有主见有原则，不像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家庭妇女。老路有你，是他的福气。”他说。
女人脖子上系的那条黑丝巾，轻轻地颤了一颤——她大概想起了一些连她自己似乎也已经淡忘了的陈年旧事。他知道他已经在她花岗岩一样严实的情绪巷道里凿开了一丝细缝，他已经把她举到了一个供人仰视的位置。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女人就得三思而行，再也不能轻易做出与之不符的举止。“我知道，你是想等其他亲属到了再一起商讨解决方案。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人一多脑子也容易乱。所以我建议我们两个人先单独会一面，这样，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气氛随意，也不做记录。”
女人依旧沉默，红肿而失神的眼睛像两个找不到进口的洞穴。情绪虽然裂了一条缝，可是从那条缝望进去，依旧是一片看不出细节的昏聩。
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难啊，实在是难，经营一家公司，难得几乎像养大一个多灾多病的孩子。这几年市面上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几十家良莠不齐的茶叶公司，拼价格，拼包装，拼名家推荐，拼移花接木的历史渊源，拼东编西扯的神话故事，把市场搅成一团浑水。他的公司一直浅浅地浮在水面上，不至于淹死，却也活得辛苦。朱家岭的项目本来是翻身的希望，可是就在公司从水里爬上来，一只脚已经踩在岸上的时候，却出了这档子事。这件事可能把公司这几年积攒起来的微薄利润和将来的盈利前景，通通赔个精光。
出事的那辆车里总共有四个人，两人当场死亡，其中一人是司机。司机的案子是四个人里最简单的，他是老员工，早就上了五险，只要走正常的索赔程序就可以了，搭上的至多是人工。车里的另外三个人中，有一个受了伤。那人是新员工，还没来得及签署正式劳务合同。幸亏伤的是皮肉，医药费应该在可以预见和掌控的范围之内。最麻烦的是另外那个当场死亡的人。此人不是单位的员工，但这次却是为公司的项目出差的。家属已经聘请了律师，要证明临时雇佣关系——那必定是一场昏天黑地的恶战。
还有老路。
老路的问题虽然不是最棘手的，却也有可能演变成一件棘手的事，假若他不立即介入。“老路的事，我们人事部门已经在准备工亡事故申请材料了。我们的法律顾问，也会随叫随到全力帮你。”他对女人说。
女人还是没说话。“老路是有单位的，单位会给你做主。”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战术是否明智。此刻他宁愿女人能从那个高位上走下来，做一些着地的事，比如哭泣、叫喊，甚至厮打，这样至少他能在女人捂得严严实实的想法里找到一个缺口。
这两个晚上他几乎都没有合眼，一直在考虑着应对方案。他知道他必须保持清醒，他若允许自己陷入泥潭，那么淹死的，将不仅是他一个人，还有整个公司和公司身后的三百多名员工。他把这四桩赔偿案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铺陈着，一遍又一遍地沿着它们的边缘行走，看是否有一条先前忽略了的小路，能导致任何一笔可以削减的费用。
比如那个受了伤的新员工。
新员工是从乡下招来的，一家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算得上是老实人。他们只要求在医药费之外，另外支付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营养费。他当场拍板同意，并且答应再多给两个月的工资。那家人便不再有话。
他多掏了两个月的工资，是因为他另有着他们所不知道的打算。这几千块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里，为公司省下几百倍的巨额开支。这个新员工是车里唯一一个活下来而且可以开口说话的人，她可以在法庭上做证：车上那个被家人描述成临时雇员的死者，其实已经完成了公家的差使。那人本该留在朱家岭的，却偏偏要跟着公司的人搭车进城——是为了她自己的私事。公事和私事，一字之差，却是天渊。“只要你，通知医生……”他对女人说。他的语气里开始出现第一次磕绊，他知道他已经进入了谈话最坚硬的核心。“只要你一签字，就可以开始走索赔程序了。”
走出那个磕绊之后，他发觉路就变得平坦了。
女人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她的声音喑哑破碎，过了几秒钟他才明白她说的是：“他还没死。”
这是女人第一次开口。“其实，送到医院，就已经是，脑死亡了。”他说。“可是艾克膜，可以维持……”女人说。
他终于在女人的想法里找到了一个缺口。他能做的，就是把身子蜷缩成一个细条，挤进那个缺口里，看能不能在里边捅出一个更大的缺口。即使这个缺口不能通往一条平坦的路，至少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捉襟见肘，步履维艰。“老路的情况，是脑干完全、永久性丧失功能，不可逆的，永远。”
他把一个句子小心翼翼地掰成了几段，像是把一个军团打散成几支小分队，希望总有一支能抵达目的地。“艾克膜适用的病人，有两种。一种是买时间等待器官移植的，另一种是心肺出现严重功能障碍，但还是可逆的，用艾克膜暂时替代心肺工作，让心肺休养生息。这两种情况，老路都不是。”他说。
这两天里，他不仅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做足了功课，他也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急症重症的科普自学课程。这两天的时间里，他已经从一个企业的老总，变成了半个心理学家和急救室医生。“使用艾克膜，是交警队的意思。三人以上立即死亡的，就是一起重大事故。要是经过七天抢救再去世的，就不列入死亡统计。今年的重大事故率很高，他们要严加控制。可是，这只是交警队的考虑，他们的想法，不见得就是家属的想法。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你。”
他说的是实情，但不是全部的实情。被他隐瞒了的那个部分是：艾克膜不在工伤保险所认定的医药目录上，除非救治单位能证明这是必要抢救。今天他和急诊的刘主任通过电话，旁敲侧击地打听过这到底能不能算上必要抢救，刘主任说老路要是我的家属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他猜想这就是“不算”的意思了。刘主任是老急诊，老急诊和新急诊的区别，就在经验。经验不仅在医术上，也在说话的艺术上。刘主任没有直接使用“是”还是“不是”这样的词，刘主任只是丢给你一句话，让你自己在里头挑意思。他轻轻一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他知道艾克膜费用这只昂贵的皮球很快将会踢到他那里，他必须趁皮球还在空中的时候就想好接应方式。“医生说了，艾克膜代替不了真正的心肺，很快会出现血液循环问题，造成血栓，坏死。”
女人的嘴唇又翕动了一下，但这次却没有发出声音。“你女儿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你外孙还从来没见过外公。你忍心，让他们见到这个样子的老路？”
女人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抽搐起来。女人在哭，尽管没有声音。
他就知道，他先前分头遣送出去的小分队，至少有一支已经抵达了目的地。“只要你愿意，我们马上就请最高级的化妆师，给老路化妆，让孩子们见到最好的……”
这时，他桌子上的手机突然振颤起来。他已经把手机调到了静音，他本来想在整个谈话过程里不接任何电话，以显示对这个女人的尊重，可这是一个例外。
因为这是交警事故处理中队的王队长。“老廖，我要和你商量，艾克膜的费用。”王队单刀直入地说。
球已经落到他跟前了，速度远比他想象的要快。
廖总顿了一顿，才说：“是不是继续使用艾克膜，归根结底，要尊重家属的意愿。”
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王队显然在他的语气里觉察出了前几轮谈话中所不具备的底气。“老廖，你们企业的年审报告虽然已经交上去了，可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今年还没过完，还剩下三十几个小时。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这世界上总有好事之徒——非要纠缠这一两天的区别，你们的安全生产指标，银行信用指数，会是个什么情况？”
廖总愣住了。
这两天他想得很周全，几乎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了，唯独漏过了这件事。年度评审材料一交上去，他就把这件事归在了已完成的单子里，完全忘记了他完成的只是前面部分，后边还露着一爿屁股。王队的眼睛狠，嘴也狠，王队一嘴就咬住了那块裸肉。他几乎无法相信他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那两个已经走了的，有一个不算是你们的人。老路怎么说也是你们单位的员工，老路要是死在年底，他加上司机，一共是两人工亡。要是不算他，就是一人。一人和两人，在统计学上属于什么样的百分比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廖总瘫坐了下来。这两天紧绷起来的精气神，这会儿突然像落潮的水一样退了下去，他疲乏得几乎拿不动手机。“挨过了年，对所有的人都好。这点医疗费，你们出得起，就算是给医院一个过年的红包。”
王队的声音散落在他的耳膜上，像一群嘤嘤嗡嗡的蚊蝇。他想说话，却找不着句子。“你顺便转告一下家属，车里有几样东西，需要她来认领。”王队说。“她就在这儿，你自己跟她说吧。”廖总疲惫地把手机递给了女人。“路夫人，我们在车里发现了你先生的手机，还有一个放在礼品盒里的古驰手袋。你什么时候过来认领一下？”王队问。
女人抽搐着的身子静止了下来，姿势突然硬得像一坨铁。女人怔怔地望着包厢里那堵被香烟烧出了几个洞眼的墙壁，眼睛里就有了眼珠。那眼珠像两粒炭火，烧着一种莫名的情绪，与其说哀伤，倒不如说更像是仇恨。
她终于知道了，谁是她丈夫手机里存的那个Q，还有，谁是那只古驰手袋的主人。一团纠结得那么紧的乱线，就这样解开了，被死亡。死亡让精心设计的掩饰猝然失效，死亡叫盖得严严实实的真相瞬间败露。“路夫人，关键时候，你要有主见，不能听信别人瞎说。我知道你的生日是元旦，再过一天半，你就是五十五周岁了。五十五周岁在赔偿法里属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你就可以拿到抚恤金，你丈夫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王队压低了声音对女人说，“抚恤金和一次性赔偿不同，抚恤金是一辈子的，每个月按时到，雷打不动。”
女人仿佛没有听见王队的话，女人只是神情恍惚地挂断了电话。
真相，另一个版本？
刘主任开完院里的科室领导会议，刚走进办公室，护士长就跟了进来。“六床的家属来了，不肯走，要见你。”护士长说。
六床是路思铨，重症监护室里唯一一个使用艾克膜的病人。“什么事？”“要探视。护士告诉她病房里已经有两个探视的人了，她不肯走。”
重症监护室一周开放四次探访，一次一个小时，只允许进两个人。“谁在里边？”刘主任问。“交警队的王队长，还有那个受伤的盲人小姑娘。”护士长说。“那小姑娘不是在留观吗？怎么能让她到处乱跑？”“她情况很稳定，李副主任说明天可以转骨科病房。她说临走前一定要看六床一眼，谁也拦不住。”
刘主任跟着护士长往外走，远远地就看见路思铨的妻子半个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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