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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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
97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犹如一声霹雳春雷，预兆着一个沉睡的民族开始真正地觉醒。97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缔造了新中国，建设了现代化的伟大国家。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然而，在走过97年之后，我们亲爱的党面临着一个必须百倍警惕的现实：8000多万党员，党员的纯洁性、党员的信仰感，似乎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正如革命领袖们一直教导我们的：党如果变质，首先是从党内和党的干部身上开始。
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旧址每年有几百万的参观者，他们当中有党员、群众、军人、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参观人数持续不断地上升，烈士英雄事迹的可歌可泣、叛徒特务的卑鄙无耻，给参观者留下许多的思考和启示！我们问过无数的参观者：假如处在那个年代，你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大多数人脱口而出：我可能没有勇气像烈士一样面对死亡考验，说不准……我可能也会叛变！如果要我选择当烈士，我真怀疑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思想基础！
这样的回答会让人感到揪心，感到……
红岩精神熠熠生辉，它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铸就的。“红岩”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正是对红岩精神的践行。历史上“红岩”的故事也许不会重演，但对共产党人严峻的考验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而当那种严峻的考验来临之时，我们该怎样面对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与政权，面对哺育我们成长的亲爱的党和伟大的人民？
是绝不玷污党的荣誉，还是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红岩”的历史书写了忠诚与背叛！
忠诚与背叛——每个革命者、每个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也时刻都在接受这样的拷问与考验。
小说《红岩》之所以经久不衰，成为宣扬中国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经典故事，其实就是围绕着“忠诚”与“背叛”这四个字而展开的一幕幕斗争史篇。然而，随着白公馆与渣滓洞历史档案的细节越来越多地被公布于世后，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里所发生的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远远超过小说《红岩》的精彩与深刻、生动与悲壮，且意义也更加深远……第一章 血染红岩“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务必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我们的生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就要来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承担后果！哪怕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11·27"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黑色而悲壮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白色恐怖下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和牺牲？
1949年，北京和重庆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同是秋日，前者早是旭日东升、霞光万丈，而后者却迷雾重重、阴气压天，到处笼罩在惊恐与血腥之中……接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而就在这一年，一个垂死的政权——国民党反动政权——欲借西南一隅，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另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犹如初升太阳，将温暖洒遍神州大地。
经过全面的较量，蒋介石军队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已开始向台湾逃窜，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及特务们则在执行报复性的破坏与屠杀。“就是统统失败了，也不能让共产党得到一点点油水！”绝望中的蒋介石红了眼，对那些心存一丝“留后路”的部下，拍着桌子厉声斥责道，“谁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谁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
生死决战的“试验场”选择了西南重镇——重庆。
8月25日，国民党大特务头目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这是他这一年中第二次来重庆。3月份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奉蒋介石之命，来给他的喽啰们打气的：“六个月内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那时国军可以依靠美军反攻，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任。”同时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秘密召集特务头目们布置“还乡运动”。所谓的“还乡运动”，就是派遣特务们以各种身份，“潜伏”到各个角落，一旦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他们就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以配合所谓的“反攻灭共”之计划。然而时隔不到半年，全国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妄想让美国人插手阻止中国共产党建国大业的美梦基本破灭。6月15日，毛泽东从北京西郊的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后，一面夜以继日地筹备建国大业，一面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斗命令，并且指示刘邓大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先断敌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回过头来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快动手吧，不然连机会都没有了！”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毛人凤将毛泽东已派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到上海接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北上”参加建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报递给蒋介石时，蒋介石冲毛人凤歇斯底里地吼道。“过去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在罗家湾19号“漱庐”何龙庆公馆，毛人凤对张群、杨森、王陵基等在重庆担任防守任务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转达了蒋介石的“对共党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的基本精神。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的大破坏和对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大屠杀计划从这个月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迷雾笼罩的山城，似乎从此一天比一天令人窒息。毛人凤“委座批示要先杀杨虎城。”毛人凤刚刚向张群、杨森等通报整体破坏方案后，又找来国民政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即小说《红岩》里的“徐鹏飞”原型）这个得力的刽子手，具体部署实施大屠杀。“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其中40来人已由徐（远举）先生决定先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行为较轻的，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先生，这样做是否适当？”徐远举的下属、二处课长雷天元毕恭毕敬地问上司。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旧址
毛人凤轻蔑地瞟了一眼雷天元，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了，感化教育还有用吗？”“您的意思是……全部杀掉？”
毛人凤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扭头便登上汽车。在消失的车子后只留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这事你同徐先生商量吧！”“真要全部……”雷天元看着毛人凤的车子远去之后，回头向徐远举做了一个“杀戮”的手势，问道。“笨，还用说嘛！”徐远举不屑一顾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杀杨虎城是件大事。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顺应民意，靠一场兵谏，将不想抗日的蒋介石软禁，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配合下，促使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主张抗日，从而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篇章。然而“受辱”的蒋介石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除掉张、杨二位将军，只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暂时先放手。进入1949年后，“下野”的蒋介石听说“代总统”李宗仁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顿时心生怒火，铁心要除掉张、杨二人，尤其是杨虎城。“太坏，他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娘希匹，不杀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对毛人凤说。
显然，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西南，加之“代总统”李宗仁已经放出的“释放令”令蒋介石加快了除掉杨虎城将军的行动步伐。戴笠在世时，蒋介石曾密令暗杀杨虎城将军，后来国共有过一段“合作”，这事便被耽搁下来。随着国共斗争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蒋介石认为杨虎城将军不会安然站在他国民党的一边，所以干脆借机将杨虎城将军彻底关了起来。此刻的杨虎城将军其实并不在重庆，而是被关在离重庆几百里远的贵阳黔灵山的一所监狱里。“要不我派人到贵州那边把杨虎城干掉得了！”徐远举曾向毛人凤请示过，但未被批准。毛人凤说：“那里不安全，一旦出了差错，我们都没法在委座那里交代。”“那校长的意思是……？”徐远举当年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所以他自称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希望毛人凤把除掉杨虎城将军这样的大事交给他办，这样可以表明自己对校长蒋介石的忠诚。“要不，我们在把他从贵州提回来的路上干掉！”徐远举见毛人凤摇头，便出一招，道，“川黔公路两边都是荒山野岭，半道上我们把杨干掉后找个地方埋了谁也不知道。”
毛人凤想了想，说：“不行。如果半路上遇到共产党的游击队怎么办？一不保密，二不安全。还是提回重庆来吧。”又说，“我让周养浩到贵州提人，这边的事你负责。”周养浩是保密局在西南的另一个重要特务，原任贵州息烽监狱监狱长；1948年调重庆，任徐远举手下的西南特区副区长。这个“笑面虎”能说会道，经常陪杨虎城将军下棋、喝酒，博得了将军的好感。毛人凤知道杨虎城将军的脾气，让周养浩去骗杨虎城将军入圈套自然会容易些。
方案定下后，周养浩就挑选了西南特区特务组织里的几位骨干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杀害杨虎城将军。
毛人凤对此项任务格外重视，除了亲自布置整体方案外，对具体实施细节都一一检查。9月1日，周养浩带着亲信一行前往贵阳黔灵山去骗押杨虎城将军。9月2日中午，毛人凤接见了徐远举带来的几位准备参与“干掉”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要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密裁任务。”毛人凤朝徐远举瞥了一眼，意思是绝对不能告诉执行者具体的细节，即不能让这几个知道他们杀的是什么人。徐远举会意地点点头。“此任务特殊，执行时不能有声响，也就是说不能用枪。”毛人凤抬了抬眼皮。
行动组长熊祥“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说着，他从身上抽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向毛人凤示意，“我和队员们已经商量好了，就用利刃解决问题。”“这行吗？”毛人凤有些怀疑。“行，绝对有把握。”熊祥回答得很肯定。
徐远举插话道：“局座放心，这几位都是我西南特区的干将。执行这样的任务已经不是一次了。”杨虎城将军“那好。”毛人凤站起身，用皮鞋在地上画了个圈，“密裁地点在松林坡的‘戴公祠’和下面的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特务们都知道这“戴公祠”就是当年戴笠在世时的公馆，是歌乐山的一栋风景优美的别墅。毛人凤安排在那里杀害杨虎城将军，其目的也是为了蒙蔽将军。“现在你们向委座宣誓……”毛人凤突然一个立正，转身面向墙上的蒋介石画像。“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受严厉处分！”杨进兴、熊祥等特务们举起右拳，齐声宣誓。“去准备吧！”誓毕后，徐远举朝手下特务们示意了一声。待特务们走后，徐远举悄声问毛人凤：“杨身边一直有只小皮箱，里面有英镑、美钞和一些珠宝，怎么处理？”“充作给弟兄们的奖金呗！”“是。”徐远举和毛人凤一起笑了。
再说到贵阳骗接杨虎城将军的周养浩等人到达目的地后，借蒋介石要与杨虎城将军谈西北问题之由，欲接其到重庆。杨虎城将军毕竟经历多年磨难，也了解口是心非的蒋介石，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反问周养浩：“瞎扯！西北问题为何要找我杨虎城？”周养浩一再表示是“真的”，杨虎城将军想了想，说：“住几天再看看吧！”周养浩等人不敢来硬的，只好应允。
9月5日，杨虎城答应可以回重庆。周养浩立即密电毛人凤：“6日晚达渝。”
从贵阳到重庆路程并不远。杨虎城将军抱着夫人的骨灰盒（谢葆真是几年前被特务害死的，自此，将军一直将其夫人的骨灰盒带在身边），携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及其9岁幼子宋振中——《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在特务的三辆车子押解下离开贵阳，向重庆方向行进。
杨虎城将军在离别那一刻，回眸看了一眼囚禁他多年的这座监狱，心头百般滋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场早已精心策划好的血腥屠杀……
6日晚，车队抵达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那“戴公祠”就在山腰上。杨虎城将军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问：“既然蒋介石接见我，为什么跑到这山上来了？”特务们立即用早已准备好的骗词回答道：“总裁说让您先在此休息两天，然后再接您到城里去谈……”并指指山上的明亮处，补充道，“不信您看，这公馆里灯火通明，是我兄弟们早就为您的到来准备的。”
杨虎城将军瞄了一眼黑暗中明耀耀的“戴公祠”，再也没有说话。将军彻底被骗了……
汽车在松林坡停车场停下，特务张鹄先跳下车为杨虎城将军打开车门，便引杨虎城一行上山。按照预先的安排，杨虎城将军与儿子杨拯中被先带上山去。
黑暗中，身材魁梧的杨虎城将军走在前面，其19岁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紧随其后。等父子俩出现在戴公祠的“会客室”，早已等候在此的特务们佯装笑脸地向杨虎城将军父子介绍：“这里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间都行。”话音刚落，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抢先往里屋走去。这时，躲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迅速举起匕首，一个猛子冲到杨拯中的身后，朝他的腰部就是狠力的一捅。“爸——”受到突然袭击的杨拯中大喊一声，立即惨死在血泊之中。杨虎城将军感到情况不妙，刚回头，只见眼前几把贼亮的屠刀已经向他袭来。腰部先进刀的杨虎城将军“哎呀”一声大叫，特务杨进兴立即用一块毛巾蒙住其嘴。随之，杀手们一拥而上，朝将军身上一阵乱捅。一代英雄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场预谋已久的暗杀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和将军女儿杨拯贵的车子晚到两个来小时——其实也是特务们事先安排好的。他们一到，特务们便带他们向“戴公祠”的警卫室走去。此时已凌晨2点多，歌乐山一片漆黑。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拉着杨将军的幼女杨拯贵在先，“小萝卜头”宋振中被父亲领着随其后一起往有灯亮的地方走去。“这里有三间房，你们在里面休息吧。”宋绮云一行人刚到，警卫室的特务们便再次拿骗杨虎城将军的方法来骗宋绮云等人。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往屋里走去，她想为丈夫和孩子们安顿房间，哪知躲在门后的特务们一见她出现立即举起匕首在她要命的地方猛扎几下。宋绮云见状大叫“林侠——”可没等他喊出第三个字，特务杨进兴和熊祥已经将两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和腰部……
这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宋振中和杨拯贵惊呆了，小振中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拼命地朝里屋冲去。“小兔崽子，让我来！”一个特务提着血淋淋的匕首一把拦住小振中，将其按在地上。随其而来的特务杨进兴上前就将挣扎之中的9岁男孩活活地刺死了。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则被特务安文芳硬是用双手卡住脖子给憋死……几个小时后，特务们将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底下和警卫室预先挖好的坑内，刽子手们怕走漏风声，几天后又在上面打上三合土，使看起来天衣无缝。
6条人命，在1949年9月6日那个漆黑的夜里，就这样被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们活活屠杀！
重庆大屠杀事件应该是从杨虎城将军等6人的被害正式开始的。因为就在9月6日这一天，毛人凤命令徐远举在飞往昆明执行“九九整肃”之前，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川东地下党、《挺进报》事件和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中的陈然（小说《红岩》中“成岗”原型）、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原型之一）等42名共产党员及“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周从化等人名单交有关特务机关承签，并报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后，准备一并“枪决”。“一定要有法医在场拍照核实。”毛人凤死盯着整个大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可见，蒋介石对重庆地下党等革命志士的屠杀行动是何等重视，同时又流露出他在蒋家王朝即将灭亡时的恐慌之情。
1949年的9月底和10月初，国共两大阵营呈现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前者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后者旭日东升，欣欣向荣。
9月21日下午7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灯结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等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组成成员的领导们入场，那热烈的掌声长达5分钟之久。场外，54响礼炮在北京城上空久久回荡……“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的声音。“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全场代表随着毛泽东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起立，代表们使劲地鼓着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那是被此情此景所感染的眼泪，那是荡涤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眼泪，那是欢呼一个新政权诞生的眼泪！
宋庆龄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的声音铿锵有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
10月1日下午3时，重新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锣鼓齐鸣、彩旗招展的欢乐海洋。穿着一身新式呢制服的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中央的麦克风前，用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万众欢呼，震天动地。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如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
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
关押在楼下二室的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放风时从楼上的一位难友那里得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而且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正是抗战时期风靡的《义勇军进行曲》。
七天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已经成立七天了，被囚禁在重庆国民党反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才知道这个喜讯！是迟是早，同志们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第一个得到这消息的罗广斌此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太长。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便三步并作两步赶回牢房中，急着想把这消息告诉同狱的难友们！“真的？已经成立啦！”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得这一喜讯后，个个兴奋得像孩子似的又拥抱、又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意犹未尽的难友们甚至在囚室里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在特务的监视下，大家用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后，罗广斌和狱中的全体难友又面朝北方，肃穆低唱：“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夜已很深了，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不能入睡。大家围在一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式样，他们是那样激动，那样自豪。坐在一旁的罗广斌眼见这般热烈的情景，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好主意！”难友们齐声赞同。
曾和罗广斌同关在平二室，后又与罗广斌一道脱险的毛晓初回忆彼时的情景，说：当时听了罗广斌的建议后，大家都马上举双手赞成。老罗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当时大家还不知国旗上的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就应该是白色的。另外我们也不知五星如何排列，所以大家就悄悄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应当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囚室内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因此我们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你一刀、我一线地接连来完成这五个星子，然后再用剩饭粘在红绸上。经过通宵奋战，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做好了。罗广斌和陈然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那情景无法忘却……
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罗广斌把男囚室的这次“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身上。
红旗做好后，大家把牢房里的楼板撬开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楼板里面，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出去！
这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是罗广斌在制作好红旗后，一气呵成的。“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重新回到白公馆。那天罗广斌带着我撬开楼层的木板，取出了那面他们制作的五星红旗，这旗后来交给了组织。”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郭德贤这样对我们说。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解放西南的会议，此次会议特别重要。在我党解放广东、广西之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的胡宗南集团也在向西南集结，蒋介石再度坐镇重庆，准备在重庆、成都立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新局势，决定加快解放西南的步子。歼灭国民党重庆城内的顽敌，自然成了党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的重中之重。三天后，二野的刘邓大军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继而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再解决重庆战事。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这着险棋没有估料到，他原以为人民解放军会通过一野部队的主力经秦岭入川。“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泸州、重庆一带……"10月19日，毛泽东电令林彪部队。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贵州直插四川的意图亮相于国民党军队面前时，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堵住共匪于陕境之外”的计划彻底破灭，他异常惊恐和残暴地命令特务们加快在重庆实施两件事：破坏城市设施，灭杀狱中的共产党分子！
20日左右，刽子手徐远举接到毛人凤密令，要他迅速执行对《挺进报》事件中的共产党人的“枪决”命令：“委座说了，越是在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越要给我们的军队和民众以士气，所以，枪毙《挺进报》事件的共党分子要搞个公开枪决的审判会，声势搞得大一点，而且还要事先登报宣传，杀杀共党的嚣张气焰。”“明白。”徐远举得令后便连忙组织起这场表演性的“公审”大屠杀。“刑场选择在哪？”特务二处的课长问徐远举。徐告诉他还是在一年多前枪毙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之一）的老地方——大坪。
26日上午，张界等几个现场行刑的特务负责人拿到了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取准备枪决的犯人名单。“怎么还有蒲华辅、涂孝文和袁儒杰呀？老蒲和涂先生可是为我们抓共党分子立过大功的呀！”有特务看着名单议论道。“那叫活该！”张界阴笑着对同伙说道，“委座才不相信投诚来的共党分子真心跟老子们一条心呢！”
他们说的蒲华辅就是《红岩》小说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这个出卖了一批共产党员的叛徒原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在狱中后来“死活不说”，也没有接受特务机构吸收他当镇压共产党的特务的要求，但最终他仍然没有逃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子。“陈然、王朴、华健、蓝蒂裕……这几个可是共党的顽固分子，早该枪毙他们了。”特务们在谈论枪毙共产党人时就像在说到大街上去吃一顿麻辣烫那么轻松愉快。
10月28日一早，徐远举指挥下的特务警卫团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地开着囚车来到渣滓洞，先后提出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队长楼阅强、中共梁山（今重庆梁平）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和与蒲华辅属一类人物的袁儒杰。“蓝蒂裕！七号室的蓝蒂裕还磨蹭什么？快下楼！”渣滓洞监狱的楼下，几个特务向楼上的男囚室嚷嚷道。“蓝胡子，他们又在催你了！”七号囚室的一位难友走到正在整理自己衣物的蓝蒂裕身边，提醒道。“让他们喊魂吧！”蓝蒂裕由于入狱后一直留着长长的胡子，加之33岁的年龄在狱中的共产党人中也算是个“大哥”级人物了，所以，大伙都叫他“蓝胡子”。
蓝胡子可不是一般人物，虽然《红岩》小说里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他，然而这位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却在渣滓洞的真实革命斗争中有过一段传奇的故事。
贫苦家庭出身的蓝蒂裕，1941年因被敌人发现在看《新华日报》而被捕，后来蓝蒂裕成功越狱。1948年因叛徒出卖，蓝蒂裕再次入狱。起初他被关在梁山县监狱。急于得到这一地区共产党组织名单的敌人虽对蓝蒂裕百般拷打，却始终不能从蓝蒂裕的嘴里得到半句话，于是敌人另生一计。
这天，蓝蒂裕被带进刑讯室。室内烧着一盆熊熊炭火，一把烙铁在炭火中被烧得通红。突然，蓝蒂裕看到敌人把自己的母亲带进了刑室。“妈，你怎么来啦？”蓝蒂裕不免大惊，但马上明白这是敌人施出的一招毒计。
母亲见儿子如此蓬头垢面、遍体鳞伤的惨景，忍不住扑过去抱着儿子放声大哭。这让蓝蒂裕心如刀绞，可他知道这份情感不能让敌人看出来，于是安慰母亲：“没事。妈，你别哭。儿子没事。”“蓝蒂裕，我看你还是说了为上策。”站在一旁的几个特务打手冷笑着走过来对蓝蒂裕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们知道你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苗，你也该考虑你母亲将来由谁来奉养是不是？”
面对劝降，蓝蒂裕轻蔑地怒视了敌人一眼，斩钉截铁地说：“要我说出党的机密，我看你们是在做梦！”“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上刑——”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蓝蒂裕母亲的面，猛地从炭盆中抽出冒烟的烙铁，对准蓝蒂裕的胸脯直推过去……只听“嗤嘶”一声，蓝蒂裕的胸前连衣带肉地已被烙出一个焦煳的大口子。“儿——！”母亲见状，当场昏倒在地。“好你个共党分子！厉害啊！老娘吓倒了，你还硬挺着啊！”敌人一边骂一边又举起烧红的烙铁朝蓝蒂裕身上烙去……“你们这些……畜生！”蓝蒂裕昏迷过去。“用冷水浇醒他！”敌人已经失去人性。当蓝蒂裕醒来时见母亲在一旁痛哭不止，他强忍住钻心的裂肤之疼，正色地对母亲说：“妈，哭有啥用！要知道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我如叛变投敌，同志们就会惨遭杀害。现在儿纵然死了，却能换来革命胜利。全国多少共产党员，都将是你儿子。党今后一定会照顾你的。”
母亲听到儿子这话，果然止住哭声，擦着眼泪点头道：“妈懂。”
敌人一招不成，又使二计：他们将蓝蒂裕吊上屋梁，并让其母亲站在梁下“观看”。不一会儿，反吊在梁上的蓝蒂裕痛得额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儿子的汗水滴在母亲的脸上，又成了如泉的泪流。“妈妈，不要哭了。眼泪换不来胜利……”话没说完，蓝蒂裕便又昏死过去，一直到绳子断裂，从梁上跌下。
敌人如此用尽险恶心计，却未能让蓝蒂裕的嘴漏出半句有损革命利益的话。敌人无奈，一个多月后只好将其转解到重庆的渣滓洞监狱继续拘禁审讯。在这里，特务们对蓝蒂裕使用了几乎所有的酷刑，诸[1]如老虎凳、水葫芦等等，然而蓝蒂裕依然守口如瓶。
蓝胡子爱唱善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他带领囚室的同志们唱《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啊。月亮西边出哟，太阳东边落哟，天上桫椤地下栽，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门哟，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哟。清早走进城哟，看见狗咬人哟，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别人用嘴来讲话。田里种石头哟，灶里长青草哟，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哟。喜鹊好讨苦哟，猫头鹰笑哈哈哟，城隍庙的小鬼哟，白天也唱起古怪歌……《古怪歌》不仅词古怪，而且调也古怪，当敌人折磨我革命同志时，蓝蒂裕就拉着他那古怪的嗓门，哼起古怪的调子，让敌人又气又恼，常常不能为所欲为。难友们觉得这种方式是对付监狱敌人的好法子，于是打这以后，一旦特务们欲在狱中做些让革命同志们无法忍受的事时，难友们便同蓝蒂裕一起轮番高唱《古怪歌》。此时，整个渣滓洞都会变得“古怪”异常，令特务们浑身起鸡皮疙瘩。
蓝胡子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风趣幽默的斗争精神，在狱中深受同志们的爱戴。而由于他又善作诗吟唱，便成了大家格外尊敬和喜爱的人。“子弹穿身身方贵，血染红旗旗更红。”这当年狱中流传最广的革命诗句之一，便出自蓝蒂裕之手。“七号室的蓝胡子，你还有啥子‘古怪’的事干吗？快点下来！”楼下的特务又在叫嚷着。
七号囚室，蓝蒂裕将身上的物品分别交给那些在敌人监狱并肩战斗的难友们，最后他将一张皱巴巴的废香烟纸塞给身边的难友，悄悄说：“如果可能，或把它交给我的耕儿，或者念给他听……”“放心吧，胡子。”囚友们含泪过来握住蓝蒂裕的手，大家清楚这是最后的诀别了。“永别了，同志们！”在同志们面前，蓝胡子其实并不“古怪”，他总是一腔热血，革命斗志格外高昂。
那天，渣滓洞留下来的难友们全都拥在铁窗口，向他们尊敬的华健、雷震和蓝蒂裕等同志告别，那一刻，《国际歌》响彻监狱上空……
押解蓝蒂裕等人的囚车刚走，七号囚室里就响起了一阵高亢的诵诗声——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就是蓝蒂裕在行将走向刑场前留给儿子耕荒的一首著名的“狱中诗”——《示儿》。这首诗是由后来在大屠杀中脱险的同志带出来的。蓝蒂裕共有一儿两女，大儿子耕荒在蓝蒂裕入狱时年仅4岁，而两个女儿当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娃娃，她们甚至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儿子长大后一直以父亲《示儿》的遗训勉励自己。……1964年2月7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11个国家胜利回国到达昆明，我们参加昆明部队业余文艺调演的26名业余演出队的同志，幸福地接受了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汇报演出的光荣任务。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临演出之前，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从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到后台看望了我们演出队的全体同志。李成芳政委把我叫过去介绍给周总理说：“这是1949年10月在重庆渣滓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的革命烈士蓝蒂裕的儿子蓝耕荒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微笑着和我握手，亲切地询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在做什么，还问我多大岁数了，当了几年兵，是四川什么地方的人。我激动地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对革命后代无限关怀、爱护的心情，鼓励我说：“你是老兵啰，又还年轻，要好好地干！”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你要永远牢记革命先烈和你父亲留下的遗嘱，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的好后代，当革命的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总理对我的希望！”总理听了微笑着点点头。
这是蓝蒂裕儿子蓝耕荒后来的一段关于他作为烈士子女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的回忆。然而蓝蒂裕肯定没有想到，他留给儿子的一首《示儿》，几乎教育和影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代年轻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9年10月末发生在重庆的那一场大屠杀的现场吧。
话及徐远举派出的特务们从渣滓洞提押华健、雷震、蓝蒂裕、成善谋等“要犯”后，不一会儿囚车便到了白公馆。在这里，特务们要提押的是5个人，其中，中共《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和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显然也是此次“公审”的“要犯”。
当敌人在渣滓洞提人时，白公馆内的陈然、王朴等“狱犯”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与党和同志们诀别的最后时刻。“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这是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写的“自首”中所描述的。《红岩》中的成岗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陈然是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好男儿，小时候有个“香哥”的乳名。陈然出生不久，其父亲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后陈然的父亲因调到上海海关工作，所以全家又迁往上海。幼年时代的陈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长大的，民族之恨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1939年，16岁的陈然在鄂西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1940年末，组织上安排陈然到重庆工作，碰巧此时他父亲也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重庆，山城从此成了陈家的安身之地。之后的陈然成了职业革命者，他时而到工人中发展党员，时而到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中共南方局、南方局）撤出重庆之后，《新华日报》等机构也随之离开山城，一时反动势力非常嚣张，中共活动彻底转入地下。陈然则以办刊物的形式继续从事地下宣传活动。在严酷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与组织失去联系两年多的情况下，陈然依旧积极活动，同敌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陈然烈士
陈然是位办报刊的能手，曾经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担任过《彷徨》的编辑组稿工作，《彷徨》也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重庆进步青年。随着重庆地下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所有进步报刊不管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成了特务们的眼中钉。坚持斗争的陈然等共产党人从秘密[2]渠道获得了一份叫《群众》的周刊，同时还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油印新华社电讯稿。重庆《挺进报》旧址“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奋人心了，应当传播出去，让敌人发抖去吧！”于是陈然有了与他的同志一起办一份宣传革命胜利消息的地下报纸的想法。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注意。市委通过间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报是些什么人搞的，当获悉是失散的共产党员刘镕铸、陈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决定正式接管这张小报。“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然热泪盈眶，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不久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负责领导（彭即江竹筠的丈夫）。当时重庆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而由市委领导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16开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是发表文章的。两份中共地下党报刊，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挺进报》的稿源是地下党从地下电台抄录的新华社电讯稿。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这项秘密的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叫成善谋的共产党员。其实，陈然原来就认识在重庆开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成老板”在当他的《挺进报》“上家”。
地下党的秘密纪律就是这样严密，有时就连身边的同志，也并不知道相互之间的真实身份。
陈然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兼一部分发行。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家里。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一个小机修厂的管理员，机修厂在重庆野猫溪，比较僻静。厂里除了七八个工人外，就只有他一个人负责管理。他建议住在厂里，环境单纯，作为秘密工作地点十分适宜，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是在家里刚印刷完新一期《挺进报》时被特务们逮捕的。
徐远举抓到陈然和获取刚印刷好的《挺进报》，以为是逮住了中共重庆市委的一条“大鱼”，所以不择手段，一直对陈然施以重刑，企图获取更重要的情报。
被捕的当晚，陈然就被连夜审讯。结果是，陈然只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子？”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只能靠拳脚来泄愤。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后，第二天就亲自来审讯。
徐远举看了看“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的陈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直起嗓门吼道：“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代出来吧！”“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的，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代什么组织？”陈然泰然自若地回答。“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说吧。”“我自己想办的。咋啦，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徐远举想不到这个年轻人骨子里却很硬，便改了口气，“实话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代了出来，你还不交代组织？”
陈然一听，反而笑了笑，答：“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代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代什么材料？”
徐远举终于沉不住气了：“你有什么可强辩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我的，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代你的组织？”
陈然毫不示弱地反问：“不交代又怎么样？”“不交代，就强迫你交代。”“那你就强迫吧！”“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徐远举震怒了，“啪”的一掌拍在桌上，吼道，“好！陈然，你看着吧！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陈然鄙夷地瞥了一眼徐远举，将高昂的头颅侧到一边。“好，你等着！”闹了整整一个上午，徐远举什么也没得到，气得临走时吩咐喽啰们，“下午继续，再不说就上刑！”
下午，特务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给陈然上刑。“交代不交代？”特务轮番地审问。陈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组织可交代。”“上老虎凳！”特务开始加刑。这时，徐远举突然气势汹汹地进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坐在老虎凳上的陈然的头发，连号带叫地问道：“还不想说吗？”“没什么可说的，你这狗日的土匪！”陈然双目喷着怒火。“加砖头！”“再加——！”徐远举顿时露出一副畜生的嘴脸。酷刑下，陈然脸色苍白，头上的汗珠直淌。“说不说？”“没得说！”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突然卷起袖子，伸出巴掌，猛地朝陈然脸上打去……陈然昏死过去。
一桶桶冷水泼到他身上。他醒了过来。“再不讲今天就把你整死！”特务们在狂吠。
陈然怒视着刽子手们，没有半句话。“这家伙，怎么这么硬？”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徐远举最后不得不这样无可奈何地自问起来。
两天以后，陈然被送到了渣滓洞。
不到十天，他又受了一次酷刑。这回审讯他的特务是有“毒蛇”之称的张界：“你考虑好了没有？不交代组织又要动刑的。”
陈然依旧坚定地说：“没有组织可交代。”“那就再来坐坐老虎凳吧！”特务更加疯狂地使毒招。陈然双目紧闭，泰然自若。“加砖头！”徐远举又一次出现在刑房。
陈然紧锁双目，表现出极大的蔑视。“我看你硬！”徐远举举拳猛击陈然。
酷刑面前，陈然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按“重犯”论处，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押解至白公馆。
哪知没过多少时间，监狱《挺进报》竟然在徐远举的鼻子底下诞生了，这让自称是“共产党克星”的徐远举恼怒至极，但仍然无法查出到底是谁干的。陈然当然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可“共匪”的那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呢？徐远举和特务们一直没有弄明白。原来，陈然到白公馆后，住在一楼的狱室，他楼上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黄将军是牢中唯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难友，而黄将军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关系非常好，所以时常趁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难友们看。陈然便是借助从黄将军的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纸片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内传递……当难友们看到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红岩》小说，了解到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一大功劳也理当归给陈然。当时敌人阵营里并非都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出身贫穷的看守们也时常有牢骚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然就抓住这些人的弱点，不断地做正面工作。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帮助罗广斌等19人逃出白公馆的杨钦典便是陈然等人耐心细致策反过来的特务。“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这是解放后杨钦典的交代材料上的一段话。“陈然！出来！”现在是10月28日早晨，早饭还没有开始，白公馆里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他们在大门外增设了几道警戒，同时又有几个荷枪实弹者跑进了院子内。特务们在点名传讯，被点名的除了陈然还有王朴等人。“看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陈然听到外面在点自己名，知道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对同室的难友们说了这句话后，便从容地脱下囚衣，换上他入狱时穿的那套简朴的衣裳，同时又把零碎物品一一留给同室的难友。“广斌，我那首《假如没有了我……》的诗还差几句没写完，就劳驾阁下帮助写完吧……”在与罗广斌告别时，陈然将近日写的一首未完成的诗稿塞在难友手里，然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再见了，同志们！新中国已如东方升起的旭日，让我们一起用鲜血去向党和新的国家证明自己的忠诚吧！”就这样，陈然和王朴等共产党员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出白公馆。
这是他在心里想过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激情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同志们：……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特务的囚车开动了。突然，白公馆里响起一阵高亢的咏诗声。陈然听后欣然回首，他高兴地笑了，因为监狱里的同志们正用他的诗在为他送行……这首诗后来经脱险出狱的同志重新整理，以《我的“自白”书》为题发表，成为脍炙人口的陈然遗作而广为流传。
8时左右，押着共产党“要犯”的囚车从磁器口“特区”飞快地驶进敌人警备司令部的大门，车上立即跳下一批满脸横肉的特务，跟着便从车上押下陈然等十名“政治犯”。
此时，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群众。原来，国民党当局早已为今天的“公审”做了充分准备，当日的《中央日报》等报纸都刊载了特务机关派送的新闻稿：“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敌人企图以“公审”的画皮，来掩饰大屠杀的真相，其现场滑稽可笑：警备司令部的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等十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公审”开始，只听反动法官一个个点名，然后宣布各自“罪状”：“陈然……《挺进报》负责人……”“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啊！老成，原来是你呀！”“陈然，你好样的！”“快快，站到各自的位置去！”特务们忙把他俩拉开。成善谋只得举起手笑着向陈然说：“紧紧地握你的手！”陈然则会意地回答：“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让“公审”现场开始骚动起来，“法官”再说什么似乎谁也没有听清。倒是陈然、王朴和成善谋等在不停地高喊着，似乎是他们在审判敌人——“今天你可以枪杀我们，但是你们自己还能活几天？”“你们这些刽子手逃不出人民的最后审判！”“胜利属于我们，你们必定失败……”
在陈然和王朴等与“法官”对峙时，另一边的蓝蒂裕依然不放弃，他以独特的幽默在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当“法官”问他还有什么可说时，他笑笑，头一昂，说：“你们听到过我多吐一个字吗？好了，再见了！”“你真是怪人啊，我已经要枪毙你了，怎么还再见呢？”
蓝蒂裕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哈哈……这你们还不明白？不要两年，我们是会在地狱中再见的！”“晦气！”特务们气粗了脖子，草草收场道，“押他们上刑场！快快！”
就这样，陈然等“犯人”立即被粗暴地推上刑车，马达声顿时“隆隆”响起。这时，更洪亮的口号声爆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刑车驶进民生路等市区大街，沉默而愤怒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倾听着刑车上高亢的《国歌》《国际歌》声。陈然等人趁此机会，大声向全市人民传播革命的喜讯：“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五星红旗……首都北京！”“蒋介石彻底完蛋啦！”“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刑车所到之处，沿途的重庆市民们悲愤而激动地目送着英勇的共产党员们，许多人一边为陈然他们送行，一边悲愤地流着热泪。刑车到了大坪附近，警戒线外也聚集了一批群众。“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陈然要求停车，向群众发表演说。惊恐的刽子手们哪敢这么干，上来两个特务便架着陈然将其拉上山冈。陈然用肩膀把特务撞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敌人的机枪已经架起，子弹飞快地从枪膛射出……屹立在山冈上的陈然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罪恶的子弹穿透陈然的身躯，英雄竟然没有倒下。刽子手们慌乱地叫喊着：“再来一梭！快快！”
突！突！突！……“毛主席万岁！”
……
陈然倒下了……陈然这年28岁。
成善谋倒下了……成善谋这年29岁。
最后倒下的是王朴，王朴也是28岁。
10月28日这场屠杀，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11月14日又有30人被集体枪杀。《红岩》中“江姐”原型之一的江竹筠等人就是在此次屠杀中牺牲的。
为什么特务选择了11月14日这一天？重庆市民其实并不清楚，监狱里的“犯人”更不知这一天是他们告别世界的黑暗日。
因为这一天，蒋介石又一次飞到了重庆。毛人凤、徐远举等效忠于老蒋的特务头子很会办事，他们要给节节败退、灰心丧气的“委座”打点气，给个“见面礼”。所以，这一天的大屠杀是毛人凤、徐远举等特务精心策划的。
进入11月份，我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突破川黔防线，11月8日的鄂西战役，我军歼灭宋希濂部2万余人。12日黔江解放，贵阳解放也已近在眼前（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二天贵阳就解放了）。蒋介石已经知道西南形势对他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极为不利，所以，仓促之中决定再次亲临重庆。
同日随蒋介石而来的毛人凤，一到重庆，即饬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新世界”看守所的“案犯”造册送核。徐远举随即命令手下分头行动。下午4时，毛人凤到林园谒见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人凤必定要让主子获得一份舒坦的心情。所以，他才会有一下飞机便立即吩咐徐远举等特务分子送交“马上行动”的屠杀计划。“什么时候动手？”徐远举请示毛人凤。“天黑前吧。”毛人凤说完补充道，“动作快一些。完事后你到我住处还有要事……”“是。”
徐远举接受毛人凤指令后，迅速命令手下：“立即行动，分头将要毙的人集中起来，再分批押到电台岚垭刑场给灭了！”
关于此次大屠杀，徐远举后来有一段交代材料上这样说：密裁齐亮、江竹筠等30人的计划，由西南特区拟具，送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核定后在电台岚垭执行。主持屠杀的刽子手有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等特务。具体是：由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将要杀的革命人士以转移关押的名义，从渣滓洞骗出，随后一一捆绑押至刑场，再由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特务用卡宾枪扫射“解决”。在刑场外围，由交警大队及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进行严密警戒。屠杀完毕后，将他们的遗体拍成照片，报台湾备核。
根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遗留下的档案，当年特务机关对残害江竹筠等30位革命志士的大屠杀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下面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此次“密裁”的具体行动计划的部分原始档案记载：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课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课长、组长共同负责主持。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五、执行布置与准备：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祥组长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界法官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500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界法官、李磊所长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从这份“密裁令”上可以看出毛人凤、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表现得何等冷血，又何等周密，他们甚至连杀人后如何分发奖金等问题都考虑得如此详细。据徐远举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讲，毛人凤还非常“周到”地安排这些参加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一旦完成任务后，可直接派飞机送到台湾，以免被人民解放军捕捉后受到人民的严惩。这也使得那些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少了后顾之忧，所以一旦接受任务后，他们表现得异常残暴，完全丧失人性。其实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残忍的，犹如畜生一般，无半点儿人性。“齐亮、王敏、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还有李青林、江竹筠，你们统统出来吧！”“快快，张文端、李群、左国政……叫到名字的都出来！”
清晨，几辆吉普车突然驶进渣滓洞，荷枪实弹的特务们在院子里疯狗似的叫嚷起来。“为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渣滓洞的气氛顿时异常紧张，楼上楼下的十几个囚室里的共产党人一见情况不对，便纷纷簇拥到牢房门口，愤怒的责问声此起彼伏。“不许嚷！不许嚷了！”看守和前来执行的刽子手们赶忙掩饰道，“他们是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履行公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样的谎言骗不了谁，更何况是渣滓洞这些已经有了丰富监狱斗争经验的革命同志。于是，多数被点到名的“囚犯”，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的子弹和生命的结束。“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一起带走。动作快一点！”特务在这样喊着，可从牢房里走出来的革命同志几乎没有人带着自己的行李——其实他们（她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的。“这张手巾，它沾满了我受特务酷刑的鲜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如果有人将来幸而出狱，就请设法交给我弟弟蒋怀勤，让他永远记住这阶级仇，让他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楼上六室里，34岁的北碚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双手捧着一块透着紫色血迹的手巾，交给了同室的难友。随后，他又把身上的一件外衣，连同铺盖，甚至连头上戴的一顶布帽都交给了同室的囚友们，然后昂着头，无所畏惧地走出牢房，像去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七号牢房的王敏“王铁拐”也从囚室走出，蒋可然一把挽住走路一瘸一拐的囚友，偏偏断腿的“王铁拐”硬是坚持要自己走。身残却异常活跃的王敏这时回头朝自己的囚室战友招招手，乐观而又镇定地向战友们告别道：“同志们，我们先走一步了，再见！”
同是被叛徒出卖的王敏，在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敌人用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从他口中获得半点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倒是王敏以他特有的“狡猾”，时常捉弄特务分子，所以他是特务眼中的“滚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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