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苔不会消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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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苔不会消失试读：

卑微的力量（代序）

一

小时候，外婆是院子里最沉默的人。

外公端着随时会教训人的烟杆，穿对襟大褂的身影笼罩了整个院子。外婆却是搁在角落里的一把干柴，没有多余的水分和气息。声音也消失了。在人前，她是穿过屋顶下光线的一粒灰尘，是外公烟锅里揉碎的烟叶，只有消逝的一丝苦味。她活在世上的时候，像是已经过世。生下了所有成家立业的舅舅，却像是辈分最低的人，无人传递她的姓氏，我这个外孙，不知道她的娘家和名字。

但一个坚实的身影和一缕无尽温暖的气息，留在我的记忆里，比其他的大事更长久。记得那年我的生日，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连同妈妈和我自己。外婆却把我叫到院角，把一个煮熟了冒着温热的鸡蛋递到我手上，告诉我今天满六岁。这个鸡蛋，是从妯娌们拿的供养中存下来的。心中没有数字的外婆，记得院子里所有孩子的生日，用自己小小的物力，为他们留着一个念想。

另外一次，外婆和大舅娘在出猪圈，我在圈旁玩耍。我喜欢开春时猪圈被翻起来，散发出一冬储藏的气息，含有玉米秆和茅草的芳香，却又混着一种深沉的腥味。外婆使着薅耙，挥动胳膊的姿势坚实有力，跟我平时在院子里见到的大不相同。或许在人多的场合，她主动缩小了自己。忽然，外婆的薅耙碰到了什么东西，她弯下腰在粪里捡起了那个东西，看了一下，扬手向着我扔过来：“拿去吧！”

那个圆圆的小东西划出一道闪光的弧线，落到我的脚下，是一枚一分钱的硬币。这是世上能有的最小的钱了，不知被谁丢到了猪圈里，但它被外婆的手从粪中拾起和抛给我的时候，却熠熠发光。外婆弯腰拣拾钱币的姿势很郑重，抛掷给我的手势坚决有力，吩咐的语调铿锵，不容置疑，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比那一刻更有力量、决心和权威的外婆，像是瞬间获得了魔力。

即使外婆变成了泥土，院子最终消逝了，那个鸡蛋散发出的温暖气息，和那个抛掷镍币的坚实姿势，却会一直留在我心上。

在童年，外婆这一代的有一层人，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没有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但实际上，她们却比那些在前台活动的家长和队长更可靠。像是砌筑田地的石坎，长了发黑的青苔，长年沉默，没有抽枝发芽的风光。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也像是田地本身，孕育了这里的一切，却从不发出响动。只有俯伏触地，才能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

相比起那一刻在猪圈里挥手的外婆，妈妈是个生疏的魔术师。爸爸不在场的情形下，她试图用家中短缺的劳力和物质，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她的道具不够用，常常捉襟见肘，四处露馅。她的手法是一味节省，省到尽头，仍旧面临无粒之炊。她拿不出外婆给的一个鸡蛋和一枚沾粪的镍币。冬天到头，阁楼只剩糠秕，铁锅无从修补。当贫穷无望的年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她仍旧不能放弃，也不能当着孩子们哭泣，只能把泪水留给枕头，织进针线。

在妈妈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节省的，连同衣服上一粒灰尘，因为要用挑回来的水洗掉。没有理由是可以用于放弃的，即使锄头奈何不了老天爷，那也要挖个坑给他看。

当我成年以后开始写作，我最先想要记叙她们，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她们不是时代的纪念碑，也够不上无名英雄。像土地一样，不反射光线，但质地无可怀疑。她们又是田地中的脚印，收集了汗水和收获的重量，标明世代生活的路径。没有她们，我无从确认真实和方向。

不论走出多远，我的文字小径是从她们开头。

二

十四年前，我放弃学院的道路投身记者行当，面对一个隐晦却严峻的矛盾。

作为采访者，我和同行们接触生活现场的机会比常人多，几乎可能成为任意一种生活形态的见证人。但这也意味着，他不是任何一种生活，包括他自己生活的当事人。从到达现场到离开，有限的周期里，他来不及参与当事人的生活，触及他们生存的质地，就已经离开，带走的往往是一些表面的片段。奔波于别人生活现场的同时，他自己的生活不能算是一种扎实的经验，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个从事实际职业的普通人。写出的稿件，似乎具有某种意义，却又像承载它的纸张，逃不过朝生暮死。

入行之初在重庆，深夜接到一个离异母亲的热线电话，说女儿因为春游交不起费用服药自杀，危险还没过去，想我赶过去看一下。午夜我打的到了石桥铺，顺着黑暗弯曲的路线，爬上一个棚户区的半坡。这里没有路灯，也似乎没有正式的窗子，只有一些棚壁的缝隙里透出光线。我来到一座透出光线的屋子前，里面有胆怯的应答声。打开门，一眼看见整个屋里的情形。所有家中的器物放置在地上，从箱子、水桶到脸盆、床，绕了一圈。没有一件东西是安置在架子上的。在这些环形摆放的什物中间，有一张床，是母女二人睡的，似乎是屋子里唯一有色调的处所，暖色的被子下面，睡着一个少女。这也是屋里唯一的秘密。

我感到一种不安，这里所有的生活都陈列在我的目光下，没有回避的条件。我取得了这样的权利，打量母女生活的所有内情，连同因为缺少一次春游费服药的少女，现在只能藏在被子下，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头脸，我只看到她一团黑发。

这样的情形，平时我是不应该打量的，其中似乎含有禁忌，即使是她们贫瘠的生活中，也有着珍贵之物。现在我却取得了这样就近的权利，坐在少女的头边，听女人讲述离异后母女的经历。承担抚养费的男人忽然杳无音讯，她带女儿去南方寻找时，小偷从屋顶上打洞下来，把电视机和一床毛毯，一件冬天穿的皮袄都拿走了，现在屋里因此没有电器。我感到迷惘的是，我的角色似乎只是一个倾听者，不知如何参与眼前的情形。我不能真正触及她们的生活，尽管所有的物品摆放在地上脚边。

第二天女人打来电话，让我不要报道，孩子怕传出去受影响。我生平中第一次夜间采访无果而终。那个屋子里地上的情形，长久地留在我记忆里，近在咫尺却又无从触及，曾经发生和未来面临的一切，无可补偿。我知道，看似有某种特权的外表下，我在深处是完全无力的。

同样是在棚屋里，我见到过被强暴生病死亡的幼女，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似乎一件让人无法面对，又无从愤怒的事实，让报道找不到合适的标题。在十八梯的石阶上，卖报的老人中暑死去，身上还穿着晚报统一的黄色马甲。一张登载了当天大小新闻的报纸，捂着他的脸，来不及追加上他自己的一条豆腐块消息。

即使是深度报道，受制于不短不长的周期，和题材领域的变幻，似乎在大集体时代，不断从一块生荒地转移到另一块地里，也很难说具有真正的深度。那些从网吧仓促敲击或者在宾馆艰涩成篇的报道中，所谓深度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人和生活现场充作了逻辑的背景。我和很多同行一样，以赶场的速度奔波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很难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见证了什么。对于那些卑微辗转的生活，我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证人。

在北京望京附近一间平房里，我见到一个非典过后患上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女人，她坐在炕上背对我，整理周围大大小小的药袋，这些是她作为接受医学试验的对象领来的，作为一个原籍外省的保洁员，她没有资格分享首都的医保待遇，也无钱接受昂贵的高压氧舱治疗或者置换关节。她的肩背没有抗议的锋芒，只现出微微佝偻中的重量，却使我无法面对这个背部。

在山西灵石，矿洞里还弥散着为了抢矿点燃炸药包的烟气，松软褪色的煤灰淹没了整个山地，清晨全村所有的担子围在仅有的一口深水井周围，既像是犹有生机，更近于即将到来的衰亡。矿工的新坟土上，长短插着几支点燃的香烟，是他在世时光些许苦味的安慰。时间停顿在人吃煤和煤吃人的节奏里，而我们只能在这里住宿一晚，忙于回到县城，洗去钻入皮肉的煤炱。那些黑洞洞的井口，就像是通向地狱之门，载着矿工们的箩筐在其中消失，我们等不到他们下一班上来，也降不到他们所处的生存底部。

即使偶尔取得了轰动的新闻效应，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甚至达成某种制度改良，仍无从改变沉默的背景，一时的效应很快在时光中耗散，没有存留之物。

有时我面对一张岁月亲自着手雕刻、没有省去任何刀工的脸，会想到，这位在底层生活，砌筑了社会根基的长辈，明明拥有比我深厚珍贵得多的人世经验，却甘于沉默，寄望于我替他们表达和呼吁，申述他们保留自己生活的权利。大多数时候，他们想要的权利，也无非是能够继续沉默地生活。

看着他求助的眼神，像当年的外婆面对外公痛击的烟锅，向身为孩子的我呼吁。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

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地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轰动和遗忘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漠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三

什么是他们的意义？在卑微灰色，不乏粗俗的外表之下，在看似单调的苦难和不公正之余，他们的生活，有无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国境线附近的稻田里，一位十七岁被地雷截断双腿的农妇，双膝跪在一条沉重的铁皮板凳上，收割看起来比她高的稻穗。她的工作还包括带孙子、放牛、喂猪、做饭、缝纫、赶集、申诉。三十年来，她的双膝磨穿了十几条木凳，生育了两个儿女，造起一所房子。看起来她像是一个孩子，比她放的牛、割的稻穗、喂养的鹅、睡的床都低。但她在铁质板凳上磨砺的位置，却高于我们所有的人。

家乡的山沟里，一位在矿难中失去双眼的老年人，整张脸变为了青色，爆炸中的煤灰透入了他的面皮，“面具”再也无法摘下。但在这张黑暗的、透不过一丝光线的面具背后，他依靠摸索和内心的知觉，重建了自己的整个生活。从屋里的活路，到五亩坡地的劳作，养大求学的儿女，送走生病的老伴。在人们因为远方风景撂荒家乡的时候，失明的他成了这方土地的守望者。他的身影不是矗立的巨人，倒是绵绵匝地的青苔，铺成修复世界的小径。

在一张土屋里无法摆脱的床铺上，下身受创干枯的年轻人，用幸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穿针绣鞋垫和十字绣，编织瘫痪休克的时间，供养自身和家人，让生活的灰烬重获骨血，甚至开出花朵。

生活剥夺了他们大部分的可能性，只留下了仅存的立足之地，有时看起来相当于一条蚕、一匹围绕磨盘的牲畜、一个除了内心发条不能移动的钟表的位置。但在这个仅存的位置上，他们生活的质地和纹理，比显眼舞台上的布景更切实。在一只小板凳上或一条山沟里，在资源极度稀缺和国家意志的左右之下，他们对于人性底线和在世意义的成功维护，成就或许超出大张旗鼓的文化、信仰和时代变革。

这是由于他们贴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比消费体系追求的舒适更为可靠，也更诉诸内心的直觉。先圣孔子认为，文明丢失之后，应当到乡野中去寻找。时代意识喧嚣沉沦之际，重建人性和文明根基的力量，来自于卑微的田野地面。

面对他们收敛、俭省与沉默的生活，需要和他们一样降低内心，克服不适，贴近日常生存的质地，寻回对供养我们的物质的感觉。

需要一种同样节制、朴素又内向的语言，在人性的地平线面前保持缄默，让不可言说的自行发声。像面对棚屋地上陈列的物什，和床上干枯的年轻身体，唯有倾听，放弃表达。虽然表达，是我唯一磨练的技艺。

我想完成这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为卑微的力量，作无言的见证。

卑微者

血煤上的青苔

王多权的窗户闭着，窗外几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飘落，如同十七年来这间屋子里的时间流逝。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到了世界的尽头，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熬是第一项，就像制糖

十七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甚至没有温床一样的腐败。自然，也没有总理严令之下统一标准的赔偿。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两万块，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废残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大数，甚至超过现在福布斯榜上首富们的资产。

王多权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去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二十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地生存下来的矿工们来说，在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王多权：上半身成人的躯干之下，是萎缩成孩子的腿。

那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最初的黑暗时期。是完全的黑暗，连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够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

最初一个月，他总在想着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成了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我们在乌干达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十七年里想到死有千百次。“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针脚编织时间，大路边留着湿润

高章平在双河口大路边过了八年，以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补偿款的最后一千元起的。那时卧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机，母亲已经衰老得不能继续弄来柴水养活他，他会像一条搁浅的船，在山顶上遇难，还捎上母亲。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学习康复，拉伸上身已经萎缩的筋脉，直到能够坐轮椅。这是一个疼痛的被极度拉长了的过程，高章平一个人完成了。但是坐着轮椅在山上做不了什么。高章平向村委申请批一块地基，自己住到大路边上，做点小学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顾。村里批给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来之后，小学校撤并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一块，涨到后来的一年一千，到一千四百四十，到两千四百，到去年的两百五十元一月。一条河能养活一河人，一滴水能养活一朵苔藓，高章平用两张钞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烧天然气省煤块，用便宜五分钱的价格买米面，还出烟钱请人种了一个小菜园，拔菜时请过路人帮忙。

坐在轮椅上，高章平打理着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饭，用大盆架在砖头上洗衣服，在篱笆上晾干，生炉子烧水，上下床，上厕所。厕所是大路边最干净的，便槽用一块石板盖住。

大小便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多年中高章平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像所有长期卧床或坐轮椅的难友一样，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终究不怎么能控制，只能记着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带着一个导尿管。外人看不到这个导尿管，小屋里也没有飘散着洗衣服的芬芳以外的气息，虽然这只是廉价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篱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闻的味儿。春天来了的话，这间河岸上的小屋气息会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园里和路旁开起来，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权不能像高章平坐轮椅上厕所。但他把握住体内一种特殊的感觉，得知大便的时间，能够自己收拾。自从小学撤并，母亲带着小侄女去镇子上陪读，父亲在地里奔命，他必须学会自理。他用双手把自己萎缩的下肢翻过来，像少年时在山上炭窑里翻弄烧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严的门槛，那些绝望了的难友正是倒在了门槛外面。但过了槛并不意味成功。躺倒之后被无限拉长的岁月，仅凭熬终究是熬不到头的，床头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所有节目接起来，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长度。如果一个矿工在残废之后多少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

最初几年，母亲常陪在王多权床边纳鞋底，卧床三年之后，王多权开始学针线。起头是给赖在床头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双小鞋垫，然后是鞋子。再一步开始赠送亲戚。王多权在上学时纳过铺盖，缝过扣眼，他的针线很快拿得出手。那些缠枝花卉，随着在这张床上的岁月层叠，在他的想象中和针脚下变得越来越繁复，超出了母亲和普通纳鞋垫的人的程度。王的鞋垫开始有人买，从做工简单的几块钱一双，逐渐上升到几十块，直至卖出一百块一双的“天价”。

从去年开始，鞋垫的面积又容纳不下王多权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眼下王多权的床头上方悬着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绣，内容是“家和万事兴”，床里还收着一幅成品，画面是大朵簇拥的富态花朵，大约是花开富贵。开始十字绣之后，王多权很快进入了入迷状态。“晚上七八点开始，做七八个小时。白天十二点做到下午五点。”他并没有给自己规定了工时，但总是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

和墙上与小侄女合画的水彩相似，这些刺绣依照的针脚图案与市面上没有两样，但在这间小屋里，却似乎有些别的气质。就像阴坡的竹园沟，对坡土地晒化了的日子，沟里还积着有些变成蓝色的雪，沟里多数的年轻人是单身汉，似乎在坚持着什么。

没有人确切知道，邹树礼坚持的是什么。回到竹园沟以后，邹树礼用十九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他的上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这大约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灯的时间。夜晚不会增加他眼前黑暗的强度，寂静使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觉更真实。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当露珠浑圆成型，最勤快的邻居起床的时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十二点再出坡，做到下午五点钟。王多权的劫后人生，像一幅未完成的刺绣，永远无法添上“花好月圆”的标签。

贝克特说，世界是一条用七天时间赶制的蹩脚裤子。竹园沟的地形，正像是一条溪沟岔开的两条裤腿。在长达十六年的黑夜里，邹树礼终于把这条裤子完全摸到了头，有些地方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来地和菜园，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爱要加上罪，父亲献出了鲜血

秦万美知道，儿子没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钢板的脊背烂出的洞，怎样也填不起来。

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进去，“还精绷一天，就照顾他一天。”以后的年月，则希望他的后人接得上。后人是眼下在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秦万美让媳妇承担白天的照顾，把繁重的晚上留给自己。架子床头连着儿子的床脚，床头上安了一个小灯，方便一夜三次起床为儿子翻身。

在心里，她并不只是在为眼下这个瘫在床上的儿子翻动身体，还为着从前那个人见人爱的老三。“会撒网钓鱼，会打枪。晚上拿大手电上山，金鸡都躲在树扒里，被他拿手电一照，就不动了，一枪一个。”作为娘，她无法把这两个儿子区分开，像镇上有些年轻媳妇，一看人送回来不是好手好脚的了，就不认人了，三两年拖死，拿着补偿款改嫁。

秦万美觉得，同样是哑巴的儿媳妇还没跑的原因，是杨家当街的楼房，日常不断线的零钱，和自己的百般维持。

父母与残废儿子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爱，倒像是加上了罪。去年一年，秦万美在街上两家小吃店义务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里的猪。在医院工作的大儿子觉得她没事找事，秦万美却觉得这样心里畅快。今年秦万美的腿里长了骨刺，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倒像是更能体会到儿子脊背里的感觉。狮坪村二道沟口的刘云付，大儿子死于塌方，二儿子得了

尘

相比之下，单纯的夫妻男女情分，就像同林的鸟，在大难面前显得单薄了些。自生桥的王礼敬四十岁那年因为卷扬机事故双大腿截肢，在家里过了六年，像个孩子一样，时常由妻子背进背出。当着外人，妻子流泪说他“生不如死，死了还好些”，王礼敬沉默不语。

二道沟口院子的伙伴张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场冒顶中遇难，冉秀富的媳妇李小梅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和一笔欠账，改嫁给张成友的小弟弟张成义。“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响。”冉的遗像也烧掉了，留在李小梅记忆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场里冉秀富修整过的遗容，“红润润的，就像有喜色”。过年上亮的时候，两个孩子由继父带着去给生父上坟，李小梅不便在场。

王多权那年去山西是为了挣钱结婚，出事之后，未婚妻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但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终究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权一样人才出众，不乏女孩子喜欢，但她们却难以面对家里一张床铺的现实。

在她们之先，世界对这张床扭过了头去。

王多权卧床之后，多年里没有办到残疾证，镇民政科的人说，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多权给民政局写信，要求捐献鞋垫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领导上来了一趟，送给王多权一只轮椅。

但王多权仍旧没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为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一个镇上的能人说，低保也是看能力，就是应该由他这样的人得。

石水沟夏秉强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山西井下死去，一个儿子得病死亡，八十六岁的她自称“所有亲人都死干净了”，却没有领到低保，村上认为她大儿子六年前的事故赶上了好政策，赔得多。大儿媳妇刘厚碧说，这笔赔偿都被儿子用于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食，都只能靠她一个人在地里奔。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出门打工别无活路。李小梅的现任丈夫依旧在下矿，眼下辍学的儿子又进了铜川的煤窑。除了多嘱咐两句小心，李小梅做不了更多的什么。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但煤灰仍旧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但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但远离矿难的现场，仍有地方在流血。夏秉强的二儿媳在丈夫遇难后，跟着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挣钱，因为个子矮，被顺杠子滑下来的石头压死了。去年夏天，因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王多权只能听见小侄女惊慌地呼叫，和父亲一声声更微弱的回答。等到母亲喊人回来，父亲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围，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

那天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邹树礼的脸，有爆炸中浸透了煤灰，像“青面兽”杨志，曾让小孙子害怕。尘

亡者在世受熬煎

听我歌郎道一番

你在山西为好汉

抛下妻子挣银钱

到头做了家乡鬼

一抔黄土实可怜

正月初五，陕南的夜空飘下雪米子，触面含有疼痛。天气陡变，院坝里新添的几点灯光，和丧歌一起抖索起来，坐夜的乡邻凑近了火炉。都官吩咐歌郎，开歌头烧纸的地点离大门近些，孝子只有两个女孩，跪远了受不住。

这是一场陕南山区常见的葬仪，逝者的灵柩停放在堂屋，歌郎带领孝子围绕棺材整夜行走歌唱，亲戚乡邻围炉坐夜，陪伴最后逗留家中的亡者灵魂，清晨落土为安。在亲友们看来，棺材中的死者尚有知觉，能呼吸领受生者情谊，并非只是尘土的遗骸。

稍为特殊的是亡者黄均兵的身份年龄：四十六岁，尘肺病矿工，死于2013年农历除夕，正是一家掌灯吃年夜饭时分。

黄均兵没有奢望亲尝年夜饭，他只是想吃半个橘子。刚在妻子刘金芝的臂弯中仰坐起来，肺里的气立刻接不上，只好马上倒下，中断的呼吸却没有回来。小女儿手里剥好的半个橘子，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念想。他没有呼吸到2014年新年的清冷空气。

作为一个有呼吸和感到疼痛权利的人，他实际上过世更早。命归尘土之前，肺部已提前化为尘灰。芸芸无计的矿工，在山西的矿井中出卖了廉价的劳力，却无偿搭上了呼吸的权利。

失去劳动力之际，他们的性命像弥漫的粉尘毫无价值，在远离国家、社保和法律的地界飘落，亲人的手指也无从握住。

在陕渝鄂三省交界的平利县广佛镇，更著名的是华南虎的传说，尘肺的故事并不动听。拥有一场丧礼和身后歌咏的黄均兵，已属同侪中的幸运。歌郎的唱词并不写实，黄均兵的居家并不亮堂，光线有所欠缺。和多数从高山搬下坝子的扶贫搬迁户一样，买的是原住居民的老土屋，贴近山坡，遮掩在靠马路联排的“新农村”楼房后面，含有初来者的卑微内敛。

由于长期治病的花销和补偿阙如，这些房子内部往往徒有四壁，和斑驳莓苔的瓦顶，正像主人被疾病剥蚀的身体。

在正月初六的丧堂上，火炉旁坐夜的一圈人中，三五成群是尘肺病人或家属，从高山搬下镇子，买了本地居民闲置的老宅子，就近看病。这像是一个尘肺病人的生死聚会，火堆旁的活人背后，有更多逝者的身影，像灵前的烛火闪烁飘动。

飘忽的亡魂中，很多人无缘度过丧堂一夜，得到歌郎言词的讽赠。银池队的谌启冬卖掉了镇子上买的房子，回到高山上自家的老屋场死去，搬空的山村里只有风声。鸡公峡口的柯尊玉在亲戚家的灶屋里断气，相依为命的哥哥正在屋外洗碗。断气前漫长的辗转消磨中，病人们的生计和亲情往往先行断裂。

这份断裂是软弱无声的，没有矿难现场的硝烟和响动，似乎无需问责赔偿。和相邻八仙镇的瘫痪矿工一样，尘肺矿工的余生是一个拉长了的消音过程。连亲人的悲痛也被时光损耗，像歌郎转夜的调子一样低回无力。

但这份断裂又是真的。在富强梦和病人肺部被掠走的呼吸之间，在城镇化的熙攘和像眼睛一样搬空了的山坳之间，有什么东西破损了，什么地方仍在疼痛。

即使，这是微不足道的尘土的疼痛。赊欠的呼吸“气不够了。”

刘金芝用这个尘肺病人的成语，描述丈夫的临终。

每口吸气都不顺利，像是利息高昂的赊欠，有一口没下一口。日常最无需代价的权利，成了无法承担的劳作。无处不在的空气，则如借贷者显出了吝啬。

呼气同样艰辛。肺中的废气出不来，拉长为嘶哑的喉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像是拉坏了的风箱，维系着奄奄一息的生命炉火。

成家立业在鸡公峡高山地带、生下一双女儿的黄均兵和刘金芝，长年感受的是经济和劳力的短缺。为了养家，只有无尽地出卖劳力。没想到有一天，空气会不够用，呼吸要拿钱买。

去世前几个月，黄均兵吸掉了二十几钢瓶氧气，外带众多的吸氧包。这些数字背后是累积的负债，像勒紧的喉头不可持续。“氧气打得没希望了。”前年10月的广佛镇病房里，文清香不忌讳地谈着丈夫林志学。林志学半躺在病床上，对着床脚斜倚的氧气钢瓶。仰卧并不能使他觉得舒适，他坐了起来，佝下头。这个姿势也没能使他呼吸得容易些。他往前倾倒，手肘和头部倚住生锈的氧气钢瓶，似乎最后的依靠。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瓶氧气。

文清香刚从东莞的玩具厂车间赶回来，她只请了二十天假，有人说她是“专门回来拔管”的。在医院病房里，脸色鲜艳、一身红色工装的文清香抱着一岁多的孩子，似乎是对面如死灰的林志学的某种抚慰。却又使人不免悱恻地感到，这对夫妻或曾相濡以沫，眼下却咫尺天涯。尽管他们一起呼吸着病房中有药味的空气。

睡眠是另一项奢侈。白日黑夜，没有一种姿势可以片刻安顿，没有一秒钟可以用来入睡，只能勉强靠着。也就没有可能解脱呼吸的重担，没有在无知觉中放弃呼吸的机会。清醒却无力地感受肺叶的风化，数算自己剩余的呼吸，直到最后一口。去世之前，胸片上只剩下一把黑心的棉絮。

棉絮似乎即刻要燃烧起来，却又在缺氧的胸腔里闷熄。柯尊玉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每天晚上要喝掉一热水瓶水。三九寒冬，黄均兵总说自己心里烧，要脱衣服，体温计却测不出。“让他喝水，他又不肯，说没用。”妻女只能一次次把他掀开的被子又盖上。

空气的短缺稀释了血液，循环微弱，看似完好的四肢已成摆设。最后一个多月，黄均兵的大小便都在床上，由刘金芝和大女儿拾掇。血流循环不足以供养视网膜，松河村二十九岁的李仁平在去世前半天，告诉妻子说他看不见人了。

呼吸欠缺之下，食欲变得不重要，床头柜上的洋瓷碗里，瘪瘪地干结着半碗剩下的面条，似乎已不适合称作食物。身体单单靠着呼吸供养，日渐衰竭，然而在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前，并不提前退场。

退场之际，身体衰竭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说是皮包骨头，他是皮都包不住骨头。”中等身个的黄均兵，去世时只有五十斤左右，上初一的小女儿黄燕已可抱起来，“像小弟弟”。提到这里，她眼泪下来了。柯尊玉去世时的身体是“一包刺”，扎疼了哥哥的手指。

最终的离世，看起来是宁静的。身体完全放弃了求生的斗争，没有恐惧和疼痛挣扎的体征。尘肺救助组织“大爱清尘”，曾经用监听仪器录下垂危矿工肺中的声音。像是落满尘土的磁带，只余嘶嘶的回音，让人怀疑，生命及一切有价值之物，在这里本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甚至也算不上有一场真正的死亡。白色的阴影

2011年秋天，谢有钱站在半溪湾的庄稼地头，将一捆刈割好的玉米秆子抱上三轮车。万物成熟干枯，院坝上收割的玉米成堆，未剥开的苞壳半露着金黄色。

这看起来是一幅完好的收割者油画，却在不起眼的地方破了一个洞。

一年多前，在铜川矿务局医院里，长年抱着钻机打眼的谢有钱，被医用钻头在自己的胸腔上穿了一个眼，像在矿坑底层排涝那样，抽出胸腔里的积水。

胸口上有了这个洞之后，谢有钱不再是一个完好的矿工，被矿上辞退，并无补偿。回到家乡，他也不再是一个完好的农民，不能干重活，爬上坡。半溪湾玉米地里的收割场景，只是他勉励支撑下的最后一幕，再也不会重现。

在黄均兵的丧礼上，谢有钱凑拢着炉火，避免使变得敏感的胸腔经受寒意。他已经放弃了老家的庄稼地，在镇子附近过着无所事事和打针消炎交替的日子。街上的热闹他并无份额，搬下镇子目的是便于就诊。

棺材里的黄均兵身上也有一个洞，只是在肋部。他和炉火旁的很多伙伴一样，也曾经是能干的炮工。在山西和甘肃矿井下的诸多行当里，炮工是工资高、有技术含量的角色，一般要和包工头有老乡或亲戚关系才能抱上钻机。

炮工是雪白的，白得望不见自己的手指，白得要用钻机的风将脸上身上的粉尘吹干；运煤工和渣工才是人们熟悉的只露出眼仁的黑色。尾随炮工开创的工作面，裸体背着一袋袋矿渣匍匐而出的多是大凉山区的彝族人，在矿工们的行话中被称为“背佬”。炮工身上的白色粉尘和他们抱着的银色钻机一样，在黑暗的井下是某种颜色的骄傲。

抱上钻机，需要某种老乡或亲戚人脉。20世纪末山西矿井的“战国”年代，数万矿工云集金矿产地繁峙县沙河镇，广佛镇人曾叱咤一时，他们推举“领袖”，械斗火拼掉了贵州人，占据了繁峙国有大矿和“黑口子”的劳务和承包权，延续至今。以后又扩张到甘肃，广佛镇涌现出连绵成片的炮工，带回家乡的工资变成了松杉河两岸第一批洋楼。往往走到一条沟岔深处，迎面撞见扎眼的贴瓷砖门面。

没人想到瓷砖的颜色会黯淡，炮工会成为炮灰。谢有钱的一个哥哥，并不会打炮，只是帮着扶了两个月钻机，“两个月就够了”。如今这个哥哥已经躺在地下。即使是渣工，由于总被老板催促在放炮后烟尘未散时进入工作面，也会被株连。

一个如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当年从矿工行列中一路打拼出来，肺部也积下了灰尘。当躺在手术台上等待插管洗肺的一刻，顿时感到“性命成了很悬的一件事情”。在洗肺后的观察室里，他想到了留下遗言。

白色的粉尘附着肺泡，变成X光片里完全的黑色，像一件下井穿的棉衣，无论怎么样的冲洗也不能使其透明。二期以上的，像棉衣穿久了经不住冲洗，只能等待慢慢腐朽。更多的人，由于无钱清洗而坐等腐蚀。

2012年秋天，我在广佛镇中心街头遇见向德才，他完全是黑色的，身形从肩头向下削减到极致，似乎除去了世间任何身外之物。他站在两架摩托车、一笼呱呱不息的活鸡和一家“太阳雨”热水器的门面之前，吸收了小镇落到他身上的全部光线，却不挥发出任何活气。

这个我童年的玩伴与同学，自从父亲在颤泥荡的庄稼地服敌敌畏去世之后，已经在山西各处的煤矿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像影子一样飘荡，只有年节偶尔在家乡现面。我问他有没有去查过尘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没去查过，但有些担心。

我们似乎都看到了检查的后果。向德才的亲哥哥向德林，个子略高一些，经历、面容和身形却和弟弟完全一律，在前年查出了尘肺，眼下只能回到山村里，和老母亲一起依附哥哥度日，在院坝里晒晒太阳。在春天的李子树下，他说到自己半年来加重了许多，只能走平坡路，经常咳嗽，继而无言。

李子树在他肩头落下淡白色的阴影。从很久以前，它在那里，生长着，扩张着范围，却无从察觉。直到有天将一个人完全占有，变为黑暗。死亡的预备

最初的日子，不易忘却勤劳的习性。头一次在广佛医院住院，王祖成对拖了个把月的消炎不耐烦，挂念着家里的几桶蜜蜂，背着媳妇悄然回了家。

打电话过去，他正在爬坡回上湾的路上，手机屏幕里似乎传来喘息。你气换得过来吧？一两步的气够，连爬几步就不够了。那你能爬得拢吧。家里有两桶蜂子，要分桶了。我用一天时间，慢慢总爬得拢。他的解释听起来是慢条斯理，似乎为避免被他人指摘冒失，还带着一点压抑下去的微微兴奋。我听见了野蜂漫天飞舞的嗡嗡。

不知道王祖成让他的蜂分桶了没有。年底在镇医院重见，他已经说不出话，像林志学一样佝偻在床沿。无法把眼前这个面如尘灰的人，和电话里显得年轻而有几分羞怯的声音联系起来。这是一张提前化为尘灰的面容。

王祖成在查出尘肺之后，仍旧出门下了几回矿，“稍微能做都出去了的”。柯尊玉的哥哥柯尊贵，起先在广佛镇街上卖菜，亏本之后又回到鸡公峡口打豆腐卖。生计之外，他们并不容易在内心接受，自己已经从生活场地被放逐，和从前那个养家立业的人完全无关。闹阳坪村的小伙子李元国十六岁出门下矿，生病后长期被人喊“殃鸡子”，自尊心强的他不肯住院，最后吐血身亡。

一些人讳于检查，他们害怕从确诊的一天，完全失去正常人的身份，被昨日的世界遗弃。无可避免地，他们会成为废人，放弃先前的念想，退回求生的唯一本能。

先前的家长和青壮年，忽而变成乡村中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像秋天的雨点一样没有颜色、质地和用处，落进土地也没有声音。他们是无辜的游手好闲之徒，花尽自己先前挣到或者没有挣得的钱。

从最初的检测开始，性命走上一条迷离变幻却又全无出口的道路，注定的走向是一步步后撤，在费尽周折之后回到原点，刘金芝的说法是“从远往近看（病）”。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豁免。

这也是一条抽丝剥茧之路，真相稀少，谎言和幻象并立，把以前的血汗积蓄层层剥去。最后一齐破灭，余下一贫如洗的病体，撂回到镇医院和土屋的病床上。

二十九岁离世的李仁平成了山坡上一座小小的坟墓，长满时光的莓苔。去世之前，他经过了两年多的辗转，走到了他健康时从未想象的远方。在他就诊的记录上，有十堰太和医院、西安、安康的几座医院，最远到了上海。2007年7月的一天，他自己打了个摩的，执意离开广佛医院回家，第二天就死在家里，完成了这段迂回之旅。一个叫贺军的金矿炮工，住院的履历则包括北京康益德、十堰太和医院、铜川矿务医院，以至北戴河的某家疗养院，花掉二十多万元。

在百度“尘肺”搜索栏中，各种呼吸专科名目琳琅，专家态度亲和，许诺着希望，却鲜有兑现。矿工求生的希望，随着时光和金钱的消耗渐渐澌灭，最后放弃。

以前的家底厚薄，决定着这条求生抛物线的起点高低和轨迹缓急。柯尊玉求医路的起点是在铜川医院，向外侄借钱洗肺，终点是鸡公峡再往深山走的白果坪村卫生室。一个叫万金银的医生为他开了一大包几千块钱的药，最后被柯尊玉在临终前几天扔进了溪沟，一同扔掉的还有X光片。

他包矿的外侄，则在洗肺之后症状好转。

所有的“路”费都是自付。像影子一样飘荡在异乡黑口子的工人们，也像影子一样没有合同和医保。即使是在国有矿，也是随干随走，只是包工头手上的一个数字。查出尘肺之后，面临的是断然抛弃。似乎他们的肺，和这个世界毫无关联，只是一种需要躲避的禁忌。

2012年，慈善组织大爱清尘曾经来到广佛镇，为矿工们体检。“我们就是指靠大爱清尘，却没了下文。”矿工谌赞凯说。在遍地尘灰中，这条仅有的救助线索，显得过于细小渺茫。

少数走上维权路的矿工，发觉进入了一条幽深的巷道，手上再也没有锐利的钻机，无法穿透烦冗程序和权势庇护叠加的地层。广佛镇的病人们大都知道开胸验肺的故事，却惮于仿效。“耽误求医问药，官司没赢人走了。”贺军的妻子说。这是两条难于一起走掉的不归路。

柯尊玉死去后，亲戚托词修房子，收回了兄弟两人曾栖身的灶屋。2012年初冬，柯尊贵迁徙到了峡口路外边撤并后的小学里，以一月五十块的价格，租下两间准备做灶屋用的石棉瓦平房。

柯尊玉曾经娶了一个云南妻子，得病之后他到妻家休养，几月后就被打发回来。去世之后，他遗下的一口人造革皮箱中只有户口本、一部屏幕细碎破裂的手机，和一张抱着侄女在黄帝陵前的照片，没有家人的任何痕迹。

这个照片上的可爱小女孩，同样和她孤身离世的父亲柯尊贵失去了联系。柯尊贵得病之后，妻子带着女儿出门打工，三年之间再也没有回家。

这个冬天，河风吹透了薄皮的石棉瓦小屋，柯尊贵已经打不动豆腐，他最后的生计终止了。不知道他怎么样度过了最后半年。去年7月的一天，有人发现他去世了，人有了隔夜的气味。

他留下的，除了一套锅碗，只有几百块的房租债务，和赊房东的一百五十块黄豆钱。

外侄出钱安葬了柯尊贵，埋在柯尊玉坟墓的旁边。墓地在鸡公峡口外的河坡上，似乎特意为兄弟俩生长了一块平缓地方。

2011年我曾经和柯尊贵一起，探访柯尊玉的坟墓，当时弟弟的坟头刚刚爬上藤蔓，吐出细小的菟丝。在保留下来的一张照片里，柯尊贵伫立在弟弟坟前，负手低头，神情凝重。他没有透露自己也患有尘肺。

或许那时，他已在心中预备自己的死亡。身后的裂痕

离开李家坝正街，巷子走到底。一幢有裂缝的土屋，大门虚掩，只留下一条缝，似乎屋中已无人迹。这样露着塘泥土质，没有上石灰的房子，在低山被称作烂房子，像一个病人不宜抛头露面。

推开里屋的门，不大的房间横支着一副床铺，黎远香裹着被子病卧在床上，虽是夏末，已有一丝清冷。

黎远香三年前失去了患尘肺的丈夫，以后她深陷在一场接一场的病里，眼下的这场是持续三天的重感冒。

当年黎远香和丈夫付作能是恋爱“裸婚”的，在街上租房子住，这座烂房子也是付作能去世后哥嫂可怜她出钱买的。床铺边放着几包九九感冒灵，床里叠着几床被子，有一台十四英寸的老式彩电，有些灰扑扑的，是这个屋里唯一的电器。

丈夫给黎远香留下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喜欢落屋。在这间清冷的屋子里，缺乏对他有吸引力的东西。病中的黎远香，需要自己下床买菜做饭。为了这个孩子，黎远香经受了结扎和随后的宫外孕，以至卵巢囊肿切除。以前和别人一样出外打工的她，身体成了有裂缝的泥房子，一受风寒嗡嗡作响。

孩子成了唯一的盼头，又是重新嫁人的最大负担。一句“不听话”，眼水随即滑落，在枕头边变冷。

丈夫遗下的孩子，是女人们最大的念想和负担。矿工刘仕兵在县医院上吊身亡后，妻子带着四个未成年孩子，无人敢娶，在镇街上做布鞋卖度日。

在广佛医院拔管之后，林志学正午回到罗家院子，晚上八点过世，打了半夜丧鼓。冬天，笔者在罗家院子的老房子里再次见到文清香，她坐在一条磨得发光的长板凳上，脸色鲜艳如故，身旁带有一个五岁的女孩，自从一岁多做了附耳手术，她就不再开口讲话。

这是一幢身世卑微的老房子，它出生时就比别的房子矮半截，墙脚陷在厚厚的褐色煤灰里，门窗像穷人的狭小口鼻。在整个罗家院子翻新为楼房之后，只有它保持着半截在土中的原状，向后延伸演变为窝棚，接着凌乱的水管子。在这间逼仄的老屋下，文清香脸色的鲜艳似乎极不协调，却和身边残疾的孩子一样，恢复了无辜意味。

林志学的岳母坐在同一条长板凳上。这个少女时从远方流落到此的女人，在文家老屋里生养了三个女儿，嫁的三个矿工全部身亡，其中两个是林家兄弟。林志学另一个没成家的哥哥，也寄居在这座老屋里，先于林志学七天死于尘肺。“老三是个好女婿”，她喷着旱烟说，“我自己出钱，给他打的半夜丧鼓。”任何的心情，都消失在她脸上像烟丝一样的无穷纹路里。

黄均兵去世后，在家里停了六天。“想到是初几里，不好惊动邻舍，总要让人家过完三朝年。”刘金芝说。

母女三个轮流守着逝者，每夜只是快天亮时分轮流打一会盹。丧礼之上，神志昏沉的刘金芝仍要穿梭忙碌，她的整个人像被悲伤的清水洗涤过了。

对于病中的黄均兵尽心服侍，让刘金芝获得了“好德行”的名声，这也是丧礼上人们愿意来帮忙的一个动机。“那哪么办，看到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唦。”对于坚持毫无希望又花光了家产的治疗，刘金芝简单地说。黄均兵睡的杉木棺材，花了四千多块，也是她德行的物证。

黄均兵埋在了自家的菜园里，这是搬下低山之后仅有的几分地，尚存的青色，被下殓的人群踩入了泥土。一场倒春寒，把稍稍舒展了的世界重新包扎起来，连同对季节过分敏感而冒险绽露的地头小花。

亡人入土之后，家里少了个人，刘金芝一直“不习惯”。但她和两个孩子更需面对的，是沉重的债务和今后的活路。丈夫得病那年，读初一的女儿黄琴辍学，远赴江苏做保姆。如今小女儿黄燕又在读初一，父亲的病重让她不错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对于这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握在手心的橘子，和父亲轻得像小弟弟的体重一起，将成为心上永远的重量。

初六有微雪，却对活人和死人都是个“好日子”，进县城的面包车里挤满了出门打工的人。大部分人的行李装束显示是下矿。

一个人的消失，就像倒春寒结束，什么也没有发生。无人可以说出，什么样的生机曾被摧残。但在心底，一道裂痕已经产生。

中国大约有六百万尘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数是其他工伤死亡总数的三倍。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弥缝社会肌体的针线，却像是有意放过了这里。

似乎这里已无呼吸，只余尘土。在自家阁楼上，矿工邹春胜的妻子抱着他的遗像。邹在这间阁楼上去世。

北京局外人

2015年12月7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天色蒙昧时，许世佩已经给三轮车装上蓄电池，载着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驶离东五环货运铁路附近的大杂院。他需要在浓厚又含有一丝凛冽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在马路边出摊售卖服装。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骑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是分头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天南地北的口音掺和在辚辚轮毂和电流的嘶嘶声中。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许世佩的“自家人”：骑三轮车载货的有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园的大妹，以及前往各个小区“打游击”的小妹，因为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被称为“大双”和“小双”；此外还有坐300路前往方庄市场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带着两只大袋子、赶大巴前往三河展销会的三弟，昨天他恰巧回京补货。还有其余的远亲近戚。

当三轮车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消逝后，大杂院安静下来，青烟渐渐散去，回到雾霭笼罩的沉闷模样。

此时，许世佩和大妹已经骑至姚家园市场外的公路，这里的雾霾似乎比五环附近更浓重。支好摊子，摆开服装和小货，两兄妹裹得严实地站在路边招徕顾客，不时跺脚走动。“大双”比哥哥裹得更为严实，脸上多了一副口罩。

许世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晦涩。近来城管对路边摊查抄更严，下午无处出摊，有限的几个马路早市也面临关闭。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疏解外迁的消息，让他对自己的来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这是到北京二十余年以来少见的。

1993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被动地由中心迁往外围，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五环，落脚在这处大杂院。其间备尝辛苦，也曾有过“升级做大”的梦想，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如今，他们更可能彻底出局。大杂院身世

大杂院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比北京多数小区的作息早得多。

凌晨三点多，最先一拨人起身活动，他们是卖菜和水果的小贩，需要开车赶到新发地市场去批货，然后拉到农贸市场出卖。一时间到处是面包车和小货车发动的呼呼声，院子东西头的两个大厕所也热闹了起来。小便池前，男人们列队射出的尿液热气和后半夜的严寒相激，凝成一种新鲜、温暖又凛冽的气息，刺激鼻孔。

紧跟着他们起身的是做早点的摊贩，他们拉亮大瓦数的电灯，在院子里炸油条、磨豆浆。各家捅开的煤炉子飘散的青烟，在纵横几幢平房屋顶结成一层薄雾，看不见却闻得到呛人气息。院子当中的公用水龙头哗哗作响，和豆浆机转动的呼呼声掺和在一起。水龙头需要整夜开着，不然会被严寒冻住。完事之后，他们骑着经过改装的电动三轮餐车，或是开着面包车离开大院，前往各个临近市场的路口。

赶路边早市卖服装和小货的许世佩和弟妹们，是第三拨。他们杂沓的轮毂和电流声消逝之后，天色才真正亮起来，最后一拨前往固定市场的商户吃完早饭，分头赶公交，其中有许世佩的大姐和大姐夫。第四拨人离开之后，大杂院变得空旷，只有近来无早市可赶的许世佩妻子陈根娣和前两天被雾霾呛坏了嗓子的二弟媳等人留守。

直到中午，卖小吃的和一部分下午不出摊的摊贩归来，院子里才恢复了一些人气，一直到傍晚会达到峰值，各家窗户陆续亮起灯光，封了一天的煤炉子再次捅开，飘散炒菜的气味和纷杂声响，还有翻倒煤气罐出气的响动，结冰的屋顶冒出水汽。

到了九点多钟，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大院再次沉寂下来，比这个城市的核心部分提早进入黑暗。它不是老北京胡同里热闹的四合院，倒近于传说中远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只是还够不上单元房的层次。

在这处大杂院里，许世佩已经和五个亲姊妹们一同居住了整十年，从开始时的一间房两百块房租，涨到现在的每间四百块左右。其间弟妹们结婚、生子，繁衍了两代人口。他们从没喜欢过这里，却也想不到离开。

十年前，许世佩的长子许晓川放暑假和弟弟一起来探亲时，脑子里对首都的想象被大杂院彻底击碎了。“很偏，很脏，很挤。”许晓川回忆。从西客站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大杂院，迎面是随处可见的垃圾、大便。父母租住的一间小屋碎砖铺地，要摆货还要生炉子做饭，晚上睡觉，十多个平方要容纳五个人：爸爸和许晓川睡一头，妈妈和弟弟一头，屋里临时支起的一副木板床，睡着爸妈雇的一个帮忙看摊的亲戚。只有一把吊扇驱走人体和气温混合的闷热，爸爸的鼾声更让睡眠本来不好的许晓川难以片刻入寐，只能侧耳听着院子里的动静。从午夜开始喧闹，自家屋的大人也早早起身，一直到清晨父母亲出车后，他才得到了片刻休憩。

眼下许世佩夫妻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在众多亲戚中算是最好的：增加了一间小屋供鼾声太猛的许世佩单独住，以及两个儿子偶尔来探望过夜；床是买的，不像几个弟妹家用砖头垫一块床板；安了空调，添置了冰箱；最重要的则是，花一千多元自己安装了简易暖气，给门外的煤球炉子加装一个管道装置，通到两间屋内的暖气片，生火做饭烧水时，屋里连带暖和起来。这是几家弟妹都没有的，许世佩说是自己“会享受”。

安装自制暖气的起因，是去年南皋一带的大杂院发生煤气中毒，死了一对小贩姐妹，是许世佩认识的安徽老乡。派出所防范煤气中毒，以往在室内生火取暖的带烟道炉子被禁止了。每家屋里还有一个统一强制购买安装的煤气报警器，没有安装自制暖气的几户弟妹，屋中顿时近于冰窖，石棉瓦和牛毛毡屋顶以及碎砖墙皮，几乎没有作用。

比较好一些的像大姐和姐夫、二弟和小妹家用电热毯，小妹还有一个对象送的电暖器，实在太冷时用一会。三弟和大妹两家夫妻则是硬扛着，只靠大被子和人体御寒。

2016年初的“世纪寒潮”里，院子里的水龙头周围堆结了半人高的冰柱，积雪压满了屋顶，化雪时家家漏水，在砖墙形成雨迹，只好在屋顶下加一层塑料布。但露水仍旧渗入，在塑料布缝隙处结成冰凌，早晚一条条地垂挂。家里不能剩水，不管是在洗脸盆还是手巾的纤维里，水分都会结成冰块，手巾像折叠的石板无法打开。罐子里的煤气也会冻住，需要在地上滚动敲打才能流到二手气灶里。入户排查煤炉的派出所警察感到吃惊，问大姐夫，你们不冷吗？

傍晚独自“打游击”的小妹回到家里，早上煮稀饭溢出的米汤已经结成薄冰，从桌子上揭下来，残留水分的毛巾也变硬了。她没有打开电暖器。这里的电线是老板私人牵的，收费比居民电高得多，一度达到一元五角，仅仅充电瓶，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七八十元。给东家收电费的“小四川”是个抠门鬼，一有赊欠就断电。

单身的她没有像哥哥那样自装暖气的原因，一方面是家里人少，另外则是不知道能住多久，明年大杂院是否还存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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