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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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现代性：重绘早期欧美电影(百家廊文丛)试读：
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从1937到2017，从延安的陕北公学，到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正定的华北大学，再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历史沧桑，斗转星移，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八十年来，几代学人进行了殚精竭虑的学术探索，在治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发扬老一辈学者的笃实学风，同时借鉴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有力推动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积淀，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内学科门类建设齐全，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呈现出人才辈出、欣欣向荣的学术繁荣景象。
201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中国史、统计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14个一级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入选学科除统计学为理学学科外，其余全部为人文社会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14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是鼓励和认可，更是鞭策和期许。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如果我们将“双一流”的入选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阶段开启新的征程的信号，那么当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站在新的历史坐标点上。我们需要总结历史，更需要开拓未来。
2016年中，学校科研处的同志与我们谈起，他们准备在校庆年启动一项名为“百家廊文丛”的持续支持工程，希望通过多年连续性的资助，把学校各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所撰写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择优出版，系统性地展示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整体学术水平。科研处作为管理和服务教师科学研究的机构，一直把提升科研品质、打造学术精品作为部门的责任。但是，客观讲，中国高校的文科科研经费投入还是有限的，怎样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出成效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多年来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科研处也做了许多有益的谋划，推动了学校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校庆年首度推出“百家廊文丛”，具有几层特殊的意义。首先，“百家廊文丛”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深厚学术实力。本年入选的多部著作各具特色，有的资料翔实，有的论述细密，有的条理畅达，有的富有文采，足以彰显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学术实绩。其次，体现出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群体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沉人文情怀。有的学者耐得住寂寞，苦坐书斋；有的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寻一手数据。再次，丛书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人大学者与国内外的学者之间架起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百家廊文丛”如能持续坚持下去，就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值得期待。
大学因学术而显厚重，因学者而富气象。“百家廊文丛”首批推出的著作，选题丰富多元，特别是对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对于“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的强调和看重，一直以来也是我校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百家廊文丛”如果能做到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就成功了。好的学术成果一定要能沉淀下来，而非过眼云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中国人民大学长期秉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优良传统，始终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不论是在抗战烽火中，还是在建国伊始，不论是遭受了“文革”的磨难，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凤凰涅槃，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一方面坚守书斋、甘于清贫，另一方面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的命运从来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人大学者从来志向远大，他们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我们推出这套文丛，正是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文脉，弘扬砥砺奋进、实事求是精神的有益之举。“百家廊文丛”的名字，非常契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因为“百家廊”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著名风景，在李东东同志创作的《人民大学赋》中有云：“百家廊，檐飞七曜，柱立八荒，凝古今正气，汇中外学术。”我们认为，这几句话就是对即将面世的首批“百家廊文丛”的最好诠释。“百家廊中百家争鸣”，这套文丛是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校庆的一份心意，祝愿这所伟大的学校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往开来、再续辉煌。
是为序。引论：早期欧美电影中的城市现代性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电影倘若脱离了城市要如何发展。与此同时，城市也不可避免地为电影所形塑。城市研究和电影研究都应该将注意力聚焦于它们之间的关系。[1]——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注释[1]Clark.The Cinematic City.London: Routledge, 1997：2.城市与电影：从“镜像”到“互浸”
从路易斯·勒·普林斯（Louis Le Prince）胶片中的利兹到斯科拉达诺夫斯基（Skladanowsky）兄弟镜头中的柏林，从爱迪生（Thomas Edison）拍摄的纽约到卢米埃尔（Lumière）兄弟电影中的里昂，电影从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密不可分。最早的电影镜头对准了那些熙攘而现代的城市，捕捉城市中的建筑、街道、人群和事件，同时这些流动的影像也参与了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此后，城市的发展不断改变着电影的艺术语汇、审美方式和产业地图，同时电影的发展也不断形塑着城市的空间和文化形态。可以说，作为一项典型的都市实践，电影在艺术语汇、生产体制、发行流通、文化传播等各方面都同城市紧密相融。正如学者大卫·克拉克所说：“我们[1]简直无法想象，电影倘若脱离了城市要如何发展。”
城市与电影之间交互的复杂关系，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从最简单直接的二元角度来剖析，“城市与电影”可被分成两种基本的思考模式：“电影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电影”。前者强调城市是电影的表现对象，电影借由视听语言想象、再现、建构和体感城市；后者则认为城市为电影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了社会文化语境，因此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样式参与到城市的文化建构中。电影学界的论述焦点主要放在前者，似乎“电影”与“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镜像”式的反映与被反映、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于是，大量的学术著作考察不同国别、流派、导演、类型等电影作品所反映或再现的城市。这些城市或许是真实的，但也可能是虚构或幻想的；或许是现实的，但也可能是历史或未来的；或许是物理的，但也可能是社会或精神的。
然而倘若舍弃“镜像”的既定思维模式，我们会得到更多新的灵感和启发。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曾以“镜”与“灯”隐喻两种重要的文学观；借由这样的视角，相对于镜子“反映”现实的作品，电影也可以如明灯一般，倾泻与投射艺术家内心的思想情绪，[2]将现实染上自己的光芒色彩。除此之外，诸如“第三电影”或“德[3]国新电影”等流派认为电影和现实的关系并非“镜像”或“投射”，而是一种“捶打”——电影可以是改变或重塑现实的“锤子”，它能够将破碎不堪的现实塑造成人们想要的样子。尤其当人们对于自身的历史和现状并不满意时，他们能够利用电影去创造新的生活。无论“灯”还是“锤”，都强调了电影对于现实的能动性和改造性，认为它能够侵入现实并影响着现实的构造与发展。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城市与电影的关系，我们认为电影不仅“反映”和“再现”了城市，而且“投射”和“构造”了城市。
在这方面，近些年来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学术专著，它们强调不同时期的电影对于现实的影响、建构和改造的作用。换句话说，“电影中的城市”反过来影响了城市的面貌和格局，令都市和建筑具有更加电影化的面向；于是“城市中的电影”所强调的是电影在历史、现实或未来的层面如何形构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面貌、格局与样态。史蒂芬·巴伯（Stephen Barber）在对电影和都市两种“风景”进行历史化考察的基础上，详细论述电影如何令城市变为“被投射的空间”（projected cities）——尤其在动荡（turmoil）与实验性（experimentation）的时刻，电影如何利用城市的影像来改变我[4]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感知。理查·考易克（Richard Koeck）则以“镜景”（cine scapes）的概念来思考城市中“电影化的空间”（cinematic spaces），将城市视为一种身体化的视觉装置，探讨后现[5]代语境下的城市“镜景”如何被塑造与消费。芭芭拉·梅农（Barbara Mennel）强调电影对城市规划者与城市居民的“重塑”（rework）作用，特别指出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从国家电影的“图[6]符”（icon）变为跨国电影的“特权站”（privileged site）。吉雅·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则关注“恶托邦”（dystopic）式的城市电影如何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进行反思与重构，城市边缘、末世文化、贫民窟与赛博朋克（cyberpunk）又怎样成为一种影像的“诡异炼金术”（uncanny alchemy）并影响着现实与未来城市[7]的发展与想象。琳达·克劳斯（Linda Krause）和帕特丽思·佩特罗（Patrice Petro）则考察数码（digital）时代的影像文化对全球化都市的影响力，认为纽约、东京、柏林、香港等城市早已成为前沿性（frontier）的数码场域，网络与通信令都市经验变得不仅“影像化”[8]和“心理化”，而且成为全球性产业与消费的路径。
在城市与电影的关系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交织”“融合”与“互浸”作为重要的思维方式与分析视角。正如尼泽·阿尔萨义德（NezarAlSayyad）所说，整个电影史的发展都同城市相互交织（intertwined），地方认同与影像表达成为相互推动的力量。这种思维模式，对于早期电影来说同样重要。早期电影和现代城市这两者之间并非再现与被再现、反映与被反映、建构与被建构、感知与被感知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双向浸没的“相互现代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美学、产业、技术、社会等各个层面。借由“互浸”的视角来审视早期电影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我们发现早期电影无论在主题内容、艺术技巧还是传播方式上都同城市现代性息息相关。本书所探讨的对象，正是早期电影与城市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关系，尤其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思考早期欧美电影在文化、美学、产业、技术、社会等方面的现代性特征，以期寻求对于早期欧美电影更为全面、深入、细致、多元的理解与认识。注释[1]Clark.The Cinematic City.London: Routledge, 1997：2.[2]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关于“第三电影”和“德国新电影”的论述（尤其是它们作为“锤子”的意义），详见下书：陈涛.电影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00-206.[4]Barber.Projected Cities: Cinema and Urban Space.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2.[5]Koeck.Cine scapes: Cinematic Spaces in Architecture and Cities.New York: Routledge, 2013.[6]Mennel.Cities and Cinema.New York: Routledge, 2008.[7]Prakash-Noir Urbanisms: Dystopic Images of the Modern City.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8]Krause, Petro, eds.Global Cities: Cinema,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a Digital Ag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3.“重绘”早期欧美电影
中国当下的电影研究领域，对于华语电影文本、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已经涌现出非常多重要的专著和论文，而对于外国电影的研究则主要依赖于译介，真正能够深入电影发展肌理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而在外国电影的研究版图中，早期电影则基本上是被忽视的一块领域，鲜有国内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述。在这种情况下，本书希望能够开拓早期欧美电影的研究内容和范式，也为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的世界电影发展史提供重要的基础性观点与阐释角度。早期电影开拓性的手法、技巧、美学以及审查方式、影院构成、观影习惯等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能够为当下强调“吸引力”“幻象”“沉浸”“奇观”以及技术性的三维（或四维）电影、虚拟现实艺术等领域提供参考、借鉴和反思资料。
在西方，“早期欧美电影”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一些学者的提倡和努力，在迄今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它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最重要的开拓性学者之一，便是芝加哥大学的汤姆·甘宁（Tom Gunning）。他提出早期电影属于“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s），强调其表现（presentation）和展览（exhibition）而非再现（representation）和叙事（narrative）的特征。他几篇重要的论文围绕“吸引力”这一关键词，论述了早期电影和现代性的关系、“展览性”的特征、运动和吸引力的关系、早[1]期观众与吸引力电影的共谋等问题。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是米里亚姆·汉森（Miriam Hansen），她特别强调早期电影的“观影”（spectatorship）问题，一方面质疑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性别化论述，另一方面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概念援引入早期电影研究中，探讨了观影主体（包括观众、影院、广告、宣传册等）对于早期电影的建构作用，以及早期电影作为一种普适性语言——“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2]modernism）的意义。
除却这两位重要的开拓性学者的论述，其他一些重要的论述也从各个方面拓展了对早期欧美电影的认识与研究，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大致梳理和概括。首先，一些学者针对早期欧美电影以美国和法国为中心的局面，寻找“差异化”（alternative）的国别电影论述，例[3]如托马斯·艾尔塞斯（Thomas Elsaesser）和迈克尔·钱南（Michael [4]Chanan）的专著分别论述了早期德国和英国电影的诞生问题。
其次，部分学者针对早期电影的不同主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5]例如丹·斯特瑞堡（Dan Streible）和史迪威·西姆金（Stevie [6]Simkin）针对早期电影中的运动和暴力等问题进行详细论述，思考运动和暴力等体裁的电影在早期电影中的表现特征与意义，并剖析电影所再现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性别等议题；本·辛格（Ben Singer）则聚焦于早期电影中的身体呈现与感受问题，一方面思考早期电影（尤其是情节剧）耸动性与都市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7]另一方面也探究了早期电影中的身体表现；林恩·科比（Lynne Kirby）则探讨早期电影中的铁路旅行，思考火车与电影之间在性[8]别、阶级、种族、国家等方面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凯瑟琳·福斯库（Katherine Fusco）则将重点放在电影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9]上，探讨两者在时间、空间和叙事等方面相互交织与影响的关系。
最后，一些学者针对早期电影的技术、产业和审查等问题进行探讨，于是从新的侧面加深了我们对于早期电影的认识。例如瑞克·阿[10]尔特曼（Rick Altman）和理查德·阿贝尔（Richard Abel）等学者[11]关注早期电影的声音问题，认为电影声音问题一直被忽视，声音的从属地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书写，这尤其体现在早期电影研究中，以此为基础，他们从早期电影的表现性、电影公司与唱片公司的关系、早期影片的声音输出、都市交响乐电影等角度，重新思考早期电影的“听觉”特质；安东尼·斯莱德（Anthony Slide）聚焦早期欧美电影中的明星问题，不仅探讨“默片”时代演员的表演方式与风格，而且剖[12]析了早期电影明星与电影产业之间的关系；而李·格力佛森（Lee [13][14]Grieveson）和司各特·柯提斯（Scott Curtis）则以审查问题为切入点，针对早期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和德国电影）的审查制度进行研究，思考审查与影片内容、影院及观众之间的关系，辨析早期电影的审查制度在法律、伦理和性别上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些英文专著，从不同角度思考了欧美早期电影的诸多问题，不仅指出早期电影重要的特征与表现，而且勾勒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为本书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于英文学界对于早期欧美电影的重视，中文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薄弱得多。一方面，没有针对早期欧美电影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另一方面，相关中文论文都以译介为主，鲜有对早期电影理论、作品或史实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文章。在对于英文成果的翻译方面，汤姆·甘宁的多篇论文已被译成中文，包括李二仕翻译的《一种惊诧[15]美学：早期电影和（不）轻信的观众》、李二仕与梅峰翻译的[16]《吸引力：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刘宇清翻译的《现代性与电影：[17]一种震惊与循流的文化》、张泠翻译的《运动之吸引力：现代再[18][19]现与运动影像》、张隽隽翻译的《运用色彩：创造电影幻想》、[20]范倍翻译的《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以及严[21]毓倩翻译的《纪录片之前：早期非剧情电影及“景观”美学》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欧美学者的文章被翻译，包括刘斐翻译的伊莎贝拉·孚琪（Izabella Füzi）的《机械运动与身体动态：以早期电影和[22]1920年代的匈牙利电影理论为例》、孙柏和叶雅妮翻译的米里亚[23]姆·汉森的《象形文字，书写的图案》等。而在对于欧美学界成果的介绍方面，张英进的《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24]代主义》和《再读早期电影理论：追寻都市现代性的感官体验》[25]、孙绍谊的《重访早期电影：现代性理论与当代西方电影思潮》[26]等文章都精辟而扼要地归纳了早期电影相关的理论范畴与问题意识。此外，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例如唐宏峰的[27]《幻灯与电影的辩证——一种电影考古学的研究》将中西方的幻灯与电影放映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的同一性程度来源于一种“虚奇美学”在早期电影接受中的主导地位。整体上来说，国内对于欧美早期电影的研究完全不足，无论在理论探讨、文本分析还是社会语境还原及史料挖掘等方面都远远弱于欧美学界。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书从“知觉范式”（perceptual paradigm）这一新的概念与视角入手，思考早期电影对于现代性城市空间与文化的展示、再现与体感，研究早期电影参与和建构现代性的方式。虽然在欧美早期电影的相关著述中，欧美学界的成果较为丰富，然而依然存在大量理论、视角、文本和史料上的空白与不足之处。而相对于欧美学者的著述，本书在一手资料（包括报纸、画刊、地方志、公立档案、图片甚至口述历史等）的挖掘和考证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因此希望更多通过整合现有的资料，以“知觉范式”为视角来重新审视欧美早期电影的城市现代性美学和文化特征，一方面同英文学界的已有研究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期待开拓出新的理论维度、分析视角和论述方式，以此“重绘”早期欧美电影。注释[1]Gunning.An Aesthetic of Astonishment: Early Film and the（In）Credulous Spectator.Art and Text, 1989（34）：31-45；Gunning.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 Early Film, Its Spectator and the Avant Garde.Wide Angle, 1986（8-3-4）：63-70.[2]Hansen.Babel and Babylon: Spectatorship in American Silent Fil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3]Elsaesser.A Second Life: German Cinema's First Decades.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4]Chanan.The Dream that Kicks: The Prehistory and Early Years of Cinema in Britain.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80.[5]Streible.Fight Pictures: A History of Boxing and Early Cinem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6]Simkin.Early Modern Tragedy and the Cinema of Violenc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7]Singer.Melodrama and Modernity: Early Sensational Cinema and Its Contex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8]Kirby.Parallel Tracks: The Railroad and Silent Cinema.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9]Fusco.Silent Film and U-S-Naturalist Literature: Time, Narrative, and Modernity.London: Routledge, 2016.[10]Altman.Silent Film Soun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11]Abel, Altman, eds.The Sounds of Early Cinem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12]Slide.Silent Players: A Biographical and Autobiographical Study of 100 Silent Film Actors and Actresses.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2.[13]Grieveson.Policing Cinema Movies and Censorship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14]Curtis.The Shape of Spectatorship: Art, Science, and Early Cinema in German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15]甘宁.一种惊诧美学：早期电影和（不）轻信的观众.李二仕，译.电影艺术，2012（6）：107-115.[16]甘宁.吸引力：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李二仕，梅峰，译.电影艺术，2011（4）：71-76.[17]甘宁.现代性与电影：一种震惊与循流的文化.刘宇清，译.电影艺术，2010（2）：101-108.[18]甘宁.运动之吸引力：现代再现与运动影像.张泠，译.电影研究，2015（3）：119-130.[19]甘宁.运用色彩：创造电影幻想.张隽隽，译.当代电影，2017（11）：133-141.[20]甘宁.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范倍，译.电影艺术，2009（2）：61-65.[21]甘宁.纪录片之前：早期非剧情电影及“景观”美学.严毓倩，译.电影艺术，2015（5）：101-108.[22]孚琪.机械运动与身体动态：以早期电影和1920年代的匈牙利电影理论为例.刘斐，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4）：80-94.[23]汉森.象形文字，书写的图案.孙柏，叶雅妮，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4）：77-82.[24]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1）：25-34[25].张英进.再读早期电影理论：追寻都市现代性的感官体验.当代电影，2008（8）：74-80[26].孙绍谊.重访早期电影：现代性理论与当代西方电影思潮.当代电影，2012（12）：56-61.[27]唐宏峰.幻灯与电影的辩证——一种电影考古学的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40-60.城市与早期电影的“知觉范式”
本书试图从“知觉范式”这一视角来探讨早期电影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nn）的阐释，“范式”（paradigm）指常规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面对某一领域的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尤其范式在某一科学或现象领域内提出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强调公认性、领域界定、理[1]论体系等几个方面。这里所说的“知觉范式”，指的是人们在现代性的感觉和认知中所形成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普遍性和公认性，并能形成一种新的理论概念体系，从而影响我们认识现代性的方式。本书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早期电影，开启了一种认识城市现代性的新“知觉范式”，这种新的知觉范式体现在革命性的视听语言、身体和空间的新感知方式、都市风景与建筑的新理论探索、震惊性的冲击或耸动体验、声音构型的新现象特征等不同方面。而从现代性的“知觉范式”这一角度出发，本书希望结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重溯欧美学者关于早期电影的重要观点，细读关于城市的重要电影作品，分析电影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装置、现象和契机，如何推动了城市在视觉性和空间性艺术语言上的革新；与此同时，创新性、先锋性的影像又如何影响了观众知觉范式的转变，拓展了审美现代性的内容与形式。这一方面能够同汤姆·甘宁的“吸引力”和“震惊体验”、米里亚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等概念形成对话的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早期电影的美学和文化特质，并令我们思考世界电影发展（从早期电影到当代电影）一以贯之的属性与特征。
借由“知觉范式”的视角，我们如何理解早期电影与城市现代性的关系？本·海默（Ben Highmore）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一语道明了城市现代性的实质：“我理解的现代性，就是被不断的剧烈[2]变化所追赶的都市经验。”这个定义可以用来解释大众文化的两个空间：电影和城市。当电影带来现实或想象性的风景时，当人们通过电影及其公共空间进行分享交流时，当电影改变了城市的物质肌理时，西方的城市同时也在进行着剧烈的变动和转型。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性背景下，电影和城市共同形构了我们今天的感知。而菲尔·哈伯德（Phil Hubbard）则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早期电影和现代都市在“知觉范式”上的总领性关系：“早期电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都市现象，不仅仅因为电影是在城市中发明的，而且因为电影拍摄的内容是城市——电影使用了新的叙事技法、视觉影像和剪辑技术来捕捉现代都[3]市生活的节奏。”可以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方面，城市都形塑了早期电影的特征。作为现代性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同电影一起建构了人们的新知觉范式。
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知觉范式，我们从空间和视觉这两个角度进行进一步探析。空间和视觉作为两种最基本的认知方式，彼此之间并不割裂，而是完全有机相融。在这一问题上，列斐伏尔（Lefebvre）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作为一种现象、一种现代奇观、一种列斐伏尔所[4]说的“光亮的虚拟”（illuminating virtuality），电影并非将城市看作一个连续性的物质实体或者“完成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有问题的事物。可以说，城市作为现代性、城市化和影像化的空间，包容着各种具有悖论性、矛盾性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形态。根据列斐伏尔的观察，“都市现象是移动的……其中心性和对话性的矛盾并不会解决，而是一直在移动和变化中。因此，都市就是一个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地方”[5]。站在列斐伏尔的观点上，我们强调电影和城市之间的对话性：抛弃了直接“捕捉”或“固化”再现形式，城市并不能作为一种完整的地理实体进行考察。
正如芭芭拉·梅农所说：“我们其实很难说清电影如何整合都市中[6]各种不同的空间和视觉形式。”用更准确的话来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协调各种刺眼和刺耳的空间形式，然而它们共同建构了我们对城市的日常理解、经验和感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是，我们与其不断丰富和多样化城市功能性的研究，不如“将重点放在如[7]何解读城市上”。这提供了一种“唯技术论”导向之外的观察，令[8]多面向的空间和记忆的“模糊性”研究浮出水面。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激发认识电影在表现城市空间方面的理论潜能，探索早期电影在城市现代性感知方面的种种面向：从政治代表到艺术再现，从理性描摹到诗意体感，从美学探索到制作传播。
从列斐伏尔延伸到其他学者的重要观点，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近二十年来城市研究领域“空间转向”的大趋势。列斐伏尔、哈维（David Harvey）、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索亚（Edward Soja）等学者都提醒我们空间并非物理的而是社会的，具有建构的、开放的、多元化的属性；都强调应当关注空间在身份认同、体感、关系性、移动性中的建构作用，以及社会文化实践上的日常模式。哈维、索亚等学者都对现代性在时间上的二分式偏见进行了反思，这都源于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空间问题的反省，例如他提出“空间被认为是死亡的、固定的、非对话的、非移动的；相反，时间却被认为是富裕的、多产的、生机勃勃的、对话性的、移动的”的重要观点，并认为“如果一个人谈空间的问题，基本就会被认为他对于时间问题是敌对
[9]的”。而福柯所批判的这种二分式偏见，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些学者依托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对空间问题投注了热情，且并未将空间作为边缘的问题进行考虑；他们都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尤其在分析后现代性、全球化、多元国族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等问题上。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空间是将现代和后现代进行区分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空间转向的话语遭遇了“文化转向”，于是学者们对空间在大众视觉文化（例如电影）在空间（实体性和再现性）中的表现和意义等议题投注了热情。
考虑到“空间转向”的多元化和跨学科属性，对于文化研究中空间问题的探讨其实很难有固定的标准。然而这一问题在电影研究领域得到了一种较好的解决方式：电影具有固定化的形式与风格分析（基于视听语言），因此空间问题与视觉问题借由具体电影文本的分析得以细致化、模式化和深入化。这也是本书所强调的一点：对于空间理论与实践的探讨，需放在电影研究（美学与产业）的框架内进行。早期电影相关的理论，正是空间与视觉二者在思想上得以交锋的最好场域。
正是从空间和视觉这两大论述范式来考虑，本书在对于电影理论的思考和分析上，试图兼顾两种相互对峙的思潮：一种是强调窥探、凝视、构成方式和精神分析符号的视觉导向脉络，具体包括精神分析电影学、结构主义电影学、符号学电影学等，诸如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温别尔托·艾柯（Umberto Eco）、让·博德里（Jean Louis Baudry）、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等人的理论著述；另一种是强调触觉、褶皱、空间感受和身体状态的体感导向脉络，包括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梅洛 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马克·汉森（Mark Hansen）等人的理论著述。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本书将更多地同近二十年来当代电影研究学者（例如汤姆·甘宁、米里亚姆·汉森、林恩·科比、本·辛格）等人关于早期欧美电影的观点相碰撞。注释[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22.[2]Highmore.Cityscapes: Cultural Readings in the Material and Symbolic City.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125.[3]Hubbard.City.New York: Routledge, 2006：135.[4]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16.[5]同上174-175.[6]Mennel.Cities and Cinema.New York: Routledge, 2008：4.[7]Barthes.Semiology and the Urban//Neil Leach, ed.Rethinking Architecture: 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7：169.[8]Koeck, Roberts, eds.The City and the Moving Image: Urban Projection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12.[9]Foucault.Questions on Geography//Gordon, ed.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65.本书的章节架构
本书借由“视觉范式”的视角，具体从都市空间与影像建筑、火车旅行与全景感知、震惊体验与身体耸动、都市交响与声音风景这四个角度来重溯早期欧美电影的一些重要问题。无论是城市、交通、身体还是声音，其中所包含的重要问题都指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性（尤其是城市现代性）的内容与肌理。
具体来说，第一部分“都市空间与影像建筑”探讨早期电影同城市空间在现代性层面上的再现、体感和互浸的意义。首先在第一章“城市与早期电影：交互的现代性”中，笔者从总体上论述早期电影同城市之间交织、共生、互浸的关系。借由文化实践、艺术语汇、地理绘图和空间叙述四个角度，本章将电影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对象进行考察，挖掘早期电影不同层面的属性与特征——从经济实体到技术载体，从艺术语汇到文化地理，从意识形态到公共空间，从实践形式到叙述手段，早期电影和城市之间的复杂交融，促进了两者更好地协同发展，并共同形塑了人们对于城市现代性的新知觉范式。在第二章“境况电影中的都市风景”中，笔者借由“风景”（landscape）的理论范式与视角，进一步探究早期城市影像的形式美学，思考早期的摄影师（或导演们）如何运用一些艺术感来“设计”和“编排”影像，设计“都市风景”。境况电影（actuality films）中已经蕴含了部分纪录片的视觉美学元素，并为后来的多镜头、剪辑式、叙事性电影提供了基础；其中“城市”作为一种“原电影”因素，令影像不断促生新的艺术技巧和美学原则，丰富了早期观众的现代性视觉体验。而第三章“现代建筑与早期电影的空间感知”在承认和强调电影和建筑作为“体感”（haptic）空间的理论基础上，集中探讨现代建筑理论中所蕴含的影像思维，思考现代建筑理论如何从电影中获得灵感与创意，生发重要的空间论述。从早期电影和建筑对“运动影像”的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场景设计，从早期的境况电影和“建筑纪录片”的空间记录到“蒙太奇”概念的阐发与应用，现代建筑理论的创意性观念不仅来自建筑师们的“抽象空间”，而且源于电影导演和理论家诠释和创造空间的努力。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本章希望将电影学理论同建筑学理论相结合，针对一些重要的现代建筑和电影理论进行分析，并管窥建筑和电影两种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部分的三章并未过多讨论早期电影的文本或导演，而是试图跳脱“艺术再现”的分析模式，侧重于从理论上探索早期电影和城市发展在现代性上的互融、互浸与互感，以探索新“知觉范式”的表现与特征。
第二部分“火车旅行与全景感知”从交通运输的角度思考早期电影与现代性城市的关系。在众多交通工具中，笔者选择“火车”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物件、现象和符号进行深入分析。火车作为重要的现代性物件与交通工具，同城市发展之间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而早期电影对于火车的热衷，令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觉符号，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市现代性的种种面貌和征候，也促成了电影在视觉语言、性别观念、阶级论述等方面的转型与革新。首先在第四章“火车与早期电影的视觉语言革新”中，笔者思考在现实或再现的层面，电影与铁路（交通）的生成转化与思维方式如何相互影响、彼此交融。火车作为重要的现代性物件，促成了电影视觉语言在震惊体验、运动属性和时空剪辑方面的不断革新，同时创新性、先锋性的影像又影响了观众知觉范式的转变，拓展了审美现代性的内容与形式。从《火车进站》（The Arrival of a Train）到《隧道里的吻》（The Kiss in the Tunnel）再到《火车大劫案》（TheGreat Train Robbery），火车和铁路作为一种社会性、感觉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现代性物件、现象和交通工具，不断促进早期电影视觉语言和叙事手段的产生与进步。无论运动性、全景性还是创伤性、叙事性，都是火车与电影两者之间得以沟通与融合的现代性特征，被卢米埃尔兄弟、史密斯（G-A-Smith）、鲍特（Edwin Porter）或格里菲斯（G-W-Griffith）等具有创造力的导演用来革新电影的视觉语言，开拓新的知觉范式。在第五章“火车旅行与早期电影中的城乡对立”中，笔者立足于火车、城市和早期电影三者研究的交叉点，从阶级的角度集中思考都市现代性的重要主题之一“城乡对立”在早期火车电影中的再现。一些电影中的城市具有一种中产阶级的特权视角，火车突显了其主体位置和支配地位；而另一些电影则具有反城市化的倾向，鼓动中产阶级逃离“都市病”。与此同时，从知觉范式的角度来说，早期火车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强调“流通”（circulation）与“全景”（panorama）的特质，加速了城乡之间的融合。而在第六章“双重形塑：早期火车电影和镍币影院中的女性”中，笔者则从性别的角度切入，探讨火车电影空间（包括火车影像、真实铁路空间、镍币影院）中女性的形象塑造与身份定位。空间中女性的被侵犯与欲望化使之不断遭受主流话语的谴责与规训，因此浪漫化的女性形象、女性气质的借用以及对女性群体的讨好密切联系着以上三个空间在主流话语中的“正名”历程。这三章的内容分别从视觉语言、阶级呈现和性别意识的角度思考早期电影中的火车与交通，于此当中我们能够管窥作为现代性物件的火车和早期电影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于新“知觉范式”的创造性意义。
第三部分“震惊体验与身体耸动”聚焦于早期电影中的身体呈现与感受问题。早期电影带给观众的“原初激情”（primitive passion）和“震惊体验”（shocking experience），是同城市现代性密不可分的。在第七章“戏法片、城市与身体耸动性”中，笔者探究现代都市人对于“耸动性”（sensationalism）视觉刺激的兴趣和追求。在这一方面，本·辛格通过探讨早期电影中的“通俗剧”来揭示现代性的视觉表达方式，尤其是20世纪初诸如《宝琳历险记》（the Perils of Pauline）、《海伦历险记》（the Hazards of Helen）等系列“凶杀片”（blood and thunder）反映了都市感官环境中的现代性大众娱乐与视觉文化的转
[1]变。沿着这一观点和范式，本章以更为早期的另一种电影类型——“戏法片”为例，进一步思考都市的身体“耸动性”体验，探讨它如何借由早期电影的视觉“幻象”（illusions）和“花招”（tricks）来训练人们的感官适应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都市现代性。在第八章“早期电影的脸：特写与身体镜头”中，笔者分析早期电影中的“脸”，尤其是特写镜头对于“脸”的表现。从境况电影到多镜头叙事电影，早期电影中的“脸”如何被言说、表达、感受和凸现？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章援引巴拉兹（Béla Balázs）、本雅明、克拉考尔以及爱普斯坦（Jean Epstein）等人的早期电影理论，将早期电影的“脸”视为一种典型的触感影像实践，突出“脸”的情感性维度，并令“特写”指向一种对于时间敏感性和对于身体“表面性”的强调。在第九章“早期拳击电影的身体与暴力”中，笔者简要追溯早期电影中的拳击运动题材，从社会文化场域、身体感官图景、暴力意义书写、动作心理效应等角度思考拳击电影“吸引力”的来源，并结合早期电影的观影体验、审查制度和放映技术等元素进行考察。第三部分的三章，主要围绕早期电影的观影“体验”，思考城市现代性在影院、审查、感知、暴力等方面作用于身体的特征与反应，从中我们能够更为深入而明晰地了解“知觉范式”在身体空间和都市空间交融时的互动与共生。无论是“戏法片”、拳击电影还是特写镜头，都反映了人们对于感官兴奋和耸动性事物的欲望。这种视觉和体感刺激成为都市现代性生活中经验日渐贫乏的一种补偿式的反应。
第四部分“都市交响与声音风景”从声音的角度，重塑早期电影重要的美学特征。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电影是默片，探讨默片中的声音问题似乎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举动。然而，正如瑞克·阿尔特曼所说，早期电影被看作一门完完全全的“视觉艺术”，这样的观点值得反思。那么，追寻早期电影的声音呈现，在城市现代性的问题上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首先在第十章“都市交响乐：早期电影的声音风景”中，笔者从城市现代性的声音风景、早期电影的声音构成、声音技术的发明、影院空间的影响这四个角度，梳理与综述同早期电影声音相关的学理性内容。作为一项现代性的都市实践，声音的制作和传播带给早期的观众（听众）有趣而深远的“震惊体验”，它同空间设计、技术革命、跨媒实践、观众反应等因素息息相关，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早期电影在城市形态、知觉范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由此我们强调，对于早期电影来说，1906年（前后）这一在视觉上所强调的转折点（从“吸引力”到“叙事性”电影），在声音方面并不能完全成立；反而1909年（前后）才成为重要的转折点。第十一章“故音与新声：早期电影配乐的形式与风格”探讨“音乐”这一在早期电影声音的众多形式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笔者从当前学界讨论较少的几个视角——流行歌曲、“配歌画片”（illustrated song slides）和当代配乐切入，思考和梳理早期电影配乐中重要的问题意识。通过重回历史现场并考察早期电影配乐师在古典音乐和流行歌曲之间的选择，我们得以管窥当时观众的欣赏偏好与文化认同；而通过对于“配歌画片”及其表演的探讨，我们则能够探析电影放映“间隙”中特殊的娱乐方式，并讨论早期流行歌曲与电影之间复杂的联系与互动。在此基础上，本章考察早期电影的当代重新配乐问题，试图勾勒早期电影音乐的前世今生，思考“故影新声”的形式、风格与意义。第十二章“辩士：默片时代的发声者”讨论早期电影中的重要声音元素——辩士的作用与意义。从西方的“讲解员”到东方的“辩士”，早期电影的讲解或配音方式是非常值得深究的，尤其在东方（尤其是日本），辩士解说并未如欧美等大多数地区的配音活动一样，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迅速走向没落，反而在有声电影出现后的近二十年间仍然活动频繁，其中包含着历史、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因。本章从社会语境、文化传统以及辩士活动的时代意义等角度出发，探讨辩士这一电影中曾经的特殊角色缘何形成，又为何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兴盛不衰，并简要触探“辩士”从日本到朝鲜，到我国台湾的发展轨迹。第四部分的讨论，希望能够为早期电影研究中一直以来非常薄弱而受压抑的“声音”领域增砖添瓦，并以此思考早期影院、辩士、乐队、流行歌曲、游乐场等城市空间与文化形式对于现代性生活形态的塑造意义，探索早期电影音乐如何开启观众现代“知觉范式”的问题。
最后的结语“早期欧美电影的四副面孔”将思考城市、交通、身体、声音这“四副面孔”的彼此交融的关系。这四个理解早期电影的角度，绝非截然分离，而是彼此相关与共生的。借由四个方面彼此支撑、相互支援的方式，希望能够织就早期电影在文化、美学、产业、技术、社会等方面现代性特征的网络，以期达到对于早期欧美电影更为全面、深入、细致、多元的理解与认识。注释[1]Singer.Melodrama and Modernity: Early Sensational Cinema and Its Contex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一部分 都市空间与影像建筑一、城市与早期电影：交互的现代性我理解的现代性，就是为不断的剧烈变化所追赶的经验。[1]——本·海默
19世纪末电影的诞生，同其他现代性的产物（例如火车、精神[2]分析、国族主义、消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其中也包括城市。电影的出现是一项典型的都市实践，这确保了城市和电影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巴黎、伦敦、柏林、纽约、莫斯科等城市不断进行着艺术和技术的交流，共同滋养了早期的电影。无论是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美国的爱迪生、英国的M＆[3]K（Mitchell＆Kenyon）公司还是德国的斯科拉达诺夫斯基兄弟，都不仅用电影捕捉了伦敦、利兹、里昂、巴黎、柏林、纽约等城市的风景，而且将电影公司设立在这些现代都市中，带给早期电影观众运动性和吸引力十足的视觉体验。这样一种“震惊”体验，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业已混合了数码技术、多重感官体验和空间的转型，而都市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
从电影诞生伊始，它便在反映、再现和建构城市空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参与了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建构。城市是电影重要的表现对象，电影借由视听语言想象、再现、建构和体感城市。然而电影和城市绝不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记录与被记录、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城市为电影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了社会文化语境，而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样式参与到城市建构中。电影在艺术语汇、知觉范式、生产体制、发行流通、文化传播等各方面都同城市的空间与文化紧密相融，迸发出精彩而美妙的火花，产生了有趣的化学反应。尤其是早期电影与现代城市这两个命题之间相互交缠、影响，彼此促生、浸润。我们将这一命题放在现代性的视域中，从文化实践、艺术语汇、地理绘图和空间叙述四个方面探讨和论述。注释[1]Highmore.Cityscapes.New York: Palgrave, 2005：33.[2]Shohat and Stam.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London: Routledge, 1994：100.[3]M＆K公司是萨加尔·米切尔（Sagar Mitchell）和詹姆斯·凯尼恩（James Kenyon）于1897年成立的早期电影公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电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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