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建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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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与农民工创业行为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本研究是从社会流动角度透视社会结构转型中农民工的创业行为。“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是一句意蕴无穷的至理真言。当今，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广泛涉及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各个领域，这一群体的流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而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的农民工流动，推动了体制转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为此，关注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问题是社会流动研究的必然。
农民工的创业行为，表达和反映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在发展进程中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本研究以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为目标，通过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分析和影响创业的各种因素的探索，构建符合农民工创业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以期找到促进农民工成功创业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机制。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流动研究的核心。作为主体与结构互动的农民工创业行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同时又重塑了社会结构。在农村改革以前，种田是农民的基本活动，而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农村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迁，部分农民逐渐从农村分化出来，参与到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中。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创业农民工群体。通过创业，他们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业、从生存向发展转变的“二次飞跃”，体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他们的发展变化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分为九章，主要探讨农民工创业行为轨迹、农民工创业的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体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研究认为，农民工创业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嬗变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工获得创业机会、利用创业资源而成功创业的过程。关注农民工创业行为，要了解农民工发现创业机会、获取与调动资源的过程，本研究从创业过程的角度研究创业机会、资源、网络及其内在联系，以及创业的实现途径；以“事件-过程”为分析路径，诠释生存型农民工到创业发展型农民工的演变过程，理解创业农民工在识别创业商机、获得资源以及利用社会资本方面，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创业行为策略。
研究还认为，对于农民工创业行为应该关注其创业愿望、创业动机与创业认知，关注农民工创业需求特点与创业服务供给，这些对农民工创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农民工创业的社会支持结构也是多层次的，包括价值系统、制度系统、组织系统、网络支持四个子系统。
研究提出必须采取“差别化”的社会支持策略，着力构建有利于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环境、融资环境、文化环境、服务环境，形成支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和服务体系，既要发挥国家“有形之手”的力量，主动、积极构建创业环境，又要整合社会资源，拓展创业服务空间。
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是再结构化的一个表现，有利于促进“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在社会流动机制中，必须有相应的措施保障每个层次的社会群体都能够凭借自致性因素、根据自身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实现自身的社会流动。
农民工创业是破解当前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双重难题的重要路径。本研究立足城乡统筹发展，持续开展农民工创业创新路径、机制、政策等系列研究工作，旨在丰富和完善农民工就业创业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充实农村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体现社会学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本研究的创新点有：①从社会流动视角切入农民工群体的创业行为，梳理出农民工创业的模式，形成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的全面理解；②提出农民工“顺向”的留城创业与“逆向”的返乡创业都可以成为其向上流动的途径，并提出应建立“双向流动”机制，同时指出农民工流动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到扶持农民工创业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点；③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学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作为一种手段，以揭示创业这一行为表象背后的代际传承、生活经历、人力资本、地方文化历史传统，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一章绪 论
农民的大量流动源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孟德拉斯（Herri Mendras）在《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导言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1]学提出的主要问题。”站在文明入口处的农民的转化应是一种全新的转换，既是从安土重迁到主动外出空间的跨越，更是思想、价值观的转变，农民的大量流动意味着“小农”时代的终结。这一过程正是发生在中国特有的时空结构之下，“时空特性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从研究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时空特性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或者[2]说，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第一节 选题与研究内容一 研究缘起
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的边界模糊，这一过程伴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的分化、变动，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特殊的农民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99个县（市）、7500多个村和近20万名农村劳动力按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336万人，增加473万人，增长3.0%。住户中外出农民工为12961万人，比上年增加377万人，增长3.0%；举家外出农民工为3375万人，增加96万人，增长2.9%。本地农民工为9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5.4%（如表1-1所示）。表1-1 农民工数量
农民工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农民工流动方向仍然以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为主，如表1-2所示，2012年，东部地区83.7%的外出农民工在省内流动，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则是以跨省流动为主，分别占66.2%和56.6%。表1-2 不同地区外出农民工在省内外务工的分布
从流动状况看，农民工广泛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而且流动后不再是同质性的群体，他们在职业期望与流动行为选择上出现了新特点。当今，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广泛涉及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各个领域，这一群体的流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而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的必然趋势，推动了体制转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
对变化中的中国巨大流动人口群体——农民工来说，在特有的时空结构下，他们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阶段性的分化特征。早期农民工只为“进城谋小利”“养家糊口”，而后期的农民工已经超出了“理性小农”的阶段，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他们进城积累资本是为事业发展、为找到机会创业打基础。因此，应该从关注农民工的就业权益拓展到研究农民工流动后的出路，这种研究理路的演进正体现了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的一种提升。
农村人口的流动也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他们的发展轨迹大体有四条。第一种情况是两栖生活。只要政策、形势不变，极少数农民发生身份、地位的转变。第二种情况是一部分转为正式工人，从事的产业、行业比较固定，成为熟练工人。第三种情况是创业，由农民工转为老板，包括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企业，其创业有四种形式：在打工地创业；外地打工，返乡创业；外地打工，异地创业；在打工地和家乡同时创业。第四种情况是一般的回流。农民工所处的特殊地[3]位和环境，使他们成为“第四次创业浪潮”的主力军。农民工创业在中国社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或者是留城创业，都显示了农民工创业行动的开拓性和创造性。尽管如此，由于农民工创业认知的限制、掌握的资源不足且缺乏创业的支撑体系，成功创业的比例还很低。农民工在创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从而真正发挥创业在农民工社会身份转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创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大趋势，在此背景下，实现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已经成为农民工实现社会流动的现实选择，然而推进创业发展还需要有社会的支持。本研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重新梳理农民工创业特征和模式，对H县农民工创业行为进行分析，构建符合农民工创业需求的支持体系，以期为政府鼓励、扶持和引导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建议，从而推动更多农民工高质量创业。二 研究内容
本项目立足于社会流动视角，结合典型案例以及问卷调查，对农民工创业行为及过程，创业模式、创业需求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农民工创业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一）研究内容
一是通过反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劳动力资源及其流动的理论、当代社会学关于流动的主要理论，重塑有利于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机制，构建农民工创业的理论基础，以期对农民工创业行为进行社会学分析与路径描述。
二是探寻农民工创业的生成路径与机理，将农民工创业与发展机会获得、社会身份变化结合起来，侧重于考察处于“过渡”阶段的农民工群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通过创业而实现流动、融入新的社会结构的途径。
三是结合实践考察，阐释农民工创业的阶段性特征与创业模式，开展各种硬、软环境（创业资本、创业素质、政策支持等因素）与农民工成功创业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农民工创业的需求与供给现状分析。通过对农民工创业模式的差异比较与聚类分析，可推导出农民工创业模式，为农民工今后理性流动及创业模式选择提供参考。
四是以“事件-过程”的分析策略为视角，从日常生活逻辑、常识中解析农民工的行动逻辑，从一个侧面了解农民工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分析农民工从打工到创业的转变路径，并以此推演“事实”、解释“现实”，重点评价农民工创业能力与创业环境，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创业者三方在创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关联性，以及他们之间的行为博弈。
五是基于农民工创业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探讨支持农民工创业的多元方式，形成以价值系统为引导、以制度系统为保障、以组织系统为助推、以社会网络为平台的创业支持框架。（二）核心问题
本研究的描述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农民工创业进行个案分析，了解农民工创业的状况；二是从更为具体的视角对流动农民工的创业需求、意识、动机进行分析。这是对前述研究的补充和反思，也是对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的探讨。
一是明确社会流动与农民工创业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流动方向、流动程度、流动类型的考察来，分析他们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及原来所属群体的冲击，以及他们的主体性、现代性表现。
二是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痕迹信息深入挖掘。通过揭示农民工创业的特征及创业行为逻辑、行为模式、内在规律，以及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创业过程的观察，从中透视出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关系。
三是明确农民工创业的利益表达与社会支持。通过分析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发挥创业在农民工向上流动中的作用。
四是作为创业主体的农民工，由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创业意愿、动机、认知方面存在劣势，以此形成独特的创业模式。研究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创业意愿、创业动机、创业认知以及创业需求，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民工创业的支持路径与政策选择，可为农民工创业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支持。（三）研究假设
所有的社会都介于封闭和开放之间。在传统社会，由于相对封闭，社会流动是缓慢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人们有了更多的流动机会。基于以上内容和研究目的，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总的假设：农民工通过创业难以实现向上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流动机制的不合理。
命题一：农民工在通过创业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先赋性因素起了一定作用，自致性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
命题二：农民工创业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在合理的、有效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框架内，他们的利益会得到更多的保护。
命题三：农民工创业行为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也需要更多的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实现成功创业，从而实现向上的流动。
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前后，农民工流动的形势很不一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所有的资源，市场、资本、劳动都受控于国家，城乡之间的流动很少。而在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工流动的频率与之前大不相同。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农民工流动与创业的发生机理与之前是很不相同的。三 核心概念界定（一）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本研究分析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社会学基点。马克思归纳了社会变迁法则并断言：“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4]定了劳动交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工业化带来了工人流动和职业变化。而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范畴的社会流动，则是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提出来的，他在1927年[5]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中列编了关于职业流动的23个表。此后，社会流动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索罗金指出：“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体、社会目标或价值，即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6]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的社会位置的转变。”这一定义同时廓清了社会流动的本质。如果社会成员的地位基本固定、很难改变，流动受到严格的地域、职业限制，那么就是封闭的社会。索罗金进一步认为：“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层是绝对封闭的社会，也几乎不存在垂直流动不受任何障碍的社会。……实际上，垂直流动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一定程度地起作用，都通过社会分层洞、阶梯、渠道，允许个人在阶层之间上下流动。提供社会流动渠道的是各种制度：军队、教堂、学校、政[7]治、经济与各种专业组织。”
在索罗金的分析框架中，虽然流动受到各种制度的限制，但流动始终存在。李普塞特与本迪克斯也持类似观点，“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转化过程，这些社会位置被赋予普遍承认的特殊的等级价值。当我们分析社会流动时，我们分析的是处于社会系统的个人从某一个特定的职位向更高的或更低[8]的职位的流动”。他们从个人职位的变化来探讨社会流动。米勒则赞同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ber）的社会流动定义，社会流动是“在较高的和较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上下运动；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在一种相对来说处于全时状态的、具有功能意义的社会角色与另一种社会角色之间的运动。……社会流动是发生在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9]的秩序方面的变化”。巴伯的观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流动所体现的三个方面。
上面各种关于社会流动的定义，说明了这一概念的本质。流动常常涉及地域、职业与身份的变化，收入、权力、技能、社会关系和职业声望的变化反映出个人社会地位结构的改变，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等级或者分层系统中的运动。我国学者郑杭生认为：“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一般把人们在地[10]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这一研究将社会流动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扩展到地理空间领域。
通过人们的职业流动、职业地位的变化可以测度社会流动的方向。一般而言，水平流动可以使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从而对产业分布产生影响；而上升式的垂直流动则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升级。正如吉登斯指出：“研究社会流动有两种途径。第一，我们可以考察个体自身的职业经历，看一看他在工作期间向下或向上移动的社会规模。这常被称为代内流动。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分析子女所从事的同一类型的职业，与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11]母的职业的差异。几代人之间的流动被称为代际流动。”较高的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社会流动既受到个人能力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成员流动的结构性因素。在社会流动机制健全的情况下，个人发展创造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我国当前要避免社会结构固化，必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放宽各种市场准入和职业准入限制，最重要的是创造条件，给没有机会或者缺乏机会的群体以更多的流动机会。农民工是当前中国社会流动的主体，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既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鼓励他们积极创业，也要在体制机制上做到合理公正安排。
研究社会流动的目的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促使人们通过掌握劳动技能改变自身生命轨迹，促进社会中各个成员职业水平的提升，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成员人力资本的潜力。社会流动越畅通，就越能调动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通过流动可以进入新的社会阶层或找到更为合适的社会位置。“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复制式社会流动和替代式社会流动，只有替代式社会流动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12]分层结构。”流入城市后，农民工不再继续父辈的工作以及生活方式，其地位也不同于他们的父母，这是替代式社会流动。这种流动显示了“通过后致性规则亦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流动将在客观上推动社会化生产的[13]发展，形成经济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作为社会流动主体的农民工的流动，既包含地域流动，也包含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他们的流动带来了阶层的重组，加速了我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受先赋性因素影响，也受到社会制度因素、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的影响。城乡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安排，使农村人口更多地享有职业流动的机会。由流动引发的创业潮是社会流动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二）创业行为
Cole把创业定义为发起、维持和发展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有目[14]的性的行为。玛丽·库尔特则主要从精神价值的需求分析创业，认为“创业是这样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一个人或一个团队，使用组织力量去寻求机遇，去创造价值和谋求发展，并通过创新和特立独行来满足愿望和需求，而不管企业家们手中当时有什么样的资源”。[15]有学者认为：“创业是一个发现和捕捉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产品[16]或服务和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程。”创业行为是指创业者为实现创业目标而采取的行为，是通过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配置来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
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美国国家创业指导基金会的创办者史蒂夫·马诺列出了12种被普遍认为是创业者需具备的素质：适应能力、竞争性、自信、纪律、动力、诚实、组织、[17]毅力、说服力、冒险、理解和视野。不同的创业者具有的人力资本，包括心理素质、能力素质不同，他们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决策制定以及经营管理的能力也有明显区别。社会文化、政府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也影响创业活动。创业发展状况与一个地区的区域经济状况、创业环境条件、创业政策评价有直接关联。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创业机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金融支持、政府政策、市场环境和创业文化都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创业需求和供给分析来预测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三）农民工创业
在西方国家，农民就是农业劳动者，农民的概念并不包含身份意义。在我国，农民不是纯粹的职业概念，它同时带有身份的特征。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转变，但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身份，他们自己也只能认同农民身份。农民工的出现与中国社会体制的转型紧密联系，是在新旧体制转换中产生的，是传统的户籍制度与自由的市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量涌入城市后渐渐出现的。“中国大规模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是由体制改革引发的。农村的改革促发了农民的分化，由此有了务农的农民、经商的农民、务工的农民，以及富裕的农民和[18]贫困的农民之分。”
农民工处于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是城市社会中具有独特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人群。“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19]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这一概念的阐述是从职业、户籍属性两个方面入手的。有学者认为：“80年代的农民工现在基本上处于三种职业状态：农民工、农业劳动者和个体[20]工商户。最有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是流向个体工商户。”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农民工处于向第二产业和其他产业转化的过渡阶段，农民工的内部分化途径有很多种，从中也分化出具有不同经济地位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已经类别化、分层化，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阶层，一个具有创业意识的群体在农民工阶层中悄然兴起，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流动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农民工创业是指农民工依托组织、家庭或者是亲戚朋友，通过投入一定的生产资本而创办企业，或者是从事其他工商业形式，其中创办企业是农民工创业的一种高级形式。这里所指的创业行为主要是创办企业或公司，同时笔者也调查了部分来自H县W镇在北京一些市场投资经商的个体户。至于其他的经营活动，本研究原则上不涉及。
农民工创业是捕捉机会、把握机会，获取资源、利用资源的发展过程。依照创业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创业理论，可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农民工创业行为。（1）获得机会的过程。有的农民工出去打工前就有创业的想法，有的是在打工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求发展是更好的出路，然后确定了创业的方向。有的是利用家乡的资源、优惠政策以及他们在外面建立的网络回乡创业，有的是利用现有的资本、掌握的技术留城创业。（2）积累的过程。农民工获得创业机会不是以“备用”的形式出现的，他们首先接近、了解、融入市场，而后再发展到利用市场。实际上，他们走向创业的过程也是不断扩大社会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的过程。（3）资源整合的过程。创业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多方面起作用的结果，是整合与拓展资源的过程。创业的发展过程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创业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政策、营造的环境），银行、社会组织等方面也都构成影响创业的因素。（4）重新定位的过程，包含对个人身份的认定和对社会的认同。
农民工创业行为实际上反映的是替代式的社会流动。从农业劳动者到农民工再到个体户或者私营企业主的转变是向上流动，这需要以下条件：自身条件，制度、政策提供的大环境，社会组织和家庭因素等。农民转变成工人、管理者或者走向创业，却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21]“堕距”这一社会现象在农民工群体身上得到了体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呈现不同步性、不协调性，文化变迁中则普遍存在堕距现象。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社会身份的转变不一致、不协调，身份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各种歧视性的制度制约着农民工的创业。因此，应着重于创业主体、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分析，建立一种通过自身奋斗和政策推力可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制，使那些想通过创业而改变社会地位的农民工的梦想得以实现。（四）社会壁垒
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壁垒（social closure）是社会的强势集团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形成的。“社会集体（social collectivities）企图把资源和机会限制在具有一定资格（或身份）的有限范围内，并以此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几乎任何一个群体的属性——种族、语言、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只要它被用来垄断特定的、通常是指经[22]济的机会，它都可以作为建构社会壁垒的材料。”韦伯的这一阐释是较为深刻的。拥有较高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较大政治权力的群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垄断重要的资源和机会，并以垄断手段把资源控制在部分拥有特别资格的群体范围内。社会壁垒的构建也是特权群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社会行动，通过多种途径、手段，强势群体控制了社会资源，从而建构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界限。韦伯的这一观点在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的论述中得到了阐发。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出发点是一致的。“社会壁垒”、“排他”（exclusion）、“内固”（solidarism）是帕金在论述中使用的重要概念。帕金用“排他”和“内固”来解释社会壁垒形成的原因，他的主要观点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理论》《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以及一些专题论文中。如弗兰克·帕金指出：
社会壁垒是通过“排他”与“内固”形成的。“排他”是所有社会分层系统中社会封闭的主导模式，是指某一社会群体为了维持和增强它自身的特权而企图制造一个在它之下的阶层或群体。“内固”则是被排挤的阶层由于不能采取排他策略来最大化自身的奖酬而做出的集体的响应。“排他”起到了巩固现有分层秩序的作用，而“内固”[23]则是对现存分层体系的一种潜在的挑战。
弗兰克·帕金认为“排他”与“内固”是社会系统中的上层排斥下层的两个手段。排他是特权阶层排斥他人的手段，而内固则是被排斥阶层对特权阶层的一种反应。“排他”与“内固”发展了韦伯社会壁垒的观点。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一定的社会群体总是试图将本来属于统一的整体的某个部分边缘化，以维持他们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在他们看来，“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在社会分层方面，主要有[24]两种排他方式：集体排他和个体排他”。“集体排他”与“个体排他”是社会排斥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这样，受到排斥的可能是集体也可能是个人。根据帕金的解释，“集体排他”是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某些群体集体性地受到排斥，而“个体排他”则相反。帕金甚至还看到了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缓冲带”（buffer zone）以及缓冲带在社会结构形成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认为缓冲带有助于避免阶级、阶层之间的分割，并特别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地带——低层白领群体。他强调：“绝大多数的流动……都是流入或流出这个地带的运动，而不是跨越阶[25]级两端的运动。”
吉登斯对社会壁垒概念进行继承并使其进一步发展。吉登斯认为社会排斥的手段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排斥（economic exclusion）、政治排斥（political exclus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因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个人被排斥于劳动力市场与政治活动之外，而由于社会排斥，个人被排斥在社会网络之外，公共事务参与度低。由于受到排斥，个体或群体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受到限制，而减少了生活机会。同样，在对社会流动的看法上，吉登斯与弗兰克·帕金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阶级结构的角度来看待流动现象。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吉登斯认为，因为所属的阶级或阶层不同，人们享有的经济机会或具有的市场能力也不同，他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来说，流动机会的封闭程度越强——既包括代际的也包括个人职业在内，就越有助于有着一致性阶级的形成。因为代际运动的封闭性造成了代际共同生活经历的再复制，而经历的同质性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局限在那些产生相似物质效果的职业中。……阶级的结构化在某种程度上使流动的封闭性在任何一种[26]特定形式的市场能力中表现出来。
吉登斯认为，固化的阶级结构限制着不同职业的流动。阿马蒂亚·森则考察了社会排斥对个体能力的影响，他认为：
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的不足（capability failure）的原因之一。……斯密极为关注那些会造成困苦生活的关系剥夺。如某些人（通过立法）被排斥于市场之外或[27]是（由于缺少私人资金与公共支持）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社会制度的排斥剥夺了人们最为基本的教育权，并由此扩展至可能的每一个领域。戴维·伯恩（David Byrne）对社会排斥做了全面评价。他讲道：
我们处在一个变得更不平等的不平等社会，社会排斥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包括空间、种族、性别、年龄以及一些新出现的领域。[28]
由社会壁垒发展到社会封闭、社会排斥意味着流动被限制。一个流动的社会需要打破社会壁垒，因此社会封闭性的消除有利于社会的正常流动。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背景下，农民工虽然可以进入城乡壁垒松动后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空间，但他们只能参与有限的竞争，很难融入城市社会，“当大量的农村居民利用渐渐软化的户籍制度的缝隙涌入城市的时候，昔日互相隔绝的两个世界被压缩到了同一个空间之中。而在它自己的内部又复制了一种二元的结构，一个共同的城市生活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群。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使那个居住在城市但又被这个城市所排[29]斥的世界能融合和同化进来”。社会流动渠道的多元化构建正是消除社会壁垒、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打破社会封闭的需要。（五）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社会理论中一对核心概念。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互动的系统，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突出了社会整合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帕森斯将社会结构具体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四个子系统，其中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持功能。社会各个子系统的结构适应性高，整个社会系统就会保持稳定。后来，社会学研究者把它作为分析的工具，把适应和目标达成归并为“系统整合”，而认为模式维持和整合承担了“社会整合”功能。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思想具体体现在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的思想中。而对社会整合和系统[30]整合的区分则是洛克伍德引入社会学文献的。洛克伍德认为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关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社会整合专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有序的或者是不协调的关系，而系统整合则着眼于社会系统各[31]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序的或者是不协调的关系。”
在洛克伍德看来，从不同的整合方式出发也会产生不同结果。“社会整合是从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社会整体，导致了从社会合作/社会冲突的角度研究社会秩序问题。而在系统整合层面，重心从能动作用转向系统视角。占据中心舞台的不再是行动者，[32]而是系统各部分。”系统整合的载体是部门，社会整合的载体是行动者，系统整合实际上是对制度的分析，社会整合则是对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分析。在现代社会里，不但应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来讨论社会整合，而且要借助于社会整合机制。
此外，尤尔根·哈贝马斯也对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概念进行了区分。他提出了“系统-生活世界”的双层架构，把适应、目标达成称为系统，而把整合与模式维持称为生活世界，塑造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二元社会观，这样就把社会整合机制（整合和模式维持）和生活世界联系起来。针对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功能与目标，哈贝马斯进行了说明：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这两个词的表述来自不同的理论系统。社会整合涉及的是有生命的主体在其中发生的关系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被看作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而我们谈论的系统整合则是为了论述自我调节系统的驾驭功能。社会系统是从下述观点加以考察的：[33]它通过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环境，来维持界限和继续生存。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应立足于理解的活动的结构。“哈贝马斯超越了社会整合与参与者的内部视角相联系、系统整合与观察者的外部视角相联系的观点，而且他把社会整合和规范性获得与交往性获取联系起来，而把系统整合与越出行动者意识的不规范[34]的个人的决策联系起来。”哈贝马斯保留了洛克伍德能动作用/系统这一视角。“社会整合指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内在的能动作用导[35]向的观点，而系统整合则指一种外在的视角。”他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以这种方式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社会整合确定活动方向，系统整合则沿着这些活动方向正确地前进。在社会整合的情况下，活动体系是通过共识获得统一的，而这种共识或者是由规范保证的，或者是由交往达到的；在系统整合的情况下，活动体系是通过对个人决策的控制获得统一的，而不是通过主体[36]间的协调一致。
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是主体间性的沟通，但需要制度的保证。哈贝马斯注意到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统一性问题。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哈贝马斯把社会的、内在的视角以及对应的规范性、沟通性局限在特定的领域，而否认它在另一些制度领域的适用性，这是不合逻辑的。
吉登斯则把“整合”的内涵理解为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自主与依赖）实践的交互关系。吉登斯认为：“社会再生产就意味着面对面互动层次上的系统性，而所谓系统再生产，指的是与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不在场的人之间的关联。系统再生产的机制无疑是以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为前提的，但在某些关键性的方面，前者与那些共同在场关系[37]里包含的机制也会有所差异。”这段话说明现代社会整合和社会系统连接的方式是非连贯性的。对吉登斯来说，“社会整合要求的是这样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把行动者行为的交互性带进共同在场的环境；系统整合则指行动者或集体跨越伸展开去的时空、超出共同在场的交[38]互性”。于是，吉登斯的社会再生产就是指共同在场情景下的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而系统再生产则是指跨越一定时空范围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但吉登斯并没有说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基础，究竟是社会关系中共同在场与不在场的区别，还是联结行动者与集合体之间纽带的区别，其实这两种区别总是紧密交错的。“即使是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根本上说也是由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构成的。个体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在具体定位的互动情景下，与那些身体和自己共同在场的他人进行着日常接触。共同在场的社会特性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39]同时面对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
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认识问题上，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存在一定分歧，但“社会的”和“系统的”二元论分析这种解释图式在社会变迁的经验研究中是很有用的。通过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作用，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个人或群体之间相互协调，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系统由此形成。在这里，我们并不停留在概念层面的讨论，而是着重探讨这一对概念对我们理解系统支持与社会支持的意义。社会的分化对社会整合机制造成了冲击，“整合问题总是随着新的分化层次的出现而出现，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分化概念的主要理论涵义之所[40]在”。在中国社会，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是相互作用的，不能排斥系统整合，或者单讲社会整合，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有联系的。
分析至此，出现了一个问题：恰恰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经济问题的干预，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我们对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这一对概念的讨论，要放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否则就无法解释。如果从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来看系统的作用，则可以看出相反的情况。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而凸显出来。如果国家不加强对经济的指导，保证民族资本的竞争力，民族资本在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系统的作用并没有减弱，民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没有减弱。在参与国际资本的竞争中，民族国家也必须用行政手段（如通过税收杠杆）来保护民族资本。虽然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保护，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体现出来的。可见，“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既是全球化过程，又是本土化过程，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两极互动的，全球本土化体现了两者的对立统一。全球本土化意味着民族的传统与世界特殊的地区风格的融合，需要强调本土的特征，用自身的条件整合世界，如果只是一味地减少国家干预，就等于将部分国家利益拱手相让。
就现代化理论来看，主要有两个研究对象：（1）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2）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东亚国家的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运动方式、运行手段，以及政府功能上存在差异。东亚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传统的“政府替代”模式（即完全替代市场作用的经济体制），而是指政府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框架，既要避免政府无视市场、代替市场主体的行为，又要力求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加灵活。在市民社会背景中，既要强调国家、政府的整合作用，又要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两者之间必须保持适度张力，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社会支持。（六）社会支持与社会组织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精神病学（精神健康）领域的学者开始对社会支持进行研究。社会支持理论成为社会病原学所采用的一种理论，它以心理失调的社会原因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说明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受挫感和剥夺感所产生的影响，然后，才出现从社会学视角用定量评价的方法，对身心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对社会支持的内涵与外延的分析是多角度的，社会支持也就成为社会学常用的概念。对社会支持的衡量，常常是根据社会供给维度进行的。社会成员的需要与社会关系不同，得到的社会支持也不同。罗伯特·韦斯（Robert S.Weiss）认为社会支持有两种：“一种是与物质帮助相关的，包括可靠的联盟、依恋、指导、社会整合，另一种是与价值评价相关，包括获得发展机[41]会以及价值的恢复。”这对社会支持的解释更加具体化。佩吉·索茨（Peggy A.Thoits）与罗伯特·韦斯的分析结果一致，他从社会关系角度来探讨社会支持：“重要的他人如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亲属和邻居等为某个人所提供的帮助功能。这些功能典型地包括社会情感[42]帮助、实际帮助和信息帮助。”佩吉·索茨等还从功能取向对社会支持进行分类，把社会支持划分为工具性支持、评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佩吉·索茨认为：“情感上的支持与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爱、同情、理解、尊重的数量有关。工具性支持指的是对一些实[43]在需要的帮助，主要是指经济上的支持。”这与豪斯（J.S.House）提出的观点相类似。豪斯把社会支持具体为现实生活中的资源，强调这些资源能帮助人们处理困境压力。正是通过这样的分析思路，他解释了社会支持的来源：
把工具性支持界定为对金钱、劳力的帮助，而评介性支持往往与帮助采取决定、给予答复、采取某一行动有关，信息上的支持则指给予有关特定需要的信息或者建议。情感性、评价性和信息性支持有时[44]是难以区分的。
1987年，社会学家马特·范德普尔（Mart ven der Poel）使用问卷法对902名20～70岁的个人的社会支持情况调查后指出：除了情感支持（如精神安慰、重大事项咨询）、实际支持外，社会支持还包括对社会交往或社会活动参与的支持。他还进一步认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45]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社会支持的个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社会组织的成员，从组织中获得他所需要的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支持。
再来看看戴维·雅各布森（David E.Jacobson）的看法：
社会支持通常有情感性支持、认知性支持与物质性支持。其中认知性支持表现在信息、知识和建议方面，以帮助个人理解如何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社会支持。情感性支持指的是从他人那里获得关心、安全、尊重、爱护。物质性支持指的是对实在需要的帮助，主要是指物质和服务等方面的帮助，以解决实际问题。认知性支持指的是在知识、信息方面给予支持以不断地适应他[46]所生活的世界。
社会支持的形式、内容总是变动的，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内容的社会支持，各种压力环境是对社会支持类型进行区分的基础。戴维·[47]雅各布森指出了社会支持类型与压力环境的关系（见图1-1）。图1-1 社会支持类型与压力环境的关系
从以上的这些概述中可以看出社会支持的实际内容：一方面是有形的支持，主要是指物质方面的支持，包含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组织的支持；另一方面的支持体现在主观的感受上，是个体获得的情感支持。李汉林等在《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以社会团结为视角》一书中正是以这种方式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社会支持所讨论的应该限定在组织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因此，它决不表现为组织对其成员单一方向上的强制作用，即便是制度规定意义上的支持作用。虽然社会支持很有可能来自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支持关系，但我们所考察的社会支持，不单限定在制度所规定的组织角色关系上，而是社会生活所实际发生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支持是指在组织内部来自他人在实际业务或日常生活中的帮助……社会支持是组织成员对其他成员建立信任和认同的主要方式，而且，这样的认同一经产生，一般都以相互认同的[48]形式存在，具有互动的效果，也是形成组织团结的有效方式。
社会支持概念的定义多种多样，“从一般意义上，社会支持指人[49]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这些帮助包括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来自政府、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属于正式的社会支持，而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同事和非正式组织的非制度性支持属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而社会学视角中的社会支持尤其强调社会组织方面的支持。转型社会中的体制转轨冲击着原有的社会支持体系，对于社会组织也提出了新要求，各种社会组织需要实现功能上的整合。在开放的社会，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必须动态地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主体的活动需要社会组织的支持做依托，需要从社会组织中获取资源，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功能的创新。社会组织作为次级社会群体的主要形式，与初级群体有明显的不同，明确的、具体的目标的存在，是社会组织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组织存在的依据。
动态地透视社会组织，它表现为在辅以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前提下，社会行动者组合其行动的过程；静态地透视社会组织，它则表现为动态组织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组合关系相对凝固而形成的实体，形式上它是一定的物质设施、沟通渠道、活动规范、固定成员等[50]的聚合体，实质上却是秩序和文化的载体。
社会组织是具有一定社会职能，为了完成一定组织目标，而结成的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成员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强调社会组织的整合作用。迪尔凯姆提出了不同于机械团结的社会整合方式，认为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里，人们更依赖于机械联系（即集体意识、共同信仰和感情），而在工业社会中，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是有机联系（即社会团结），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的。对有机团结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人们之间的互赖关系，迪尔凯姆进行了再探微。
劳动分工降低了人们在活动和信仰上的一致性，从而限制了社会整合的这个根源，但同时产生了互相依赖的关系，从而为社会整合提[51]供了新的源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组合的主导形式表现为社会群体。而在现代生活中，社会组织增强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初级群体结构较松散、目标较宽泛，而社会组织的结构更严谨、目标更明确。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确保了社会子系统各个部分或各个单位整体组织和整体运行的协调一致。社会组织构造的不合理制约着新旧体制的转变以及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当今我国社会组织类型的定位具有模糊性，在资源整合能力上明显不足，在有效性方面明显缺失。我们要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根据社会组织的性质、职能理解社会组织，尽管工会、共青团、妇联属于社团组织，却又明确地被纳入公务员管理系统。社会的功能并不都能依靠正式的组织形式来维持，非正式组织，如群体、社区，以及各种中间组织同样也起作用。
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管理的基石。随着政府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逐步“还原”或“让渡”于社会，“社会”领域范围不断扩大，一些非政府组织协调履行了相应的社会管理功能，促进了社会群体的利益实现。有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促进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均衡，是合理的社会体制框架所不可缺少的。四 理论取向
社会学研究需要一定的理论视角或者理论分析模型。就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而言，以索罗金、李普塞特、本迪克斯为主要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流动理论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参考。社会流动理论认为，一个开放的、正常的社会，必须要有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阶层次序，从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向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转变，实现向上流动。我们认为，农民工发生的“初次”或“再次”职业转变，以及发生创业的行为，是外部的社会结构与内部主体性因素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民工实现阶层流动的过程。随着不断发生的代际更替、代内多次分化，农民工群体逐渐体现出分层的状态。农民通过打工变成“产业工人”，然后再转变为管理人员或个体工商户，进而通过创业成为私营企业老板，这体现的是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过程，更蕴涵着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过程。这需要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社会流动”、“社会结构”、“社会壁垒”和“创业行为”这些概念，这样才能给农民工创业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已指出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是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以这一概念来解读农民工创业再结构化行为。社会学视角更偏重于社会整合，而社会整合的形成需要通过社会支持、社会组织来实现。事实上，农民工创业行为是各个部门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我们探讨的是创业这一现象，但其理论背景涉及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创业要真正成为向上流动的渠道，需要社会的支持、社会力量的整合。在转型社会，系统整合的“弱化”是趋势，需要从系统整合转向社会整合。本书还有两点需要澄清：首先社会不是分散的，而是有组织的，其次从“系统”到“准系统”再到“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从动态的角度描述社会结构中各阶层的流动方向、速度，分析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是社会流动研究的要点。在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中，农民工流动是重要的课题，以往学者从各自的角度，采用综合调查、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方式对农民工群体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对他们研究的理论和经验的学习、借鉴形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一 国外方面
国外一些研究中国人口流动的学者以中国劳动力流动中存在户籍限制的特殊制度环境为研究视角，看农民工流动问题，并在转型期农民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探讨。与这些学者对话，有助于我们提升对农民工流动的理解以及对这一群体流动趋势的预测。（一）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模型
刘易斯在1954年《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模型。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城市工业部门）和自给农业部门，认为资本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劳动者从自给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当剩余劳动完全被吸收到城市工业部门中去时，二元结构就变成了一元结构。刘易斯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作一个持续并且单向的过程。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把前后发展阶段截然切断的分界线，而是一个连接两个发展阶段的转折区间，或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长[52]期历史趋势的起点。托达罗（Michael P.Todaro）于1969年提出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他提出，吸引农村迁移者的是城乡预期工资之差，而不是实际的收入差距，即把城乡实际工资差由城市失业率进[53]行修正。正是预期的收入差距使流动得以发生，托达罗以此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是双向流动过程，通过保持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两极在推力和拉力上的平衡，可以发挥农村化解社会风险的功能。撇开制度因素，这种分析视角对发展中的中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借鉴作用。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弗里德曼、尤曼、帕洛夫等一些区域经济学家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模型”。这些理论与观点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劳动剩余经济之发展》一书出版，对刘易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同年，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三态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的突破。分析、研读国外有关人口流动方面的文献，尤其是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经历和过程，并与我国本土情况进行比较，对认识和处理农民工流动问题会有一定的启发。（二）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学解析
维克多·尼（Victor Nee）提出市场转型理论的三个命题——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动力命题和市场机遇命题，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成为新的资源整合方式，改变了由权力、特权控制资源的状况，使生产者成为再分配的主体，这有利于激发个人的努力，[54]为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渠道和机遇。市场转型理论对理解和解释农民工的流动与创业行为具有启发意义。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并非纯经济现象，因此，仅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农民工做出流动的决定，既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也有非结构性因素的作用。黄宗智是从农民工流动的结构性因素来分析的：农民进入城市，直接[55]动因是城乡之间结构性的差别，是农村的“过密化”“内卷化”。在他看来，农民工的外出或转移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也不是单纯的制度安排的阻碍或推动，而是体现了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我国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引起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
研究中国人口流动最有影响的学者是多萝西·索林杰（Dorothy J.Solinger），他认为，中国流动人口虽已越出了国家原有体制的范围，但仍然依附于国家，因为国家虽然不能将流动人口拒于城门之外，却可以不授予他们一系列的正式权利，流动人口因此处于边缘地位。缺乏“正式权利”，就会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强化贫困，导致缺乏机会与缺乏能力并存的现象。并且他还把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从墨西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身份、待遇相比，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一个“争[56]取公民身份”的过程。流动人口没有城市户口，不能融入城市生活，这影响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美国学者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其论文《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城市与农村》中做了解析：“农村居民依旧不能轻易得到城市户口，即使他们留在城市地区工作多年，他们还是保持自己分离的、低贱的社会地位。他们大多数从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即苦又脏的工作。虽然如此，许许多多的农民还是感到做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工作比留在农村好……并且这种迁移遍布了整个农村地区……大多数流动者的城市身份的边际性意味着他们不能建立城乡之间的人际纽带，除非他们取得比较长期的城市地[57]位。”尽管处于边缘状态，遭遇了尴尬的身份，但由于城乡的收入差距，他们还是选择流入城市。
有的学者是从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来阐述上述问题，如格兰诺维特（M.S.Granovetter）提出“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格兰诺维特这样认为：在以基本生存为主导的生活结构中，必须有信任提供的强关系，个体才能牢固地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说，只有强关系才能构成生存的基本前提，[58]而弱关系的信息传播作用，只对边际意义上的创新具有意义。如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当迁移变得越来越普遍时，许多迁移[59]者会发展自己的网络，以便使自己的迁移变得更为容易。肯尼思·罗伯茨（Kenneth Robert）甚至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人口迁移[60]中的重要性，可以与许多国家的非法外籍劳工的类似情况相比。（三）关于创业行为的考察
国外学者关于创业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源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展开的。创业者竞争优势首先取决于其可利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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