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平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查尔斯·曼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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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平装)试读：

媒体赞誉

年度最佳图书

这是一部新闻记者的不凡之作：生动、迷人……一本精彩、富有挑战意味、信息性强的书。——威廉·麦克尼尔，《纽约书评》

一部富有挑战意味……颇具贾里德·戴蒙德风格、挑战了有关全球发展的盛行观点的著作。曼恩记录了我们在世界发展的设想上的重要变革，而这次变革的结果，我们年幼的后辈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就有可能在教材里学到。——《旧金山纪事报》

写作生动，极为引人入胜……激动人心、颇有兴味……曼恩的书作既有侦探小说的成分，也有史诗和悲剧的成分。他选择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数千年的跨度，两个巨大的、从都市复合体到小村落集群无所不包的大陆和文明，其多样性丰富至极，以至于我们对美洲居民的简短称谓，即印第安人，从未显得如此失当而错误。——《圣何塞水星新闻报》

美妙至极……一个新发现……我们那种认为荒野纯粹无瑕、未经人类污秽的双手触碰过的观念必须抛弃了。——《纽约太阳报》

曼恩并未将其命题呈现为对无限制发展的论证。然而，这个命题是支持人类对自然土地资源的管理，也反对强调人类应当对森林采取完全不予开发的所谓“生态虚无主义”的立场。——《西雅图时报》

这是关于前哥伦布时代历史概况的必读课程——视角很新，研究工作一丝不苟，把大部头的讨论提炼为一章一章的内容，向一般读者展示了与该话题相关的广阔视野。——《普罗维登斯报》

极其公平而动人……曼恩有趣的评论确定了正确的基调：学术性与时髦性兼备。——《圣彼得堡时报》

简洁而富有娱乐性……令人想起约翰·麦克菲充满科学细节的雄辩之才和贾里德·戴蒙德石破天惊的雄心……让我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历史。——吉姆·罗斯，《洛杉矶时报》

引人入胜……恰当地筛选了大量的证据和学界的争议。《1491》应当成为所有高中和大学世界史课程的必读书目。——《外交事务》

在减少西方民众对这些昔日伟大美洲文明的普遍无知上，这本书可称是优秀的传道之作……曼恩既有把学术行话转译为外行俗语的本事，也有熟练写作复杂的科学事项的能力……附带说一下，这本书里除了提出对特定议题敏感性的认识之外，并没有什么关于政治正确性的内容。——《文学评论》

不朽之作……《1491》不像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更像是一种能诱使很多读者产生对有关这段史前时代的惊人新视角毕生迷恋的著作。《1491》最令人震惊的是它能使人产生从大梦中惊觉并且慢慢发现自己被愚弄得多么彻底的感觉……曼恩加入的关于美洲历史的新鲜解释是如此之多，使其成了一部极具颠覆性的作品。——《沙龙》

研究透彻，阅读体验畅快淋漓……可读性佳，普及性强……在有关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明的入门书籍里，极少有比这更好的书，而且没有一部书的内容比它更新。——《观察报》

一大成就……一部对1492年前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的迷人的、打破常规的记述。——《商业周刊》

绪论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我在为《科学》杂志撰写一篇关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某个监视大气臭氧状况的项目的文章。在了解项目内容的过程中，我与某课题组一[1]道搭乘了NASA的飞机，那架飞机的任务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给大气层取样并进行分析。课题组一度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梅里达登陆。不知为何，科学家们次日休了一天假。我们坐上一辆破旧的大众货车，去了玛雅遗址所在的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我当时对中美洲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连“中美洲”（Mesoamerica）这个术语都不熟悉。中美洲囊括了从墨西哥中部到巴拿马的广大范围，涵盖了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全境，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部分地区，还有玛雅人、奥尔梅克人和许多其他原住民群体的故乡。我们从货车里爬出来不久，我就被彻头彻尾地吸引住了。

我自己（有时是度假，有时是出差）回访了尤卡坦五六次，其中三次是和我的朋友、摄影记者彼得·门泽尔（Peter Menzel）同行。为了完成一本德语杂志的稿件，我和彼得驱车12个小时，沿着一条糟糕的土路（沿路有深到大腿的坑洞、成片成片倒下的树木），开到了当时还没有得到开发的玛雅城邦之一的卡拉克穆尔。陪同我们的是玛雅人胡安·克鲁斯·布里塞尼奥，他是另一处规模更小的遗迹的看管人。作为一名有着20年工龄的树胶工人，胡安总是连续几周跋涉林间，寻找糖胶树（糖胶树那黏黏的树液已经被印第安人风干、咀嚼了上千年，并在19世纪末成了口香糖产业的基础）。在一个傍晚，我们坐在篝火边，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闲逛时偶然发现的那些满是藤蔓的古城，以及当科学家们告诉他，这是他祖先创建的城市时，他的种种惊讶。当晚，我们睡在基石似的高大雕刻品中间的吊床里，那些雕刻品千余年来都未曾有人驻足欣赏。

直到1992年秋天，我对哥伦布以前时代美洲居民的兴趣才谈得上是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某个周日的下午，我偶然在一座大学图书馆里无意中发现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表》中关于哥伦布到访500周年的特别专刊。我好奇地捡起这本刊物，靠在一张沙发上，开始阅读威斯康星大学的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William Denevan）的文章。该文开宗明义地问道：“哥伦布时代的新大陆是什么样的？”我想，对啊，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当欧洲人的风帆在美洲的地平线上首次出现的时候，那里生活着一些什么人，他们又都在想些什么呢？我读完了德尼万的文章，又继续读起了其他人的文章，而且直到图书馆员关灯，宣示图书馆已经下班关门的时候才停了下来。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德尼万和许多其他研究人员把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上。他们得到的图景与绝大多数美洲人和欧洲人的认知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而且在专家的圈子之外也鲜有人知。

在我读过德尼万文章的一两年后，我参与了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的分论坛讨论。这个名为“对亚马孙地区的新视角”的分论坛，其参[2]与者包括杜兰大学的威廉·巴利（William Balée）。巴利的发言主题是关于“人为”森林，即印第安人数百年前或数千年前创造的森林；这种观念我此前闻所未闻。他同时提到了德尼万也讨论过的一件事：很多研究人员如今相信，他们的前辈低估了哥伦布到访美洲时当地居民的数量。巴利说，印第安人的数量比人们此前认为的要多，而且是要多得多。哎，总得有什么人出来把这些信息都汇聚到一起去啊，我想，那会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我一直等待着这本书的出现。直到我的儿子入学，学到我当年被教授的那些东西（同时也是遭到长期尖锐质疑的观念）的时候，这种等待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鉴于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人在写这本书，我最终决定自己出马试一试。此外，我也很想了解更多东西。诸君手上的这本书正是这次努力的产物。

这本书并不兼容并包。它不是对1492年以前西半球文化社会发展的系统性的年录。那样一本书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太广，根本无法写就；等到作者接近完工的时候，新发现会使该书的开头显得陈旧而过时。使我确信这一点的，也正是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与前哥伦布时期原住民社群惊人的多样性打交道的研究人员。

本书也并非关于研究美洲初始居民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生态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近期观点变化的完整学界史。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新见的成果正在向太多个方面进行延伸，任何作家都难以将其囊括在一部著作里面。

相反，这本书探索的，是我认为这些学界新见共有的三个主要焦点：印第安人的人口统计学（第一部分）、印第安人的起源（第二部分）和印第安人的生态学（第三部分）。由于太多不同的社群以迥然相异的方式说明着这些观点，我根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我记载的是那些现存观点中资料最多、得到最多近期关注，或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说来很矛盾的是，这本讲述哥伦布以前时代生活的书，也花了不少篇幅讨论了哥伦布到达之后的生活。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很多原住民文明没有文字，而关于它们的最好的信息，大半来自于那些率先见到他们的欧洲人的记录。诚然，殖民时期的记述会被文化短视扭曲，但它们依然是有关其生活方式的生动描述。其次，和第一点同等重要的是，欧洲和美洲的相遇，对双方都是有启示性的。在很多情况下，接触双方的紧张突出了这些社群可能会无法清楚辨识出的一些领域。万帕诺亚格人和清教徒的会谈（第2章的内容），以及印加人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率领的西班牙军队的遭遇（第3章的主要部分），都展示了欧洲人眼中的这些原住民群体，还有他们在面临未知时作出的反应。

在整部书里，就像读者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我用“印第安人”（Indian）一词来代指美洲的初始居民。毫无疑问，“印第安人”是一个含混的、从历史角度说也并不恰当的名称。或许对美洲初始居民而言，最准确的描述词是“美洲人”（Americans）。然而如果真用上这[3]么个词，将会导致更严重的混乱。在本书中，我试图以人们自己使用的名称来称呼他们。我在北美洲和南美洲遇到过的绝大多数原住民的自我称谓都是印第安人。（更多关于命名法的内容，请见附录A：负载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到访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地区斯基纳河上游的黑兹尔顿村庄。村里的很多居民都是基特卡汕族人（Gitksan或Gitxsan）。在我到访的时候，基特卡汕族人刚提起了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诉讼。他们想要该省和全国承认，基特卡汕族人在当地居住已久，从未离开，也从未同意放弃[4]其土地，而且因此保留着对全省约1.1万平方英里土地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他们说他们很愿意进行谈判，不愿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我在乘飞机飞入当地的时候，能看到为什么基特卡汕族人会对这片地区感情深厚。飞机掠过球岩山（Rocher de Boule Mountains）白雪皑皑、宏伟壮丽的峭壁，闯入两条森林茂密的河谷的交汇处。雾气在大地上升腾。人们在河里捕捞虹鳟和鲑鱼，虽然其所在地距海岸有165英里之遥。

属于基特卡汕族的基特麦克斯人，其总部在黑兹尔顿村，但绝大多数成员都住在村外的一个居留地。我驱车赶往这个居留地。基特麦克斯族议会首领尼尔·斯特里特（Neil Sterritt）在那里向我解释了这起诉讼。这个坦率、声音温和的人一开始是做采矿工程师的，之后卷起袖子回乡，准备跟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打交道。经过多次审讯和上诉，加拿大最高法院于1997年裁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必须与基特卡汕人谈判决定土地的归属情况。直到这次诉讼提出20年之后的2005年，双方的会谈仍在进行。

过了一会儿，斯特里特带我去了卡汕（‘Ksan），这是一座创建于1970年的历史公园兼艺术学校。公园里有几所重建的长屋，其外表满是高贵的、红黑色的西北部海岸印第安艺术风格的弧顶。艺术学校培训当地印第安人把传统设计转化为丝网印刷品的技巧。斯特里特把我留在校舍的一间休息室里，让我到处看看。那间屋里的东西也许比他已经发现的还要多，我很快找到了一些像是贮藏着美丽的古老面具的盒子。在它们的边上是一大堆现代印刷品，其中一些用的是与旧法相同的设计。屋里还有一盒盒有新有旧的照片，很多都记录了杰出的艺术品。

在西北部海岸的艺术中，其主题是平坦而扭曲的，就好像是被从三维压成了二维，而后又折成了折纸一样。最开始，我发现所有的设计都很难解释，但是很快，其中一些设计就脱颖而出了。它们用干净的线条，把空间切割为既简单又复杂的形状：物体被填进另一些物体里，生物被塞进它们自己的眼睛里，一半是兽的人和一半是人的兽，所有这些都是变形和超现实的骚动。

有少数几件物品我一看就能立即理解，很多我完全不能理解，有些我以为我理解了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还有一些可能连基特卡汕人自己也无法理解，就像大多数如今的欧洲人无法真正理解拜占庭艺术在创作之时对人们情绪产生的影响一样。不过我还是对这些大胆的图案线条感到欣喜非常、眼花缭乱，因为我在窥探的，是一个自己此前并不知道其存在的、充满活力的过去，而且这个过去还持续对当下发挥着一种我未能注意到的作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一件一件地欣赏起这些物品来，而且总是渴望看到更多。通过编撰这部书，我希望能与诸君共享自己当时（以及自那时起每每就此产生）的兴奋之情。

再版说明

[1]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 8米。以下括号中的长度换算均为译者注。——编者注

[2] 即Tulane University，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 ——译者注

[3] 因为Americans亦可译为“美国人”。——译者注

[4]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 3公里。以下括号中的国际长度换算均为译者注。——编者注1.俯瞰在贝尼省

在一个对玻利维亚中部来说出奇凉爽的天气里，飞机起飞后一路朝东，向该国与巴西的边境飞去。几分钟内，道路和房屋消失了，大草原上散布的黄牛像冰激凌上的糖粒，成为仅存的人类居住的痕迹。而后，它们也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视线中。这时，机上的考古学家们已经拿出了他们的相机，高兴地按个不停。

我们的下方是玻利维亚的贝尼省（Beni），其大小约为伊利诺伊[1]州与印第安纳州的面积之和，地势也像这两个州一样平坦。南部和西部高山的雨水和融雪，水流缓慢而不规则，每年都覆盖大地近半年；这些水最终汇入该省北部的河域，即亚马孙河的上游支流。在另外半年里，这里是干涸的，鲜绿色的广袤空间化为某种类似于沙漠的东西。吸引研究人员注意的，正是这片奇特、偏远而时常潮湿的平原。

这不仅仅因为它还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其居民可能从未见过带着相机的西方人的地方。

两位考古学家，克拉克·埃里克森（Clark Erickson）和威廉·巴利，坐在了前面。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里克森与一名玻利维亚的考古学家协同工作，此人当天不在，为我在飞机上空出了一个座位。来自杜兰大学的巴利其实是一位人类学家，但鉴于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了古今彼此交融之道，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之间的区分已经模糊了。这两人在体格、气质和学术倾向上各有不同，但他们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了舷窗上。

在下面的大地上，遍布着不计其数的森林岛屿，其中大多是近乎完美的圆形，就像一片黄草中的绿堆。每座岛屿比漫滩要高出60英尺（约18米）之多，树木也因此得以生长，而非没于水下。森林之间由垫高的护堤相连，它们和步枪弹道一样笔直，长可达3英里（约4.8公里）。埃里克森相信，这些景观［面积超过3万平方英里（约10.3万平方公里），由堤道相连的森林岛屿与土墩］都是由一个技术先进、人口众多的社会在1 000多年前创造的。刚刚接触贝尼省的巴利倾向于此观点，但还没准备好表明自己的态度。

近年来，一群学者从根本上挑战了对哥伦布之前西半球情形的传统观念，而埃里克森和巴利就在其列。在20世纪70年代读高中时，我受到的教育是，印第安人在约13 000年前跨越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大陆，他们多数居住于小而孤立的群体中，其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小之又小，以至于直到他们在此地繁衍千年后，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还只是荒原。现在的学校里还传授着同样的观点。而如果要以一种方式概述埃里克森和巴利等人的观点，那就是把这幅印第安人的生活图景从各方面统统批倒。这些研究人员相信，印第安人在这里的历史比我们此前想象的要久得多，他们的人数也多得多。他们将其意志施加于当地生态的努力极其成功，1492年哥伦布踏上的，是一个刻满了人类社会特征的半球。

鉴于白人社会与原住民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对印第安文化和历史的调查难免富有争议。然而近期的学术分歧尤其之大。首先，一些研究人员（其中多数都是老一代学者）将各种新理论嘲为幻想。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源于学者对资料近乎刻意的误解和一种固执的政治偏见。“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有大量人群在贝尼居住过。”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贝蒂·J.梅格斯（Betty J.Meggers）告诉我，“否认这一点，只是想当然。”事实上，两位由史密森尼博物院支持的阿根廷考古学家主张说，那些大土墩多是天然形成的滩地沉积物；一个“小规模原始群体”或许可能花了不到10年，就修建了其余的堤道，并修起了台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家迪恩·R.斯诺（Dean R.Snow）说，对印第安人问题的多种学界新见，都存在着与此相似的批判。问题在于“你想要什么，就可以用人种史学记录中单薄的证据来告诉你什么，”他说，“自欺欺人是很简单的。”一些人还指责说，此类主张宣扬了那种试图给欧洲文化抹黑的人的政治纲领，因为如此高的人口数，似乎加大了原住民人口损失的已知规模。

由于这些新理论对当今的环保战役产生了影响，争议也由此而生。环保运动的很大一部分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了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所谓“处女地迷思”［即认为1491年的今美国领土是几乎未开发的，抑或是伊甸园式的，按1964年《荒野保护法案》（The Wilderness Act of 1964）的话说，就是“不受人类拘束的”土地的观念］的影响。《荒野保护法案》这部美国法律是全球环保运动的基础性文献之一。对环保人士来说，正如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所写的那样，重建这个很久以前的、想象中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在道义上的应承之责。可如果新观点才是正确的，人类成果在当时早已遍布整个大陆，那么恢复自然的努力又当归于何处呢？

贝尼就是一个例证。埃里克森认为，哥伦布登陆前的印第安人在修建道路、堤道、运河、堤坝、水库、土丘、台田，可能还有球场之外，还在季节性涨水的草原上设网捕鱼。这可不是少数原住民的孤立行为，而是全社会的行动，成百上千的人们沿堤道搭起密密的锯齿形鱼堰（蓄鱼的围栏）。大草原的主体是天然的，它是季节性涨水的产物。但印第安人通过定期的大面积放火，维护并扩张了草原。经过几个世纪，焚烧活动创造出了一套复杂的、由适应并依赖于原住民的放火习俗的植物种构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贝尼省现在的居民们还在放火，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这已经只是为牛群维护草原的做法了。我们飞过该地区时，旱季才刚刚开始，一条条长约1英里的火线就燃烧起来了。烟雾形成颤抖的巨柱升向天空。在火燃烧后的焦地内，是烧黑的树尖，其中很多都是在亚马孙其他地方的活动人士力争保护的树种。

在贝尼以北，是人口稀少、林木繁多的潘多省（Pando）。潘多以北是巴西的阿克里州（Acre），那里居民同样很少，然而为了建牧牛场，森林迁移颇多。留下来的只有巴西坚果树，对它的砍伐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它仍会消亡。这种树需要特定种类的森林蜜蜂为之授粉，而该蜂类无法在新造的草原上生存。）为了避免其他树种的重生，牧场主用飞机把大片非洲草籽撒播在新垦地上，这种坚韧的厚叶片草生长为茂密而有弹性的草坪，使树苗无法穿透。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到贝尼的时候，还鲜有人知，阿克里州大量的林中空地正在把当地庞大的土建工程［阿克里州联邦大学研究者阿尔塞乌·兰齐（Alceu Ranzi）称为“地质印痕”（geoglyph）的几何图形］展露出来。迄今，被发现的地质印痕已超过200个，其中有许多印痕的长度达到了500英尺（约152.4米）。将精准的圆圈、正方形和矩形掘入亚马孙黏土中而制成的这些印痕，从空中和从贝尼的台田和堤道边（就像埃里克森和巴利向我展示的那样）观望同样引人注目。对阿克里州的地质印痕，人们所知更少。第一篇有关于此的专业期刊论文直到2007年才发表（兰齐是共同执笔者之一）。而5年过去了，考古学家连“印痕工匠们住在哪”这样基本问题的答案都还不能确定，因为印痕的构造中没有人类居住的征兆。在贝尼发现了相似土建工程的埃里克森相信，在哥伦布之前，亚马孙西部一片800至1 000英里（约1 300~1 600公里）长的带状区，被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文明混合体占据着。这个混合体在根本上重塑了其周围的山河。

这个地区的未来是未知的。牧场主和豆农们对贝尼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们觊觎这里的空置土地和相对肥沃的土壤。伐木工们看上的是潘多。一条通往太平洋的新高速公路，正在为阿克里不断带来更多的商户。与此同时，环保人士主张要让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尽可能地维持其接近自然的状态。当地的印第安人团体对后者的提议抱有怀疑。他们问道，如果贝尼成为“自然”的保护区，还有什么国际组织能让他们继续在平原上放火呢？能有任何外部群体认同在亚马孙的大规模用火吗？印第安人的提议是让他们自己来控制土地。对这样的观点，活动人士们并无热情；美国西南部的一些原住民群体一直在倡议把他们的保护区用作核废料处理库。而那些东西嘛，当然也还在烧着呢。霍姆伯格之误“别碰那棵树。”巴利说。

我瞬间停下了。我在爬一道低矮而松软的土坡，正要抓住一棵干瘦、几乎是藤状、还长着外展叶的树来支撑一下身体。“这是树蓼，”巴利说，“你可得当心着点。”树蓼（Triplaris americana）是小红蚁群的寄主，这很不寻常，事实上，它自己离开了这些生物也很难存活。蚂蚁在树皮下方盘踞着极小的隧道，作为寄居的交换，蚁群攻击所有触碰树蓼的生物：昆虫、鸟类和大意的作家。蚁群会喷射毒液，其攻势之凶悍，使树蓼在当地得到了一个绰号：鬼树。

在鬼树之基、根部外露的地方，是一个被遗弃了的动物洞穴。巴利用刀刮出了些土，然后向我、埃里克森和陪同出行的我的儿子纽厄尔招手，示意我们过去。碎陶器被压得很深。我们能看到盘子的边缘，和看上去像茶壶底一样的东西：它的形状像一只人脚，甚至还有彩绘的脚趾甲。巴利拔出了半打陶瓷片：这是罐子和盘子的碎片，还有一根残缺不全的圆柱体棒子，它可能是某个罐子的支撑腿的一部分。他说，从容量上看，这个土坡大致有八分之一都是由这些碎片组成的。从坡上任何地方挖，情况都差不多。我们爬上了一大片碎陶器堆。[2]

这个土墩被称为伊比巴特，它有59英尺（约18米）高，是贝尼已知最高的林丘之一。埃里克森对我解释说，陶瓷片是用来协助垫高淤泥质土，使之保持通风，从而方便人们居住和务农的。然而，尽管这种解释在工程学上说得通，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能够减少很久以前的筑墩者行为的神秘感。这些土墩占地颇广，不见得是垃圾的副产品。位于罗马东南部、由碎陶罐堆成的泰斯塔西奥山（Monte Testaccio），曾是整个帝国城市的垃圾场。伊比巴特比泰斯塔西奥山要大，却只是数百座与之相似的土墩之一。贝尼无疑没有制造比罗马更多的垃圾，埃里克森认为，伊比巴特出土的陶器表明，大量人口，包括许多技术工人，曾在此久居，而且还常年兴高采烈地设宴饮酒。按照埃里克森的想法，不论是打造陶器堆所需要的陶匠、劳动所需的时间，还是给陶匠提供吃住所需的人力、大规模破坏和墓葬的组织，都是1 000年前贝尼存在着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的证据，而考古学调查才刚刚开始向人们揭示其面貌。

我们当天的地陪，是两名西里奥诺（Sirionó）印第安人，基洛·古埃亚和他的女婿拉斐尔。两人肤色黝黑，结实，几乎没有蓄须；在他们身边走路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耳垂上都有小的裂口。精神雀跃、几近自夸的拉斐尔，整个下午都在评论个不停；而作为当地权势人物之一的基洛，抽着当地土产的“万宝路”香烟，用愉悦而宽容的神情观察着我们的进展。他们住在大约1英里以外的一座长长的、满是车辙的土路尽头的小村子里。当天早些时候，我们驱车前往，把车停在了一所摇摇欲坠的学校和几栋古老的教会建筑的阴影边上。这些建筑都聚集在一个小坡（这又是一个古代土墩）坡顶的不远处。纽厄尔和我在卡车那等着，埃里克森和巴利进入学校，到基洛和村委会其他委员那里获取在村里漫游的许可。发现我们没事可做的几个西里奥诺小孩，试图劝说我和纽厄尔去瞅瞅围栏里的一只小美洲豹，然后为此付钱。过了几分钟，埃里克森和巴利回来了，带着必要的许可，以及两名陪同人员，基洛和拉斐尔。到了爬伊比巴特堆的时候，基洛看见我站在鬼树旁，他依然面无表情地建议说我该去爬一下。他说，我能在那上头找到一些可口的热带丛林的水果。“绝对是你从来没尝过的。”他承诺道。

在伊比巴特堆的坡顶，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大草原。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约400米）外，在一片齐腰高的黄草对面，树木排成了一条直线。埃里克森说，那是一条垫高了的古代堤道。这乡间的其余各处都极其平坦，以至于我们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几英里外的情形；或者说，我们本可以看到几英里外的情形，如果不是某些方向的空气里充斥着浓烟的话。

后来，我对我们的地陪和这个地方的关系感到了好奇。西里奥诺人和住在罗马帝国遗迹之中的当代意大利人相像吗？我在回去的路上问埃里克森和巴利。

他俩的回答零星地持续了整个晚上，我们先是在反常的冷雨中开回了寄宿地，又吃了晚饭。他们说，在20世纪70年代，多数官员会以一种方式回答我这个有关西里奥诺人的问题。今天，多数人则会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答复。虽然这么说相当不公平，但我就此想到的，是霍姆伯格之误（Holmberg’s Mistake）。

西里奥诺人只是贝尼省20个美洲原住民群体中的一个，但他们是最出名的一个。1940~1942年，一位名叫艾伦·R.霍姆伯格（Allan R.Holmberg）的博士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该群体生活的报告，即《长弓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Longbow） ［书名指的是西里奥诺人狩猎用的6英尺（约1.8米）长的猎弓］。这本书很快被视作经典，至今仍是颇具影响力的标志性读物；通过难以计数的其他学术论文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它成了外界了解南美洲印第安人形象的主要来源之一。

霍姆伯格的报告说，西里奥诺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没有衣服，没有家禽，没有乐器（连摇铃和鼓都没有），没有艺术或是设计（用动物牙齿串成的项链除外），几乎没有宗教（西里奥诺人的“宇宙观”是“几乎完全不固定的”）。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识数不过三，也不会生火［他写道，他们把火“装在一根（燃烧的）手杖上，从帐篷走到帐篷”］。他们寒酸的单坡棚由棕榈叶随意乱堆而成，完全无法遮雨防虫，以至于一般的族人“每年都要经历很多个不眠之夜”。到了潮湿多虫的夜晚就卧在微弱的篝火边的西里奥诺人，是原始人的现实标杆。按霍姆伯格的说法，他们是“人类在自然原始状态”的“典型”。他认为，在整整1 000年里，西里奥诺人的生存状态几乎不曾有变，其周围的世界也没有留下他们存在的印记。之后他们接触到了欧洲社会，其历史才破天荒地有了一条叙事流。

霍姆伯格是一个细致而富有同情心的研究人员，他对西里奥诺人生活的详尽观察，直到今天仍有价值。他在玻利维亚勇敢地克服了许多人会望而却步的重重考验。在田野调查期间，他总是感觉不适，经常挨饿，时而生病。在受到感染而双目不能视物的时候，他拉着一名西里奥诺向导的手，走了几天才穿过森林，来到一家诊所。他一直没能完全康复。在返回美国后，他成为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并在此位置上带领部门完成了声名卓著的在安第斯地区的扶贫工作。

尽管如此，对于西里奥诺人的看法，是他错了。对于西里奥诺人家乡贝尼的看法，他也错了，错得有启示性，甚至有示范性。

霍姆伯格相信，在哥伦布以前，这里的人们及其生活的土地都没有历史可言。这个被陈述得如此露骨的观念（即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在1492年前的几千年里都一成不变地飘来荡去）似乎是荒谬的。但视野上的缺陷，通常只有在被指出来之后才能得到显露。在这件事上，改正错误用了几十年。

玻利维亚政府的不稳定状态和反美反欧言辞的爆发，确保了在霍姆伯格进入贝尼之后，鲜有外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者步其后尘。不仅是政府充满敌意，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毒品交易中心之一，这整个地区都是危险的。今天，这里的贩毒现象少了，但还是能见到切入密林深处的跑道，那是毒品走私者走过的路。离全省第一大城市特立尼达的机场不远处，赫然是一架失事的运毒飞机的残骸。来自威斯康星的地理学家兼放牧区生态学者罗伯特·郎斯特罗什（Robert Langstroth）在贝尼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据他所说，在缉毒战争期间，“贝尼被忽视了，即便是按玻利维亚的标准也是如此。”“这是个穷乡僻壤中的穷乡僻壤。”逐渐地，有少数科学家冒险进入了这个地区。而他们所了解的，转化了他们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认知。

正如霍姆伯格相信的那样，西里奥诺人的确曾属全世界文化最贫瘠的民族之列。但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古代人类的遗老遗少，而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毁灭其村落的天花和流感病毒。在疫情爆发之前，至少有3 000西里奥诺人，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居住在玻利维亚东部。到了霍姆伯格的时代，却只剩下了不到150人；这意味着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口损失就超过了95%。当地人口减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里奥诺人经历了遗传瓶颈（遗传瓶颈是指种群数量剧减至一定程度，个体不得不与亲属交配，从而导致有害遗传效应的现象）。关于这次瓶颈的影响，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阿伦·斯蒂尔曼（Allyn Stearman）在1982年曾有描述。就在那年，他成了在霍姆伯格之后首位探访西里奥诺人的人类学家。斯蒂尔曼发现，西里奥诺人患先天性足畸形的概率要比正常人群高出30倍。而且几乎所有西里奥诺人的耳垂上都有独特的裂口，这一特征在我们的两名地陪身上也可验证。

斯蒂尔曼了解到，甚至在疫情爆发时，这个群体还在和抢占该地区的白人牧场主们进行抗争。玻利维亚军方协助了入侵行为，追捕西里奥诺人，并将其投入事实上的战俘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被迫在牧场里服劳役。和霍姆伯格一起游走于森林之间的流浪者们，此前就在躲避那些虐待他们的人。霍姆伯格冒着一定风险，试图去帮助他们。但他一直没能明白的是，这些被他认定为旧石器时代“遗留”的人，其实是一个垮掉不久的文明的饱受迫害的幸存者。这就好比他碰到了从纳粹集中营逃出的难民，就断定他们属于一个一直光脚、挨饿的文明一样。

西里奥诺人远非石器时代残存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们在贝尼地区可能还相对算是新人。他们的语言属图皮–瓜拉尼（Tupí-Guaraní）语族，这虽然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印第安语系之一，但在玻利维亚并不常见。由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鉴别的语言学证据显示，他们直到17世纪才从北部抵达此处，这和最初的西班牙移民与传教士大约同时。其他的证据表明，他们到来的时间可能比这要早几个世纪。使用图皮–瓜拉尼语的人，可能包括西里奥诺人在内，在16世纪早期攻击了印加帝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西里奥诺人迁到了这里，但可能有个简单的理由：那时的贝尼人烟稀少。在那之前不久，当地上一个居民社会才刚刚瓦解。

从《长弓的游牧民族》来判断，霍姆伯格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修堤道、造土丘、建鱼堰的早期文明。他也没有发现，西里奥诺人草率待之的山河，塑造者另有其人。在霍姆伯格之前，就曾有少数欧洲观察家就这些土建工程的存在发表评论，不过对于堤道和森林岛屿是人力所为这一观点，其中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这些评论直到1961年才得到学界系统性的关注。当年，博士生威廉·德尼万来到了玻利维亚。他此前刚出道在秘鲁做记者时，了解到了这个地区的奇特景观，并认为这可能会是个有趣的论文题目。他在抵达以后发现，石油公司聘用的地质学家（他们是该地区仅有的科学家）相信，贝尼的土地上遍布着一个未知文明的遗迹。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在飞过玻利维亚东部时，发现一个已逝文明修起的台田覆盖着大地（上图）。他对此颇感兴趣。台田里散布着不规则的、护城河一样的壕沟（上页下图），其用途仍不为人所知。在与之相邻的巴西阿克里州，考古学家发现了数百个精密的、几何状的“地质印痕”，并开始怀疑，亚马孙西部曾是大规模的复杂印第安社会的所在地。

在说服一个当地飞行员沿固定航线西行之后，德尼万从空中考察了贝尼。他观察到的景象，和40年后我的目力所见如出一辙：孤立的林丘，垫高的护堤，圆形的、护城河一样的壕沟，以及古怪而曲折的山脉。“我从这DC–3型飞机的舷窗往外看出去，看得我在这小飞机里都快发疯了。”德尼万对我说，“我当时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天然形成的。大自然里就不可能有那种直线。”德尼万对这片土地了解得越多，他的兴趣也就越浓。“这是一片被人类完全开发了的山河。”他说，“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亚马孙及其周边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我想，这也有可能是整个南美洲最重要的发现。但那时，这事几乎没人去碰。”它现在还是几乎没人去碰，因为考古学家们尚未完成对土建工程和运河的测绘。

早在3 000年前，这个古代文明就建成了整个星球上最大、最怪、生态最丰富的人工环境之一。埃里克森相信，它的创立者，可能是今天被称为莫霍（Mojo）和鲍莱（Bauré）族人，他们是阿拉瓦克语（Arawak）使用群体的远祖。这些人建土丘作为居所和农场，建堤道和运河以利运输和交通，筑鱼堰以补食物给养，烧草原以防树林入侵。1 000年前，他们的社会达到了顶峰。他们的村镇宽敞开阔、错落有致，由护城河与篱笆守卫着。根据埃里克森假设的复原图，可能有多达上百万民众曾穿着长长的束腰棉衣，手腕和脖颈上摇摆着沉重的装饰物，走过玻利维亚东部的这些堤道。

在阿拉瓦克文明消逝数百年后的今天，伊比巴特土墩上及其四周的森林看上去就像环保人士梦中那传统的亚马孙流域一样：和人类胳膊一样粗壮的藤本植物，6英尺多长、随风摇摆的刀片式树叶，树干平滑的巴西坚果树，还有厚实的、闻起来像热鲜肉的花朵。巴利告诉我说，在物种丰富性上，玻利维亚的森林岛屿可以同南美任何地方相比。而物种多样、互为补充的贝尼大草原，情况貌似也是如此。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这个地区是一座宝库，一座由人类设计并埋下的宝库。埃里克森把贝尼的山河视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一个直到近期还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杰作，一个在玻利维亚以外鲜有人知其所在地名称的杰作。“人类及其作品的缺失”

贝尼的遭遇并不新鲜。在差不多5个世纪里，霍姆伯格之误（即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一种没有历史的永恒状态下的假定）主导了学术著作，并由此流传到高中教科书、好莱坞电影、报纸文章、环保运动、浪漫冒险书籍和丝网印刷的T恤衫等大众领域。该假定以多种形式存在，被憎恶和赞美印第安人的人们同时接受。霍姆伯格之误解释了殖民者的观点（他们视印第安人为无药可救的、恶毒的野蛮人），而其翻版，正是那种近乎梦幻的印第安人属于“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的刻板形象。正面也好，负面也罢，在两种形象中，印第安人都缺失了社会科学家们称之为能动性的东西；他们本身并不是行动者，而是偶然给他们带来的任意收获或是灾难的被动接受者。“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首部描述美洲原住民的人种学著作，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主要写就于16世纪30年代的《辩护史》（Apologética Historia Sumaria）。德拉斯·卡萨斯，一个忏悔其所为并成为了一名神父的西班牙征服者，把他漫长的后半生用来反对欧洲人在美洲的暴行。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印第安人是居住在“陆地天堂”上的温顺如牛的自然生物。他相信，这些天真而无罪的人，在几千年里都一直在安静地等待着基督教的指导。和德拉斯·卡萨斯同时期的意大利评论家彼得·马特（Pietro Martire d’Anghiera）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我此处引述的是他1556年著作的英译本），印第安人“生活在古代思想家们每每提及的金色世界里”，其生活状态“简单、纯真、全无法制”。

如今，那些所谓印第安人生而简单纯真的观念，主要是指他们那公认的缺乏影响环境的能力。这个观念至少可追溯到亨利·大卫·梭罗[3]。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印第安智慧”，一种原生的据说不包含量度和分类的思想。梭罗把量度和分类视为让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的罪恶之源。梭罗这种观点的影响力延续至今。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之后，一个名为“保持美国美丽”的组织竖起了广告牌。牌上是一个身着印第安服饰的演员在被污染的土地上悄然流泪的形象。这项活动极为成功。在接下来的近10年间，哭泣的印第安人的形象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尽管印第安人在此扮演了一种英雄式的角色，这个广告还是体现了霍姆伯格之误，因为它含蓄地把印第安人描绘成了一个从未改变自然环境原有野生状态的群体。而由于历史就是变革，他们也就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德拉斯·卡萨斯的反西班牙观点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以至于他告诉他的遗嘱执行人，要在自己去世40年后再出版《辩护史》一书（他死于1566年）。事实上，这本书的全文直到1909年才得以出版。正像这种延误所揭示的那样，从18世纪到19世纪，“高贵的野蛮人”的争论都未能赢得同情。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的观点颇为典型。这位历史学的佼佼者在1834年写道，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洲是“一片不毛之地……其仅有的居民，是少数由羸弱的野蛮人组成的分散部族，他们既无商业，又无政治关联”。和德拉斯·卡萨斯一样，班克罗夫特相信，印第安人生活在没有变革的社会里，只是班克罗夫特把这种永恒性视为惰性，而非纯真的迹象。

班克罗夫特的表述，以不同的形式流传到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1934年，美国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阿尔弗莱德·L.克罗伯（Alfred L.Kroeber）做出了这样的推理：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不可能取得发展（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荒唐的、不断的、持续消耗的冲突”。他相信，要想逃离这种冲突的循环，“可谓无望”。“试图将其价值观从战争转为和平的群体，几乎确定了提前灭[4]绝的命运。”克罗伯承认，印第安人的确会从争斗之中抽出时间来耕种粮食，但他强调说，农业“并非东部地区的生活之本，它是辅助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奢侈品”。因此，“本可以被开发的99%或者更多的（土地）都还是处女地”。

40年后，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其上下卷著作《欧洲人发现美洲》（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的结尾干脆地断言，印第安人没有留下持久的遗迹或是制度。他们被困在不变的荒野，是“期盼短暂而野蛮的一生，对未来完全无望的异教徒”。1965年，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男爵声称，原住民“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是向当今社会展示，它逃离的是怎样的一种过去”。

教科书是学术信念的忠实反映。通过一次对美国历史教材的调查，作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推断说，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对印第安人的特点描述“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开了大倒车”。更早时期的作家把印第安人看作重要而未开化的群体，但之后的书籍，则把他们死死地套进了一条公式：“懒惰、幼稚、残暴”。她写道，20世纪40年代的一本主要教材只用了“几段话”来描述印第安人，“而最后一段的标题赫然是‘印第安人是落后的’”。

今人在古人面前展示优越感，总是件简单的事。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注意到，很多信奉霍姆伯格之误的研究人员还生活在这么一个年代里，即历史事件的推动力似乎源于欧洲血统的伟大领袖，白人社会也貌似正在世界各地压制着非白人社会。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民族主义都占据优势地位，而历史学家们也是按照民族，而非文化、宗教或者生活方式来辨识历史。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育了西方社会，非西方人（这回是日本人）也有能力进行迅猛的社会变革。欧洲殖民帝国的快速解体，进一步预示了这一点。克罗斯比将这些事件对社会科学家们产生的影响，与天文学家“发现从银河系里星星之间看到的那些模糊的点，其实是遥远的星系”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新学科和新技术正在开创审视过去的新方法。从人口统计学、气候学、流行病学、经济学、植物学、孢粉学（花粉分析），到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碳–14（C14）年代测定法、冰芯钻取技术、卫星摄影、土壤监测，还有微卫星遗传分析和三维虚拟漫游，一股新视角和新技术的洪流进入了应用领域。而在新技术得到利用的时代，认为这群占据近三分之一陆地面积的人类居民数千年来都几无变化的观点，听上去就开始无理了。当然，一些研究人员还是猛烈抨击这些新发现，并称之为过分的夸张。［“我们不过是用一个新神话来取代了（未开发荒原的）旧神话，”

地理学家托马斯·韦尔（Thomas Vale）嘲笑道，“已被人类开发了的山河的神话。”］但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争论，一个关于美洲及其最初居民的新图景正在成形。

宣传广告依然在颂扬着驰骋于北美大平原、在马背上追逐野牛的印第安人，他们以纯生态游牧民族的形象出现。然而在哥伦布的时代，美洲原住民多见于格兰德河（the Río Grande）以南的地区。他们不是游牧民，而是一些世界上最大、最富足的都市的建立者和居住者。印第安人根本不靠猎杀大猎物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住在农场里。其他人靠鱼类和贝类过活。至于马匹，那都是欧洲的，除了安第斯地区的美洲驼，西半球是没有驮畜的。换言之，美洲比研究人员此前想象的要大得多、多样化得多，人口也多得多。

而且也古老得多。另一场新石器革命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里，考古学家们都相信，印第安人是在上个冰河时代的末尾，也就是约13 000年前跨越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的。由于极地冰层锁住了大量的水，全球范围内的海平面下降了约300英尺（约91米）。浅浅的白令海峡变成了宽阔的大陆桥，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理论上，所谓“古印第安人”轻易地走过了如今分割两个大陆的这55英里（约88.5公里）路。1964年，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C.万斯·海恩斯（C.Vance Haynes）为这种理论描出了点睛之笔。他说，加拿大西北部的两大冰原断裂得恰逢其时（也恰是约13 000年前），一个相对温暖的无冰走廊因而成形。通过这条渠道，古印第安人无须走过浮冰，即可从阿拉斯加去往更宜居的南部地区。这时，浮冰带向白令海峡以南延伸了2 000英里（约3 200公里），几乎没有生命存在。如果没有海恩斯提到的无冰走廊，就很难想象人类是如何到达南部的。大陆桥和无冰走廊的组合在过去20 000年里只出现了这一次，而且仅仅持续了数百年。而其出现又恰恰在美洲已知最早文化即克洛维斯文化兴起之前。克洛维斯文化得名于新墨西哥州的同名城镇，那里是其遗迹被首先确认发现的地方。海恩斯的解释让这种理论显得几乎无懈可击，以至于它进入了教材之中。我读高中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30年后，我的儿子也有了同样的经历。

但在1997年，该理论突然崩溃了。一些它最热心的支持者，包括海恩斯本人在内，公开承认在智利南部的一次考古挖掘发现了12 000多年前人类在此居住的可信证据。而由于这些人生活在白令海峡以南7 000英里（这是一个大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完的距离），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在无冰走廊开启之前抵达当地的。（无论如何，新的研究对该走廊是否存在也打上了问号。）鉴于在没有走廊的情况下穿越冰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些考古学家推断说，首批美洲人必定是在20 000年前抵达的，那时的冰原还比较小。要么就是比这还要早（智利的挖掘现场发现了30 000多年前人工制品的支持性证据）；要么可能第一批印第安人是坐船前来的，不需要大陆桥；要么他们可能是通过澳大利亚，在穿越南极后抵达此地的。顾问考古学家斯图尔特·费德尔（Stuart Fiedel）告诉我，“我们处于混乱状态。”他补充道，“我们原来知道的一切，现在都被认为是错的了。”（为了效果，他的陈述夸张了一点）。

学界并未达成一致，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相信，新大陆的最初占据者是在穿越白令海峡后，受困于阿拉斯加的一小群人。从那里，他们又以几个独立群体的形式，很可能是通过驾船沿太平洋海岸，陆续向美洲其余地区前进。研究人员在细节上持有异议，一些科学家的理论是，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可能经历了多达五波的定居潮，最早的一波出现在约50 000年前。然而在很多的版本里，今天的印第安人都被视为相对的后来人。

印第安活动人士们厌恶这种推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政治学家小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 Junior）2005年逝世前，曾在一次访谈中对我说：“我简直都数不清究竟有多少白人跟我说过‘科学’证明印第安人只是一拨外人了。”德洛里亚著作颇丰，包括一本对主流考古学的批判之作《红色的土地，善意的谎言》（Red Earths, [5]White Lies）。这本书的大意，从索引中可见端倪：归于“科学”下的条目有“堕落与骗局”“被忽视了的印第安人的解释”“缺乏证据的理论”“客观性的神话”和“种族主义”。在德洛里亚看来，考古学的主旨之一，就是为白人的罪行开脱。而把印第安人确定为最初原住民的取代者，恰好符合这个计划的需要。德洛里亚说：“我们要是是从别人那里盗窃土地的贼，那么他们就能说了，‘你看，我们都一样嘛。我们不都是移民嘛，是不？’”

德洛里亚引述的“我们都是移民”的观点，其道德逻辑很难分析，它似乎在主张“负负为正”。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头一个“负”是错误的，对古印第安人多次迁徙之间的联系，人们还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对印第安原住民文化成就的评估，与其主体民众是不是此地的最初来客毫无关系。在任何一种想象得到的情景中，他们都是在新石器革命之前离开欧亚大陆的。

新石器革命带来了农耕，其重要性难以小觑。历史学家罗纳德·莱特（Ronald Wright）写道：“人类进程分为两个部分：新石器革命之前和新石器革命之后。”新石器革命源于约11 000年前中东的新月沃地，即伊拉克南部与以色列之间，一直延伸至土耳其南部的弧形地带。当地的采集社会组成了永久性的村落，学会了培育及养殖野生的小麦和大麦。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轮子和金属工具也开始遍布该地区。苏美尔人把这些发明汇总到一起，又加上了文字，最终在公元前3000年建立了第一个伟大的文明。从那时起的每一个欧洲和亚洲文化，不论外观有多么不同，都处在苏美尔人的影子下。然而美洲的原住民在农耕文化出现前很久就离开了亚洲。他们错过了这个恩赐。克罗斯比告诉我，“他们什么都得自己来。”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成功了。

研究人员很久以前就知道，第二次独立的新石器革命发生在中美洲。确切的时间是未知的（考古学家们不断地把日期推前），但现在普遍认为它发生于约10 000年前，在中东的新石器革命之后不久。尽管如此，在2003年，考古学家们在安第斯山脚的厄瓜多尔海岸发现了人工栽培小果南瓜（squash）的古代种子。这比中美洲的任何农业遗迹都要古老，而这意味着第三次新石器革命。除了其他事物外，这次新石器革命可能带来了贝尼地区的文化。在美洲，两次新石器革命的传播比在欧亚大陆要慢，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地方的印第安人群体[6]尚未达到必要的人口密度，还可能是因为玉米这个印第安人最著名农作物的非凡特性。

小麦、大米、小米和大麦的始祖，看上去与其驯化的后裔相似；由于它们都可食用，产量也高，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把它们作为食物耕种的主意是从何而来的。玉米不能自体繁殖，因为它的谷粒被外壳牢固地包裹着。玉米必然是印第安人用其他物种培育出来的，但是并没有和玉米相似的野生物种。与其基因最为接近的，是一种叫大刍[7]草的山草，但它们看起来极为不同，比如说，这种类蜀黍的穗，比中餐馆里的玉米笋还要小。大刍草是没人吃的，因为它产出的谷物太少，不值得收割。为了把这种没什么希望的植物培育成现代玉米，印第安人创下的是一份似乎不可能的功绩，以至于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争论了几十年，也没能搞清楚他们当年是怎么做到的。玉米与南瓜、豆子、鳄梨一道，为中美洲人提供了一种或许比中东和亚洲营养更为丰富的均衡饮食。（以土豆和豆子为基础的安第斯农业与以木薯为基础的亚马孙农业都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和玉米相比，它们的重要性要低一些。）

从中东的新石器时代之初到苏美尔文明的建立，逝去了大约7 000年的岁月。印第安人驶入同样的道路，花的时间更少（现有数据太过粗略，无法做出更精确的估计）。在其全部文明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奥尔梅克（Olmec）文化，它是西半球最早掌握复杂技术的文化。这群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出现在墨西哥细窄的“腰部”地带的人，生活在以庙墩为中心的城镇里。在其遗迹里，遍布巨型的石制男性头部塑像，高度多为6英尺（约1.8米）或更高，他们戴着头盔样的头罩，永远皱着眉头，还多少有些非洲人的特征。最后这一点，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奥尔梅克文明的推动者是来自非洲的旅行者们。奥尔梅克文明是这个时期内在中美洲兴起的众多文明之首，但它也仅是众多文明之一。其中多数文明都注重人祭，这按现代标准来看是黑暗的，但它们取得了光明的经济与科学成就。他们发明了十几个不同的文字系统，建起了广泛的贸易网络，测量了行星的轨迹，创立了365天的历法（比欧洲同时期的历法要精确），还用无花果树皮纸做的折好的“书本”记录下了自己的历史。

他们在智力上最杰出的成就，可以说是零的发明。在经典著作《数：科学的语言》中，数学家托比亚斯·丹齐克把零的发现称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和数学、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零在中东最初出现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计数时，巴比伦人将其用栏排列，就像今天的孩子们所学的那样。为了区分11和101，他们把两个三角形符号放在了数字之间，也就是说，1△△1。（由于巴比伦数学采用的是六十进制而非十进制，此例仅在原理上是正确的。）奇怪的是，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用这个符号来区分巴比伦版的1、10和100。巴比伦人也不会用零做加减法，更不要提运用零进入负数的领域了。最初以零的当代意义（一个数字，而不是占位符）使用它的，是公元初几个世纪里某一时间的印度数学家。零直到12世纪才在欧洲出现，与之一同传入欧洲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阿拉伯数字（由于担心受骗，有些欧洲国家禁用了这种新数字）。同时，美洲大陆最初记录的零，可见于公元357年的一座玛雅雕塑上，这可能比它在梵文中出现得还要早。在基督诞生前，就已经有了这么一群雕塑，它们本身没有零，然而上面刻着的日期，都使用了某种以零的存在为基础的历法。

这是不是说明当时的玛雅人比他们同时代的文明，譬如说欧洲文明，要更先进呢？社会科学家们在这个问题面前退缩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奥尔梅克人、玛雅人和中美洲的其他文明，在数学和天文学上都是全球的先锋，可他们并没有用上轮子。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发明了轮子，却只是拿它来做儿童玩具，此外别无他用。那些寻求文化优越感的故事的人，可以在零这里找；那些寻找失败故事的人，可以从轮子上找。但这两种论点都是无用的。最重要的是，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印第安人已经扩散了其新石器革命的成就，并在整个半球上创立出了一整套多样化的文明。

500年后，当哥伦布驶入加勒比海的时候，世界上几次新石器革命的后裔们相遇了，而其后果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一次有导游的旅行

来想象一下这个不可能的旅行吧：像我一样乘飞机从玻利维亚东部起飞，但不是现在，而是在公元1000年，完成一次对西半球其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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