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史(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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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期史(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试读：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件战斗武器，并不是邪教。要判断它是不是邪教，不能只看它的外部特征，还要看它当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当时社会上阶级关系十分紧张，下层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工具来动员与凝聚分散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促进农民起义的顺利发展，拜上帝会就是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拜上帝会动员、宣传、组织和指挥了太平天国起义。乍一看来，似乎远离世俗的宗教制造了一场农民战争，因此有的先生说“政治邪教引起了太平天国战争”。事实远非这样简单，应该是世俗的利益冲突，是官府、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农民的反抗，赋予了宗教生命，使这种宗教变成呼唤农民起义造反的工具。不是宗教制造了农民战争，而是农民战争得用宗教加速促成起义。因此，判断宗教的性质必须根据当时农民战争的性质。只要承认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反压迫的农民战争，就不能把拜上帝会视为邪教。

中国历史上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往往利用宗教。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元末农民起义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到清代白莲教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历代农民战争大多利用宗教？因为农民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担负着供养全社会的重担，但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知识。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平时存在于民间的一些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宗教，会随着革命形势而蜕变，变成一种反抗现政权的组织。洪秀全初创拜上帝会只是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平等的教义，劝人信拜上帝，行善戒恶，待人平等。由于当地阶级斗争的推动，拜上帝会迅速地“革命化”，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为进一步动员农民参加斗争，必须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来阐明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这场斗争的目的，阐明它必定会走向胜利。可是农民往往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只能用宗教的玄想加以说明；农民一家一户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只能用宗教纪律加以组织约束。斗争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但还没有人能科学地说明这场斗争的合理性，也没有人能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因此宗教就填补了空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没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宗教告诉农民：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天父天兄怜悯众生的苦难，要拯救众生，而为非作恶的阎罗妖暴虐残酷，涂炭生灵。双方壁垒对立分明，一方是天父天兄庇护的百姓，另一方是阎罗妖支持的官府和地主，两个营垒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是非爱憎格外鲜明。这种在宗教外衣包裹下的反对封建的战斗精神，一旦被农民接受，农民就将自觉自愿、勇气百倍、信心十足地投入战斗。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将发挥震撼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就像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封建时期的农民宗教表面上看似乎是幼稚的、荒诞不经的，但要揭开它的外衣，观察它的实质。洪秀全在宗教作品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天朝田亩制度》中说，“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真实地显示出被压迫者平均主义的愿望。当然，农民不是先进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但后人绝不应该指责这些朴素的思想是空洞的梦呓。

农民运动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扫荡一切，破坏一切（其实官兵杀人放火，更无恶不作），像一头发怒的大象，它狂奔向前，必定会践踏路边的花花草草，打碎周围的瓶瓶罐罐。农民运动破坏了许多旧事物、旧关系、旧传统，但不能把它视作社会的倒退。旧的不除，新的不生。太平天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事物。30年后的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至20世纪之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人民的努力下终于土崩瓦解，在中国土地上矗立起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慈禧、奕斗法记

19世纪60年代之初，奕集团执掌政权，气焰熏天，颇有点“天下莫予毒”的派头，权力、地位、各方面的阿谀吹捧，弄得奕有点昏昏然、飘飘然，他自以为和慈禧太后处在对等的地位。一个外国人描写当时的局势：“两个当权者，慈禧和恭亲王，在谨慎地互相监视着。”

事实上，就奕的实力、地位、统治手段来说，他只配充当慈禧的鹰犬，不配成为敌手。赵烈文对奕下过这样的评语：“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恐不能无覆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一切专制暴君绝不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隐然钳制自己的力量，赵烈文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讥评奕不理会自己所处的危险地位。残忍的慈禧势必要把奕踩到脚底才会甘心。但是慈禧和奕的政治路线基本一致，慈禧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还物色不到新鹰犬，不得不仍旧依靠奕，这种情况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隐蔽性和曲折性，故而斗争只局限在宫廷琐事上。

一般官书对这场宫廷斗争都讳莫如深，但无意中又透露出蛛丝马迹。《清史稿·奕传》载：同治“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这是慈禧打的第一棒。不过这一棒打得不是时候，奕和外国侵略者的蜜月期还没有过去，侵略者竟跑到总理衙门提出质问。朝廷的戚旧大臣也恐慌起来，因为离开了奕，他们既无法应付外国侵略者，也难于和湘、淮系汉族地主势力保持均衡。他们纷纷向慈禧进谏，慈禧为形势所迫，只好趁势转圜，让奕复职。

1869年奕对慈禧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安德海事件。太监安德海奉慈禧的命令赴广东采办龙衣，沿途招摇。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据薛福成说，“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奕自然对安德海痛恨入骨。按照清朝的祖制，太监不得擅离北京，所以安德海到达山东，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扣押起来。奕纠合一批亲贵大臣，极力主张把安德海就地正法，慈禧在奕等的压力下，竟无可奈何，只得依议执行。奕借丁宝桢的刀，翦除了慈禧的羽翼，而且使慈禧大大地丧失了面子。但是，杀了一个安德海，动摇不了慈禧太后的地位，反而激起了她强烈的复仇怒火。

1874年，在重建圆明园问题上，斗争再一次爆发。自从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联军烧毁之后，慈禧太后少了一个游耍行乐的场所，一直悒悒于心，希望再建这个名园，重圆她奢侈的旧日梦。当时清王朝刚刚从革命大风暴中挣扎过来，财政上千疮百孔，要兴建如此豪华的建筑，谈何容易。这不仅要搜刮亿万人民的脂膏，而且威胁到各级大小官吏的钱袋，所以是个很不得人心的措施。但是，慈禧一意孤行，借同治帝亲政的机会，用皇帝名义下令重建圆明园，说是以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命令发布后，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反对，接着奕又出头拦阻，气得慈禧索性撕破面皮，大闹一场，奕以“语言失仪”的罪名被革去世袭亲王，降为郡王。盘踞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集团，在大学士文祥的率领下（文祥是奕的主要帮手）向慈禧“涕泣力谏”，被慈禧臭骂一顿。文祥等称病辞职，以示抵制。两魔斗法，将达半年，弄成相持不下的僵局。一时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连远在甘肃军中的左宗棠也自称“半载以来，忧惧靡已”。

这时天津发生了一场讼案，给奕集团解了围。原来慈禧太后派了一个候补知府李光昭，向法国、美国商人购买洋木，供建筑圆明园之用。李光昭是个财迷心窍的骗子，所购洋木值五万四千元，他却虚报为三十万两（约合四十二万元），法、美两国奸商更是存心欺蒙，运来的是霉烂脆劣的小块木材，根本不能供园工使用。木材运到了天津，李光昭一看木材的质量、尺寸与原议的合同不符，不肯给价收货，外国奸商就控告到北洋大臣的衙门里，反说李光昭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且举出合同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的字样，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这样就弄成了外国奸商与太后、皇帝之间打官司。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恐怕影响到淮军的军饷，也不同意修建圆明园，他索性把这场官司和盘托出，公开宣示，请求朝廷指示处理的办法，弄得慈禧太后大出其丑、尴尬万分，只好拿李光昭开刀，说他“诈称内使近臣”，定了斩监候的死罪，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也被革职，圆明园工程只好取消。这场官司使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告一段落，不久，奕、文祥等均复职。

经过这次斗争，奕集团开始认识到慈禧的心狠手辣，只得低声下气，事事逢迎慈禧。这时李鸿章北洋集团已崛起，逐渐取代奕的职权；慈禧又勾结上醇亲王奕（光绪的父亲）和庆亲王奕劻，以牵制奕；奕集团的骨干文祥等又相继病死。于是，奕集团的势力日益衰落。奕虽然仍保持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权，但已沦为政治舞台上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

慈禧太后仍不放弃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打击奕。1878年华北大旱，慈禧硬要奕对这场天灾负责，把奕“交宗人府严加议处”，集团中的宝、沈桂芬、景廉等也受了处分。1884年中法战争，清军在北宁战败，失败的责任主要应该由慈禧和李鸿章负责，舆论对清政府大加抨击。这时，奕又被捉来当了替罪羊，奕集团全班人马被清洗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和奕劻掌握了这两个机构，成为慈禧太后的新鹰犬。

在这场统治者内部斗争中，慈禧太后充分显示了她蛮横、毒辣的专制淫威。但是这种专制淫威的形成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认可和支持。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把一切官僚当作鹰犬使唤，正因为她自己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最大鹰犬。奕固然和帝国主义最早拉上关系，但是他的实力有限，办事动辄受牵制，不能为帝国主义更好地服务，因此不久就失去了帝国主义的宠爱。帝国主义发现慈禧和李鸿章是比奕更理想的代理人，于是把赌注从奕的桌面上拿走，转押到慈禧和李鸿章的桌面上，这是奕集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担任了多年驻华公使的美国侵略分子田贝以赞赏的口吻说：摄政的太后，在她的族人中，一向是第一个最能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人物。又说：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张，都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意愿及行使其统治权力的结果。当中法战争中奕的职位被奕取代，老牌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还为此欢呼，他说：“七爷（按：指奕，因为他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将控制这政府，所以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在侵略者的嘴里，凡是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就是“进步”。所以，奕的失势对慈禧太后来说是踢开了一只不甚驯服的鹰犬，而代之以更加驯服的鹰犬；对帝国主义来说，也不过是抛弃了一个不是很得力的奴才，而代之以更加得力的奴才。

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1867年，奕集团和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为京师同文馆的招生条件而发生了公开的争论。

京师同文馆创设于1862年，目的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是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最初，同文馆设立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聘请外国教习，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学习三国语言文字，这是中国近代化学校的先声，但它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久上海和广州也分别设立同文馆。

随后，洋务派在各地设立工厂，制造洋枪洋炮，开始感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1866年12月，奕等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提高入学条件，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顽固派从极端保守立场出发，厌恶一切新事物。他们认为，从前的同文馆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值得公开反对，现在居然要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做学生，事情越来越不像话。这对热心保卫圣道的冬烘先生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第一个出来放炮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养气”，天文算学、轮船枪炮都是不重要的，而且这些都是“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的事情，科举出身的人只应“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接着顽固派的主帅——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他说，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人心，不在一技一艺之长，现在为学技艺，竟让外国人来当老师，“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把读书人都引诱到歧路上去了，即使要学习天文算学，尽可以请中国人任教，何必“奉夷为师”？

顽固派既然摆开了攻击的阵势，奕集团也不甘示弱，奕等反驳说：自强之道，必以轮船、火器为先，学习天文算学是制造轮船、火器的根本，忠信礼义等空话是不能拿到战场上打仗的。我们日夜忙碌、苦心筹划，倭仁一伙人却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从中捣乱，使办事的人心灰意冷，妨碍自强大计。倭仁反对我们的办法，想必他有更好的“自强”妙策，那就请他来办，我们当追随其后；倭仁反对请外国人当老师，那就请他另设一个天文算学馆，找中国老师试一试。奕这番话自然是将顽固派的军，倭仁哪里有什么“妙策”？又去哪里找中国老师？

接着顽固派于凌辰、钟佩贤、杨廷熙等出来声援倭仁，特别是杨廷熙举出五月初十日刮了两个钟头大风，说是天象示警，应赶快撤销同文馆。又指斥奕集团“强词夺理，师敌忘仇，拒谏饰非”，破口大骂一顿。奕就咬定杨廷熙的上书是倭仁指使的，骂倭仁“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双方就这样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了将近半年。

在这场争论中，奕集团得到了表面的胜利。奕和倭仁一起上朝时，连驳斥带讽刺，倭仁无话可说，竟至涕泪滂沱。奕又命倭仁参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工作，要他开开眼界，换换脑筋，这个任命是故意拿顽固老头子开开心，倭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坚决不接受，甚至气得从马上跌下来，得了痰厥症。翁同龢去看他的时候，“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

奕集团尽管可以折磨这个顽固老头子，但却不可能战胜和倭仁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整个顽固势力。当时，官场和知识界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同情倭仁。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京师口语籍籍，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语“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知名学者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一段议论，深为倭仁不平。他说：

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龃龉于宫廷，以宰相帝师之尊，兼番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谏争，稍持国体，遂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

在李慈铭看来，设立同文馆是一场灾难，向外国学习的人都失去了人格，叫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工作是一种侮辱。李慈铭的看法可以代表当时知识界的一般心理。

经过顽固派的一场搅扰，同文馆竟招不到学生，奕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邹伯奇本来已接受同文馆的聘请，要来北京任教，这场争吵发生后，吓得躲在家里装病，不敢来北京。可见顽固派的抵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就事论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好事。顽固派的反对论调既荒谬又可笑，他们像是躲在封闭器内的一堆蛆虫，不愿意有一点新鲜空气透进来。但是顽固派模糊地感觉到西方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挽救封建统治，这一点却是很对的。洋务派开工厂、办学校，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但结果却在洋务派的意料之外。开工厂、办学校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同文馆的争论反映着没落封建阶级无可奈何的哀鸣，顽固派企图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洋务派则企图把历史车轮引入歪曲的轨道，但是他们都是心劳日拙的。历史不顾反动派的阻挠而轰然奔向前方，顽固派和洋务派都不能为日暮途穷的封建制度找到出路，他们反而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碾成齑粉。

洋务历史试论

从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一般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时间共30年，占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1/3以上。这30年间，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两次鸦片战争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军事力量上的较量，结果是中国失败了。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但是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与深刻变化，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向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清政府在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人民的两军对战中力图调整步伐，加固营垒，以应付来自双方的压力。它的主要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当作自己的强壮剂，在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目的下，仿效西方，实行枝枝节节的改革，这就是洋务运动的由来。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30年间，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因而形成了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

一

洋务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864年到1871年。这时，清政府正在疯狂地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急需用新式武器装备反动军队。同时，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也只有“船坚炮利”这一点。因此，洋务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沪（江南制造局）、宁（金陵机器局）、闽（福州船政局）、津（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相继创立。这些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应，完全都要依靠外国。

这一阶段创办的许多官办军事工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混合体。首先应该看到官办军事工业是非商品生产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军舰、枪炮、弹药由封建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的交换，生产经费则由国库按定额拨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内部积累，没有依靠自身运转而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盈绌和拨款多少，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与管理。这种关系是一切官办企业（包括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它非资本主义一面的突出表现。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工厂在大机器生产下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工人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是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工厂的产品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卖，但工人的劳动力却以商品的形式被购买，这是近代官办军事工业的独特性之所在。实际上，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复杂混合物，是封建官营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化的中间形式。在这里，企业并没有一下子摆脱封建官营企业的固有性格，某些旧质态（非商品生产）仍然保存下来，但企业不是旧日官营企业的简单再版，某些新质态（大机器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已经开始萌生。

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整个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必然要发生畸形现象和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清政府不久就发现：军事工业很是缺乏经济效益和军事价值，产品成本高昂，一艘自造军舰所花的经费，可以用来向外国购买两艘或三艘同样类型的军舰，而且自造的舰只、枪炮质量低劣，除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之外，难以用来应付外来侵略。19世纪70年代之初，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造船和海防的两次争论，检讨军事工业腐败、停滞的原因，并确定海防的方针。当然，封建阶级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只是稍稍改变了步伐。洋务重点从自己制造武器转变为向外国购买武器，同时又注意到经费筹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这样，洋务历史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

洋务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872年到1885年。当时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英国在烟台谈判中的讹诈，中俄伊犁交涉的波折，一直到震动远东的中法战争，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清政府为应付来自外部的危机，购买更多军舰和枪炮，部署沿海的防务，从1874年到1885年先后向英、德、美、法购买大小舰艇39艘，建立了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主干的北洋舰队，1885年新设了海军衙门。

新式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经费、技术、军事人才以及新式的后勤支援。因此，清政府开始经营和提倡采矿、运输、电信、教育等事业。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1875年派遣赴英法留学生，1876年创办台湾基隆煤矿，1878年创办直隶开平煤矿，1880年架设津沪电报线路、开设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创办热河平泉铜矿，1883年创办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等。当然，这些事业在技术、装备、原料等方面仍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

在这一阶段，军事仍然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但是洋务运动的范围已大大拓展，前一阶段清一色官办军事工业的局面已经突破，开始生产民用品（如采矿）和提供民用服务（如运输、电信）。并且，为了解决经费和管理上的困难，在非军事部门内吸收了私人投资或鼓励私人经营。以上列举的矿场企业中除基隆煤矿外，都有大量私股。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盛极一时。在一些远离军事的部门，民间还出现了纯粹商办的小型加工企业（如广东的缫丝业）。这时候，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阻止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且它为了自己的军事、财政利益，不得不借重私人的财力支援。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在清政府的荫庇下，开始步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向资产阶级转化。

在中国的早期工矿企业中，官督商办是一种普遍的形式，官和商的这种特殊结合表明了中国工业发生发展道路上的严重困难。在那时，一系列障碍摆在每一个创业者面前：帝国主义的竞争，厘金剥削，封建势力的阻挠，官吏豪绅的勒索。仅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抗衡这些强大的阻力，处在襁褓时代的新式企业必须从企业的外部找到奥援和靠山。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政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工业襁褓儿除了匍匐在封建专制政权脚下，乞求它的荫庇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就是官督商办盛极一时的原因。有一种例外情形，某些企业没有从政权这边找荫庇，而是到侵略者那边找依靠。这些企业挂上外国字号，聘请外国经理，向外国政府注册。虽然所依靠的主体不一样，但同样说明企业离开外部荫庇就难以生存下去。在当时，资本主义企业还缺乏独立活动的充足条件。

近代工业所碰到的阻力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来的。为了克服或缓和这种阻力，它又必须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矛盾，而“官督商办”就是这种历史矛盾的产物。从商的方面来说，它只有躲进封建政权的荫庇所，才能绕过很多自己无力克服的障碍，如请求获取减税免税的优待，请求政府贷款，获得专利权和特别保护，等等，依靠这些支持，企业活动才有较多的保障。从官的方面来说，急剧变化着的形势迫使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私人的工业投资，不得不在压抑工商业的传统政策上打开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吸引资本主义的涓滴之水，来润泽即将枯萎的旧秩序。

官和商的合作虽然暂时缓和了外部压力，但是企业内部引进了封建势力，同样又产生了许多困难。政府的贷款利率极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高利贷；企业得到减税、免税、专利等特权，要以承担苛重的封建性义务作为代价；一批寄生虫官僚，硬被安插在企业的各级机构里，贪污舞弊，无所不为。官督商办把官和商两种不同的力量糅合在一个企业里，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事实证明，官督商办的形式并没有给中国工业铺筑一条康庄大道，恰恰相反，它愈来愈成为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

洋务历史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886年到1894年。这时，边疆危机略有缓和之势，而贸易危机又接踵而至。在1885年到1894年的10年间，对外贸易总额达白银22亿两，入超达2. 6亿两，而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7 000万两左右。洋纱洋布像决堤的狂潮一样，冲刷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结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抛入贫困破产的深渊，经济领域的残酷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响起了“商战”的呼声，清政府也企图从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中捞回一点利益。于是，洋务的重点又从军事方面转移到了经济方面。

在这个阶段，由于海军经费已移拨给颐和园修建工程，海军的发展基本停顿，军事项目退居次要地位，纺织、铁路、炼钢成了最重要的项目。李鸿章大力建设津榆铁路（天津到山海关），以及漠河金矿、上海织布局、华盛纱厂等等，张之洞在武汉忙碌地搞一个“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其中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汉阳枪炮厂，以及纱、布、丝、麻4个轻工业工厂。有些一向反对任何新事物的顽固派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认识到采矿、设厂能带给自己利益，更多的官僚、地主、买办以投资者的身份被卷入洋务潮流。工业投资总额正在增加，官办、官督商办虽仍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形式，但在洋务运动之外，纯粹商办的企业已逐步增长。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初，主要由私人投资和经营的纺织业、缫丝业、火柴业有蒸蒸日上之势，可惜不久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的《马关条约》规定了外国在华的设厂权，这对中国工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幼弱的民族工业刚刚显露发展的迹象，就立即遭到帝国主义的当头一棒。

30年的洋务历史在经济上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局面？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为止，各类近代化企业（不包括军事工业和运输、电信事业）的资本约2 000万两。约略而言，这个数目等于1894年一年中贸易赤字的2/3（该年入超2 900万两），等于大半个颐和园的修建维护费用，等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1/4，等于甲午战争赔款的1/10。这个微小的数目就是20多年来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中国工业资本的全部积累，可见洋务历史上工业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

中国的工业为什么只积累起这样微薄的资本？中国社会当时虽然穷困，但并不是绝对地缺乏资金。问题在于集资千万的官僚、地主、富商缺乏投资工业的迫切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是主要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被全部政治上层建筑支持着，购买土地是传统的、可靠的资金出路。此外，高利贷剥削和商业投机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而工业投资由于缺少政治和社会的保障，反而是一种极冒风险的事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富翁宁肯把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发放高利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愿意投放到自己不熟悉的、很有亏折可能的工业中去。人们的愿望总是受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当社会资金向工业流转的渠道还被整个旧制度堵塞着，那就不会有热情迸发的创业欲和投资欲。因此，归根到底，不动摇、不推翻旧制度，中国的工业就不可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起来。

上述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特殊环境和一条特殊道路。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大机器首先是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办军事工业中采用，在军事工业的带动和影响下，依次扩及其他部门。其他经济部门开始时大多作为政府军事项目的附庸和补充，并且在官督商办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比较方便的活动条件，只是后来才稍稍摆脱政权的控制而出现更多的商办企业。至于工业投资人，主要是封建的官僚、地主或洋场买办。中国资产阶级中虽然也有从工场手工业主或包买商直接转化来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对这些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联系很少的旧式工商业者来说，近代企业的入口处显然有一重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企业发展的阻碍，但同时又是近代企业不得不依赖的靠山。这种矛盾的关系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和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也可以从中得到清楚的说明。

四

竭力地鼓吹和推进洋务运动的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官僚、地主、买办，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历史学界对洋务派有不同的评价。从根本上说，洋务派是一个反动政治派别，它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屠杀人民，在历次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中妥协投降，带来了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在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中，它又站在反对立场上进行破坏和镇压。这个集团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了无穷的罪恶。

但是，洋务派又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官僚集团。它的某些主张和某些措施，如开工厂、采煤铁、行轮船、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等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在洋务派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开始出现，这是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事物。随之也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的社会力量在和周围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毁灭旧制度的条件也在日积月累中形成。洋务派本来期望自己的措施可以加强封建统治，结果和它的期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觉地把机棙拨了一下，当机棙一旦转动，就逐渐向着毁灭旧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止下来。中国近代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有的同志拿洋务派的动机是维护封建统治和个人升官发财为理由，否认它有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它在客观上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是一个由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构成的复杂混合体，它的封建性、买办性非常鲜明，它办工业的动机不可能纯正。但是，还应该看到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工业是由洋务派创办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历史上很多进步措施，往往不是出于什么高尚意志和善良愿望，而是和微小卑劣的动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人们采取措施的主观动机怎样，而是这些措施本身是不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至于考察洋务派的动机，那就应该进一步探究隐藏在主观动机背后的客观历史潮流。洋务派为什么不完全仿效其前辈，在传统政策的范围内寻求巩固封建统治的途径？为什么要把升官发财寄托在近代工矿企业方面？正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使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必不可免，洋务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潮流，才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新动机、新愿望，在这种动机促使下采取的各种措施就成了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杠杆。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借这根杠杆的助力，开始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当然，洋务派主要是以官僚身份而不是以资本家身份投身于创业活动的。它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有待于这个集团的进一步分化。由此，洋务派必然会把官场习气、封建作风带到企业中，使企业中发生惊人的贪污、浪费和种种腐败现象。洋务派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又给企业造成了限制和束缚。应该谴责的不是洋务派曾经创办了近代企业，而是其创办企业的封建方式和封建作风，这正是洋务派的官僚立场和封建性格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特点的反映。近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创办机器工业成为一个需要付诸行动的课题，但社会上缺乏像在西方世界中那样一个足够强大的、能抗住一定压力的阶级来肩负这个任务，于是掌握政治权力而又崇拜西方文明的洋务派就不自觉地进来填空补缺，上演一出自己都不懂得的、不熟悉的戏剧。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派手里开始，这就显示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前途的困难。洋务派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易地清除干净的。中国资本主义只能背着旧社会所加予的沉重包袱，在曲折的道路上蹒跚行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30年之久，最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洋务派的新式海陆军，《马关条约》又把刚抬头的民族工商业紧紧地束缚起来。洋务派的活动从以上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失败的，地主阶级并没有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资本主义也没有找到顺利发展的途径。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一件好事情。人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仅仅是军事和经济范围内的枝节改革，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任何有成效的改革都必须从政治制度领域开始，而这种有成效的改革不能指望地主阶级当权派来推行。封建阶级的洋务幻想破灭了，它再也编制不出一套可以骗人的“富强”神话。封建阶级在社会上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反对力量，而在思想上失去了统治人民的阵地，这样就促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迅速到来。

第一个洋务派集团的兴衰

19世纪下半期，一部分官僚主张学习外国的枪炮、机器和科学技术，拿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这些官僚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第一个重要代表是恭亲王奕。

奕是道光皇帝第六子，他在政治上发迹，完全是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和外国侵略者达成了紧密的勾结。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中，南方有汹涌澎湃的太平天国革命，北方英法侵略联军又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难到热河行宫，把他的弟弟——奕留在北京，以便向侵略军投降。在清王朝危急的关头，奕连续立了三件“功劳”。

第一件“功劳”是和英法侵略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奕以御弟身份，主持这次卖国谈判。外国侵略者把清王朝狠打了一棒，使它不敢再违背自己的意志，又立即换了一副笑脸，竭力拉拢和支持清王朝，以便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革命。从此奕和外国侵略者经常厮混在一起，关系十分亲密。

第二件“功劳”是和慈禧太后一起，发动政变，杀了端华、肃顺等人，夺取了政权。原来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死于热河，幼皇帝载淳（即同治帝）即位，政权落到了一直受咸丰皇帝信任的端华、肃顺等人之手。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企图独揽政权，和端华、肃顺等人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奕是慈禧太后的主要帮手，他给慈禧太后和外国侵略者建立了联系，在北京布置了一个有利于慈禧太后的形势。然后，太后带着幼皇帝突然从热河回到北京，捕杀了端华、肃顺等人。慈禧太后在晚清独揽大权四十多年，奕是给她立了很大功劳的。

第三件“功劳”是“借夷助剿”，就是借用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实际办理这件事的人是在长江流域和太平军作战的薛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奕是处在决策者和赞助者的地位。《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奕在一个奏折里把太平天国和捻军比作“心腹之患”，把外国的入侵比作“肘腋肢体之患”，所以他的政治路线是，“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重点放在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则是“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奕还把当时的斗争形势比作三国鼎立的局面，把清王朝比作刘蜀，太平天国比作曹魏，外国侵略者比作孙吴，竭力主张“联吴伐魏”，这个不伦不类的比拟，充分表现了奕集团的媚外性格。清王朝当时执行着奕的这条路线，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奕由于立了这三件“扶倾定危”的反革命功劳而烜赫一时，他以议政王的名义，破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按清朝成例亲王不得任军机大臣），并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设立的对外交涉机构），内政、外交大权总揽于一身。但是，随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奕集团按照资格、地位和反革命功劳，应该权倾一时，但实际上这个集团的权力却有限，19世纪60年代还有点表面威风，到了70年代就渐渐不济事了，李鸿章的北洋集团逐渐崛起，取代了奕集团的地位，到中法战争期间，奕集团全班人马被赶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集团竟是如此短命，究竟是什么道理？

原来太平天国革命给予清王朝极大的打击，清王朝为了镇压革命不得不提高反革命各派系的权力和地位，这个王朝内部充满着派系矛盾，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奕集团并没有从咸丰皇帝那里继承到一份巩固的统一权力的遗产，它必须在和各派系的斗争中使自己巩固。而且，奕也不算清王朝权力的继承人，实际上继承人是垂帘听政的慈安和慈禧两太后，以及太后怀抱中的同治皇帝。奕既不能撇开两个太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不可能越过湘、淮系头子，直接指挥军队，因此他在派系斗争中进退失据，无所依傍。阴险毒辣的慈禧初时需要奕集团的支持，离开奕集团，她就成了一只没脚蟹，但等到地位渐趋稳固，她就不能容忍奕集团分享权力。“利尽则交亡”，这是统治阶级相互关系的一条铁律。慈禧太后的手段很厉害，她善于在复杂的派系关系中保持平衡，又能够觑准奕集团的弱点而屡加打击。关于慈禧太后和奕之间的斗争，情况复杂，在这里不及详叙。总之，奕集团像孙悟空那样，虽然神通广大，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最终被压倒在五指山下。奕集团对外国侵略势力来说，是打入清政权内部的便桥，对慈禧太后来说，是爬上统治宝座的阶梯，它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就是如此。

曾国藩在私底下跟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奕集团，说奕“晃荡不能立足”，这句话颇说中奕集团的弱点。奕集团在湘、淮系头子面前以清王朝统一权力的捍卫者身份出现，主张削弱地方实力，因此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李鸿章说其“庸鄙无远识”，“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在满蒙亲贵面前，奕又以洋务派姿态出现，惹起那班冥顽不灵的亲贵大臣的老大不快，他的弟弟醇亲王奕和大学士倭仁等对他均抱反感；奕在慈禧太后面前以权力的分享者面目出现，限制太后宠信太监和重建圆明园，更引起慈禧太后的愤懑。至于在人民的眼里，奕更是一个典型的卖国贼，人民送给他“鬼子六”的诨号（因他是道光第六子），甚至在中小官吏、地主中间，奕也是名誉扫地。1862年法国教士文乃耳拿着钤盖恭亲王印章的文凭在贵州省开州知州的公堂上无理取闹，知州戴鹿芝对他说：“恭亲王乃久蓄异志、私通外洋之人，其人何足道哉。”可见奕的媚外路线在稍具民族意识的中下级官吏中也遭到唾弃。就像曾国藩所说，奕集团是处在“晃荡不能立足”的孤立地位。

奕集团的孤立，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清朝政权的控制才刚刚开始，它虽然幸运地物色到了像奕这样的高等奴才，但是还来不及广泛地培植爪牙。帝国主义本来对奕的期望很大，1860年英国公使普鲁斯兴奋地说：“假使要从他们身上搞点什么，那是再方便也没有了。”但是，后来侵略者发现奕集团在各派牵制下竟不能有所作为。1866年英使馆参赞米特福写道：“铁路、电报、违背条约等等，这一切老话已经谈过一百次了。恭亲王很烦躁不安，他像一只野兔子似的踌躇、绕圈子、回避。”奕没有权力完成外国主子交给他的任务，就逐渐失去主子的欢心。因此，外国侵略者宁肯转而支持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北洋集团有军权、财权，有全班淮系喽啰供驱遣，是比奕集团更合适的工具。于是，失去外国支持的奕集团，被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地打入冷宫，得到外国支持的李鸿章集团起来填补了奕集团的空缺。

抗法保台 功不可没——纪念刘铭传

1996年是刘铭传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也是他逝世的一百周年，安徽省召开学术研讨会纪念他，因为刘铭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一位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铭传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逝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他的主要历史活动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是在同治年间的八年，后一段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及其以后，大约也是八年。第一个八年，他跟随李鸿章到上海参加淮军，组织铭字营，和太平军作战，以后又和捻军作战，可以说是八年的戎马生涯。铭军是清政府军队中首先使用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的军队，在当时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刘铭传在这一时期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急先锋。在这以后，他回到安徽，赋闲在家长达16年之久。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起用宿将，把他请出来，他在48岁时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跟法国侵略军作战，以后又任福建巡抚，并首任台湾巡抚。1891年，他辞官回乡，最后在安徽逝世。

我们肯定刘铭传的功绩，是因为他在后八年做了有功于国家的事情，主要就是反抗法国的侵略和建设中国台湾。任何人对国家、对民族做了好事，人民都是不会忘记他的。刘铭传的历史功绩首先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有关。刘铭传年轻时，适逢中国大地上农民革命大潮汹涌澎湃，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进行生死搏斗，当时，刘铭传站在地主阶级一边，镇压农民军，以“军功”封一等男爵。但16年以后，刘铭传第二次出山的时候，中国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主义侵略步步深入，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边疆危机：在中国的南边，云南发生了英国人马嘉理被杀的案件，当时英国侵占缅甸，法国侵占越南；西边发生了俄国占据伊犁的事件；同时，日本派出了3 000名远征军，借口琉球人被害事件入侵台湾。1884 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刘铭传在国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复出的时候，中法已经交战，当时有三个战场：一个战场在越南北部，是陆战；一个战场在福建马尾，是海战；再一个战场就是台湾，主要在台湾北部基隆、淡水、台北一线。刘铭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山督办台湾防务的。

从刘铭传后八年的事业来看，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抗法，反抗法军对台湾的侵略；第二件是建省，即台湾建省；第三件是进行台湾的建设，包括经济、文化建设。这三件事应该说都是具有爱国精神的。

第一件事，在抵抗法国军队、法国侵略军方面，刘铭传是坚决的主战派，反对妥协。但他不是空谈，不是坐在那里发表议论，而是亲自到第一线指挥作战。1884年6月底，他在北京奉旨督办台湾防务，这时中国的形势很危急，法国的军舰麇集在中国的海面上，东南海疆战云密布，台湾是海中孤岛，岌岌可危。刘铭传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推辞不到台湾，因为李鸿章再三要求他留在天津帮办军务，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而且是受命即行。在领到圣旨向皇太后、皇帝请训后立刻就走。他是6月20日请训，请训之后到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商量以后就启程去台湾，7月16日到达基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到达台北，速度不可谓不快，而且他是排除法方追踪秘密渡台的，因为当时海上法国军舰很多。

刘铭传到达台湾以后半个月，部署稍定，便于8月初投入战斗。有人说刘铭传受李鸿章影响，消极应战，我看他的时间表，不像是消极应战，在抗法保台上态度非常积极。可以比较一下，鸦片战争中，有一位统帅叫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儿，被任命为浙江方面统帅，抵抗英国侵略军。他从北京到杭州走了4个多月，比较起来，刘铭传的行程是非常紧促的。说刘铭传受李鸿章影响而态度消极，对他可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第一，他不会接受任命，因为这是一件危险且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第二，他可以走得慢一点，稍微慢几天，刘铭传就进不了台湾，因为8月初法军就炮轰基隆，封锁海面了。可以说刘铭传是披星戴月赶到台湾去接受指挥的任务，而且立即投入战斗。

那么，他在台湾的战绩如何？我觉得应该说是很出色的，指挥也很出色。因为台湾孤悬海中，被法国舰队封锁，得不到大陆的接济，刘铭传只能孤军奋战。当时法国军队在台湾的力量很大，所以刘铭传在沪尾作战、在淡水作战，为保卫台北，打了很多漂亮仗。8个月的作战，尤其是沪尾一仗，据说歼毙法军300多人，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法国军队在这8个月里始终未能攻进台北。当时法国准备占据台湾，以此作为迫使清政府赔款、割地的筹码，但是没有得逞。刘铭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和法国军队作战，因此，他唯一能采取的正确战略就是防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因为法国有军舰的强大炮火，所以他只能在近海一带，而不能在海边作战。在海边作战非常不利，后来他还退守内地山区，诱敌深入，采取伏击战，避开法军强大的火力。同时他还组织团练，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民众队伍配合军队作战。正因为他实行了这种正确的战略，才能够支撑8个月之久。在整个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能够面对强敌在一个地方支撑8个月，这种情况很少。

当时法军寸步难进，虽占领了基隆，但再也不能向前推进，它想占领台北，但占领不了。有人责备刘铭传没有经过战斗就放弃了基隆，说他怯战，这是不对的。当时法国军队分成两路，一路进攻基隆，一路进攻淡水、沪尾。基隆已遭到炮击、破坏，不利于防守，刘铭传主动撤出，确实没有经过大的战斗，是主动撤退，目的是集中兵力防守淡水、保卫台北。我们看近代海防战争，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应该采用战略撤退，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哪怕这个城市再重要也不能计较。我看后来在甲午战争中一个很严重的失策就是，清政府害怕日本军队攻入北京，它背着北京的包袱，就不能坚持下去。刘铭传当时的撤退不是不战而逃，而是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分散兵力，两个拳头打人，既要防守基隆，又要防守淡水，恐怕是不行的，所以他的撤退，我认为是必要的撤退。这是关于他抵抗法国侵略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关于台湾建省。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主要是基于抵抗外国侵略的考虑，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台湾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一直是外国侵略的目标。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就在台湾登陆，当时姚莹与达洪阿进行了顽强抵抗；以后是美国的海军将领贝尔率领军舰来到台湾；再以后是1874年日本派了3 000名远征军入侵台湾，王家俭先生（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说，当时是铭军将领唐定奎率部驰援台湾，他也是安徽合肥人，后来通过和谈解决了，清政府赔款白银50万两，日本撤退；到了中法战争，又是法国军队入侵。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台湾一直处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口下，为了加强海防，所以清政府要在台湾设立行省。中国有几个行省都是在近代设立的，一个是新疆，是为了抵抗俄国的侵略；再一个就是台湾，为了抵抗列强海上的侵略；后来为了抵抗日、俄的侵略，又在东北设立东三省。

当时主张台湾设省的有沈葆桢、丁日昌、左宗棠、杨昌濬、刘铭传等。他们的主张当然不完全相同，有的主张设省，有的主张把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但他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提请清政府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1885年，清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在台湾设省，刘铭传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有人说，刘铭传对台湾建省不积极，因为拖了两年之久，才在台北建立起巡抚衙门。当然这是学术意见，可以讨论。我觉得刘铭传对台湾建省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他确实有不同意见，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暂缓设省的意见，清政府没有采纳。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他认为建省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他说，要建省，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办防，就是防务、防御；一个是练兵，就是训练军队；一个是理财，就是清理财政；一个是“抚番”，就是招抚少数民族，即当地的原住民。他又认为，福建与台湾声气相连，互为一体，不要一下子切断联系；如果一下子切断了军事、财政的联系，台湾就不可能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建议暂缓设省，先做准备工作，这个意见被清政府否决了，但清政府对他的建议里的许多主张是采纳的。比如刘铭传讲到台湾单独建成不了一个省，与福建关系太密切，后来清政府决定由福建每年协饷四十四万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台湾全年协饷才八十万两，福建就承担了四十四万两，另外，福建海关还有一部分资助经费不算在内。他是靠福建的财政支持，才能建立起一个省来，没有这笔财政支持是很难的，因为当时台湾的财政收入很少，所以要协饷。如果刘铭传对建省不积极，清政府就不会任命他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即使清政府任命他，他也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刘铭传这个人对名看得比较淡，而且从他担任台湾巡抚以后的紧张工作来看，他对台湾的建省热情很高，工作认真，贡献巨大。这是我对台湾建省中刘铭传作用的一点浅见。

第三件事，关于台湾的建设。刘铭传担任巡抚以后，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看了他的奏折，觉得这个人真是精力充沛，是实干家，使得台湾从一个新建的、后进的、不能自给的省，一跃而成为一个全国先进的、能够自给的、近代化水平居于前列的省。六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工作非常多，非常繁忙，可以说是百废俱举，也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读他的奏折，会感受到他那种想把台湾迅速建设起来的非常迫切的心情，这完全是出于他的一片挚诚。他感到台湾是东南七省的门户，孤悬海外，列强随时都会插足，如果不赶快建设，就不能永保海疆。在他的奏折中，这种对国家负责的精神、爱国的精神溢于言表。

从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他任内台湾建筑了第一条铁路，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基隆到台北一段，1891年竣工，后来向南续修，虽然花的钱比较多，但是这条铁路是自己建筑、自己管理的，不像后来的铁路，除京张路以外基本上全由外国人建筑。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邮政局，中国最早的邮政局是由他在台湾创办的，在1888年就开设了，而全国的邮政总局在戊戌变法前夕才开设，晚了八年。他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派人到新加坡去招商，利用华侨资本。他任内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这在当时应该是很伟大的一件事，而且是由中国的工程师自行设计的。他经营了基隆煤矿，中国近代煤矿最大的是唐山的开平煤矿，是李鸿章办的。当然，基隆煤矿在刘铭传到台湾以前已经开设了，但后来是由他经营并发展起来的。他还搞了全国比较早的市政建设——台北市政建设。台北本来比较荒凉，他修建了几条大街、房屋，比较早地使用了自来水、煤气灯。并且比较早地在台湾制造银洋，设立新式学校，使用电报，铺设海底电缆；改编、训练军队，开设兵工厂，建筑防御工事；还有整顿吏治，兴修农田水利，清丈土地。他的清丈土地工作在台湾很有影响，有人说他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发展对外贸易，出口樟脑、蔗糖，招抚少数民族等。有人说他的精力过人，一看他的工作就吓一跳，六年多的时间内干了那么多事情，当然头绪繁多、工作紧张。

在刘铭传任内，全省的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增长，据说从每年的九十万两增加到了三百万两，所以五年以后，福建的协饷就取消了，台湾再不是一个财政补贴省份。当然以后台湾的经费还是很紧张，因为上的项目很多。从总体上看，他的这些建设远远超过大陆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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