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富比拍卖大师：艺术界的冒险之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瑞士）西蒙·德·普瑞 （美）威廉·斯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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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富比拍卖大师：艺术界的冒险之旅试读：

插图

鱼与熊掌得兼。海尼和蒂塔在切婚礼蛋糕。摄于戴尔斯福特别墅。欲望都市。我与联合制片人莎拉·杰西卡·帕克在美国精彩电视台真人秀节目《艺术品：下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拍摄现场。我正在试图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显然为她散发出来的魅力所倾倒。床铺餐桌。2010年，查尔斯·萨奇大方地将其画廊借给我和米凯拉举办婚礼。客人们想找桌子落座时，发现只有69张床铺，上面床单凌乱，摆放着食品。詹妮弗·鲁贝尔（Jennifer Rubell）曾以这种方式向翠西·艾敏（Tracey Emin）致敬。婚礼上，客人们要在床铺之间走动以取用食物。贺卡。戴尼安娜·卢森堡、奥利维尔·伯格鲁恩（OlivierBerggruen）、大卫·布鲁尔-威尔（David Breuer-Weil）和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摄影师蒂娜·巴尼（TinaBarney）为我们拍摄。这张照片曾在1989年被用于德普瑞卢森堡公司的季节性贺卡。艺术赞助人。我与佳士得的老板、艺术品迷弗朗索瓦·皮诺的合影。背后是周英华的画作。

1 我的裸体画像

如果说有谁的人生需要触底反弹的话，那非我莫属。从专业角度说，拍卖行曾经是苏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两家公司独大，我希望自己能跻身其中，与它们并驾齐驱。但这个计划被“9·11”事件断送。我无法找到比法国奢侈品大亨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更为出色的金融合作伙伴，也无法找到比前苏富比公司同事、美术馆共同经营者戴尼安娜·卢森堡（Daniella Luxembourg）更为合拍的商业合伙人。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通常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它们在2001年秋季都因基地组织和由此引发的金融恐慌变得一团糟。就算是家底最殷厚、最不关心地缘政治的收藏家们也因此被动摇了信心。阿诺特已经撤资，戴尼安娜也将与我分道扬镳。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就算人人都说那艘船的沉没速度超过了泰坦尼克号，我也不愿相信。我更相信那艘船可以恢复平稳，身披夕阳驶向远方。哦，船长啊！整个艺术界都在痛苦呻吟。无论是在麦迪逊大街、邦德街还是东京银座，人们在街上碰到我时都纷纷绕道回避。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的感情生活也是一样糟糕透顶。妻子伊莎贝尔和我早已劳燕分飞。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伊莎贝尔在我眼中是最聪明睿智的女性。此后，我与路易丝·麦克贝恩（Louise MacBain）坠入爱河。这位女性大亨的商业天赋让我自愧不如。她很成功，并且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更不用说法国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Marie Antoinette）般的生活方式，她的一切都令我肾上腺激素激增。我一直有着挑战苏富比和佳士得的雄心壮志，而路易丝金闪闪的光环更激发了我的野心。但这个爱情故事也随着世贸大厦的倒塌而灰飞烟灭。现在，我又开始了漂泊的生活。过去，我总能在艺术领域找到慰藉和激情。不过这次，在艺术大潮退去之后，我在一位艺术家那里找到了避难所。

安赫·道格（Anh Duong）可谓是艺术界中人人觊觎的女神级人物。她的不可一世让我迷恋，也正是这种不可一世，让我也被伯纳德·阿诺特和路易丝·麦克贝恩这些人所吸引。奥德修斯曾经被海妖迷人的歌声所迷惑，差点走向毁灭。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遗憾的是，在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Phillips de Pury）这艘被人认定即将沉没的船上，没有任何人留下来陪伴我，能够将我绑在桅杆上，阻止我屈从于岸边即将出现的致命吸引力。请原谅我产生了错觉，幻想自己变得伟大无比，何况这种幻想也的确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我曾经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妻子，有四个聪明可爱的孩子，还有一个前景光明的职业。我曾经在艺术领域有过两份美差，最初是在提森-博内米萨收藏博物馆担任馆长。该博物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私人收藏博物馆之一，只有英国女王的收藏可与其媲美。后来，我又来到苏富比欧洲公司担任主席。这一切让我不禁飘飘然起来，而这正是一种职业病。现在，我体会到了因果报应之痛。

幸运的是，非凡的天分和出众的美貌并没有让安赫·道格成为蛇蝎美人。她是西班牙和越南混血儿，出生于波尔多，曾在巴黎的法国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学习建筑设计。但她没有成为建筑设计师，而是成了芭蕾舞演员，后来又成了顶级模特，登上了Vogue杂志封面，在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和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等品牌的T台上大放异彩。她最终赢得了美国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的心，将他从担任时尚设计师的妻子杰奎琳（Jacqueline）身边抢走。现在，她又要偷走我的心。只是这次，她的竞争对手只有震惊、孤独和疲倦。为了拯救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避免它如同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被世人遗忘，我已经身心疲惫。

安赫·道格让我如痴如醉，这并非源于她的超模身份，而是因为她是一位让人着迷的艺术家。她当初受到施纳贝尔的鼓励而开始创作。后者凭借画在陶瓷盘碎片上的大型油画而闻名。很多人认为施纳贝尔是当今在世的艺术家中最自负的人之一。他吹嘘自己是下一个毕加索，就像拳王阿里过去常常宣称自己是继乔·路易斯（Joe Louis）之后最伟大的拳击手一样。如此自负之人竟然让安赫成了一位艺术家，这必定意味着安赫自有特别之才。施纳贝尔给了她画架、画笔和颜料，她就开始画起来。她最终展现出的绘画风格让人想起了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弗里达的代表作品就是自画像，通常都是裸体或者身着透明的性感内衣。

施纳贝尔后来与安赫分道扬镳，迎娶了第二任妻子——西班牙女演员欧拉兹（Olatz）。安赫住在自己位于西12街的工作室中，靠近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在15街的新办公室。当时我们的拍卖业务一团糟，为了省下高昂的租金而不得不搬离57街，匆匆忙忙撤退到这个新地点。那时候，曼哈顿的肉库区（Meatpacking District）还没有成为新苏荷区（SoHo），而我也常常认为，是我在那里撒下了中产阶级文化的种子。我与安赫在帕思提斯餐厅吃晚餐时相识，后来又在小区餐厅里邂逅。当时我们两个相对而坐。我随口一说想请她为我画一张肖像画，她也随口答应了。过去，人们会邀请爱慕对象来欣赏自己的蚀刻版画，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上演的莫非是现代版本？我并不这样认为。当时我根本没动其他心思，至少下意识里没有。

作为肖像画家，安赫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名声。她此前刚刚为当代著名收藏家阿比·罗森（Aby Rosen）绘制了画像。阿比·罗森是一位房地产巨头，他从法兰克福迁居纽约，后来最终买下了纽约两大最著名的建筑——利华大厦和西格莱姆大厦。在安赫的画像中，阿比身着拳击短裤。最近，她正在为模特凯伦·艾尔森（Karen Elson）绘制画像。凯伦·艾尔森以洁白的皮肤和火红的头发而闻名，画中的她身无一物。我很是好奇，她会如何为我画像。

画像的过程通常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且绘画者和被画对象之间要有很亲密的关系。我还记得当年海尼·提森（Heini Thyssen）请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给自己画像时整整坐了150个小时，跨越了1981年和1982年两年，持续了15个月的时间。

我没有想好究竟希望安赫如何来为我画像，只要时间不拖得像弗洛伊德为海尼画像那么长就好，还有就是不要画裸体像。我要求画像时自己要身着双排扣的卡勒塞尼（Caraceni）西装。我对定制西装的痴迷源于以前的老板汉斯·海因里希·提森-博内米萨男爵（Baron Hans Heinrich Thyssen-Bornemisza），他钟情于卡勒塞尼礼服，并且曾经安排我前往米兰购置自己的第一套服装。自此之后，我也完全着了迷。卡勒塞尼是国王们的裁缝，也是裁缝界的国王。在意大利和希腊的君主制时期，卡勒塞尼曾为国王量体裁衣。他们也曾为吉亚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加里·库珀（Gary Cooper）甚至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以及瓦伦蒂诺（Valentino）等女设计师定制服装。我很荣幸成为卡勒塞尼的客户，能与这些赫赫有名的人为列，这是留名青史的最佳方法。为了搭配深蓝色的西装，我习惯性地系上了自己的深蓝色领带，穿上了白衬衣，并且手拿另一个标志性物件——从邦德街的斯迈森商店购买的红色真皮日记本。拍卖师的迷信是出了名的。我的迷信做法之一就是在每场拍卖之前要吃个苹果；另一个就是身上要穿戴一点红色。安赫包容了我的这种恋物情绪。

在开始画像之后，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安赫那动人且能够洞察人心的双眸。在她的注视之下，我感到十分紧张，不敢轻举妄动，而这也是艺术创作所必需的。另一个吸引我的就是她对音乐的品位，在这点上我们两个志趣相投。在画画的过程中，她会播放音乐，而她播放的音乐包罗万象，比如歌剧、经典、摇滚、流行、法国小调和电影原声等。每段旋律都会拨动我的心弦。自儿时起，我就痴迷于艺术、音乐和足球，而安赫能够让我陶醉于其中两样，已经是至善至美了。在画像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安赫送给我一座她本人的雕像。而我最终向她买下了凯伦·艾尔森的画像。尽管画像正面全裸，但是安赫没有表现出丝毫嫉妒。这是一种艺术，与性无关。安赫完全沉浸在切尔西区版本的波西米亚式生活中。但是艺术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是性感的。最终，我们两人暗生情愫。

埃里克·费舍尔（Eric Fischl）加入了我们。他是我一直非常仰慕的一位艺术家。在我眼中，他是美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传承者，是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和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的精神延续。20世纪80年代，埃里克与施纳贝尔和罗丝·布莱克纳（Ross Bleckner）并驾齐驱，他们三人都是艺术界的主宰，是“布恩团队”的成员，因为他们都是玛丽·布恩（Mary Boone）发掘并由她担任经纪人的。玛丽·布恩是那个时代苏荷区艺术界的女王，堪称当代的商界埃及艳后，而且她的确拥有埃及血统，名副其实。在管理苏富比日内瓦公司时，我曾经邀请当时如日中天的埃里克来瑞士，参加我组织的月度讲座活动。杰夫·昆斯（Jeff Koons）、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和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也都曾受邀参加该活动，这充分证明了我在发现那些能够成为艺术界潮流的当代艺术和风格方面并没有后知后觉。

由于市场变幻无常，埃里克后来再未能突破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巅峰，玛丽·布恩也一样。埃里克已经以画他在美国郊区的生活而闻名。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另一个自我一边盯着床上裸睡的母亲，一边偷拿她的钱包［《坏男孩》（Bad Boy）］，或者是同一个自我在后院的游泳池里自慰［《梦游者》（Sleepwalker）］。埃里克根本就不愤世嫉俗，只是要假装艺术界中并不存在好莱坞的那种幸灾乐祸，可惜这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他的作品售价只有6位数，而并非过去常有的7位数，或者“布恩团队”其他神童们的8位数。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凄惨的事情。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一种机会。艺术品商人最喜欢的莫过于那些被低估的艺术家。我在20世纪80年代时买不起埃里克的作品，这点让我迫切想在新千年里以低价买入他的作品。

2002年，我在玛丽·布恩的画展上看到了一幅费舍尔的作品。就像我必须拥有安赫的凯伦·艾尔森画像并且最终必须拥有安赫本人一样，我也一定要把这幅费舍尔的作品收入囊中。那幅作品名为《客厅（第二幕）》（Living Room,Scene2），画于德国克雷费尔德（krefeld）的一家博物馆内。这家博物馆本是住宅，由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担纲设计。埃里克将它重新改造回了住宅，然后聘请演员扮演德国郊区居民，一如他此前重现了自己儿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生活。《客厅》系列画作描述了一对富有的住豪宅的夫妻的生活，他们拥有让自己最为骄傲的财产，由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一幅作品、沃霍尔（Warhol）的一幅作品和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一幅作品组成。那幅《客厅（第二幕）》激起了我作为收藏家，尤其是艺术品商人的兴趣。我找到玛丽，买下了那幅作品。

可惜的是，这次成交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玛丽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后悔了。声名鹊起的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也找到了玛丽，想要买下那幅作品。微软公司的保罗·艾伦（Paul Allen）是西雅图人，他对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捐赠出手颇为大方。在那个科技天堂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冉冉升起的艺术现场。玛丽喜欢将别人要的好东西送上门。在20世纪80年代那段辉煌的日子里，玛丽曾经是众多超级巨星的经纪人。但只有埃里克和罗丝·布莱克纳对她不离不弃。施纳贝尔已经舍她而去，大卫·萨利（David Salle）、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巴巴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和布莱斯·马尔顿（Brice Marden）也是如此。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已经遗憾离世。

我火冒三丈，拒绝接受玛丽的这种背信弃义。绝对不行，我恼怒地坚持拒绝取消交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这世上没有人会像玛丽·布恩那样坚持不懈。她迫切想达成自己的那笔交易，就像我迫切地想买下费舍尔的作品一样。为此，她提出了折中方案，让我放弃《客厅（第二幕）》这幅作品，用埃里克亲自给我画像作为交换。玛丽极力宣称这种画像机会相当宝贵。因为埃里克只给自己的密友画像，比如美国喜剧明星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

我则回答说算了吧。我已经找了安赫来给我画像。我需要很多肖像画吗？我又不是路易十四。在刚刚经历巨大挫折之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玛丽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伟大的喜剧大师罗德尼·丹泽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没人尊重我”。此外，谁会想买埃里克·费舍尔给我画的单人画像呢？相对于埃里克·费舍尔真正的作品，个人画像显得太过枯燥乏味。他的作品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在同一块画布上表现出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和不安。在我看来，埃里克营造那种紧张关系的能力可以与卢西恩·弗洛伊德相媲美。要么给我那幅《客厅（第二幕）》，要么杀了我。我对玛丽说了自己的回答，然后挂断了电话。

此后，经过重新考虑，我改变了主意，不过不是觉得“就答应了玛丽的要求吧，我们谁都会遇到起起伏伏，她也的确可以毁约”。不，我没有那么高尚。我没有那么无私，而是我从中看到了机会，既给玛丽帮个大忙，也给自己一点面子。我要将这幅画像变成真正的埃里克·费舍尔的作品，而不是来向自己致敬。我当时想到的是在画像中不只有我一个人，还要有另一个人物出现，从而营造出费舍尔作品中那种标志性的紧张和不安情绪。那个人就是安赫·道格。而且安赫·道格将以裸体出现在画作中。正如我此前所说的那样，在我认识的人中，安赫是唯一一位真正的波西米亚人。她不会虚情假意地谦虚，也不会假正经。在她身上，丝毫找不到我从小到大身边那些人的装腔作势。

安赫曾经画过很多张裸体自画像，我甚至都没有先去问问她对这个想法的意见，而是直接把想法告诉了玛丽，玛丽颇为认同。接着，我打电话给埃里克，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也同样得到了他的认同。直到这时，我才把想法告诉安赫，她则表示没有问题。安赫也曾经为其他艺术家担任过裸体模特，比如彼得·麦格夫（Peter McGough）。麦格夫是施纳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密友，曾经创作过银版影像风格的《1917年的安赫·道格》（Anh Duong,1917）。画中的安赫像是爵士乐时代的海报美女。此外，埃里克·费舍尔和安赫是好朋友，她也喜欢埃里克的作品。

所以，在一个夏日的周末，我们前往蒙托克（Montauk）碰面，共赴这场裸体画之约。埃里克和妻子艾普尔·格尔尼克（April Gornik）生活在萨格港（Sag Harbon），艾普尔是一位知名的风景画画家。他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百万富翁艺术家们的过度吸毒，在长岛东部过上了相对充满田园气息的生活。那时候，对冲基金经理们还没有纷纷迁入长岛。埃里克不是那种身体孱弱的艺术家，他喜欢运动，他用艺术换得了网球界传奇人物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教他打网球。早年，他还曾在芝加哥的一家博物馆担任保安。

安赫创作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而埃里克只从照片和回忆中寻找创作灵感。埃里克坚持的核心原则就是我对画像的内容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且必须等到画像完成之后才能看到它。我曾经认为埃里克会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他有何要求，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问：“你们想要什么？”安赫和我都一头雾水。她已经脱光衣服，赤身裸体且茫然地站在那里，而我则穿着卡勒塞尼西装、漫无目的地站着。最后，埃里克打破了僵局。他开始没完没了地拍摄照片，有点像大卫·海明斯（David Hemmings）在电影《放大》（Blow-Up）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没有像海明斯对维鲁舒卡（Veruschka）那样给予任何舞台指导。我突然注意到工作室的木地板上摆着一张摇椅。我走过去，坐在椅子上，接着安赫也走了过来，坐在了我的腿上。埃里克爬上一个梯子，开始俯拍。“老天，我感觉自己像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埃里克感叹道。当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感觉这个俯拍的特殊角度将最终出现在画像中。

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安赫穿上了衣服。接着，我们与埃里克和艾普尔喝了茶，然后驱车返回蒙托克，在那里的朋友家住下。我与安赫的感情维持了10个月的时间。在画像揭开其面目之前，我们结束了这段感情。我曾经提醒过安赫，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会天长地久，但安赫并不后悔。她是为了艺术才同意参与那幅画像的绘制，那正是她所坚持的理念。当我看到那幅作品，我感到非常开心。这不是画像，而是货真价实的埃里克·费舍尔的作品。那种紧张感跃然纸上，让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真正懂得我与安赫之间的脆弱关系。看上去，孤独已渗入我的骨子里了，尽管安赫就赤身裸体地坐在我的腿上，性感迷人。我们两个就像身处两个世界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心理的交流。这幅作品也充分证实了像埃里克这种艺术家如何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我拥有这幅画作，但从未向任何人展示过它。我害怕朋友们可能会认为它体现了中年危机，或者有更难听的话在等着我。2012年，玛丽·布恩在自己位于切尔西区的新画廊里举办了一场埃里克·费舍尔的画像展，她找我借那幅画。我战战兢兢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将我的画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费舍尔的画作）单独挂在了第一面墙上。任何人只要进入画廊，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幅画作。安赫也来参观了画展。看到这幅画作，她不禁大笑起来。《纽约时报》对玛丽的画展发表了评论，言辞颇为尖刻。该报指责画展中的作品只是展现了身处金字塔顶端那1%的人的生活。对此，我有话要说。历史上每位艺术家不是都为其所处时代的贵族们画像吗？如果不是那1%的人，又何来美第奇家族（Medicis）？

我为玛丽感到不公，也为埃里克感到遗憾。在我心目中，他属于那10~15位怀才不遇的著名艺术家之一。那篇文章也单独对我的画像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它是“亵渎神明的圣母怜子图”。画像的构思是我的，而可怜的埃里克却要为它承受种种责难。至于另一幅画像，也就是所有这些事情的源头，安赫也赶在我们两人劳燕分飞之前完成了创作。在她的作品中，这幅画像并不是最出色的。最初，我们两人的分手也并不和平，这让我不禁认为糟糕的艺术作品正是对糟糕生活的反映。最终，我们两个都能够笑看过去。艺术让我们看明白了一段关系的真相，而这段关系最初要是不被画下来，或许会更好。

2 赶时髦

当代艺术是那些新的早期绘画大师作品。这是因为再没有更多的早期绘画大师作品可供艺术品交易商和拍卖行来销售。这些作品都在博物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也是如此，私人收藏的数量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20世纪的现代艺术也慢慢有了一定的岁月痕迹。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也似乎变成了早期的绘画大师。1998年，佳士得拍卖行将当代艺术重新定义为20世纪60年代艺术革命之后创作的作品，以1970年为时间终点。此前，当代艺术的时间起点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一规则的改变也彻底改变了艺术拍卖领域。即使竞争对手苏富比公司试图坚持1945年这条分界线，但1970年已经成了新的分水岭。

我们也有了作品可以销售。当代艺术家们更长寿，创作力也更强，因此尽管市场行情偶有波动，但是他们的作品量却相当灵活，而且供需平衡。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曾经发表过题为“贪婪是个好东西”的演说。这篇演说无疑很好地体现了这种需求，而该演说正是受到了套利者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被判有罪这件事情的启发。华尔街变了，当代艺术品市场也一样。一些从前的纯粹主义者可能会问，除了华尔街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之外，还有谁会被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装满烟头的烟灰缸这类作品所吸引呢？2001年，我曾在菲利普斯拍卖行以高达60万美元的价格将那幅作品出售，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但此后，这个纪录先后被他另外137幅作品所打破，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或者是杰夫·昆斯的《浴缸中的女人》（Woman in Tub）。在这幅作品中，一个无头女性坐在浴缸内享受着泡泡浴，她捂着自己的胸部，似乎正受到一个佩戴了呼吸管的入侵者从浴缸下方发起的攻击。佳士得公司于2000年将该幅作品出售，售价为170万美元。此后，他们曾邀请纽约市半数的失业演员穿着粉红豹（Pink Panther）的服装，为即将出售的昆斯同名雕塑造势。这波宣传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粉红豹》最终以180万美元售出，连佳士得公司都颇感意外，因为他们最初的估价只有180万的一半。我当时代表一位私人收藏家参与了《粉红豹》的竞拍，报价是第二高。在竞拍克里斯托弗·沃尔（Christopher Wool）的作品《傻瓜》（Fool）时也是如此，这幅作品最终的成交价为42万美元。在这几次竞价失利后不久，一位记者找到我很直率地问道：“你疯了吗？”我大笑着回复他，没有买到《傻瓜》还真是太傻了。不断飙涨的价格证实我没有看错，而且也不傻。

事实上，贪婪曾经是个好东西，而且现在依然如此。这就有一个好例子。2013年春季，那是高价艺术品世界中很多值得铭记的贪婪的夜晚之一。佳士得公司让人感觉不像是拍卖行，更像是赌场。5月的天气闷热难挡。洛克菲勒中心内灯火通明，颇像蒙特卡洛（Monte Carlo）的赌场中人们正在肆意狂欢的场景。玩家们（或者收藏家们）来自世界各地，有来自俄罗斯、亚洲和波斯湾的挥金如土之人，也有美国本土人士。一切让我本能地认为当天晚上将会非常刺激。拍卖结束时，我发现自己此前的直觉一点都不夸张。当晚售出的当代艺术作品的总价达到了惊人的4.95亿美元。15位艺术家的作品的最高售价纪录被刷新。这是当时历史上最盛大的艺术品拍卖会。

当晚售价最高的作品是让·米切尔·巴斯奎特的《瘾君子》（Dustheads），成交价为4800万美元。时间在飞速变化。短短1年半前，身为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的董事长，我曾经站在拍卖台后面卖出了巴斯奎特的另一幅作品。当时，那幅作品的售价为1630万美元，创下了当时其作品最高售价的纪录。那时，在艺术品市场中，能与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位垄断者分庭抗礼的只有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现在，售价不是翻番，而是变成了3倍之多。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个奇才。我喜欢创造纪录。不管是对艺术品交易商还是拍卖师而言，纪录就是命脉。我是有才华的。但事实证明，市场也正在慢慢火爆。整个世界似乎在2008年坠入了深渊，就算不说是复兴，至少也正在经历V形的复苏。股市像火箭般向前推进，所向披靡。随着股市暴涨，艺术品市场也水涨船高，而且速度要快上几倍。

现在，伟大与否要靠金钱说话。作品的价格通常被拿来当作衡量艺术家的标准。美国、俄罗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各有所好，而除了金钱之外，还有什么能成为大家共同的标准呢？根据这个可量化的标准，让·米切尔·巴斯奎特就是当代艺术界中的梵高。这两位备受折磨的天才都在去世后被捧高，并被摆入了文化资本主义的万神殿。我的确希望让·米切尔能够在万神殿内高高在上，微笑着俯视我，因为在其作品逐渐被市场追捧的过程中，我曾贡献过一己之力，我以此为傲。这一切都源于几年之前，当时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

第一项纪录是在2007年创造的，当时我以88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巴斯奎特的作品《蟋蟀》（Grillo）。这幅作品的宽度超过了30英尺，是为了向其母亲的波多黎各血统致敬。大约10年前，我就一直对这幅画着迷。当时我还在担任苏富比欧洲公司的主席。以色列艺术品商人米基·提洛什（Micky Tiroche）拥有该画，并且答应某天会给我机会卖出它。我当时认为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承诺在艺术界也是一种炒作。令人惊讶的是，米基坚守了承诺，而为了给足他面子，我亲自站上了拍卖台，在纽约拍卖会上将该作品以高价卖给了一位电话买家。很多天价拍卖都是通过电话成交的，买家可能是名人，但是他们坚持对自己的一掷千金保持匿名。

2008年，我又创造了另一项1100万美元的纪录。当时是在纽约拍卖巴斯奎特自己的胜利女神像《坠落天使》（Fallen Angel）。这幅作品创作于1981年，这一年对他而言也是不可思议的一年。当时他还没有遇到沃霍尔，尚未开启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那时的他还未被有先知先觉的人所发掘和追捧，但他那一年的作品都是精华之作。我所拍卖的这幅作品原来被一位意大利人拥有，买家也是一位神秘的电话出价者。野兽男孩组合（Beastie Boy）中麦克·戴蒙德（Mike D）的妻子、导演塔拉·戴维斯（Tamra Davis）在其纪录片《让·米切尔·巴斯奎特：光彩夺目的孩子》（Jean-Michel Basquiat:The Radiant Child）中收录了我拍卖这幅作品的整个过程。可惜，我在拍卖台上的精彩表现最终被剪切殆尽。

但巴斯奎特的作品正如日中天。2009年，苏富比打破了我最新的纪录，竞争促使我更加卖力。由此也就导致了2012年《无题》（Untitled）的出售。这是一幅黑人的画像，他头上笼罩着光环，有着火红的骨架。这幅作品也创作于成绩卓著的1981年。其拥有者是华盛顿特区低调的收藏家罗伯特·莱尔曼（Robert Lehrman），而该座城市很少有人喜欢先锋派作品。莱尔曼是位律师，他继承了巨人食品公司（Giant Foods），而且曾经以每幅5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幅巴斯奎特的作品。

他此前曾将其中一幅出售，当时艺术品还没有成为大家追逐的目标，所以出售所赚得的利润一般。现在是赚取超高利润的好时机了。市场一派欣欣向荣。这种繁荣不合理吗？时间将告诉我们答案，但这种繁荣还在不断增长。2008年，我将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的部分股份出售给了俄罗斯奢侈品零售巨头水星集团（Mercury Group）。此后，有了这家寡头的支持，我有了充足的财力同苏富比和佳士得一决高低，也欣然应允了莱尔曼先生所要求的保底价，即如果《无题》的最终成交价低于900万~1200万美元的估价，我们就会补齐差价。这种策略风险极高，但一份风险一分收获。我习惯于孤注一掷。

人们常常认为拍卖行里通常是人挤人的景象，出价人举牌此起彼伏。但《无题》只有3位竞拍人，而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切尔西区这间挤得水泄不通的拍卖厅里。在一些拍卖会中，满场都是竞拍者，大家火药味十足，你争我抢。但这次拍卖并非如此。这次拍卖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不过拍卖现场依然让人激动不已。如果说罗马人来到竞技场是为了看到鲜血，那么纽约人来到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就是为了看金钱横溢。那些匿名收藏家都是由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的专家代为报价的，而他们都在线观看拍卖过程。而作为拍卖师，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不顾一切地竞拍，报出高价，就像他们坐在拍卖台下一样。

尽管拍卖可能像是在把东西卖给员工们，或者是给唱诗班传道，但事实上，我相当卖力，就像是传教士试图让猎头部落皈依本教一样。我所传播的信条就是永恒的价值和超凡的灵感。我非常清楚这些竞价者是谁，我知道谁在那些电话的那头。我会报出一个价格，然后看着台下的专家们，恳请他们及其客户一步一步将价格抬高，不然他们就会错失宝贝。我给出的信号非常简单，眉毛上扬，长时间盯着看，或者是语调发生变化。不管怎样，我的目的就是像伟大的校长一样巧妙地传递出信息：你必须做得更好。表演之精彩值得为我颁发奥斯卡奖。我必须让大家和我一样看涨行情。我相当看好巴斯奎特。

而且与大众普遍的想法不同，在这些价值8位数的拍卖中，多数拍卖都不会持续太久的时间。拍卖过程简短而顺畅，持续时间从1分钟到12分钟不等。这次拍卖持续了6分钟。当我敲下拍卖槌，对着电话银行微笑时，拍卖价定格在1630万美元，打破了最高估价。我创造了纪录。人群深吸了一口气，集体发出了“哇”的惊叹声。响亮的掌声响彻整个房间。感觉真棒。但我知道这个纪录不会持续太久，也不应该持续太久。不过我很开心。正因如此，拍卖才让人那么兴奋。你永远不能枕着荣誉好好休息，你永远不会感到枯燥乏味。《瘾君子》的售价达到了4800万美元，再创新高。买家是30岁左右的马来西亚人刘德祖（Taek Jho Low），他也是通过电话委托竞拍的。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是石油业，有人说建筑业，也有人说他做军火买卖。他毕业于沃顿商学院（Wharton），肯定是某个方面的行家。当时是沃顿商学院的时代，MBA就像是那位超级收藏家的头衔，而并非大英帝国勋章（OBE）获得者以及冯（von）或德（de）等这些头衔。科技、石油和对冲基金等领域的新贵们让继承而来的财富相形见绌。他们成了拍卖行中的新竞价者，也是全球各家赌场的贵客。

我不认识的著名收藏家屈指可数，而才华出众的刘先生就是其一。我一直好奇他是如何隐藏自己的，为此我将他列入了“有待相识人员”名单。我环顾了佳士得的拍卖厅一圈。镶板给了整个大厅温暖的感觉，颇像图书馆，而苏富比的拍卖厅采用的是医院的白色调，更像是手术室。拍卖不就像是最高水准的手术吗？我认识房间里几乎所有人，而且几乎每张面孔都可能会举牌报价。我必须认识他们。在艺术界，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不仅代表要懂艺术，还要了解买家，而且还意味着生意。无知只会带来痛苦和失败。

劳伦斯·格拉夫（Laurence Graff）坐在拍卖台正下方的第五排。他是伦敦的一位钻石商，出身贫寒，但现在已经成了珠宝界新的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在珠宝界还是艺术领域，格拉夫都具有高超的鉴赏力。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追求的都是美。今天，格拉夫心仪的猎物是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于1963年创作的作品《戴花帽的女人》（Woman with Flowered Hat）。这幅波普艺术的经典之作是根据毕加索的作品创作而成，卖家是露华浓公司（Revlon）的罗恩·佩雷曼（Ron Perelman），估价为2800万美元。我刚刚与格拉夫喝过茶。身着萨维尔街（Savile Row）定制西装的他光彩照人，看上去钻石大王的头衔实至名归。格拉夫当时携女友约瑟芬·丹尼尔（Josephine Daniel）特意为了拍卖会来到纽约。这位绝色佳人是巴西和英国混血儿，也是一位珠宝商。她比格拉夫年轻30岁，并且给格拉夫生了两个孩子。

在喝茶过程中，格拉夫告诉我，他喜欢利希滕斯坦。现在，我真正明白了他究竟有多么喜爱这位画家。他与佳士得年轻的（50岁出头）主席布莱特·格瑞（Brett Gorvy）一轮又一轮地竞价。布莱特·格瑞代表的是热线那头的一位匿名买家，而热线就在拍卖台旁边。尽管位高权重，但是格瑞和格拉夫的着装有着天壤之别。格瑞穿得非常朴素，毫不打眼，有点像银行家或者律师，多少体现出自己值得托付。在这个服务行业，你永远不能抢走客户的光芒。格瑞的严谨和投入让人为之惊叹。格拉夫和格瑞之间的你来我往就像是网球赛，一轮接一轮，而格拉夫的出价一直被格瑞超出。格拉夫报价时几乎不用动手，只是动动眼皮。价格一直往上涨，直到格拉夫再次超过格瑞报出5500万美元的价格，几乎达到了估价的2倍。

整个拍卖大厅一片哗然。全球顶级的艺术品交易商济济一堂，密切关注着刚才的那一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这位比弗利山庄的美国银狐已经成了他这一代的杜维恩（Duveen）。如果说高古轩是新的杜维恩，那么在伦敦和纽约都建有帝国的叙利亚犹太人纳哈迈德家族（Nahmads）就是新的威尔顿斯坦家族（Wildenstein）。当天，纳哈迈德家族也有人参加了拍卖。但很显然，希勒尔·纳哈迈德（Hillel Nahmad）缺席了。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在麦迪逊大街拥有一家著名的画廊，是个让人艳羡的花花公子，曾与多位超模约会，也是一位魔笛手，他让他多位好莱坞的朋友喜欢上了当代艺术，比如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但希勒尔刚刚在洛杉矶因为参与了一个国际赌博团伙而被捕，并最终因此入狱数月。出狱后，他重返艺术界，依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天晚上，该家族现身拍卖厅，对希勒尔只字未提。艺术表演必须继续下去。

此外还有穆格拉比斯家族（Mugrabis），他们也是叙利亚犹太人，移民来到了波哥大，在那里成了织物商人，并且只要艺术品市场崩盘就会大量买入画作，从而拥有了众多收藏品。他们收藏了全球最多的沃霍尔作品，超过了800幅，更不要说100多幅巴斯奎特的作品，外加达米恩·赫斯特、杰夫·昆斯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等人很多重要的作品。他们在日内瓦和纽瓦克分别拥有巨大的仓库。我与父亲约瑟（Jose）以及儿子大卫（David）和阿尔贝托（Alberto）一一打了招呼，心里想着艺术品市场似乎被这些有着地中海东部血统的人垄断了。我猜想他们在贸易方面有着某种类似的天赋。这些富有的中东人中只有一人缺席了今天的盛会，那就是伦敦的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这位广告业巨头已经成了英国年轻艺术家们的伊拉克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i）。查尔斯·萨奇与其他收藏家共同推动了今晚这股当代艺术价格飙涨之潮。

坐在佳士得的豪华包厢里看着这一幕发生的是佳士得最大的老板弗朗索瓦·皮诺（François Pinault）。豪华包厢通常用半透明的帘子遮着，以保护嘉宝（Garbo）这类名人和阿拉伯王子们的身份。弗朗索瓦·皮诺是法国大亨，控股了古驰（Gucci）、葆蝶家（Bottega Veneta）和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等品牌。但对美国人而言，最让他出名的莫过于他的儿媳妇是电影明星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弗朗索瓦·皮诺是个喜欢事必躬亲的人。在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上，他曾经穿着工人的工装，将自己装扮成搬运工，只是为了能抢先看到那些即将出售的作品。这就是皮诺先生的竞争意识，他求胜心切。在这场被很多人认为是疯狂自杀的新世纪拍卖战中，我之所以敢于向这位巨头挑战，是因为背后有其竞争对手伯纳德·阿诺特的支持。不管怎样，弗朗索瓦向我热情地挥手打招呼。

前几天晚上，我们在“小儿科拍卖会”上曾经碰过面。那是一场慈善拍卖活动，拍卖所得统统捐献给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基金会（Leonardo DiCaprio Foundation），该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建设鸟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包括拯救老虎。当晚的拍卖金额只有3100万美元，相比今晚的5亿美元来说是小巫见大巫，而如果年轻人追随自己钟爱的明星，对艺术慢慢产生了兴趣，那么拍卖会就有特别的宣传价值。莱昂纳多、萨尔玛（Salma）、托比·马奎尔（Tobey Maguire）、布莱德利·库珀（Bradley Cooper）、马克·鲁法洛（Mark Ruffalo）和欧文·威尔逊（Owen Wilson）都盛装出席了拍卖会。为了表示支持，拉里·高古轩以700余万美元购得了美国画家马克·格罗蒂扬（Mark Grotjahn）的作品，既证明了自己“紧追潮流”，也赢得了更多好莱坞新生代的心。但是拉里根本不需要这种证明，他自己就是潮流。

拍卖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参与的买家，而今晚让人引以为傲的嘉宾阵容堪称纽约洋基队（New York Yankees）往日的“杀手阵列”。除了格拉夫之外，出席拍卖会的还有“洛杉矶之王”艾利·布罗德（Eli Broad）。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那座电影之都变成了艺术之都，他是该市大型博物馆的创始人，并且修建了自己的古典艺术博物馆（还有更多）。耄耋之年的艾利有着年轻人的青春活力。这种活力就来自艺术。正是艺术让他和妻子搭乘飞机环游世界，参加各种盛大的艺术活动。这些艺术活动是巡回举办的，最早举办的是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皈依艺术的地方。

艾利·布罗德在为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挑选馆长时，曾经将我纳入了名人荟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这让我受宠若惊。2009年，在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展期间，他在自己位于南海滩的酒店的套房里面试了我。当时，我一门心思放在菲利普斯拍卖行上，所以遗憾地放弃了这次机会。我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苏荷区画廊主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他也是候选人之一，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品商人。他是那份工作的理想人选，而我也兴奋地得知艾利最终选择了他。杰弗里·戴奇的3年任期可谓是激流涌动，而这次任命也充分证实了艾利乐于突破既有的思维模式，没有按照传统标准寻找有着艺术馆馆长、艺术史研究或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经验的人。杰弗里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画展（比如街头艺术涂鸦展）都相当有创意，充分体现了赞助人布罗德夫妇天生的创造性，尽管他们表面看来颇为古板。

布罗德夫妇身家过亿，却朴实无华，而他们的收藏不同凡响。这些收藏品都挂在墙上，而不是只作为财富堆放在那里。在对画作着迷之前，艾利曾学过会计，也曾担任过保险推销员，而他的财富来自房地产和保险业。对画作着迷最初是源于妻子买回家的一幅土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的海报画和一幅布拉克（Braque）的版画。她放弃了沃霍尔的汤罐头，因为她担心艾利会为她花100美元买个汤罐头而大发雷霆。布罗德夫妇是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明白要成为收藏家，并不一定要铺张浪费。

当天来到拍卖现场的还有一位与布罗德夫妇旗鼓相当的名人，他就是亿万富豪彼得·布兰特（Peter Brant）。他是一个喜欢打马球的花花公子，也是《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和《访谈》（Interview）两本杂志的出版人。他曾制作了电影《轻狂岁月》（Basquiat）和《波洛克》（Pollock）。他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拥有一家新基金会/博物馆。他打心眼里热爱艺术。身为家族继承人的他在年轻时就同沃霍尔交好，并且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了艺术赞助人。他的父亲出生于保加利亚，他将父亲的纸业公司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以满足自己对艺术、马匹和美女等爱好。他的妻子史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是一位超模，曾经与艾克索·罗斯（Axl Rose）有过一段情史。她与布兰特的破镜重圆让八卦小报们大为失望，只是今天她并未出席。但彼得·布兰特永远都不需要什么美女来陪衬。

尽管今晚花了数千万美元购买艺术品，但是彼得正在筹备另一场规模更大的拍卖会。这场拍卖会在2013年11月份举行，他已经委托佳士得公司来拍卖他手中杰夫·昆斯那座巨大的橙色气球狗雕像。该作品的估价为3500万~5500万美元，这让今晚巴斯奎特创纪录的售价相形见绌，也创造了昆斯作品售价的新高。昆斯的气球狗作品另外还有4幅，颜色各异，而它们的所有者们也组成了艺术界的寡头团队，他们分别是布兰特、布罗德、皮诺、希腊大亨达吉斯·乔诺（Dakis Joannou）以及对冲基金巨头史蒂夫·科恩（Stevie Cohen）。与希勒尔·纳哈迈德被送入监狱一样，史蒂夫·科恩也因为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之间的纠纷而缺席了今晚的盛会。

身为局外人，我仍然在整理自己的情绪。2012年12月，我离开了菲利普斯德普瑞拍卖行，人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同年，水星集团的俄罗斯人买下了我手中持有的公司股份。现在，我已经出局。我曾经将这家古板僵化的拍卖行变成了当代艺术领域前沿的指路明灯，而且决心继续迎接新挑战。这也是我的习惯做法。但现在我已经出局，我的名字也从公司名称中消失了，他们拿掉了“德普瑞”这几个字。我曾经在公司里以最佳状态挑战拍卖业内的两大巨头。尽管我没能像大卫一样杀死两倍大的歌利亚巨人，但我肯定也撼动了他们的地位。我绝不是被遗忘的人。

当然，只要看到拍卖台，我就有股站上去的冲动。这次，我坐在台下，见证了我的朋友提琪·亚滕奇奥（Tiqui Atencio）的欣喜若狂。她拿出了巴斯奎特的《瘾君子》进行拍卖。提琪是一个优雅的委内瑞拉人，在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拥有豪宅，并在那举行过狂热的派对（这就说明了她的身家）。她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当拍卖槌落下，价格定格在4800万美元，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双臂高举在空中挥舞，就像是自己的球队刚刚赢得了世界杯。我怀念和客户们共同庆祝胜利的那些时刻。拍卖用的小木槌就是疯狂世界的召唤器。正是因为如此，就算在离开拍卖行之后，我依然会参加拍卖。我会在世界各地主持慈善拍卖，通常是每周一次。

我看着佳士得的芬兰籍拍卖师彭凯南（Jussi Pylkkanen）把拍卖价以百万为单位一步步推高。这并不是那么难。对于那些亿万富翁而言，每次举牌加价100万都无关痛痒。拍卖行的很多常客也是如此。这种加价没有意义，让人感受不到割肉的痛苦，只会带来一种赌博的快感。这就像赌场一样。赌场会操纵赌局吗？多年来，纽约倡导改革的立法者一直在大声呼吁，希望能将所谓的“吊灯叫价”认定为非法，只是始终未能如愿。何为“吊灯叫价”？它的意思是拍卖师在竞价时用小木槌假装指着拍卖大厅后面的某位举牌人，实际只是指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那个举牌的人根本不存在。在整个拍卖过程中，拍卖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使用这种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拍卖价格慢慢上涨，直到达到卖家和拍卖行此前达成一致的保底价。保底价不会对外公开。这种方法一直是合法的，而且可能会一直合法。

我看着大厅里这些出手阔绰的竞价者，想起在20世纪80年代，拍卖价格达到百万美元就能引起巨大的轰动。佳士得深谙其中的道理，轻易不会让竞争对手们相邻而坐。从纽约的La Grenouille餐厅到伦敦的哈里酒吧，再到苏黎世的Kronenhalle餐厅和中国香港的中国会，在权势人士云集的餐厅中，座位安排相当复杂。拍卖会中的座位安排也同样巧妙。我估计，全球有25~30位富豪愿意为一幅作品花上1亿美元，他们具备这种能力。另外有100~125位可能会花上5000万美元。这两类人位于金字塔尖。再往下，人数就开始大幅增多了。艺术品的售价达到100万美元曾经是头版头条新闻，但现在再也不值一提。而金字塔的底部就是eBay。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有8500万收藏家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跳蚤市场上进行着竞价和购买。今晚，金字塔尖的那150余位顶级买家似乎都出现在了现场，或是亲自现身，或是灵魂在线。

我暗自思忖要如何来掌控整场拍卖，如何能争取到更高的售价。要知道，对于拍卖师来说，“无人能及”综合征是一种职业病。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需要狂妄自大，但我厌恶承认这点。同样，我也不得不告诉自己，彭凯南做得相当漂亮。说实话，我既没有因为出售拍卖行而心生悔意，也没有身为同行而满心妒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开心，这是市场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兴奋感。我开始思考应当如何在这个市场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当代艺术已经成了新千年的淘金热潮，而我是其中的采矿者之一，我永远不会停步。我要享受那种追逐热潮的兴奋，体会随之而来的发现宝藏时那种无尽的惊喜。

3 艺术之都

身为艺术品商人、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迷，我常常认为像我这样为艺术痴狂的人只会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巴塞尔。这并不是因为过度的盲目爱国。很多城市都拥有浓厚的艺术气息。说到这，佛罗伦萨、巴黎和圣彼得堡等城市马上就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没有哪座城市能像我的故乡瑞士一样，那里的居民的血液中都流动着艺术的气息。现在，提到“艺术”这个词，你马上会想到巴塞尔艺术展，无论该展在巴塞尔举办，还是在迈阿密或者中国香港举办，或是未来全球其他任何可能效仿该世界顶级艺术盛会的地方。提到“巴塞尔”，你就会想到巴塞尔艺术展；而提到“艺术”，你也会想到巴塞尔艺术展。但巴塞尔艺术展是一个新兴事物，其历史只能追溯到1970年，而艺术在巴塞尔扎根已经有数个世纪之久。这座美丽的小城位于莱茵河畔，地处法国、德国和瑞士三国的交界处。在巴塞尔，文化和财富得到了完美交融，那里是诞生艺术品收藏家的沃土。

巴塞尔有瑞士最古老最知名的大学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它被称为莱茵河畔的哈佛大学，伊拉兹马斯（Erasmus）和尼采（Nietzsche）都曾就读于此。巴塞尔大学建于1460年。与该所大学有着密切渊源的是巴塞尔美术馆，它建于1661年，是全球最古老的公共美术馆之一。此外，这里还有众多制药公司，它们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收藏的起点所在。诺华公司（Novartis）、罗氏公司（Hoffmann-La Roche）、先正达公司（Syngenta）和其他众多公司的总部都位于巴塞尔。简单地说，这里的诸多因素造就了适合艺术收藏的最佳环境。莱茵河的潺潺流水给这里带来了艺术天性，而瑞士人的经商基因又创造了合适的资源环境，来投资文化和创建美好。那里有我的根。

1951年，我出生于巴塞尔，父亲在罗氏公司担任律师。他祖籍纳沙泰尔市（Neuchâtel），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堡小镇，距离巴塞尔100公里。父亲是一位男爵，不过这个头衔被他束之高阁了。（顺带说一下，我本人也是男爵，而这个头衔也被我束之高阁了。谦逊低调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作风。）先辈曾经担任纳沙泰尔市的总督数世纪之久，并且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授予爵位，以表彰他们面对法国天主教时坚持腓特烈大帝的新教徒信仰的坚定立场。因为纳沙泰尔市夹在这些时不时就开战的强权之间，所以也就有点像是个政治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在受够了国家之间的这种你争我夺之后，先辈大卫·德·普瑞（David de Pury）毅然离开，背井离乡来到里斯本，成了葡萄牙国王的银行家。但在去世后，他将自己在葡萄牙积攒的财富悉数捐赠给了纳沙泰尔市，因此他的雕像被矗立在纳沙泰尔市中心的德普瑞广场上。当我在象征着该市的城堡内与第一任妻子成婚时，我也因为先辈而享受到了皇家礼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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