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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8 04: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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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宏伟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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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形态

金融形态试读:

序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为此,在有关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书系。主要包括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完备而深刻的伦理道德、古风古韵的建筑遗存、深具内涵的自然名胜、悠久传承的历史文明,还有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2014年4月18日

汇通天下——票号汇兑

票号最能体现晋商的经济活动。票号是近代银行产生之前的重要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曾经起重要作用。事实上,票号就是晋商发明的金融货币。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晋商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晋商的兴盛与衰落

山西人的商业活动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猗顿这样的富商。他多种经营的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至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逐渐以货币经营资本垄断我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并插足于亚欧市场。清末民初,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晋商走向了衰败。山西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天下,素有“晋商”之称。在我国古代商业历史中,晋商无疑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章。■晋商会馆

山西商业传统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山西南部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交易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河东地区的猗顿,涉足盐业和畜牧业,成为著名大商贾。

猗顿原是鲁国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猗顿羡慕不已,试着前去请教。■古画中的猗顿范蠡 (前536年~前448年),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人,即河南省淅川县。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他帮助勾践兴越灭吴,功成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3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

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渐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

于是,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扩大,为当时畜牧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为他积累了商业经验。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他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一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民”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

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猗顿将池水浇在地上,风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美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

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盐商会馆遗址

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业发展史上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是山西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工业者和商人,是山西经济史上的重要人物。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他的多方经营思想成为山西商人的优良传统,其影响是历史性的。

除了猗顿外,山西商人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繁畤县的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当时代国的建立,就是拓跋鲜卑在莫含等幽州汉族士人的影响下与晋朝争取的成果。

隋唐时期,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年轻时经营林业木材,是有名的木材经营商之一。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士彠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宋元时期,是山西商人的发轫时期。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

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宋代曾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古代对外贸易复原图

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山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真正名扬天下是从明代开始的。山西商人抓住我国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对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烟草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再转销至西北、蒙、俄等地,销售活动遍及国内外。

明王朝建立后,我国并没有完全统一,北部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之中,时有战乱发生。我国北部9个边镇构成的防御屏障,东起辽东镇东海岸,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长达万里,平时驻军达80多万,大批兵马自然需要巨额粮饷供应。驿站 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递铺用以传递公文。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递铺传送。■山西榆次晋商会馆遗址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应的矛盾,明王朝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一项是:按官府要求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物资,即可获得盐的专卖权。这一措施,对晋商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汉蒙两族之间贸易互补性很强,蒙古族需要内地的粮、布、棉、丝、铁器和其他各种生活用品,汉族也需要蒙古族的马匹、皮毛等物资。山西“极临边地”,正处在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的中间地带,历来在两种经济的互补贸易中占有优势。

在与蒙古族的商贸活动中,明代马市和茶市的开放虽然是有限的,但也给山西商人带来了新的重要商机,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优势,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力量。

大规模移民也促进了晋商的成长。山西地狭人稠,十年九旱,民食不足。山西南部和中部战事较少,人口相对较多。当发生较大灾荒之时,有众多的山西灾民逃往异乡,附籍当地。

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和不断迁往各地的逃民,必然增强山西与各地的联系,增加山西人外出经商的机会,为晋商涉足京师,并向冀、鲁、豫、陕和内蒙古等地开拓发展创造了条件。■晋商驼帮塑像

至清代,极具商业头脑的晋商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向金融业方向发展。

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居全国民间商业活动支配地位达三四百年,创造了我国古代商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从清顺治时期开始,经过几朝励精图治,至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出现了历史上称为“康乾盛世”、“乾嘉盛世”的极盛时期。山海关外、内外蒙古和新疆等北部边疆地区实现了统一与和平,与之相邻相近的山西也较早实现了稳定。

较之明代,清代放宽了边禁,扩大了边地各族互市贸易的开放程度。清朝廷实行了开明的重商和恤商政策,这为地处北方,已在边地贸易中的晋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发展环境。

从清道光年间开始,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是1823年首创票号,并很快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汇通天下”,形成金融业和商业相辅相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中经咸丰、同治两代,直至光绪末年,历经4朝,历时80余年。■山西晋商王家大院

道光、咸丰年间,可以作为晋中商帮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晋中商帮的兴盛,是我国商品经济和晋中商帮自身正常发展的延续和必然结果,正如日升昌票号著名的楹联所书,是“日丽中天”。

在当时,全国排名居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

由于时局的波动,加上外国资本的侵入,使晋商的成长空间收缩,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从此,称雄我国商界500年的晋商走向了衰落。■山西灵石王家大院阅读链接晋商在恰克图几乎垄断了整个茶叶市场,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但是,由于恰克图距离山西十分遥远,道路崎岖不平,运回山西成了难题。最后,晋商将需要运回山西的白银集中起来,就地铸成大圆锭,每个重达500千克,叫作“千斤银锭”。然后专门打造运载“千斤银锭”的马车来运送。运回后再熔铸成银锭、元宝在市面上流通。沿途的土匪见到这些运送的“千金银锭”,虽然明知贵重,却没奈何只好放行。于是,“千金银锭”也就有了个外号叫“没奈何”。

山西票号产生的背景

票号是山西商人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又叫“票庄”或“汇兑庄”。因晋商所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山西票号是当时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是善于抓住商机的山西商人的独特创举。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源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以及镖局运现的风险。当然,富于开拓精神的晋商,本身也需要更为灵活的资金链。正是这些背景,催生了票号这一撬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行业的诞生。■平遥票号“汇通天下”■平遥南大街票号院落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货币经济 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货币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发挥作用的。作为价值尺度,所有商品的价值都通过人的头脑、文字或语言转化为计算货币,货币成为单纯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纸片、符号等。作为流通手段,在不断转手的过程中仅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延续至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时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至万历年间,由于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明代货币银币明英宗 (1427年~1464年),明代第六位皇帝,谥号“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他在位期间,继续推行仁宣朝的各项政策,使得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后来听从权宦王振之言亲征瓦剌军,抵土木堡兵败被俘。

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银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后来清政府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当时的用钱是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可见用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调节供需矛盾的性质。

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清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账局”,又称“账庄”。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

雍正时期,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期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一半以上都是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

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所以晋商最早设立账局在太原、纷州、库伦。比如张家口的祥发永账局,就是山西商人王庭荣经营。信贷 即信用贷款,是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不需要提供担保。由于这种贷款方式风险较大,一般要对借款方的经济效益、经营管理水平、发展前景等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以降低风险。■黄龙溪万盛钱庄

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在几十年间先后开设钱铺数百家。除了北京以外,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

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为例,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

靠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为晋商提供了便利,使运输成本降低,也较之前更加安全,各商号间的资金周转更为畅通。■山西平遥古城镖局阅读链接票号出现以前,商人靠镖局运现时有被盗匪骚扰的事件。如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史、乔两家深受其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戴奎惩治其人。在搏斗中,戴奎以绝招制住“流矢儿”腋下“夹窝穴”,使他一下蹲在地上,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两目发怔,面无人色,回到家没出7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

票号的兴盛与衰落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我国古代对银行的命名,则是按其业务特征和历史习惯,分别称它们为钱铺、账局和票号。票号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兴盛至衰落的过程。自从山西第一家票号开办以后,票号呈遍地开花之势。随着客观环境的种种影响,最终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山西票号一整套管理方法和业务经营模式,仍影响着我国现代的金融业,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和衰败的历史教训,至今仍为现代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日升昌票号内景

在清代嘉庆时期以前是书信不通的落后时代,聪明的浙江宁波商人,看到了当时工商业和出外经商做工人的通信需求,以及书信不通成为经济发展和人们交往的严重障碍,于嘉庆年间创办了我国的民信局。随后,信局业务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

民信局结束了我国数千年以来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又为工商业沟通信息提供了方便,无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在客观上提供了传递书信和为汇款者传递会票的条件,票号应运而生成为可能。

民信局的兴起,加上当时国内国际在贸易方面的各种因素,使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西商人深深感到出现的艰难和危险。民信局 明代永乐年间由宁波帮商人首创的由私人经营的赢利机构,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后来这一机构遍布国内及华侨聚居的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较大的民信局在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各民信局之间还联营协作,构成了民间通信网。■日升昌票号院落

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继而把西裕成改组为“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揭开了我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日升昌票号门首匾额汇兑业务 是指承兑行将客户持交的一定款项汇至异地指定的收款人。承汇行在接受客户持交的款项后,通过汇票或支付委托书向异地承兑行发出命令,由承兑行向第三者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

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的第一家,自从山西票号产生后,发展十分迅速,1820年至1852年,就初步形成了票号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发展的格局,分号涉及全国近30个工商业重镇。

把银行推向全国,大大改变了账局只在北方少数城镇设庄的不平衡现象,基本形成全国范围融通资本的局面,山西商人声誉空前。

此外,票号还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分号,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

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票号这一金融形态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先收款再汇出的顺汇、先汇出再收款的逆汇、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

票号继承工商会票的经验,开始经营票汇,接着就经营信汇,而且信汇往往又与存放款相结合,既搞顺汇,又搞逆汇。对于远期票汇,还搞“认利预兑”的贴现业务。这一切表明,票号对汇兑方式和贴现业务都作出了贡献,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日升昌票号营业场景贴现业务 是指远期汇票经承兑后,汇票持有人在汇票尚未到期前在贴现市场上转让,受让人扣除贴现息后将票款付给出让人的行为。贴现业务是一项资产业务,汇票的支付人对银行负债,银行实际上是与付款人有一种间接贷款关系。

从清同治时期开始,经营票号的城镇比以前增加了。随着我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票号开始经营电报汇兑。至此,我国票汇、信汇、电汇3种汇兑方式,在票号经营过程中已发展完善。

在这个阶段,票号资本和存款都有很大增加,使它融通资本的能力扩大,除工商业放款外,各地钱庄成了它扶助的重要对象,钱庄之盛,盛于票号放款。比如外商在沪银行,给钱庄的放款,每岁不止数百万。于是,国内的商贾也开始通过商号进行放款。

票号的极盛,表现为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大增,盈利空前绝后。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业产生危机,多家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晋商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账数十万。■日升昌票号内景同治 (1862年~1874年),清代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同治,通常代称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即同治帝。同治年间,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经济上,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开办一些新式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被清朝统治阶级称为“同治中兴”。

20世纪初,以生产和出口豆油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之后,又发生了上海的橡皮股票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欠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信用危机。

清朝廷成立的国家银行,也成为票号强大的竞争对手。户部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

对银行业而言,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主要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利润就多。因为金融利润大多归于户部银行,所以,票号经营业务所赚利润日益减少。

清朝廷开办起银行后,从朝廷至地方都抢夺票号的汇兑生意,这更使山西票号雪上加霜。挤兑 在信用危机影响下,存款人和银行券持有人争相向银行和银行券发行银行提取现金和兑换现金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信用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挤兑往往是伴随着普遍提取存款的现象发生的,并进一步形成金融风潮。■晋商票号建筑的牌匾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了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

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放款难以收回,存款人人提取。后来各省使用纸币,汇款兑现困难。种种原因,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20多家票号中,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10多家票号都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倒闭。

此后,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晋商票号院落阅读链接一天,平遥西大街日升昌总号接待了一个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伙计一看汇票,数额为1.2万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1868年。在了解实情后,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当时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万两白银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30多年后,老太太发现了这张日升昌汇票,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日升昌总号。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号放弃了改革发展的机遇。进入20世纪后,山西票号的资本比起官办银行成了沧海一粟,而当时官办银行资本在400万两至500万两,外国银行的资本就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组建银行,与时俱进。但一些老票号的经理和股东却很守旧,盲目乐观,视票号固若金汤,大加反对,致使改革计划流产。

雷覆泰创立日升昌

在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平遥县的洪保村诞生了一个金融奇才,此人就是我国金融领域日升昌票号的创立者,他叫雷履泰。作为封建社会的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制订出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对票号业、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晋商票号钱庄日升昌记旧址招牌■山西晋商日升昌创始人雷履泰

雷履泰自幼读书,后弃儒就商,办事干练,颇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平遥县城西达蒲村的李箴视,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

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薄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汉口、重庆等地也设有其分庄。

在当时,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山西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时风险屡出,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

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李箴视 (1811年~1882年),清代山西平遥县西达蒲村人。执掌日升昌票号的李氏家族第二代财东,晋商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慧眼识珠,任用雷履泰为大掌柜,使其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票号创始人,将全部才华和毕生精力奉献给李氏商业,给李氏家族带来巨额财富。

1823年正月,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同商议,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放弃其他生意,专营汇兑。雷履泰担任总经理职务,为日升昌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故也叫“山西票号”。在此之前,虽唐代就有汇票“飞钱”。宋、元、明、清民间也有汇兑,但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此开始形成。

据说“日升昌”3个字的来源,还有着一段美丽而又神奇的传说。

一天傍晚,雷履泰吃过晚饭在铺号内溜了一圈,回到房内靠着铺盖卷就躺下了。

恍惚间,他忽然见铺面斜对门的木器厂内着了火,人们都呼叫着救火。但当雷履泰急忙赶木器厂前,原来竟是一座金碧辉煌赛似神仙住的天堂大院。

推门进去,只见里面珠光宝气,碧瓦琉璃,真是一座流光溢彩的洞天福地,正在雷掌柜目不暇接之时,忽见东方朝霞虹景里,两轮红日喷薄而出,那金辉与宅院相映,更是璀璨壮丽,令人叹为观止。

突然,一声响动,只见天上开了一扇大门,天界众仙飘然而至,都频频招手。雷履泰就觉得自己身如飘带,冉冉登上仙界,当他回首座谈间,却见妻儿正向他招手,正欲带他们同去,不料众仙中,一位黑脸天仙挡住去路。■日升昌票号兑票

雷履泰猛一激灵,翻身越起,竟是一个离奇的梦。醒来时,雷履泰看看时辰,已交三更。梦中意向分明是一个事业飞黄腾达的吉兆。于是,他想起这几天为确定总号的名称而反复思索,但不甚满意。

他曾想过“广聚源”、“兴隆盛”等名号,后来都一一否定了。因为这些名称里虽有财源广进之意,但总缺少一种新气派,新气象。

这时,一个崭新的思想火花在他脑海中闪现出来,而且立刻在脑海中汇聚成这样几个字:二日并升,光照大地。“日升昌”这个名称太好了,东家听后也十分高兴。于是,“日升昌”成为票号的名字。■晋商日升昌票号银锭镖局 又称镖行。是受人钱财,凭借武功,专门为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一个机构。旧时交通不便,客旅艰辛不安全,保镖行业应运而生,镖局随之成立。镖局有镖旗、镖号。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复杂,镖局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广泛。

雷履泰创立日升昌票号后,汇兑业务越来越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之道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他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诸多不便。

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

雷履泰联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商人也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

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于是,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我国古代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奉天 即现在的辽宁省。奉天,旧省名。1665年改镇守辽东等处将军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1907年裁将军,改设奉天省,省会为奉天府,今沈阳市,辖境今辽宁省以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一部分、吉林西北西南一部分。奉天省1929年改名辽宁省。■日升昌票号“账房”牌子

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日升昌票号的组织结构为3种人:东家、掌柜、伙计。

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

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

所以,在晋商中形成了一条人人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实践证明,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

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唯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晋商日升昌票号账本“顶身股”的做法是:东家出资为银股,是票号的真实资本;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是为身股,俗称“顶生意”。身股与银股相对应,不交银子,但是需要对东家投入的资本负责,是票号里的“虚拟”股本。身股与银股一样,都享有分红的权利。

掌柜和伙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务年限增长及表现优异,则会追加股份。反之则会降职。这种顶身股制度,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日升昌掌柜蜡像本金 即贷款、存款或投资在计算利息之前的原始金额。本金要求财务组织既要保证企业生产经营与对外投资活动的资金需要,又要厉行节约,合理调度本金,发挥财务对生产经营与对外投资活动的调节与控制作用,从而充分利用货币资源,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票号的号规非常严格。日升昌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比如,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等。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

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在当时行之有效。

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至雷履泰70岁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了纪念楼,并且将“拔乎其萃”4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雷履泰首创票号之业绩。

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日升昌票号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变迁,其中有顺利也有曲折,有辉煌也有惨淡,有荣耀也有辛酸,有教训也有经验。尽管它在辉煌中倒落下来,但它影响了我国金融界百余年之久,促进了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雷履泰是功不可没的。阅读链接相传,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有一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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