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兢
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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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全新精编精校修订)(国学大书院)试读：
前 言
唐代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而开创唐代辉煌历史的无疑是被历代所称颂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是一批有着远见卓识与开山破土之功的非凡人物，他们就是贞观年间的政要们。《贞观政要》这部书便记载了这些非凡人物的非凡举动。《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其作者为吴兢。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公元670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他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器重。吴兢一生著述丰富，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书》100卷、《唐春秋》30卷、《唐史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唐名臣奏》10卷；此外，他还参与《则天皇后实录》20卷的修订和《唐书》130卷的集体撰述工作。吴兢的史学风格为叙事简洁、秉笔直书。他因叙事简明、准确，被人称为“良史”。《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出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出于这种目的而作的，全书10卷40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23年中，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所讨论的问题，大臣们的诤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道德和治国思想；此外，书中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作为史书，《贞观政要》有其独到之处，它不以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的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诫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通过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的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贞观政要》以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设置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来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正是因为此书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所以书稿完成之后便受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的推崇。历代帝王都从中吸取经验，以期长治久安。
吴兢一生著述良多，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之所以能够经历1200多年流传下来，不仅是因为其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是由于在千百年岁月的砥砺中，越发显示出它经久不衰的魅力。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此书在漫长的历史中受到上自皇帝、下至普通人的推崇、重视乃至效法，可见它的历史分量是很重的。
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但人们从认识“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的关系中，仍然可以获得许多启示，这正是其至今依然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所在。本书将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用现代的语言加以翻译，并在每篇结尾用解读的方式配以简短说明，便于读者理解。
卷一 为君之道
君道第一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要当好皇帝，首先必须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生活。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像割掉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一样，肚子填饱了却命归黄泉。若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先加强自身的修养，世上没有身正而影歪，统治者将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而社会却动荡不安的道理。我时常在想，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其实并非是外在的事物，而都是因为自己贪得无厌所导致的。如果一个人贪图口腹之欲，沉溺于声色犬马，贪欲越多危害就越大，这样既妨碍国家政务，又损害百姓的利益。如果又有人散布妖言、蛊惑民心，那么百姓就会人心离散，怨声载道，叛乱也会接踵而至。我每次想到这些，就不敢再懈怠和放纵了。”谏议大夫魏徵听后，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进而推己及人，用这些好的方法治理国家。过去楚国国君聘用詹何，向他询问治国的关键所在，詹何告知，国君应掌握修身之术。楚王又问该如何使国家安定，詹何回答：‘没有听说自身行为端正而国家动乱的道理。’陛下这些对治理国家的理解，其实与古代圣明的君主是相同的。”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怎样才算是贤明的君主，怎样才算是昏聩的君主？”魏徵回答说：“所谓贤明的君主，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所谓昏聩的君主，就是听信谗言、偏听偏信。《诗经》上说：‘远古先民说过这样的话，治国者征求砍柴人的意见。’过去尧舜治理国家，广泛接纳天下的贤才，体察天下民情，听取百姓意见。因此，尧舜这些圣明的君主能够无所不知，即使像共工和鲧这样的人，也不能蒙蔽他们，花言巧语也不能使他们迷惑。秦二世深居宫中，他疏远贤臣和百姓，而信赖赵高这样的小人，甚至到了天下大乱都还不闻不问的昏庸地步。梁武帝宠信朱异，最后在侯景起兵叛乱时仍浑然不觉。隋炀帝重用小人虞世基，当各路叛贼纷纷攻城略地、国家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所以，英明的国君应广开言路，贤能的人才才不会被埋没，百姓民情必然能够上达。”唐太宗对这些话十分赞同。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译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帝王的基业，创业和守业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在天下混乱的时候，群雄并起，只有用强大的武力攻破他们，才能使之投降，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才能将他们击败。由此看来，创业比较难。”魏徵答道：“新帝王的崛起，必然开始于上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动乱，此刻推翻昏聩的旧王朝，百姓都拥戴他，四海之内也会归顺他，符合天意，人心所向，得到天下并不困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君王开始变得骄傲自满，骄奢淫逸，百姓向往休养生息而徭役却毫无休止，民生凋敝而帝王的豪奢之事却不见停息，国家的衰落，都是由这些引起的。由此看来，守业更难。”唐太宗听后说道：“过去房玄龄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辛，九死一生，所以深知创建基业的艰难。而魏徵帮助我治理天下，担心我因为骄奢淫逸而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所以认为守住基业困难。创业再难现在已经成为过去，而守业的艰难，才是朕和众爱卿今天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我观察各个朝代盛衰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然后用文治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使自己的王朝流传百世，绵延不绝。但是能够传承下去而且最后有一个好结局的朝代几乎没有，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殷商灭亡的教训犹在眼前，可以此为鉴。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知道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了。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依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役使天下所有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的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繁重，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外部列强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遭此横祸，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下场，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但是，光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你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着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你的调遣。如果你能从历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总结我们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商纣王的奢靡，抛却秦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仍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己私欲，居住于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代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种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淫乱，其实和淫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导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不会易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原文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同月，魏徵又上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德义不施却想让国家得到治理，我虽然愚蠢，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乘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列，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不去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却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来说，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谁不十分担忧自己成就功业之后德行会随之败坏。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绰绰有余，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他们，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不轨，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含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谨慎、发人深思吗？奔驰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 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译文
唐太宗亲书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经常看到通宵达旦。如果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得到保全，”他又指着自己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他的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何绥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算作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才能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地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地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共同治国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不能勇敢地进言，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我因为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游在水中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让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解读
此篇《君道第一》列全书之首，基本内容是讲为君之道，也可看作全书的总纲。文中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国家就能安定兴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天下则必动乱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一是把握创业与守业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常思古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能“竭泽而渔”，逼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君如头脑，臣如四肢，头脑和四肢要密切配合，皇帝应听取臣下意见，兼听则明，且要诱导臣下敢于谏诤，以避免决策失误。
政体第二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用这样的木头做弓箭，弓即使很结实，射出的箭都不会直，所以我说它们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让他们坐下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发布的诏敕，意见大不相同，或者有些错误没有指出纠正。原本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想让他们互相监督，以免出现错误。如果他们各执己见，即使意见互相抵触，有所争执，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公事。如果有人回避矛盾，徇私舞弊，相互顾及颜面，认为不是涉及政局的事，就左右逢源，自作主张，任意施行，这是错误的。这样，要是我们碍于一个官员的情面，就可能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这实际上是亡国的行为，大臣们必须特别防范才是。隋代的时候，朝廷内外的官吏施政不一，埋下了隋朝灭亡的祸根。当时执行政令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去深思这样做的危害，都认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面阿谀奉承，背后恶语伤人，成为社会风气。后来叛乱发生，国家灭亡，家庭破败，虽然有人侥幸逃过一死，免受刑律的处罚，但最终还是身败名裂，臭名远扬。众位爱卿，你们应该摒弃私心，一心为公，刚正不阿，凡事都要互相协作，共同努力。不要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却钩心斗角，矛盾重重。”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老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只知道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懂得儒学的饱学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定。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唐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既有学问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受到提拔，并被委以重任。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的中书、门下二省，均为机要部门，应选拔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重大的。我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那这样的工作谁不会做？何必千辛万苦选拔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权威，心里明白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萧瑀答道：“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晚上让守夜的士兵传递食物就餐。他虽然算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唐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别人的江山登上皇位的，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辛苦异常不说，最终却事与愿违，事情并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应付了事。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很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何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只需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这样，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大臣说：“治国和养病没有差别。即使病人觉得痊愈了，还应该继续加以调养，如果疏忽大意就会旧病复发，进而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稍安定的时候，君王尤其要兢兢业业，如果骄奢放纵，必然导致国家衰败甚至灭亡。现在天下的安危，同我密切相关，所以我必须慎之又慎，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不敢懈怠。然而，政务的好坏，还有赖于诸位大臣。既然国家的安危都维系在我们君臣身上，我们就应该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政事如果有失误，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来，不必隐瞒。如果我们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能够肝胆相照，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看古代的君王，治国有兴有衰，就像每天有白天和黑夜一样。这都是因为他们不广开言路，所以不知道政务的好坏，以致造成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进谏，邪恶谄媚的人不可一世，因为君主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导致国家灭亡。我身居宫中，天下的事不可能全都知道，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诸位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就不再用心操劳国事。让人敬爱的不只是君主，让人畏惧的也不只是百姓。所谓天子，应该是这样的人：治国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人们才推举他为君王；治国昏庸无能，民生凋敝，人们就会抛弃他，不再拥戴他，这真是让人畏惧啊。”魏徵回答道：“自古以来，丢失江山的国君，都是因为身处安定的环境中而忘记了忧患，身处太平之世而忘记了祸乱，所以，统治不会长久。现在陛下坐拥天下，朝廷内外太平祥和，此时您还能够时时留心治国的道理，常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我又听古话说：‘国君，就像船一样；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够让船浮在水上，也能够使船沉到水底。’陛下能看出百姓在兴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古代圣哲的思想简直一模一样。”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逢，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周围的臣子说：“古人说：‘国家危险却不知道扶助，社稷颠覆却不知道搀扶，还用得着这样的宰相吗？’君臣之间正常的关系，大臣怎能不尽心尽力纠偏补过呢？我以往读书的时候，读到夏桀错杀关龙逢、汉景帝错杀晁错的时候，都放下书卷深感痛惜。你们如果能够正直坦诚地批评规劝我，这对于我们打理好国家的统治和教化大有好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因为你们冲撞了我和违抗了圣旨，而对你们恣意惩罚、批评。我近来上朝处理事务的时候，也违背过国家律令，你们却把这些过错当成小事，所以不坚持大胆地批评。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小事而引起，小事要是不处理好，最后演变成大事就无法补救了。一个国家的灭亡，无一不是由这些小事引起的。隋炀帝凶残暴虐，最后死于一般人的手中，但普天之下，却没有听到过为此悲痛惋惜的声音。你们为我思考隋朝灭亡的教训，我为你们思考龙逢、晁错被错杀所造成的损失，这样，君臣之间互相保全，不是很好吗？”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徵讨论自古以来理政的得失，于是说：“现在正值天下大乱后不久，不可以马上实行礼教治国。”魏徵回答：“我不同意皇上的这个观点。一般而言，人处于危难困窘之时，就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思考礼教之法；思考礼教之法，就容易被教化。所以，大乱之后百姓容易接受教化，就像饥饿的人急于吃东西一样。”唐太宗说：“仁义的君主总是在治理国家百年之后，才考虑用礼教去教化凶残的人，废除杀人的刑法，实行仁政。大乱之后就实行王道，这不是为达目的而鲁莽行事吗？”魏徵说：“对于普通人是这样，对于圣哲却不同。如果是圣哲治理国家，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人民积极响应，有条不紊、不急不躁而很快就能收到成效，一个月就可以稳定局势，这不算太难，三年治理成功就算是晚的了。”唐太宗认为有道理。大臣封德彝却说：“尧舜禹之后，人心渐渐阴险狡诈，所以秦朝重用刑罚，汉代实行霸道，都是想实行礼教而未能实现，难道有谁不愿意实行礼教吗？如果像魏徵所说的那样去做，恐怕会天下大乱。”魏徵说：“三皇五帝的时候，不容易施行教化。三皇五帝只好实施他们的政策。这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所致。翻看史书，就可以知道。古时候黄帝和蚩尤大战七十多回，天下混乱不堪，黄帝得胜后不久，天下又恢复了太平。九黎反叛，华夏大乱，颛顼前去征伐，平定动乱之后，百姓又很快复归宁静。夏桀暴虐，商汤讨伐，国家也是秩序井然。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成王继承王位，又使国泰民安。如果说人心越来越阴险狡诈，不再淳朴，那么到了现在人不都成为鬼怪，再也不可以教化了吗？”一席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无法对答，但他仍然不同意魏徵的观点。唐太宗勤于政务，几年之内，天下富庶安宁，连一直与唐朝抗衡的突厥都被打败了。唐太宗于是对大臣们说：“贞观初年，大家对如何治理国家意见不一，很多人认为当时不可以实行王道仁政，只有魏徵劝我实行王道。我听取了他的意见，没过几年，就天下太平，外族臣服。突厥自古以来就是汉族政权的强敌，现在他们的酋长和带刀侍卫都来归顺，部落成员都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穿上了汉族人的服饰。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政绩，都是魏徵的功劳。”说到这里，唐太宗回过头来对魏徵说：“玉虽然美好，如果存在于乱石之中，不经过能工巧匠的琢磨，它跟石头是没有差别的。如果遇到了高超的工匠，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万世之宝。我虽然没有什么美好的品质，但多亏你的启发劝诫，你不厌其烦地规劝我做仁义之君，开导我以德治国，使我能够取得这样的政绩，你真是一个能工巧匠啊。”
※原文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译文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得到天下以来，一心一意地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也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不知道您的关爱。”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唐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唐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一片大的沼泽，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晋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有些建议想提。’晋文公说：‘走出这片沼泽再说吧。’于是打鱼的人将他送出了沼泽。晋文公说：‘你想对我提什么建议？现在说吧，我愿意听。’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厌倦了而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待腻了而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晋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作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祀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晋文公的赏赐。”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你说得太对了。”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译文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臣们十分感慨地说：“以前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宫中到处都是美女和奇珍异宝。但隋炀帝还不满足，四处征求，没有止境。再加上他生性好战，到处讨伐，使老百姓忍受不了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终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些事实我都看在眼里，因此我每晚都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只想清心寡欲，使天下太平无事。所以我坚决不摊派各种徭役赋税，再加上国家年年五谷丰收，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作为关键部分的根只要牢固不动摇，那么树木自然就会长得枝叶茂盛。国君只要能节俭不贪婪，清心寡欲，百姓怎么能不安居乐业呢？”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两种情况相比，哪一种危害更大呢？”魏徵进谏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知道下面的是是非非。杀一儆百，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忠臣的劝告，即使是百里奚在虞国、伍子胥在吴国，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肯定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遇上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译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便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进谏，于是国政因此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之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让它们一一成为我国的州县，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以像对待师长和朋友那样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离国泰民安的日子就不远了。”
※原文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译文
从唐太宗刚即位开始，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唐太宗为百姓忧虑，于是励精图治，提倡节俭，施恩天下。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西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地步。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唐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唐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有弊端的制度，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每处理一件事，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唐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唐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唐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唐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会得到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唐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处置。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行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海边，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解读《政体第二》篇可看作是《君道第一》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的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还着重地说明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任用魏徵并采纳了他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种大胆、坚决的主张，驳斥了封德彝等人认为“人渐浇讹，不及纯朴”的观点。因而仅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唐太宗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朕虽无美质，为公（指魏徵）所切磋，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卷二 任贤纳谏
任贤第三
※原文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译文
房玄龄是山东临淄人。最初在隋朝做官，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派到上郡做官。一次，唐太宗到渭北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和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遇知遇之恩，就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急着收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或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使他们誓死为他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和礼遇，非常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他们，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唐太宗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他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不想让政务有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而有胸襟，看见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有一样，从不嫉妒。他又富有才识，通晓吏事，撰写的国史富于智慧和文采，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的德行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历来都是一视同仁，不分亲疏贵贱。大家都赞誉他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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