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显彬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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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家风采录：吉林省农科院老专家回忆录试读：
在农科院成长
胡吉成近来我身体不太好，应约写回忆录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将来院六十余年的工作与学习经历按年度顺序概括地记录下来，以表农科院对我培养的感激之情。
1951年我从东北农学院本科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兴城果树所不久，就调来东北农科所（我院的前身）病虫害系，给留用日本专家当助手。同时兼做青年团委员、书记和工会宣传干事等工作。
在建国初期，科技人员很少，科研任务繁重。我院当时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1952年末派出5人参加东北农学院俄文速成班。1953-1954年我院组织面向东北农业试验单位科技干部办了4期俄文速成班。我们病虫害系不论男女老少都参加了学习。当国家选派留苏学生时，又选派数人参加了留苏考试，我也是其中之一。1956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时，面向全国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全院考上6名，带职学习，工资不变，而病虫害系（植保所的前身）考取了4名。北大生物系1名，北京农大3名，占北京农大当年录取15名中的五分之一。这充分体现了院对干部特别是青年培养的重视与关怀。到80年代又培养了80余名硕士生，除招聘有学位的年轻人，同时派出在职人员到国内外学习进修。院里在加强干部专业技术培养的同时，也重视干部到农村生产实践中去锻炼。一、下乡三年，在实践中锻炼（1951年-1954年）
我院的传统是教育青年干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学习，我在1951-1954年先后到梨树县郭家店乡、怀德县二区刘大壕村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宝泉岭农场蹲点防治种传和土传的农作物病害。还调查了东北三省15个病虫害危害严重的县区发生与防治情况。（见《胡吉成文集》31-37页）
在5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尚处在恢复阶段，栽培技术落后，品种混杂，产量低下。农民大多数仅能维持温饱，记得当年到辽宁省彰武县一个病虫害发生比较严重的贫困村调查，在中午竟找不到可派饭吃的农户，可见农村当时生活多么困难。没有财力物力的支援，抗灾能力很弱，而造成了各种自然灾害的恶性循环，防治方法也很原始，对病虫害多用人工扑杀，对种传病虫害就用清水清洗。用赛力散（有毒的汞制剂）拌种防黑穗病，用灵丹粉（即“六六六”的一种）拌种防治大豆苗期虫害和地下虫害。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植保干部是“一去三里三（赛力散），回来六里六（‘666’）”。拌种都没有正规的拌种器，而是用破锅拌或口袋串，拌不匀效果不稳定，且对人也很不安全。对流行性的病虫害如稻瘟病、粘虫基本是束手无策。对高粱的黑穗病拔除后随意扔在田间，而不是带到地头深埋，致土壤中病菌逐年积累危害越来越重。种传的高粱、小麦黑穗病通过打场碾压增加了种子污染；成为次年的侵染源。有的重病田收获的高粱穗打场时，远看似乎在冒“黑烟”。留下的种子在翌年发病极重。目睹当时农业生产的现状，我深有感触，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重任在肩，自觉或不自觉地密切联系生产实际努力工作，争取多学一些技术方法解决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年深入农村的收获是逐步了解农村和农民，对他们从同情、帮助到爱护；对为提高农民落后的生产技术，从讲防治方法到讲防治技术道理，最后培养农民技术员，留下不走的科技人员，把先进科学技术交给农民，提高粮食产量，使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好生活。过去只把科学技术工作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为农民和农村服务使命，是我应当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对科学技术工作从“手段”到“事业”，从“为自己”到“为他人”，是我在认识上的升华。切实懂得了一个人要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为实现共产主义怎样去工作是人生观问题。明白了要有高尚追求，就格外自信、充实，再难、再苦、再累的事也能克服，提高自己奉献别人，摆正“为己”和“为他”怎样生存是价值观问题。农村这所大学校把我锻炼成具有无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青年科技人员，1954年经过组织考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留苏四年，开阔眼界（1955-1958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留苏学生讲话中的名言。那次讲话距今已经有56年了。1957年11月17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当时正在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留学的我，为了见毛主席和聆听他的讲话，想找一个好座位，像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提前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我找到一个中间靠左侧的座位。来晚了的同学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这一天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毛主席那次讲话具有巨大生命力，至今还在鼓舞和指引着青年前进。
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大量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当年难得的深造机会。1955年到达莫斯科后，被分配到成立于1867年曾获得列宁勋章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植病教研室，师从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M.C杜宁教授。开始了四年的留学生涯。
到校后第一个印象是校园规模很宏大，是莫斯科西部的一个小区，整个学院既古老又现代。专业齐全，涉及农林牧有关专业多达80余个。名师荟萃，建校以来获得授勋的院士有50多位，图书馆藏书和文献资料极其丰富，这些都显示了农业科学的发展历史与现代的广阔前景。
到苏联不久，唐川院长到苏联参加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会议，途经莫斯科时找我了解学习与工作情况。他建议我不仅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微观方面的知识，还应有效地利用时间多到一些有关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走一走，看一看，学习他们对农业科学与农业生产的一些理念与做法，学习面要广泛一些，不要只被写论文束缚住。这像及时雨一样指点了我学习的方向，有利于今后的工作。这一意见也得到了导师的大力支持，后来积极为我联系访问的单位和申请旅费。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产区。我的论文题是“大豆病毒病和细菌病的研究”。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国内对作物病害研究主要是真菌性病害，所以，我除了在教研组的试验室及其试验站做试验外，还到医学科学院血清免疫试验室做补体结合反应和溶血反应试验（见文集26-28页）。考虑种子处理问题，我先后到莫斯科微生物研究所放线菌研究室和列宁格勒植保所学习交流有关问题。还到莫斯科大学植物免疫实验室向高尔连科教授请教有关植物免疫学方面的知识。他对我的论文提了宝贵的意见，使我收获很大。同时，帮助本教研室的其他研究生做有关品种抗病性研究工作，学习他们的理念与方法，也充实了我的论文内容，同时，还使我较快地提高了俄语水平。
为落实唐川院长的建议，我利用假期到各地有关研究所参观学习，获益匪浅，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
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试验站当时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为学院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服务，有些研究多年的连续性工作闻名国内外。有一次，导师让我去取连作亚麻地的土壤，分析土壤微生物菌落变化与镰刀菌消长情况。我拿着铁锹与铁桶去找站长。他对我大笑说：“你知道这种土的珍贵性吗？这是几十年的连作地。亚麻只长十几厘米高。我只能给你5克土拿回去”。我感到这个站的工作很有远见，有些基础性研究需要多年连续进行，不可追求急功近利，值得学习。
到克拉斯诺达尔边区油料研究所参观时，看到他们的科普工作很有创意。除了有展览室外，还有展览地对外开放。农民可以来实习、工作和合作研究，这在别处很少见到。
格鲁吉亚植保所病毒研究室长期只有一项葡萄病毒病防治研究。针对本国特产葡萄酒的原料品种上的病毒病问题集中力量研究解决，为生产服务。这种病毒的侵染途径与其它病毒不同，很多国家长期没有解决。他们对葡萄单株施肥提高抗病性的综合防治措施，积累了大量单株试验的资料作为综合防治的依据，还请我品尝了窖藏了二十多年有点像蜂蜜似的葡萄酒，对我讲喝葡萄酒长寿的故事。曾经有个记者采访一位百岁老人长寿的秘诀。老人说：“常喝葡萄酒”。记者不信，以为他说醉话。说话间他哥哥下楼来了，他向记者说：“哥哥已经一百一十岁了。”我听了这个故事后就去买了一瓶名牌葡萄酒送给我的导师。
在访问列宁格勒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免疫室时，首次听到“植病地理学”和“生态平衡”的问题。生态平衡在当前还是全世界从政府官员到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在50多年前就被他们提出来了，这种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乌兹别克植保所比较重视基础规律的研究，当地比较干旱，农田需要灌溉。作物上叶片病害较少，根部病害是主要矛盾。他们以棉花枯、黄萎病为重点。研究发现病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生理小种，致病性有差异。一个对根系危害较严重，另一个而对茎的危害较重。因而根据不同小种的分布区域，针对性地分别选育根系发达抗病力强或者茎秆强硬的抗病品种推广，取得很好效果。这说明了病害有区域性的地理分布，也体现了病菌小种的地理学依据。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启发，即基础规律性研究对应用技术的支撑。乌克兰农业科学院的工作有三大重点，一是围绕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黑土保护、开发和利用；二是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围绕小麦开展各方面研究；三是该院负责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各地区有指导站。该院各专业研究所中以土壤耕作、育种、农业机械三个所规模较大。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在当年黑土地广、人口稀少的乌克兰，就提出保护黑土带问题是非常有远见的。
有一度我曾和一位乌克兰籍研究生同住一个房间。它是转业军官，给我讲过许多有趣的民间传说。我告诉他读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乌克兰战士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他很高兴。他很愿意纠正我的俄语语法错误，对提高俄语水平很有帮助。还告诉我多和女同学说话，她们发音清楚。我教他说中国话，他说太难啦。他先我毕业，给我寄过好几封信。
通过四年留苏学习，在微观的技术理论和宏观的技术管理思维方法上都有所提高。三、向科学进军八年，研究四个生产问题（1959-1966年）
1956年开始，广大知识分子学习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毛主席提出的“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的号召。陈毅副总理在广州科学会议上宣布“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授予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有的修改了科研规划，开展了对某些有关规律性学术问题的探讨，科研时间得到了保证，加强了科研条件的建设。
在这种形势下，我回国干什么工作呢？在留苏毕业时教研组的欢送宴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导师说：先做一段联系生产实际的研究，解决生产问题。到50岁以后到大学当教授，讲授自己的东西生动学生爱听。阿尔巴尼亚的研究生来过中国，他主张到北京或上海中国科学院单位工作，那里的条件好水平高，以后再去教书。乌兹别克的研究生说：我们两国是邻国，你回去还搞细菌病害，我们继续合作。几个苏联研究生说：你女朋友在北京农大念研究生，你留在北京工作，我们以后出差到中国去找你。教研室的试验站长、党小组长要我表态。我说：服从组织分配。他接着说：共产党员的组织观念就是强。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也不知道究竟干什么。
回国后到农业部报到，把我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当时我们农业部系统派去留苏回来的同学大多数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少数留在农业部下属机构。唐川院长知道后派人事处干部拿着他的亲笔信找中国农科院领导，要求把我调回东北所。因为我是六月份回院的，所里的研究计划是年初制定安排的，所长要我当秘书。唐川院长说还是搞科研工作，兼做些群众工作。
1．水稻细菌性褐斑病研究
回所后领导安排先到农村进行调研，了解生产中有什么病害方面的问题。到通化农科所，有同志拿了些水稻叶鞘腐烂的标本。他们称为“拟稻瘟病”，但按稻瘟病防治无效。我也没有见过，说不清是什么。就拿回分离鉴定，发现是细菌侵染所致，但又不是水稻白叶枯病。因当时我没有分配具体工作，有时间对它进行研究。它既然是细菌病按防治稻瘟病真菌病害进行药剂防治当然无效，说明它不是“拟稻瘟病”。它是新病害，侵染途径又不清楚。我就开始对其发生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立项后由我负责，找几个人兼职参加。首先肯定了它是细菌性病害，不是稻瘟病，又明确病菌主要从伤口侵入，在风口的稻田发病重。早熟品种发病较重，种子可以带病。我经过研究提出的综合防治措施，目前仍在发病田应用。
2．白菜三大病害的防治研究
在五十年代末，华北东北地区白菜病毒病、软腐病和霜霉病大流行，产量损失很大，影响居民冬储蔬菜的供应。当时农业部立项，由北京农大植保系裘维蕃教授主持，组织华北、东北有关科研单位共同攻关。我们分担吉林省中部地区的病害流行规律、抗病品种筛选和栽培防病措施的研究和推广。在长春和四平郊区设立了两个基地。在参加协作研究过程中，要搞好单位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与育种部门的分工和合作。主持单位强调要拿出两项成果：一是生产上的综合防治技术，二是研究资料总结，发表学术论文（见《胡吉成文集》228-238页）。通过这项研究工作我也学到了如何组织协作研究的方式与方法。
3．大豆病虫害调查
农业部下达的任务，由辽宁省丹东农科所主持，我所参加。东北对大豆蚜虫与食心虫研究较早，资料也较丰富系统。但对病害发生情况调查了解很少。因此，我着重对栽培种的春大豆和夏大豆两个栽培区大豆品种，以及部分野生大豆的病害种类及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豆上病害种类虽多，但并不存在严重的流行性病害或毁灭性病害，不致对生产造成威胁。对主要常见病害高抗或免疫的品种材料也不多（见《胡吉成文集》321-351页）。大豆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东北是大豆的主产区，查明它的病害种类及发生情况可为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依据。
4．高粱翻秆调查研究
省农业厅提出的项目，委托我院和吉林市农科所共同承担。由我院秘书长带头，包括育种、栽培、植保相关专业人员和农业推广站人员参加。
1963年秋，我省高粱大面积发生茎叶变红，种实粒小，严重减产，原因不明。经广泛调查及分离病株标样结果表明，在低温多雨的情况下，高粱北方炭疽病大流行所致。品种间差异很大，后期缺氮加重病害。可采用后期追施氮肥，种植抗病品种的综合防治措施。这说明有领导支持，各专业人员配合很快完成任务。
有人说，向科学进军是科技界的春天，调动了知识分子积极性。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参加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预期成果。四、“文革”十年，研究公主岭霉素（1966-1976年）
在汞制剂赛力散因对人畜的毒性大而停止生产应用后，禾谷类黑穗病迅速回升。国内东北和西北各省发病率达4％以上，每年损失粮食13亿多公斤。吉林省每年损失达2亿公斤左右。我想筛选一种高效、低毒无残留的拌种剂来控制黑穗病的危害。我们没有研制化学药剂的条件。从日本成功生产利用生物农药春雷霉素防治稻瘟病的启示，从放线菌中筛选对禾谷类黑穗病菌有杀菌力的菌株，可采用土法固体培养生产应用还是可能的。在留苏时对放线菌研究方法、设备等有所了解，我们现有条件和设备基本具备。这项工作是自主项目，失败了也没有人管。成功了可用于农业生产。与其浑浑噩噩的无所事事，不如有所追求，精神有所寄托。在当时情况下，还得过几道关才能开展工作。首先是要取得军工宣传队的批准，我当时被定为“黑党委成员”和“修正主义苗子”，也算专政对象，我提出搞这项工作的理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体现。当时我们三排微生物组由上级安排在生产“九二〇”赤霉素，我要搞的和他们一样也是生物农药，毒性比有些化学农药低，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军宣队代表同意后，提出的条件是，必须参加各种学习、劳动和大批判，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工作、实验室里如发生意外安全问题一切由我负责。此外，不能以工作为借口出差逃避运动，这对我采取土壤标样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从到水稻所插秧、果树所修路、去辽河拉沙子等劳动的机会采集，也请南繁的同志代为采集。从大量标样中分离到3600余个菌株，经过反复筛选测试，以“769”号菌株最好（见文集14页）。在筛选时首先是要找杀菌力测试的指示菌。开始用常规方法需要在培养皿中培养五天，才能测出菌丝生长抑菌圈大小，方能得到有无杀菌力的结果。在人手不足，没有工作时间的条件下，无法工作。经过一段摸索，用高粱散黑穗病菌撒在不加任何营养的琼脂培养基上，5-6个小时就可测出孢子是否发芽的抑菌圈大小或有无，更简便易行，节省了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在这阶段时间里我争分夺秒地进行实验，中午不休息去做测定培养，晚饭后到实验室去调查实验结果，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方法后来也被有关单位的同行广泛采用。用固体发酵物在室内实验的基础上，对高粱、小麦、谷子、糜子等多种禾谷类黑穗病进行田间药效试验，肯定了它可以代替汞制剂赛力散作为拌种剂，基层农业站都可土法生产，解决当务之急（见文集377-397页）。经中国医科大学毒理研究室检测“769”发酵液对人畜无害。很快在东北、华北、西北等病区广泛推广应用。
回顾这项工作的艰难程度，除了我们本课题同志的努力外，很多外省协作单位的工作也使我们扩大了防治对象与防治面积，是大协作的成果、是走群众路线的成果。我们对要菌种的来函或来人都是来者不拒，每次3支，我们先后寄出上万支菌种。院内老领导也关怀这项工作，唐川院长让我们向省科委申请立项，搞工业化生产的液体发酵等工作。在研究初期，人力物力都很困难的条件下，很多同志主动无私地帮助我们工作，充分体现了我院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因为研究了公主岭霉素，在文革十年中，我没有虚度年华。五、三次攻关十五年，控制了玉米主要病虫害危害（1981-1995年）
吉林省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普及玉米双交种种植，由于抗病性不强，引起大斑病、丝黑穗病和玉米螟逐年严重发生。到1975年院制定了《吉林省农科院1976-1980年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将玉米大斑病、丝黑穗病和玉米螟防治技术研究列入计划内，重点开展抗病品种筛选、生物防治玉米螟、筛选拌种剂防治丝黑穗病，同时进行某些规律性的研究。“六五”至“八五”的攻关项目是由农业部委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对水稻、小麦、玉米和棉花四大作物的主要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研究。我主持玉米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研究，参加单位有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河北农科院植保所、沈阳农学院植保系、还有陕西农科院植保所、四川农科院植保所以及有关地区所和植保站协助。
研究任务为：一是综合防治模式和农村防治样板田建设以及大面积防治技术指导。二是病虫害发生规律研究。
回顾这项工作，组织领导重视，涉及的地区广，参加单位及人员多，专业齐全，研究时间长，培养了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这是前所未有的，我感到参加这个团队是很幸运的。
团结协作，不分彼此，研究设备与资源共享。东北冬季严寒，温室的温度很难达到我们的试验要求。我们冬季就到河北省保定市植保所温室进行玉米大斑病菌生理分化试验。该所也正在进行小斑病病菌生理分化研究，在工作繁忙时，他们总是让出仪器设备给我们优先使用。当所用鉴定寄主种子不够时，他们又以该所的名义到石家庄等地关系单位联系解决。当他们需要有关试验品种和病叶标样时，我们也及时给予支援，使工作顺利进行。特别在品种抗病鉴定工作方面，参加单位对品种资源和病菌标样无私地互通有无，保质保量地支持有关单位，即使是稀缺材料也不垄断。随时交流研究进展从不保密。大家共同完成了全国玉米品种资源对三大病害抗病鉴定近万份（次），编印成三册材料供有关育种单位参考。明确了病菌优势小种：大斑病菌为1号小种，小斑病菌为O号小种。玉米丝黑菌无明显分化，为品种抗病鉴定提供了依据（见《胡吉成文集》90-92页）。与国内外有关农药研究单位合作，首先筛选出三唑类杀菌剂处理种子防治长期没有办法的土传玉米丝黑穗病的效果较好，在生产应用控制了危害（见《胡吉成文集》134-144页）。
在玉米螟生物防治方面，由我所生防研究组提供蜂种或菌种在当地扩繁，由农业推广站负责大面积防治示范。在综合防治方面，提出了利用抗性品种为基础，化防、生防、栽培防治和种子处理为辅的综合防治措施，还明确了抗玉米螟品种机制，用性信息素方法测报等。
相互关心真诚相待是我们协作组的传统，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会后一笑了之。生活上相互关心，在保定开会时，因火车卧铺票很难买，该所就派人到北京站排队购票。我们作为主持单位召开会议时尽量安排适当地点、搞好食宿，创造良好的会议环境。对待设有参加攻关而又涉及玉米病虫防治研究的河北、西北、华中、吉林、天津等农业院校或研究所，则邀请他们参加本课题总结会或学术讨论会，相互交流经验与成果，既提高了学术水平，又对我们工作有新的启示。这种团结协作精神是多、快、好、省完成研究任务的根本。这一传统对当今科技创新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六、发挥余热当顾问十三年（1996-2008年）
我退休以后，先是被院科研处聘当顾问，后来院成立顾问组后改院聘顾问组长，主要工作是配合院继续组织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和技术推广。
农业综合开发是以增产粮食为主的国家级项目，有专款建设。科研单位参加这个项目是推广技术搞示范区，将有效的先进技术在项目区内外推广。示范区建成后四年，据不完全统计，公顷提高粮食产量1500公斤，年农民人均收入提高100元以上。农业和社会总产值提高了10％以上，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改造中低产田等高于邻乡。生态条件也明显改善，曾获农业部资源区划一等奖，我个人也获得三次省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称号。
期间还编辑两册文集。我院在档案工作上有个好传统，在建院（所）初期开始，凡职工出差、下乡调查或蹲点、参观考察或参加会议等回来后，必须写包括行程、地点、工作情况等详尽的出差报告上交。虽然当年并不要求写论文，但每年年终必须写研究工作总结、试验成绩整理好归档，这一规定持续到信息化管理实施后才取消。这些材料我都保留了副本，加上协作主持单位和某些单位约稿，日积月累也有不少资料。改革开放后鼓励著书立说，本世纪初，植保所领导建议我编一本文集，我表示先把资料整理一下看看有无出版的价值。科研处领导知道后热心促成，并找情报所帮助审稿编辑和联系出版等事宜，使文集顺利出版。续集也是院领导看过我的一些生产建议后要我整理成文集，由情报所协助出版。
院为我出版文集使我深受鼓舞。我感到这可能是“抛砖引玉”，促使科技工作者积极总结经验，对我个人也算是一生业务工作的总结。
现在翻开这两本文集，我感到内容广而不深，只限于一般的技术工作总结，而不是学术论述，更谈不上学术观点与理论。这是我引为遗憾的，只能作为资料供人参考。有人开玩笑说：“我一生留下两个孩子，两本书”。这的确也是如此。后记
回顾六十多年，农科院壮大，我成长。从1949年公主岭农事试验场、东北农科所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职工人数从1949年235人，1978年922人到2005年1026人。高级职称的正副研究员由1949年13人，1978年102人到2005年210人。主要研究成果奖从1950-1980年三十年间只有69项。1981-2005年二十五年间共获得145项。我自己从年轻时研究实习员到研究员，从未见过奖章到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一个课题组的参加者到国家攻关项目主持人，成为国家队成员之一。在科研管理方面，我从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到管理全院工作的院长。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教育、院领导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几十年来，和我一样在我院成长了一大批科学家和领导干部，他们在各自领域充分发挥了才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这些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供后来人借鉴吧。2013年5月于长春
我的人生路
洪绂曾我五岁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十岁时太平洋战争又起。与此同时国内战争相继爆发，国家一直处于战乱、恐怖、动荡之中。我们全家从南京出发，辗转全国躲避战乱，最后还是落户于已经沦陷的苏州。在这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先后送走了美国校长，迎来日籍老师，直至抗战胜利，始国人治校。1949年，国民党彻底失败，未经炮火，苏州即得解放。解放前夕我父母和几位兄长去了台湾，我因等待苏州中学一纸文凭而独自留在苏州。我曾目睹上海滩美军残暴和临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到处偷盗抢劫以至家家关门闭户。终于解放军进了城，看到朴素、勤劳而又亲民的解放军，和国民党战败后的散兵游勇对比迥异。一向担心毕业即失业的青年，从心底爆发出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希望，和许多青年一样，我两眼润湿地投入到欢迎解放军队伍的狂欢人群之中。启蒙
苏州解放不到半年，大江南北“一片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的同时，我进入了复旦大学农艺系。一踏进校门，高班同学热情迎接新生的情景，使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同学胜于兄弟的团结互助氛围。经过政治学习，结合解放前后的亲身体验，使我毫不动摇地分清国内两个党派、国际两大阵营的形势，心悦诚服地投入革命怀抱。入校两个月后，我加入了青年团，并担任从班的团干部一直到系、院总支的负责人，接着又被选为复旦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团委学习部长。在党团组织教育下，我一直在“学习好，工作（社会活动）好，身体好”的目标下忘我地进行努力。洪绂曾
解放之初，一方面大学生统考，免费上大学，高班同学被国家分配走上重要岗位，这一切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幸福。但另一方面，国民党还在“反攻大陆”声中不断骚扰，美国飞机不时轰炸上海，频频给新政权制造困难。我们班在农村长大的同学们带领下，在校宿舍中间空地上开地建了“小农场”，在“生产自救”的口号下，我们通过劳动享受自己生产的果实，提升了响应国家号召“克服困难”的责任感。在客观形势教育下，我们班同学无论来自农村或城市，大家都有着“天生的”对农民的关爱，全班团结亲如一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援友好邻邦的壮烈义举面前，学生们义愤填膺积极行动。我们农艺系49级同学在复旦大学校布告栏上率先贴出由四人署名的申请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大字报，我也是四人之一。不久在全面动员形势下，我们班被命名为上海闻名的“金日成班”，以表支持友邦的决心。我虽未获得批准，但全班的40名同学有12名光荣参了军。在保卫祖国、支援正义战争的动力鼓舞下，同学们虽无收入，但从助学金或家庭给的有限生活费中节省出不多的钱捐出自己一份浓浓的爱心，让国家有更多的飞机大炮对付敌人，同时支持国家发行公债。在捐献运动中，我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本《Webster》英汉大字典捐给校图书馆供全校享用。
当时学校一方面要求学生努力从事文化和业务的学习，以报效国家，同时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学校也经常约请一些高层领导和社会名人到学校作形势报告，讲哲学，讲人生，帮助同学们树立革命人生观。像当时中共华东局的舒同、刘瑞龙等等，特别是有一次我以学生会宣传部长身份接待陈毅市长并主持那场形势报告会，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陈毅同志是一市之长，既有将军气度、领导风范，又有和蔼可亲、关爱青年、贴近百姓的高尚品质，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新中国的未来更坚定信心。学习是本份。虽然我担任社会活动比较多，但专业课和基础课学习都很认真。记得我选修中文系教授陈子展的语文课，两次作文被打成甲上和甲100的评分，英语也因通过测试而获免修资格。相比之下理科如化学则成绩平平。中午和晚上经常开会和进行政治活动。特别在学生会竞选时期，常忙到深夜，就和一些同学到宿舍后门小摊上有滋有味吃上一碗担担面。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在复旦，还有三件事对我有很大影响。一是1951年夏天，华东6所大学农学院同学接受山东省邀请，到革命老区作农村调查。我被分配到当时的惠民地区滨县，主要调查棉花种植情况，既有技术调查，也有社会调查。一位曾在抗日时期“支前”的老模范带领我们，由我任小队长并兼任调查大队临时团总支委员。6所学校青年学子在一起团结战斗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白天下地，晚上听老模范讲革命故事，或者和老乡一起开会，夜里则躺在小土屋那满是跳蚤的土炕上彻夜难眠。红军故事、老区农民的革命觉悟和贫困的生活环境，使我们来自大城市上海的青年学生深受革命洗礼，怀着豪迈的心情度过了调研全过程。第二件事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土壤学家、农艺系主任陈恩凤先生主讲土壤课，我对他讲授前苏联知名科学家威廉士倡导的草田轮作理论特别感到受启发。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综合的农作制，也是田间微生态系统的理论，引起我极大兴趣，我立志要为草与田的共生共养服务。几年后这志愿果然实现，奠定了我一生业务的航向。第三件事是1952年我们农学院师生百分之百地按教育发展要求整建制地从上海搬迁到号称“大粮仓”的东北。由于急需人才，同届的其他院系同学多是三年级就提前毕业，而我们农学院则需读满四年。当时的沈阳还处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而我们说服父母、家人，身挂大红花乘专列，雄赳赳、气昂昂，经两天一夜行程到达了沈阳，在东陵附近一片荒地上开始建立沈阳农学院。这个过程中我被任命为迁校的副大队长，负责解决学生的一些困难和做思想工作。凭着大家的觉悟，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迁校任务。
在复旦仅仅三年，是我成长和确定人生观最关键的时刻。回想起来，母校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桩桩、一件件政治运动，学习实践和生龙活虎的文化艺术熏陶培育和塑造了我为祖国、为人民的革命灵魂。我热爱复旦，热爱和我共同度过这段有意义的幸福人生的老师和同学。作为复旦人，我十分自豪，短暂时间我受到了母校给我的革命启蒙，深感复旦革命精神的可贵。我强烈感受到复旦革命精神就是热爱祖国，团结互助，勤奋学习，努力拼搏。磨练
到沈阳后，我们毕业班被送到北大荒的赵光农场实习了一个月。在黑油油的肥沃土壤上，在望不到边的田野里，我们驾着大型拖拉机一天只能犁一条垅，和在上海的小农场相比使我们大开眼界。在沈阳农学院的一年，我们上海来的复旦人弘扬革命精神，逐步适应东北环境、气候、生活方式巨大变化的考验，投入到边建校，边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习任务之中。四年级上半年，我被选为首届学生会主席，为建立迁校与合校（有部分同学来自哈尔滨）后的新秩序而努力。下半年，我们到农村实习，做毕业论文。1953年6月我以毕业班班长身份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院毕业班同学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愿望：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立志为人民服务。
我要求到北大荒农牧场工作的志愿未被批准，而被分配到当时隶属东北大区政府的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9年下放吉林，改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所长唐川亲自按我的志向把我安排到牧草饲料作物组从事研究工作。一方面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和研究，一方面我仍在所、系团组织做青年工作。
从1953年夏到1958年初不到5年的时间我主持了“多年生牧草根系研究”、“多年生牧草混播组合研究”，以及“城郊牧场奶牛青饲料轮替研究”和“一年生饲料作物混播组合研究”几项课题。通过俄文速成自学巩固，翻译出版了《青饲料轮替制》一书，并汇总多年研究成果，编写出版了《苜蓿》一书，还发表了3篇研究论文和若干技术总结。特别是我作为牧草组代表参加了所长亲自主持并有全所约20个专业人员参与的《草田轮作制综合研究》大课题，我着重研究草在轮作中的功能和效益。当时全所动植物育种、农作物耕作轮作许多研究均纳入占地400公顷的全所三大草田轮作体系之中。特别是我所在的畜牧系为培育马、牛、羊、猪、鸡新品种而设立的饲料轮作体系，在200多公顷生产和试验田中，我得到了广阔的研究和实践的空间。
1958年我在试验农场里继续从事草田轮作的生产资料积累和相关的技术改进工作。结合生产我进行了许多大田生产试验，特别是开展大面积农饲作物立体种植、间混套等研究。至今记忆犹新的如麦茬复种青饲料、玉米与饲料甜菜，以及早熟马铃薯与大豆不同间作方式研究，运用边际效应原理，间作和单作相比，玉米和大豆几乎产量不减而饲料、甜菜和早熟马铃薯几乎额外增收。
另外，我又主持课题：结合所内养猪育种在国营农场开展了组织青粗饲料生产周年供应的研究，同时总结全省养猪经验。在国内实行“以粮为纲”的情况下，同时也有前苏联一部分专家强调一年生作物也有多年生牧草可以生物固氮功能理论的影响，以苜蓿为主的草田轮作制受到质疑。为了增加养猪蛋白饲料来源，我开展了秣食豆从栽培到饲养利用的系列研究，并用于育种猪的培育，获得1963年全所十大科技成果之一。1970年起我连续被派下乡蹲点劳动。我蹲点的地方是全国闻名的农机化典型公社和全省闻名的养猪生产队。我边劳动，边研究农村养猪青粗饲料。在全省第一个引进水生饲料并加以利用；和有关同志合作在农村条件下研究牛胃液离体培养，发酵粗饲料；开展青贮、半干青贮的推广应用等等。当年曾宣传过的一名解放军战士用2.1斤精料加糖化粗饲料就可长1斤肉的经验推出后，引起国际关注。我结合劳动开展了糖化饲料试验，认识到那是在部队餐饮后泔水喂猪基础上而并非一般可行结果。
从1958年至1976年通过反复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在人生观、世界观上有了扎实的进步。而更深的感受是在农场、农村和工农朋友同劳动、同生活，甚至和“猪倌”、“牛倌”同炕而卧，使我从他们的人生观中，敬业的劳动精神、朴实而又艰苦的生存条件中，深深地否定了我自己“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生活态度和能力，从而与农场工人、农村农民结下深厚情谊，同时使我深深地理解并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农情”；在业务上，1953年～1966年我勤奋的研究和积累着草粮轮作、饲料轮作的实践资料，使我接触到各种主要农作物、饲料作物，掌握了一般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同时在防护林带、土壤理化、微生物群落，以及耕作、轮作体系的技术原则等方面了解其实践和效益，深受综合研究、学科交叉的补益，积累了较为广博的知识。而1966年～1977年在农场和长期在农村蹲点，又积累了较丰富的生产经验。我认为这些是我日后从事科技管理以及承担多学会任务的业务基础。成长
就在1977年，老院长唐川从朝鲜带回一种养猪青饲料“聚合草”，交给了我并在农业部立项进行研究推广。我一方面研究加速繁殖、生长和利用规律，一方面第一次迈出脚步，到20多省市与同行朋友开展合作，仅三年多时间通过全国科研、院校饲料牧草界大协作，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从而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两部一委推广奖。1979年被组织上安排先是在院内由我辅导英语口语，并通过农业部考试进入了第一期出国英语强化班。1980年随省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一次后，1981年底我只身去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做访问学者。这在当时不仅超出我的预想，而且周围也引起轰动。在圭尔夫期间，我不但利用当时国内少有的生长室设施三次重复做了苜蓿品种幼苗提高早期诊断的研究，而且我选修课程，翻译了禾本科、豆科牧草育种著作，编写《北美苜蓿育种发展与成就》的论文，还搜集了上百种牧草品种资源，翻印了大量资料。同时作为中国留学生组长，广泛与香港、东南亚华侨联系增进友谊。其间，我去美国洛杉矶与在台访美胞兄阔别30年后首次团聚。虽然他规劝我随他去台发展，当地华人朋友也挽留我在加拿大继续申请研究课题，但是院里领导一封来信，我即奉命启程于1983年夏回国。有人问我，在加拿大一年多，什么最爱？我答到，一是先进的研究设施，提高效能，二是遍布校园和社区的草坪绿地，回国后我较早地宣传了草坪的功能与技术。
令我没想到的是院里要我回国，是提拔我从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越级而成主管全院科研的副院长。我和领导班子一起努力在科研管理和改革上做了一些探索，在努力培养人才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效。与此同时，我并没有放弃专业研究。一方面我在原来聚合草协作组的基础上在农业部支持下成立了青饲料协作组，组织全国牧草饲料工作者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对壮大牧草研究队伍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方面，我向农业部申请并主持了《全国栽培牧草草种区划研究》和《放牧型抗寒抗逆苜蓿品种选育》两项课题。前者是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号召“反弹琵琶”种草兴牧，由于缺乏对草种特性认识，各地盲目引种造成大量失败事例得到的启发；后者则是为了探求我国天然草原缺乏蛋白营养而用从加拿大带回的种质，通过育种途径培育适用的新品种。在农业部领导下，组织全国同行协作，前者有27省市1100余名科学工作者参与，最后的成果获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后者也与几家院校合作，我将带回的种子分赠有关单位，我采用克隆和多元杂交与院里同志们一起育成了有根蘖的苜蓿品种，获得国家登记。只可惜由于工作变动，没有实现预定跟踪的目标。除了研究课题外，我倡议在农业部和同行支持下首次建立国家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对推动牧草育种的规范运作打下基础。与此同时我在中国草原学会担任了饲料生产研究会会长。为了推动全国农业科技管理水平的提高，我继任了早先成立的全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会长，从宏观层次研究推动国家农业科研机构的内部改革。
在此期间，我也注意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发表论文成为北美苜蓿改良会议的成员，在日本我代表中国出席了种质资源的会议并担任阶段主席，特别是1984年花了一个月时间和一位饲养科学家一起乘沿海铁路列车访遍英伦三岛，考察了畜牧饲养的基础研究和进展。与此同时我带的研究生第一次完成豆科百脉根原生质体植株的培养，以及开展全省饲料资源普查，先后获得省技术改进三、四等奖多项。
从加拿大回国不久，党组织向我宣传了民主党派的作用，推荐我加入九三学社。不久成为院九三学社和省九三学社筹委及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并被选为吉林省政协常委。1987年老院长唐川离任后，我被任命为院长负责制试点单位的“一把手”院长。在党委集体领导下，我履行着科研和人、财、物全面管理的职责。虽然党委曾因工作需要研究并吸收我加入共产党，但多方面考虑后上级有关部门没有同意。
从1977年到1989年从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走上管理岗位，既积累了一些领导与管理经验，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农业知识分子的可敬可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领导者，最有成就感的是看到人才的成长，青年的进步。要创造和谐的环境，促进事业的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既有室内，更要注重室外。20世纪50年代老所长唐川就提出要“学会和植物说话”。农业科研既要有理论创新，更在于经验积累，既要重视个人奋斗，更要有集体、团队的同甘共苦。随着社会发展，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要逐步探索；在实践中我也体会到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在团结知识分子，增强爱国家、爱人民的政治责任感，推进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以及谋求共同进步，温暖和谐而又合作的政治大家庭氛围。绽放
1989年春，我被通知已由中共吉林省委通过作为副省长候选人，恰此同时，一个中组部和农业部的考察组来院对我进行考核。由于农业部急需一位有民主党派背景，又来自科技领域的副部长，因此不久之后在当年两会之前，我就离开工作生活了长达36年之久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来到北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党派第一批部级领导成员在农业部报到。虽然有升迁带来的兴奋，但更多的是从一个长期在地方从事农业微观研究和管理，骤然进入国家部门担任领导对宏观视野和相应管理能力的缺乏，无形中有一定压力。由于工作的紧张，到农业部不到半年，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两次几近死亡边缘。幸亏得益于一位开明大夫，从心理、生理并举的治疗中，使我从对病患无知的恐惧到理性的平静，乃至在逐渐认识并把握自我规律基础上重新投入工作，参加各种活动，重振精神，转移注意力，逐渐摆脱病魔的困扰。在度过了九个月的住院治疗和休养以后，我既经受了疾病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提升了我对健康的身心理念。
在农业部我分管科技、教育、环保能源和农业区划等司局。当时民主党派人员担任国家部门领导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既是社会关注也是探索过程。但作为政府工作，党组一班人对我一视同仁，我也毫不“见外”，虚心学习，努力工作，配合默契，不但心情舒畅，工作也渐有成效。一是在教育工作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证书”，抓最基层农民教育，在科技上继续强化“丰收计划”等工程促进应用技术在实践中的转化。为整合资源，大力推进农科教结合，既有农业内部的行政、科研、院校的结合，也追求农业、科技、教育三个政府部门的结合。二是深入实际，向基层学习。在当时有66所农业大学，360所农业中专，以及30个省市农科院和300多个市地农科所，我遍访了90％的省级院校，30％的地市所校，既是调研，也是促进改革与发展，与此同时广泛结识了第一线勤奋工作的农业科教界专家、教授和领导，不仅在业务上而且也在心灵上沟通。三是在国务院领导下推动部际合作，共办农业广播学校，共同推进农业生态县、农村能源和地方农科教结合的示范工程等，团结涉农部门协力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四是在客观形势推动下，从无到有建立农林品种保护知识产权，转基因及安全管理等工作机构和规范工作的法制，以及为加强引进工作而建立948项目等，逐步开拓农业科技新领域。中国工程院建院之初，农业部推荐我申报院士，但我认为自己已从事管理，离开了专业领域，因此由我推荐更为适宜的专家。我前后在农业部工作九个年头。其间在第三年时组织上曾动员我离开政府专职党派工作，但由于我确实怀着对“三农”发展的深情，觉得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平生唯一一次没有服从组织的动员。
在农业部期间，因为我分管科教工作，先后有十多个学会、协会让我兼任会长。其中最主要的是1989年被选为中国草学会理事长，1992年被选为中国农学会会长并先后各担任两届，此外还担任跨部门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连续四届等等。在团结专家成员切磋学术，推进学会建设，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与此同时，1992年起我被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在社中央统一领导下我自觉地和社员同志、机关干部一起，利用党派、学会等平台，重点围绕农业农村工作开展调研并向中央和决策部门建言献策。
1988年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我65岁时离开了农业部，先是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接着当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任全国人大常委，担任了全国人大设立的第一届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在北京，除了做好党派机关日常管理和参政议政及调研工作外，我重点组织了关于北京市农业现代化和北京农民教育两项专题研究，所获成果获得市统战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二等奖；在全国人大，除参加各种会议、调研和执法检查外，重点在农委会统一布置下，我负责了第一部《种子法》的起草和《草原法》的修订工作，同时参与《农业法》修订和《防沙治沙法》的制订等。2002年我已年届七十，但因党派新老交替的需要我被调到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任专职副主席，同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方面我负责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作，同时在主席会议领导下经常组织社内外专家就国内外形势以及改革发展热点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开展“议政日”，专题论坛或调研活动。利用九三学社中央、中国农学会等学术组织以及我作为农业专家咨询团主任的平台和渠道和许多领域专家在一起积极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了约二三十项建议，其中如三江源的保护，遏制沙尘暴保护呼伦贝尔草原，发展云贵川金三角的热带农业，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发展农村沼气建设生态农园，以及暗管排减扩大耕地，开展农村清洁工程，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加强种质资源保护抵制外来物种入侵等等，都得到领导重视并重点立项支持和推动。2003年我又继任了由中央智力扶贫办公室领导的黔西南试验区联合推动组组长，和八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开展支边扶贫工作，开展了多项针对当地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的生态治理和发展草地畜牧业等项目，对当地及石漠化地区扶贫起到积极推动作用。2005年我从九三学社中央岗位上离任，2008年我从全国政协岗位上退出。如果从1983年算起，至此结束了25年的政治生涯。
从1989年到2008年将近20年，我作为政府官员和人大、政协成员，从亲身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体会到社会主义民主的逐步发展，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的独特作用和多党合作制符合国情的创造性；我坚信中国会在困难中持续发展。13亿人口大国的治理和引领绝非轻而易举，但是民族的精神，文化历史的积淀，当代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理念，是我们伟大祖国沿着社会发展轨迹前进的保证；作为国家一名高级公务员，我尽力在不同岗位上尽到一份责任。伏枥
2008年我从贾庆林主席手里拿到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纪念证书，被人们戏称为"毕业证"。至此我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然而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及原来在政府、人大、政协的广泛联系，特别是作为中国农大客座教授，草业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农学会、草学会名誉会长，我仍然本能而自觉地继续关注“三农”、“小草”这两个被我戏称的“弱势群体”，仍然忙碌于一些公益性活动之中。2006年在农业部领导和各方专家支持下，我组织了《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的编制，为国家草业发展提供了基本理念、策略基础，扩大了草业的社会影响，中央领导同志也认同“小草是个大事业”。2008年我和草学会专家们一起，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强有力支持下，在十多年努力争取之后，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前一个月，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联合国仅有的两个国际学术组织，有70多个国家近900位国际友人和专家共1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主题是“世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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