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铁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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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研究试读：
摘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决定性因素在于莫言借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积极投身到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域外输入、自主创新、域外输出三个环节，其作品被域外读者和学术界广为接受。文学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一样，是当前中国文学界所面临的大环境，而非选择。莫言小说的成功是中国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型例证。
莫言在整合域外文学各种思潮及流派的基础上，勇于借鉴域外文学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资源，讲述中国故事，写出中国气派，在坚持个性化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独特的小说叙事模式。莫言小说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探讨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文学对人关注方面，莫言通过其文学地理“高密东北乡”及后来的城市系列小说，建立起“好人—坏人—自己”的独特人物形象塑造原则并以此揭示出人性的弱点，表现出莫言博大的人文情愫；在战争小说书写方面，莫言摒弃创作老路，重在揭示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和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开了未曾参加过战争的作家却创作出如《红高粱》这样红遍全球的战争题材佳作的先河。莫言小说的巨大成功用事实回应了当前学术界“文学已死”的论争。
莫言小说成功的文学个案表明，中国当代文学若想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更大的影响，不仅需要借鉴域外文学创作的经验，创作出具有自主创新性的文学力作，而且需要通过译介渠道将作品输出到域外并使其在域外被广为接受。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为文化强国战略发挥应有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国内外对莫言的负面评价或恶意攻击，不仅不能损害莫言的形象，反而从逆向角度进一步印证了莫言在文学界的伟大及其小说中传导出的文学话语权意义。
Abstract
There exist various factors to explain Mo Yan’s award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but the decisive factor mainly lies in joining himself into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three links of input，innovation and output，Mo Yan’s novels are now widely transmitted and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abroad. As same as globalization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China’s new literature is not faced with the choice of globalization but its inevitable context. Therefore，Mo Yan’s achievement is a typical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success of China’s literature by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literary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the literary trends abroad，Mo Yan was dare enough to borrow the essence from foreign literature，telling China’s story with Chinese classical and folk resources，forming China’s imposing literary manner，thus having formed his unique model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path of adhering to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ation. In his novels，Mo Yan shows his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mission in inquiring into the social，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s；in the aspect of human concern，he has established the unique principle of “good—bad—self” in literary figure creation and exposed the weak points in human nature in his literary geographical Gaomidongbeixiang and other urban novels，thus expressing Mo Yan’s open-minded humanism；in the writing of war novels，Mo Yan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writing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warped mentality and the variant human nature in wars，thus setting up a fine example for the writers who have never involved in war but successfully written such an excellent war novel as Red Sorghum. With his tremendous achievement in fictional creation，Mo Yan has replied the disputes of “literature dies” nowadays.
The example of Mo Yan’s success also shows that China’s new literature must have its works exported to the world book market by translation so that it can form more impact on world readers，even though the works are finely created with foreign influence. Only by doing so，can China’s literature obtain more literary discourse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among the heterogenic cultures，and play more roles of cultural soft power in building a cultural powerful country.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or the intended attacks of Mo Yan can not hurt his fine image in the literary world，but further demonstrate Mo Yan’s greatness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discourse power derived from his novels.
引言
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如今，莫言小说已走向世界，受到域外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莫言研究的热潮。域外读者透过莫言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初步印象，并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了大致的了解。因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成就为域外文学界所敬仰。然而，中国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落后于西方，尤其与欧美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形成巨大反差，文学也不例外。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文学由世界文学的先锋位置降至落后状态。造成这种境况的既有国内的主观因素，亦有来自域外的外在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加快，现已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再一次以巨人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莫言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莫言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所做出的贡献。
莫言小说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并对中国当下正在实施的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对域外优秀文学成果的学习借鉴是莫言小说成功的外在影响因素。将莫言研究的焦点置于域外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下莫言的文学地理与域外文学地理的比照中，尤其是在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比照中，借鉴域外优秀文学成果是其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互映中，域外影响与中国本土资源的结合、对政治和社会以及历史问题的关注、对人学独特的关注方式、新时期战争小说书写的创新以及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下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等几个方面，是莫言小说在自主创新方面对世界文学传统模式的突破，也是莫言小说成功的内在决定性因素。显然，中国新时期文学必须参与全球化发展；否则，仍固守旧有传统，不进行改革创新，中国新时期文学就没有出路。
事实证明，在政治美学的框架下，莫言表现出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责任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以哈贝马斯文学公共空间理论为基础研究莫言现象，可以从中挖掘出莫言小说的政治价值在文学价值体系中的增值。因而，采取这种研究模式有助于打破旧有的所谓“纯文学”批评范式，开创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新范式，使评论界在对莫言小说做出文艺美学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可发现其小说作品在跨学科批评中形成的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表明，中国作家若想获得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输出环节将作品译介出去，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被广为接受是可行路径之一。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美国中文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莫言小说的英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思想，该翻译理论关注的并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语码转换，而且是将译介学视为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其关注的核心是作品在目的语和译出语之间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和扩伸等，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莫言小说的英译过程突破了中国翻译界一直坚持的“信、达、雅”原则，就必然涉及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问题。在葛浩文看来，翻译是一种对语言之间不确定性的“挑战”，翻译家“既要创造又要忠实”，因而在两者之间采取“折中”态度是在所难免的。葛浩文不仅翻译了莫言的大部分作品，而且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莫言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以翻译家身份驳斥了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莫言知识分子身份提出的质疑。
法国的杜特莱和尚德兰、瑞典的陈安娜、西班牙的安妮海伦·苏亚雷斯、日本的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越南的陈庭宪和陈忠喜、韩国的朴明爱等域外翻译家均为莫言小说走向世界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些翻译家中的大多数人同时又是汉学家。像葛浩文一样，他们在翻译莫言小说作品的同时，还向其所在国家或所在语言区域内的广大读者推介了莫言。
莫言小说的域外译介与传播是作家在文学输出环节上参与全球化发展取得成功的另一佐证。莫言小说的译介为其域外传播奠定了基础。随着莫言作品的译介，在域外形成了莫言小说研究的热潮。文学输出这个环节使莫言在中国文化与域外异质文化的交流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使者。
莫言获奖具有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将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到执政党首要任务之一的高度，显示出文化在强国进程中的重要性”。中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就国内而言，小康社会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就国际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除继续以武力手段强化其世界霸主地位以外，近来又开始采取文化软实力手段，向弱势主权国家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在西方强势主权国家实行硬实力与软实力并用、旨在继续称霸世界的新形势下，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也正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话语权的体现。
在社会后现代性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文学阶段形成了“精英文学”边缘化、“大众文学”市场化、文学失去了往昔“轰动效应”的不利局面。“文学终结论”对作家、读者和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其创作及其成功的文学案例回应了当代文学应该如何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莫言研究热潮”中，尽管好评如潮，但也存在不和谐的声音，如对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学术质疑以及就此问题形成对莫言政治性攻击的负面评价等。以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的发展为主线，将莫言小说的巨大成功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将有助于世界读者进一步辨明莫言小说学术探讨的正面意义，又可透视出反对派对莫言政治性攻击的真实意图。这就需要以莫言本人的观点、诺奖评委的观点、域外评论家的观点以及小说作品的内涵等为依据，让事实说话，在辩论中使莫言小说的意义越辩越明。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小说研究而言，采取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模式，将有助于深入挖掘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莫言作品和获奖的相关附录材料，可为广大读者和评论界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
鉴于此，将域外影响、自主创新、域外传播三个方面作为莫言研究的主线，就回避了已有的莫言研究模式，将莫言置于全球化语境中进行考察，进而形成了莫言研究的新范式。第一章全球化与莫言获奖的是非曲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跻身世界级作家行列，莫言研究的意义也就不再局限于中国文学，而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就世界文学而言，莫言作品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窗口，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就中国文学而言，莫言获奖圆了中国文学多年的诺奖梦，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赢得了话语权。在学术界热议“文学已死”的时代，莫言的文学成就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域外文学输入、自主创新及其作品的域外译介与传播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第一节全球化语境下的莫言
莫言所取得的文学功绩是其积极投身于文学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莫言的文学创作既有中国文学传统的根基，亦有域外文学的助力。作为一位坚持个性化发展的作家，国内外文学元素的结合才使莫言成了莫言。显然，没有文学的全球化，就不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独特的“莫言现象”。一 全球化与中国文学境况
全球化是当今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正如中国学者所言，“全球[1]化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处境”。事实上，全球化由来已久，并非新鲜事物。人类由自然存在进入社会存在以后，随着国家的出现，国际交往也开始形成。这种交往既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亦有文化方面的交流。“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一个全新的术语，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却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指当时在国际经济发展模式上所发生的巨变。此后，“全球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主要领域中。如今，除上述三个主要领域之外，全球化发展已经贯穿于科技、通信、军事、医学、环保、交通、金融、教育、体育、战争、文学、语言和媒体等范畴之内。因而，全球化理论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2]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已成“显学”。
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提出了“地球村”这个新概念。该概念源自麦克卢汉对电子通信和交通的快速发展而导致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同步性、同时性和瞬间性的全新理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论及了这个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从当时世界民族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资产阶级开拓的世界市场已使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变成了世界性的，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文学”并非当今狭义上的“文学”，而是广义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等不同分支学科，但归属于人文学科的文学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内。
全球化始于经济领域，与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直接关系。在人本主义经济学看来，虽然人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经济活动，但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并非利益最大化，而是以物质为基础又凌驾于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感受，即人的幸福与快乐。虽然人类伦理观崇尚的是“善”，但[4]在实际行动中，受人的“趋利避害”本质弱点的驱使，利益成为支配人际关系的杠杆，独立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一直处于激烈“竞争”当中，甚至以战争手段来解决人们对利益相互争夺的矛盾。马克思从人的这种现实性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本质抽象性出发，[5]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人在利益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集团进一步扩大到国际层面，就构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人的社会群体性决定了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已成为全球化潮流中世界各国共同的美好意愿。全球化以经济领域为前导，尤其以国际商务活动为先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随着人们在经济领域内的国际性交往蓬勃发展，政治和文化领域内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于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出于文化大框架下对人自身的关注，文学也必然要加入全球化发展的潮流中来。
中国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中既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更有国内因素的桎梏。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盛唐时期的中国以其先进文化对周边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都形成了重大影响。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和横跨大洋的郑和下西洋等国际交往，更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的典范。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既增加了域外对中国的了解，也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宗教为例，始于印[6]度的佛教文化，经国内外历代高僧译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佛经中的很多篇章本身就是文学精品，再加之佛教的盛行和士大夫阶层的推崇，于是，佛教文化又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中国文学。以中国为基地，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将佛教和中国文化又传至日本。这种宗教文化和文学的国际化交往，虽无当今全球化的规模，但对世界异质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由56个民族融为一体的多民族国家。自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战乱和分裂的局面始，中国就此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后来中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民族基础。由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全盛期。汉代在文化上的重大建树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的结果，其特征集中体现为以齐文化和楚文化相互融合而成的中原文化。汉唐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频繁的经济往来促进了彼此间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周边邻国也选派学者到中国学习，进而促进了中国文化及文学与这些邻国的双向交流。但受交通条件和通信条件的限制，中国早期与外界的交流主要局限于中国与日本、朝鲜和南亚等邻国和地区之间。此间，这些邻国和地区也选派学者到中国学习，进一步增进了中国文化及文学与域外文化及文学的交往。以中国古代文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为例，即使在当今的日本文学和朝鲜文学（包括韩国文学）中，中国唐诗仍占有重要位置。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显而易见的是其文学特征基本上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古代文学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也基本上以输出为主。与西方文学相比，尤其与美国文学相比，中国文学全球化的历程及特征完全不同。美国文学的兴起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一脉相承。在这个移民之国中，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在美国学者罗德·霍顿（Rod W.Horton）和赫伯特·爱德华（Herbert W.Edwards）看来，“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了解文学和产生该文学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讲，文学往往反[7]映时代的主要趋势”。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化和欧洲文学。在世界政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同时占据重要位置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是在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写成、意在表现北美殖民地民众心理和政治诉求的政治文本和文学文本。此后，大批亚洲和非洲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域外因素与影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北美这块新大陆上融合而成的美利坚民族，本身就为其民族文学铺就了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在国际上逐渐强大，美国文学也由输入阶段转向输出阶段，10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包括21世纪的获奖者鲍勃·迪伦）即为例证。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真正接轨发生在现代。梁启超和鲁迅分别提出了“文学救国”和“立人”口号，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开放先行一步。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导致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逆向观察这种变化可以看出：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是由西方对中国的入侵间接促成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先“师夷长技以制夷”留学欧美，之后又选择学习欧美成功的典范——日本为学习对象。究其本源，日本自明治维新运动之后全盘西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使其文学思潮发生了相应变化，日本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应运而生，这也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国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间接接触到西方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以及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哲学思想。“通过自学西方哲学而获得的认知理论开拓了他的思考空间，层出不穷的新史料扩大了他的引证范围。他的学术成就改变了中国旧学浑元一气的面貌，既弘扬了中国学术赅博会通的传统，又开[8]启了现代意义上分科扩宇的专业化发展方向。”李叔同和曾孝谷等留日学生也于20世纪20年代在国内创办剧社，将西方流行的话剧剧种引入中国。在那个历史阶段，这些剧团上演的主要是西方剧目，中国观众通过到剧院看戏的方式体会认识西方的先进思想。中国学者向日本学习的原因还在于，“19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着西方的冲击。为了应对西方的冲击，中国长时间内纠缠‘中体西用’，而日本上下在‘脱亚’意识的主导下，逐步以‘和魂洋才’取代了‘和魂汉才’。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挤入‘脱亚入欧’的行列，国力蒸蒸日上、成为东亚一流强国。于是人们看到，相同时代下的两个国家由于遗产厚重程度的不等和应变方式的不同而结果各异，中国追求的‘中体西[9]用’在日本却收到了‘和体西用’的效益”。
直接向国内引进西方思想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家严复。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孟德斯鸠（Baron de Mondesquieu）的《法意》、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Herbert [10]Spencer）的《群学肄言》等西方近代思想的代表性作品经严复的译介而传入中国。严复驳斥“中西体用”的传统思维模式，指出，学无分中西，亦无分新旧，只看它是否有助于我们强国；而西方之强，不在于其武器和技术，亦不在于其经济政治制度，而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观。在中国和西方究竟应该谁向谁学习的认识方面，不论该观点是否有失偏颇，严复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众对西方思想和西方社会的了解，也为日后中国文学踏入全球化发展道路开了先河。
在域外思想传入国内的初始阶段，域外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表现为“把文学的现代化与社会、民族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这一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多倾向于体现乡国情怀、人生感悟和亲情主题等人文情愫，而当民族内部矛盾为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代替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观念就会发生由西方化（现代化）向本土化（民族化）的转换，并引起艺术思维方式、文学观念、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大幅度调[12]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文学的特征基本上以民族叙事取代了个人叙事。个人与传统、个人与社会和阶级以及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等核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旋律。“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化派为改变国民集体无意识状态而呐喊，表达了此间作家对个人精神世界现代化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进入当代发展阶段，其显著特点是文学创作和批评均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由于中国和苏联是友好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盟友，因而中国当代文学只对苏联实行开放，引进的均为苏联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当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后，中国文学界才开始将视野转向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然而，“文化大革命”对“崇洋媚外”的批判又使中国“洋为中用”的大好局面跌入低谷，再次使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的交流陷于停顿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锁之后，出现了本世纪不多见的大规模介绍西方思想的持久热潮。而‘新时期文学’发生的变革，与外来影响所产生[13]的冲突、融汇有直接关系”。莫言认为，“我觉得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前面的二十年是我们中国作家当学徒的一个时期”，“我们要大量地阅读和借鉴西方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中断了二十年没有跟西方文学接触，我们需要知道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在我们二十年‘闹革命’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怎样做的，这是我们所缺的课，我们必须补上这[14]一课，在补的过程当中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模仿”。中国文学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百年间，基本上沿袭的是欧美传统现实主义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书写模式。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西方文学却已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繁荣期。西方文学发展的这种状况也正是莫言所说的中国作家“所缺的课”。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已经落后了好几个思潮，如果不能尽快补上这一课，那么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在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后，西方已呈衰落之势的现代主义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一道被传入中国，加之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这些因素促使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精英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代之以“大众文学”的市场化发展，文学也逐渐失去了往昔曾经风光无限的“轰动效应”。于是，“文学终结论”对作家、读者和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的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又使文学作品与经典化渐行渐远。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内外因素对中国文学传统形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因而，面对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作家希望借助全球化来加速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又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出路而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此间有些中国作家机械地模仿西方文学的表现形式而忽视“自主创新”，虽然他们的作品看上去“洋味十足”，但因缺乏中国文化底蕴而无法被读者接受；面对域外文学的新鲜事物，文学[15]批评界也因找不到新的文学批评准则而不知所措。
虽然中国作家希望能与世界文学接轨，但中国文学历来就有被政治气候影响甚至左右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仍然在新旧观念之间徘徊，颇有些无所适从。正如邓小平所论述的那样，这种现象是由“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16]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所决定的。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这种僵滞局面才有所改观。然而，中国的文学界又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去政治化。“唯政治论”和“去政治化”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左右摇摆状态的两个极端。莫言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步入了中国文坛。对此现象，莫言指出：“我们过去像中国的文学也好，苏联的文学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把文学放在政治利用上，实际上把文学作为政治的表达工具。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八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许多年轻作家以谈政治为耻，以自己的作品远离政治为荣，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我想社会生活、政治问题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不关心的重大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也永远是一个作家[17]所要描写的最主要的一个题材。”看到域外文学名家对政治的关注，在其在向域外学习的同时，莫言对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进行改革，另辟蹊径，这就是莫言提倡的创新精神，因而这也是“一个自主的、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创新阶段”。然而，对于习惯于走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的中国作家而言，创新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有些固守传统创作模式的作家甚至还在讥讽这种创新意识。面对这种状况，莫言呼吁中国作家“必须有创新意识，哪怕我们创新的探索是失败的，也比我们一部平庸的所谓的好的成功作品要好”。中国作家应该学习西方，这是大势所趋，但也不能机械模仿，而是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从中国古典文学源头里汲取营养”，“写出中国风格”和[18]“中国气派”。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文学只有加入这个行列中才能发展。以美国文学为例，作为一个多民族混居而成的美利坚民族，其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在20世纪10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T.S.艾略特和米沃什除外），绝大多数作家都有域外背景，他们的作品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上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作为一名犹太裔美国作家，贝娄（Saul Bellow）所关心的已不再仅仅是犹太人的世界，其目光已经转向整个美国社会，其《赫索格》和《雨王汉德逊》等小说将关注点置于这个混乱的世界上人们所处的生存困境中。“四海无家、四海为家”的俄罗斯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认为：“为了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诗人和作家常常会被迫离开自己的实际家园，所以是无家。但是诗人和作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在语言中，在历史中，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中，用他们的审美目光搜索到美的踪[19]迹，也正是家园的踪迹，所以是到处有家。”此外，文学的“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的重建”，使“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得以实现，因而家园意识传达的是“民族的正能量”。这种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20]地认同该民族的文化内涵。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虽然出生于美国，但其《所罗门之歌》和《宠儿》等小说再现了奴隶制惨痛过往的集体记忆，其作品服务于整个人类，在种族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为世界文学开了先河；地道的白人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丰富海外经历让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其伦理道德意识和正义感凸显出来，《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成为揭示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代表性战争小说；“从小生长在中国”的赛珍珠（Pearl S.Buck）“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尤其是热爱中国农民，并且以满腔热情在她的小说里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重重灾难和中国农民的纯朴淳[21]厚、勇毅坚强、勤劳吃苦、坚忍不拔的种种优良品质”。二 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文学现象
上述美国作家通过文学表达对人的关注，这种态度和做法对莫言产生了强烈影响。然而，对莫言影响最大的美国作家是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系列小说构成了福克纳的文学疆域，“高密东北乡”则构成了莫言的文学地理。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时坦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22]重要启发。”此外，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及其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也对莫言的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除上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以外，莫言还从南美和日本著名作家那里汲取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进而丰富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日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中国作家莫言属于两代作家，但两人交往甚密。早在2002年，大江健三郎就预测莫言10年后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实验证了大江健三郎的预言：10年后的2012年，莫言获此大奖！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故乡和童年记忆的文学书写方面。如果说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在文学地理的构建方面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形式上更为接近的话，那么在莫言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影响因素方面，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影响则更大。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童年记忆感叹道，莫言在少年时期生长于农村，莫言取得伟大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23]这也促使大江健三郎再次思考自己是怎样成为小说家的。这就是两位文学大师共有的故乡情结：对故乡的爱与恨。两人对在故乡度过的童年时代都不能释怀，而这种情怀在两人的文学作品中一再流露出来。大江健三郎的《饲育》激励莫言创作出关于故乡童年记忆的处女作《白狗秋千架》。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和莫言的另一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饲育》中的主人公“我”也可以被解读为《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主人公“黑小子”。这两部中日文学作品表现的均是饥饿与孤独困境下的儿童，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贫苦，在孤独中挣扎，但一直有个信念：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二人“乡怨”、“乡情”与“乡恋”的共同儿童心理情结为他们建构起各自的儿童乌托邦世界。此外，中日两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各异。但这种差异非但不能影响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交往，反而促使两位作家在文学与政治关系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大江健三郎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与莫言持类似的态度。在其文学生涯早期，大江健三郎以学生作者的身份获得芥川文学奖，在回应新闻界的提问时，大江健三郎就曾公开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24]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人生的悖论、人的尊严、无可逃避的责任”，这些贯穿其全部作品的大江文学品质吸引莫言向大江健三郎靠近。这样，大江健三郎和莫言不仅在文学对人的普世关注方面，而且在作家对国际政治的关注方面均形成了共同点。大江健三郎对日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认识也影响到莫言，于是，借鉴魔幻创作策略，莫言在《战友重逢》这部中篇小说里触及了对中越战争的国际政治问题的思考，在《蛙》这部长篇小说中则触及了中日国际关系问题。
通常，全球化发展需要通过输入与输出这两个环节来完成。莫言受域外文学的影响，仅在几篇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创作之后，就马上与全球化接轨，进入全球化发展的道路；而莫言创作出佳作后，其作品通过译介走向世界并为域外文学界所接受。莫言的成功是中国当代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在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上取得成功的典型例证。中西文学跨文化研究领域内享有盛誉的华人学者张隆溪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在本国范围内多么有名，如果没有超出本国的名声，没有在其他国家获得读者的接受和欣赏，就算不得是世界文学作[25]品。”莫言的小说能够输出到国外并被域外读者所接受，译介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据初步统计，莫言的作品基本上已被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出版，其中《红高粱家族》在海外的译本就有20余
[26]种。在莫言作品走出国门的历程中，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功不可没。译者葛浩文与作者莫言之间的[27]关系虽然“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但葛浩文为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葛浩文在向英语世界推介莫言作品时对莫言小说做了很多删节甚至重写，并因此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葛浩文对此现象解释为：“译者是人类精神的信使。翻译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创造性的价值生成。虽然翻译中对原著而言会失去一些东西，但这不是译者的错，翻译是必需的。有人说，90%的翻译[28]是不好的。但是，谁不想做那余下的10%呢？”莫言小说的域外传播经历也再一次表明，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进行交流所必然要承受的既痛苦又幸福的历程。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决定了交流过程中的“沟通”必须坚持“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合”的原则。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因而，“得”与“失”是相对而言的。此外，莫言对葛浩文的信任也是其作品在英语世界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葛浩文直言：“很幸运的是，我与大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他对我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大力支持、鼎力相助。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一一对应的。他会很体贴、和善地给我解释作品中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作的补充而非替[29]代。”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语译介从侧面说明，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也是中外文化的“沟通”。在这种文化沟通的过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应持相对宽容的态度，要认识到在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并非简单地将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作者要清楚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由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所面临的境况。只有以相互理解为前提，才有助于翻译家将作家的作品在译入语国家读者中进行传播。
莫言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促成了中国文学输出环节的戏剧性演变过程：盛唐时期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莫言小说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史上可谓亚洲毗邻的“冤家对头”。然而，莫言小说，尤其是《蛙》，能够在日本广为传播，可被看作中日文化相互融合的典范。日本有学者认为，《蛙》之所以能够在日本被读者普遍接受，在于其完全体现了不同事物之间既排斥又依赖的双重性，即对应了日本国民的生存方式。因为日本人同样生存在相对性之中，而非绝对的基准之
[30]中。虽然中日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方面，两个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不用绝对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好与坏、对与错。在当代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等优秀作家在其作品中也曾刻画了一批莫言《蛙》中“姑姑”这类集多重矛盾于一体的人物形象。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在阅读和感悟原作的基础上，以日本读者较为熟知和习惯的感知方式在日本重现了莫言的《蛙》；他不仅翻译了原作的内容和情节，而且从整体上传达出人所共有的精神情感，使译文从异域人的视角跨越文化的鸿沟，构成了[31]莫言这部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所形成的基本优势。
得益于法国汉学家的努力，莫言小说能在法国进行传播，进而在法国形成了中国文化热。法兰西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既有相似性，亦有不同之处。从交往发展史来看，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被划归为四个主要阶段：17世纪法国人到中国传播宗教和科学、18世纪启蒙派对中国文化的热捧、19世纪对积弱的中国文明的讥讽、20世纪末至今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复苏与重视。法国具有悠久而又严谨的汉学研究传统，也是西方最早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国家。莫言小说在法国的影响巨大，截至2012年年底，莫言已有18部作品被译介到法国，现已成为在法国阅读频率最高的中国[32]作家。中法文化交流现象与明清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境遇也有相似之处。早期欧洲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欧洲的宗教文化形成冲撞，并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当其传播受阻时，在华索隐派却又以逆向的方式向欧洲宣传了中国文化，达到了中西文[33]化交流中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家在国际上所获奖项的数量是该作家在国际文坛地位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随着莫言小说在域外的进一步传播，莫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已在国际性文化和文学评奖中多次获奖。《红高粱家族》在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评比中位居第18名（2000），《红高粱》在美国《今日世界文学》1927～2001年40部顶尖名著评选中是唯一的华文作品（2001），《酒国》法文版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1）。此外，莫言创作的小说还先后获得了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奖（2004）、第30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5）、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6）、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08）和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国内学者形象地比喻莫言获奖现象：就如同一名优秀运动员一样，莫言在获得了各类国际层面上的文学“锦标赛”奖之后，于2012年登上了“文学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诚然，一个伟大作家的功绩是不能仅以其获奖多少来衡量的。然而，作家在国际上获奖毕竟是国际层面上对该作家文学成就的肯定，因而这是考察该作家对世界文学贡献的重要参数，也是该作家的作品走出国门，参与文学全球化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在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输出环节上，莫言除作品的域外译介和国际获奖以外，其亲身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也是重要一环。莫言作为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到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保加利亚和瑞典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城市以及到港澳台访问并发表演讲。因而，全球化语境下莫言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下世界各民族文学在取“他山之石”的同时如何“为我所用”，并借此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政治体制下各个民族的文学在价值观层面上对人的关注形成一个整体，使其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显然，若要达到这种文学效果，民族文学之间的输入与输出同等重要。
文学全球化与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化”的过程，体现为时间与空间内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这个过程又体现出世界各个不同区域内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力量以及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特点。因而，“作为一个历史的或历时的历程，全球化的特征却在于其共时性，具体而言就是空间上的世界压缩和地[34]域联结”。莫言小说的全球化特征同样也具有中国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这两方面意义。在历时性方面，中国文学走过了“输出—输入—输出”这样一个演化历程；在共时性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处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莫言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大好机遇，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契机，将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为我所用，开创了一条既有域外形似又更具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道路，最终攀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第二节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对实现中国现阶段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发挥了榜样作用。一 文化强国与文学价值的增值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为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需要全党认清国际国内的总体形势，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坚持经济持续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和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大目标。在这五大战略目标中，文化软实力建设被列入其中，这就足以说明文化软实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加强中国现阶段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其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35]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党中央把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之一，显示出文化软实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发展政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政治文化社会化是使其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因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是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的感受、理解和认识的综合。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仅反映着一定政[36]治关系，而且也有巨大的心理支配作用”。政治文化与文学在心理层面上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原本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契合点，而文学所发挥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也正是在公共空间内，作家通过作品在人们的心理层面上发挥的教化作用。文学除文艺美学的价值以外，其话语权力体现在作品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对广大民众形成了教化和启迪作用，而非像国家机器那样采取强制性手段形成硬权力。因而，文学作品内在的权力作用具有文化软实力的性质。
在大文化（Macro-Culture）框架下，文化是上坐标词，文学是下坐标词，文化在强国进程中则表现为作家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在公共空间内，通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渠道中发挥文化的软实力作用。虽然莫言一再声称诺贝尔文学奖是奖给作家个人的，但莫言获奖本身具有促进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进行交往的意义，从而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范畴内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进而增强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内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因而莫言获奖已不再是其个人的事了。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的第一大奖，中国作家为此奋斗了一个多世纪。莫言获此殊荣，也正说明中国文学已经攀登上世界文学的最高峰。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可以通过译介的传播渠道让域外异质文化中的受众更加形象地了解中国文化。虽然文学作品的虚构性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基本特征，但读者和评论界一方则可以通过阐释的途径来解读异域文化的象征意义。詹姆逊（Fredric Jameson）[37]对此明确指出：“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表现在作家对人的关注方面。高尔基曾提出“文学是人学”的理念（暂且不论是否先前已有该理念），即文学作品关注的是人——现实中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因为从社会本体论上来观察人、研究人可以发现：人的生存悲剧无时不在。“人的生存困境的张力，是人的生存困境与人的两种基本的生存愿望之间的冲突，一种是实现人自我完善的自由生存的愿望，另一种是达到一个和谐安宁的生存处境的愿望。前一种是人的自由，后一种是人的幸福。”[38]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在追求这两种愿望的实现，事实上却往往无法实现，反而时时陷入新的困境中，因而，“人的自由与幸福，只有走出人本体的生存困境才可以最终获得，然而，人又永远摆脱不了生存困境，人更无法最终走出人本体的生存困境。这是人在本体论上的二[39]律背反”。文学的基本价值是文艺美学价值，现实中的人向往和追求的自由和幸福，也正是作家力图使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体现出来的核心部分。在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有些作家极力使其作品内涵与人类美好理想的正向价值取向达成一致，如乌托邦文学，有些作家则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在作品中通过负面价值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作家的美好理想，如反乌托邦文学。虽然这些文学文本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些文学作品都在力图表现生活的现实，在不同流派中，这种“现实”的内涵又各不相同。例如，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在其硬汉形象系列作品中体现的是前一种类型的作家理想，其现实主义小说表现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则通过意识流、多角度、时空颠倒等手段来表现主观意识生成的现实；后现代主义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则更加强调作品中话语言说的虚构性，因而其笔下的现实是由语言构建而成的。作为当代世界级文学大师，莫言将这三种思潮及其小说创作途径合为一体，使其共同服务于文学对人关注的创作目的。在文学文本对人的关注方面，莫言创造性地提出了“好人—坏人—自己”的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则：“好人和坏人”是莫言对人的本质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思考，“自己”则是作家自身的良心体现。正是在这个理念的支配下，莫言的小说世界才塑造出集好人与坏人于一身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土匪头子余占鳌、与7个（伙）男人生了9个孩子的“伟大母亲”上官鲁氏、在日本兵刺刀威逼下活剥了罗汉人皮的孙五（《红高粱家族》），逆人民公社化潮流而动却又是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的雇农蓝脸（《生死疲劳》），特定历史条件下既是一个“送子娘娘”又是一个“冷面杀手”的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蛙》），与“德国鬼子”浴血抗争不惜经受檀香刑但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家祖坟和风水的孙丙（《檀香刑》）等集各种矛盾人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莫言的小说人物塑造原则是：“把坏人[40]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是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基于文学对人学的关注而创立的独特人物形象塑造原则，也是莫言对人的本质进行探讨的另类思维方式。
文学伦理学崇尚的人类伦理价值取向是“人性善”，然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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