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司各特·伯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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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编辑试读：
第一部
1真材实料1946年3月一个下雨的傍晚，六点刚过，一位瘦长的灰发男子坐在他最爱去的丽兹酒吧，喝下最后一滴马提尼酒。几杯下肚，他觉得这点酒精已经足以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于是他结了账，站起身，穿上外衣，戴上帽子。一手提着装满材料的公文包，一手打着雨伞，他走出酒吧，大步迈进滂沱大雨中的曼哈顿中区。他一路向西，朝几个街区远的第43街一个沿街小屋走去。
此刻，三十位年轻男女正在屋里等他。他们是道布尔戴出版社总编辑肯尼思·D.麦考米克（Kenneth D.McCormick）在纽约大学开设的一门图书出版进修课程的学生。他们都渴望在出版界求得立足之地，参加这个每周一次的讨论班正是为了多一些这样的机会。大多数上课的时候，总会有几个人迟到，但是今晚，麦考米克发现，每个学生都已经在六点整准时就座。麦考米克知道为什么。今晚讲座的主题是编辑图书，他已经说服当下美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图书编辑，来“就这个话题说几句”。
对于大众来说，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在图书出版界，他可是个大人物，是一种偶像。因为他是一位完美的编辑。年轻的时候，他曾发现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等多位年轻的伟大天才，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献给了他们，挑战上几代已经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掀起了一场美国文学的革命。他只效力于一家出版社——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工作了三十六年，在此期间，没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能像他那样发现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出版他们的作品。麦考米克班上的好几个学生都跟他说过，正是因为有珀金斯这么出色的榜样，他们才立志投身出版业。
麦考米克用手掌拍了拍面前的可折叠式课桌，让全班安静，然后以描述编辑的工作性质为开场白，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讲解。他说，编辑的工作，并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在检查拼写和标点符号，确切地说，得知道要出版什么，怎样获得书稿，怎样才能促进它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总而言之，麦考米克说，麦克斯·珀金斯是无法超越的。他具有非常独到、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又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对他的作者们而言，他更像一个朋友，而不是什么苛刻的工头。他全方位地帮助他们。如果需要，他会帮助他们确定作品的结构；给书起标题，构思情节；他可以是心理分析师、失恋者的顾问、婚姻法律师、职业规划师，或者放款人。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编辑对书稿做了那么多工作，然而他总是坚守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
麦考米克认为，在某些方面，珀金斯好像不适合这个职业：他拼写很差，标点乱用，至于阅读，连他自己都承认“慢得像头牛”。但是，他对待文学就像对待生死。他曾经写信给托马斯·沃尔夫说：“没有什么能比一本书更重要的了。”
因为珀金斯是他这个时代的卓越编辑，因为他的许多作者都是名人，也因为珀金斯本人有点古怪，于是坊间不断流传着他的许多传说，大部分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就以下这些事情，肯尼思·D.麦考米克班上人人都听过一种以上的说法：珀金斯如何发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如何开着司各特的车载着这位编辑栽进长岛海峡；珀金斯如何说服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借给菲茨杰拉德成千上万块钱，将他从崩溃边缘拉了过来。据说珀金斯没有看过稿就答应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等到拿到稿子，又不得不为了保住他的工作而拼命处理其中粗俗的文字。还有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珀金斯为了海明威第二部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那些脏话而和极端保守的老板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对抗。据说珀金斯随手把“屎”、“操”、“尿”等词写在台历上，没注意到台历上的题头“今日事”。老斯克里伯纳看到台历上写的这些字，对珀金斯说如果连这些事情都需要提醒自己，那他可就麻烦了。
还有许多珀金斯的故事讲他如何对付托马斯·沃尔夫粗糙的文字和火爆的脾气。据说一米九八的大个子沃尔夫是身子抵着冰箱写他的小说《时间与河流》的，他把冰箱顶当写字台，每写完一页，读也不读就扔进一只木板箱。最后，据说是三条彪形大汉用手推车把满载稿子的箱子送到珀金斯跟前，他再把这堆一口气发泄出来的东西整理成书。麦考米克班上的人也都听说过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著名的帽子，那是一顶饱经风霜的浅顶软呢帽，无论在室内还是外出，他都成天戴着，临睡觉时才摘下来。
麦考米克正说着，这位传奇人物走进了43街的屋子。麦考米克一抬头，看见后门口弓身进来的高大身影，连忙打断自己没说完的话，欢迎来客。学生们转过身，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美国最卓越的编辑。
他现在六十一岁，身高一米七八，体重六十八公斤。手中拿的伞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身上滴着水，帽子低垂盖着耳朵。珀金斯脸色略泛红，令他狭长脸庞上的特征显得柔和一些。他的脸以那只高挺的红鼻子为基准线，一直红到鼻尖，鼻尖和鼻翼的曲线像鸟喙。眼睛是浅蓝色的。沃尔夫曾写道，这双眼睛“充满了奇怪的、雾蒙蒙的光，仿佛能从中看到遥远的海上气象，是快速帆船上去中国数月的新英格兰水手的眼睛，好像有什么东西淹没其中”。
珀金斯脱下湿答答的雨衣，露出没有熨烫的三件套芝麻呢西装。然后两眼视线向上，摘下帽子，脑袋上金属灰色的头发直直地向后梳，额头中央露出V字发际线。麦克斯·珀金斯并不怎么在意自己给别人什么印象，同样在这个夜晚，他不在意给人的第一印象好像是一个从佛蒙特州到城里来谈生意的磨粉商人，穿着周日的衣服却淋着了雨。他走到教室前面，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听到肯尼思·麦考米克这样介绍他：“美国编辑中的元老。”
珀金斯过去从未在这样的人群面前发言。他每年都会收到数十个邀请，但都拒绝了。首要的原因，是他有点耳聋，尽量避免面对人群。另外，他坚信，图书编辑不应该引人注目；他觉得，编辑的公众知名度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的信任感，也会影响作者的自信心。而且，在麦考米克的邀请之前，珀金斯从未觉得讨论他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意义。作为出版业内才能出众、受人爱戴的楷模，肯尼思·麦考米克本身也和珀金斯一样，坚持编辑自我隐形的职业操守，所以他的邀请很难拒绝。又或许珀金斯感觉到疲劳和悲哀已经大大消磨了他的寿命，他最好还是把他所知道的东西传授下去，趁一切还不太晚。
珀金斯两根拇指舒服地勾着马甲的袖孔，用他那略带粗粝但温文尔雅的声音开始了今晚的讲座，脸没有完全正对听众：“你们必须记住的第一件事，是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珀金斯承认他曾给一些当时不知道写什么的作者出过题目让他们写，但他强调，这样的作品通常都不是这些作者最好的，虽然它们有时候很畅销，甚至获得很好的口碑。“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他说，“完完全全来自他自己。”他提醒学生们，不要试图把编辑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作者的书中，也不要把他的风格变得不像他自己。“做法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要编一本马克·吐温的书，就不要把他变成莎士比亚，或者相反，把莎士比亚变成马克·吐温。因为最终，编辑从作者身上获得的，只能跟作者从编辑身上获得的一样多。”
珀金斯用一种耳背的人特有的空洞的声音小心翼翼地说着，仿佛他也惊讶于自己的声音。听众一开始听他说话挺费劲，但过了几分钟就完全平静下来，听得清他的每一个音节。他们专心坐着听这位如此与众不同的编辑讲述他工作中遇到的种种激动人心的挑战——寻找被他反复称为“真材实料”（the real thing）的作品。
最后，珀金斯总结完他准备好的讲座内容，肯尼思·麦考米克就问学生们有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起怎样工作？”
珀金斯想了片刻，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笑容。他答道：“司各特永远都是一位绅士。有时候他需要支持——要头脑清醒——但是他的写作非常丰富，理应得到支持。”珀金斯接着说，菲茨杰拉德的书比较容易编辑，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力求完美，希望它站得住脚。但是，“司各特对批评特别敏感。他可以接受批评，但是做他的编辑，你得对自己提出的任何建议有把握”。
话题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珀金斯说海明威在写作开始阶段需要帮助，即使到成名后，“因为他写东西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大胆鲁莽”。珀金斯相信，海明威的写作展现了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品质，“在压力下的风度”。他说，海明威比较容易过度修改，矫枉过正。“他曾告诉我，《永别了，武器》的某些部分他写过五十遍，”珀金斯说，“当作者要破坏他作品中的本色时，这就是编辑应该介入的时机。但别介入得太早，一刻都不能早。”
珀金斯还讲述了他给厄斯金·考德威尔编书的一些故事，然后评点了几位他编过的畅销女性小说家，包括泰勒·考德威尔、玛西娅·达文波特和玛乔丽·金南·罗林斯。虽然学生们一开始不太敢提出敏感的话题，但最后，他们还是问到珀金斯疏远了的已故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当晚剩下时间所提的问题大都围绕着珀金斯与沃尔夫的密切联系，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家。多年来，沃尔夫那些磅礴淹漫的小说盛传是沃尔夫和珀金斯共同创作的。“汤姆，”他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天才。那种才华之大，正如他对美国的看法一样，一本书或者一辈子都无法承载他所有想表达的东西。”当沃尔夫把自己的世界融入小说中，珀金斯觉得有责任为他设置一些篇幅和形式上的界限。他说：“这些务实的写作惯例，沃尔夫自己不会停下来考虑的。”“但是沃尔夫能愉快地接受你的建议吗？”有人问。
在这个晚上，珀金斯头一次大笑起来。他说到在他与沃尔夫交往的中期，有一次他试图说服沃尔夫把《时间与河流》中的一大段内容全部删掉。“那是一个炎热的深夜，我们在办公室改稿。我把我的意见跟他说清楚，然后默默坐下来，继续读稿子。”珀金斯知道沃尔夫最后肯定会同意删改，因为从写作艺术的角度，删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沃尔夫可没那么容易屈服。他不以为然地把头一仰，坐在椅子上摇摇晃晃，两眼在珀金斯几乎没什么装饰的办公室里四处乱转。“我继续读稿子读了至少十五分钟，”麦克斯说，“但是我很清楚汤姆在干什么——知道他最后的视线落在办公室的一角。那里挂着我的帽子和大衣，在帽子下，挂着一条用响尾蛇皮做的七节响尾蛇玩具。”那是玛乔丽·金南·罗林斯送的礼物。“啊哈，”沃尔夫叫道，“一个编辑的肖像！”开完这个小玩笑，沃尔夫同意了珀金斯的删稿意见。
由于珀金斯耳背，当天晚上这些未来的出版人提出的问题有几个还不得不重复了几遍。在他的发言中有长长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他流利地回答了问题，但其间他的思绪似乎在成百上千段回忆中飘荡。多年以后，麦考米克回忆说：“麦克斯好像进入了他个人思考的世界里，寻找着内在的、私人的联系，仿佛进了一个小房间，然后关上身后的门。”总而言之，这样的表现令人难忘，全班学生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他们眼见着他从几个小时以前蹒跚冒雨而来的新英格兰乡下人，变成了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传奇。
九点刚过，麦考米克提醒了珀金斯一下时间，以免他误了回家的火车。显然，众人都舍不得他停下。他还没有提到与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J.P.马昆德、莫里·卡拉汉、汉密尔顿·巴索的交往，还没有提到传记作家道格拉斯·索瑟尔·弗里曼、埃德蒙·威尔逊、艾伦·泰特、艾丽丝·罗斯福·朗沃思或南希·赫尔。他来不及讲讲约瑟夫·斯坦利·彭内尔了。珀金斯认为他的小说《罗姆·汉克斯》是他近年来编的最精彩的作品。他也没有时间讲讲新作者，譬如说艾伦·佩顿、詹姆斯·琼斯，他正在编他们两位的书稿。不过，珀金斯无疑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他抄起帽子，在头上扣紧，穿上雨衣，转身背对满堂站起身热烈鼓掌的听众，像最初进来时那样，不动声色地走了出去。
雨还下得很大。他打着黑伞，费力地朝中央火车站走去。这辈子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这么多关于自己的话。
到达康涅狄格州新迦南镇的家中已是深夜，珀金斯发现他五个女儿中的老大这天傍晚来看他，并且一直在家里等着。她注意到父亲似乎有些伤感，问他怎么了。“今晚我做了一个讲座，他们称我是‘美国编辑中的元老’，”他解释道，“当他们称你是元老的时候，就说明你完了。”“哦，爸爸，这并不说明你完了，”她反驳，“这只说明你到达了巅峰。”“不，”珀金斯肯定地说，“这说明我完了。”* * *
这天是3月26日。二十六年前的3月26日，发生了一件事，由此拉开了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伟大生涯的序幕：一本改变他的人生、影响深远的书出版了。2天堂
1919年，曼哈顿以规模盛大的爱国主义大游行迎来了春天。一周又一周，一支支凯旋的部队在第五大道游行。那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打完了，美国胜利了。
在第48街，游行队伍经过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和书店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大厦。这是一幢古典风格的十层大楼，顶上有两座方尖碑，配以庄严的壁柱。底层外壁覆着亮闪闪的黄铜——那是斯克里伯纳书店典雅的临街店面，一间宽敞的椭圆形大厅，高高的拱顶，狭窄的金属梯盘旋而上，通向上层的游廊。在成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编辑之前曾任书店经理的约翰·霍尔·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称它是“一座拜占庭式的书籍大教堂”。
紧邻着书店有一扇不太醒目的门。后面是通往电梯的门廊，坐着吱吱嘎嘎的电梯而上，就来到了斯克里伯纳家族企业的办公区域。第二、第三层是财务部和营业部，第四层是广告营销部。第五层则是编辑部：雪白的天花板和墙，没铺地毯的混凝土地板，可以合盖的桌子和书架。如今已传到第二代的斯克里伯纳家族，就是以这样简朴的风格，经营着美国出版界最优雅、最讲究传统的出版社。这里依然有着狄更斯时代的气息。比如说，财务室主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他坐在高凳子上整天不挪身子，两眼紧盯着皮面的账簿。当时打字机已成为普遍使用的标准工具，由于得雇女性来使用这些新式玩意儿，男士们就不能在办公室里吸烟了。
在第五层，公司像一个十九世纪的君主国一样被统治着。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二世（Charles Scribner II），也就是俗称的“老CS”，是当然的统治者。他的脸上通常都带着严厉的表情，他有一只轮廓分明的鼻子、一头花白的短发和一嘴小胡子。时年六十六岁的他已经统治四十年。他的接班人是他为人和气的弟弟阿瑟，比他小九岁。他的性格比较温和，因而惠洛克称他“总是慑于他哥哥的旺盛精力而有点缩手缩脚”。总编辑威廉·克拉里·布劳内尔（William Crary Brownell），有一把络腮白胡子和海象胡须，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口黄铜痰盂，一只皮沙发。每天下午，他都会读新提交上来的书稿，不久“又回味琢磨”一小时。然后，他喷着雪茄绕大厦所在的街区散一圈步，等到他回到办公室，吐完痰，就准备宣告他对这部书稿的意见了。
斯克里伯纳还是有年轻人的。其中之一，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于1910年来到这里。他先当了四年半的广告营销经理，再调到编辑部，跟着德高望重的布劳内尔当学徒。到1919年，珀金斯已经被公认为冉冉升起的编辑新秀。然而当他注视着办公室窗外经过的游行队伍，他突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深深的失望。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年纪太大，负担太重，已经不能报名参军到海外服役了。看着军人们多姿多彩地回乡，他为自己没能亲眼目睹战争的结束而遗憾。
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几乎没有经历战争及其带来的动荡。它的书目是一潭文学品位与价值的死水，永远不越所谓“正派体面”的雷池半步。实际上，他们极少在取悦读者之外走得更远。在他们的书目上，当时正受到关注的年轻一代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一个都没有。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三位支柱作家，都是秉承英语传统的成名作家。他们出版了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的作品全集。事实上，斯克里伯纳的大多数重点书都是他们已经出版多年、书稿都不用再编辑的作家作品。威廉·C.布劳内尔在回复沃顿女士的一部书稿时曾阐明出版社的编辑方针：“我觉得胡乱修改作品的做法不太可靠，我也没有自负到认为，出版者能够通过提出修改意见而为作品贡献许多。”
珀金斯身为编辑的大部分工作，仅限于校对清样——印在长幅白纸上的清样，每张相当于成书的三页内容——还有其他一些不用动脑的琐事。偶尔，他会被叫去给某本园艺书修改语法错误，或者安排选编学生用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篇目，或是契诃夫小说的英译版。这些工作不需要什么创造性。
斯克里伯纳有一位长期作者沙恩·莱斯利（Shane Leslie）。他是爱尔兰记者、诗人、演说家，曾在美国居住多年。在他的某次新书推广活动中，新泽西州纽曼中学校长把一个十多岁的学生介绍给了他。莱斯利和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英俊少年、同时也是颇有抱负的小作家成了朋友。后来，这个年轻人考上普林斯顿大学，但在毕业前参军入了伍。他被派到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斯军营。“每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干完一星期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就急忙赶到军官俱乐部，那里有一间房间，大家都在里面抽烟，聊天，翻报纸。一连三个月，我每个周末写，最后写出一部十二万单词的长篇小说。”1918年春，他相信自己将被调往海外前线，前途未卜。这位年轻的军官——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将这部书稿托付给了沙恩·莱斯利。
这部题为《浪漫的自我主义者》（The Romantic Egotist）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短篇小说、诗歌、小品文的大杂烩，写的是他的成长历程。莱斯利把它寄给查尔斯·斯克里伯纳，提请他“判断”一下是否可以出版。他像写导言一样写道：
尽管它有种种掩饰，但它让我看到一幅这一代美国人匆匆上战场的生动画面。我惊讶于它的原汁原味、它的灵巧。有些地方很天真，有些地方令人激动，不甘于凡俗，又不无反讽的庄严感，尤其是到结尾部分。就算删掉该书三分之一内容也仍然能令人感觉这是一位“美国的鲁珀特·布鲁克”写的……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是一本男孩的书，我认为这本书表现了真正的美国青年，而感伤主义者们急于将他们遮掩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帐篷后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这部书稿从这个编辑转到那个编辑。布劳内尔“根本读不下去”。它就这样一路传递，最后落到麦克斯韦尔·珀金斯手里。“我们带着很不一般的兴趣读了《浪漫的自我主义者》，”这年8月，珀金斯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写得这么有活力的小说书稿了。”可珀金斯得出如此结论只是依据一个人的意见。只有他喜欢这部书稿，而他得在信里不情不愿地退稿。他引述了政府在印刷用纸上的配额限制、高昂的印制成本和“小说本身的某些问题”。
斯克里伯纳的编辑们都认为给他们退稿的作品写评语并非分内事，而且很容易遭作者记恨。但是对菲茨杰拉德书稿的热情促使珀金斯对作品作进一步评论。他自作主张地使用代表编辑部的“我们”一词，对作品提出一些直率的总体意见，他说：“我们会欢迎一个重新考虑出版的机会。”
他对《浪漫的自我主义者》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它的故事发展没有结局。主人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整个故事中几乎没有变化：
他一直在用文学素材[珀金斯原文]，因为生活的确未尝不是如此；但这显然令读者大感失望和不满，因为他满心期待主人公要么最终面对战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要么在心理层面上像潘登尼斯那样“找到自我”。他上了战场，以去学校念书几乎同样的心态去的——因为这是常理。“总而言之，我们觉得，”珀金斯断言，“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必须能够吸引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的高潮；也许应该安排与人物相协调的高潮，在更早的阶段就有高潮。”珀金斯不想让菲茨杰拉德把这本书改得落入俗套，而希望他改得更为紧凑。“希望我们还能见到它，”他最后写道，“届时我们将马上重读。”
珀金斯的信令菲茨杰拉德中尉深受鼓舞，他花了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时间修改这部小说。到10月中旬，他把修改后的书稿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珀金斯如约马上读了，并高兴地发现小说大有改进。他没有直接找老CS，而是先把斯克里伯纳的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查尔斯三世也喜欢这本书，但只有他的支持还不够。老编辑们还是否决了珀金斯的意见。后来，珀金斯曾向菲茨杰拉德承认：“我当时很担心……你可能再也不理我们这些保守分子了。”
但是，珀金斯下决心要让这本书出版。他把书稿推荐给了两家斯克里伯纳的竞争对手。珀金斯的一位同事还记得：“珀金斯非常担心他们会接受书稿，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份书稿如何修改很关键。另两家出版社则未作任何评价就把书稿退了回来。”
珀金斯没有泄气，他依然怀着有朝一日让它出版的希望。他相信菲茨杰拉德退伍后可能还会修改，这样他就能第三次把书稿送交编委会讨论。
但是，菲茨杰拉德并不像他在纽约的这位支持者那么坚持不懈。《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第二次被退稿时，他正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谢里丹军营。他对这本书失去了信心。不过，此时，他的注意力正在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女儿泽尔达·赛尔（Zelda Sayre）身上，退稿所带来的失望感也因而少了许多。泽尔达·赛尔高中毕业时被班上选为“最美最有魅力的女生”。菲茨杰拉德中尉是在7月的一次乡村俱乐部舞会上结识她的，到了8月就成了邀请她外出的仰慕者之一。后来他在日记中说他是在“9月7日坠入爱河”。泽尔达也爱他，但与他保持了一定距离。她要看他能否凭才华赚够金钱，过上他俩都梦想的奢华生活。菲茨杰拉德于1919年2月退伍，紧接着就去了纽约，在拜伦·柯里尔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到纽约他就给泽尔达发电报：“我在雄心与成功之地，唯愿尽快与心爱之人相会。”
当然，菲茨杰拉德要去见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现在已不清楚这次见面两人说了些什么。不过珀金斯建议司各特重写小说，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叙述（这件事没有直接记录）。约翰·霍尔·惠洛克在珀金斯提出这一建议的六年后说：“麦克斯的想法是让作者与写作素材保持距离。他很喜欢菲茨杰拉德写作和性格中的生气勃勃，但他不相信有出版社，尤其是斯克里伯纳这样的出版社愿意接受如此奔放率性的作品。”
1919年仲夏，菲茨杰拉德在家乡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给珀金斯写了一封信。“我白天写广告文案，晚上痛苦地、半心半意地模仿流行文学，这样的日子熬了四个月，最后决定两者只能取其一。所以我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回家了。”到7月底，他写完了小说《名士的培养》（The Education of a Personage）的初稿。“这绝不是命运多舛的《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的修改版，”他向珀金斯强调，“但包含了前一本书稿的某些材料并加以改进、重写，很像姐妹篇。”菲茨杰拉德还说：“如果说前面一本书是一个沉闷、乱糟糟的大杂烩，那这本书绝对具有大长篇的意图，我肯定做到了。”
菲茨杰拉德又对这部小说充满了信心，他问如果8月20日交稿，是否有可能在10月出版。“我发现这真是个怪问题，因为您都还没看过书，”他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但是您对我写的东西一直都这么宽容，我还是冒昧请您再耐心读一下吧。”菲茨杰拉德给了珀金斯赶出这本书的两点理由：“因为我希望在文学创作上和收入上都快点起步；第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适时的书，我觉得公众非常渴望读像样的读物。”
珀金斯觉得《名士的培养》是个绝妙的书名，对作品的内容也很好奇。“从第一次读你的书稿起，我们就相信你会成功。”他马上回信。关于出版，他说他只能肯定一件事情：两个月内赶出一本书绝对会影响书成功的可能性。为了缩短审稿时间，珀金斯提议菲茨杰拉德一边改一边把改完的章节寄给他。
菲茨杰拉德没有分开寄章节。但到191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部完整的修改稿已放在珀金斯的桌头。菲茨杰拉德作了大幅度修改，实际上接受了珀金斯的每一条建议。他把叙述角度改成第三人称，对过去的素材运用得也更加合理。他还给作品起了一个新书名：《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珀金斯准备在每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上发起第三次进攻，他事先周到地在同事中间传阅这部新书稿。9月中旬开会。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坐在桌首，阴沉着脸。他弟弟阿瑟坐在旁边。布劳内尔也在座。这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角色，因为他不仅是总编辑，还是当时美国声望极高的文学评论家。他“深入思考过这本书”，所以，他看上去迫切等在座其余六个人中有人表态支持接受此书，他好起来反驳。
老CS滔滔不绝地说着。根据惠洛克的描述，“斯克里伯纳先生天生就是有才干的出版人，是个真正热爱出版书的人，但当时他说：‘我为我的出版品牌而自豪。我不能出版没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于是布劳内尔说出了他的观点，断言这本书‘轻浮’。讨论似乎到此为止了——但老CS那双令人生畏的眼睛越过会议桌盯着珀金斯：‘麦克斯，你没吭声。’”
珀金斯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我觉得，”他说，“出版人的首要责任是出版有才华的作者。如果这么有才华的人我们都不出版，那问题就严重了。”他进而表示，雄心勃勃的菲茨杰拉德一定能够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而年轻作家们都会追随他而去：“那样我们倒不如关门好了。”珀金斯踱回他的座位，正视着斯克里伯纳说：“如果我们拒绝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者，我将对出版失去任何兴趣。”举手投票表决开始了。新老编辑不相上下。会议一片沉默。于是斯克里伯纳说，他还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
菲茨杰拉德在火车站找了一份临时工：修理火车车厢顶。9月18日那天，也就是他二十三岁生日前，他收到一封珀金斯加急寄来的信：
我个人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们一致同意出版你的书《人间天堂》。假如把它看作过去你投过稿的那部作品——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你做了许多修改和扩展，我认为有了巨大的改进。它仍然像初稿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和力量，我觉得布局更平衡合理了……这本书如此与众不同，现在很难预测销售前景，但我们都认为它可能成功，因而都会全力以赴。
斯克里伯纳计划在第二年春天出版该书。
出版社将不支付预付金给菲茨杰拉德——现在已成出版业惯例的预付金，在当时还没有约定成俗。但菲茨杰拉德仿佛已经看见美好的未来。在1937年写的文章《早年的成功》（“Early Success”）中，他说：“那天我辞职了，在大街上狂奔，看到朋友、熟人的汽车就叫住，告诉他们——我的小说《人间天堂》要出版了……我还清了少得可怜的欠账，买了一身西装，每天早上醒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希望。”菲茨杰拉德接受了珀金斯起草的所有合同条款，但有一个条件还作了些挣扎。他一心想在圣诞节前就成为出了书的作家，最晚不超过2月份。最后他告诉珀金斯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还能拴住泽尔达·赛尔的心。菲茨杰拉德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如果超过这段时间，“会影响我的心理，我的环境，而且会生出新的战场。我身处这样的阶段：每一个月都性命攸关，好像是为了幸福举着棍棒和时间作斗争”。
珀金斯解释一年中有两个出版季，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很早就得为出版季做好准备。譬如，每年七八月，斯克里伯纳的发行员就带着装满新书封面和试读篇章的箱子在全国各地跑经销商，这样才能保证在当年圣诞节期间有一个好收成。一本在这些“旅行家”拜访过书店以后才上秋季书目的新书，就只能完全靠它自己的实力了。因为它出版的时候，书店可能还没有事先得到介绍，而书店老板已经“快被源源而来的新书逼疯了，他可能把所有的本钱都压在它们上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那本书的出版将变成最不受欢迎、最麻烦的事，相应地，书的销售也将大受影响。”珀金斯建议把书放在第二个出版季出版，一过完圣诞节就开始准备发行。到那时，书店刚刚结束全年最好的销售季，兜里鼓鼓的，准备为明年备足货。而这一季的春季新书中，将有一本众所期待的书：《人间天堂》。
菲茨杰拉德接受了珀金斯的建议，不再反对。在1937年的那篇文章中，他还写道：“我一边期待着我的小说出版，一边开始从业余作者向职业作家转变，就好像把你的全部生命缝制成一种工作模式，做完一个活就自动开始另一个活。”他展开了好几个写作计划。其中最令珀金斯感兴趣的是一部叫《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的长篇小说，据菲茨杰拉德估计要一年时间写完。等他对此的热情消退，他又写了好几个短篇小说投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主办的月刊《斯克里伯纳杂志》（Scribner’s），结果只被录用了一篇。
菲茨杰拉德需要一些鼓励话来抵消退稿通知的打击。珀金斯读了被杂志退稿的几个小说后，告诉菲茨杰拉德，这些小说肯定能在别处发表。“它们的巨大魅力，”珀金斯写道，“在于它们写得很鲜活。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分之九十都是以日益陈旧的文学形式表现生活。我认为你的小说直接来源于生活，语言、风格同样如此，都是当下的。不拘泥于大多数作家爱用的老套……老套只会妨碍他们。”这些小说，珀金斯写道，“让我发现你也绝对可以成为短篇小说家”。
后来，在年底前的几星期，菲茨杰拉德写信给珀金斯说：“很幸运，我能找到一家显然对作者有广泛兴趣的出版社。上帝知道这种文学游戏曾经多少次令我丧气。”菲茨杰拉德没有意识到的是，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也正因为斯克里伯纳拥有了最杰出的年轻作家，而这又是他发现的第一个优秀作者而感到同样的喜悦。* * *
菲茨杰拉德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曾对来访的驻校诗人阿尔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说，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既写畅销书，又写具有永恒价值的书”，但他不知道该写哪一种。终其一生，司各特一直在为此而挣扎。珀金斯很快意识到，虽然这两种书对菲茨杰拉德都重要，尤其重要的还是钱。《人间天堂》还在排版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就写信对珀金斯说，他又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了。“我想动笔写，”他说，“可我不想写到一半时身无分文，不得不再写短篇小说——因为我不喜欢[写短篇小说]，纯粹是为了钱。”他试探性地问：“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是不大可能的吧？”此刻他想得更多的，恐怕是能拿到手的钱，而不是未来的文学声誉。
珀金斯表示文集通常不会畅销，从而打消了菲茨杰拉德的这个念头。“事实上，”珀金斯解释道，“我觉得你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成为一个特例——如果你发表了许多，你的知名度很高的话。我认为它们具备受欢迎的条件，结集成书还是很有可能畅销的。我希望你写的时候多花心思……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高你的声誉，而且本身也都很有价值。”
菲茨杰拉德整个冬天都很焦虑。泽尔达·赛尔虽然已经答应嫁给他，但要成婚，他还得成为知名作家才行。他把短篇小说视为实现目标的一条捷径。他把《魔鬼情人》写好的部分分拆为好几篇，以每篇40美元的价格卖给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和H.L.门肯（H.L.Mencken）主编的畅销文学杂志《时尚人士》（The Smart Set）。在1920年，编辑、评论家H.L.门肯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鼓励作家抛弃“假斯文的传统”，记录鲜活的时代之音。到这年冬末，菲茨杰拉德已经在《时尚人士》上发表了六个短篇小说，流畅漂亮地写了一系列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刚出道的莽撞青年。一个文学新秀在迅速崛起。
随着《人间天堂》出版日期的临近，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内，许多人开始感染到麦克斯·珀金斯已经持续数月的兴奋与热情。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兴奋，而是感到恐慌。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写道，《人间天堂》还没出版就已经被认为是“新时代之声，令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某些老派编辑感到畏惧”。高级编辑爱德华·L.伯林盖姆的儿子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后来也成为斯克里伯纳的编辑）在他撰写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非正式社史《许多书的诞生》（Of Making Many Books）一书中写到了这种反应，非常典型。他提到当时发行部有个重要同事在出版社里影响很大。他常常对书的判断没把握，所以总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谈论书，还经常把书带回家给他博览群书的姐姐看。众人都相信他姐姐的眼光很准，许多让她看得掉眼泪的小说都会成为畅销书。所以当大家知道他在周末把《人间天堂》带回家后，周一上午一上班就眼巴巴地想知道他姐姐的反应。“你姐姐怎么说？”大家异口同声地问。“她读完以后就不想再碰它，”他答道，“于是她拿钳子夹起它，扔进了火里。”
1920年3月26日，《人间天堂》终于面世，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在广告中骄傲地宣称菲茨杰拉德是“本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篇小说作家”。当天珀金斯踱进一家书店，亲眼看到两本书被买走，心想这完全符合他的预期。一星期后，泽尔达·赛尔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离斯克里伯纳大厦几个街区远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结婚。他们永远记得，是珀金斯的庇护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人间天堂》就像整个时代一面飘扬的旗帜。它不仅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注意，销售也势如破竹。H.L.门肯在他的《时尚人士》上发表评论说，菲茨杰拉德写出了一部“真正了不起的处女作——结构创新，思想深邃，具有美国文学中如美国政治的诚实那般稀有的才华”。在同样由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社会史专著《我们的时代》（Our Times）中，作者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写道，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书“所创造的分野就算不能说创造了一代人，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它让全世界关注一代新人”。
菲茨杰拉德自己在书的结尾也阐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代新人，”他写道，“他们在日日夜夜的幻梦中呐喊着前辈的呐喊，遵循着前辈的信念；终将注定走出幻梦，走进肮脏、灰暗的动荡社会，去追寻爱与尊严；这代新人要比老一辈人更希望摆脱贫困，更崇尚成功，他们因此而愿意付出更多代价；他们长大成人，发现诸神皆死，百战俱殆，一切对人的信念也动摇了。”
关于这本书的畅销状况，作者本人在《早年的成功》中回忆道：
我昏头昏脑地告诉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我估计我的小说销量不会超过两万册。一阵大笑之后他们告诉我，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卖五千册就是非常好的成绩了。我想它出版一周以后销量就超过两万册了，不过我那时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压根没想到这是很滑稽的事。
这本书的成功并没有令菲茨杰拉德发大财，但令他一举成名。他才二十四岁，看起来注定会成功。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在这年下半年给沙恩·莱斯利写信说：“你把菲茨杰拉德引荐给我们帮了我们大忙；《人间天堂》是我们当季最畅销的书，现在销售还很强劲。”菲茨杰拉德夫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在最初为这本书的成功而赶制的过程中，有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没有被检查出来。责任完全在珀金斯。他被斯克里伯纳社内其他同事的反应吓怕了，所以几乎每一份校样都捏在自己手里不外传，连校对员都不给。罗杰·伯林盖姆在《许多书的诞生》中提到，要不是珀金斯敬业的秘书艾尔玛·威科夫（Irma Wyckoff）的严格督促，麦克斯“本人险些成为一名‘拼写奇人’”。很快，珀金斯没有看出来的拼写错误成了文学圈里议论的热门话题。到了夏天，风趣的《纽约论坛报》书评专栏作者弗兰克林·P.亚当斯（Franklin P.Adams）还把挑错变成了社交场上的逗乐游戏。最后，哈佛大学的一位学者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一封信，上面列出书中的一百多处错误。这对珀金斯来说是一种羞辱；更令他感到羞辱的是连作者也来挑错，虽然他自己的拼写也非常糟糕。司各特对他的书每过一星期就加印一次的佳绩非常兴奋，但对弗兰克林·亚当斯越来越长的挑错清单上的许多错误，出版社迟至第六次印刷仍未改正，他深感不满。
读者对这种有错的版本似乎不怎么在乎。作品本身尤其令这个国家不安定的年轻人激动。马克·沙利文后来这样谈菲茨杰拉德的主人公：“年轻人在阿莫瑞的作为中找到了自己的行为准则；紧张的家长则发现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罗杰·伯林盖姆进一步写道，这部小说“把所有参战的那一代年轻人安逸的家长们从安全感中惊醒，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身上的的确确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变化。它让他们的孩子第一次骄傲地拥有了‘迷惘’感”。后来，菲茨杰拉德写道：“美国即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最炫的狂欢，可说的事还有许许多多。”
该书出版不到一个月，菲茨杰拉德又寄给编辑十一个短篇小说和六首诗——其中三首“在《普林斯顿诗文选》第二辑上发表后曾引起不少关注”——还起了许多标题供他挑选作结集出版的书名。麦克斯读了所有内容，选了八个短篇小说，并从菲茨杰拉德起的一堆轻快的标题中选了色彩最重的《飞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为书名。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认为珀金斯挑选的篇目“很可怕”，但既然珀金斯已经搏出一本畅销书，他也就乐意让珀金斯再连本带利赌一把。
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收入从1919年的879美元激增到1920年的18850美元，被他花了个精光。在斯克里伯纳看来，菲茨杰拉德简直不知节俭为何物，而且对未来根本没有打算。他写信给沙恩·莱斯利说，菲茨杰拉德“热衷各种奢侈品，只要工作顺利，他就最大限度地花钱。节俭不是他的品行”。
从菲茨杰拉德开始，珀金斯养成了给他创作中的作者寄书的习惯。“麦克斯就像一个老派的药剂师，”他的一位作者詹姆斯·琼斯评道，“只要看到你稍有懈怠，他就像开药方一样给你一本他认为可以令你振奋的书。它们总是根据你的情况特意挑选的，完全贴合你的口味、性情，但又有足够的兴奋点启发你往新的方向思考。”1920年6月，麦克斯寄给菲茨杰拉德一本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写的《马克·吐温的考验》 （The Ordeal of Mark Twain）。麦克斯告诉菲茨杰拉德，布鲁克斯是个“很有才华的伙计，很有魅力，如果你还喜欢这本书的话，我哪天安排你和他一起吃午饭”。范·怀克·布鲁克斯是珀金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早在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Plainfield）上幼儿园时就认识了，后来又一起在哈佛念书。如今大学毕业二十年了，布鲁克斯正在成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这是我读了最受启发的书之一，仿佛给我注入了生命的气息，”菲茨杰拉德收到书后没过几天就给珀金斯回信说，“刚写完我迄今最好的一个短篇小说，下一个长篇小说将是我一生的杰作。”菲茨杰拉德在他那本《马克·吐温的考验》上大段大段地加下划线做记号，证明了布鲁克斯的这本书对他接下来的一批短篇小说有更深的影响。司各特读了布鲁克斯对马克·吐温长篇小说《镀金年代》（The Gilded Age）的评论。在《镀金年代》里，一个男人到西部去寻找一座煤矿山，发了财，也就可以娶他爱的女人。司各特于是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名叫费茨-诺尔曼·卡尔佩帕·华盛顿的人也在那个时代爬上了蒙大拿州的一座宝藏山。菲茨杰拉德给这篇小说取名《一颗像丽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作家整个夏天都在工作，珀金斯却没有。如果没有感觉自己的工作足够好，他决不愿休假，而那年夏天，他当编辑以来第一次确信自己可以休假了。在动身去休假前，珀金斯把他度假的地址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以防他有事需要联系。那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实际上他每年夏天都去那里。
佛蒙特州温莎镇位于佛蒙特与新罕布什尔州交界线往北三分之一处，在康涅狄格河西岸。对于麦克斯·珀金斯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大约七十年前，他的外祖父在阿斯库特尼山的山阴边建了一个庄园，让整个家族和他一起生活。“温莎是我外公子孙们的天堂，”麦克斯的妹妹范妮·考克斯在《蒙大拿人》杂志上撰文写道，“冬天我们生活在各自的环境中……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聚集在尖桩篱栅后的一个大地方，那里有六幢房子正对着村子的主干道，田野向后一直延伸，穿过长着铁杉树篱的绿草坪，环绕着一片长满秋海棠的花床，一直向下延展到池塘边。”在池塘后地势高一些的地方是这片庄园最迷人之处，一条条小溪从山上流下来，松树、白桦树林中有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家里人都把这片特别的树林称为“天堂”。
在“天堂”里，年轻人可以像他梦中一样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奔跑。年少时的麦克斯·珀金斯和兄弟姐妹在这里不知消磨过多少时间。等到他自己当了爸爸，就带着孩子来这里。从纽约坐舒适的夏季列车“白山特快”花七个小时到这个目的地的所有快乐，也传递给了她们。
珀金斯曾对一个女儿说：“最美妙的滋味儿就是疲劳地躺上床。”上床时间是珀金斯一天中最喜爱的时段，也就是入睡前的、他还能“指引梦境”的那几分钟。在这尚且醒着的片刻中，麦克斯韦尔·珀金斯时常将自己送回1812年的俄国——他最喜爱的书《战争与和平》中的场景。夜复一夜，他的头脑中充满拿破仑的军队在霜冻与初冬的风雪中从莫斯科撤退的景象。在佛蒙特州的早晨，当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一一在他眼前走过，他断定他的梦在这里更加生动，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温莎镇让他睡得这么香。
每年夏天，珀金斯都带领女儿们远足，爬一次阿斯库特尼山，先走三十分钟，再休息十分钟，就像《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公爵率领士兵行军一样。但是，珀金斯在温莎最大的乐趣是独自长长的散步深思。他喜欢称之为“真正的散步”。他独自一人，穿越这片祖先们走过的土地。3出身“如果不理解温莎镇或者整个佛蒙特州对麦克斯意味着什么，就不是真正理解他。那是深深插在传统乡村美国的树桩，而他人生舞台的前景，从许多方面来看都与之相去甚远。”范·怀克·布鲁克斯在《场景与肖像》（Scenes and Portraits）中写道。珀金斯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城或其周边地区度过的，但新英格兰严苛的价值观是他性格的核心。他有许多新英格兰人特有的怪癖和偏见。他的行为和文学鉴赏力可能任性顽固，甚至驽钝守旧。但是，布鲁克斯相信，温莎镇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使他在内心深处保持着“直率、不为偏见所左右、不为次要感觉所影响、果断、有生气”的品质。麦克斯是一个性格中充满双重性的新英格兰人。
他于1884年9月20日在曼哈顿的第二大道第14街出生，全名叫威廉·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两个大家族的继承人。布鲁克斯说他“几乎没见过别的美国人像他这样明显体现出美国历史的进程，所以你会看到历史仍然作用于他。有时候这种作用并不那么令人愉快，因为他的心思永远处于内战的状态”。
布鲁克斯说，那是1642年英国内战中共和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战斗，它穿越大西洋，来到了八代之后的珀金斯心中，他的内心一直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如果说父亲这一系家族让他成为“一个浪漫、爱冒险的孩子，懒散、优雅、坦率，充满欢乐、可爱和动物般自然的魅力”，母亲这一系家族则使他相信凡事必须付出努力——“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生活，”布鲁克斯说，“当他人生中遭遇危机时，[战争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总会冒出来。”
威尔士人约翰·埃瓦茨是麦克斯维尔·珀金斯第一个移民到北美新世界的祖先。这个契约佣工于1635年登船，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安顿下来，并于1638年成为自由人。一个半世纪后，他只剩下一个直系后代——耶利米·埃瓦茨。耶利米·埃瓦茨生于1782年，毕业于耶鲁学院，在纽黑文当执业律师。他是一个严谨、清心寡欲的虔诚教徒。他的同时代人评价他“过于坚持正直，因而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律师”。他娶了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康涅狄格州代表之一罗杰·谢尔曼寡居的女儿梅海塔布尔·巴恩斯。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定居下来，他在那里担任正统的基督教公理会会刊《盛装卫士》（Panoplist）的主编，从此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传教布道的事业中。但他也没有把“传教”局限在宗教事务上，由于在一次外出传教时宣传废除奴隶制度，他在佐治亚州蹲了一年监狱。1818年3月初，他在离开萨凡纳的途中得知，他的儿子——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出生了。
威廉于1833年入耶鲁大学求学，参与创办了《耶鲁文学杂志》。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再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当时刚被哈佛录取、正在写海上冒险回忆录《船上两年》的理查德·亨利·达纳后来回忆说：“我在那里求学期间听到的最成功的演讲……是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面对一大群本科生做的演讲。如果他不能成才，他将是我认识的年轻人中最令人失望的。”1843年，埃瓦茨与海伦·密涅瓦·沃德纳在她的家乡温莎镇成婚。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们生了七个儿子，五个女儿。
埃瓦茨没有辜负达纳的期望。他在纽约市的律师工作在1855年受到全国的关注，因为他把占自己所有财产四分之一的1000美元捐给了废奴运动。到1889年他最后一次出庭时，他已经参与多起考验宪法基本原则的诉讼审判。《美国传记大辞典》称他是这一代中“三起大案例的英雄”，即日内瓦仲裁案、1876年蒂尔登-海斯总统选举案、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三起审判他都胜诉，因而确保了美国内战中对北方联邦作战的其他国家向联邦支付赔款，帮助一个在大选中没有赢得多数直接选票的候选人当上了总统，还维护了一个总统继续其任期的权利。
埃瓦茨在准备辩护时，总是向一些渊博的朋友征询意见。他常常找亨利·亚当斯，后者在他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写道：“有疑问时，厘清思路最快的办法就是讨论，埃瓦茨就执意要讨论。日复一日，开车时，吃饭时，走路时，他总要挑起亚当斯来反驳自己的观点。他说他需要一块铁砧，好让他锤炼思想。”1877年，海耶斯总统任命埃瓦茨为国务卿。纽约州议会两度选他为联邦参议员。
从华盛顿退休后，埃瓦茨就回到佛蒙特州，在那里高高在上指挥家庭事务。他位于温莎的“白宫”里面光线昏暗，乱糟糟地堆满了东西，包括埃瓦茨家族许多镶金框的祖先肖像画，还有一座他自己穿着参议员宽长袍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丰富多彩的珀金斯家族在《美国传记大辞典》中占据的篇幅几乎与严肃的埃瓦茨家族一样多，不过大多数埃瓦茨家族成员都不怎么看得起珀金斯们。比麦克斯小九岁的表弟一直说：“珀金斯家的人政治观点不对，宗教信仰不对，连在墓地里安葬的地方也不对。”
麦克斯的爷爷查尔斯·卡拉汉·珀金斯继承了父母的财富和性情，自然而然成为家乡波士顿的艺术界颇有影响的朋友。他的祖先埃德蒙·珀金斯1650年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是一位富有而乐善好施的商人——东印度公司的巨头，他的好几个儿子在大革命时期都是亲英分子。查尔斯1843年毕业于哈佛时，已经对绘画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他拒绝按照惯例从事家族生意，而是出国游历，决心把自己对美术的爱好提升为认真的学习。在罗马，他混迹于当时的好些重要画家中间，可由于天赋有限，他只能当一个业余画家。最后他醒悟过来，成不了画家，至少他可以为阐释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这样，他成了美国第一位艺术评论家。1855年，他和纽约的弗朗西丝·D.布鲁恩结婚。珀金斯与欧洲的勃朗宁夫妇和波士顿的朗费罗保持着密切联系，写过六篇关于欧洲雕塑的重要研究论文。
到查尔斯·珀金斯的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时，家产差不多被他花光了。他举家搬到新英格兰，和埃瓦茨参议员成了朋友。查尔斯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克利福德和埃瓦茨参议员是哈佛法学院的校友，他因而认识并爱上了参议员的女儿伊丽莎白。1882年，两人都年满二十四岁，在温莎镇结婚了。
伊丽莎白是一个高贵温婉的女子，据说她走路的幅度从来不变，既不慢得好像漫无目的，也不快得失去闺秀风范，同时双手交叠握在身前。在华盛顿，她常常扮演父亲宴请客人时的女主人角色。她的丈夫性格更自由活泼。两人搬到新泽西州的普莱恩菲尔德居住，身为律师的爱德华每天开着当地第一辆蒸汽汽车来去火车站，在普莱恩菲尔德与纽约之间往返上下班。十三年间，他们生了六个孩子。妻子从不强求孩子品行良好，但总是期望他们如此；丈夫则是个慈父。
两个家族截然相反的个性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珀金斯身上。他既具有珀金斯家的艺术气质，也遗传了埃瓦茨家的严肃纪律。童年时的麦克斯就已展露出艺术家的才华和新英格兰人的见识。
每到星期日晚上，爱德华·珀金斯都会给全家人朗读。“我们全都围坐在爸爸跟前，听他读《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和《玫瑰与戒指》，”麦克斯最小的妹妹范妮回忆道，“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即便那时候，传奇故事也那么夸张。”
对麦克斯和他的哥哥爱德华，父亲专门给他们朗读法国书，由他自己翻译成英语，这样他的法语也不至于生疏。两个孩子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三剑客》、马尔博将军的《回忆录》和埃克曼-夏特良的《1813年征兵》等传奇故事中。麦克斯渐渐迷上了军事，尤其是拿破仑的英雄事迹。
麦克斯十六岁进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私立学校念书，但第二年就为了纾解家里经济紧张而退学回了家。当时，也就是1902年10月末，麦克斯的父亲固执地不肯穿大衣，结果不幸染上肺炎，三天后就去世了，终年四十四岁。爱德华·克利福德·珀金斯没有一点积蓄，好在他的遗孀和六个孩子还可以依靠各种家族共同基金，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麦克斯在普莱恩菲尔德的利尔学校完成了中学教育。
当时，家里的长子爱德华已经去哈佛念书了，所以该由麦克斯坐在餐桌的主座上。出于新英格兰人的本能，他掩藏起丧父之痛，尽可能多地担当起父亲的责任。他觉得在困境中，他必须在全家人面前做好坚强的表率。他带着爱，严格地管教弟弟妹妹，而他们对他也很敬畏。一天早上做完祷告，他母亲情不自禁地哭了，他拍着母亲的肩膀安慰她，直到她停止哭泣。几十年后，他对自己的一个孩子说：“人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为了让他的爸爸高兴。”
少年麦克斯自然也经历过初恋。“今天下午我终于吻了一个漂亮女孩，”1900年，他写信告诉范·怀克·布鲁克斯，“我好说歹说足足跟她磨了三个小时，她终于同意了。”好几个夏天他在长岛的南安普敦给孩子当家教，十六岁时还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切斯特菲尔德夏令营打工当辅导员。一天，他带着几个孩子在森林里远足，突然听到可怕的叫喊声。他让孩子们回营地，自己去寻找叫喊声从哪里来。他来到一个粮仓，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正在和两个抓着她手臂的男人挣扎。其中一人说：“你要干什么？”麦克斯答道：“我来救这位女士。”许多年以后，当麦克斯再讲述这个故事时，他笑得身子直晃。原来这个女人是震颤性谵妄发作，那两个男人只是要把她架到屋子里。
第二年夏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将影响他的一生。一天下午，他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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