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明与外交(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姚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俄罗斯文明与外交试读：

前言

一个国家的外交与其文明特点紧密相关。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因素在俄罗斯外交中有着深刻的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外交受到地理条件、周边环境、生存方式、文化特质、历史经验、国家模式、社会意识、宗教精神、民族心理等文明要素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而在从东欧平原一个历史起点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到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的过程中，俄罗斯外交发挥了十分活跃和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这种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1]。在20世纪的苏维埃时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个过程也得到了其独特文明影响下的对外政策的强有力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外交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在探索俄罗斯复兴道路、重建俄罗斯强国的努力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化以及文明碰撞的背景下，俄罗斯外交更加注重从其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发掘其特有潜能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

从历史的长过程进行考察，俄罗斯外交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既可以是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和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引发国际矛盾和冲突的因素。通过对文明要素影响下形成的俄罗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理解、处理对外事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国内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同时，这项工作也能为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俄罗斯外交提供文明、文化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俄罗斯学术界目前尚鲜见与此课题直接对应的专题研究成果，但大量有关俄国外交史和俄罗斯文化的论著从不同侧面为研究与本课题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丰富材料。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萨哈罗夫院士领衔编撰的五卷本《俄国对外政策史》（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以事实和文献为依据，系统详尽地研究了从15世纪末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俄国对外政策历史，被认为是俄国史学中的首创；由波将金主编的多卷本《外交史》（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把俄国外交置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外交发展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至今仍是有关俄国外交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伊格纳杰耶夫、雷巴切诺克、萨宁等编撰的《俄国外交：人物群像》（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портретах）讨论了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俄国外交思想、外交方式和外交活动；《俄国外交：历史与现代》（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是为纪念俄国使节衙门建立450周年而举行的学术会议的资料集，其中反映了俄国对外政策及其负责机构历史发展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俄国外交传统的形成及其对当代的影响；2002年由时任外长伊万诺夫担任编委会主席的三卷本《俄罗斯外交部史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是为俄罗斯外交部成立200周年而编撰出版的史学著作，对200年来外交部在俄罗斯外交思想、战略、政策和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全面分析和总结。

在21世纪之初，俄罗斯外交越来越重视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例如，2007年3月，为纪念俄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戈罗文（1650—1706年），举行了以“俄罗斯外交的起源和传统”（Истоки и тради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为题的学术会议；2008年4月，俄外长拉夫罗夫撰文论述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与教会的合作是俄国外交最久远最深刻的传统之一；2007年12月，举行纪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大会，拉夫罗夫称涅夫斯基“在西方和东方的积极活动奠定了我们称之为全方位外交的基础”。

欧美学术界一些研究俄罗斯外交的著作对与本课题相关的问题也有所涉及。其中，列文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对手》（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具体分析了俄国在欧洲扩张和走向全球霸权的过程，以及俄国外交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中对俄罗斯帝国与其主要竞争者如哈布斯堡、奥斯曼、不列颠等帝国在自然条件、外交战略以及机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莱东尼的《1700—1917年的俄罗斯帝国与世界》（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1700—1917）讨论了俄国在西部边疆、南部边疆和东部边疆的地缘政治扩张，以及俄国周边国家尤其是大国对这种扩张的反应。莱东尼所著《俄罗斯帝国的大战略，1650—1831年》（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Empire，1650—1831）认为，俄国在很长时间里的战略不是对直接的威胁做出反应，而是为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进行的扩张。在帝国长期战略的形成中，军事力量、地理条件起着重要作用。俄罗斯帝国以其扩张性、军事性和极权制度挑战同时代的其他强国和帝国。图米内兹的《1856年以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Russian Nationalism Since 1856）研究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主要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俄国对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唐纳森的《俄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制度和不变的利益》（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Changing Systems，Enduring Interests）用约一半篇幅反映了纵向的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另一半篇幅以专题形式讨论了俄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内因素以及俄国与周边国家、俄国与西方、俄国与非西方国家等问题。

国内学术界以俄罗斯文明与俄罗斯外交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但一些研究俄国外交史、俄国外交问题以及俄罗斯文化的著作和论文从不同侧面涉及了与本课题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历史传统因素、地缘特点、政治文化等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总体而言，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研究，不论是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还是在理论概括、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本书在贯通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把俄罗斯外交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俄罗斯文明和文化进程、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结合起来，把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重点研究俄罗斯文明与俄罗斯外交之间的关系，具体讨论俄罗斯文明的基本要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俄罗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理解、处理对外事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以及俄罗斯外交思想、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并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实证研究，说明其所具有和隐含的文明特征。

本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主要探讨俄罗斯文明要素与俄国外交的相关性。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相比，文明特点在俄罗斯外交中的作用显得相对隐性，但作为一种无形的软力量纽带，它对俄罗斯外交思想、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把影响俄罗斯外交的俄罗斯文明要素归纳为空间因素、文化传统、强国思想、东正教、帝国体制几个主要方面，并研究这些因素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方式和路径。空间因素

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在俄罗斯文明形成过程中起了根本性作用，它决定了俄罗斯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而影响了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于自身安全及利益的理解，产生了俄罗斯特有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并作用于其外交思想和实践。自莫斯科公国时代以来，在横跨欧亚的空间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文明的空间因素所具有的欧亚特性，是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基础文明要素。同时，这一国土空间及其特性本身也是在外交的积极参与下实现的。文化传统

在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人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作为俄罗斯人民的信念和追求，是指导俄罗斯外交思想、构建俄罗斯外交战略、支撑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多样性的特质，使得俄罗斯外交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游牧民族和近代西方先进国家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强国思想

俄罗斯强国思想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强国思想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理想和追求，逐渐发展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以建立强国作为基本目的和主要任务的俄罗斯强国外交自彼得一世时代以来逐渐成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达到顶峰。在帝国衰落时期，强国思想得到了新的阐释和宣扬，强国外交也有了新的定义。历史形成的强国思想在苏维埃时代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在外交实践中得到体现。而新俄罗斯则试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强国的旗帜下实现复兴。强国思想经常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容易表现为外交中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东正教

俄罗斯人民是信仰东正教的人民。东正教不只是因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行为方式而间接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东正教教义和东正教会还对俄罗斯外交具有直接影响。东正教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东正教会的国际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俄罗斯外交的组成部分。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教会人士甚至作为国家代表直接参与了外交活动。帝国体制

帝国体制既代表了俄罗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各种文明要素。帝国体制是反映、争取和维护俄罗斯帝国利益的一整套思维、结构和制度，它整合国家的各种资源，动员政治、军事、经济、精神等方面的力量，支配了近代俄罗斯外交的方向，推动形成了俄罗斯外交的基本风格和特点，也影响了俄罗斯外交的机构设置、决策程序、政策制定，以及指挥实施的原则、程序和方式。

在研究俄罗斯文明要素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与俄国外交相关性的基础上，本书下编的主要任务是对各个历史时期俄国外交的思想、战略、政策和实践进行实证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下编的内容并不是对俄国外交史的全面论述，而是选择每一时期外交的主要问题、重大事件或重要现象，分析并解释其中包含的文明和文化根源。

在基辅罗斯时期，俄国外交诞生于它与北欧的瓦里亚基人、南部的拜占庭帝国、东方游牧部落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关系之中。早期俄国外交发展的标志之一是838年罗斯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团以建立与拜占庭帝国的直接联系。860年罗斯与拜占庭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意味着罗斯得到了国际承认。罗斯曾与数十个国家或部落联盟建立了关系。瓦里亚基人的征服给罗斯外交带来了强烈的扩张性特点，在南北方向上，罗斯人曾把控制黑海出海口和波罗的海出海口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并一度取得重要进展；对东部地区，罗斯采取蚕食政策，但对游牧民族则总体上处于守势，并最终被鞑靼蒙古征服。

随着莫斯科公国在16世纪的成长，其外交有了新的面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多次向莫斯科派出使节，而莫斯科的外交官员也成为欧洲很多国家的常客。莫斯科国家还与一些东方国家建立了关系，“俄[2]国成为一个具有积极对外政策的有影响的大国”，为了适应日渐发展的外交事务需要，1549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使节衙门，并逐渐形成了多方向展开的政策、务实稳健的风格、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等外交传统。

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是俄国外交的困难时期，俄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跌落，但到这个世纪中叶，其国际影响明显恢复，其标志之一是俄国成为结束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证国之一。但正如这一时期担任使节衙门首脑的奥尔金-纳肖金所言，俄国的外交[3]成就如果没有其内部发展作为支撑的话，那将是不牢靠的。

在彼得时代，俄国外交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成为追求和实现帝国利益的工具、手段和助推强国崛起的重要力量。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以及在对外关系中外交与战争两手的交替使用，最终使俄国击败北方强邻，争得了同英国、法国等欧洲传统强国大致同等的地位。由于俄国进入波罗的海，其地缘政治威力显著加强，俄国第一次以欧洲大国的面貌走上世界历史舞台。1720年，成立了主管帝国外交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强国思想不仅成为其全部外交政策的思想轴心，而且也反映在把俄罗斯帝国变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国家之一的外交活动中。俄国的实力和影响继续发展，尤其是1774年签订的《库丘克-凯纳吉和约》，标志着俄国外交的辉煌胜利。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外交在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方面大体与西欧接轨。1802年，俄国按西欧模式建立了外交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原有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虽然继续存在到1832年，但所有重要政策问题的解决都转归外交部处理。

俄罗斯帝国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崛起，其疆域和势力范围空前扩大，俄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维也纳会议上，除了谋求帝国利益之外，俄国外交在建立欧洲安全机制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亚历山大一世于1816年提议的“欧洲强国同时按比例裁减军备”，被认为是最早的普遍裁军倡议。

强国思想指导下的俄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扩张领土疆域、拓展地缘政治优势、谋取欧洲大国地位乃至世界霸权。这是俄罗斯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俄罗斯国家政权存在和活动的基本目标。维什涅夫斯基指出，“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领土扩张是国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也是俄国与走在前面的欧洲进行竞争的最主要动机，它要求把社会的力量集中到极致”，它“给俄罗斯的社会意识和俄罗斯的国家观念打上[4]了深刻的印记，并在彼得一世之后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性”。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尽管政策上有过重大调整，但俄国外交的这种性质并未改变。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外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如具有大视野大战略的外交决策，以西方为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立的外交活动，主张采取多边行动的外交策略，长于利用大国间矛盾的外交手段，以实力为基础的务实外交风格，等等。

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试图与旧俄国的帝国外交决裂，以《和平法令》的形式提出了诸如废除秘密外交、提倡人民外交、反对掠夺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和约等要求，在形式上满足了俄国人民要求结束战争的愿望。但这样的对外政策主张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国内法形式提出的原则不可能成为各交战国相互关系的基础并结束国际战争。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试图以输出革命的方式，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这也被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开始务实地考虑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外交的重心从世界革命转向了和平共处，但苏联外交仍然存在推进世界革命与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双重性特征。斯大林时代，苏联外交逐渐越来越多地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传统，热衷于利用军事优势和军事胜利获取利益，把争夺地缘政治利益、扩大势力范围作为外交的首要目标。斯大林逝世之后，直至1980年代初，苏联外交的基本方针未变。但对世界头等军事—政治强国地位的追求，成为苏联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沉重包袱和巨大障碍。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外交，是试图超越以往的外交传统、放弃对于帝国利益的追求、为国家发展找到一条新路的尝试。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外交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代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明确了俄罗斯外交的基本取向和原则，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做出了选择，提出了为俄罗斯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俄罗斯外交的基本任务，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依据，拒绝外交的意识形态化；放弃使命意识，遵循现实和实用的原则；以西方为主要方向，推行全方位外交；坚持外交独立性，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等重要主张。这些新认识已经并将继续对俄罗斯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在俄实施强国战略、实现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对文明与外交相关性的研究，是在新的层次上揭示和说明俄罗斯外交本质、风格、特点的一种尝试。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对拓展和深化俄国外交的研究有所帮助。[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5页。[2]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С.Иванова на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посвященной 450-летию Посоль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Москва，МГИМО，29 октября 1999 г.），http：//www.rg.ru/oficial/from_min/mid_99/435.htm.[3]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С.Иванова на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посвященной 450-летию Посоль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Москва，МГИМО，29 октября 1999 г.），http：//www.rg.ru/oficial/from_min/mid_99/435.htm.[4] Вишневский А.Г. Серп и рубль.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СССР.M.，1998.C.225.

上编 俄罗斯文明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俄罗斯文明的空间因素与外交·

俄罗斯文明空间因素的基本特点

对于像俄国这样重要而独特的国家来说，选择怎样的切入点才能够将历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和文明方法真正运用起来呢？从综合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环境等各方面要素的观点出发，“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范畴也许最为接近这样的要求，将人文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相互融合，即从制约和影响该国实际存在的最主要的基本结构和历史主体出发，同时，将它置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发展的总体视野之内，在一个相对便于综合、比较、验证的学理基础之上来对客体加以诠释。“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范畴不会是一个包罗万象、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工具，但是，它可以用来对事物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本方面进行阐释和分析。特别是对于像俄国这样体量巨大、历史复杂，甚至曾经一度是世界的超级大国来说，从一个或者若干个核心范畴入手来进行把握，是一件非常必要而迫切的工作。

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这样一个强调东西方文化结合的视角，用更为宽广和内涵丰富的视野来把握俄国现象的本质，有利于我们更加贴近俄国历史文化的复杂路径来追寻其存在的意义。处于世界历史发展中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竞争的结合部状态，乃是决定俄罗斯文明单位、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基础，是决定其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最主要的长期存在的基本因素，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模仿乃是俄罗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方面。

在对作为文明结合部的实例加以研究的对象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处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在内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从当代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广大地域通常被认为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因而亦可称为“欧亚文明结合部”。这一地区也常被称作“欧亚地区”，冷战时期，这里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在的主要地区。从历史上看，那时也是这一地区历史潜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阶段。

千余年来，处在欧亚结合地区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主要是承袭了包含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继承了叙利亚文明传统的拜占庭文明、西欧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乃至亚洲文明等多种文明的影响，它们相互碰撞、渗透、融合、消长，包括犹太文化也以在世界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规模加入了这一文明结合部。

从历史比较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一地区称为各种文明交织的典型地区。

这里所说的典型性，乃是就其跨越的年代、波及的区域、结合的程度、产生的影响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所占的地位而言的。从当前来看，“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既有西方文明在欧亚交接地带的扩展和延伸，同时也有亚洲文明等其他文明在彼处施展影响之后尚存的痕迹。总的来说，自罗马帝国终结和基督教世界扩展之后，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由欧洲西部和南部涌入的文化影响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呈现全面优势，但多支东方文明在彼处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依然对尔后的社会进程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西方以及来自其他方向的文明影响之下，一种不同于原生态文明的特殊的文明形态在欧亚交错地区成长和成熟起来。这种特殊的文明形态从历史上看，其主要部分（指东、西、南斯拉夫地区）都从原始社会解体后直接进入了“封建时代”，而没有经历一个被称为“奴隶制”的青铜时代的陶冶；在宗教上看，以西方基督教影响作为主干，但许多地区却主要尊奉来自拜占庭基督教的一支——东正教；在文化传统上，总体上认同欧洲文化的主流，却仍始终不懈地创造着有自己特殊面貌的精神生活；在制度的构建上，这一地区毫无疑问以西方政治经济发展为楷模，同时也结合了时势的变迁，不时注入来自本土的和来自东方的独特元素；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在该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冲突、动荡、改革与转机，无不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与该地区文化融合与冲撞的现象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从文化冲突、融合的角度，来分析作为当今国际政治实体之一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体上，可以把包含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史称为“东欧”的中东欧、东南欧地区，当然政治上说也应该包含中亚地区的这一地理区域称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虽然这个地区的边界发生过多次移动，但是有着大体确定的政治与文明历史内容。与欧洲的西部地区相比，以及与位居远东的中华文明相比，作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的政治实体并不具有如西欧主要民族国家那样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同时政治治理单位相对一致的历史；也不具有像中华帝国那样几千年来政治版图、宗教、语言、民族构成大体一致，政治治理空间较为稳定的文脉相承景象。相较而言，不论是俄国，还是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或者中亚国家都有着长期被异族占领的历史，并有着丰富多样的来自外部的民族文化起源。也正因此，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国家都表现出各不相同且相当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内部与外部行为特征。当然，这一地区也曾经先后出现过具有主导性作用的政治实体，诸如拜占庭帝国、金帐汗国、沙俄帝国以及苏联，包括今天尚存的独联体和欧亚联盟等一些政治主体。多年以来，这一地区的文明以追随西方却不能成为西方、受影响于东方但更不是东方这样一种历史惯性长期延续。不论在制度构建和思想文化倾向上，还是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结盟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多种取向趋势。这一地区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以侧重于西方取向为定式，但是又以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历史性摆动而令世人注目。一 形成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诸种因素

从总体上看，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基本上与20世纪苏联东欧地区即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空间相重合。之所以把这一地区称为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是因为来自各种民族、语言、宗教与文化的势力与影响好像万花筒一般，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里进行着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交汇。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民族大迁移的浪潮和征伐者的铁蹄纵横驰骋，带来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各民族在这里比邻而居，造成了这一地区异常复杂的人种聚合。随人种交流而来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在这里被交织使用。19世纪，著名语言学家柴门霍夫正是基于此感悟，遂有了创立世界语的宏愿。

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这里曾经是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旧教与新教，以及伊斯兰教与各种宗教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教会势力的犬牙交错，使这里的同一民族信奉不同的宗教，而同一种宗教的恩泽又遍及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这里还曾经是饱受异族入侵之灾的地狱，但曾几何时，有些被蹂躏的民族却也称霸一方，如俄国、波兰。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形成既是世界范围内若干重大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的产物，如帝国影响的扩展、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深刻影响；也是包括宗教、人种迁移等因素造成诸文明形态在抗衡及交融过程中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在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比如山川河流和平原森林的走向也是形成不同政治形态的重要背景。在这里，人们遵循着各自悠久的传统，同时又在吸收、融合、繁衍着诸文明的精华。1.早期诸民族之汇集交融乃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之基础

以斯拉夫人为主干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各早期民族的形成时间参差不齐、各有先后，但大致固定的民族地域的历史形成始自民族大迁移。因此，首先应了解为文明结合部奠基的民族大迁移过程。现在居于这一地区的最主要人种，是由东、西、南三大斯拉夫族群组成的斯拉夫人。对斯拉夫人的起源尚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来自欧洲北部，也有人认为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即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乌克兰西部和罗马尼亚北部一带。公元4世纪民族大迁移开始后，随着日耳曼人的西进与南侵，斯拉夫人开始朝三个方向进行迁移，遂形成了与今天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大抵相近的区域：西斯拉夫人，朝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亦即今天的德国东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迁移；南斯拉夫人直下巴尔干，大体定居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地域；人数最多的东斯拉夫人，则成为主要会聚于西部地区居民的祖先，包括今天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继斯拉夫人之后，讲突厥语的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以南地区定居，并被当地的斯拉夫人所同化。到10世纪前后，远道而来的马扎尔人在多瑙河盆地落脚，他们从东向西的迁移经历了4个世纪之久，成为现今匈牙利的最早居民。而未有被外来民族所同化的达伦基人，是现罗马尼亚人的祖先。位于苏联境内的中亚诸族大体上是最近几个世纪在俄罗斯帝国的扩疆过程中被纳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带。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斯拉夫人带来的古老村社制度与拜占庭帝国境内残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给转变中的拜占庭社会带来新的因素，也为居住在欧亚地区的斯拉夫等其他民族向中世纪的过渡扫清了道路。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当地的与外来的、较为先进的和正在开化的、游牧的和定居的民族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定居和交往，为该地区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应该指出，西方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是强调欧洲西部历史对于人类的贡献，而忽视欧洲东部。二战以后直至冷战终结的半个多世纪中，这种情况甚至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有增无减。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随着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继成为欧盟的成员，以及俄罗斯与欧盟间关系的深化，西欧的历史学家纷纷著书立说，抛弃原有的轻视欧洲东部地区的陈旧观念，强调欧洲东部与欧洲西部在文明发展中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证明欧洲东部与西部历史的不可分割性。一[2]些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认识过程。

13世纪之后，鞑靼西侵所产生的影响成为欧亚大陆文明结合地带一道特殊的人种景观。原来默默无闻的蒙古部落，倚仗着其精良的武器、剽悍的骑兵以及出色的战略把自己的势力一直从蒙古草原扩展到黑海之滨，不光是俄罗斯人臣服于蒙古征服者，而且波兰、匈牙利甚至是奥地利都被成吉思汗的铁骑侵扰过。蒙古军队所到之处，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与当地力量的争夺与抗衡。但是蒙古人的入侵，也为结合部的文明带来若干重要的因素。15世纪，先是臣服于钦察汗国，并取得蒙古朝廷充分信任的莫斯科大公国，一俟蒙古势力衰弱，立即摆脱了蒙古的控制，逐步形成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国家虽然标榜以复兴拜占庭帝国为己任，但是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蒙古统治，尤其是东方无限君权式的政治统治，包括军事、财政等多项制度的构建，[3]不能不在俄罗斯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最新历史研究表明，蒙古人两个半世纪的占领虽然对当地的自然历史发展带来很大的干扰，但是，金帐汗国所实施的宗教宽容，以及其对东欧、中东、中亚实施的外交政策使得当地能够保持和发展本土的宗教与文化，[4]也拓展了那一地区的对外联系。同时，蒙古人的占领对东欧政治地理的态势划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人的占领，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从东向西迁移，并在以后以小亚细亚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使得整个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划分为文化渊源相近但在地理及发展方向上各不相同的欧洲大陆及巴尔干地区两大部分，后者为奥斯曼帝国所长期占据。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东西方文明结合问题，仍然可以看出作为欧洲大陆部分的东欧地区和巴尔干地区，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民族关系，还是在战略态势上，都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2.罗马帝国及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乃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之主要起因

公元4世纪，随着奴隶制经济在罗马帝国广袤的疆域内发展愈益不平衡，随着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政治中心越来越向东移。公元330年，拜占庭帝国从过去罗马帝国之下的一个大区演变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实体，东罗马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建成宣告了这一过程[5]的确立。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拜占庭文明不仅以一个伟大帝国而存在，而且其自身即可被视为这一地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滥觞。“它在东西文化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是欧洲古典文化与近代文化的中介；它不仅以自己的宗教、文字等影响着东欧，而且也向西欧传输了[6]古典学术遗产和罗马法。”拜占庭的榜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中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也同样激励着俄国承担起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历史功能。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之后，在公元816年的弗乌提斯教长会议上，东方教会宣布自己与罗马教廷享有同等地位，并从教义教规上与西方教会公开对抗。之后，东西教会仅保持形式上之往来。1054年，罗马教宗派使者前往拜占庭圣索菲亚大教堂，宣布查埃尔·塞路雷累斯主教为异端，之后，东西方教会相互开除教籍，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1世纪之后，罗马教廷组织了名为征服东方异教徒实为打击东方正教会的十字军东征，进一步加深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仇视和对立。

东西方教会分裂之本身乃是罗马帝国政治重心东移并出现政治与宗教多元化的产物，而罗马帝国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基督教会的分裂又反过来成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直接先导。这种分裂使得欧亚大陆的西欧部分与欧亚大陆以斯拉夫人为主干的地区之间的历史呈现出不同面目。这首先表现在西方基督教与东方正教将以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尔后西方与东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教廷与世俗政权的平行分立，成为之后西欧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而东方正教作为王权之下的阴影，始终推动着世俗政权充当现实世界的仲裁者。同时，东西罗马的分裂又为日后外来文明，如伊斯兰文明的介入，提供了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帝国及基督教世界分为东西的事实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主要开端。3.东西走向为主的多层次地理特征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之基本条件

东西方文明结合地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该地区从总体上看，以东西走向的平原、河流、山川为主要的地表景观，从而使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通过处于欧亚大陆核心部位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了物质的、精神的延续不断而又能量巨大的交流。处于欧亚大陆这一核心地带的几大地形自北向南依次为以下几种。（1）横跨欧洲东部的起自乌拉尔山脉延伸至奥得河、易北河的东欧大平原。东欧大平原从俄罗斯乌拉尔以西地带跨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再越过白俄罗斯、波兰直抵德国的东部。（2）雄踞东自乌克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诸多东欧和中东欧国家的喀尔巴阡山脉。如果从与多瑙河大体平行的喀尔巴阡山脉的走势来看，其自西向东的延伸基本上也与欧亚核心地带横贯东西的地理形态相吻合。（3）与东欧平原和主要山脉走向相吻合，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森林地带大体也是按东西走向分布。（4）起自波西米亚高地穿越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最后流入黑海的欧洲最长的河流——多瑙河，也是东西走向。

强调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理构造形态以东西走向为其主要特征是因为这一态势表明：欧亚核心地带交流通道的主要走向，乃是东西方向的横贯而行。换言之，欧亚大陆核心地带这种以东西走向为基本特征的地理构造，不仅使当地的诸种本土文明能够凭借这种特殊的地形得以生息繁衍，融合贯通，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欧洲西部的古典文明与来自欧亚大陆东端的东方文明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格局非常鲜明地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形成提供了主要的地理空间基础。

但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延伸到今日俄罗斯境内之后，出现了一个与其东西走向地貌相异的景观，那就是俄国的文化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非常强调的：“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交通线是河流，大多数是沿经线方向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流动的河流。这些河流把波[7]罗的海地区与黑海地区连接起来，最后又将它们与地中海沟通。”除此以外，欧亚大陆东欧平原的东端以乌拉尔山脉为界，该山脉的南北走向成为欧亚大陆的自然界限。这也可以成为利哈乔夫观点的一个重要支撑。利哈乔夫突出强调的无非是俄罗斯的“南北联系”比“东西联系”更为重要。他认为，古罗马文学中的所有东方题材都是从南方经过希腊或者是从西方传到俄国来的，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俄国的装饰艺术品才出现了东方因素。其实利哈乔夫强调俄国文化的欧洲起源，并不否认俄罗斯也存在东西走向的山川平原；利哈乔夫批评欧亚主义，但无法否认来自东方影响的存在，以及东西方向长期贯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事实上，不论是早年的民族大迁移，而后的蒙古人西侵，以及后来作为千年帝国的拜占庭文明几个世纪向东部的扩散，大体与上述地形特征相关；即使是发生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文明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交流（如立陶宛—波兰王国与莫斯科公国之间的战争）也都和这一地区的地表景观有着密切关联。当人们把视野转向近代，即会发现19世纪前期拿破仑率军跨越东欧大平原进军俄国，以及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横穿同样的路径侵犯苏联之时，所凭借的也正是东欧大平原的宽广通道。进一步言之，20世纪近三四十年中，东西欧与苏俄之间，最主要的制度性纽带不光是政治或文化之间的合作，而且是以横穿整个从乌拉尔山脉直至西欧各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系统为载体的能源合作网络。俄欧关系几经起落，却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是以地理便利为基础的能源合作设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包括正在积极推进建设的中俄能源合作管道，若不是有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完全排除了地缘政治障碍的横穿欧亚的跨境交往便利，恐怕中俄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格局完全会是另一番景象。言之于此，便自然会想起英国地缘政治创始人麦金德有关欧亚大陆“轴心地带”的理论，在他看来，15—1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以发现新大陆为推动力进行的海上航海建设，只有一处宏大的地理格局变迁可与之媲美，那就是横跨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铁路的建设。在麦金德看来，欧亚大陆轴心地带的陆地机动性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机动性是完全可以匹敌的历[8]史力量。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横亘于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近年来在波罗的海铺设的俄罗斯到德国的海底天然气管道，以及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中亚、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建设的能源运输管道正在起到与海上资源交换通道同样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感叹于早年海洋型殖民帝国的地缘不连续性引导出以市场、产权、法治为基础的制度构建的同时，也会对大陆型殖民帝国的地缘连续性带来的欧亚大陆横贯一气的浩大地缘联结，以及在此基础上演出的一幕幕政治活剧而惊叹不已。

综上所述，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早期诸民族之汇集交融、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之东西分裂以及多层次的横贯东西为主的地表景象，这三种因素是今天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的基本动力与背景。二 诸文明形态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消长、融合与繁衍

以下让我们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等基本社会形态变化的角度，来纵向观察这一地区文明结合状态的历史演进过程。

总体上说，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形成基本上是与该地区诸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与该地区开始从原始状态进入中世纪同步发生的。

各大文明形态在该地区出现次序，以拜占庭文明扩展为先，西欧文明影响稍次，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兰文明随后，再加上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的深深印痕。随着各大文明相继在欧亚核心地带出现，该地区之文化构成日益呈现复杂多样的面目。

在欧亚核心地区各国进入近代社会阶段之前，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自民族大迁移后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分裂、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延续，及至奥斯曼帝国形成之前千余年左右的时段。

在这一长阶段中，在罗马帝国被分为东西两半之后，在欧洲的西部，先是公元5世纪法兰克王国兴起，后是在一波一波异族入侵之下，公元9世纪左右，西法兰克（法兰西）、东法兰克（德意志）以及意大利等王国先后独立，直至公元12—14世纪，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封建君主国趋于形成。与此同时，雄踞于欧洲东南一侧和西亚，包括巴尔干、小亚细亚、中东乃至北非，甚至囊括高加索一带的拜占庭帝国，自公元7世纪起，历经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西欧十字军东征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在经历了早期五六个世纪的辉煌之后，于11世纪前后开始趋于衰弱。但是，拜占庭文明继承了古典希腊、罗马时期的文明，加之千年帝祚之下的陶冶和锤炼，因而具有强大的辐射能量，并在宗教、语言、艺术以及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向更加东南的欧亚核心地带传播。其文明传播的最主要成果乃是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皈依东正教，以及与西方天主教在东欧扩展的同时，拜占庭也在东欧扩展其影响。中东欧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大体是在公元10—11世纪确立了民族国家最初的基础。而公元13—15世纪蒙古对罗斯诸公国的占领，则使得该地区在延续东正教文化的同时，也被输入了东方的文化基因。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与在这一地区发挥过政治与历史影响的其余政治单位相比，拜占庭的影响最为深远。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自公元6世纪始至15世纪灭亡，其文明在中世纪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拜占庭文明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其本身乃是基督教文明之主干，而且拜占庭极盛时其疆域包括埃及、西亚等文明古国，因而大量吸收东方文明，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集大成之色彩。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当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拜占庭，东正教会尚不能如西欧教会那样垄断一切，因为其文化与西欧相比，具有较多的世俗性，特别是城市中的世俗气氛，有利于古典文化的保存。拜占庭文明之充分发展，及其在地理条件上的便利性，对东欧诸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产生这种影响的最重要的传播环节乃是教会。

自称信奉基督教正统的东正教会与罗马教廷辖下的西方基督教会有着很大的差异，不论是教义、教规、教会组织结构及与世俗政权之关系，东正教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定。随着东西教会的日益分裂，这种独特性日益明显；同时，西方教会与东正教会对尚处在从原始宗教向一神教过渡阶段的东欧各民族的争夺也日渐激烈。

处于近水楼台地位的拜占庭文明对欧亚核心地区最重要的影响，乃是东正教会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早期民族的初步形成。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拜占庭派出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两位传教士为东欧诸斯拉夫民族创造了西里尔字母——古老的斯拉夫字母，从而使东欧斯拉夫人开始从方言向形成文字阶段发展，为形成、确立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提供了一个强刺激的讯号；其二，东正教会在保、塞等国落脚，使之成为王权有力的辅佐，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日趋衰弱，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庭文明也发生了两次重心偏移，即出现了与拜占庭文明既有密切联系，又呈现地方与民族风格的斯拉夫文明的两次崛起。第一次崛起是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时期，这是独特的斯拉夫文明形态形成的最初标志。第二次崛起是这一文明从保加利亚王国向俄罗斯民族的转移。自奉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土耳其入侵之后文化凋零。这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经过长期努力，在摆脱金帐汗国的蒙古人统治之后，下诏宣布俄罗斯继承拜占庭的权利，并负有保卫东正教的责任，号称“第三罗马”。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两次文明中心的转移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保加利亚史学会还经常举行研讨会，研究保加利亚曾为斯拉夫文明中心的问题；而俄国自保加利亚衰弱后，一直自奉为东正教和斯拉夫文化的“救世主”。这种意识，不仅对当时形成大一统的俄罗斯帝国起到促进作用，而且由此而形成的民族感和帝国意识在俄罗斯历史衍进中发生着长期而又微妙的影响。以俄罗斯帝国而论，不论是在内部社会革命进程中，还是在抵抗外部入侵时，或是在与列强争霸的进程中，“第三罗马”的思想传统始终延绵不断。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第二个阶段的历史自拜占庭帝国最后的陨落、蒙古占领的终结、奥斯曼土耳其崛起始，大约在公元14—15世纪，一直到结合部各民族、国家向近代社会过渡前为止，即大体到19世纪中叶为止，这是欧亚核心区域文明结合部形成的又一个高峰。

西方文明在东欧传播，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最主要的对象。东欧的这三国几乎在同时（10世纪前后）皈依西方教会，但与西欧日耳曼民族之皈依基督教的过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日耳曼部落是在其尚处较低发展水平时接受天主教的，因而罗马教廷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和权力；而东欧三国皈依天主教时，不仅已具有初步的文化和语言，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国家，因此东欧的教会非但未能成为至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维护民族独立的工具。东欧各国的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如同东部斯拉夫地区的东正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尽管教会对于当地社会的精神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或多或少仍处于王权的威仪之下。这样一种发生在欧洲东部和亚欧核心地区的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大体上并不以天主教和东正教为转移。这是欧洲东部与西部地区甚为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被视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一个典型现象。

在这一阶段，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东欧与西欧历史发展面貌的巨大反差。从14世纪开始，欧洲政治经济重心出现重大转移。英法之间长期的破坏性战争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之后德国的政治分裂，使西欧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政治衰落和骚乱时期。但在东欧，不论在波西米亚、波兰还是在匈牙利都可见到“具有近代组织结构的强大国[9]家的兴起和巩固”。

正当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中东欧，包括一部分南欧地区，出现了大幅度接近西方，承袭西欧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一脉传统之时，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东部即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俄罗斯，在经过了250年蒙古人的统治之后，开始迅速崛起。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时期，不光具有自治和民主传统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臣服于莫斯科，而且莫斯科还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控制了伏尔加河通往里海的全部通道，甚至在1552年攻下喀山，打开了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的通道。经过16世纪的混乱与动荡，到17世纪初叶，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沙俄帝国已初具雏形。这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内部，不仅形成了与中东欧诸国的国家竞争，而且在国家内部制度建构上，也表现出与西方的巨大反差。

当说到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时，人们经常会谈及历史上各个阶段俄国与主要西欧国家的差距。苏联传统史学界通常是把这种“落后性”解释成为剥削制度以及沙皇专制的结果，并且认为只有经过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后，才使俄国克服了这种“落后性”，成为世界先进国家。这样一种解释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消失了，因为这种说法既留下了历史空白，也不周全。给人的印象似乎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不是永远的“落后”，就是永远的“被奴役”。

米洛夫则提出了自己的历史概念，他强调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地理因素。与前人不同的是，他是将东欧大平原的气候条件与政治制度和人民心态的特性紧密地加以联系。在他看来，在东欧大平原与西欧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比如，每年很短的耕作时间、难有收获的土地条件等，使得产出低下在东欧大平原成为一种恒定持续的现象。由于社会剩余产品总量有限，一方面，农民村社和集体经济得以顽强延续；另一方面，基于维持国家功能以及供养上流贵族社会的需要，严格征集剩余产品，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就出现了农奴制，在政治领域里也出现了君主专制。在这样几乎“永久的时间短缺”以及“在农业劳动质量和收获报酬之间难以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特殊心态之下，一方面形成了习惯使用强力和中央最大限度集权化的体制，另一方面“难以形成非常精细有序劳动的习惯”。所以在米洛夫的概念里，主要并不是“落后”与“奴役”，而是在不良条件之下有限的社会收获总量促成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和特殊的文化。

米洛夫认为，罗斯和西欧分别代表了不同封建关系形成的路径，前者通过国家，后者通过领主经济。随后的中世纪的历史表明，在早期阶段，近似之点要超过相异之处。在中世纪国家的早期形成阶段，欧洲大多数居民在各处都要缴税，而这些税收是由贵族负责派收的。由此，领主经济体系才得以逐渐建立起来。一般来说，在欧洲的西南部，领主经济制度建立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快、普及得比较广；而越接近欧洲的东北部分，与通过国家剥夺各个居民阶层的体制相比，领主经济就出现得比较晚、发展得比较慢、普及面也不那么广泛。从区域发展的类型学角度来讲，罗斯仅仅是欧洲最东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样式而已。

实际上在“欧洲东部”这样的范畴之下，还是有着一些不同的地区，包括比较接近于中部欧洲的西南罗斯部分，以及离欧洲较远的东北罗斯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当俄罗斯土地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时，出于一系列原因，俄罗斯国家的中心逐渐地从第聂伯中游地区向东斯拉夫人所在的东北部地区，即苏兹达尔地区迁徙。正是在这里，在14世纪，开始了新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此以后，俄罗斯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名称。

当时俄罗斯的东北地区与南部地区相比，自然地理条件更加严酷，不论是收获还是剩余产品都非常有限。而在13世纪初期，欧洲普遍的寒冷天气（小冰冻时代）又大大加剧了已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形势下，俄罗斯所剩无几的大部分剩余产品都被作为金帐汗国的赋税派送到了国外。这样，俄罗斯国家的状况甚至比初创时期还要艰难。这就促使俄罗斯形成了比基辅罗斯时期更加严酷的国家权力结构，越[10]来越趋向于巩固权力的集中和统一。

总之，东西方文明在欧亚结合部地带的碰撞和对抗、融合与渗透所造成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各国各民族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多种文明加以承袭之后，形成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另一方面，这种基于文明结合部复杂背景的竞争与对抗，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地缘政治与文明的若干中心，先是拜占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后是蒙古鞑靼的占领。在这一时期终了之时，已经可以看见一个意欲称霸的新的替代者——俄罗斯帝国正跃跃欲试。三 向近代国家演进中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

16世纪末17世纪以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与西欧经历了更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15世纪以后，西方城市兴起，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关系孕育成长。在东欧稍晚也出现了朝这一方面发展的趋势，然而。东西方的发展路径却各不相同。在经济上，当资本主义关系在西欧诸国城乡以相当大的势头为自己开辟道路时，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东欧诸国却遭遇了著名的以“第二次农奴制”为形式、以强制劳动为特征的农奴制的卷土重来，包括俄国农奴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在政治上，西欧正值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纷纷建立，而东欧经历了一个短暂兴盛的阶段之后，各国政治中重新充满了贵族的涣散分裂与封建割据的动乱。在民族问题上，当西欧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之时，东欧却依然保持着实行瓜分与奴役的多民族宗主国。除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一度占领莫斯科之外，更多的是沙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对这一地区的异族统治。

尽管东欧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先天不足，但历史仍然顽强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犹如狂飙突进，在东欧这块土地上也激起了深刻的回响。从外部条件看，这是由于长期异族的压迫，由于30年战争后法国地位的崛起，也由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所包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对东欧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从内部因素看，乃是各民族自身资本主义因素之缓慢发展。

与东欧的历史发展相对比，尽管彼得一世很早就注目西方，引进西方的技术与政治管理制度，但是这一切更多的是与俄罗斯传统相结合，并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服务。而东欧地区各国则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开辟了近代民主制度的先声。从国家内部体制构建而言，东欧地区以西欧为榜样，尽管还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但努力构建的是以民族为单位、以更多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而此时的俄国虽然经历了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时期的文明开化与学习西方，但是，对于民主、法治、市场等近代国家要素的追求，始终让位于大一统的中央王权的自身需求。由彼得大帝在18世纪所推进的现代化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深刻地强化了国家主体。这一现代化是立足于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直至当时，农奴制依然适应于这一阶段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

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发生在19世纪的中叶。从这一阶段一直到20世纪之初，俄国是在按照西方私人产权的模式推进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但是大多数居民在多少世纪中积累起来的集体主义（村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