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海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孟子与政治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与政治/夏海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9
ISBN 978-7-101-14046-0
Ⅰ.孟… Ⅱ.夏… Ⅲ.孟轲（约前372～前289）-哲学思想-研究 Ⅳ.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63456号
书 名 孟子与政治
著 者 夏海
责任编辑 林玉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201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 11 3/4 插页 2 字数 260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046-0
定 价 58.00元自序
研读国学经典，是我的夙愿和爱好；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呵护精神家园。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论语与人生》之时，曾作出规划，继续研究《老子》《孟子》，构成品读国学经典的系列作品。光阴荏苒，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201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老子与哲学》，而今完成了《孟子与政治》的研读写作。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往日青灯孤守、黄卷在握的辛劳都转化为精神的喜悦和劳作的欢欣。
精神的喜悦源于国学的博大精深。国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的文化识别符号。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脸庞都显现着传统文化的表情，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肌体都保存着传统文化的基因，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积淀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集合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闪烁着照耀千秋的理性、情感和诗意的光芒，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不竭动力和源泉。翱翔在国学的天空，沐浴着中华文明的阳光雨露，这种心灵的感悟和精神的喜悦，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劳作的欢欣在于研读国学方法的突破。在研读写作国学经典过程中，我逐渐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先是熟读经典，开展分析解构；后是依据自己的学术结构和思维方式，进行综合建构。在建构过程中，坚持以经注经，绝不自由发挥，绝不随意附会；在考据、义理和辞章的选择上，坚持义理为主，重在把握和诠释经典的义理；在论著语言的表达方面，坚持雅俗共赏，既希望专家学者能够品出感觉，又希望普通读者能够读出味道。任何学习都是方法的学习，任何创新都是方法的创新。由于方法的突破创新，我研读写作国学经典，经常是如鱼得水，乐在其中。这真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国学知识浩如烟海，国学书籍汗牛充栋。首先选择老子、孔子、孟子进行研究品读，原因在于《老子》《论语》《孟子》是文化经典。所谓经典，按照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理解，“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1]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换言之，《老子》《论语》《孟子》是中华文明最好、最有价值的书籍，是中华民族最诚心、最喜欢阅读的书籍。原因在于影响中国人与中华文化最大的思想流派是儒家和道家，而儒家的渊源是《论语》《孟子》，道家的元典是《老子》。老子、孔子、孟子的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建构了中国人灵魂的精神故乡。原因在于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老子是智者，孔子是仁者，《论语》是中华民族的“圣经”，《老子》是除《圣经》之外，在世界上被译成外文最多的文化经典。正是这些原因，使我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坚持畅游在传统文化的海洋，潜心于研读国学经典，在老子、孔子、孟子构筑的思想大厦中徘徊徜徉、流连忘返。天道酬勤，我感到幸运的是收获了《老子与哲学》《论语与人生》，现在又在收获《孟子与政治》。今后，我将继续研读先秦诸子，力争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和作品问世，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贡献绵薄之力。《老子》玄妙深远，是一部哲学书籍，讲的是为天之道；《论语》温和亲切，是一部伦理书籍，讲的是为人之道。《孟子》棱角分明，是一部政治书籍，讲的是为君之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与政治》按照性善、仁政和人格建构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在性善部分，着重阐述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和知天事天的思想；在仁政部分，着重阐述了孟子的保民而王、民贵君轻和以德服人的思想；在人格部分，着重阐述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和育天下英才的思想。
冯友兰指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2]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原点，孟子是第二个支点。一般而言，思想流派的形成很大程度取决于第二支点的确立，只有原点与第二个支点连成一线，才可能形成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传统与其说是以孔子为基础建构的思想大厦，倒不如说是以孔孟为基础建构的思想大厦。孟子对于儒家思想的贡献居功至伟，诚如北宋二程所言：“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由于儒家思想历史地占据了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孟子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也是居功至伟。学习儒家思想，不能不读《孟子》；传承中华文明，不能不读《孟子》；养成独立平等尊严的人格，不能不读《孟子》，这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作者谨记于戊戌年冬月[1] [阿根廷]博尔赫斯著，王永年等译：《探讨别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0页。孟子其人
·思想家
·政治学家
·教育家
·文学家一、司马迁的叹息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以继承孔子衣钵为己任，终身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孔子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儒家思想被称为“孔孟之道”。《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孟子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自宋朝以来，《孟子》是家传户诵的文化典籍，对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孟子一生渴望为官从政，以阻止春秋战国时的乱局，救民于水火之中。“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以后凡引用《孟子》一书，只注篇名和卷数）从政无望，他又想做帝王师，向齐宣王、梁惠王宣介传播自己的仁政王道思想，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郁郁不得志。司马迁为孟子作传时因此而叹息不已。（一）人物事迹
孟子其人，史书没有争议；有所争议的是孟子的生卒年月，一种意见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另一种意见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享年84岁。两种意见分歧并不大，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距孔子之后百年左右。
孟子一生大致可分为少年求学，中青年先教书讲学、后周游齐、梁诸国，晚年潜心治学授徒著书三个阶段。司马迁将其与荀子放在一起作了《孟子荀卿列传》，全文1000余字，其中直接记载孟子的只有200多字，兹录如下：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是山东邹城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师承子思的学生，学习践行孔子思想。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
孟子学道之后，周游列国不得志。“迂远而阔于事情”，是当时诸侯对孟子的评价。在诸侯看来，孟子的政治主张属书生之见，不符合实际，不能够操作。孟子碰壁的原因，司马迁分析是诸侯只喜霸道不喜王道：“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晚年讲学著书立说，发扬光大孔子思想。约在60岁时，孟子结束了近20年的游说生涯，回到家乡邹地，从事讲学和著述，主要是整理儒家典籍和创立自己的学说，“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司马迁十分同情孟子的遭遇，竟在千余字的传记中四次叹息。一叹孟子生不逢时。“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二叹诸侯误解孟子。梁惠王不用孟子所言，且评价孟子的政治主张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三叹王道不如霸道。诸侯对言霸道之人礼遇有加，而倡导王道的孔子、孟子则经常受到困扰。邹忌、邹衍等策士辩才“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四叹孟子正直不容于世。“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意思是，像木工拿着一个方形榫的木头，能插入凿成圆形卯的木头里吗？《孟子》一书也没有争议，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296年至前230年之间；有所争议的是作者和篇数。关于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孟子自己所撰，东汉赵岐认为“此书，孟子之所[1]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另一种认为是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2]等人根据他生前的言论编定，韩愈认为“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还有一种认为是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定，司马迁持这种观点。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孟子》一书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定，主要作者是孟子。关于篇数，有两个版本，《史记》记载有七篇，而《汉书·艺文志》记载为十一篇，除通行的七篇外，还有《性善》《文说》《孝经》《为政》四篇。赵岐作《孟子章句》时把《孟子》十一篇分为《内书》七篇和《外书》四篇，并认为《外书》属伪作，不予注解。赵岐又将《内书》七篇各分为上、下卷，变成十四卷，计261章。朱熹作注时，将《孟子·尽心上》的两章合为一章，计260章。流传至今的《孟子》一书，是以赵岐作注为主，由朱熹改定的版本。《孟子》文字流畅、犀利精炼，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宽厚宏博、驰骋自如，结构合理、论说透彻，既滔滔不绝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语言和故事说明深奥的道理；最大特点是言必称尧舜二王，论必冠子曰诗云。孟子不愧为孔子的衣钵传人。
孟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演进的。由于孟子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对后世的影响就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治国安邦、化民成俗、协调家庭、安定社会、道德修养、人伦日常等各种功能和作用。这使得孟子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发展过程，大致以宋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宋以前，孟子的历史地位并不高，司马迁为孟子作传，篇幅很短，且未单独列传；《汉书》只将《孟子》列入子部，作为儒家经书的辅翼。《孟子》的研究也很少，只有东汉末年赵岐作《孟子章句》，这是最早的《孟子》注释。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有研究孟子的著述。唐朝是孟子及其思想引起重视的时期，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认为孟子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的直接继承人，是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道统”的人物，“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由此展开了提升孟子历史地位的进程。唐代有过提高《孟子》一书地位的要求，却未能实现。
孟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在宋朝确定的。在宋人看来，“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施德操：《孟子发题》）。宋神宗时期，《孟子》被正式列为经书；朱熹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一起合为“四书”。元朝加封孟子为“亚圣公”，地位仅次于孔子。宋元明清将《孟子》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正式奠定了其官府之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综观孟子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是集思想家、政治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而孟子真正的历史地位是儒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对于后世儒家学说产生重大影响的，只有孟、荀两大学派，比较而言，还是孟子更接近于孔子思想，影响也更大。孟子本人极为尊崇孔子，认为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与孔子相比，“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孔子是圣人品德的集大成者。“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万章下》）意思是，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负责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孔子可说是集大成的人。集大成，就像奏乐时先以击打钟锣开场，再以敲击玉磬收尾一样，完完整整。孟子一生都以孔子的传人自居，“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他发展完善了儒家思想，以致后世儒家把孟子与孔子并立，统治者则让孟子配享文庙。（二）历史定位
孟子是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哲学、政治、道德和教育思想，最大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仁的思想。孔子和孟子都谈仁义，相对而言，孔子重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重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仁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意思是，仁是人心的本质，义是人的必由之路。放弃那正道不走，丧失了善良的本性而不知道去寻找，可悲啊！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的外在行为，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义并举的学说，表明他更重视道德实践，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使仁的思想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外化的日常言行。后世学者对孟子评价甚高，民国时期蔡元培甚至用现代社会政治理念解读孔孟思想，“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3]。更重要的是，孟子为仁义学说提供了哲学基础，这就是性善论。
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系统论述人性理论的思想家，把人性善具体化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四心”关键是仁义，是区分人与禽兽的基本界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意思是，人与禽兽的区别就那么一点点，一般人舍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明白万物的规律，了解人事的道理，自然遵循仁义的道路行走，而不是勉强地推行仁义。
孟子是政治学家，从性善论出发，把仁的理念发展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学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孟子的政治学说由民本、仁政和王道思想构成，具有系统性和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民本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神来之笔和最辉煌的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二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分封制向郡县制急剧变革的时代，生产力非常低下，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孟子就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伟大思想，强调对平民百姓的尊重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撼。在孟子看来，天下之得失归根到底在于民心的得失，“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孟子把政治思想奠基于性善论之上，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来施政，“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仁政关乎天下得失和国家兴亡，如果不施行仁政，就会国家不保，失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如果施行仁政，则是百姓归来、天下归服，“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意思是，君王如果施行仁政，使天下做官的都想在君王的朝廷里做官，耕田的人都想在君王的田地上耕种，做生意的人都想在君王的集市上贸易，出行的人都想从君王的道路上经过，天下痛恨本国统治者的人都想到君王这里来控诉。如果像这样，谁能阻挡？
王道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想目标。孟子把王道政治的榜样锁定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认为他们既有仁心又有仁政，才能使天下太平，“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在孟子看来，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立的概念，王道是推行仁政，以德服人；霸道是凭借武力，四处征战，以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王道与仁政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对统治者而言是王道，对老百姓而言是仁政，实质都是要求对老百姓施行不忍人之政。
孟子是教育家，乐在其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孟子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即使在游说诸侯、宣传仁政的过程中，也大量招收学生，往往会“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晚年则是和学生一起整理儒家经典，编著《孟子》一书。通过开坛布道、教书讲学，孟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在孟子看来，教育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比良好的政治还重要，能够赢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孟子要求统治者在解决老百姓温饱以后，就要加强教育，改进社会风气，“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意思是，认认真真地办学校，反复用孝悌的道理来教导学生，须发斑白的老人就不会背着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
在孟子看来，教育具有内外两方面功能，对外担负着教化和政治功能，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所谓明人伦，就是学习掌握和遵循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子还以夏商周三代为例，认为明人伦是自古已然的事情，有利于巩固政治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也有利于后世效仿和借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上》）。对内则要找回和发挥人的善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之所以要“求其放心”，是因为人会受环境影响和利益诱惑，丢失人的本性和良心。孟子以牛山之喻加以说明，认为牛山本是一座树木茂美的山，由于人们砍伐和放牧牛羊，所以变得光秃秃了，这不是牛山本来的面目，人性也一样。
在孟子看来，教育方法很重要，明确了教育目的，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与之配套，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孟子倡导的教学方法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对于教师而言，要以身作则，否则就教不好学生，“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尽心下》）。要因材施教，区别不同学生分类进行教学，“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尽心上》）。要言近指远、守约施博，“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意思是，言语浅显而意义深远的，是善言；所掌握的东西很简约而成效却很广大的，是善道。君子的言谈，讲的都是眼前的事，道理却蕴含其中；君子的操守，从修养自身开始，进而使天下太平。对于学生而言，则是要“自求自得”，反对“自暴自弃”；要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要循序渐进，反对揠苗助长。孟子的教育思想犹如一座富矿，值得深入挖掘开采，其中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学习借鉴的价值。
孟子是文学家，主要在散文创作方面有着辉煌的实践，其结晶就是《孟子》一书，足以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散文这一概念虽然出现于北宋年间，作为一种文体却是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期是古典散文发展的黄金时期，既有论说散文，又有历史散文，诸子百家个个都是论说散文大家，孟子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后世影响也最大。清代文学评论家刘熙载认为：韩愈、苏轼、王安石等唐宋古文大家与孟子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王介甫文取法孟、韩”（《艺概·文概》）。《孟子》一书多由问答体组成，谈话的对象主要是各国君臣、家门弟子和诸派学人。
孟子善于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谈话方式，或直言其事，或委婉曲折；或寓深义于譬喻之中，或抒豪情于哲理之外；或如促膝谈心循循善诱，或似万弩齐发锋锐难当，其文章气魄宏大，雄辩滔滔，善于取譬设喻运用形象化的语言说理叙事，善于运用修辞手段和表达技巧以加强表现力。在气魄宏大方面，试看孟子与弟子充虞的一段对话。孟子离开齐国，充虞路上问道：先生似乎不太高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不埋怨天，也不责怪人。孟子回答：“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舍我其谁”，是何等的气魄，既表明孟子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又表明孟子乐观进取的精神，还表明孟子实现人生理想的坚定意志和顽强毅力。在滔滔雄辩方面，且看孟子怎样斥责杨朱和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这一斥责有些粗暴尖刻，却反映了孟子文风的刚劲犀利。
当然，孟子对后世文章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创作实践，更在于他的一些有关文学文艺的思想观念，为后世人物鉴赏、文艺品评和文学批评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知人论世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意思是，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满足，便又追论古人。吟诵他们的诗歌，研读他们的著作，而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时代，上溯历史，这才是真正与古人交朋友。孟子在这段话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与鉴赏原则，既要知人又要论世。所谓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与思想；所谓论世，就是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风尚。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与所处时代互动的结果，知人论世揭示了这一规律，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论家和文学批评理论，鲁迅就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4]（三）论点辨析
古人对孟子评价甚高，西汉扬雄自比孟子，在《法言·吾子》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唐宋以后学者大多赞同韩愈的道统论，北宋程颐认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程颐：《明道先生墓表》）不仅学者赞扬孟子，统治者也给予高度评价，康熙御制《孟子赞》言：“哲人既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不仅古人赞扬孟子，今人也给予高度评价，孙中山用孟子“王霸之辩”来解释国家和民族的起源：“中国人说王道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5]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毛泽东青年时代经常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勉励鞭策自己，锻炼体魄，砥砺品行，增强斗志。
当然，有赞誉就有批评批判。最早是荀子，他批评孟子不懂孔子，不知儒学之要领，“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荀子·非十二子》）。东汉王充著有《刺孟》篇，抓住孟子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答非所问、无理狡辩的地方，逐一进行揭露和驳斥，认为孟子不是贤人，而是俗儒。最有意思的是明朝朱元璋对待孟子的态度，一方面，辑有《孟子节文》，删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词句；诏告天下说孟子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还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另一方面，由于大臣谏阻，且当时天有异象，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现代社会对孟子及其思想存在不同看法，主要集中于思想性质和部分观点，在思想性质方面，重点辩论孟子是否属于唯心论者，是进步还是保守；在部分观点方面，主要是讨论劳心与劳力的命题。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上写道：“（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们应抱着“温情与敬意”辨析孟子及其思想。
关于是否属于唯心论者。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思想的性质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畴，“孟子把他的世界观、人性论、仁政学说紧紧地[6]组织在一起，形成先秦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具体表现在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根源上，孟子归之于天与天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在认识论上，孟子是先验主义者，“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在天人关系上，孟子把心、性、天看成一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按照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把孟子思想划归唯心主义范围，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孟子思想是复杂的，很难作简单的归类。从思想倾向分析，孟子强调精神作用和主观努力，或许可认定为唯心论者，而孟子的政治思想，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则对于反对统治者暴政，减轻老百姓苦难，有着积极意义。比较合适的分析框架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梁惠王等认为孟子的政治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大概是归之于浪漫主义范畴。总体而言，孟子的仁政、王道学说的理想色彩过浓，应为浪漫主义。孟子的民生思想，要求制民之产，不违农时，则是非常现实的，具有唯物性质。
关于进步与保守。过去一般从孟子思想的阶级属性来区分进步与保守。有的认为，孟子是保守的，主张恢复井田制，维护西周分封制，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有人认为，孟子是进步的，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者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有人认为，孟子不仅有进步的思想，而且有保守的主张，反映了由氏族奴隶主转化过来的封建地主的立场，“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充满着既要保存旧的，又要容纳一些新思想的矛盾。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占主[7]导地位”。有人还认为，孟子的仁义论和仁政学说有利于老百姓安居乐业，代表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
实际上，孟子的身份，很难将他归属于某一阶级，而孟子思想的丰富性，更难简单地以进步与保守来加以分类。就身份而言，孟子不是奴隶主贵族，不是当时新兴统治阶级的人物，也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如果一定要明确孟子的身份，那他就是一个读书人，属于士的范围。孟子和孔子一样，其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唤醒了士的生命自觉，激发了士的创造力量。他们使士能够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赢得与统治者平起平坐的地位，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意思是，晋王和楚王的财富，我是比不上的。但他倚仗他的财富，我倚仗我的仁；他倚仗他的爵位，我倚仗我的义，我何必自以为比他少点什么呢？就思想而言，孟子的民本、仁政和王道思想，不仅有利于统治者，而且有利于被统治者，不仅有利于士的阶层，而且有利于人民群众，无论在先秦时期，还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和作用，都是进步的。
关于劳心与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这是对孟子诟病最多的命题。有人认为，孟子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同社会分工混为一谈，以证明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有人认为，孟子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歪曲为社会分工关系；有人认为，孟子区分劳心与劳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统治者以此用来为自己的残暴和贪婪行为辩护。要而言之，区分劳心与劳力，不是一个好的命题。如何评价劳心与劳力的命题，关键看孟子论证和阐述的角度是社会分工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分析《孟子》全书，孟子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区别劳心与劳力的关系。社会分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没有社会分工，就谈不上人类历史的进步，诚如恩格斯所言：“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8]分工才有可能。”传统社会为了人类进步和发展，腾出少数人专门从事管理和科学文化的创造，却付出了广大劳动人民血汗的代价，这不能不令人心痛和遗憾，却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真实。
研读孟子，不能不思考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尤其立功，是传统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孟子也不例外。所谓立功，在传统社会就是为官从政，直接参与政治实践，而孟子只做到了立德立言，却没有立功，这不能不说是孟子的遗憾。司马迁在其传记中多次用“退而”二字加以描述，给予同情，“退而著述，称吾道穷”。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退而立言，相比立功，实在是无奈的选择，道出了孟子的无穷悲情辛酸，也道尽了读书人的悲情辛酸。传统知识分子书读多了，便立志参与政治、建功立业，度人度世、救国救民。实际上，这是古今中外许多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和人生观的核心，他们并不愿意沉寂于笔墨之间而愿意参加政治实践，平治天下。《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认为，他是在没有效力于国家的机会、没有条件实现他的理想志向的前提下，才去著书立说的。
然而，社会有分工，官职有限制，为官从政的只能是少数人，大部分知识分子与之无缘，这是人们能够承认和接受的社会现实。难以理解的是，像孟子这样的贤哲达人，当时有机会为官从政，或因与统治者理念不同，或因统治者昏庸无能，或因统治者刚愎自用，而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壮志难酬。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这是多么痛苦和悲哀、苍凉与悲壮。清代学人朱彝尊《解佩令》一词道尽了孟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悲情人生：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1] 方勇、高正伟：《孟子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页。[2] [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3]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2页。[4]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5]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页。[6]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7]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8页。[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二、读书人的志业
立德、立功、立言，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生志业。立德居于首要位置，与人相伴终生，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比较立功与立言，读书人更喜欢立功。在传统社会，立功意味着为官从政，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报效社会，建立功勋，光宗耀祖。立言一般是在立功无望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青灯黄卷，寂寞冷清。孟子是在被诸侯君王们弃置的窘境中走上了立言之路，汇集为《孟子》一书。正是立言，使孟子成为思想家，名扬千古，激励后人，对于传统社会和中华民族产生了超迈于立功的深刻影响。立言成就了孟子，思想家比政治家更有历史的穿透力。
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念，形成个性鲜明的精神风貌，补充完善了儒家学说，指点和引领后世儒学的进步发展。如果说孔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孟子思想则是儒家文化的第二个支点，继承发展孔子，原点支点连成一线，进而形成了儒家文化传统，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动脉。（一）人性本善
先秦思想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都从理论上探讨了人性问题。这些探讨的显著特点，就是以善恶来规定人性的本质，或曰性善，或曰性恶，或曰性有善有恶，或曰性无善无恶。孟子重在心性修养，主张人性本善。人性本善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孟子思想的形而上根据。人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的高级动物，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属性。孟子似乎把人的社会本质同人的自然本质等同起来，认为人性善是先天具备的本质。人性善的内容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意思是，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不是由外人给予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不过不曾探究它罢了。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普遍现象，不是有的人具有善心，有的人没有善心，而是所有人都有善心，正如人的嘴巴、耳朵、眼睛有同样的嗜好。既然人有同样的物欲和爱好，“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意思是，难道人心就没有相同的吗？人心所相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理，是义。圣人先于普通人得知我们心中共同的东西。因而理和义使我心愉悦，就像牛羊猪狗肉合我的口味一样。
孟子虽然认为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质都是先天具备的，却区分了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质的差异性，强调人的社会本质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意思是，人是有善良天性的，但吃饱了穿暖了，住安逸了却不加以教育，就和禽兽差不多。孟子为此把人的本性区分为“大体”与“小体”，“大体”指人的社会性，即仁义礼智，“小体”指人的自然性，即耳目口腹之欲；追求性善的是大人，只知享受物欲的是小人。“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大人即君子，是一个序列的概念。孟子进一步指出，大人是那些会用心思考，而不会被耳、目所蒙蔽的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意思是，耳朵、眼睛这类器官不会思考，所以被外物所蒙蔽。耳朵、眼睛也不过是物。物与物接触，便会受到诱惑罢了。心的功能在于思考，思考了就会有所得，不思考就一无所获。这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所以，心是重要器官。先把心这个重要器官的地位树立起来，那么，那些次要的器官就不可能夺走人心中的善性。这就成为君子了。
孟子虽然认为人性本善，却没有否定后天的作用和修身的重要。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之的善性，最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即仁义礼智“四端”，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扩而充之，才能发展成现实的道德行为。“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意思是，有仁义礼智四种萌芽而自称不能行善之人，是自暴自弃的人；说他的君王不能行善的人，是残害君王的人。凡是具备仁义礼智的人，就该懂得把它们都扩充起来，就像火开始燃烧，泉水开始流出。如果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们，就连父母也侍奉不了。在修养扩充善性的过程中，孟子认为，要像舜那样，有着从善如流、一心向善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行为。“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孟子认为，修身养性要遵循规律、坚持不懈，不要揠苗助长。“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意思是，修身养性，一定要有所作为而不中止，心里不要忘记，但也不要有意地帮助它，不要学那个宋人。“宋人”是指“揠苗助长”的故事：“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公孙丑上》）（二）发政施仁
孟子一生向往为官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治国平天下，给百姓带来福祉。他把士大夫为官从政比作农夫耕田，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把士大夫不能为官从政，或失去官职，看得很严重，“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滕文公下》）。意思是，士人失去官位，就好比诸侯失掉了国家。孟子最重视的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儒家学说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政治学说；《孟子》一书的基本色调是政治。孟子的政治思想由民本、仁政和王道构成，民本最重要，涉及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基础。
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始终是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早在殷商之前，先民们已经有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先秦思想家们都对民本思想有所论述。而在先秦思想家和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民本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仁政的理论基础，运用到施政纲领之中。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赵岐注云：“诸侯正其封疆，不侵邻国，邻国不犯，宝土地也。使民以时，居不离散，宝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宝政事也。”（《孟子注疏》）在孟子看来，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为立国之基业，人民为守国之根本，政事为经国之纲要。诸侯只有以此三者为宝，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否则以珍珠美玉为宝，就会招致祸患。
在此基础上，孟子石破天惊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段话肯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民众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比君王重要得多，因而得到民众和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和成为天子。“民贵君轻”思想一经提出，便使传统社会受到极大震动，绵绵不绝影响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王专制的锐利武器。更为可贵的是，孟子还提出了可以变更君王的主张：“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意思是，如果诸侯危害国家，那么就改立诸侯。祭祀用的牲畜已经很肥壮，祭器中的谷物已经很洁净，祭祀也按时进行，然而依旧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要改立土神、谷神。
统治者如何管理民众，是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创造性提出仁政学说。面对战乱频繁、苛捐杂税，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孟子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发政施仁，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告诫统治者，如果不施行仁政，就会失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仁政是与民生连在一起的，没有民生，就没有仁政。仁政是要“制民之产”，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进而使老百姓有恒心，能够安居乐业。“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梁惠王上》）意思是，至于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坚定的心志。假如没有坚定的心志，就会为非作歹，无所不为。等他们犯了罪，然后处罚他们，这叫陷害百姓。仁政是要救济“穷民”，穷民即社会上孤苦无援者。孟子以周文王为例，认为发政施仁必须先帮助和救济穷民，“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仁政是要轻徭薄赋。历史证明，有政府就会有税赋。孟子认为征税要有个限度：“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孟子还以文王为例，强调省刑罚薄税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意思是，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农夫的税率是九分之一，做官的世代享有俸禄，关卡和市场只维持秩序而不抽税，到湖泊池塘里捕鱼而不受禁止，处罚犯罪的人而不连累他的妻儿。仁政是要加强教化。孟子把教化看成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在富民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在孟子看来，只要富民教民，就能治国安邦、称王天下，“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统治者如何行使权力，是政治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孟子提出了王道思想，即以理想的政治之道建立理想的人间秩序。从现有文献可知，王道思想在儒家产生之前就已出现。《尚书》指出：“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尚书·周书·洪范》）意思是，不要不平，不要不正，要遵守王令；不要作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作威恶，要遵行正路。不要行伪，不要结党，王道坦荡；不要结党，不要行伪，王道平平；不要违反，不要倾侧，王道正直。团结那些守法之臣，归附那些执法之君。从这段话可知，王道一词蕴含着社会公平正义思想。
在孟子看来，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王、霸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是以仁义行使权力，还是以力量行使权力。“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王道的榜样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他们的做法是造福百姓、选贤任能和奖罚分明。“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告子下》）在孟子看来，霸道的典型是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孟子反对五霸征战不已，反对侵略他国危害百姓的不义之战。“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尽心下》）意思是，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彼国君王好于此国君王的情况是有的。征是天子讨伐有罪诸侯以正其国家，同等级的诸侯之间不能互相征讨。
为了推行王道，孟子主张法先王。所谓法先王，就是取法尧舜，实行仁政，以尧舜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为最高标准，来规范现实社会的道德观念，建构理想化的社会制度。“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三）勇猛精进
任何文化的终极目标都是为塑造集体人格，儒家思想具有厚重的伦理道德底蕴，就不能不重视人格的塑造和修养。孔子提出了圣人和君子人格，认为圣人是人格的完美化身和最高境界，君子是现实的理想人格。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格思想，既肯定了圣人又肯定了君子，在肯定君子人格的基础上添加了大丈夫精神。“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与温文尔雅的君子人格相比，大丈夫多了些豪迈激荡、生机勃发的浩然之气，朱熹誉之为“勇猛精进”。这是孟子对孔子的超越，从而加强了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提升了读书人的精神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传统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慷慨前行、义无反顾。
勇猛精进是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公孙丑问孟子有什么优点，孟子回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内容是义和道，善养的方法是从内心生发而逐步累积，须臾不可离开和放弃，“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在孟子看来，浩然之气不仅要配义和道，而且要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公孙丑上》）意思是，偏颇的言辞，知道它在哪一方面被遮蔽而不明事理；过分的言辞，知道它耽溺于什么而不能自拔；邪僻的言辞，知道它违背了什么道理而乖张不正；搪塞的言辞，知道它在哪里理屈而终于辞穷。言辞的过失产生于思想认识，危害于政治；把它用于政令措施，就会危害具体工作。如果圣人复生，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从这段话可知，浩然之气既要有勇敢，更要有理性，才能升华为一种人格文化，融汇于血脉里，成长于心灵间，贯穿于人伦中，实践于为官入仕之途。
勇猛精进是敢于正视权力。权力的载体是君王和官员，如何对待高官厚禄者，是测定一个人人格高下的重要标志。孟子对待权力是有傲骨而没有傲气，充分体现了大丈夫精神，这就是平等对待位高者，没有奴颜婢膝。孟子更看不起那些贪图享受、无所作为、违反古制的官员。孟子还敢于批评君王，他当着梁惠王的面，批评那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君王是“率兽食人”，认为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他能正确认识君臣关系，认为两者是互相平等、互尽义务的关系，而不是盲从愚忠的关系。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意思是，如果君王看待臣子像手足一样亲切，臣子就会把君王当做心腹一样爱护；如果君王看待臣子像犬马一样轻视，臣子就会把君王当做路人一样疏远；如果君王看待臣子像泥土一样卑贱，臣子对待君王就会像仇人一样痛恨。
勇猛精进是充满战斗精神。孔子的君子人格是“文质彬彬”，孟子则注入了敢于斗争的大丈夫精神。这种人格在外人看来是“好辩”，孟子却认为是“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所谓三圣，就是尧舜文武周公和孔子，他们都具有战斗精神。一圣为尧舜，平息洪灾，“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尧舜“使禹治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二圣是文武周公，驱逐暴君，“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从而使“天下大悦”。《尚书》赞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意思是，伟大而显赫啊，文王的谋略！伟大的继承者啊，武王的功绩！庇佑我们，启发我们，直到后代，使大家都正确而没有错误。三圣是孔子，乱臣贼子惧。“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认为，他所处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孔子思想得不到发扬光大，而杨朱、墨翟的歪理邪说横行，“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如果听任这些理论蛊惑人心，就会阻塞仁义之道，危害极大，“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对此深为忧虑，发誓要以三圣为榜样，拨乱反正，与不同于儒家的各种思潮学说展开激烈争辩，表现出捍卫仁义真理而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滕文公下》）意思是，我为此忧虑，因而要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抵制杨、墨，驳斥荒诞言论，使发布谬论的人起不来。（四）庠序之教
孟子同孔子一样，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把教育看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认为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比较而言，孟子在更广阔的范围看待教育。他认为教育属于仁政范畴，服务于仁政，是比政治还有效的手段，有利于赢得民心、维护统治。“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他认为教育与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先要有恒产，然后才有恒心；先要有经济基础，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衣食无虞，然后才对老百姓进行教育教化，提高道德素养，培育良好品质。教育的社会目的是明人伦，夏、商、周三代学校名称不同，都是为了教化百姓，让仁义道德成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准则。教育的个人目的是要学古之道，服务于政治，更好地为官从政。当弟子乐正子到齐国王子敖手下做事，乐正子不宣传推行仁政，只图追求俸禄，满足口腹之欲。孟子批评道：“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离娄上》）意思是，你跟随子敖来，只是为了饮食，我没想到你学习古人之道是为了饮食。
孟子有一句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道出了孟子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教育对象培养成像尧舜一样做人做事。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人之性善类似于萌芽，潜在于人心之中，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是应然的人生，而不是现实的人生。萌芽需要浇水呵护，才能开花结果；人之性善，需要教育培养，才能成为现实的人性。
在孟子看来，培育发展人的善性，既要个人自身努力，又要注意环境的作用。按照辩证思维，自身努力是内因，环境作用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比外因更重要。如果个人自身不努力，天天做违反良心的事情，结果不仅不会促进善的萌芽，而且还会扼杀善的萌芽，就会像斧子对于树木一样，天天去砍树木，怎么可能繁茂葱茏呢？当然，环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好的环境可以使人的善性健康发育成长，不好的环境却会阻碍人的善性发展。孟子用了一个例子，说明环境对人的性格影响很大，“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在孟子看来，发展人的善性，关键在教育培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意思是，假如得到好的滋养，没有东西不能生长；假如丧失了好的滋养，没有东西不会消亡。孔子说，把握住就会存在，抛弃了就会失去；出来进去没有确定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的去向。说的就是人心吧？在教育培养善性的过程中，不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