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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鹏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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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华学术经验精粹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姜春华学术经验精粹/张云鹏主编.—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1（中医药畅销书选粹.名医传薪）

ISBN 978-7-5132-1280-9

Ⅰ.①姜…　Ⅱ.①张…　Ⅲ.①中医学-临床医学-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148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邮政编码　100013传真　010 64405750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　字数157千字2013年1月第2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5132-1280-9*定价　15.00元网址　www.cptcm.com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书店网址　csln.net/qksd/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出版者的话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作为直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唯一国家级中医药专业出版社，自创办以来，始终定位于“弘扬中医药文化的窗口，交流中医药学术的阵地，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载体，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摇篮”，不断锐意进取，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稚嫩到成熟的跨越式发展，短短的20多年间累计出版图书3600余种，出书范围涉及全国各级各类中医药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医药理论、临床著作，科普读物；中医药古籍点校、注释、语译；中医药译著和少数民族文本；中医药政策法规汇编、年鉴等。基本实现了“只要是中医药书我社最多，只要是中医药教材我社最全，只要是中医药书我社最有权威性”的目标，在中医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9年我社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社中医药图书的传播效应，充分利用优秀中医药图书的价值，满足更多读者，尤其是一线中医药工作者的需求，我们在努力策划、出版更多更好新书的同时，从早期出版的专业学术图书中精心挑选了一批读者喜欢、篇幅适中、至今仍有很高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品种，以“中医药畅销书选粹”系列图书的形式重新统一修订、刊印。整套图书约100种，根据内容大致分为七个专辑：“入门进阶”主要是中医入门、启蒙进阶类基础读物；“医经索微”是对中医经典的体悟、阐释；“名医传薪”记录、传承名医大家宝贵的临证经验；“针推精华”精选针灸、推拿临床经验；“特技绝活”展现传统中医丰富多样的特色疗法；“方药存真”则是中药、方剂的精编和临床应用；“临证精华”汇集临床各科精妙之法。可以说基本涵盖了中医各主要学科领域，对于广大读者学习中医、认识中医和应用中医大有裨益。

今年是“十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牢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创新，不辱中医药出版人的使命，出版更多、更好的中医药图书，为弘扬、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年12月内容提要

本书是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姜春华教授临床思路与方法的研究”科研成果的总结，由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专家整理而成，主要探讨姜老的学术思想、辨治特色，总结其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方。

本书是一部对临床及科研具有珍贵价值的著作，可供中医临床及科研工作者参考阅读。编者的话

姜春华教授是全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脏象及治则现代科学研究奠基人、内科学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先生学识渊博，敢于创新，诸凡经、史、子、集，无不披览；历代医学论著，更为悉心研讨；还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各个领域。先生的学术特点：精研文献、广征博引、融贯古今、反复验证、立论严谨、拓展新路、撷采百家、重在实效。敢于创理外之理、立法外之法，有着完整而又独特风格的理、法、方、药。惜先生因病于1992年3月逝世。全面继承、整理、研究、编写姜春华教授的学术经验，对振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培养中医人才，启迪后学，造就新一代名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书系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姜春华教授临床思路与方法的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先生的学术思想由来及形成，突出先生的学术观点，阐明先生截断扭转学说，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内涵与应用，活血化瘀与分证用药的经验，善用经方而不斥时方的求实精神。对疑难病的辨治特色作了全面阐述，对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方也一并发掘整理，是以姜春华教授学术思想为中心，临床经验为重点的专著。

“姜春华教授临床思路与方法的研究”是在姜春华教授、王翘楚教授指导下进行的，并亲任课题研究组顾问，贝润浦副主任医师也参与研究提纲的形成。1990年12月完成研究提纲后，先生亲自将研究提纲送沈自尹教授、王琦研究员审阅。在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有关领导及中医文献馆励正康馆长与周家珩、陈熠副馆长关心支持下，1991年11月基本完成本课题研究成果，撰写“姜春华学术经验精粹”。12月间，将“姜春华学术经验精粹”初稿，呈姜春华教授审阅，并得到认可。

本书的编写由上海市中医文献馆老中医经验及民间医药研究室主任张云鹏主任医师全面负责；老中医经验及民间医药研究室副主任董其圣副主任医师，招萼华主治医师，广泛搜集姜春华教授的学术资料及临床经验方药。生平简介与大事年表，由宋光飞主治医师执笔；学术思想的由来与形成，由董其圣执笔；学术观点与临床思路，由张云鹏执笔；疑难病辨治撷菁，由招萼华、宋光飞、董其圣执笔；经验方选要，由宋光飞、招萼华、董其圣执笔。最后由张云鹏、宋光飞进行统稿。在研究及编写过程中得到姜光华、姜光明、戴克敏、邓嘉成、王佩芳、杨杏林、倪华、奚福生的支持，还蒙浙江武义中医院陈建平，江西中医学院黄素英的认真核实校对，做了不少的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姜春华教授学术广博精湛，辨病独具慧眼，治疗效果卓著，用药严谨，自成一格，本书仅择其精粹加以阐发，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海内外同仁，不吝指正。编者1993年3月生平简介

姜春华（1908—1992），字实秋，江苏南通县人，全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藏象及治则现代科学研究奠基人。

先生自幼从父青云公习医，18岁到沪悬壶，复从陆渊雷先生游，20世纪30年代即蜚声医林，曾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新中国医学院等，还受聘为《华西医药》、《北京中医》、《广东医药旬刊》、《国医砥柱》等杂志的特约编辑。

1954年先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任中医教研室主任、脏象研究室主任，相继兼任内科学院（现称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中医科主任。196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医学委员会委员，全国血防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发明奖特邀评审员，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辞海·中医分册》主编。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分会名誉理事长，先后被聘为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研究院、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顾问。曾当选为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等。

1955年先生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58年荣获卫生部颁发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章及奖状，1977年评为上海市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出席全国代表大会，1985年又因对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有贡献，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记大功奖励。活血化瘀的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阴阳原始”一文获1980年上海科技最佳论文一等奖。

1990年被中央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必须继承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之一，1991年被国务院认定为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批准享受特殊津贴待遇，表彰先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1965年先生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会邀请，赴巴访问并作了学术交流，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国际中医药会议上，作了“道家与医家”的学术报告。

先生学识渊博，敢于创新，诸凡经、史、子、集，无不披览；历代医学论著，更为悉心研究；还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各个领域。先生的学术特点为“撷采百家，融贯古今，拓展新路，重在实效”。主张“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活用成规，创立新规”。在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中，提出“截断扭转学说”，在中医临床治疗学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认识疾病上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提倡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的独特创见。先生擅长内科，对重症肝炎、肝硬化腹水、支气管扩张出血、支气管哮喘、慢性腹泻、慢性肾炎、糖尿病、痹证、疑难杂病等，辨病独具慧眼，治疗效果卓著。用药严谨，自成一格。经验名方有三合一方、软肝汤、巴漆丸、扶正化瘀利水汤、地乌蠲痹汤、黑大豆丸、百合片、截喘汤等，屡起危殆痼疾。先生早年著有《中医基础学》、《中医病理学总论》、《中医诊断学》；建国后，著有《中医治疗法则概论》、《伤寒论识义》、《姜春华论医集》、《历代中医学家评介》等10余部著作，其中《肾的研究》一书，被日本二度翻译，流传国外；《活血化瘀》一书，被日本学者认为“为现代医学开辟了新的视野”。先后发表论文200多篇，部分论文被国外医学杂志所转载。先生诲人不倦，奖掖后进，桃李满天下。晚年虽身体欠佳仍抱病在上海中医文献馆开设教学门诊，他常对学生说：“只要天假以年，我还要多做工作，完成几部著作以传后人，生命在于运动，而生命的意义在于工作”。“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几十年来，先生看病、读书、思考、总结，一步一个脚印，这就是这位当代名医走过的道路。参考文献1.姜春华.我的学习过程.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45～61.2.王琦.姜春华岐黄生涯五十载.江苏中医，1989；（4）：1.3.宋光飞.姜春华名医名方录.北京华艺出版社，1990：67～72.4.张云鹏.姜春华.中国医药学报，1990；（4）：74.学术思想的由来与形成

祖国医学是古代医家经验的结晶，蕴藏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应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地发展创新提高，为人类的健康继续作出辉煌的成就，这是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在这思想指导下，他勤求古训，博采新知，立足临床，重在实效，破除旧规，创立新法，提出了“截断扭转学说”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新论，创造不少经验方，并系统地提出了中医科研的思路，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先生学术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这和他的生活时代密切相关。一、时代背景（一）新学传播，汲取时代精神

1908年先生出生于一个儒门世家的中医家庭。当时中国正处在黎明前最为黑暗的一个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南京、望厦、黄浦等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一个封闭式的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资本家纷至沓来，争权夺利，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烈，推翻专制主义的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历史潮流已经不可抗拒地呼啸而来。

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从沿海到内地，工商贸易城市逐渐增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知识，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传播已经风行全国。如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实》、孟德斯鸠的《法意》和斯宾塞而的《群学肆言》，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并把中国旧文化和西方的新文化作了一系列的比较，指出：“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持人力。”他大讲西学救亡图存。其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大，它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的真理。世界是变化而来的，凡是永存的东西是没有不变的，这一进化的思想对当时的知识界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出版后风行全国，开拓了人们的眼界，许多爱国人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寻求新的出路。紧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地冲击了封建保守思想的堡垒——孔教学说。李大钊、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吴虞、胡适先后参加编辑或撰稿的《新青年》竭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封建道德，主张破除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如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口号，号召接受新的进步思想，胡适提出“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陈词套语”。陈独秀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面旗帜，锋芒直指孔丘学说。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尤其是善于独立思考从不轻信盲从的先生很自然地汲取时代精神，接受了新文化的思想，走上积极进取和科学的道路。（二）中西论争，矢志发展中医

与此同时，教会医院、诊所、医学院校，亦在全国各地出现，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西洋医学正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医学和西洋医学两个并存的体系。随之社会上泛起了一股全盘否定中医在内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一些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宣扬全盘西化。如刚从日本学成回国的余云岫认为中医是“太古、太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了谬误解剖，空想哲学推论而成”。治疗疾病所依靠的“第一是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第二是经验……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在里面……；第三是……疾病……慢慢的自愈……；第四是暗示的效果，这完全是精神的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在1916年发表了《灵素商兑》从《内经》入手彻底否定中医的基础理论。1929年他还运用了政府的行政权力通过废止中医法案，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愤慨，爆发了“三·一七”的中医救亡运动。

当时也有少数人主张尊经崇古，拒绝接受新生事物，认为西医不合中国国情，用中医理论批驳西医是谬论妄说，废止中医是“得贿为外人推销药品”、“纯出于营业竞争、媚外卖国，蹂躏国粹”。但大多有识之士，自发地学习西医知识，开始探索汇通中西的道路。如被誉为国医革命先导的恽铁樵较早地接受了《天演论》的观点，认为“天壤间无论何种事物，积久无有不敝的”，中医有实效，是有用之学，但流传年代过久应该予以整理，提出借西国学说“改进中医、整理学术”，“使退化之中医进步，使凌乱的学术整齐”，否则“终无自存之希望”。但是“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在1922年发表了《群经见智录》，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内经》以“四时为基础”和“四时五脏”的理论，驳斥了《灵素商兑》的攻击，捍卫了中医学术的完整性。恽氏弟子陆渊雷认为中医疗效确实，经验宝贵，但理论多不足为据，说：“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因此他举办函授，教授《伤寒论》、《内经》等中医经典，同时，大胆地教授解剖、生理、细菌、诊断等西医课程，吸引了海内外有志于发展中医学术的青年学生。同时他也尖锐地指出西医依赖特效药，没有药就无法治病的不足，说“病理尽说得精透，若要问到治疗依旧毫无办法”，“一句话轻轻推个干净叫做‘尚未发现特效药’只有对症处理”。争论各方，文字的辛辣尖刻远远地超出了学术论争的限度。

初入医途，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即遭废止、排斥，这对年轻的先生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尖刻的论争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更全面地看到中西医学的长短曲直，自幼耳濡目染中医的临床实效，使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医治疗绝非“暗示的效果”、“精神的作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更驱使他坚定地走中医的道路，矢志发展中医，于是决定遥从陆渊雷，汲取现代医学的知识，阐明中医的真理。（三）雨露滋润，枯木逢春吐艳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人民的卫生事业，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发展中医中药的方针政策。1954年颁布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市区各级医疗机构设了中医业务，有的还设置了中医病床，吸收大批中医人员进入国家医院。同时还创办中医学院，和传统的带徒方式同时培养中医新生力量。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组织中医进修提高，并采取措施继承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整个中医事业犹如枯木逢春，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就在此刻先生来到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内科学院（今华山医院），担任了中医科主任，兼第一医学院中医教研室主任。开创了该院的中医门诊、病房、教学、科研工作。

50年代血吸虫病流行猖獗，上海郊区有些地区人群感染率高达70%～90%，不少晚期肝硬化腹水患者因无法医治而死去，一些村庄出现了家破人亡、田园荒芜的惨状。先生向院领导提出建立中医病房，收治腹水患者的建议，当即得到了支持，并配备了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随从学习，采用中西医两套检查诊断，用中药辨证论治，西医指标观察，总结了40例，取得70%的疗效，对13例腹水消退后的患者进行手术根治，使晚期患者获得了新的生命。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深入病房，用硫酸镁泻下对照观察，证实是中药的效果后，立即被《解放日报》撰文充分肯定中医药治疗肝硬化腹水的效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生为中医进入西医的医学院校打响了第一炮，亦为中西医的结合拓展了新路，为整个中医学界赢得了荣誉。接着在异病同治的基础上与沈自尹教授共商了肾本质的研究，首次用科学的手段证明了中医“肾阳虚证”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开创了中医脏象学说的研究。但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鼓胀、腹水消退，但肝功能未改善是否痊愈？临床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疾病？不少疾患用常规的理法方药效果不明显怎样治疗？最令人忧虑的是如上海某医院的传染病房，一组用西药治疗的肠伤寒患者迅速地出院，另一组用清化湿热药治疗的患者身热不退，纷纷要求用氯霉素，这种情况引出的思考：随着西药的不断发展，中医的前途又将如何？先生深切地体验到“医之所病病道少”确实言之不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中医学术的长久永存，只有破除旧规，创立新规，发展变化，不怕走样。

社会环境是人所共有的，但能取得成功的却为数不多，因此除社会环境外，先生之所以成功还有其自身的内在因素。二、形成因素（一）尊重历史，坚持实践

医学是建筑在社会的物质基础上的，各时代人们的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物质，是它最基本的建筑条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正确认识中西医学的基本观点。先生之所以走发展创新的道路，除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外，他还比较早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先生认为医学史的发展乃是基于社会历史中的关联，是受社会的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产业及生产诸状态、阶级及政治诸关系制约的。西洋社会发展有西洋的特质，东方社会发展有东方社会的特质。现代医学的发展是基于14世纪、15世纪商业资本成长，促使封建制度动摇、自然科学飞跃发展基础上的。因此医学能与自然科学结合，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一直到鸦片战争长达两千年，生产政治落后，没有科学为基础，因此不能像西方医学那样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提高，只能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当时的哲学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理论基本上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它具有整体观、动态观，不是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所以能够有效地指导医疗实践。它的经验是在千百年实践中，经过长期积累、久经考验、行之有效的经验，是颠扑不破的，是蕴藏着科学内涵的。如果这些经验不但是与哲学结合，而能随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提高，则中医面貌早已改观。西方医学自文艺复兴以后建筑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之上，而成为现代医学，但是正因为它是微观的、直线的发展，又受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所以其哲学远不如中医符合辩证法。而中医虽有全面的、宏观的辩证法思想，但脱离了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要把它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上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先生竭力主张用现代科学对其经验和理论进行研究，分离其中玄学部分，使之转移到现代化的轨道，认为这才是发扬光大祖国医学的广阔大道。提出了“肾本质”的研究，活血化瘀的研究，及中西结合、中医理论研究的一系列的思路方法。（二）博览群书，开拓思路

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孤立的，要明了各方面的关系，不得不牵涉到无数事实上去。因此知识面越广，思路越开阔，对事物的分析、处理就越为全面、正确。只有博方能多才。先生不但熟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对《千金》、《外台》等历代医家著作及民间验方单方等医学书籍，无不一一通读，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与业务无关的著作，如十三经注疏，周秦诸子（包括老子、庄子、荀子等）、二十四史、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及明清各大家文集、宋元理学、释道回耶、稗官野史，还读了西方许多哲学、心理学和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方面的书籍。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顾颉刚等近人著作。这些著作虽不能替代望闻问切、理法方药，但却指导先生去发展新的望闻问切和理法方药。如王安石“天道尚变”，“新古相除”的辩证法思想，及“权时之变”，坚决反对“归之太古”的历史观，对他发展创新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先生说：“对我思想最有影响的是王安石、张居正的著作”。并说：“有人说读那么多与业务无关的书是否值得？倒不如把这些时间统统用来读医书，我说我体会读书是取得资料，有了资料怎样用，这就要思路……一个人的思路形成要有多方面的学问，否则思路就狭窄，专业就不能有大成就。做医生一定要有思路，它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活用成规，创立新规，既创又破，既破又立。”（三）破除门户，唯效是求

医学有中西两大体系。中医有伤寒、温病、攻下、温补等不同流派，还包括民间的草药医生。西医排斥中医，中医鄙视民间草医，而中医不同流派又各立门户，争论不休。医生的职责在于治愈疾病，患者求医的目的在于疾病的痊愈，因此衡量医疗水平的高低，不在于理论如何，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在于疗效。当前医学科学虽已日益提高，但疾病谱亦在改变，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不少不治或难治之症。我们的知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多方吸取，兼收并蓄，才能临床应付裕如，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相互排斥无异于作茧自缚。因此先生对学术不抱任何门户之见，说：“我对学术没有偏见尤其没有门户之见……吸收西医的东西能起帮助作用，做到西为中用，古为今用。”前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自学时期先生晚上就去听课，参加西医进修班的学习，并向西医学习叩诊、听诊，50年代后在宏观辨证论治时还结合西医微观的辨病，根据药理分析，选择具有针对性的中药加入辨证方中作为辅助。如血小板低加羊蹄根、花生衣；白血球低加黄芪、五灵脂、胎盘粉；γ球蛋白高加炮山甲、白术等。目的是提高中医本身的疗效。所以他只是“用西学而不用西药”。

对于草药，先生说：“药贵治病，不在于官药草药之别，而在于疗效怎样。”有些草药讲不出道理，先生认为“凡是能够治病的（除掉偶然性）其中必有道理”，一时讲不出来，以后自会明白，不能因噎废食。六神丸、玉枢丹古人说不出道理，临床依然应用。因此他常以草药组入方中，如临床用玉米须、六月雪治蛋白尿，蛞蝓之用热喘，开金锁治气管炎，天浆壳、天竹子之截咳，鸡骨草治肝炎，地锦草治下痢等，开拓了用药思路，提高了疗效。

对于各家学说，先生认为古代医家有其独特成就的一面，也有偏激的一面，这是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纠正某一方面的缺点时在理论方面不免主张太过，因而用药也有侧重。后人见到各家独特之处便冠以滋阴派，补土派。但是医学不是文艺，“不允许有个人憎爱”，临床只能辨证用药，不能将所有不同的病证都概施于一家的方法。因此先生虽然精通各家学说，而对仲景尤为推崇，但临床用药始终不落一家之窠臼，如攻逐腹水巴漆丸取自子和的攻下；乌梅、诃子、芩连姜附等温清酸敛治下利来自仲景；生地、石斛、麦冬、黄芩、黄连、黄柏、石膏治消渴则又本于刘河间；生地、乌头治痹证则又宗《千金方》一路的方药。融会贯通，因证而施，不拘一家，为我所用。（四）独立思考，索疑创新

只有思考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取得进步发展，纵观世界科学发展史，每项发明都是提出疑问、解决疑问的过程。轻信盲从，人云亦云，也就没有进步发展，所以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不如无书”。

先生年轻时读书就善于独立思考，不是纯信而是索疑，他专门备了一个簿子题为《医林呓语》，摘录医书中不切合实际的记载，如一书中说有人患病，诊断为三年前饮酒所致，服药催吐，吐物犹有酒味，先生便录出评论说：“酒置在露天，隔日气味即无，岂有三年之久吐出酒味”。《伤寒论》是方书之祖，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历来奉为圭臬，先生亦极为推崇，但对不实之处也提出责难，亦不盲从轻信，如“太阳病头项强痛”，旧注凡太阳病必见此证，先生问临床热病初期见项强者有几人？厥阴病中厥几天热几天，这样的厥热类型有谁见过没有？六经日传一经，有谁见过没有？认为“《伤寒论》是一部实用的书，我们学习它，不是玩古董也不是读《圣经》”。而著名的“截断扭转”的创新论断也是从有疑的思考中提出的，如《温热论》说“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先生认为既然用了“辛凉散风甘淡驱湿，病应该好转，非唯不见好转，反欲入营，是药没有对病起作用”。近年来由于中西医结合，医疗有了新的发展，如治大叶性肺炎用鱼腥草、鸭跖草之类清热解毒，不用卫分气分之说，而疗效很好。过去肠伤寒用银翘、桑菊、三仁等效果差，也有人不用卫分气分治，开始即用大黄、黄连、黄芩疗效亦高。出血热，一开始就用大苦大寒效亦好。随着疑问不断地发现与解决，先生的造诣亦不断地得到升华。参考文献1.赵洪钧.中西医近代论争史.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1982：95～97.2.恽铁樵.药盦医学丛书第一辑.论医集.台北华鼎出版社，1988：22～25.3.上海卫生工作丛书编委.上海卫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81.4.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台湾三民书局，350～357.5.孙开泰，刘云.中国近代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198-379.6.姜春华.慢性泄泻治疗用药点滴经验.广西中医药，1984：（4）：32.7.姜光华.姜春华谈慢性腹泻的治疗.浙江中医杂志，1985；（4）：148.8.姜春华.余云岫医学革命论批判.广东医药旬刊1，（15.16）：36～41；（17.18）：33～35；（19.20）：54～56.9.姜春华，等.中医治疗肝硬化腹水94例的效果.中华医学杂志，1958；（7）：659～665.10.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国40年中医药科技成就第8版.中医占籍出版社，1989：38～39.学术观点与临床思路一、截断扭转学说（一）学说从何提出

早在70年代末期，先生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了“叶天士的温病、杂病的理论与治疗”一文，大胆地阐明了防治温病要截断的新理论，对叶天士学术思想进行了评析。先生认为：“叶氏关于温热之邪由口鼻而入，伏于膜原之说，乃脱胎于吴又可之《温疫论》；而风邪上受，用轻清之剂，由卫入营，逆传、顺传皆是明·袁体庵的《证治心传》而来；其冬温伏于少阴肾，则来源于喻嘉言《尚论后篇》，治法则多为自创。”《温热论》说：“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因为人的生理都是相同的，不论病伤寒也好，温病也好，人的营卫气血都是一样的，不过因为病种不同，表现不同，则治法亦异。伤寒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说，而温病则先入于肺，以卫气通于肺，营气通于心，因“逆传”之故，又可见到心营的症状，实即病的进一步发展，由此确立了温病卫气营血分证。前人说，伤寒“邪在太阳，必恶寒身热，为阳郁不伸之故，而邪未化热，传至阳明其邪化热则不恶寒，始用凉解法”，这是伤寒与温病发展的经过不同，温病恶寒甚暂，或开始即热高，伤寒则开始恶寒不热（非无热，但热不高）。所以叶天士说：“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其实伤寒恶寒也在皮毛，因为风寒自皮毛而入，故不涉及肺，然照理推论，皮毛为肺所主，亦可由皮毛入肺，所以不说入肺者，以不见咳嗽、胸闷、气急诸证之故。因为邪的原因，一是风寒，一是温热，寒温不同；一在皮毛，一在肺气；一则化热慢，一则化热速；一则即见手三阴证，一则先见足三阳证；发展过程与表现症状各异，因之治法也就不同，一则开始用辛温，一则开始用辛凉。《温热论》说：“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先生认为：既然用了辛凉散风甘淡驱湿，病应该好转，非惟不见好转，反欲入营，是药没有对病起作用。先生看过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过程中常险证百出，令人触目惊心，其效果之所以不佳者先生非常感叹地说：“正是受此老用药轻淡如儿戏之教”。近年来，治大叶性肺炎用鱼腥草、鸭跖草之类清热解毒，不用卫分气分之说，疗效很高，过去肠伤寒用银翘、桑菊、三仁等，效果亦差，有人不分卫气营血步骤，开始即用大黄、黄芩、黄连，疗效亦高。《温热论》又说：“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因其仍在气分，犹可望其战汗之门户。”先生认为：此等药用之何益，与“病”何关？其云战汗，若望不着怎么办？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使其在气分解决？《温热论》又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用代用品）、元参、羚羊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先生认为：当病之开始用药得力，即可阻遏病势，或击溃之，不必等“到气才可清气”，也不必到后来才用犀角（用代用品）、羚羊。因为开始用辛凉轻剂，往往错过治疗机会，如果及早用些真能“治病”的药物，则病可早愈，大可不必受“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的警诫！

叶天士根据温病的全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正确反映了温病发展的规律，所以为后来医家所重视。先生认为：但是医者的作用，不仅在于认识疾病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能够截断或扭转疾病的发展，使之即在本阶段而消灭之，否则，听其自然发展以至于死亡，那么这种医生还要他何用？我们不仅要认识温病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更重要的是掌握这一规律，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治好疾病，防止其向重症传变。

先生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中医学术界的重视，有的推崇备至，有的表示赞同支持，也有的提出商榷，还有为叶天士喊冤，一时热闹非凡，各行己见，形成争鸣的局面。为了尊重真理，维护真理，先生再次著文《时代要求我们对温病要掌握截断方药》，着重提出：个人观点尽可以不同，但疗效应该是个衡量标准。治病不在言论，重在实效。我们不要把叶氏当做偶像顶礼膜拜，不要把他治疗温病的经验当做顶点，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摆脱唯心主义的顶峰论。（二）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截断理论的核心，是采取果断措施和特殊方药，直捣病巢，祛除病邪，快速控制病情，截断疾病的发展蔓延，以求提高疗效，缩短病程。这一核心思想，在继承祖国医学传统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先生常言，治急性病贵在早期截断。强调截病于初，采用“迎而击之”之法，一方面可以控制病邪蔓延深入，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正气的过度损耗。若因循失治，则病邪步步深入，进逼五脏而致病情恶化。这是先生继承《内经》“上工救其萌芽”思想的具体发挥。

先生善于吸取前贤各家之长，予以阐明与论证，并结合长期临床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如金·张子和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先生对此颇为推崇，用汗、吐、下三法，以快速祛除病邪。又如吴又可认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提出疫气、疠气、异气、杂气是疫病之原。又说：“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吴又可在病原学方面作出的贡献，先生表示赞赏。对杨栗山治温病之厥逆，主张仍用苦寒解毒大清大下，认为是“伟大的见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说：“所以瘟疫用药，按其脉证，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郤导窾”，在治疗上强调单刀直入祛除病原，是果断的决策。诸贤的论述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启迪的作用，先生的“截断学说”是诸贤论述的补充与发展。（三）急症创快速截断

“急症创快速截断”是先生在学术上提出的独特的创新观点之一。急症是指温病或某些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危重症状和病证，它具有发展快、变化速、来势凶、病势重、威胁大等临床特点。急症的表现在于“急”，因此治疗手段要求“速”。大胆使用截断方药，救急截变，快速控制病情，阻止疾病的发展蔓延，在急症治疗学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清热解毒是重要的截断方法。急性热病主要特点是有热有毒，邪毒侵入，热由毒生，病毒不除，则热不去，必生逆变。临床虽有宣透、清气、化浊、清营、凉血诸法的不同，但清热解毒总是交织其中。先生指出：用清热解毒要掌握两个法度：一是早用，在卫分阶段即可加入清热解毒之品；二是重用，量要大，剂要重，甚至可日夜连服2～3剂，这样才能截断病邪，这对把好气分关尤为重要。笔者对此深有体会，曾治外感发热100例，其中属于气分者占63%，均选用清热解毒之药，取得满意的效果。从临床实践中认识到抓住气分证候阶段进行截断，是解除病邪的良好时机，决不能缩手缩脚，坐失良机，而使病涉营血，陷入治疗困难境地。先生常用的清热解毒药有银花、连翘、苦参、鸭跖草、黄连、黄芩、黄柏、山栀、蒲公英、大青叶、板蓝根、穿心莲、四季青、知母、鱼腥草、紫花地丁、野菊花、龙胆草、青黛、茅芦根等。先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认为本病多系表里俱热，瘟毒燔灼，耗血动血劫伤心肾所致，早期也并不因表邪已经透解而不再逆传。诚如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解》中说：“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断无再发汗之理”，故应及早使用大剂量的清热解毒截断方药，直折伏遏之温毒，则不仅身痛、发热、恶寒等表证可除，而且可由发热期越过低血压期、少尿期，直接进入恢复期，使病程阻断或缩短。如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用清热解毒4号为主治疗285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使死亡率12.6%降低到2.45%；并证明“早期使用可减轻毒血症状，确能缩短热程，并能阻断病程进展，越期而过”。先生还认为：发热的高低、热程的长短，直接影响病情的进展和转归，因此，重用清热解毒及时控制高热，是截断病情发展的关键。

通腑攻下是治疗急症快速截断的重要手段。《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攻下法就是通过荡涤肠胃，泻下大便或积水，直捣黄龙，引而竭之，截除病邪；使停留蕴结的宿食、燥屎、实热、冷积、闭血、痰结水饮等下泄而出，因此是快速截断的重要手段。先生临床擅用通腑攻下法治疗危重急症。如脑溢血痰热风火内煽，阳闭便秘者用涤痰通腑法，急下夺实，截断传变，每能使风火痰热随便而泄，清窍得清，神志复苏，转危为安。冠心病心绞痛便秘者用通腑法能截止心绞痛，预防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用通腑泄浊法，取得明显效果。又如先生常用通腑攻下法治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急性肠梗阻等急腹症，斩关夺将，荡涤腑实，疏通壅滞，通则不痛，常使痛随利减，随泻随安，立收截断病邪之效。至于温病下不嫌早，吴又可认为：“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温邪以祛邪为急，逐邪不拘结粪”，“急症急攻”。一日有三变，而三易其方。治病常用下法，擅用大黄一物，称“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先生治疗重症肝炎，茵陈蒿汤中大黄可用至30克；治疗中毒性肺炎、乙脑、败血症等病，凡邪热鸱张，大便不畅者，先用大黄12克于复方之首，使垢粪泄下而热退神清，阻截传变。实践证明，对温病早用攻下逐邪，经得起临床重复。如北京友谊医院治疗急性肺炎，对每一病例一开始均予以泻热汤（大黄15克、芒硝10克、玄参15克、甘草9克），发现确可截断病情发展。上海传染病总院报告治疗70例乙脑，其中44例使用下法，使邪热迅速挫降，不仅预后较佳，后遗症亦少。笔者遵先生之教，在临床急证中，应用攻下法，常建殊功。如中风闭证，多因肝阳暴亢，风瘀上扰，血随风逆，血菀于上，临床上往往可见便闭不通，治以承气汤通下，兼以豁痰开窍，清热平肝，使腑通热泄，引血下行，气随血下降，而得救者不少。热厥邪盛之证，亦即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正如先生所说，宜速战速决，以防疾病发展，主张用“急下存阴法”。曾治急性胆道感染伴休克，中医辨证为肝胆热毒，腑气闭塞，热厥邪盛，治以复方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攻下与解毒并举，而热厥得除。暑温发病急骤，传变迅速，无卫分过程，而见高热昏迷，苔黄等症。曾治病毒性脑炎，中医辨证为暑温邪陷，阳明腑气不降，邪热上熏心包，治以牛黄承气加芩、连、菖蒲、郁金、远志之品，竟获全功，并无后遗之证。温热之邪，深入血分，血热炽盛，必见舌绛神昏高热烦躁。曾治脓毒血症一例，中医辨证为热毒内陷，邪势鸱张，内迫神明。给予凉血之品与攻下之药合用，其效满意，血象恢复正常。阳黄热重，临床多见面目俱黄，胁痛腹满等证。曾治重症肝炎多例，恒以通下与祛瘀解毒同用，均能获效，患者之肝功能亦可改善。可见攻下法确能截断传变，转危为安。

凉血化瘀在急性热病过程中，应及时采用。先生认为：邪初入营，一方面仍宜重用清热解毒，一方面及时采用凉血化瘀，不必坐等入血分后再“凉血散血”。这样可增加截断病变的希望，避免血分危症的出现。如流行性出血热，容易出现气营两燔而很快内陷营血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并出现休克昏迷，甚至衰竭死亡。有报道在发病早期，就用苦寒活血化瘀的丹参治疗，36例单纯早期患者中，32例越期，占89%；而已出现低血压休克者再用丹参，32例中越期者仅16例，占50%，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差异，而且早用丹参的病死率从11.9%下降到4.3%。这就说明邪初入营早用凉血散瘀，不仅不会引邪入血，反能截断病邪于气营之间，不再深陷搏扰血分。

凡血脉运行不畅，甚至停滞、凝聚，或离经之血积于体内所产生的瘀血证，可出现急症体征。如疼痛，其痛固定不移，尖锐状如针刺，甚或绞痛剧痛，当用活血化瘀止痛方药，头痛、胸痛用血府逐瘀汤，腹痛用膈下逐瘀汤，截止疼痛颇验。又如出血，也常是瘀血的见症，所以唐容川曾说：“故凡吐血，无论清凝鲜黑，总以去瘀为先”。先生经验，治瘀血之大出血者，如吐血、咯血、便血、崩漏等，用活血止血方，生地、当归、丹参、赤芍、丹皮、桃仁、三七、蒲黄、白及、茜草根、地榆、茅根止血截红，其效如神。

降戢平逆应急顿挫，常能使症状迅速缓解。凡呃逆、呕吐、哮喘、咳嗽剧发不已，患者也非常痛苦。先生常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加用平呃、止呕、定喘、截咳等药。如平呃重用芍药、甘草、刀豆子，止呕重用代赭石、旋覆花、沉香曲；定喘常用合欢皮、佛耳草、老鹳草；截咳常用南天竹子、天浆壳、百部，每多效验。

先生的截断方法颇多变化也很灵活，我们仅举其大要，亦可看到它在中医急证临床应用中的广泛性与重要性。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先生在7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截断理论，当时曾遭到部分学者的非议，而今90年代这个截断理论，不但已为中医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大量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中得到证实与发展，截断理论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充实、丰富与完善。诚如高贤钧所说：“正在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创新是中医学宝贵的生命”。（四）沉疴善分层扭转

疾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常有标本主次的不同，因而在治疗上应有先后缓急，分层扭转的步骤。如先生曾治一败血症患者，高热后休克、昏迷、血压下降，四肢厥冷，额汗如珠，苔黄，脉沉微欲绝，身现紫斑，诊断为热毒蕴脑，真元欲绝，予以独参汤加安宫牛黄丸研冲鼻饲。二日后，患者神志复苏，血压回升，额汗止而身热反甚，气促，苔黄舌红，脉数。先生认为，正气渐能与邪抗争，热毒真象显现，遂用清瘟败毒饮去犀角、桔梗。服药一周后，热度退清，紫斑全消，惟觉疲乏口干，舌红脉缓，改用增液汤加太子参善后。该案先予益气固脱，芳香开窍，继用清热解毒而清气血，终以养阴益气收功，分层扭转，次序井然，效如桴鼓。

沉疴重症往往出现虚实错杂，虚证中夹有实证，实证中夹有虚证，或上实下虚，或上虚下实，治疗时更应善于多层次、多向性地分层扭转。先生对肝硬化腹水临床经验丰富，认为“本症治疗有攻补两法”，但不偏执一端。前人有专主攻法和专主补法两种治疗方法，如《千金方》、《外台秘要》所收载的肿胀诸方，大率为逐类。张子和亦主张攻逐法，以为鼓胀是病，治病不得用补，当攻逐其病，病去则正复，虽有虚者无须用补；此是张氏不知鼓胀是症而非病，腹水是病理产物而非病之实质。也有些人见到攻逐法仍有复发，亦有累攻不下，且见虚证，遂以体虚为主，主要由于脏器之虚，故专主用补。如朱丹溪等则以补为主，认为鼓胀由虚而起，攻逐取快一时，复发难疗，此是朱氏以人体脏腑之虚为主，而不知病由于肝之实质病变。这些都是片面地各执一端，不是辨证的方法。先生指出：本症病在肝脾，采取滋肝和营，健脾利湿，软坚消积为基本疗法，对于腹水病人，根据具体情况加入攻药补药。虚者先补后攻，使病者能胜攻时用攻；实者先攻后补，使病者腹水排除后能够巩固。虚中夹实，实中兼虚则攻补兼施。如先生曾治一肝硬化腹水继发感染病例。患者高热身羸，黄疸色晦，腹大如瓮，脐眼突起，青筋暴露，气促口渴唇紫，尿闭便秘，苔黄舌红干瘪，脉弦数，病势危重，预后极差。先生会诊时说：此病例病情复杂，标本俱急，正虚邪盛，热毒内蕴，水瘀互阻，隧道阻塞，单治一个环节、一个层次不能奏效，要运用中医大方、复方的长处，采取多层次兼顾的方法，照顾到各个环节，使之互相呼应，始能扭转危象。方用党参30克、黄芪30克、白术30克、银花30克、连翘15克、虫笋15克，陈葫芦15克、丹皮9克、茯苓15克、川连6克、牵牛子6克、炮山甲15克、商陆3克、槟榔9克、桃仁9克、赤芍9克、车前子15克、枳壳实各6克、另用生白萝卜5斤捣烂取汁浸脚。患者用此方5日，泻下垢粪甚多，小便通畅，热度渐退，鼓胀已消大半、患者家属及病友惊喜不已。先生所拟复方包含了五层组合，即益气扶正、清热解毒、凉血破瘀、逐水消臌、理气泄壅。此五层分头并进，方大有序，繁而不乱。先生说：肝硬化腹水或肾功能衰竭的危重病例，常可见气虚、血瘀、水聚、热毒、气滞等错综复杂的病机，如单治一头，势单力孤，往往顾此失彼；而数法并用，能兼顾全局，多向性的分层扭转，始可使患者转危为安。（五）辨病辨证是截断扭转的基础

中医自古以来就重视辨病。徐灵胎强调“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所以截断与辨病的关系，就是要认识掌握某种疾病的病原和特征，从而选择能截断病因和病原的特异性针对措施。例如发热咳嗽，可见于感冒、肺炎、肺脓疡、肺结核、肺癌。感冒需解表；肺炎需清热解毒；肺脓疡要消痈排脓；肺结核更需加强杀虫抗痨以截除病原；至于肺癌如何处理，不正是需要研究截断扭转的特效方药吗？又如浮肿是肝病、肾病、心脏病患者常见的症状，治好了浮肿，不从根本上扭转肝病、肾病、心脏病的病势，浮肿还是要发的。各种病有各种病的特殊性，所以，截断要首先辨病、定因、定位，掌握该病的发展规律和转归，截断扭转才能有的放矢。

不过，同一种疾病，由于病人的体质、年龄、性别、生活习惯，得病季节之不同，疾病反映于外的证候也就不同。而且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病理变化和体征。因此，截断扭转要与辨证结合，既有辨病的针对性，又有随证变化的灵活性。诚如徐灵胎所说，“凡症之总者谓之病，而病必有数证”；“有病同证异者，有证同病异者，有证与病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证”。一般说来，“证病相因”，辨病与辨证是可以统一的，截断扭转也能体现病与证的有机结合，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如大黄能治疗多种原因的上消化道出血，有快速截断的作用，看起来是辨病，实则上是针对病机的“瘀”，用大黄去菀陈莝，瘀去血止，正是抓住了“证”的实质，直中症结所在。至于“病同证异者”，先生常用的方法是在辨病截断方中加入辨证用药；“证同病异者”则以辨证复方为主，加入治病原的辨病截断药。所以说：辨病辨证是截断扭转的基础。（六）先证而治是截断扭转的重要措施

自《内经》即有“上工治未病”之说，《金匮要略》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疗原则，这是十分明确的“先证而治”的思想。先证而治，就是先要掌握疾病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料知预后，超前一步，在相应的证出现之前预先落实治疗措施。先生把“先证而治”与“截断扭转”的思路结合起来，引申运用于温病急症与重病沉疴的治疗，对指导临床有重要意义。例如，特殊病原体引发的乙脑、流行性出血热等，病势凶猛，传变迅速，并不因为初起有表证解表透邪而病不内传。先生主张早期重用清热解毒，先清里热，药先于证，直折瘟毒；若有气分见证，瘟邪势必入腑内结，因此不管是否便闭，先用通腑攻下，急下存阴，同时也使邪有出路，这也是“温病下不嫌早”的思想。根据先生的经验和一些临床单位的报道，流行性出血热在气营阶段就早用丹参、生地、赤芍、丹皮等凉血活血破瘀，能提高疗效，越期恢复，缩短病程，使DIC进程中断或减轻，防止昏迷休克。实践证明，对重症温病不能仅仅见症辨证，因证施治，按部就班，因循等待，尾随其后；必须要有预见性地先发制病，药先于症，这样不但不会引邪入里，反能主动迎头痛击，顿挫病邪，阻断截止疾病的恶化。先生常说：看病不仅要从“有”处着眼，还要从“无”处推想，要“无者求之”，以此测彼，求知未知，这样才能掌握主动。先证而治是截断扭转疾病的重要措施之一，截断扭转与先证而治相结合的法则，充实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七）选择特效方药是截断扭转的重要手段

如何寻找选择特殊方药呢？这就要博览群书，由博返约。先生介绍《外台秘要》特效方时说：“看书中一病有几症，每一证有几方，一方中有哪几种药，几张方子中共同用的有哪些，哪些是十方中必用的，以多用常用为有效。如果一方只有一药，这药也是重要的。因为前人集验，不验不灵，单独一味，无所假借，必有特效才加收录。再看全病方剂，哪些病是常用，哪些是少用；哪一些药是主药，哪些是辅佐兼治之药，用统计处理得出专病专方专药，治病常有特效。”目前西医无特殊疗法的病，中医古书中却有不少截断扭转的奇效方药，关键在于发掘整理。

其次，民间单方、草药也是搜集特效方药的重要途径。先生认为：单方草药有时能起沉疴顽疾，还能应急救变。明朝方隅在《医林绳墨》中就曾指出，有些官药（常用中药）治黄疸不如草药有效，先生赞赏这个说法，因此在处方中也常用草药。清·赵学敏《串雅》中根据民间走方医的特点，提出了“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用药“下咽即能去病”，体现了快速截断思路。《串雅》的“截药门”中载有很多截断方，如“截头痛风”方用香白芷、川芎、甘草、川乌、细辛、薄荷汤调服。“治头痛方”：川芎、沙参、蔓荆子、细辛，水煎后加黄酒调匀服，临床用治剧烈的神经性头痛，确有截病止痛奇效。《串雅》的“起死门”、“保生门”、“奇药门”，介绍了多种危重病症的急救措施和独特的方药，这对我们如何搜集民间单方、秘方、验方，选择使用截断扭转的治法，深有启迪。所以说掌握特效方药是截断扭转的重要手段。二、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先生在认识疾病上，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较早地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理论，认为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对辨证论治中的学派之争，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处理。脏腑辨证与以方统病先生提出“合之则兼美”。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应很好地结合，对辨证分型有不同见解，“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有深入的研究。主张辨证论治与辨病施治相统一，兹分述如下。（一）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

先生认为：不论辨病与辨证，认识疾病与治疗疾病，都必须建立在整体观与动态观的基础上。

人是一个整体，内有五脏六腑，外有皮毛骨肉、眼耳口鼻，它们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各个脏腑既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疾病，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某一脏腑本身的功能偏强偏弱可影响到其他脏腑。例如“肾阳”不足可以导致“脾阳”不足。当肾阳不足时，会有手足发冷、畏寒、面色苍白，影响到脾脏时又可见到消化不良，大便溏薄，或早晨泄泻。脾肾虚弱又可导致其他脏腑的疾病。这说明了脏腑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脏腑和其他组织、器官也有一定的关联，如肝同眼睛有关，肝热眼睛就会多眵、羞明；肝血不足就会两目干涩，视物昏糊。其他如肾与骨有关，心与血有关，脾同肌肉有关等。因此，治病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将人体的脏腑、组织孤立起来对待，而是从它们相互的关系上来考虑。如肺的虚弱性疾病，可用健脾的方法来增强病人的运化功能和体质，促使肺部虚弱的病变得到改善。局部组织的疾变，如慢性脓疡，疮口不收，全身情况较差，若单从疮口考虑，用消毒、排脓、生肌、长肉等法都不能取得效果，就必须考虑整体，加强整体调理，采用一些温补药，不但整体情况好转，而且疮口也能迅速痊愈。先生指出：“对待一切局部的慢性病变都要有整体观念”。举例：有一位女青年，背部患有疖痈，此起彼伏，用清热解毒药治疗半年多无效，后从整体着眼，考虑到病人的免疫功能低下，而用附子、肉桂、黄芪等温补药加一些解毒药，疖痈迅速痊愈了。这说明局部的病从治疗整体而得到效果。先生又指出：“但当局部病变影响到整体时，有时仍要从局部着眼。”如疖肿虽是一个局部的病，可是它会引起全身症状：发热、身痛、口渴、尿赤、食欲不振等，这时应以着重局部为主。中医治病有时从整体来考虑问题，有时从局部着眼，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从整体观念出发的。

疾病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常变化着的过程。表面上看是停留在一个阶段，但是从这个阶段的开始到这个阶段的末了，就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它的来是个变，它的去也是个变。前人把热病分作几个证候类型，可由轻到重，或一开始就重；可以一个证候类型单独出现，也可以二个三个证候类型同时并见，又可以一个一个证候类型顺序出现。它们的变有按一般规律的，亦有不按一般规律，就是说变既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总的说来按一般规律变的较多，但这个一般规律还是属于变。先生强调指出：“讲到变，有渐变，也有突变，突变往往由渐变而来，表面看来似乎是突变的。”中医学上说阴病可以转阳，阳病可以转阴，这是相对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古人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就说明事物是逐渐发展的。中医在治疗疾病时非常重视疾病的转化，一般认为阴病转阳为吉，阳病转阴为凶。如大叶性肺炎开始表现出阳性症状，如果由于病的发展或治疗不恰当，转为阴证，这时急需温阳，使它由阴转阳。又如中毒性肺炎，一开始出现阴证，这时急需用回阳药，使它由阴转阳。还有一些热性病，往往高热持久，脉搏洪大，看上去是阳证，实际上已经潜伏着转阴之机。“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踏着霜可以知道冰的日子就要到了；判断疾病的传变，也应学会掌握这种预见，因为高热持久，病人体质消耗过多，心脏负荷过大，往往导致心阳衰竭，从而变为阴证。所以先生说：“医者必须动态地观察病人，灵活地采取措施。可见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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