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中山
出版社：华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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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全集(大吕民国文库I)试读：
01 专论
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革命方略之所以不能行者，以当时革命党人不能真知了解于革命之目的也。革命之目的，即欲实行三民主义也。何谓三民主义？曰民族主义，曰民权主义，曰民生主义是也。中国革命何以必须行此三民主义？以在此二十世纪之时代，世界文明进化之潮流，已达于民生主义也；而中国则尚在异族专制之下，则民族之革命以驱除异族，与民权之革命以推覆专制，已为势所不能免者也。然我民族，民权之革命时机，适逢此世界民生革命之潮流，此民生革命又我所不能避也。以其既不能免、而又不能避之三大革命，已乘世界之进化潮流催迫而至，我不革命而甘于沦亡，为天然之淘汰则已。如其不然，则曷不为一劳永逸之举，以一度之革命，而达此三进化之阶级也。此予之所以主张三民主义之革命也。
夫世界古今何为而有革命？乃所以破除人类之不平等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之对义大矣哉！满洲以一游牧部落之少数人，而征服汉族四万万人，压制之至二百六十馀年之久，此天下之至不平等之事；而汉族人民欲图种族之生存，不得不行民族主义者也。专制君主，本弱肉强食之兽性、野蛮争夺之遗传，以一人而享有天下，视亿兆为臣仆，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此人类之至不平也；而人民欲图平等自由，不得不行民权主义者也。自工业革命之后，用机器以代人工，生产之力陡增，而欧美工业发达之国，有富者日富、贫者日贫，遂生出资本家之专制。孔子曰：“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是今日欧美文明先进之国，其民族、民权两问题皆已解决矣，惟民生问题则日陷于苦境。资主则日虞生产过盛[剩]，苦于销场；工人则俯仰不给，罢工要值。贫富悬殊，竞争日剧。是知欲由革命以图国治民福者，不得不行民生主义也。
今请进而论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惟其无正义、无精神，故一亡于胡元，再亡于满清，而不以为耻，反谓他人父，谓他人君，承命惟谨，争事之恐不及，此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者之所谓也。
夫民族主义之起源甚远，而发达于十九世纪，盛行于二十世纪。日尔曼之脱拿破仑羁绊，希利尼之离土耳其而独立，以大利之排奥地利以统一，皆民族主义为之也。今回欧洲大战，芬兰离俄而独立，波兰乘机而光复，捷克士拉夫叛奥而建国，查哥士拉夫离奥而合邦于塞维尔亚，亦民族主义之结果也。民族主义之范围，有以血统、宗教为归者，有以历史习尚为归者，语言文字为归者，复乎远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范围，则以意志为归者也。如瑞士之民族，则合日尔曼、以大利、法兰西三同之人民而成者。此三者各有血统、历史、语言也，而以互相接壤于亚剌山麓，同习于凌山越谷、履险如夷，爱自由、尚自治，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组合而建立瑞士之山国，由是而成为一瑞士之民族。此民族之意志，为共图直接民权之发达，是以有异乎其本来之日、以、法之民族也。又美利坚之民族，乃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者也。自放黑奴之后，则收吸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为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今出而维持世界之和平，主张人道之正谊，不惜牺牲无数之性命、金钱，务期其目的之达者，此美利坚民族之发扬光大，亦民族主义之发扬光大也。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争之不已，而参议院乃以青天白日之旗为海军旗。呜呼！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海军所以有常常主持正义也。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夫清朝之黄龙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其武员之五色旗，此无怪清帝之专制可以推覆，而清朝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也。天意乎？人事乎？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国人其无馁！
今请进而论民权主义。
民权者，民众之主权也。世界进化由野蛮而至文明，心性进化由无知而至有知。天生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本以师导人群、赞佐化育。乃人每多原欲未化，私心难纯，遂多擅用其聪明才智，以图一己之私，而罔顾人群之利，役使群众，有如牛马，生杀予夺，威福自雄；（上厶中一下虫）（上厶中一下虫）之民，畏之如神明，承命惟谨，不敢议其非者，由是履霜坚冰，积为专制。我中国数千年来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生人，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虽其中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又有“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民为贵，君为轻”，“国以民为本”等言论；然此不过一隙之明，终莫挽狂流之势。乃自近代民智日开，又值哥林巴士冒险航海，发现西半球之新大陆，由是欧洲之宗教名流、政潮志士，多与湖海侠客、无业游民，同冒险徙居于新地，以冀各遂生平之抱负也。以此富于冒险精神之人，不得志于本国，梯航万里，而至于新天地，以抒其郁勃不平，积久必申之气，而兴其拓殖事业，宜乎其结果为开发一新政治思潮，而后卒成美洲之共和世界。此新世界之共和，则大异乎古昔希腊、罗马之共和，与夫欧洲中世纪之共和也。盖往昔之所谓共和者，亦不过多数人之专制而已；而美洲之共和，乃真民权之共和也。
夫美国之开基，本英之殖民地面离母国以独立。其创国之民，多习于英人好自由、长自治之风尚。加以采卢梭之《民约》与孟氏之《法意》，而成其三权宪法，为致治之本。此为民宪之先河，而开有史以来未有之创局也。有美国共和，而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国家之元首、百官，始变面为人民之公仆，服役于民者矣。此为政治之革命也。
美国独立之后，旋而有法国之大革命，旋而有欧洲之大革命。此皆人类之智识日开，觉悟渐发，而乃知人者皆同类也；既为周类，则人人皆当得平等、自由也。其特出之聪明才智者，不得以诈以力，以夺他人应有之自由权利而独享之也。其占据人类之优等地位而号为君主、王侯与[以]及一切贵族，夺民以自享，皆为不平等者也，故当推覆之，而平人类之不平。于是十八世纪之末，以至此二十世纪之初，百馀年来，皆君权与民权争竞之时代。从此民权日发达，君权日削亡。经此次欧战之后，专制之国悉数败亡，大陆之上几无君主立足之地矣。此世界政治进化之潮流，而非人力所能抵抗者，即古人所谓天意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之谓也。继美国之成文宪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则有瑞士之宪法也。美国之宪法，虽以民权为宗，然犹是代表之政治，而国民只得选举之权而已。而瑞士之宪法，则直接以行民政，国民有选举之权，有复决之权，有创制之权，有罢官之权（其要领原理，当另著专书详之）。此所谓四大民权也。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称为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
予之定名中华民国者，盖欲于革命之际，在破坏时则行军政，在建设时则行训政。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也。有训政为过渡时期，则人民无程度不足之忧也。乃当日革命党员多注重于民族主义，而鲜留心于民权主义，故破坏成功之后，官僚则曰人民程度不足也，而吾党之士又从而和之，曰人民程度不足，不可以行直接民权也。呜呼！是何异谓小孩曰：“孩子不识字，不可入校读书也。”试问今之为人父兄者，有是言乎？而革命志士自负为先知先觉者，即新进国民之父兄，有训导之责任者也。乃有以国民程度太低，不能行直接民权为言，而又不欲训练之以行其权，是真可怪之甚也。彼辈既承认此革命后之新国为中华民国矣，而又承认中华民国之主权在于国民全体矣，是即承认四万万之人民将必为此中华民国之主人矣。而今之行政首长，凡百官吏与[以]及政客、议员者，皆即此四万万人民之臣仆也；既为其臣仆，而又敢公然曰：“吾之主人知识幼稚，程度太低，不可直接以行其主权也。”以是故也，予所以有训政时期之主张，而此辈又群起而反对之。予又试问：今之所谓志士、党人、官僚、政客者，将欲何为也？既不甘为诸葛亮，文天祥之鞠躬尽瘁，以事其主，又不肯为伊尹、周公之训政以辅其君，则其势必至大者为王莽、曹操、袁世凯之僭夺，而小者则图私害民为国之贼也。此非民国所宜有，当归于天然淘汰之列也。
观欧洲百馀年来之政治进化，人权竞争，其始也，少数聪明才智之人，以自由、平等为号召，而革独头专制君主之命；及其成功也，则此少数人又从而行专制，其为祸更烈于君主之专制也；而大多数人又起而革此少数人之命，必至政权归于平民而后已。今之武人、官吏乘革命之赐，幸而得有高位，而不尽心民事者，勿以人民可欺，而能久假不归也。世界潮流，天然淘汰，必无幸免者也。民国之主人，今日虽幼稚，然民国之名有一日之存在，则顾名思义，自觉者必日多，而自由、平等之思想亦必日进，则民权之左达终不可抑遏。此盖进化自然之天道也。顺天则昌，逆天则亡，此之谓也。
今请进而论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贫富不济，豪强侵夺，自古有之，然不若欧美今日之甚也。欧美自政治革命而后，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于工商事业，经济进步，机器发明，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者，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之问题起矣。此问题在欧美今日，愈演愈烈，循此而往，至发生社会之大革命不止也。俄国已发其端，德国又见告矣，英、美诸国将恐不免也。惟中国之于社会革命也，则尚未种其因，如能思患预防，先为徙薪曲突之谋，则此一度之革命，洵可免除也！此民生主义之所以不得不行也。
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夫社会革命之因，从何而来也？曰从机器发明而来也。欧美自机器发明而后，万般工业皆用机器代之。夫用机器以羁勒自然之力，如汽力、电力以代人工，本可减省人之劳力，应为造福于人间，而何以反生出社会之痛苦？所以然者，则机器之发明而施用于工业也，乃突如其来，而社会之旧组织一时不能为之变更，亦不知为之变更，故无从应付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其害也。今试以织业言之，当昔用人工以织布，每人日织不过一丈。使有资本家，日雇千人为之织，日出千丈之布；其所给工值，假设为每人一元，此一元之工值，当与织工独立自织之价值相若也；倘所差太甚，则织工必不愿受资主之雇，而必自织其布也。盖以人工作业之时，则工人容易自行独立以营业，而资主不能为之垄断也。惟一旦以机器代人工，则生产至少可加十倍，前以千人日只出布千丈，今则用百人而出布干丈矣。倘使销场如故也，则用手工生产之时，资主当雇千人，日给工值千元，乃能出千丈之布。今用机器生产，则布仍为千丈也，而工则减去九百人。只用百人而已足。此百人之工值，若仍其旧也，则资主前费千元者，今费百元已足矣。或更有甚者，则前用手工生产之时，工人能退而自营其业，不专靠资主之雇以谋生活也。惟今失业之九百人，若退而自营其业，则彼手工之生产，必不及机器生产价值之廉，是工人万不能与资主竞争，则惟有仰给资主以为生活，资主所需一百之工，则有千人砭[贬]价以争雇，前之工值一元者，今或半元而已有受雇者矣。
由此观之，用手工生产之时，所出千丈之布，工人日所得工值为千元，资主日获之利亦设为千元。今用机器生产，所出布千丈，工人所得之值不过百元，甚或至五十元，而资主今之获利，每日增加九百元至九百五十元矣。如是，则工人立形困苦，其不迁徙流离，则必坐以待毙而已。倘若销场扩大，则资主所佣，仍不减千人，工资如故也，而机器之生产，则人加十倍，前之每日出布千丈者，今可出布万丈，而资主每日之利则九千元。倘市场更增，资主能雇用万人者，则日能获利九万元，而工人亦不过日获一元而已。一家如是，家家如是；一业如是，业业如是。市场愈大，机器愈精，则资本家之势力愈宏厚；而工人则生产愈多，而工值愈微。此机器代手工而生产，泰西学者所谓工业革命者矣。
工业革命之后，资本膨胀，而地价亦因而大增。盖机器之生产事业利于集中，故城市首先发达，以易致工人也。其次则煤铁之场，制造事业亦以繁兴，盖便于取材也。其三则交通之地，工厂亦随而林立，以便于运输也。凡有此三要素之地，工业必从而发达，人口则为增加。此等工业繁盛之城市，其地价之增加，有亩至十[千]百万元者。而地主多有承先人之遗业，不耕不织，无思无维，而陡成巨富者。是地主以地增价而成资本家，资本家以工业获利而成大地主。城市之地，固尽为此辈所垄断，而附廓之田，亦为之所收买，渐而至于郊外之沃野荒原，亦陆续为此辈占有。由是地价则日增，而工值则日贱，盖工人欲退而归农，亦无田可耕，则耕亦不能偿其租值，于是更不得不全靠雇工为活矣。工业愈进步，商业愈发达，则资本家与地主之利愈大，而工人则穷苦矣。此欧美工商发达、经济进步后所生出社会贫富阶级之情形，而社会革命之所以不能免也。
中国近代进步虽迟，似有不幸。然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亦未始非一大幸也。顾思患预防之法为何？即防止少数人之垄断土地、资本二者而已。
中国自废井田而后，土地虽归私有，然因向以手工为生产之具，而资本尚未发达，地价亦尚未增加，故尚少大地主，及今而整顿土地，犹易为力。故同盟会之主张，创立民国后，则继之以平均地权，倘能达此目的，则社会问题已解决过半矣。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惟有师其意而已。中国今工商尚未发达，地价尚未增加，则宜乘此时定全国之地价。其定价之法，随业主所报以为定，惟当范围之以两条件：一、所报之价，则以后照价年纳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以为地税。二、以后公家有用其地，则永远照此价收买，不得增加；至若私相卖买，则以所增之价，悉归公有，地主只能得原有地价，而新主则照新地价而纳税。有此二条件，则定地价毫无烦扰欺瞒之弊。盖此二条件，为互相牵制者也。倘使地主有瞒税之心，将现值之地价，以多报少，假使在上海市之地，有值万元至十万元一亩者，地主以值十万元一亩之地而报价万元，则值百抽一之税为百元；若十万元一亩，则值百抽一，其税为千元矣。如此，于瞒税方面，地主则得矣。惟政府可随时范围之以第二条件备价而收买其地，其原值十万元一亩，今照彼所报纳税之价万元而收买之，则地主食亏九万元矣。又倘地主有投机之心，预测公家他日必需其地，将现在所值百元一亩之地，而报其价至十万者，如此则于公家未收买其地之先，每年当纳千元之税，如此则利未见而本先亏矣。故于两条件范围之中，地主当必先自讼而后报其价值，则其价值必为时下当然之价矣。此办法，较之英国数年所行之法，利便多矣。英国自议院通过地价税案之后，政府特设估价衙门，以定全国地价，而又设控诉衙门，以理控诉。倘地主有不以估价衙门所定之价为公平，可控诉之，由控诉衙门复加裁判以为定。其烦扰为如何耶！夫照价抽税，较之现行之照亩抽税，其公平与不公平，真有天壤之别矣。照亩抽税，只分上、中、下三等而已。设有郊外田一亩，其价一元，而抽其下税若干；又有市内地一亩，其价一万，而抽其上税若干。上税与下税之所差，不能过十倍也。而其价值之差，即一与万之比也，使农民之负担赋税，比之市民重一千倍矣。是照价抽税者，质而言之，即减轻农田之税耳。且先定地价，而待经济之发达，则公共之事容易举办，而能收大利矣。今以一事证之：如中国交通运输之事业发达，则凡于铁路集中之地，水陆交会之区，大市镇必从而生焉。以中国之大，此种新市镇，当必得百数十处也。如国家为之经营，照现价以收买其地，辟以广大之衢，设备公用之具，如自来水、煤气、电灯、电话等事，则数元一亩收来之地，一转瞬间，其值必加至千倍或至万倍矣。此等所谓不劳而获之利，倘公家不收之以为公用，则必入于私人之手。一入于私人之手，则必生出社会之不平均，而害随之矣。经济家之言，生财之元素有三：土地、人工、资本是也。中国今日地大人众，倘知采民生主义之计划，以谋工业之发展，则资本易致也。资本与民生主义之计划，下章继续论之。
中国土地之问题，自废井田而后，以至于今，无甚大变者也。虽农民之苦，较井田时或有加重。然人人得为小地主，则农民之勤俭者，均有为小地主之希望，而民生之路未尽绝也。惟欧风东渐，我之实业革命，工商发达，亦势所必至，则以后亦成为有者益有，而无者益无。此时而欲由小农而成小地主，欲由小工而成小资本家，为万不可能之事矣。如此则民生之路绝矣。欧美各政治先进之国，而经济革命之风潮则澎湃鼓荡而来者，此也。所幸者，我中国今日尚未经实业革命。资本发达之阶级，未雨绸缪，时哉勿失。土地问题之解决方法，其简便易行，既[而]如上章所述矣。
今专就资本之问题，以求解决之方。欧美资本之问题，激争数十年，而未能得良法以解决者，初以资本之发达，为世人所不及料，故由不知不觉而尽入于少数人之手，是犹政治发达之初，而政权归于小[少]数人之手同一理也。而其平之之法，则必待多数人之觉悟，而决心为大牺牲，不惜杀人流血，始能达自由，平等之目的也。今欧美之苦工、农民，已全数觉悟矣，而犹未能解决经济问题者，何也？以此问题之解决，其烦难当有百十倍于政治问题也。为此故也，则我当懔欧美前车既覆之鉴，为我之曲突徙薪，不可学俄人之焦头烂额也。夫惟我之资本尚未发生也，则我防患于未然自易。此中国之后来居上，将必为世界第一富强安乐之邦之大希望也。道在今日之仁人志士、先知先觉知之行之而已。
今请进而论资本。
经济家之言曰：资本者，劳力之所获，以给其需要之馀，而用之以为生利之需者，则为资本也。如农之馀粟，工之馀布，用以交易其需要之外，而复用之以广其田园，增其器械，此农之田园，工之器械，则谓之资本也。以此田园、器械能多生其粟、多出其布也。倘此农、工以其所馀，而易肥马轻裘以自娱，此农、工之肥马轻裘，则不得谓之为资本也。是故如家中之饭，设备以自给者，不得为资本；而饭店之饭，设备以应沽，即为资本矣。由此例推，筐中之衣服，富室之汽车，皆不得为资本；而缝店之衣服，车店之汽车，即皆为资本也。夫资本者，生产三大元素之一。其始也，凡勤俭之小工，以其馀财而再图生利者，皆能为资本家；及机器之兴也，则以一人而用机器，可作百十人之工，则不独小工永绝为资本家之希望，而小资本家亦难于自立，而见并于大资本家；而大资本家又见并于更大之资本家，由是大鱼食细鱼，遂生出欧美等国资主与工人之两阶级，贫富之悬殊，乃以日而甚矣！
欧美资本发达后，其为患于社会如此其大者，以欧美土地问题，未能于资本未发达之前而先为之解决，故地主与资本家二者合而为一，如虎加翼，其横暴遂不可制止矣。今各国政治家之解决社会问题者，亦必先从土地问题着手，雷佐治之于英国施行土地照价抽税之法是也。然英国资本发达已百有馀年矣，而全数早已悉落于私人之手。故当民国建元之前后，已施行土地照价抽税之法，而七八年来，社会竞争之问题依然激烈也，同盟罢工之风潮依然不止也。惟当此次欧战发生之后，英国曾为社会突飞之进步，铁路、海运，俱收归国有，而一切制造工厂，亦收归官办，以供给军用品也。惟今后战后经营，英国其能力排资本家之优势，以顺世界之潮流，而进英国为一集产之国家乎？抑仍受资本家之握制，而退归私人之所有也？此今后之一大问题也。
据《国父全集》第二册（转录史委会藏孙中山手书原稿）建国方略（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自序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
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如是则以后之建设责任，非革命党所得而专也。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
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观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躇踌审顾者，则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时民国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孙文自序于上海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
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闳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初闻是言也，为之惶然若失。盖“行之惟艰”一说，吾心亦信而无疑，以为古人不我欺也。继思有以打破此难关，以达吾建设之目的，于是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惟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举国趋势皆如是也。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一问题，以研求其究竟。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于是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以供学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
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习之遍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久已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对之曰“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实与真理相背驰”，则人必难遽信。无已，请以一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以证明之。
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反躬自问，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
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至于中国人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国食品之发明，如古所称之“八珍”，非日用寻常所需，固无论矣。即如日用寻常之品，如金针、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实素食之良者，而欧美各国并不知其为食品者也。至于肉食，六畜之脏腑，中国人以为美味，而英美人往时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视之矣。吾往在粤垣，曾见有西人鄙中国人食猪血，以为粗恶野蛮者。而今经医学卫生家所研究而得者，则猪血涵铁质独多，为补身之无上品。凡病后、产后及一切血薄症之人，往时多以化炼之铁剂治之者，今皆用猪血以治之矣。盖猪血所涵之铁，为有机体之铁，较之无机体之炼化铁剂，尤为适宜于人之身体。故猪血之为食品，有病之人食之固可以补身，而无病之人食之亦可以益体。而中国人食之，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学卫生也。此不过食品之一耳，其余种种食物，中国自古有之，而西人所未知者不可胜数也。如鱼翅、燕窝，中国人以为上品，而西人见华人食之，则以为奇怪之事也。
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西国烹调之术莫善于法国，而西国文明亦莫高于法国。是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文明进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近代西人之游中国内地者以赫氏为最先，当清季道光年间，彼曾潜行各省而达西藏，彼所著之游记，称道中国之文明者不一端，而尤以中国调味为世界之冠。近年华侨所到之地，则中国饮食之风盛传。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凡美国城市，几无一无中国菜馆者。美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遂至令土人之操同业者，大生妒忌，于是造出谣言，谓中国人所用之酱油涵有毒质，伤害卫生，致的他睐市政厅有议禁止华人用酱油之事。后经医学卫生家严为考验，所得结果，即酱油不独不涵毒物，且多涵肉精，其质与牛肉汁无异，不独无碍乎卫生，且大有益于身体，于是禁令乃止。中国烹调之术不独遍传于美洲，而欧洲各国之大都会亦渐有中国菜馆矣。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是知口之于味，人所同也。
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而中国人之饮食习尚暗合于科学卫生，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不及也。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又中国人口之繁昌，与乎中国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尝非饮食之暗合卫生有以致之也。倘能再从科学卫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进步，则中国人种之强，必更驾乎今日也。西人之倡素食者，本于科学卫生之知识，以求延年益寿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无中国之美备，其调味之方无中国之精巧，故其热心素食家多有太过于菜蔬之食，而致滋养料之不足，反致伤生者。如此，则素食之风断难普遍全国也。中国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实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故中国全国皆素食，已习惯为常，而不待学者之提倡矣。欧美之人所饮者浊酒，所食者腥膻，亦相习成风。故虽在前有科学之提倡，在后有重法之厉禁，如近时俄美等国之厉行酒禁，而一时亦不能转移之也。单就饮食一道论之，中国之习尚，当超乎各国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国人已无待于利诱势迫，而能习之成自然，实为一大幸事。吾人当保守之而勿失，以为世界人类之师导也可。
古人有言，“人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为一小天地，无宁谓之为一小国家也。盖体内各脏腑分司全体之功用，无异于国家各职司分理全国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机关，其组织之完备，运用之灵巧，迥非今世国家之组织所能及。而人身之奥妙，尚非人类今日知识所能穷也。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空中之飞鸟，即生元所造之飞行机也；水中之鳞介，即生元所造之潜航艇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则前时之哲学家所不能明者，科学家所不能解者，进化论所不能通者，心理学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为学问之试验场矣。人身既为生元所构造之国家，则身内之饮食机关，直为生元之粮食制造厂耳；人所饮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养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为生活，犹人类之依地球为生活，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
人之生活以温饱为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为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为用之于燃料，一二成乃用之于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为煖体，是犹人之升火以御寒；二为工作，是犹工厂之烧煤以发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倘食物足以供身内之燃料而有余，而其所余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体内，以备不时之需。倘不足以供身内之燃料，则生元必取身内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尽，则取及肌肉。故饮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养料及身体之建筑料，材料若有多余，则悉化为燃料，而不蓄留于体内。此犹之城市之内，建筑之材木过多，反成无用，而以之代薪也。故材料不可过多，过多则费体内机关之力以化之为燃料。而其质若不适为燃料，则燃后所遗渣滓于体中，又须费肾脏多少工夫，将渣滓清除，则司其事之脏腑有过劳之患，而损害随之，非所宜也。食物之用，分为两种：一为燃料，素食为多；一为材料，肉食为多。材料过多，可变为燃料之用，而燃料过多，材料欠缺，则燃料不能变为材料之用。是故材料不能欠缺，倘有欠缺，必立损元气；材料又不可过多，倘过多则有伤脏腑。世之人倘能知此理，则养生益寿之道，思过半矣。
近年生理学家之言食物分量者，不言其物质之多少，而言其所生热力之多少以为准。其法用器测量，以物质燃化后，能令一格廉中国二分六厘水热至百度表一度为一热率，故称“食物有多少热率”，或谓“人当食多少热率”等语。此已成为生理学之一通用术语矣，以后当用此以言食量也。食物之重要种类有三，即淡气类、炭轻类、脂肪类；此外更有水、盐、铁、燐、、锰各质并生机质此质化学家尚未考确为何元素，皆为人生所不可少也。淡气类一格廉有四零一热率，炭轻类一格廉有四零一热率，脂肪类一格廉有九零三热率。淡气质以蛋白为最纯，而各种畜肉及鱼类皆涵大部分淡气，植物中亦涵有淡气质，而以黄豆、青豆为最多。每人每日养身材料之多少，生理学家之主张各有不同，有以需蛋白质一百格廉为度者，有主张五十格廉便足者。至于所用热率多少，奥国那典氏所考得凡人身之重，每一基罗中国二十四两轻工作时当需三十四至四十热率，重工作时当需四十至六十热率。如是其人为七十基罗重者，于轻工作时当需食料二千八百热率，于重工作时当需食料三千五百至四千热率。有奥国学者佛列查氏曾亲自试验彼身重八十六基罗，而每日所食蛋白质四十五格廉中国一两一钱七分、燃料一千六百热率，其后体质虽减少十三基罗有奇，然其康健较前尤胜；后再减少食料至三十八格廉蛋白、一千五百八十热率，而其身体健康继续如常。各生理学家为饮食度量之试验者多矣，而其为身体材料所需之淡气质，总不外由五十格廉至一百格廉，即中国衡一两三钱至二两六钱之蛋白质也。其为身体之燃料所需者，不外三四千热率之间耳。其间有极重之工作，有需热率至五六千者，此则不常见也。
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所有动物皆顺其自然之性，即纯听生元之节制，故于饮食之量一足其度，则断不多食。而上古之人与今之野蛮人种，文化未开，天性未漓，饮食亦多顺其自然，故少受饮食过量之病。今日进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则去自然亦愈远，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烟也、鸦片也、鹄肩也，种种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进化而加增，则近代文明人类受饮食之患者，实不可胜量也。
作者曾得饮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尝以事忙忽略，渐成重症，于是自行医治稍愈，仍复从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数次。其后则药石无灵，只得慎讲卫生，凡坚硬难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颇觉效，继而食之至半年以后，则此等食物亦归无效，而病则日甚，胃痛频来，几无法可治。乃变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术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数月后旧病仍发，每发一次，比前更重。于是更觅按摩手术而兼明医学者，乃得东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术固超越寻常，而又著有《抵抗养生论》一书，其饮食之法与寻常迥异。寻常西医饮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坚硬之质。而高野先生之方，则令病者戒除一切肉类及溶化流动之物，如粥糜、牛奶、鸡蛋、肉汁等，而食坚硬之蔬菜、鲜果，务取筋多难化者，以抵抗肠胃，使自发力，以复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之信，乃继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连半年，而病终不愈，乃有一试其法之意。又见高野先生之手术，已能愈我顽病，意更决焉。而先生则曰：“手术者乃一时之治法，若欲病根断绝，长享康健，非遵我抵抗养生之法不可。”遂从之而行，果得奇效。惟愈后数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鸡蛋、汤水、茶、酒等物，病又复发。始以为或有他因，不独关于所食也。其后三四次皆如此，于是不得不如高野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类、牛奶、鸡蛋、汤水、茶、酒，与夫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则硬饭与蔬菜及少许鱼类，而以鲜果代茶水。从此旧病若失，至今两年，食量有加，身体康健胜常，食后不觉积滞，而觉畅快。此则十年以来所未有，而近两年始复见之者。余曩时曾肄业医科，于生理卫生之学，自谓颇有心得，乃反于一己之饮食养生，则忽于微渐，遂生胃病，几于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养生术，而积年旧症一旦消除，是实医道中之一大革命也。于此可见饮食一事之难知有如此。
且人之禀赋各有不同，故饮食之物宜于此者不尽宜于彼，治饮食之病亦各异其术，不能一概论也。惟通常饮食养生之大要，则不外乎有节而已，不为过量之食即为养生第一要诀也。又肉食本为构成身体之材料及补充身体之材料，元气所赖以存，为物至要，而不可稍为亏缺者也；然其所需之量，与身体之大小有一定之比例。如上所述者，所食不可过多，多则损多益少。故食肉过量而伤生者，独多于他病也。夫肉食之度，老少当有不同，青年待长之人肉食可以稍多，壮年生长已定之人肉食宜减，老年之人则更宜大减。夫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已为今日科学家、卫生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共认矣。而中国人之素食，尤为适宜。惟豆腐一物，当与肉食同视，不宜过于身体所需材料之量，则于卫生之道其庶几矣。
虽然，饮食之物审择精矣，而其分量亦适合乎身体之需要矣，而于饮食之奥义，犹未能谓为知也。饮食入口之后，作如何变化？及既消化之，而由肠胃收吸入血之后，又如何变化？其奥妙，比之未入口之物品更为难知也。食物入口之后，首经舌官试验之，若其不适于胃肠之物，即立吐而出之；若其适合于胃肠之消化也，舌官则滋其味而欢纳之。由是牙齿咀嚼之，口津调和溶化之，粉质之物则化之为糖，其他之物则牙齿磨碎之，舌尖卷而送之以入食管，食管申舒而送之下胃脏。食物入胃之后，则胃之下口立即紧闭，而收蓄食物于胃中，至足度之时，则胃之生元报告于脑，而脑则发令止食，而吾人觉之，名之曰饱。此胃脏作用之一，所以定全体每度所应需物料之多寡也。食饱之后，当立停止，如再多食则伤生矣。食物蓄满于胃之后，胃津则和化肉质，如口津之化粉质焉。而胃肌则伸缩摇磨，将食物化为细糜，始开下口而送之入于小肠。到小肠上部时，则细糜与甜肉汁和合，凡口津、胃津所不能化之物，而甜肉汁可以补而化之，令之悉成为糜浆。而经过二十余尺之小肠，辗转回旋，而为小肠之机关收吸之，由回管而入于肝。其适于养生之料，则由肝管而导入心脏，由心脏鼓之而出脉管，以分配于百体，为生元之养料及燃料也。其不适于身体之物，则由肝脏淘汰之，不使入血，而导之入胆囊，再由胆管导之出小肠，而为利大便之津液。其小肠所吸余之物，则为渣滓而入于大肠，在大肠时，仍有收吸机关补吸小肠所遗余之养料，遂由大肠而推入直肠，则纯为渣滓不适于身体之用矣。直肠积满渣滓之后，则送之出肛门，而为大便。此饮食之终始也。
惟食物既入血之后，尚多种种之变化，此非专从事于生理学者则不能知之；而虽从事于生理学者，亦不能尽知之也。此饮食之事之关于体内之组织者，为天然之性，吾人本属难知；则就饮食之未入人身之前之各种问题，如粮食之生产、粮食之运输、粮食之分配及饥馑之防备等问题纯属人为者，亦正不易知之也。
近代国家之行民生政策者，以德国之组织为最进步。而此次欧战一开，则德国海面被英封禁，粮食时虞竭乏，社会忽起恐慌，人民备受种种之痛苦。至两年以后，乃始任巴特基氏为全国粮食总监。巴氏乃用科学之法以经理粮食，而竭乏之事始得无虞，恐慌之事渐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渐减。由是德国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则，早已绝粮而降服矣。按巴氏未经理粮食之前，民间之买食物者常千百候于店门之外，须费多少警察之约束，始能维持秩序。店伙按序分配，先到者先得，及至卖尽，则后至者常至空手而回矣。故欲得食物者，多有通宵不睡，先一夕而至，候于粮食店之门外，以待黎明买物者。当时德国有医学博士讽之云：“使买油之妇在家多睡六小时，则身体中所涵蓄之油，较之彼从油店所买得者多矣。”此可想见其当时困苦情形也。而巴氏之法，亦不外乎平均节用而已。考德国未战以前，其自产之粮食可足全国八成以上之用，其输入之粮食不过二成左右耳。然而民家厨中及饭店厨中，每日所虚耗者已不止二成；而个人所食不需要于养生之品及过食需要之品，亦不止二成。故巴氏于厨中则止绝虚耗，于个人则限口给粮，而每人以若干热率为准。如是一出入之间，粮不加多，而食则绰有余矣。其后更从事于推广生产，凡园庭、花圃、游场与及一切余地荒土，悉垦为农田，并多制各种之化学田料，从此粮食无竭矣。前此两年之久，人民备受多少之痛苦，视为无可挽救者；而巴氏之法一行，则能使家给人足，贫而能均，各取所需，无人向隅者，非行之艰，实知之艰也。
括而言之，食物入口之后，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筑工夫、燃烧工夫，种种作为，谁实为之？譬有人见原料之入工厂，经机器之动作，而变成精美之货物以供世用者，谓为机器为之，可乎？不可也。盖必有人工以司理机器，而精美之货物乃可成也。身内饮食机关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机关自为之也，乃身内之生元为之司理者也。由此观之，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也。
或曰：“饮食之事，乃天性使然，故有终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至于其他人为之事，则非可与此同日而语也。”今作者更请以人为之事于下章证之。第二章 以用钱为证
今再以用钱一事，为“行易知难”之证。
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惟钱是赖矣。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裁制；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吾今欲与读者先从金钱之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之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之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中国上古之钱币，初以龟、贝、布、帛、珠、玉为之，继以金、银、铜、锡为之。今日文化未开之种族，其钱币多有与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游牧之国，有以牛、羊为钱币者；渔猎之乡，有以皮、贝为钱币者；耕种之民，有以果、粟为钱币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盐、茶为钱币者。要之能为钱币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种族则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为钱币而已。专门之钱币学者论之曰：“凡物能为百货之‘中准’者，尤贵有七种重要之性质，方适为钱币之上选：其一、适用而值价者，其二、便于携带者，其三、不能毁灭者，其四、体质纯净者，其五、价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开者，其七、容易识别者。凡物具此七种之性质者，乃为优良之钱币也。”周制以黄金为上币，白金为中币，赤金为下币。秦併天下，统一币制，以金镒铜钱为币，而废珠玉、龟贝、布帛、银锡之属，不以为币。周、秦而后，虽屡有变更，然总不外乎金、银、铜三种之物以为币。而今文明各国，亦采用此三金为钱币：有以黄金为正币，而银、铜为辅币者；有以银为正币而铜为辅币者。古今中外，皆采用金银铜为钱币者，以其物适于为百货之“中准”也。
然则凡物适合于为百货“中准”者，皆可为钱币，而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独具此万能之作用也？曰：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今举两事以明之。数十年前，山、陕两省大饥，人相食，死者千余万。夫此两省，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也，物产丰富，金钱至多。各省为钱业票号者，皆山、陕人也，无不获厚利；年年运各省之金钱归家而藏之者，不可胜数也。乃连年大旱，五谷不登，物产日竭，百货耗尽，惟其金钱仍无减也。而饥死者之中，家资千百万者，比比皆是；乃以万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归于尽也。盖无货物，则金钱之能力全失矣。又读者有曾读《罗滨逊克鲁梳漂流记》者乎？试拟设身其地，而携有多金，漂流至无人之岛。挟金登陆，寻见岛中风光明媚，花鸟可人，林中果实，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时岛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岛中之货财，惟彼所需，可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饥也，必须自行摘果以充饥；其渴也，必须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无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岛，货物繁殖矣，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等于无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钱也，乃一己之劳力耳。此时此境，金钱万能乎？劳力万能乎？然则金钱在文明社会中，能生如此万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穷求矣。
吾今欲与读者再从金钱之为用而研究之。夫金钱之力，虽赖买卖而宏，而买卖之事，原由金钱而起，故金钱未出之前，则世固无买卖之事也。然当此之时，何物为金钱之先河，何事为买卖之导线，不可不详求确凿，方能得金钱为用之奥蕴也。欲知金钱之先河、买卖之导线者，必当从人文进化之起源着眼观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开化之种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于深山穷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风气与吾古籍所记载世质民淳者相若。其稍开化者，则居于河流原野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利便，于是部落与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证古，可知古代未开化之时，其人无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足以自给，无待外求者也。及其稍开化也，则无不从事于交易，虽守古如许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实为买卖之导线也。或曰：“交易与买卖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钱币未发生以前，世间只有交易之事耳。盖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数业者，其必有害于耕，有害于织，断不若通工分劳之为利大也。即耕者专耕，而织者专织，既无费时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则生产增加，而各以有余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较自耕自织为进化也。
惟自交易既兴之后，人渐可免为兼工，而仍不免于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余粟，不得不携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织者有余布，亦不得不携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类推，则为渔、为猎、为牧、为樵、为工、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余，出而求交易也。否则，其有余者，必有货弃于地之虞，而不足者，必无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农、工两业，其妨碍固大，然而农、工仍各不免于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难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游记》有云：彼到未开化之乡，常有终日不得一食者。盖土番既无买卖，不识用钱，而彼所备之交易品，间有不适其地之需者，则不能易食物矣。古人与野番所受之困难，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余粟，而欲得布，携之以就有余布者以求交易，无如有余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则有余粟者困矣。有余布者，携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余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则有余布者又困矣。有余羊者，牵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则有余羊者又困矣。有余器者，携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则有余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余，皆为其余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当，则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无交易之机关，所以劳多而获少，而文化不能进步者也。
神农氏有见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为市之制，则交易之困难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时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余，以求所需，彼此转接，错综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时间空间，为交易之机关者也。自有日中为市为交易之机关，于是易货物，通有无，乃能畅行无阻矣，其为物虽异乎钱币，而功效则同也。故作者于此创言曰：“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乃世之经济学家，多以为金钱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亦犹乎买卖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也。买卖时代以金钱为百货之中介，而交易时代则以日中为市，为百货之中介也。人类用之者，则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则必受种种之困难也。未有金钱之前，则其便利于人类之交易者，无过于日中为市矣。故曰：日中为市者，金钱之先河也。
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交易通而百货出，人类之劳力渐省，故其欲望亦渐开。于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渐进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饰玩好等物矣。渐而好之者愈多，成为普通之风尚，则凡有货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后以之易他货物。如是则此等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矣。此钱币之起源也。是故钱币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渐变交易而为买卖之后，则钱币之为用大矣。自有钱币以易货物、通有无，则凡以有余而求不足者，只就专业之商贾以买卖而已，不必人人为商矣。是钱币之出世，更减少人之劳力，而增益人之生产，较之日中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类自得钱币之利用，则进步加速，文明发达，物质繁昌，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矣。
考中国钱币之兴，当在神农日中为市之后，而至于成周，则文物之盛已称大备矣。前后不过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为我国后代所不及，此实为钱币发生后之一大进步也。由此观之，钱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类自有钱币之后，乃能由野蛮一跃而进文明也。
钱币发生数千年而后，乃始有近代机器之发明。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而金钱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机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产全赖人工为之，则买卖之量，亦无出乎金钱范围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产，则合人工与自然力为之，其出量加至万千倍，而买卖之量亦加至万千倍，则今日之商业，已出乎金钱范围之外矣。所以大宗买卖，多不用金钱，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运货百万元至沪，分十起而售之，每起获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万元，皆收现钱。以银元计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后往市以求他货而买之，又分十起而买入，则运货往来之外，又须运钱往来。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货，又当分十起而收其钱，继又买入他货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钱，其费时费力，已不胜其烦矣。倘同时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则合数十百人而各有货百数十万以买卖，每人皆需数日之时间以执行其事，则每人所过手之金钱，一人百数十万元，十人千数百万元，百人万数千万元，则一市中之金钱断无此数，故大宗买卖早非金钱之力所能为矣。金钱之力有所穷，则不期然而然渐流入于用契券以代金钱，而人类且不之觉也。
契券之用为何？此非商贾中人，自不能一闻则了解也。如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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