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连成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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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试读：
前言
经济全球化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是两大久论不衰的话题。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世界各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之中，既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实际利益，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二是因为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转轨国家，其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关于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转轨这两个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大进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早有精辟的阐述。他指出：“近十年来，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其范围、内涵和速度而言，它广泛地吸引着人们，几乎使全人类都从智力上、物质上和情感上卷入了这两大进程之中。其一是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其二是后社会主义的转轨。这两大进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创造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内涵。一方面，全球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催化剂，其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假如不是不久前还是一个特殊封闭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参与，那么全球化至少不可能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得以发展——这个社会主义世界曾经拥有16亿人口，拥有巨大资源，对商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这需要由世界经济来满足。基于这一理由，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是必要的，以便使我们在以前就已观察到的地区性、民族性和局部性市场一体化进程演变成全球化进程。”1这段话说的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轨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一方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世界经济的运行，使世界市场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也使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转轨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产生互动效应，因而使转轨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存在着经济安全的隐患。因此，经济转轨国家在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特别注意规避其所产生的经济风险，应对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的挑战，处理好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也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越深，经济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特征就越明显，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就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因而转轨国家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视角来审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以上观点和基本认识，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以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趋势为背景，本书以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为理论基础，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和带来的弊端与负面影响，较为全面地分析研究转轨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问题，特别是重点而深入分析转轨国家面临的产业风险和产业安全的挑战。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重点工作包括：
第一，在对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并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及其原因。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转轨国家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些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转轨国家与发达国家产业安全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第二，从多角度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首先全面阐述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及其特点，以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态势；然后重点分析了美国、日本、欧盟和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变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全球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使全球产业结构经历深刻调整，而且也改变了各国产业分工的格局和发展模式。
第三，深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从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作用出发，分析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变化趋势下转轨国家承接国际转移产业、推动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基本状况。本书还用大量篇幅，重点分析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经济转轨大国各自不同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之路，认为中俄两国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始终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任务。这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
第四，详细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的产业安全问题。一方面，从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与转轨国家产业安全的视角，分析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产业安全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重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粮食安全、民族工业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这四大重要的产业安全问题展开全面和系统深入分析。中俄两国虽然产业安全状况各不相同，但降低产业风险和维护产业安全对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两国也都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与产业安全、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寻找着平衡点。这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二。
第五，提出了转轨国家促进产业发展和维护产业安全的如下对策措施：完善国家经济（产业）安全体系，保护民族工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完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优化外贸结构，改善外贸环境；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管和调控；改善投资环境，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挥人才支撑引领作用，促进产业发展；发挥政府作用，促进产业发展和维护产业安全。
本书是郭连成研究员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由郭连成研究员与王鑫博士共同撰写，是两人合作研究成果的结晶。刁秀华副研究员为本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致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在此，对这些文献资料的作者深表谢意。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著作编辑室郑殿华主任的鼎力支持。
书中如有疏漏或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郭连成2016年7月20日第一章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发展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在对转轨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其国家经济安全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此，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转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具有相关性。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综论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对于经济安全的概念，目前尚无一致的认识。有的认为，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当一国经济面对威胁时，能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捍卫国家利益，保障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和繁荣，使经济免受损失，经济发展大局不受影响，在国际竞争中能争取到有利的地位和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安全涉及能源、外汇外贸、财政金融、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重大基础设施、科技、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问题。总体来看，国家的经济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免于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2也有人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保持其经济存在和发展所需资源的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不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经济安全的核心是国民经济体系具有抗击外来冲击的能力，主要包括资源安全（如粮食、能源、人才、资本）、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财政安全、信息安全等。其中，金融安全是最突出的经济安全问题，它不仅涉及资本的供给安全，而且由于金融虚拟化的趋势加强以及对其他经济部门影响的日益加深，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安全领域。3
世界各国不仅非常重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安全问题，而且每个国家对经济安全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释，这是由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确定的不同发展目标决定的。从俄罗斯的情况看，《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保障俄罗斯的经济安全和利益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内容。”《经济安全——生产·财政·银行》一书将俄罗斯经济安全和主要的经济威胁归结为以下9个方面：经济结构的畸形加剧；投资和创新积极性下降，科技潜力遭到破坏；变为发达国家的燃料和原材料供应地，不仅出卖自然资源，而且强化了对世界市场行情的过分依赖；对进口的依赖性加强；外汇资金外流；社会的财产分化加深；外债增加；经济过度开放；经济犯罪增加。4其中5个方面，即变成发达国家的燃料和原材料供应地、经济增长受制于世界燃料和原料市场的行情波动、过分依赖进口、资本外流、外债增加和经济过度开放，均与经济全球化有直接和密切关系，是俄罗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与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经济不安全因素。俄罗斯学者还认为，保证国家安全首先要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而对于俄罗斯而言，经济安全首先是保证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拥有抵御内部和外部不良因素影响的强大国防能力。
美国政府和学者认为，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的经济利益要有足够的安全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经济安全本质上是“经济适应变化的能力”，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还将经济安全的重点放在国外，以谋求经济霸权。日本政府认为，由于日本既无资源也无能源，均要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日本要通过保证海外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和国际市场的开放，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日本还应不惜以政治、军事上的低姿态换取较大的经济安全。欧盟则通过谋求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威胁。中东欧等中小国家主要通过依附于大国或国家集团的保护实现经济安全。尽管各国经济安全目标和经济安全战略重点各不相同，但经济安全已经上升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一般性分析
第一，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也强化了各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性，因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具有相关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所有已经适应开放性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民族国家经济，都依赖于这一体系的持续稳定和平稳运作。因此，一旦出现破坏全世界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体系危机的可能性，这些经济的所有部分都必然受到威胁。”5
第二，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它一方面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促进了全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从而推动了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会使主权国家在处理经济和市场开放与捍卫经济主权和保障经济安全的关系时面临两难选择。虽然选择开放的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效率与进步，但也同时意味着要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风险。
第三，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日益增加，不仅使各国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且也使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能力大大增强，因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会面临更多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此外，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联系渠道更加畅通，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得经济不安全因素更易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再则，工业化进程在全球的快速推进，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有限资源、能源的争夺日趋激烈，从而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第四，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风险看，虽然经济全球化密切了世界各国在经济安全方面的联系，但各国的经济安全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发达国家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者，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始终占据经济安全的上风。而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性大大降低，特别是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得不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从而大大增加了经济安全的风险。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等因素，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且，一国的经济实力也成为能否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标志。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当中可以看出，那些对外部经济依赖性较强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欧债危机的发生也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及经济全球化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经济安全的相关性。事实一再表明，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自身强大是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也是维护经济安全的核心。三、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资源枯竭、人口老龄化、技术鸿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更是直接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安全、农业安全、人才安全、技术安全、工业安全、信息安全等。可见，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不仅引发了新的经济安全问题，而且也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市场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及其所引起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安全的更大挑战。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及两者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强化的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无边界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也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与经济管理权限，越来越受到主导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或国际规则的制约，其经济主权面临挑战。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妥善解决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民族经济、市场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促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使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自由和便利，从而促进了全球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配置，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分工体系。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借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之机强化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此外，在维护和加强既有的“中心”与“外围”国际分工体系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优势，将自己置于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而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这一体系的低端，从而形成了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因而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或经济波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大大减弱。
第三，与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是实力的对比，而与经济安全直接相关的则是竞争力的较量。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落后，综合国力不强，国际竞争力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和弱势地位，经济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因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和必要保证。发展中国家提高竞争力以确保经济安全，既要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要提高国家竞争力。唯有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才能改变越发不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影响甚至改变对自己不利的国际分工体系，并使国际经济秩序趋于公正、公平、合理，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赢得相对适宜的外部经济环境，维护经济安全利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不利影响。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一方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和外部稀缺生产要素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例如，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会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而且，市场开放条件下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使得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的市场份额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减弱和市场开放条件下保护市场的能力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第五，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必须直面的客观现实。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市场开放的经验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动荡对其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国际金融风险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向发展中国家传导，对金融等相关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多次发生大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而整体上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仍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深入研究，应是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正确途径。同时，正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方向。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若干理论观点
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观点各异。曹荣湘认为，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大大促进了生产、资金、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和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国经济的内部失衡都可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并将经济相互依存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拖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6
江涌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安全有着显著的差异。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所认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一是市场竞争造成两极分化，使得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是扩大开放威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开放使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迅速接轨，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因此，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考验着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侵害，经济安全面临挑战。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由此决定了“美国霸权→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的新兴市场承启→一般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垫底”的“金字塔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一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利益上浮、风险下沉，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而成为易被侵害的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凭借知识、技术、人才以及销售网络领域的垄断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并不断巩固“微笑曲线”价值链的高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将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凭借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长期局限于劳动与资源密集的加工及原料与燃料的生产，获取的只是一般的平均利润。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在不断强化垄断优势的同时，滥用WTO相关规则，动辄制造贸易摩擦，甚至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加剧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7
何维达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很大，这甚至成为产业安全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随着资本国际化、生产全球化的深化，生产要素和商品跨国界流动的规模持续扩大。外国资本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渠道，对东道国产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使各国产业主权和产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产业安全成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着重考虑的重大问题。8
如琢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源在全球配置的效率，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各国经济交往的壁垒和阻碍得以逐渐消除，各国经济的关联性与依存度不断增强。从根本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势必影响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削弱国家对经济安全的保护能力。尤其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尚未真正建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多，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很容易通过“链条效应”和“蝴蝶效应”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9
郭连成则以转轨国家为视角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问题。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构成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外部推动因素，而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使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更进一步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以此为出发点，在转轨国家所处的经济体制转换和制度变迁的特殊阶段，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从多角度分析研究了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特殊阶段中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的相关性及其原因。10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及其原因
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面貌和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使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使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的运行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转轨国家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使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构成了转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外部压力和制度转轨的制导性因素。以中东欧国家为例，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逐渐形成了市场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一些中东欧国家为加入欧盟，实现与欧盟市场制度的趋同，在欧盟的压力下，对欧盟全面开放了本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与欧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市场开放，大大提高了其对外部市场和资本的依赖程度，从而形成了外部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说，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面市场开放是中东欧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剧烈冲击的深层次原因或制度基础。
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为出发点，可以从多角度来考察和研究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特殊阶段中经济全球化与这类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及其原因。
第一，转轨国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甚至有的转轨国家旧体制已被彻底摒弃，而新体制又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体制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的各种风险很容易乘虚而入，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转轨国家还没有最终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或其中的薄弱环节造成冲击，威胁经济安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经济转轨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中由于传导机制的作用几乎同时或先后多次发生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就是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典型例证。
第二，转轨国家不仅市场机制不尽完善，而且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也并不完全具备。这其中，市场体系不完善是制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内在相关性，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间相互关联，构成统一的市场体系，该市场体系决定着市场机制的结构、运行方式和作用范围。因此，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而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市场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同外部世界建立更广泛的接触和联系，转轨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和市场机制不健全，加上所处外部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和激烈竞争，使经济转轨国家处于高风险的经济运行区间，就更加容易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也更为明显。正如巴瑞·布赞等人所说：“所有已经适应开放性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民族国家经济，都依赖于这一体系的持续稳定和平稳运作。因此，一旦出现破坏全世界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体系危机的可能性，这些经济的所有部分都必然受到威胁。”11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取消市场限制和政府行政干预。因而，在实践中这些转轨国家的政府提出了建立“大市场、小政府”的国家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减少对市场经济的介入，甚至“遵循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角色定位”，迅速退出了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政府在经济转轨中的职能作用日渐衰微。其直接后果，不仅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而且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只能任凭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等损害本国经济。俄罗斯及中东欧某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政府束手无策，调控不力，就是例证。
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政府的职能作用，但俄罗斯及中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的教训昭示人们，向市场经济转轨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政府要对经济和市场运作实行适度干预并提供制度保证。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如果否定政府作用和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和适度干预，甚至造成“政府失效”，都会危及转轨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因此，从这一视角分析问题，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依然是极其明显的。
第四，正如科勒德克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会限制转轨国家的自由，既限制它们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也限制它们对市场经济各种规制和结构的选择。转轨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必须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全球性要求。而且事实上，任何一个转轨国家，一旦实行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就会立即卷入国外的金融漩涡。同时，由于转轨的大衰退和对资本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几乎所有转轨国家都很快成为负债国，其中一些国家的债务已大大超出了偿还能力。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小国阿尔巴尼亚，也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大国，只有中国没有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避免了这种危险。12这说明，只要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经济安全问题。
与此相关，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作为经济全球化产物的三大专门性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超国家机构”对转轨国家所产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对推动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推进它们的金融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促进资金、技术、人员等的更加自由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及参与，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会是非常困难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主权也形成约束。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俄罗斯、乌克兰等转轨国家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时，都会提出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加速经济转轨、实行市场自由化的要求。虽然这些转轨国家并不情愿采纳向其提出的干涉经济主权的建议或要求，但迫于本国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及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资金需求压力，它们只得接受相关的条件。尤其是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开始便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定控制和影响。在经济转轨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商品严重短缺、产业结构畸形、巨额财政赤字和货币流通完全失控，加之市场发育迟缓、对外开放成效不显著，对外部援助和外部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资金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俄罗斯政府一开始便寄希望于IMF贷款以减轻转轨的代价，为此不惜同IMF协商自己的转轨纲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无一例外奉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因此，IMF为提供贷款制定了严格的条件，比如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政策。为了获取贷款，俄罗斯也不得不接受IMF提出的条件。激进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休克疗法’转轨方案中隐藏着IMF的影子。”13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财政金融安全的相关性一、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
在市场化程度很高、市场机制作用所引发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自身的安全及其对整个国家安全产生的基础性影响，成为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安全问题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凸显，财政风险和财政安全成为理论界和政策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财政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财政具有综合性，一国所有的国家经济风险，最后都可以表现为或归结为财政风险。（一）财政风险及其后果
财政风险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平稳运行造成极大的威胁，严重的财政风险甚至会深刻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延缓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对财政风险的防范成为各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对财政风险，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所谓财政风险是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财政风险越大，也就是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越大。”14也有学者认为，“财政风险是指国家在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以及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造成损失和困难的可能性。”15另有学者指出，所谓财政风险，是指国家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在政府支出不能够直接依靠中央银行拨付的财政金融体制下，财政风险最后都要体现为政府债务。
财政风险有各种表现形式，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种：财政收入风险、财政支出风险和财政债务风险。弄清这些表现形式，对防范财政风险并将其降到最低限度，有着重要的意义。1．财政收入风险
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与保障，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就无从实现。导致财政收入风险形成的原因，一是不能按预定的计划实现财政收入，或财政收入不稳定，经常发生波动。如果财政收入不能及时实现，就会直接影响到财政的再分配，从而使政府缺少足够的财力来保障必要的公共支出，政府也难以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必要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及时实现，是防范财政风险的首要前提。二是财政收入规模或总量的确定不合理。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直接涉及财政收入的规模及其稳定性，能够反映一国财政收入总量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如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财政长期出现赤字，就会导致财政困难和由财政“入不敷出”而引发的财政风险。三是财政收入政策失误。财政收入政策的偏差或失误是造成财政收入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财政收入政策中最主要的是税收政策，税收制度是否健全，税种税率的确定是否科学，税收负担是否合理，税收减免是否适当，税种的选择能否反映经济税源的基本状况等，都会对财政收入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如果税收政策出现偏差或失误，就会导致出现财政收入风险。2．财政支出风险
财政支出属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活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主要形式，如果出现政策失误或结构偏差，就会形成财政支出风险，对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1）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是引发财政支出风险的主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财政支出结构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因而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或失误是经济风险和财政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经济转轨时期，虽然财政支出结构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支出成为主要形式，但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仍会对我国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形成财政风险。（2）财政支出总量不足，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造成财政支出风险的另一重要原因。应当说，财政支出总量不足，几乎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也是导致各国债务膨胀的根源之一。财政支出规模受限、总量不足，政府难以有效地进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从而使财政支出结构的风险不能得以有效控制。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举债来弥补财政支出的不足，从而增大了政府的债务负担，并有可能引发国内通货膨胀或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3）财政支出失控，安排不当。在财政分配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左右，往往会使财政支出出现安排不当甚至失控的问题。财政支出失控，不仅加重了财政支出的负担，而且影响财政支出目标的实现，并形成财政支出风险。3．财政债务风险
由债务引起的风险是财政风险的一种主要形式。发行国债和政府借款是财政债务的两种基本形式。发行国债和政府借款无论对于弥补财政赤字，还是补充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两种形式的财政债务可能产生的最大风险是出现政府的偿债危机，即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偿还能力，其后果会非常严重。为了偿还债务，政府不得不经常性地借新债还旧债，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债务累积效应，会严重拖累国民经济发展。此外，政府在国际资金市场上举债，如果对不同借债来源、借债方式和利率结构等选择失误，也会面临更大的债务风险。
一般说来，财政风险的长期存在有可能演化为财政危机，不仅给部分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带来损失，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层面以及国家信用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财政风险货币化造成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引发或加剧金融危机；降低主权评级，加大融资难度和引发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加大社会不公，引发社会政治动荡。16财政风险是经济风险的组成部分，但财政风险带来的后果不仅对财政本身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经济、政治风险。因此，一旦发生财政风险，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二）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产生双重影响，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1．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积极影响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财政安全的积极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1）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推动并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这有利于经济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一些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增长与发展使这些国家的税基和税源扩大，从而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积累了大量的财力。这构成了转轨国家保证财政安全、降低财政风险的基础。（2）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市场开放，世界统一大市场在逐步形成，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一体化要求各国的投资政策、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与之相适应并日益趋同。因此，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并要求财政规则的全球化。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风险共生和利益共享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合作的基本原则。而且，全球范围内财政风险的防范也推动了财政规则一体化的进程。目前，已有一些转轨国家采用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财政稳健度标准。那些已经或准备加入欧盟的转轨国家也采用欧盟规定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高于60%、财政赤字不超过3%的“入围限制标准”，以此来衡量和测度本国财政面临风险的程度。采用这些财政标准，能够强化转轨国家的财政政策约束，有利于完善财政制度，健全财政体系，维护国家财政安全。（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财政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转轨国家保障财政安全和防范财政风险。其中，强化财政税收领域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是转轨国家维护和拓展国家财政经济主权的重要措施。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日趋区域化和集团化，使各国财政税收政策以及投资、金融货币政策等的协调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保障。2．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仅使金融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而且金融危机还会在短期内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直至引发财政危机。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得大量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加剧了一国国内金融系统和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这种情况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表现尤甚。金融危机不仅能够骤然加剧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危机后的经济萧条会造成税基和税源锐减，而政府还要为金融系统的重组投入财力。如果说金融危机给一国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是短期内骤然出现的，那么，经济全球化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则可能不是短期的，并会危及国家财政安全。这种冲击一是来自税收竞争，因为在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进程中，减税成为世界潮流，各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二是来自跨国税费逃避，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使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各国的财政收入造成一定影响。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转轨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1）国际税收竞争与转轨国家的财政风险。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在财政税收领域的反映。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便利化的同时，大大加剧了各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竞争与较量。而世界各国为了获取优势经济资源以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纷纷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由此形成并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出台减税政策，大力调减税负，形成了全球新一轮的减税浪潮。之所以出现这一趋势，一是在世界性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将减税作为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二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各国试图通过减税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转轨国家中，俄罗斯可以说是实行减税政策的典型代表。由于实行以简化税制、减少税种、下调税率、降低税负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俄罗斯“成为一个建立了良好税收制度的国家”（普京语）。特别是俄罗斯把简化税制、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作为税制改革的重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俄力图通过不断的税制改革，一方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能够稳定增加；另一方面减少纳税人过重的税收压力和负担，从而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要求和与世界接轨的税收体制，以便刺激经济增长，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在融入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进程中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俄罗斯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减税。简化税制和减少税种是俄罗斯税法典规定的最重要的税制改革措施之一。税法典将原来的47种联邦和地方税费减至28种，后又减至15种。2004年俄又取消了销售税。二是降低税率。俄罗斯将企业利润税税率先是从35%降至30%，后再降至24%；银行的利润税税率从43%降到38%，再降至24%，其下降幅度之大前所未有。24%的利润税税率在欧洲也是较低的。此外，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早在1996年就开始逐步减让关税，减少纳税商品范围。
应当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和减税，以参与适度的国际税收竞争，这对于优化资源配置、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贯彻税收中性原则都是有利的。但如果激烈的税收竞争演变成过度的或恶性的税收竞争，就是有害的，这会侵蚀一国的税基，扭曲税负分配，甚至扭曲国际资源的地域流向，降低全球福利水平。从财政安全的角度看，恶性税收竞争、过度的税收优惠和减税会给转轨国家带来冲击和严重影响：其一，税基受到削弱，税收收入减少。虽然转轨国家适度减税和税收优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从而扩大税源，并能够达到增加税收收入的目的，但过度的税收优惠和减税短期内会使转轨国家的税收收入减少，进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安全。其二，税负不平等，有损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转轨国家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降低外国投资者的税率，从而降低了生产及经营成本，人为扩大了外国投资者的获利空间。而本国投资者的税负则大大高于外国投资者，形成税负不平等。这种情况不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工业是国内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发展受到影响，后果是使税收收入减少，危及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其三，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税收优惠方式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况下，转轨国家微观经济主体的自身趋利动机驱使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出现资本大量外流。资本外流导致税基减少，造成税收流失。（2）转移价格与转轨国家的税收流失。转移价格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而出现的。转移价格被跨国公司用于降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规避投资风险、加强资金和业务管理等，而利用转移价格逃避税收也是跨国公司的主要目的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往往利用转轨国家在关税、利率、税制、外汇管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差异，利用转移价格来逃避所得税和关税。主要的逃税方法如：通过商品高进低出，即高报进口商品价格、低报出口商品价格的手段将利润转出；通过高估机器设备等资本品或无形资产的价格，减少应投入的本金，从而以最少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服务价格差异，压低税率高的国家的服务价格，抬高税率低的国家的服务价格，达到少纳税之目的，等等。中国就是因跨国公司采用转移价格而导致税收流失的受害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额直线上升（2009年中国吸引外资90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但这些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报亏损的比例却长期居高不下，其中半数以上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采用转移价格和其他手段避税，国家每年因此而流失的税收多达上千亿元。（3）利用外资不当与转轨国家的财政风险。利用外资不当也与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和财政风险相关。外资对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毋庸置疑。但举借外债而背负的大量利息支付负担，使得转轨国家入不敷出、财政困难，容易出现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如果对外资的使用不当，也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而一旦发生债务危机，国家财政就成为最后的偿还者。而且，这种由外资引起的财政风险往往会演变成为国家主权风险。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全球债务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次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向债务国提出了有损于国家主权的种种政策要求，如放松外汇和进口管制、对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实行全方位开放等。二、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技术支持，大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金融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全球化为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给转轨国家带来了实际经济利益，也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和机遇。同时，转轨国家顺利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并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这对金融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极大的贡献。但是还必须看到，金融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的金融主权、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等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给转轨国家带来了诸多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在缺乏规范的全球性金融监管制度的条件下，不断加强的金融联系和金融自由化更易使转轨国家遭受冲击并滋生风险。总体来看，汇率与外贸传导机制、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国际投资渠道的传导、国际银行借贷传导等，都构成了金融风险国际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通过这些渠道，国际流动资本扩大了其波及的范围。而事实也证明，哪里有不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哪里所受的冲击就大，从而加剧了这些转轨国家金融体系运行的不协调。17
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国家经济安全主要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产领域安全、运输和通信领域安全、社会经济领域的安全、对外贸易领域的安全等，但其中的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8中国学者也指出，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信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信息跨国界的迅速传播以及生产资料配置的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电子化的快速发展，资金流量激增和流速加快，并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交易的发展。而金融自由化、资金快速流动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既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也平添了管理上的艰巨性19，还特别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毋庸置疑，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构成要素之一。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联动关系和传导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因而与这些国家金融安全的相关性也更为密切。我们认为，可以从不同角度探究转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一）金融自由化催生转轨国家的金融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国经济联系在全球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虽然转轨国家处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新旧金融体制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深层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金融全球化迫使实行金融市场保护的转轨国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阻碍资金跨国自由流动的藩篱被不断拆除，才使转轨国家的金融逐步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向世界市场特别是向转轨国家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使世界金融体系得以扩大。而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然使其金融企业面临着与外国金融企业的激烈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二）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及其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是转轨国家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转轨国家在受益于这一发展趋势的同时，也面临着其所带来的新的风险。这是因为：第一，金融业务自由化打破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限制，加重了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和不良资产的比例。而且，随着金融业务自由化的推进和政府对金融的管制放松，金融衍生工具在得到更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第二，随着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机构准入的自由化，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进入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而言，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不仅资金充裕、技术先进、资产安全性高，而且服务质量好、成本低，占有优质客户资源和人才资源，因而不断挤压了转轨国家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而随着国外金融机构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可能逐渐取得一国金融体系的支配权，并对该国金融运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会给转轨国家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国家相继对外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外资银行以兼并、收购、控股、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离岸和越境贷款等方式进入转轨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末，外资银行的资产占匈牙利和波兰等转轨国家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超过了50%。外资银行的进入，一方面可以提高转轨国家银行的竞争力，引进国外现代银行技术和技能，从而有助于提高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促进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会加剧转轨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形成金融业过度竞争的局面。此外，还会增加转轨国家经济和金融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会受到外资银行母国经济波动的连带影响。（三）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游资带来的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是转轨国家融入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转轨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弥补工业化进程中的资金短缺，在实行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的同时，也开放了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允许资本账户的各种资本自由流动，即本国居民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非居民也可以自由地进出转轨国家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资本账户开放不仅会导致大量风险资本流入和资本的突然性逆转，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特别是国外套利基金冲击本国金融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投机资本是投机者为了在短期内获得较多的利润而投放的资本，要求在短期内完成利润的实现，因而特别注重资本的流动性。而国际投机资本或称国际游资，是没有固定投资领域、以追逐高额利润为目的而在各市场之间移动的短期资本。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许多转轨国家经济过分依赖于这类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过于脆弱。尤其是当国际游资进入转轨国家扰乱金融市场时，就会形成巨大的风险。转轨国家不断开放金融市场，使得国际游资大量涌入，这些资本利用转轨国家金融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导致转轨国家金融市场不稳定和动荡的重要因素。例如，波兰、捷克、乌克兰、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当国际游资大规模进入时，便会面临着本币升值、进口增加、出口减少的压力；当国际游资流出时，又会面临着本币贬值、进口减少的压力。而国际游资的快速流动导致那些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转轨国家面临着大起大落的汇率变动，容易引发汇率风险，并影响其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金融自由化不仅给世界金融体系增添了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而且也使转轨国家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更具风险性。（四）金融自由化对转轨国家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约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转轨国家制定的货币、汇率、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等货币金融政策，都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转轨发展和金融市场的需求，还须顾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这都降低了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当一国国内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往往会采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量发行国库券等紧缩性货币政策，这会导致市场利率提高，同时会吸引外资大规模流入，并最终增加国内货币供给量；当国内经济比较低迷时，中央银行往往会实施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量回收国库券等积极的货币政策，这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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