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杰弗里·布莱内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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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简史：从无线电到柏林墙试读：
前言
我在几年前完成了一本世界史。在书中我仅星星点点地提到20世纪，因为20世纪之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今日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弥补，我写了一本关于刚刚结束的风云变幻的20世纪的书。本书以叙事风格展开，让读者得以感受历史惊心动魄和前景莫测的力量。
贯穿本书的一大主题便是战争与和平：两次大规模战争和不堪一击的和平。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时期里，包括铁幕落下、太空竞赛和计算机的盛行在内的很多事件，都受到之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战争只是本书的一个主题。本书也追溯了医学方面的非凡发现、汽车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女性地位的提升、绿色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对体育的狂热、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前途的变化，以及鲜有人注意的小片段，比如居家厨房的缩小。
严格来说，20世纪是从1901年1月1日开始算起的，但一个世纪过去后，我们对年代的划分似乎不再那么精确：全世界都在2000年庆祝新世纪的诞生。至于20世纪的第一年是1900年还是1901年，我倒不是很较真儿，因而此书的开端也反映了历史难以分界的特点。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20世纪初的世界状况。第二部分着墨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诸多种种上。第三部分的叙述从多个方面切入，继续从40年代末期开始书写，并以2001年的两起戏剧性、象征性的事件作结。
对于这种叙述性历史书，某个具体事件的成因只能以寥寥几句话概括。真正的前因后果还要从故事本身看出究竟。我对事件成因的看法，在我之前的两本书中已经阐述过了：《战争的原因》剖析了战争与和平，另一本《庞大的跷跷板》试着解释为何处在跷跷板一端的思想连同这个思想阵营的所有人会不时发生倾斜。
我倾向于使用更为简练的词汇和术语：Russia（俄国）而不是the Soviet Union（苏联）；America（美国）而不是United States。我多处使用“西方”一词，尽管该词并非最佳说法，也越来越无法反映全貌。但用“西方”来指代那些涵盖了基督教传统和世俗主义在内的欧洲血统的国家和民族，及其对自由民主和规范的资本主义的强调与追求，还是比较合适的。俄国在1917年和1945年的两起事件过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分道扬镳，因而“西方”一词不再指代整个欧洲。与此同时，印度、日本以及亚洲一些地区在机构组织和社会态度上更与西方趋同。
感谢那些帮助我梳理书中的叙事和假设的人。我要特别感谢SEK赫尔姆QC，约翰·戴和汤姆·赫利博士，他们都是墨尔本人；还有原先任职于波士顿大学的克劳迪奥·维利斯教授。在我即将完成此书之际，他们都愿意在很短时间内对书中的章节和具体的主题给予意见，让我感激不尽。感谢布里斯班的理查德·哈根和意大利萨尔纳诺的雷蒙·弗劳沃的帮助。感谢我的妻子安和女儿安娜。还有我的编辑米里亚姆·坎内尔，感谢她眼明心细，挑出任何模糊之处。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也要特别感谢企鹅出版社的鲍勃·赛森斯与克莱尔·福斯特，他们在我著书的开始与后期阶段与我探讨本书的框架。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此特别澄清：书中任何错误，责任完全由我自己承担。
感谢帮助我搜集信息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墨尔本大学、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伦敦的科学博物馆、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还有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杰弗里·布莱内
我的中国之旅
1966年，中国。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我这个澳大利亚人当时并未意识到，1966年的6月，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寻常的一个月，“文革”刚拉开序幕。北京市市长刚被罢职，北京城内是人山人海的抗议者，为市长的下台击掌叫好。在一些人看来，市长有望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因而他的罢职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很快这场革命便席卷学校、剧院和工作单位。红卫兵揣着他们的小红书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外国影响在这场革命中遭到批判。数以十万计的人被当众羞辱。公民中的精英销声匿迹。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翻译也摸不着头脑。恐怕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只有猜测、希望和担忧的份儿。十三年后，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的主席再次访问中国。当我和几位中国部长聊天，告诉他们我曾在1966年到访中国时，他们吃惊地问我：“哪个月？”他们不相信，那个动荡不安的6月，我居然在中国。
我为什么访问中国？作为年轻的历史学家，我只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想要亲眼一窥究竟。但外国人不是很容易作为游客获准进入中国。哪怕是海外华人也鲜有机会。美国当然不许本国公民访问中国或与中国通商。
澳大利亚当时向中国出口大量小麦，但并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而我要等到达香港后才正式申请签证。面试我的中国官员或机构问了我一个关键的问题：去过台湾吗？倘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可能就不会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了。
我进入中国境内，乘火车一路从南到北。在广州和北京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但我提前雇了一个官方翻译、一辆很旧的东欧轿车，还有一名中国司机。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向我投来惊诧的目光，尤其是城乡劳动者。外国人在当时还很稀奇。
轿车当时也很少见。到了晚上，我们的车没有车头灯，司机要一路鸣喇叭，把如流的自行车和行人驱散到一边。哪怕在北京，大多数交通工具也是古董级别的，晚上，骆驼拉着车在那些优雅的大道上踱过。游客简直太少了，我去参观长城的一段，还有明十三陵，这可是世界上珍贵的旅游胜地，一个外国游客也没见到，中国游客也不到40人。
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我都能看到怡人的乡村风光：磅礴的江河，流水灌溉的稻田，中国北方平原上收割的粮食，甚至戈壁沙漠。但城市和城镇则没那么让人兴奋。公园看起来有失打理。为数不多的咖啡馆很少坐满人，一些街道上也充斥着政治宣传的噪音。到处都是喇叭。每当长长的客车离开火车站，就响起响亮的军乐。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数字——中国有超过600万个喇叭。
在街道上，长长的横幅和彩色的海报谴责着“美帝国主义”。有一次我到剧院观看表演，表演被终止，然后一个官员登台，用响亮热情的声音谴责“人民的敌人”，我的翻译这样告诉我。离开中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了我的一些想法：“这可能是最彻底的一次重塑社会结构、重塑每一个公民思想行为的举动。”最后，我的这段观察被收在了我的一系列火车纪行的书里。该书记录我从香港开始到荷兰结束的行程，1968年于墨尔本、伦敦和纽约出版，即《跨越红色世界》（Across a Red World），因为我曾连访五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蒙古、苏联、波兰和东德。当时正值冷战，核国家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
当时的中国与世隔绝，唯一忠实的同盟是阿尔巴尼亚——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住在北京的外国人里最多的可能也是阿尔巴尼亚人。苏联当时刚与中国断绝同盟关系，可怜了那些不畏麻烦努力学习俄语的中国人，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俄语了。
当时中国的经济落后。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都是艰苦的体力活儿。田地里极少见到拖拉机，铁路上清一色是蒸汽火车。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当时我想，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中国是不会进步多少了，但而今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经济强国，这是20世纪末最大的一个奇观—也是世界所经历的最卓越的时期。
第一部分
第一章灿如旭日20世纪灿如旭日，横空出世。它承载着人类前所未有的希冀。19世纪成果如此丰硕，人们有理由期待，自此以后，世界将一帆风顺，少灾少难。
襁褓中的20世纪，为欧洲人带来无数希望，不论他们身在家乡还是遥远的殖民地。欧洲人民前所未有地迫切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十岁童工在农场和作坊里终日劳作的情况也不再寻常。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饥荒越来越少，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尽管在举国欢庆的场合，仍可见大型陆海军游行过街，但是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事已逐渐减少。民主正在蔓延，自由亦在传播。然而，这些美好的前景大多只属于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似乎尚未降临至非洲、亚洲以及遥远的太平洋岛屿。
悄然而来的20世纪，有危难，也有吉兆。1901年的旭日闪耀夺目。然而，一团缓缓漂移的乌云正盘旋在这曙光之上。如日中天的欧洲：遥远的帝国
欧洲主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海上的远洋巨轮和大型战舰，大多飘扬着英德法的旗帜。大部分的大城市及其著名宫殿、博物馆、艺术馆和高等院校都在欧洲。世界上大多数的铁路和电报线路，都由欧洲人来建造或出资建造。地球上的主要岛屿，大部分都是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或德国的领地或殖民地。几乎整个非洲和所有的太平洋岛屿，都在欧洲的统治下。在亚洲，不受欧洲帝国统治的主要国家，只剩下中国和日本。
大英帝国已是世界上跨度最广的国家，而尚未达到巅峰。每个人类栖居的大陆，都有大片地域在其治下；每个大洋，都有一串岛屿由其统辖。1900年，大英帝国可谓海上霸主：北海中的运煤船只、向遥远港口疾驶的远洋巨轮，以及“烟囱结满盐渣”的不定期货船，络绎不绝。英国与中国各有4亿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
大英帝国不断衍变、失序，没了帝国往日的面貌。在一些殖民地，派驻当地的英国总督大权在握，而在另一些殖民地，总督只是煞有介事、虚应礼仪的人物。在埃及，做决定的是英国最高官员，但任由当地尊贵的帕夏在奢华的办公室抽着长烟卷，威信依旧，亦无不可。另一方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高度自治，且其议会较之英国国会更能代表人民。然而，外交方面它们并不自主。尽管如此，泰晤士河畔的“国会之母”——英国国会，吸取了18世纪美国殖民地挣脱其统治的教训，允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涉及切身利益时或可忽略乃至藐视英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其陆军和海军，各国承担的费用与日俱增，但战端一启，它们还是愿意听命于英国。然而，就遵命的程度而言，非洲和亚洲则恰恰相反。那里的殖民地没有议会，没有本地法官或高级官员，财务收入仰仗英国。
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势头迅猛，以至在地图上已经难以分清旧俄国和新帝国。俄罗斯帝国的泱泱国土西起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它的幅员如此广阔，一端毗邻土耳其和波斯，另一端与朝鲜接壤。以疆域辽阔而论，俄国仅次于大英帝国。
迟至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国旗尚未飘扬在一些港口的上空，比如太平洋的海参崴和黑海的巴统，像塔什干和撒马尔罕这样古老的伊斯兰堡垒，也不见俄国国旗在塔楼上招展。这可谓俄国殖民活动的新征兆。俄国新领土的最大一块是在中亚，一个1400英里（1英里约合1.6公里，余同）长、700英里宽的长方形，有广袤的群山平原和奔腾的河水，从里海延伸到蒙古的沙漠，几乎接近英属印度，以至引起国际争端。若想从俄国的一端跨越到另一端，可是一场漫漫长途，要用好几周时间，穿过无数的河流。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慢慢向东延伸，在20世纪之初已修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即将延至太平洋。俄国国土广袤开阔，有人感叹，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是俄国的天下。
德国是较迟走上帝国道路的后起之秀。1880年时的德国在地图上还只是星星点点，现已成为了醒目的拼版。德国的士兵、管理者、传教士和商人当时刚刚占据了非洲的西部和东部部分海岸、新几内亚及其附近一连串的岛屿。跨越太平洋离赤道不远的地方，分布着德属萨摩亚、德属瑙鲁和其他的偏远殖民地。大多数的德意志帝国殖民地都相距遥远，倘若一位柏林的检查员要对殖民地的邮局进行年检，只搭乘运送普通邮件的邮轮，或许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走遍所有的地方。德国一旦成为殖民大国，就注定要加强海军。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德国强大的海军是欧洲的一股不稳定因素。
法国有着三百多年的殖民历史，是个老牌帝国。它的版图之广阔分布仅次于英国。法兰西帝国统领着热带的印度支那，以及北美南美剩余的小殖民地，它也占据了非洲的大部分，包括地中海南岸的一系列领地。法属太平洋岛屿从新喀里多尼亚这一世界上主要的镍矿所在地，一直延伸到具有异域风情的塔希提岛。从幅员上来讲，法国只有俄罗斯帝国的一半，但法国将世界上的主要大洋都揽入了怀中。造访过所有法属殖民地的法国公民，恐怕不足20人。这样说，有据可依，因为有捕鲸船来往的凯尔盖朗群岛处于南印度洋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是与世隔绝的荒岛。
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在许多人看来已是强弩之末。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位于君士坦丁堡，它坐拥地中海、黑海、红海和波斯湾的海岸。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摇摇欲坠而终未倾覆。奥斯曼帝国大势已去，国势维艰，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欧洲的外交家和商人觊觎资源丰富的中国时，中国还在沉睡中。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国家，也可能被列强视作地产瓜分，岌岌可危。复兴后的日本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打败中国，而中国却能保持国土的完整无缺，实属幸运。简言之，欧洲与美国在侵吞或控制中国领土的问题上各怀野心，相持不下。当台湾刚被日本侵吞之时，像上海、澳门和香港这些中国港口已然在欧洲的控制之下。
这些在1900年时看来威武强大的欧洲帝国，仍在继续扩张自己的野心。它们都将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四分五裂。星条旗的升起
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美国都终将给欧洲既散播光明，又投下阴影，只有一些有洞见的欧洲人看出了这一点，而大多数人还尚未察觉。到1900年，美国大概有8000万人口，比德国至少多出2000万。钢铁产量是当时经济的晴雨表，而美国在钢铁生产方面遥居世界之首。美国还是世界上众多商品数一数二的生产国，从烟草到矿物应有尽有。一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出已经与英德法三国之总和不相上下。
美国是发明创造的乐土，无论是像玛丽·贝克·艾迪创立的基督教科学派，还是美国黑人发明的新音乐比如爵士乐。纽约是创新之都。伊迪丝·华顿在1905年出版的小说《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开篇就描述了这样一位时髦的女郎：她在午后从大中央车站的熙熙攘攘（世界上最迷人的场景之一）中抽身离开，走向一片造型各异的精致房屋，由砖头或石灰岩修成，饰有花坛和遮阳篷，“所有这些都奇妙地契合了美国人热衷新奇事物的特点”。
美国也独创了很多单词短语。从大不列颠群岛来的旅客翻看美国报纸的时候，可能会一整句话都看不懂。1900年，像vamoose（意为“匆匆离开”）、skedaddle（意为“匆匆离开”）和scallywag（意为“淘气鬼”）这样的美国俚语已经在英国广泛使用。同样地，gerrymander（源自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的名字）很快就在英语国家中采用，用来描述为本党利益改划选区的情况。即便是“民主”，也有狡黠的创意说法。
在美利坚的土地上矗立着世界上最高的办公楼，最长的铁路线，以及即将超越英国煤产量的最深的矿井。美国在电子工程方面遥遥领先，在1900年代，伦敦使用美国的电子工程技术和设备建造了伦敦市的地下铁路。美国可以读写的儿童比例比欧洲更高，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一系列核心高校也逐步建成。尽管美国在视觉艺术方面并没有悠久的传统，但是它可以用美钞来购买。一幅幅名画从欧洲的城堡宫殿悄无声息地挪移到伦敦的拍卖大厅，最终出现在卡内基、弗里克等美国钢铁与铁路大亨家族的私人画廊中。
美国刚刚成为帝国势力，尽管美国的大多数公民并不把自己看成帝国。美国在1867年从俄罗斯那里买下阿拉斯加，它也坐拥夏威夷。它还在最近一场短暂的战争中击败西班牙，暂时占领了古巴和菲律宾。现在，它正在扩充海军，以满足领土扩张的雄心。1908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事件：美国的大白舰队远渡重洋到达太平洋沿岸，海军船员登陆异域，他们漫不经心地穿过街道，毫无欧洲人的架势，迎来大批人群的欢呼。一些观察者饶有兴致地认为，这支规模空前的优雅舰队出现在太平洋上，对日本敲响了警钟。到1914年，美国已拥有世界上第三大海军，与其规模甚小的陆军形成奇怪的反差。
美国一直享受着无邻自居的状态，甚至最热衷的运动，比如棒球和橄榄球，也是本土产物。尽管如此，它现在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外界。它开始计划修建巴拿马运河，如此一来，北美便能横跨世界贸易路线。1900年，美国向中国北部派遣军队，加入其他诸国，重建义和团起义之后的秩序。而五年之后，美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巧妙斡旋，为日俄战争画下了句点。君主和无政府主义者
君主制被美国弃用已久，除了美洲，它在其他地区仍十分普遍。俄国沙皇几乎一手遮天，在外交方面，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君主往往比国会更有发言权。意大利国王尊重国会，但在他看来，有时僭越于国会之上亦无不可。英格兰女王统治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却是欧洲君主中权力最小的。她通常提出许多建议，而鲜下决断。
女王的葬礼可谓极尽君主之威严。1901年1月22日周二下午，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的宫殿中与世长辞。她生前希望自己行军事葬礼，因为自己是大英帝国陆海军的首脑。她的棺材覆着白缎，由皇家游艇承载，从怀特岛行至附近的朴次茅斯海军基地，两旁目送的庄严舰队，足有8英里长：一侧停泊的是大英帝国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另一侧是炮艇、远洋巨轮以及前来吊唁的国外海军船只。八艘特为此漆成黑色的驱逐舰，为皇家游艇保驾护航。岸上的人可以听到，船上乐队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曲声喧天，响彻海面。“在这一片庄严哀恸的仪式中，冬日的余晖迸发出熠熠的奇美。”一位记者这样描述道。
翌日，皇室的棺椁由葬礼火车运送至伦敦，途经车站，哀声载道，田中的农民站在瓢泼大雨中，赤脚以示尊重。几乎所有目送者的人生都在女王治下度过。在伦敦，葬礼游行长达一小时，缓缓移往帕丁顿火车站。浩浩荡荡的人群默默相望。一位记者赞赏道：“他们耐心、节制、凝神肃穆地静静等待，灵柩所经之处，人们都屏息以待，强烈的感情都凝结在这异常肃静的一刻。”葬礼游行中，有几位骑马经过的人物，颇为显眼：一位是葡萄牙国王，他没过多久便王位不保；一位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一战前夕被刺杀；还有一位是德国皇帝，一战结束时失去王位。
多年来，皇家逸闻在各地不绝于耳，当时还没有流行歌手或影星出现，与国王和王后的新闻争夺版面。1905年，葡萄牙卡洛斯国王造访英国查茨沃斯庄园，种种细节散见于世界各地的报端。卡洛斯国王兴致高涨，迫不及待地去猎杀野鸡、野兔和斑鸠，三名侍者伴其左右，充当他的“装载子弹者”，让国王随时都有装满子弹的枪支在手。他也在午餐篷外玩儿起雪球大战，此番逸闻可谓让读者过足了瘾。与此同时，俄国沙皇不满其军队与日本交战的表现，适逢西伯利亚民兵呈上请愿书，示意沙皇他们愿意“为祖国战死沙场”，让他甚感欣慰。据路透社报道，沙皇漫不经心地在这份牺牲请愿书的一侧写下：“我衷心感谢你们，愿你们的愿望都成真。”
一直以来，英格兰、德国和俄国的皇室，甚至包括法国流亡中的皇室，因为家族联姻，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通两门语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帮助就可以交谈。赶上皇恩浩荡的时候，他们曾相互馈赠国家级的殊荣。德国皇帝有一次出访英格兰，被授予了陆军元帅的荣誉军衔，而十三年之后，这支军队的士兵将枪口对准了德国皇帝的军队。正如所有的家庭都有纷争，皇家亦是如此。1897年，在巴黎一个寂静的公园里，被废黜的法国奥尔良王子亨利与意大利国王的外甥大打出手，双方都受了伤。在欧洲君主鼎盛时期，不太会发生严重折损皇家威严的事情。
在非洲，国王的地位逐渐被削弱。马达加斯加皇室在1897年就被法国流放在外，桑给巴尔的苏丹对英国皇家俯首称臣。亚洲所剩无几的独立国家仍在君主的统治之下。中国、日本、朝鲜和泰国为君主制，甚至印度也有个不在其位的君主——英国女王被称为印度的女皇。而印度的王子、诸侯、王公与其他的皇家当权者一众人等也已无往日威风。君主制也散见于太平洋的岛屿上，其中汤加王国在今日仍旧维持着君主制。
欧洲的君主有一个可怕的敌人，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曾是社会主义的同盟，他们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备受瞩目。他们相信，强势的统治者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问题本身。大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国会，憎恶私人财产，也对国家的领导者愤愤不满。在他们看来，所有人都应平等地分享权利和财富。不用说，他们最大的武器便是消除政府。
无政府主义者有两个招数，一个是发起大罢工让全国陷入混乱，另一个是暗杀领袖。其中的极端主义者，当时已经被称为“恐怖主义分子”，他们甚至甘愿去送死，正如一个多世纪之后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1894年，法国总统卡诺坐着马车经过里昂。有一个著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正在法国工作，他向前逼近，刺死了法国总统。卡诺下葬后不久，意大利政府颁布法律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二者在法律中总是被一并提起。尽管如此，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也并没有退缩。1897年，正值盛夏好时光，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在圣塔阿圭达的温泉里享受假日，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扣动左轮手枪，结束了他的生命。暗杀者被捕，接受审讯，并于12天后被处死。西班牙急需稳定下来。同月，乌拉圭总统博尔达在起身离开国家大教堂时被暗杀。1898年，奥地利皇后在日内瓦微服出巡，对于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皇后，此举非同寻常。她正漫步街头之时，被一名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杀害。
1897年，深得人心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险些在罗马遇害。三年后，在米兰附近的蒙扎，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夺去了他的性命。同年，波斯国王访问巴黎时遇袭，英国王储在比利时遭到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世上还险些没有了爱德华七世——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他继位为王，即爱德华七世。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两年后，塞尔维亚的国王和王后双双被杀，虽然这次并非无政府主义者所为。葡萄牙的国王卡洛斯和王储在1908年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刺杀为近距离行动，刺杀者基本无处可逃：他们要以命偿命。他们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没什么两样。
恐怖主义早已有之，起起伏伏，安静一阵后又猛地再掀高潮。20世纪下半叶，当恐怖主义的新浪潮席卷欧洲和中东之时，持左轮手枪和利刃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已被大众遗忘。寺庙的钟声是否将歇？
教堂、清真寺、寺庙、佛塔和犹太教堂，这些场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尽管有时也招来指责。几乎每一秒钟，世界上的某个地方都有人焚香、点烛、敲钟。正午或做礼拜前响起的教堂钟声，曾是欧洲无所不在的主旋律，而今日已淡了许多。踏上东方土地的西方人发现，寺庙的钟声更清静，节奏更闲适，有与众不同的氛围。当时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是鲁德亚德·吉卜林的《曼德勒》（Mandalay），其诗道出了缅甸宝塔的钟声：“棕榈树的叶，寺庙的钟，有风吹过，他们说。”那些严守戒律的新教徒，哪怕是竭力反对敲钟燃烛，也有自己的一套宗教仪式，包括饭前祷告。
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新生儿都要在教堂中受洗、取名。成人要在教堂举行婚礼。小孩子十有八九都取基督教名字，在当时，《圣经》是为新生儿取名的灵感源泉，要说换以电视剧里的人物来取名，几乎不可想象。当时普遍实行土葬，同时会读上一段《圣经》经文或祈祷文。火葬当时在欧洲是很罕见的。一般同教派的人在墓地的同一区下葬。同一教派的兄弟姊妹死后也比肩长眠。
很多西方国家禁止在周日进行各种娱乐与体育活动，甚至电车和火车也有所限制。在大城市，口才最好的神父声名远播，很多知名学者都是牧师。教堂吸引了大批人才，他们受神感召，终身为业，令人赞叹。大城市的日报会招纳这样的记者，他们的任务就是报道热门教堂中的布道，而不是像今日，去报道热门餐馆的菜单。
佛教和基督教是全球性的宗教，有最多的信众，二者一直宣扬人生在世并不完美——在佛教看来，人生甚至是悲苦的。很多基督徒，哪怕是少数，猜想着20世纪会不会是末世。
1901年1月1日，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伯特利圣经学院，修神学的学生会猜想，在20世纪的第一天，盼望已久的救世主是否会二次降临。正当众学生祈祷之时，其中的一位，艾格妮斯·欧兹曼，突然开口说起了一通陌生的语言，一些人事后琢磨，她说的或许是中文。那些看过《圣经》新约的学生指出，早先的基督徒也可开口说方言，由此推测，可能这个年轻学生受了上帝的恩赐，让她能够用她不懂的语言祷告讲道。学生们如痴如醉，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见证一场浩荡的宗教复兴运动的萌芽。他们从这座小镇开始，广散消息。一百年后，他们创立的五旬节教会（Pentecostal churches）和神召会（Assembly of God）已有几千个，从莫斯科到新几内亚的高地，再到巴西拥挤的街头，遍布各地。
世上的大多数人，或深信不疑，或隐隐觉得，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对很多人来说，来世的恩赐更是无穷尽的。“相信人死后可以不朽，几乎世界各地皆然。”英国的一位宗教学者阿尔弗雷德·葛尔威如此写道。阿尔弗雷德受托为一部顶级的百科全书撰写“不朽”这一条目。他补充道，最有学问的人从伦理、唯物、社会和哲学的角度均得出人的灵魂不朽的结论。在当时，尽管地狱之说不再盛行，但天堂与地狱的信仰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基石。人们相信，倘若没有圣恩和惩罚，文明将会崩塌。
20世纪初，基督教传播福音的热切之心甚于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大多数伊斯兰的土地都在基督徒的治下。荷兰人控制爪哇和苏门答腊，英国人掌管印度的穆斯林地区以及马来属邦。俄国的基督徒支配了中亚平原山川的伊斯兰地域，阿富汗除外。北非大多数的伊斯兰地区，都是法国、英国或西班牙的殖民地。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觉得蒙羞，因基督徒在他们的国土挥刀弄枪，周日设为官方的礼拜日，而各处对酒也毫不限制。奥斯曼帝国的大本营在君士坦丁堡，它是伊斯兰世界剩下的唯一可以和基督教势力抗衡的力量，它统治了大部分的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北非所剩不多的土地以及巴尔干地区。这个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灰飞烟灭了。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聚集在北美、欧洲、新西兰等地，他们资助传教士远走异域，这些善男信女在殖民政府的庇护下，设立教堂，并随之在周边建起医院和学校。有时，一岛之民，或者一整片地区都皈依了基督，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尽管皈依基督者日众，但在当地仍是少数。传教士们也有所牺牲。阿尔伯特·施韦泽是巴赫管风琴音乐方面的世界权威。他在1913年舍弃大部分家当，轻装上路，从阿尔萨斯一路辗转到加蓬，为西非人治病、传道。尽管大多数的传教士并不是政治激进分子，然而在他们的影响下皈依基督的一些亚洲人和非洲人，最终领导各自的国家走向了独立。
世界的主要宗教出现了两个影响力渐强的劲敌。其一是为人类创造奇迹的科学，它本身几乎就是一门能和其他宗教较量的信仰。一些神学家，动用最新的语言学、考古学与科学的方法，质疑圣经字面的正误，包括一周七天创世记的故事。很多有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他们心里想要相信，而脑袋说“不”。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是研究《圣经》的学者，也长时间担任英国首相，他将信徒失去信仰的情况表述为“降临在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头上最难以言喻的灾难”。这种灾难的感觉，有时被称为“上帝死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当中日益蔓延。
另一个劲敌是无神论和世俗主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激进改革派将几大宗教视为仇敌。宗教安抚大众，但批评者认为，或许时机已到，人们该觉醒过来，不再对周围的不公平现象袖手旁观。面对这些批评，基督教会竭力抵抗。英国的“自由思想家”查尔斯·布拉德劳，作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他拒绝如往常那样照《圣经》宣誓，被逐出下议院。北安普顿的选民再三将选票投给他，直到1886年，他最终得以重获下议院席位。国会中的宗教之争，基督徒多是赢家，但是在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里，天主教会逐渐失去对学校及其教学内容一直以来的主导地位。
倡导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神学的大旗高高飘扬，主教们更少让步。他们往往立场坚定。他们对国际关系有很深的影响。在和平时期，教皇利奥十三世或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德国与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的争端，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做的裁决，可见他位高权重，找不出有什么大人物能裁定此事。然而当大国卷入的大战来临之际，教皇的影响力并不比头号野战炮的影响力更大。大战之中，天主教国家不再占据上风，教皇的影响力也有限。英美德三个超级经济大国当中，新教徒的力量超过了天主教徒。1901年，八个鼎立的军事大国中，只有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甚至法国也是一个世俗共和国。摇篮摇摆之际
那些缔造了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人物，在1900年之时，大多尚在襁褓中，或还是不足十岁的孩童。其中有这么两个男孩儿，后来成了纳粹德国的领袖——赫尔曼·戈林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阿道夫·希特勒当时十一岁，比他们俩大一些，安安静静不太讲话。在法国，查尔斯·戴高乐正在庆祝他的十岁生日，而后来大力帮助解放法国的战时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时还是堪萨斯州的一名小学生，恐怕他们俩脚下还摆着玩具士兵。俄国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冷战的危险期执政，而此刻，他还是个农家的孩子，年仅六岁。
年龄相仿的还有小男孩儿“伯蒂”，当时他腿上不得不套着夹板，矫正他外翻的膝盖，还被告知不能用左手写字。他之后成为乔治六世，当时欧洲风起云涌，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君主。尚在襁褓中的鲁霍拉·霍梅尼，八十年后将统领伊朗，成为令人敬畏的“阿亚图拉”（ayatollah）——伊斯兰称谓，在1900年时尚不为西方世界所知，这一年，也是霍梅尼的生年。有几个孩童，离他们日后功成名就的那片土地还很远：果达·梅厄这个乌克兰的小孩，成了未来的以色列总理。她出生之时，以色列还未建国。
还有几个尚在父母怀抱中或街上嬉戏的孩子，他们长大后也都成了国家领袖，而在他们儿时，他们的国家还未建国。南斯拉夫的铁托和肯尼亚的肯雅塔。三位音乐家——纽约市的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德国的保罗·欣德米特和挪威的克尔斯滕·弗拉格斯塔——很快就要上学了。与此同时，早期的电影明星玛丽·毕克馥，已经被她天真痴想的父母看成小神童。在中国，毛泽东年仅七岁，是农家子弟，但他未来成长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领袖，结束了农田私有的制度。还有几位主要的亚洲领导人——日本裕仁天皇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皆出生于1901年。当时学术氛围浓厚，或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算术算得更明白，1901年被公认为新世纪的元年。
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料到，世界大事的风起云涌、战争的危机与和平将把他们推往何处。从概率上看，1900年的孩童们大多数都不会在他们的一生中远行。众所周知，大多数人会在小地方或小村庄里终老，甚至会在他们出生的房子里离世。
家庭教育在当时仍是主要的教育方式，还没出现各式各样的学校，可与家庭教育的影响相提并论。从斐济到日本，从秘鲁到瑞典，年轻人都是受家庭教育长大的，但是抚养教导孩子的方式千差万别。在热带的新几内亚，各类文化并存，人们讲着六百多种语言。与新几内亚各异的教育方式相比，欧洲内部的差异不是很大。在天主教地区，孩子一生下来就受洗，但在新几内亚的一些地方，孩子要先能活过那段最娇弱的时期，才起名字。倘若孩子在出生的第一周就夭折，人们很少为此哀悼：并非孩子的父母冰冷无情，而是他们以为，下一个孩子会接着降临。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庆祝孩子出生的第七天，多数的欧洲家庭庆祝孩子的第一个周岁生日，但是一些新几内亚人庆祝的可能是孩子第一次剪头的那天。在一些地区，人们有用树皮布来缠孩子的头以便将其拉长的传统。
在1900年，母乳喂养几乎是普遍的做法。在一些岛屿，孩子一岁前就断奶，而在其他的一些岛屿，孩子可能到四岁还在享受母乳。如果孩子尚未断奶母亲就离世，通常就找个乳母，其实就是找另一对乳房代替。但是在新几内亚，他人的母乳被视作毒药弃之。
1900年，很多适龄入学的孩子连一个星期的学都没上过。因为缺人手，他们成为童工，到田地、森林、私宅甚至地下矿井中劳作。没有他们的劳作，非洲和亚洲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更低。可能只有在日本，童工属于罕见的现象。但在印度和中国，有大批的小孩儿在白日里劳作。印度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仅有1%的女性能读会写。重要的是，在印度规模很小的中产阶级中，竟有很高比例的男孩都上学，甚至上了大学。
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是最早实行强制入学的。义务教育实际上禁止了儿童日日劳作的情况发生。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甚至才9岁的孩童就在工厂、煤矿和磨坊里做工。他们不知教科书为何物，但到19世纪末，英国已经实行强制入学。英国治安法庭上的两大主要罪行，一是醉酒，二是孩子没有照常上学。
很多孩子都没什么童年。一位俄国官员在1909年去往中亚的布哈拉，他痛心地看到“9岁的小妈妈们无辜的脸庞，她们瘦伶伶病怏怏的，干枯无力的小手，染有散沫花色斑驳的指甲，托着那么小的婴孩”。她们为了能有些成年女性的样子，把眉毛反复抹成了一道黑线。
在不列颠诸岛、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新英格兰，一些地方和人群对儿童的态度已较以往有所不同，是未来的一个新征兆。他们不再把孩子看成是小大人儿，而是比成人想象力更丰富、更有活力的个体。反观欧洲和亚洲的传统，孩子可以露面，但不许讲话。若是他们在正式的场合，在成人的陪同下讲话，那也只是因为被问到了他们的观点。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略带讽刺地描述道：
童言童语真心话，
有应有答不虚假，
讲究餐桌好礼仪，
尽其所能不逾矩。
新一轮的儿童文学风潮中，孩子们被塑造成了英雄。调皮的木偶匹诺曹的故事，最初出现在1880年的意大利儿童期刊《儿童报纸》上。还有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故事，刊登在专门面向儿童的周刊或半月刊中，包括英国的《少男报》和美国的《青年之友》。英国的一些最厉害的年轻作家——包括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鲁德亚德·吉卜林——现在同时为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写作。他们的新作与日益受欢迎的《绿野仙踪》和《彼得兔的故事》同时摆在书店，争夺读者的注意。彼得兔的创作者是比阿特丽克斯·波特。故事的开篇简单而引人入胜：“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四只小兔子。”波特将兔子的英文首字母r大写，她宣称，兔子和看故事的孩子一样，是重要的生灵。
与此同时，在德国有位更年长的作家卡尔·迈，他因欺诈和小偷小摸多次被抓。他的故事充满冒险精神，不着边际，或发生在阿拉伯沙漠，或发生在美国狂野的西部，让广大青少年深深着迷。他的60多本书在德国出售，卖出超过700万册。各个国家都推出面向青年读者的书，它们引人入胜，在1880年到1910年期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很多读者在长大成人很久之后，还为这些故事着迷。阿道夫·希特勒在成为德国总理之后，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山中居所来了一位十二岁的访客，这位小访客描述道：“我特别看了，这位元首在闲暇里喜欢哪种类型的文学。”他发现，当中不少是卡尔·迈的书。将近十年之后战争来临，芝加哥的物理学家正秘密准备引发第一次核裂变，向原子弹的进程迈进，他们为裂变过程的每个部分都取了独特的名字。这些名字出自艾伦·亚历山大·米恩的《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昂山素季，日后缅甸的英雄领袖，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金，正是因为她喜欢吉卜林故事里头那个叫金的男孩。第二章黑麦啤酒和香水
大城市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标志。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欧洲有六七座；放在一个世纪以前，这样的大城市只有伦敦。伦敦这座全球最大的城市，当时已有600万人口。1900年时，第二大城市是巴黎，人口接近300万，柏林排第三，是前三甲中发展最快的一个，有将近200万人。接下来是维也纳，还有俄国的两座城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俄国的这两座城市排在前头，并非因为俄国城市化程度高，而是俄国疆域辽阔，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能容下更多的人。大城市的魔力和磨难
庞大的城市，好比一座座各有所长的村庄组成的大集团，每一座都由铁路、电车、马拉公车和马拉的士连为一体。20世纪初，伦敦的报纸是在离圣保罗大教堂不远处的舰队街上编辑印刷的；钻石商和珠宝商在哈顿花园附近来来往往；芬斯伯里云集着钟表匠；长亩街成了新机动车的展厅和车库炙手可热的地段。所有的城市在郊外都有富人区和穷人区，当然也有适合那些不愿归在二者任何一方的人居住的区域。当时的郊区，已然在改头换面。在1800年，伦敦靠近英国央行的社区的人口曾有12.8万，而在一个世纪之后，银行和商务办公室纷纷出现，居民的人口只有往日的五分之一。诸多尖塔耸立的教堂矗立依旧，但曾经的信众却已不在。
很多欧洲城市也多少经历着相似的变化，古老的传统摇摇欲坠。1895年的慕尼黑，每三年的狂欢星期一，都会举办屠夫节，每七年举行桶匠舞。桶匠的工作众所周知，即制作木桶，桶中可储藏黄油、苹果、饼干、啤酒、葡萄酒和其他数十种物品，当时还没有廉价的塑料、钢铁和纸板容器取而代之。
邻近城镇和乡下的剩余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壮大。1900年，本地人口已经只占维也纳总人口的一半。它是当时欧洲最昂贵的城市，拥挤的公寓比比皆是，因住处狭小不足，很多居民把邻近的咖啡店也当成额外的住所。维也纳是奶油、冰蛋糕和咖啡之乡，饮茶则是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嗜好。维也纳也是古典音乐之都——诞生了交响乐团的指挥马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新型心理学也诞生于维也纳。纳粹也在维也纳萌芽，1907年，年幼的阿道夫·希特勒从乡下来到维也纳，城市中犹太人口占据十分之一，反犹主义政治潮流日渐盛行，希特勒就是在那里受到了这股潮流的熏染。
古典音乐和戏剧都集中在大城市。现场音乐是当时唯一的音乐形式，因为人们家里很少有留声机，也还没有收音机。很多城市有了交响乐团、歌剧、宗教清唱剧、钢琴独奏会和军乐团，那些从小城镇搬去莱比锡或布拉格的音乐爱好者庆幸，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交响乐团或大众铜管乐团演奏。谢菲尔德是英国的钢铁之城和餐具之城，居民热衷合唱音乐，1897年的圣诞节，宗教清唱剧《救世主》被表演了不下15次。这个时代充满了业余者的参与精神，为谢菲尔德节庆演唱巴赫弥撒曲的每一位合唱团成员，都收到了指挥家亨利·伍德爵士一份沉甸甸的笔记。这份关于如何诠释与演唱音乐的笔记长达168页！
白天大城市里的观光客尽量远离那些人满为患的狭小公寓，这些公寓只有在公共走廊的尽头才有水龙头和厕所。避开这些贫民窟很简单，因为它们一般都不在著名景点的附近，远离那些宫殿、画廊、大教堂、公园、大道、露天圆形大厅和政府部门。铁路车站是最热闹的——巴黎圣拉扎尔车站是世界最繁忙的车站——街道上的马车络绎不绝，电车铃铛哐啷作响，人行道上还有乐队演奏，希望过往的行人能留下一些硬币零钱。
大城镇的街道上往来的面孔，透出了他们日常工作的气息。大多数的居民工作一天回到家，衣服和手上都沾着工作味儿——印刷工作的油墨、磨坊里的面粉、谷壳味儿、马厩里的粪便味儿、皮靴厂的皮革味儿，以及工厂和铁道的煤烟味儿。饮用水和清洗水不是随时都有的。1897年的一辆夜班火车上，一位旅人正从罗马去往法国，他注意到一位蕾丝掩面的意大利女人，五六十岁年纪，她不停舔着手帕的一角，然后用手帕一点点擦干净整张脸：“那正是小猫撒尿的地方。”香气往往遮掩了缺水的不足，火车的过道上设有叮当作响的机器，投入一分钱能换来一点古龙水。
办事员和白领人数剧增——这似乎预示一个大多数人衣着整洁上班的时代即将到来。在办公桌前工作的人很多，站着坐着的都有。大机构依赖于加快信息流动的新发明：大城市中便士邮票和一天三次的邮政快递，钢笔尖取代了鹅毛制成的鹅毛笔。到1852年，英格兰进口了1028.6万根鹅毛笔和6.1万根天鹅毛笔，通常是从鹅类成群的波罗的海港口进口而来。半个世纪之后，钢笔成了主流。
城市的办公室开始使用雷明顿的打字机、电话和加法机——这些都在19世纪70年代发明。高级职员使用自来水笔，更节省时间，因为自来水笔不同于钢笔尖，不用每半分钟就蘸一次墨水。打印机使用一页碳复写纸，放在打印白纸下方，于是打印的内容就干干净净地复印完成。到了1910年，一些特快列车上还设有打印室，随着列车疾驰，速记员可以为商人记下信息并打印出一份来：从伍尔弗汉普顿到伦敦的特快列车上就有这样的打印室。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成为打字员，她们在每个工作日涌入大城市，办公室不仅用来办公，也成为滋生恋情的地方。
廉价纸张的出现，盖过了以往的这些创新。在过去，碎布、旧床单和二手衣服是纸张制造的材料，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可以用木纸浆制造出更廉价的纸张。由于森林取代了二手服装店和碎布商人，成为纸张的主要来源，20世纪初每日的纸张印刷量与一个世纪前相比，翻了百倍。尽管如此，纸张也没被浪费掉。欧洲大多数的小学非常节约用纸，鼓励学生在一个长方形的深色平板上写字，可用湿布抹掉，反复使用。
最大的百货商场，也同大机构一样，开始试验创新。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在一个美国农场长大，他在出售各式各样商品的小商店里工作。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商店，以5到10分的低价专门售卖廉价商品。商人历来都将商品放在橱窗后面或柜台后面，防止顾客的手弄脏商品或商品被偷，而伍尔沃斯把他的商品陈列在一个长桌上，让顾客可以拿起来挑选。1879年，伍尔沃斯第一家成功的“5到10分”店诞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二十五年之后，他的连锁店大加扩张，西至科罗拉多。一战前夕，他的公司拥有超过600家商店，其中包括纽约醒目的伍尔沃斯大楼，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大楼是哥特复兴风格，似乎没什么不妥，它比大教堂还要高。水稻小麦田里的艰辛劳作
纵观人类历史，大半情况下，传统的利齿都紧紧咬住当下不放。在1900年，传统的牙齿仍旧锋利。播种庄稼、照看牲畜，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每日应尽的义务。水稻和小麦田、牛羊的牧场、椰子香蕉与橡胶的种植园、葡萄园和橄榄园以及其他水果园，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围绕着这些地方打转。欧洲的日常生活与非洲无异。每个清晨，从挪威到莫桑比克，人们早起，观察天象，看看是降雨、起风，还是什么别的天象，是有助于收成，还是对收成有害。
丰收是件大事。倘若无收，数以百万计的人将饥肠辘辘、营养不良或患上严重的疾病。大部分的庄稼都由人的双手收割，一小拨的男男女女，还有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西欧，马拉的机器日渐盛行，用来收割小麦、黑麦和燕麦；在更东边的地区，男男女女用锋利的镰刀收割。紧随其后的人，用轻绳将割下的秸秆绑成捆、扎成束。麦捆被放在温暖的阳光下晒干，然后放在推车或货车里，运往打谷厂。接着，赤脚劳作的人会用木制的连枷来脱谷粒。
收获谷物需要团队的协作。收割要趁好天气赶紧完成，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段话，生动而不无夸张地描写了收割的紧迫性：“所有的人，从最年迈的到最幼小的，三四周来劳作不息，比往日卖力三倍，他们喝着黑麦啤酒，吃着洋葱和黑面包，夜晚打谷运麦捆，一天早晚睡不到两三个小时。”托尔斯泰接着说：“年年每逢此时，全俄国上下皆是如此。”
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重物全都凭人力搬运。在没有修路或通火车的陡峭山区，总会看到这一幕，搬运工们被重物压弯了腰。在印度和克什米尔的边境，有一个名为“暴风雪”的隘口，多有负担重物的搬运工经过。在中国南方，几乎所有进口的盐都由搬运工搬运，他们把芒硝放在扁担里，然后挑在肩膀上运送入境。沉重的负担使这些要走山路的搬运工没法坐下来——因为一旦坐下来，他们就再也站不起来赶路了。霜雪天路滑，因负重过大，搬运工一旦跌倒就难以起身再站直。“我们已经看见了一具又一具横尸，”一位旅人在1931年这样写道，“但我们还没走出一英里。”从红海延伸到黄海的繁忙港口，一队队的男人从岸边把一袋袋和一筐筐的煤扛到轮船上，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传送带。对那些衣冠楚楚的乘客来说，往邮轮装煤的场景不免有些煞风景，还有那些戴着浅色帽子和白手套的女性，她们要在海边度过一天，要是被煤粉脏了衣服，可是够她们懊恼的。
在更富裕的国家，对于很多工作，马都比大汗淋漓的男男女女要实用得多。那些用来犁地和收割的高大马匹，每三个月就要换新的马蹄铁。但是那些在城镇的鹅卵石路和坚硬地面上缓慢前行的马匹，要每几周就换一次马蹄铁。铁匠可要足够有力气才能抬起马腿，将铁片钉在马蹄上。有时马足有一吨重，铁匠工作的时候，马就这么倚着铁匠。有一首诗歌《村里的铁匠》，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它这样赞颂铁匠：这些力气大的人，手臂肌肉发达，“手掌粗大结实”。
军队需要马匹，于是也要配有一个蹄铁匠和铁匠团队。英国军队在1901年与南非的布尔人作战，他们拥有24.8万匹马和骡子——役畜比士兵还多。美国陆军仅限招士兵10万人，却在招募更多的骑兵。美国虽然即将拥抱汽车时代，但还是对马有着很深的感情。新上任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称，美国的骑兵无论徒步作战还是马背上作战，样样都行，让人闻风丧胆。
多数人养动物或宠物是出于实际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让它们给自己做伴。猫可以吃掉粮仓和厨房里的老鼠。狗可协助打猎、牧羊，大一点儿品种的狗，比如伯恩山犬，可以拉较轻的推车，哈士奇和满洲小马被用在即将开启的惊心动魄的南极洲探险中。阿拉伯等地养猎鹰，它们是极佳的空中猎手。鸽子也受人喜爱，可以用它炖上一锅好菜，若是信鸽，可让它长途飞行传递信息。会唱歌的小鸟运气最好，它们声音悦耳，羽毛亮丽，被关在笼子里。若是鸟儿在陌生人靠近的时候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或尖鸣，也可家养，做看守鸟用。金丝雀另有他用，可被送去煤矿，发现是否存在危险气体。
一般的欧洲农村家庭，第一次搬进城里，不需要那么多动物，也没什么地方养它们。城市逐渐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富足、寿命更长，开始养得起宠物并把这当成一件趣事。英国城市最早开始大规模养宠物——英格兰的纽卡斯尔在1859年举办了首个犬展或犬会，这一风气传入欧洲大陆，很多宠物狗都取英国名字，例如布莱奇和瑞德（无所谓布莱奇是否真的是条黑狗）。在美国，家养宠物出现在第一代卡通电影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菲利克斯猫》于1917年面世，《米老鼠》稍晚一些出现。美国的宠物狗本来多过宠物猫，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猫的数量达到6200万。与此同时，在1900年，大英帝国领土广袤，每天晚上，当这些英国统治者回到家里，发现猫正躺在舒适的椅子上，而狗则躺在火炉前，猫狗间的地位一目了然。
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家日常生活极为相似。用桶从井或溪流中取水，搬着木柴走上一段路，送到生火做饭的地方，晚上在主房间里点上油渍渍的蜡烛。典型的意大利家庭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充满田园风光，与那些在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翻新过的古老石砌农庄度假的人想象的也大不相同。一大家子人挤在楼上，动物养在楼下，粪肥和一摞摞秸秆就堆在不远处，用作下一轮的庄稼肥料。赤脚的孩童，并没有按时上学，他们跟着缓慢的牛车去往附近的树林里，装满一车的柴草和一捆捆树枝归来。人们从不浪费任何柴火，哪怕是烘焙面包。特殊的面包烤炉要用珍贵的木柴，因而不是每天都要捏面团烘烤棕色面包。大批量的烤面包送到餐桌上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新鲜了。条件艰苦的时期，人们常常要考虑这样一个辛酸痛心的问题：面包够大伙儿吃吗？
下雨天时，女人就做别的农事。女人们把农场种植的亚麻纤维，织成衣服、简陋的床单，或是黄色的餐桌布。夜晚的托斯卡纳农场上，年龄大一点儿的女孩儿临篝火而坐，专心地“绣制她们的婚礼用料”，此工程经年累月，正如漫长的“订婚期”。一些新人的订婚期甚至长达八到十年。大丰收一次，就突然景气起来，村子里也会突然掀起一阵婚潮。意大利同其他地方一样，靠农活为生，靠天气吃饭。
在层林叠嶂的撒丁岛上，很多农庄都是用久经日晒的砖块砌成的，这些房屋没有烟囱，任由炉火产生的乌烟瘴气在屋子里飘散不去。这些农庄本是罗马帝国的粮仓，养过些小品种的牛、驴等牲畜。人们用这里的一小群羊的羊奶制成佩科里诺干酪，看管这些羊群的牧羊人就高达35000人。为了造福农民，该地成立的商品银行在播种季节伊始借给农民种子，农民丰收时再偿还。参加一战的撒丁岛的兵士们没离开过乡下，他们看到像热那亚和米兰这样富饶繁荣的城市，大为震惊，仿佛是18世纪的人们得以一窥20世纪的盛景。
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农村地区，生活质量可能比欧洲的很多农村还高。1904年，西藏山谷里的普通农民，过着舒适的生活，让来访的英国探险队队长W.F.奥康纳惊讶不已。他发现，让西藏人最快活的，莫过于坐下来喝喝由最粗的茶叶制成的“酥油茶”。他补充说，典型的西藏人“莫名其妙像极了爱尔兰人”，他们都爱歌唱，爱讲些奇闻异事。反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方，还在实行奴隶制，与这里欢乐的场景形成反差。
身为奴隶，比欧洲的任何少数民族面临的困难都糟糕。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奴隶制在巴西和盛产蔗糖的古巴岛上已经被废除，可仍然存在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运奴船在晚上出没于北非的港口。土耳其有大量的家庭奴隶，甚至在1889年奥斯曼帝国废除奴隶制之后，还是留下了少量的家庭奴隶。
接下来的一年，英国将黑尔戈兰小岛转手德国，以桑给巴尔和附近的非洲岛屿作交换。黑尔戈兰小岛位于战略要地，是嵌在北海上的一枚岩石嶙峋的纽扣。英国率先在本土及其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却将依旧奉行奴隶制的领地纳入囊中。法律修正之后，桑给巴尔的奴隶至少可以出现在当地法院上，重获自由身，但首先他们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自给自足。很多人宁可依旧保持奴隶身份，因为他们可拥有一间小屋、花园，还有几天的自由日，可以去耕种他们的土地。一名奴隶在听闻他获得自由后抱怨道：“我可不会离开我的主子。他待我如子，给了我食物、衣服和一切。”
在繁茂的奔巴岛——阿拉伯语意为“绿色”——丁香园依旧由奴隶来照看。丁香用处很多，可延长食物保质期，清新口气，缓解牙痛。花苞红熟之时，一大帮非洲人爬上树，从丁香中撷取出花苞，放到手工制成的篮子里，放在太阳下晒干，最后再由其他奴隶运送到距离最近的港口，交到印度商人手中。1895年，住在奔巴岛和桑给巴尔的人口约20.9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奴隶。两年后，苏丹正式废除奴隶的法律身份，但仍有人到非洲大陆去捉捕奴隶，把他们载上小渔船，送往奔巴岛，在一片漆黑中登陆，躲着不被英国的巡逻船看见。
非洲仍延续着奴隶制。20世纪20年代，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迪塔山谷里，很多奴隶家庭要每周为他们的主子工作四天，耕地、搬送柴火和净水，照看婴孩在内的一大家子人。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埃塞俄比亚有200万奴隶。三十年后，沙特阿拉伯仍有大概50万劳作的奴隶，多为家仆。
热带地区的男人们被招去遥远的异地，从事低薪的工作。在印度、中国和太平洋西南的一些岛屿，那些签约的奴隶都是从他们的家乡被掳走的。招募之时，这些奴隶被许诺，过三五年或更长时间，他们便可以重返故土。这些契约奴隶工作的地方主要在南非的金矿、锡兰（今斯里兰卡）和阿萨姆的茶园、秘鲁的海鸟粪矿藏，以及从西印度群岛延伸至斐济的甘蔗园。现在通常将这些人称为奴隶，虽然这样称呼容易令人误解。真正的奴隶制像是不治之症：毫无出路。
1900年蔓延着乐观向上的情绪，最让人欣慰的一点，便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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