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侯世达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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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怪圈试读：
致谢
心灵是什么？心灵做什么？从10多岁开始，我就被这些谜题深深吸引，并潜心思索了几十年。我得出的结论，有一部分是来自个人的经验和独立的思考，同时我当然也受到了很多其他人的观点的深刻影响，这一直可以追溯到我的小学时代，甚至更早。
关于心灵、大脑、模式、符号、自指和意识这些交织缠结的话题，很多知名的作者影响了我的思考。以下，大致按照他们影响我的时间先后顺序，我列出了对我影响最深的作者的感谢名单：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詹姆斯·纽曼（James Newman）、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雷蒙德·斯穆里安（Raymond Smullyan）、菲佛（John Pfeiffer）、维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帕特里克·苏佩斯（Patrick Suppes）、大卫·汉堡（David Hamburg）、阿尔伯特·哈斯托尔福（Albert Hastorf）、艾舍尔（M. C. Escher）、霍华德·德隆（Howard DeLong）、理查德·杰弗里（Richard C. Jeffrey）、雷·海曼（Ray Hyman）、霍妮（Karen Horney）、米克海尔·柏佳德（Mikhail Bongard）、图灵（Alan Turing）、格里格·蔡廷（Gregory Chaitin）、斯坦尼斯劳·乌拉姆（Stanislaw Ulam）、莱斯利·哈特（Leslie A. Hart）、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雅克·莫诺德（Jacques Monod）、特里·维诺格拉德（Raj Reddy）、维克多·莱塞（Victor Lesser）、马尔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玛格丽特·波顿（Margaret Boden）、特里·维诺格拉特（Terry Winograd）、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艾略特·赫斯特（Eliot Hearst）、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莱姆（Stanislaw Lem）、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阿伦·威利斯（Allen Wheelis）、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罗伯特·阿克谢尔罗德（Robert Axelrod）、吉尔斯·法库涅尔（Gilles Fauconnier）、保罗·波茨（Paolo Bozzi）、杰赛普·隆哥（Giuseppe Longo）、瓦伦蒂诺·布赖滕贝格（Valentino Braitenberg）、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安妮·特丽斯曼（Anne Treisman）、马克·特纳（Mark Turner）和让·艾切森（Jean Aitchison）。这些作者的很多著作和文章都出现在参考文献中。多年以来，我有幸结识了其中数位，而我把与他们结下的友情视为生命中最大的欢愉之一。
就关系更加紧密的圈子而言，我与家庭成员、朋友、学生和同事之间的那些亲密交谈、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也在一生中不断影响着我。我也把这份感谢名单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列出：南希·霍夫施塔特（Nancy Hofstadter）、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劳拉·霍夫施塔特（Laura Hofstadter）、彼得·琼斯（Peter Jones）、罗伯特·柏宁格（Robert Boeninger）、查尔斯·布雷纳（Charles Brenner）、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米歇尔·古德哈贝（Michael Goldhaber）、大卫·波利肯斯基（David Policansky）、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因加·卡尔林内（Inga Karliner）、弗朗西斯科·克拉罗（Francisco Claro）、彼得·林贝（Peter Rimbey）、保罗·柯松佳（Paul Csonka）、大卫·詹宁斯（David Jennings）、大卫·加斯特曼（David Justman）、斯科特·布莱希（Scott Buresh）、西德尼·阿尔克维奇（Sydney Arkowitz）、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菲利普·泰勒（Philip Taylor）、斯科特·金（Scott Kim）、彭迪·卡纳瓦（Pentti Kanerva）、威廉姆·格斯皮尔（William Gosper）、唐纳德·拜尔德（Donald Byrd）、米歇尔·杜恩（Michael Dunn）、丹尼尔·弗里德曼（Daniel Friedman）、玛莎·梅雷迪斯（Marsha Meredith）、格雷·格罗斯曼（Gray Clossman）、安·特莱尔（Ann Trail）、苏珊·万德尔（Susan Wunder）、莫大伟（David Moser）、卡罗尔·霍夫施塔特（Carol Hofstadter）、莱纳德·夏尔（Leonard Shar）、保罗·斯莫兰斯基（Paul Smolensky）、大卫·里克（David Leake）、彼得·苏贝尔（Peter Suber）、格雷格·胡波（Greg Huber）、伯纳德·格林伯格（Bernard Greenberg）、马雷克·卢果斯基（Marek Lugowski）、乔·贝克（Joe Becker）、梅拉尼·米切尔（Melanie Mitchell）、罗伯特·法兰西（Robert French）、戴维·罗杰斯（David Rogers）、本尼德托·西梅米（Benedetto Scimemi）、丹尼尔·德菲丝（Daniel Defays）、威廉·卡夫纳（William Cavnar）、米歇尔·加斯尔（Michael Gasser）、罗伯特·古德斯通（Robert Goldstone）、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加里·麦克格劳（Gary McGraw）、约翰·雷灵（John Rehling）、詹姆斯·马绍尔（James Marshall）、王培（Wang Pei）、阿吉尔·瓦尔茨（Achille Varzi）、奥利维尔罗·斯托克（Oliviero Stock）、哈利·方达里斯（Harry Foundalis）、哈米德·艾克比亚（Hamid Ekbia）、玛丽琳·斯通（Marilyn Stone）、凯莉·古特曼（Kellie Gutman）、詹姆斯·穆勒（James Muller）、亚历山大·林哈尔斯（Alexandre Linhares）、克里斯托弗·韦德曼（Christoph Weidemann）、纳撒尼尔·夏尔（Nathaniel Shar）、杰里米·夏尔（Jeremy Shar）、阿尔伯托·帕尔梅加尼（Alberto Parmeggiani）、阿莱克斯·帕西（Alex Passi）、弗朗西斯科·比安奇尼（Francesco Bianchini）、弗兰西斯科·拉拉达美尔（Francisco Lara-Dammer）、达米恩·苏利文（Damien Sullivan）、阿布西吉特·马哈巴尔（Abhijit Mahabal）、卡罗琳·斯特罗贝（Caroline Strobbe）、艾马努埃尔·桑德尔（Emmanuel Sander）、格兰·沃尔瑟（Glen Worthey）——当然还有我和卡罗尔的两个孩子，丹尼（Danny）和莫妮卡（Monica）。
印第安纳大学长期以来为我个人和我的研究小组（流动类比研究小组，简称“FARG”）提供了无比慷慨的支持，我对此深表谢意。大学里几位重要的同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维护着FARG的运转，他们是海尔加·凯勒（Helga Keller）、莫尔迪莫·罗文格鲁布（Mortimer Lowengrub）、托马斯·艾尔利希（Thomas Ehrlich）、肯尼斯·格罗斯·路易（Kenneth Gros Louis）、肯博·苏巴斯瓦米（Kumble Subbaswamy）、罗伯特·古德斯通（Robert Goldstone）、理查德·席福林（Richard Shiffrin）、米歇尔·杜恩（Michael Dunn）和安德鲁·汉森（Andrew Hanson）。他们所有人都是聪慧过人的伙伴和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有的已经与我合作了数十年。我很幸运能与他们共事。
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把我自己当作基本图书公司（Basic Books）的一分子了。我很感激那里的很多人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对我的照顾。最近几年，我一直在与威廉·弗卢赫特（William Frucht）紧密合作。对于他的思想开放性、他出色的建议和从不欠缺的热情，我真的深感钦佩。
有几个人为本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肯·威利福德（Ken Williford）和尤赖亚·克里格尔（Uriah Kriegel）促成了这本书的启动；凯莉·古特曼（Kellie Gutman）、斯科特·布莱希（Scott Buresh）、比尔·弗卢赫特（Bill Frucht）、莫大伟和劳拉·霍夫施塔特提前阅读了部分草稿并给出了极为关键的建议；而海尔加·凯勒则为拿到各种许可而四处奔波。我感谢他们付出的一切。他们的付出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本职。
上面提到的很多朋友，以及未及在此提及的朋友，形成了一片“云”，而我飘浮其上；有时候我把他们想象成一片“大都市区域”，而我正处于城市之内。每个人都有朋友。在这个意义上，我跟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片云是我的云，它以某种方式定义了我。我为此感到骄傲，我为他们所有人而骄傲。所以我要用我的全部真心对这片朋友的云说：“感谢你们，感谢每一个人！”序言一位作家和他的书 直面意识的物理性
我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就在思索自己的思维究竟为何物，以及推而广之，一切思维均为何物。我还记得自己曾努力地想要理解，我是如何编造出了那些一语双关的俏皮话、如何生发了那些数学观念、如何在讲话时出现了诸般口误以及如何凭空想象出了那些奇妙的类比，不一而足。我想知道做一名女孩子、身为说另一种语言的母语者、成为爱因斯坦、变成一条狗、一头鹰，甚至一只蚊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大体而言，这段时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存在。
在我12岁那年，一团深深的阴影笼罩了我的家庭。残酷的现实摆在我的父母、我17岁的姐姐劳拉以及我自己的面前：那时年仅3岁的茉莉，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出了大毛病。没人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茉莉就是没法理解语言，也不能开口说话（她到现在依然如此，而我们始终没能找到症结所在）。她游刃有余地行于世间，甚至还带着一身优雅和魅力，可是她从不说话。这真是太令人难过了。
在很多年里，我的父母遍寻各种可以想见的途径，包括进行某种脑部手术的可能，但他们这种求索治愈之方或至少是某种解释的努力却只渐渐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之中。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对茉莉所处的困境展开了痛苦的思考，并想象着人们敲开我小妹妹的脑袋，窥视填充其中的神秘物质（这条途径到底也没有采用）。这种可怕的想法刺激我阅读了几本讲述人类大脑的入门书。这些阅读于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它迫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意识以及作为一种存在或拥有物的“我”的物理基础，它让我深感迷失、眩晕与极其的怪诞恐怖。
正是在那段时期，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前夕，我与来自伟大的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的神秘的元数学启示不期而遇，而且我还学会了如何编程。我使用的是斯坦福大学当时拥有的唯一一台电脑，巴勒斯220（Burroughs 220）。它被安置在破旧的“栎木学堂”（Encina Hall）的地下室里，那里昏暗隐蔽，恰合人意。我很快就对这台“巨大的机器大脑”上了瘾：它的橘色的指示灯以一种富有魔力的奇怪方式闪烁不定，揭示着它的“思想”；而它在我的指令下发现了优美的抽象数学结构，还用我正在学习的各种外语创作出古怪无常而荒诞不经的篇章。我与此同时还渐渐陷入了对于数理逻辑（symbolic logic）的痴迷之中：那些晦涩难解的符号踩着奇妙的魔法步点翩翩起舞，反照出种种真实、虚假、猜测、可能性与反事实性；而且我确信，经由数理逻辑，可以瞥见人类思想隐匿泉眼的深处。关于符号与意义、模式与理念、机器与心智、神经冲动与凡世灵魂等等一切想法不断翻腾，结果就是，我青春期的大脑里一片混乱。 幻景
这些观念的迷云，不仅在理智上吸引着我，也同样在情绪上牢牢地抓住了我。大约在我十六七岁的某一天，我正屏气凝神地冥思这些观念，忽然如梦初醒，而且自此以后始终认为，我们口中所称的“意识”，不过是一种幻景。可以肯定的是，这必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幻景，因为这种幻景可以察觉到自身，而且显然它并不相信自己察觉到的是一种幻景；但不论如何，它终究还是一种幻景。这种名为“意识”的狡猾现象仿佛是倒提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举了起来，它仿佛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身，然后每当有人想更仔细地观察它时，它又自行瓦解，回归虚无。
我太过痴迷于弄清楚活着、作为一个人以及拥有意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甚而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把飘忽易逝的思想努力地捕捉在纸面之上，以免它们飞逝溜走，一去不还。于是，我坐了下来，写下了一段发生在两名假想的同代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我任意地将这两位哲学家命名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我对真正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无所知）。那也许是我笔下所写的第一篇严肃文字；不管怎么说，我是为它感到骄傲的，并从未将其丢弃。虽然现在回头再看我杜撰的这两名希腊哲学家所写的对话，未免太过幼稚和不堪，更别提它有多么粗陋；可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定把它作为引言收入本书，因为它蕴含了书中的诸多观念，而且在我看来，它可以为整本书奠定一种令人愉悦而又充满挑衅意味的基调。 投向裂缝中的一声呐喊
大约过了10年以后，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书，当时设想的题目是“哥德尔定理与人类大脑”，首要的目标是把人类自我的概念与意识的谜团同哥德尔的震撼发现联系起来。哥德尔在一座令人望而却步的城堡的正中央发现了一个宏伟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结构，尽管大胆的建筑师早已把一切自我指涉无情地驱逐在外（用我后来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怪圈”）。哥德尔从无意义符号的基底上奇迹般地造出了自我指涉，而自我和灵魂也从由无生命物质组成的基底上奇迹般地现身，二者之间如此惊人的相似性令我确信，我们之所以能感知到“我”，秘密正在于此，而我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这本书也由此诞生（并改了一个更抓人眼球的书名）。
这本书于1979年面世后，大获成功。事实上，该书作者此后的人生轨迹，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这次极大的成功。可不管这本书有多么通行畅销，仍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集异璧》（我总是这么称呼它，人们通常也习惯了这种叫法）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根本性信息似乎被广泛地忽视不见。人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喜欢上了这本书，却极少甚或没有人是看中了其最为核心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光阴流转，我在自己后来出版的其他书中，屡次转引或补充了那份核心的信息，可我早在《集异璧》中已经切实在尽力陈明之义，似乎仍然没有收获多少理解。
1999年是《集异璧》出版20周年，基本图书公司的伙计们请为一个新出的特别纪念版作一篇序言。我很喜欢这个主意，所以就答应他们写了一篇。在这篇序言里，我讲述了有关这本书及其变迁始末的各种逸事，还特别描述了我对于这本书接受情况所感受到的绝望和沮丧。我在文末留下了这样一句抱怨话：“我有时候会感觉，我朝着一个空荡荡的裂缝呐喊出了一句自己深为珍爱的消息，结果无人听闻。”
不想到了2003年的春天，我有一日忽然收到来自两名年轻哲学家的一封相当友好的电子邮件。肯·威利福德和尤赖亚·克里格尔正在编纂的一套被他们称为意识的“自我指涉主义理论（或学说）”的选集，他们邀请我为这本书执笔贡献一个章节。他们热切地鼓励我加入，甚至还引用了我自己在那篇序言中发出的哀叹反过来劝说我，提出这可以给我提供一次真正能够改变一些事情的机会。他们对于我想传达的核心信息表达出真挚的兴趣，这让我发自内心地感激，而他们的热情也令我感动。同时，我也认识到，为他们的编书计划出一份力，确实是我的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借此再次尝试申明我的观点，而且面向的又是刚好合适的行家听众——钻研思维的哲学家。所以，接受他们的邀请，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从雄壮的多洛米蒂山脉到温婉的布卢明顿
我在安泰塞尔瓦·迪·梅佐的一家恬静而朴素的旅店房间里开始写作我的章节。这个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村坐落于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山群，距离奥地利的边界线只有一箭之地。美好怡人的环境激发了我的灵感，我迅速挥笔写就了10页到15页之多，并以为自己大概已然完成了一半。然后，我返回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家中，继续坚持不懈地埋头写作。
完成这个章节的写作，花费了远比我预料之中更长的时间（我的一些读者应该能认出，这正是侯世达定律（Hofstadter’s Law）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个定律说的是：“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是比你预期的要长，即使你的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更糟的是，这个章节的长度最终膨胀到了约定篇幅限制的5倍——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是当肯和尤赖亚最终收到这篇文章时，他们对于我写的内容十分满意，对于我的轻率不慎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他们实在太过热切地想要让我加盟他们的编著了，于是表示他们可以接受加长篇幅的一章。特别是肯，他甘心付出额外的功夫，帮我把文章砍掉了一半。
与此同时，我开始意识到，我正在创作的内容绝不止于一本书的章节——它自己也可以成为一本独立的著作。于是，原本是由单一项目开始的工作，渐渐一分为二。我为自己写成的那一章文字所起的题目是“作为一个怪圈是什么样的”，呼应了心灵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讨论意识之谜的著名文章“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而我为自己准备创作的那本书起了一个更加简短也更为亲切的题目：“我是个怪圈”。
肯·威利福德和尤赖亚·克里格尔合编的《意识的自我表征理论方法集》（Self-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es to Consciousness）于2006年春面世。我的文章排在全书的最末，收在一个包含两章的板块之下，板块的标题是“超越哲学之外”（至于为什么说它超越哲学之外，实在也超越了我的认知，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相当喜欢这个创意的）。我无法确定，在那种卓越而又相当专业化的设定下，这套观念能否对任何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可我确实对自己的这本书抱以厚望，希望本书作为这些观念丰满完整且更加清晰显见的具象化形式，能够让这些观念触及形形色色的人，不论其居于哲学内外，不论老少，不论专家或门外汉，均可为他们提供一种关于自我和灵魂（当然包括那些环路模式！）的全新想象。无管怎么说，我都欠了肯和尤赖亚一个很大的人情。他们助我擦亮了本书创作最初的火花，而且一路上都给予我极大的鼓励。
就这样，在大约过了45年之后，（我的天哪！）我绕了整整一圈，再次拿笔书写起有关灵魂、自我和意识的文字，并迎面撞上了我在少年时代就曾首次体验过的那种未曾改变的神秘与恐怖。我还记得，那种令我们成为我们的物理法则，既糟糕透顶，又美妙惊人，10多岁的我在为此感到恐惧的同时，也痴痴地沉醉其中。 一位作家和他的读者
不要被这本书的标题迷惑，它讲述的并不是我，而是“我”这个概念。因此，它与你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与它和我之间的关系没有丝毫差异。我完全可以把题目改成“你是一个怪圈”。实话实说，要想更清晰地表达出这本书的课题和目标，我可能应该将其命名为“‘我’是一个怪圈”——可你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厚实的书名吗？不如干脆把它改成“我是一个铅球”得了。
不管怎样，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关于“我”为何物的庄严话题。那么它面向的读者应该是哪些人呢？同以往一样，我的写作总是为了影响那些接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我几乎从来不为专家们写作，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噢，我要收回这句话；这样说是不公正的。毕竟，站在我人生的现阶段回首而视，我已经花了近30年的时间，同我的学生们一起钻研类比推理与创造力的计算模型，观察并记录了各式各样的认知错误，收集了归类与类比的各种范例，研究了类比在物理与数学中的核心地位，深析了幽默的机制，推敲了概念创造与记忆提取的方式，并探索了词汇、习语、语言和翻译等所有的面向——而且在这30年中，我一直在讲授涉及思维的诸多方面以及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研讨课程。
所以，没错，说到底，我算是某种专家，而我的专长正在于对思考本身的思考。确实，正如我在前文所述，从我还是个10多岁的少年开始，我对于这个话题始终燃烧着热情。而我最为确信的结论之一便是：我们总是通过寻找并勾连与我们过去所知事物之间的类似性来进行思考的。因此，当我们利用大量丰富的例子、类比与隐喻之时，当我们回避了抽象的概括之时，当我们运用实际的、具体实在而简单朴素的语言之时，以及当我们直接谈论我们自己的经历之时，我们才能展开最有效的交流。 小马小狗教
多年以来，我都热衷于被我自己称为“小马小狗”的自我表达风格。这个说法的灵感来自著名卡通《花生》（Peanuts）中讨人喜爱的一话。我在这里节选了这集漫画。
我常常产生和最后一格中的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完全相同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是一个想法与“在云间”扯不上半点关系的人，为人很实际，以至于为此感到难堪。我察觉到，有些读者对我形成了一种十分错误的印象，认为我具有一种极其渴望并且不懈追求最高级别抽象化的思维。我与此正好相反，而且我希望，阅读本书能让这一点更加明白无误。
至于我为什么把查理·布朗在此嘟囔的那句酸酸的话错记成了“小马和小狗”，我自己是浑然不知的，但这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微改编，已经成为我个人言语中一个固定表达，所以不管是好是坏，它都成为我一直以来用以描述自己教学风格、演讲风格和写作风格的标准评语。
也许部分得益于《集异璧》这本书的成功，我在自己供职的两所大学里都幸运地享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印第安纳大学（大约25年时间）和密歇根大学（80年代的4年间）的慷慨包容令我得以奢侈地探索自己千变万化的兴趣课题，而不必承受“不发表则灭亡”的学术压力，或者还有更糟的追逐基金的无情重压。
我没有走上那种在专业杂志上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论文的标准化学术路线。当然，我也发表过一些“真正的”文章，但是我最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以著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书的写作向来着眼于清晰度的最大化。
清晰、简明和具体，联合成为某种我所信奉的宗旨，包含了一整套需要时刻铭记的指导原则。幸运的是，很多善于思考的人都欣赏类比、隐喻和举例，赞同对行业术语的相对削减，而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认可从第一人称立场发出的言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为了那些欣赏本书写作方式的人，而我所有的其他著作也都是如此写成的。我相信，这群读者不仅覆盖了业外人士与业余爱好者，也包括了众多专业的心灵哲学家。
如果你觉得，我在本书中讲了太多第一人称的故事，那并不是因为我沉迷于个人的生活之中，并自欺欺人地认为它相当重要，而只是因为这才是我最了解的生活，而且它还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范例，我猜这足以反映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典型特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要通过听故事的方式才能对抽象的观念形成最清晰的理解，所以我在传达艰涩和抽象的观念时，总会尽量以我自己的生活作为媒介。但愿有更多的思想者使用第一人称的风格写作。
虽然我也希望以本书中的观点与哲学家们展开对话，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并不太像一名哲学家。在我看来，很多哲学家都以为，他们可以像数学家一样，切实地证明他们相信的观点，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常常使用高度严谨和学术化的语言，有时候还会试图预测并反驳所有可能的对立论点。我对于这种自信深表钦佩，但我本人却不那么乐观，而且有点儿更偏向于宿命论。我认为一个人在哲学上不可能真正地证明任何东西；我认为一个人仅仅能说服那些本来就与其所宣扬的立场相当靠近的人们，而且很有可能这个人最终会去说服那些人。出于这种温和的宿命论，我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所持的策略，更多地是以隐喻和类比为基础，而不去追求密不透风的严密性。事实上，这本书就是一碗盛满了隐喻和类比的沙拉。有些人会尽兴地享用我的隐喻沙拉，还有另外一些人会觉得它太……好吧，太过隐喻化了。但是我特别希望你，我亲爱的食客，会发现这份沙拉正合你的口味。 最后的几句胡言乱语
我对待类比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甚至于不惜千般麻烦，为我这份“沙拉”中大量的类比一一做了索引。因此，在索引中列举范例时，存在两类主要的标题。
一类是“类比，严肃的例子”；另一类是“一次性类比，随意的例子”。我之所以做出这种古怪的区分，是因为，虽然我的很多类比对于观点的传达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有一些只是为了添加点儿佐料。这还说明了另一个道理：归根结底，这本书（或任意一本书）中的每一个想法，几乎都是一则类比，因为它必然涉及将某种事物识别为另一种事物的变形。所以，每次当我写下“类似地”或“相比之下”的时候，都意味着一次隐含的类比，而每当我选定一个单词或短语（如“沙拉”“仓库”“底线”）时，我都是在与储存在自己生活经验仓库中的某物进行类比。底线是，此中的每一个想法都可以列于“类比”之下。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住没把自己的索引如此细化。
我对于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对《集异璧》的核心信息进行一次过滤性重述，筛掉几乎所有的形式化标记，也不再沉迷于普希金式的离题而游走在禅宗佛教、分子生物学、递归运算、人工智能等等千差万别的话题之间。换言之，我以为自己已经在《集异璧》和我的其他著作中充分地阐述过我想要在此书中（重新）阐述之义，但令我倍感惊喜的是，在我开始动笔之后，新的观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四处萌生。这让我深感快慰，也使我感觉到自己的新书不仅仅是一本（或几本）早年之作的旧调重弹。《集异璧》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它在章节与对话之间的穿插交替，但是30年后，我不想再抄袭我自己的这种穿插布局了。我如今已经换了一种不同的思维框架，而我希望这能够在本书中反映出来。但是当我的写作越来越接近尾声时，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观点和心灵哲学中的常见观点进行比较，所以我开始写出类似这样的话：“怀疑者也许会做出如下回应……”在我已经数次写下了这种表述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又开始编写起发生在我自己与一名假想的持怀疑立场的读者之间的对话，于是我捏造出两个名字奇怪的人物，让他们展开对攻，结果这成为本书中篇幅最长的章节之一。这段对话本无意于制造令人捧腹的滑稽效果，但我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在阅读中时不时地偶尔一笑。不管怎么说，热爱对话形式的读者，请打起精神来——这本书里有两段对话。
形式与内容的交互是我的一生所爱，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就像我之前出版的几本书一样，我有机会以最精密的细节程度完成它的排版，而我在每一页上对于视觉优雅性的追求，也曾无数次地让我调整了表述观点的措辞方式。这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有点儿本末倒置，可我认为，任何人的写作都能通过对形式的在意而获得提升。我希望，阅读本书不仅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还是一场美妙而愉悦的视觉体验。 一种有用的青春《集异璧》的作者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人（开始动笔时，我只有27岁；而到了28岁，我已完成了第一稿——全部都是用钢笔在画线稿纸上手写的）。虽然年纪轻轻的我已然经历过属于我自己的那一份应得或不应得的苦难、悲伤与道德上的灵魂求索，可是在那本书中，生活的这些面向却没有得到太多的提及。而写作本书之人所亲尝过的苦难、悲伤与灵魂求索，明显相较甚多，笔端也更加频繁地触及生活的这些面向。我想这正是变老的一种表现——一个人的写作变得更向内转，更爱反思，也许更具哲理，却也可能只是徒增悲伤。
很久以来，我一直深深迷恋着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著名小说《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的诗意标题。至于这个引人遐思的短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愿意以《我是个怪圈》作为我自己描述“人的境遇”含义的全力一试。
在我最喜欢的《集异璧》封面简介之中，有一则是出于物理学家兼作家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的惠赠，其中一句评语是：“它拥有一种青春的活力和一种美妙的才华……”这在我听来，真是声声入耳，如遇知音！然而不幸的是，这句溢美之词却不知何时遭到篡改，结果就是，如今在市面上横飞的几千本《集异璧》，封底都印着伯恩斯坦的这样一句赞誉：“它拥有一种有用的活力……”相比于一种“青春的”活力，这是多么令人泄气啊！可是话说回来，我这本表现得更加老成也更为清醒的新书，很可能也会在以后的某一天在某处被某人形容为具有一种“有用的”活力。我猜这也算不上是对一本书最差的评论。
下面，我要停止继续谈论我的书了；我想让我的书自己说话。我希望你能在这本书中发掘出有趣而新奇的信息，甚至还带有一种哪怕不再青春却依然有用的活力。我希望，阅读这本书能让你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反思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就是反思纯粹的“存在”之义。而且我还希望，当放下这本书时，你也许也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怪圈。果真如此，我将不胜欣慰。——印第安纳，布卢明顿2006年12月引言一场友善的争论
正如我在序言中所叙，写下这段对话时，我还是个10多岁的少年。这是年轻气盛的我与这些复杂的观念展开缠斗的第一次尝试。
剧中出场人物：
柏拉图：一名真理的追求者，怀疑意识是一种幻觉。
苏格拉底：一名真理的追求者，相信意识的现实性。* * *
柏拉图 可是，苏格拉底啊，你所谓的“生命”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一个生命就是一具身体，它在诞生之后，成长、吃喝、学习如何应对各种不同的刺激，最终获得生殖繁衍的能力。
苏格拉底 柏拉图啊，你认为一个生命就是一具身体，而并非拥有一具身体，我觉得这有趣极了。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有很多人都会说，至少某些生命，在身体之外还拥有独立的灵魂。
柏拉图 没错，而我也赞同他们的说法。我本就应该说，生命拥有身体。
苏格拉底 那么你也就同意，不管多么微不足道，跳蚤和老鼠也是拥有灵魂的喽？
柏拉图 我的定义确实能推出这一点，没错。
苏格拉底 那么大树也有灵魂吗？花花草草呢？
柏拉图 你这是在用文字游戏为难我，苏格拉底。我要修正我的说法——只有动物拥有灵魂。
苏格拉底 非也非也，我可不是仅仅在跟你玩文字游戏。如果你去观察足够小的生物，就会发现，动物与植物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
柏拉图 你的意思是，有某些生物，它们同时享有植物与动物的属性？没错，我猜我是可以想象出这样一种东西的，就是我自己嘛。我想，现在你要强迫我说出，只有人类拥有灵魂。
苏格拉底 不，恰恰相反，我要问你，你通常认为哪些生物拥有灵魂呢？
柏拉图 咳，所有的高等动物呗——那些有能力思考的生物。
苏格拉底 好吧，高等动物至少都是活着的。那么，你能真心地认为一株草是像你自己一样的生命吗？
柏拉图 苏格拉底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我的想象中，只有拥有灵魂的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我必须把小草摒弃在真正的生命之外；但是我可以说，它具有生命的特征。
苏格拉底 我明白了。所以你会把没有灵魂的生物归类为只是看上去像是活着之物，而拥有灵魂的生物则是真正的生命。那我可不可以说，你那个“何为真正的生命？”的问题，取决于对灵魂的理解？
柏拉图 对，没错。
苏格拉底 而且你也说过，你认为灵魂就是思考的能力？
柏拉图 是的。
苏格拉底 那么你真正在寻找的，其实是“何为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
柏拉图 苏格拉底啊，我跟上了你论证的每一步，可得出的结论却让我很不舒服。
苏格拉底 这可不是我的论证啊，柏拉图。你提供了所有的事实，而我不过是从这些事实中逻辑地推出结论而已。当自己的观点由他人之口陈述出来的时候，人们常常就不再信任它了，这可真是奇妙。
柏拉图 你说得没错，苏格拉底。而且，要解释清楚何为思考，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在我看来，最纯粹的思想似乎就是对某个事物的知识；显而易见，知道某物，远不止于把它写下来或者说出来。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件事物，那么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而且，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听到关于它的言说或者看到关于它的写作而知道这件事物。可是，知道远远不止于此——它还是信念——我在这里只使用了它的一个同义词。苏格拉底啊，我发现，到底什么是知道，已经超越了我的理解力之所及。
苏格拉底 柏拉图啊，这个想法真是有趣。你是不是在说，知道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熟悉？
柏拉图 是啊。因为我们人类拥有知识，或者说信念，所以我们才得以成为人。可是当我们试图对知道本身进行分析时，它却遁走无形，离我们远去了。
苏格拉底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最好对我们所谓的“知道”或“信念”多留个心眼，别再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之物了？
柏拉图 正是。我们在说出“我知道”时要倍加小心；而当我们的头脑想让我们说出“我知道”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认真思考，这么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苏格拉底 的确如此。如果我问你：“你活着吗？”你会毫无疑虑地回答说：“是的，我活着。”而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活着呢？”你会说：“我感觉得到，我知道我活着——确实，难道活着的状态不就是知道并感觉到一个人正在活着吗？”我这么说对吗？
柏拉图 非常对。我也说不出比这效果更好的话了。
苏格拉底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台能够造句并回答问题的机器被制造出来。假设我问这台机器：“你活着吗？”并假设它给我的回答跟刚才你给我的答案一模一样。那么你认为它的这个回答，有效性如何？
柏拉图 首先，我会提出抗议，指出任何机器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词语，也不可能知道词语的意义。一台机器只能用一种机械方式来处理词语，这跟装罐机器把水果装到罐头里面没什么不同。
苏格拉底 我会驳回你的抗议，理由有二。第一，你肯定不会主张，人类思想的基本单元就是词语吧？因为众所周知，人类具有神经细胞，而神经元的运转法则是算术式的。第二，你在此之前刚刚提醒过我们，要谨慎使用“知道”这个动词，可你自己却在此相当肆无忌惮地使用了它。你凭什么说，任何机器都永远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词语以及词语的意义呢？
柏拉图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机器也能像我们人类一样知道事实吗？
苏格拉底 你刚刚声明过，你自己甚至都无法解释知道到底是什么。你在小时候是怎么学会“知道”这个动词的？
柏拉图 显而易见，我是在身边使用它的人之中耳濡目染地就学会了。
苏格拉底 也就是说，你掌握它是通过自动化的行为。
柏拉图 不是……好吧，也许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渐渐习惯了在特定的语境下听到这个词，于是自己也能在那些语境中使用它，这或多或少是一种自动化的方式。
苏格拉底 就跟你现在使用语言差不多——不需要对每个单词反复思量？
柏拉图 没错，正是如此。
苏格拉底 现在，如果你说：“我知道我活着。”这句话仅仅是从你大脑中输出的一个反射，而不是有意识的想法的产物。
柏拉图 不，不对！我们两个人中，必有一人犯了逻辑错误，不是你，就是我。并不是我说出口的所有想法，都仅仅是反射行为的产物。有些想法，我在说出口之前是有意识地思考过的。
苏格拉底 你说你有意识地思考它们，是什么意思？
柏拉图 我不知道。我想是指我努力找到描述它们的正确词语。
苏格拉底 是什么在引导你找到正确的词语呢？
柏拉图 嗯，我会遵循逻辑去搜索我熟悉的同义词、相似词等等。
苏格拉底 换句话说，是习惯引导了你的想法。
柏拉图 对。我的想法是由把词与词系统化连接在一起的习惯所引导的。
苏格拉底 那么还是一样，这些有意识的想法依然是反射行为的产物。
柏拉图 虽然我跟上了你的论证，但若是这样的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有意识的，又如何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
苏格拉底 可是这番论证本身就表明，你的反应仅仅是一种习惯，或者说反射行为，而且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想法在指引你说出，你知道自己活着。你可以停下来好好想想，你真的理解自己说出这样一句话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吗？或者说，这句话是不是没有经过你任何有意识的思考，就直接出现在你的脑子里了？
柏拉图 真的，我实在有点晕头转向，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了。
苏格拉底 实在有趣，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头脑在沿着另一个轨道运转时是如何失灵的。你知道你对那句“我活着”的理解有多么贫乏了吗？
柏拉图 是的，我必须承认，这真的是一个没那么容易理解的句子。
苏格拉底 我觉得我们很多行为的发生，都跟你说出那个句子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它们是从有意识的想法中生发而来，但若仔细加以分析，那个想法的每一分每一寸都是自动化的，而且没有任何意识的参与。
柏拉图 这么说，感觉到一个人活着，其实是一个错觉，它来自催促一个人不做任何理解而开口说出这句话的反射。如此而言，一个真正的生命便简化为一个复杂反射的集合。苏格拉底啊，这样一来，你已经告诉了我生命到底是什么。第1章 论灵魂及其尺寸 灵魂的碎片
1991年年初，一个阴郁的日子。我站在父母家的厨房里，我的母亲正在看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甜蜜而动人，大约摄于15年前，而我的父亲数月前刚刚过世。母亲用一种绝望的口吻对我说：“这张照片还有什么意义呢？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一张四处撒着暗点的平板纸。一点儿用都没有。”母亲充满哀伤的话语中渗透的悲凉，让我的脑子打起转来，因为我本能地知道，我是不赞同她的，可是我还不太清楚要如何告诉她这张照片在我看来应该以何种方式加以看待。
我经历了几分钟情绪激烈的沉思，或者毫不夸张地说，是灵魂的拷问。然后，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类比，我感觉它足以向我的母亲传达出我的观点，而且也希望它能带给她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宽慰。我当时对她所说的话与下面这一段大致相似。“我们在客厅里有一本肖邦的钢琴练习曲。每一页都跟爸爸的这张照片一样，是二维的、平板的、可以折叠的纸张，纸上也只是撒着些暗色的记号——但是，想一想它们在过去的150多年里对全世界的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吧。多亏了那些在平板纸面上散布的黑色记号，才会有不知数千个人，共同付出数百万个小时，循着复杂精妙的模式在钢琴键盘上舞动手指，创造出为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享受与伟大意义感的声音。这些钢琴家转而又向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数百万名听者传达了那曾拨动弗里德里克·肖邦心弦的深刻情绪，让我们每个人都得以或多或少地触及肖邦的内在——脑海中的生命经验，或者不如说是弗里德里克·肖邦的灵魂。而那些纸面上的记号，不啻灵魂的碎片——弗里德里克·肖邦的灵魂的零落残余。这些音符奇怪的几何形状，每一种拥有一股独特的力量，可以在我们的头脑中复活另一个人内在经验的细碎片段——他的痛苦、他的愉快、他最深的热情与不安，我们也借此至少部分地感受到了成为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还有很多人就此炽烈地爱上了他。我们作为与爸爸亲密相知的人，看他的照片，也会以同样有效的方式，召回关于他的微笑与温柔的最为清晰的记忆，并在我们这些活人的头脑中，激活爸爸留存在我们脑海中的某些最为核心的表征。他的灵魂的小小碎片再次翩翩起舞，只是借用了他人的头脑作为场地。同肖邦练习曲的一篇乐谱无异，那张照片也是某个逝去之人的灵魂的碎片。而我们只要还活着，就应该对此倍加珍惜。”
虽然上面这段文字的辞藻要比我当时对母亲说的话更加讲究一点，但它讲出了我想要传达的信息的本质。我不知道母亲对于那张相片的感觉有没有因为那段话而发生什么变化，我只知道那张照片依然还在那里，摆在她厨房里的一个柜台上。每一次当我看到它时，我都会想起那次对话。 作为一个西红柿是什么样的？
我把西红柿切开、吞下，没有丝毫的负罪感。我不会因为吃掉了一个新鲜的西红柿而寝食难安。我从没想到过要问问自己我吃的是哪一个西红柿，或者我是不是在吃掉它时掐灭了一缕内心之光，我也并不认为努力想象西红柿被切开并盛在我的盘子里时是什么感觉是有意义的。于我而言，西红柿就是一个没有欲望、没有灵魂、没有意识的实体，我可以毫无顾虑地任意处置它的“身体”。确实，西红柿除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对西红柿而言，没有“心身问题”可言。（亲爱的读者，我希望我们在这一点上能达成一致！）
在我拍死一只蚊子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迟疑，虽然我会尽量避免踩死蚂蚁，而且当房子里出现蚊子以外的昆虫时，我通常都会尽量把它捉住，转移到室外，把它完好无损地放生。我有时候会吃鱼和鸡，但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吃红肉了。不要牛肉、不要火腿、不要培根、不要午餐肉、不要猪肉、不要羊肉——不用了，谢谢你，女士。需要注意的是，我依然喜欢一份BLT（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或者一个美味汉堡的味道，只不过出于道德的原因，我不再吃它们了。我并不想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推销，但是我的确需要讲一点点我在素食主义中的所学，因为它们和灵魂的关系太大了。 豚鼠
我在15岁的时候找了一份暑期工作，是在斯坦福大学生理实验室的那台弗里登（Friden）机械计算器上敲打按键。（在那个年代，整个斯坦福校园里只有一台电子计算机，而且绝大多数的科学家甚至都不知道到它的存在，更别说想起来用它帮自己计算了。）连续数小时的“敲数字”是一项非常累人的工作，而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名叫南茜的研究生的研究项目。有一天，她出于体恤之心，问我愿不愿意尝试一下实验室里其他类型的工作。我回答说：“当然了！”于是，那天下午，她护送我走上了生理学大楼的第四层，向我展示了他们关养用于实验的动物的笼子——准确地说，那些动物就是豚鼠。我至今犹记得那股刺鼻难闻的味道，还有那些橘色皮毛啮齿类小动物急匆匆地窜来窜去的景象。
第二天下午，南茜客气礼貌地问我愿不愿意帮她从顶楼取两只她下一轮实验要用的动物下来。然而，我根本没有机会给她一个回应，因为我刚刚开始想象自己伸手到那些笼子里去选择两只将被扼杀的毛绒小生命，就立刻头晕目眩，天旋地转，顿时晕倒在地，脑袋撞到了混凝土地面上。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自己向上看到了实验室主管乔治·费根（George Feigen）那张写满深切担忧的脸。他是与我们家关系亲密的老朋友，担心我在摔倒时伤到了自己。幸运的是，我毫发无损。我慢慢地站起身，然后骑着我的自行车回家，那天下午就这样过去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要求我为了科学的缘故而去挑选以供牺牲的动物。 猪
足够奇怪的是，尽管与夺走一个生灵生命的想法发生了极其令人不安的正面相遇，我在随后的几年里还在继续吃汉堡包和其他种类的肉食。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多思考过吃肉这件事，因为没有哪位朋友思考过这件事，也自然没有人谈论过它。对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而言，吃肉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背景事实。另外，我不无羞愧地承认，在那些日子里，“素食主义者”这个词在我的心中唤起的联想是一个严词说教的疯子意象，电影《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中有一个发生在曼哈顿素食餐馆的场景，将这一刻板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到了我21岁的某一天，我读到了挪威籍英语作家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短篇小说《猪》，而这篇小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经由我，也影响了很多其他生物的生命。《猪》有一个轻松而诙谐的开篇。一位名叫列克星敦的天真的年轻人，从小被他的葛洛斯潘阿姨（Aunt Glosspan）培养成了一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在阿姨死后，他发现自己爱上了肉的味道（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什么）。很快，就像在达尔所有的小说里一样，事情开始诡谲地扭曲起来了。
列克星敦不知道这种名为“猪肉”的美味是何种食材，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和一位新朋友的引荐下，决定前往一家屠宰场游览参观。我们和他肩并肩地坐在等候室里，还有其他的参观者也在。他漫不经心地看着等候室里各种各样的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叫到名字，开始参观。最后终于轮到了他。他被领出了等候室，进入了脚镣区。在那里，他看到猪被倒提着悬吊起来，后脚穿在钩子里，挂在一条正在移动的链条上。它们的喉咙被割开，血液喷射出来，然后继续猪头朝下，进入“拆解线”，落到盛有滚烫开水的大锅里，烫除体毛之后，它们的头和四肢被肢解拆分，也为开膛破肚做好了准备。然后，它们被分装在整洁的小包装纸袋里，发送到全国各地的超市，同其他的玫瑰色竞争者同坐在玻璃柜里，等待购买者的称赞，并希望他们能把自己买回家中。
正当列克星敦以一副事不关己的着迷观察这一切时，他自己的脚忽然被猛拽起来，大头朝下颠倒过来。他发现自己跟他一直在观看的那些猪一样，也被悬吊在那条移动的链条上了。他再也没法保持平静了，大叫起来：“这个错误太可怕了！”可工人们充耳不闻。很快，链条就把他拉到了一个面容和善的小伙子跟前。列克星敦希望他能意识到眼前状况的荒诞性，可事与愿违，这位温文尔雅的“行刺者”（sticker）抓住了列克星敦的耳朵，把倒挂的年轻人拉近了一点，然后带着慈爱的微笑，用一把锋利的小刀的刀刃，娴熟地割开了少年喉部的血管。年轻的列克星敦继续这场令人匪夷所思的颠倒旅程。他强壮有力的心脏把血液泵出他的喉咙，洒在混凝土地面上，而即便他大头朝下，意识正在迅速地流失，他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察到，在他前面的那些猪，正一头接一头地掉入蒸汽氤氲的大锅之中。说也蹊跷，它们之中有一头似乎在两只前蹄上戴着白色手套的猪，这让他想起了刚才把他从等候室领入参观区域的那位戴着白手套的年轻女人。揣着最后一丝迷惑不解的念头，列克星敦迷迷糊糊地从这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世界”滑入了下一个世界。《猪》的收尾场景在我的头脑里久久回荡。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两种意象，来来回回，摇摆不定，一会儿把自己想象成一头倒挂在钩子上哼哼呼噜的猪，一会儿又想象自己是滑入大锅的列克星敦…… 恶心，明心，革心
这则故事的阴霾直到一两个月后依然挥之不去。那时，我的父亲为了参加一个物理学会议，已经带着我、母亲和姐姐劳拉来到了山路崎岖的撒丁岛（Sardina）南端的卡利亚里城（Cagliari）。会议组织方想要以一种奢华的本土方式谢幕，于是在卡利亚里城外的一座公园里策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宴会上，会当场烤一头乳猪，并当着所有用餐者的面切肢片肉。我们作为会议的嘉宾，都被邀请参与这一饱受尊崇的撒丁岛传统。可是我最近才读过达尔的小说，还深深地处于它的影响之下，甚至无法设想自己参与到这样一个仪式当中。在我的新的思维框架之中，我甚至都难以想象竟然有人会愿意出席，更别提分食乳猪的身体了。没想到的是，我的姐姐劳拉一想到那个即将上演的场面，也被吓坏了。于是，我们两个便留在了宾馆里，开心地吃了些意大利面团和蔬菜。
挪威人的《猪》和撒丁岛的乳猪，让我遭受了两连击，结果让我在我姐姐的带领下，完全放弃了肉食。我还拒绝购买皮鞋和皮带。很快，我就变成了一个狂热的说教者，四处宣扬自己新的教义。我曾经设法劝服几个朋友吃了几个月的素，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是多么心满意足。可是让我失望的是，他们都逐渐地放弃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纳闷：我的某些偶像——例如，爱因斯坦——怎么也会是个肉食主义者呢？我找不到任何解释。我最近通过网络搜索，发现爱因斯坦事实上在感情上是倾向于素食主义的，而且这不是出于健康的考虑，而是出于对生灵的同情。虽然这让我大感宽慰，但我当时可是不了解这些事实的，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很多我崇拜的其他英雄是彻头彻尾的肉食主义者，而且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些事实令我悲伤，也让我陷入了迷惘。 再反转，再进化
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是，只过了几年，我本人也因为觉得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压力实在太过强大，所以放弃了自己一度投入了全副热情的素食主义。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我所有那些强度极高的反思都彻底伏于地下。我想，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我会觉得这次反转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可是这两种版本的我确实都在同一个身体内存在过。我真的还是同一个人吗？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仿佛我几乎从未经历过任何顿悟。但是后来有一天，当我还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位初级助理教授时，我遇到了一名具有高度思考力的女人。她和我一样，也接受了同样的素食主义哲学，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开始吃素，但是她比我坚持的时间更长。苏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也很钦佩她所持立场的纯粹性。我们的友谊引发我又一次彻头彻尾地思考了这件事，而我旋即重返回到自己那个绝不杀生的“后《猪》”立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出现过几次更多的波动，但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终于抵达了一个稳定的状态，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案来呈现我进化中的直觉——灵魂有不同的尺度。即便在我看来这丝毫也不明晰，但我还是愿意接受一种相对模糊的观点，即认为某些“足够小”的灵魂为了满足“更大的”灵魂的欲望而被牺牲，是合情合理的，比如为了我的灵魂或者其他人类的灵魂。虽然把分割线划在哺乳动物上明显有点失之武断（这类的分割线一定如此），可这却成了我新的信条，而我也在随后20多年里坚守未变。 无生命的肉的谜团
我们这些说英语的人不吃猪或牛（pig or cow）；我们吃的是猪肉和牛肉（pork and beef）。我们的确吃鸡肉（chicken），但我们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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