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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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研究（第四辑）试读：
专题论文
从考古发现看史前北部湾土著的海洋生活
[1]冯孟钦在各种类型的考古遗址中，滨海贝丘遗址无疑是最能反映人类与海洋关系的一种海洋文明遗存。所谓“贝丘”，就是人类食余贝壳大量堆积的古代遗址，其中主要是各种贝壳，也有鱼骨和人类“生产”工具以及人类活动遗迹等。通过对这类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仅能了解该考古学文化群体的文化情况，也能了解其经济生活方式或模式，了解其对海洋的利用程度。
北部湾区域，地理上是指中国两广、海南三省区与越南之间的南海北部海域及滨海地区，大体上包括今天海南岛，广东的徐闻、雷州、遂溪、廉江，广西的合浦、北海、钦州、东兴（防城），越南的下龙、[2]海防、南定、清化等。因资料关系，本文以两广沿海的北部湾地区考古发现为中心，略谈该区域史前人类的海洋生活状况及其特色。一 北部湾史前考古发现概述
20世纪50年代，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对包括合浦、北海、灵山、钦县（钦州）、东兴（防城）等13个县市进行过文物普查，在北部湾地区发现钦县上洋角和东兴亚菩山、马兰嘴、杯较山等遗址，[3]并对亚菩山和杯较山做了试掘。
亚菩山位于东兴江山镇石角村西，石角河与王竹河交汇处，其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为两层，上层为深黄色细沙土，下层为含有大量贝壳的灰褐色土层，贝壳层厚约1米。马兰嘴位于东兴江山镇马兰基村南面珍珠港东北岸的山嘴部分，西临珍珠港，潮水直淹山脚，西北距亚菩山约5公里。贝壳堆积层较薄。杯较山位于东兴大围村东茅岭江出口处一座小山岗上，四周环水，东面为平坦的冲积台地，高出水面约10米。遗址东西长150米，南北宽50米，面积7500平方米。文化堆积也大致分两层，上层为表土，厚0.4米，下层为贝壳，厚2.2米。这三个地点出土遗物丰富，在华南新石器考古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下以“防城贝丘遗址”统称上述三遗址（地点）。1965年6月，合浦、北海、灵山、钦县、东兴划归广西。此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考古工作，[4]除了1977年试掘、1978年发掘的钦州独料遗址等外，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合浦汉墓的发掘研究上。该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半停顿状态。
同样，包括雷州半岛在内的粤西地区考古也是广东考古的薄弱环节，有关史前北部湾的考古资料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北部湾广东诸县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0处，其中廉江8处，雷州6处，遂溪5[5]处，徐闻1处，其中以遂溪鲤鱼墩遗址年代最久，也最重要。2002年底至2003年初，在国家文物局的资助下，笔者主持了对遂溪鲤鱼墩遗址的发掘。该遗址位于北部湾东海岸，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贝丘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发掘面积629平方米。文化堆积分为6层，其中第2～5层为贝壳堆积，堆积最厚处达1米多。第6层为黄色沙土层，出土夹砂绳纹红陶，厚薄不均，火候低，纹饰凌乱、粗糙，为遗址分期的一期。鲤鱼墩第一期（距今8000年以上）陶器均为夹棱角分明的粗石英碎粒，这与顶蛳山一期是相同的，但陶色不同，为红色（或灰色），而顶蛳山一期所见沿外有凸出的压印花边、花边下饰一周附加堆纹的陶釜在鲤鱼墩则没有发现。
鲤鱼墩第一期有两组陶器。一组陶器直接被叠压于二期地层之下，陶片都是夹砂灰褐陶，夹砂较粗，多为棱角分明的粗石英粒，饰细绳纹。另一组与二期地层没有直接的叠压关系，但从该层的土质土色判断，应属最早的地层。该组陶片为夹砂红褐陶，内壁、外表及胎都是红色，表面再加一层红陶衣，夹粒度一般的石英砂，纹饰为深篮纹（或粗绳纹），厚薄不均，火候低，纹饰凌乱，器形不明，但据分析，与顶蛳山二期比较接近。
第5层陶器为夹砂红褐陶，器形只有钵形釜，纹饰为鳖甲印纹。第4层陶器为夹砂褐陶，也只有钵形釜，器外装饰以毛蚶或泥蚶划出的或竖或斜条纹。第5、4两层同属遗址二期。第二期（距今7000～8000年）陶器为夹砂红褐陶，饰中绳纹再略加抹平，造成类似乳钉纹的效果。主要器形为钵形釜，这种器形与顶蛳山第三期的Ⅰ式釜甚相似，所不同的是前者腹部较浅，后者腹部较深。鲤鱼墩出少量的罐，束颈，溜肩，颈短而器小，与顶蛳山三期Ⅰ式罐甚为相似。
第3层出土夹细砂的磨光红衣圈足盘以及花边口、颈部刻划菱形交叉纹罐，为遗址三期。第三期（距今约5000～7000年）以红衣陶钵为特色，这种带陶衣的红陶也见于东兴杯较山，因为没有可复原器物，对这种文物遗存的认识尚有待今后的发现与研究。
第2层出土夹砂窄沿厚唇绳纹釜或罐，为遗址四期。第四期（距今约3500～5000年）以夹砂陶釜和红褐色泥质圈足盘为特色。从总体上看，它们与珠江三角洲商时期（以前定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面貌相似，其中如釜和带图案陶纺轮，与南海鱿鱼岗AⅡ式釜和Ⅰ[6]式纺轮基本一致。
鲤鱼墩一至三期约略与广西邕宁顶蛳山二到四期相对应，两者文[7]化面貌相似，具有密切的关系，属于同一文化传统。遂溪鲤鱼墩遗址是目前广东发现的与顶蛳山遗址具有密切联系的文化遗存。
东兴亚菩山、马兰嘴、杯较山和遂溪鲤鱼墩诸遗址，为我们认识北海湾地区土著居民的海洋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二 北部湾史前初现发达的采蚝业（一）捞采贝类以牡蛎为主
在考古遗址中，鱼骨的保存往往都残缺不全，据残存鱼骨而得出捕鱼种类的结论很难做到。但对于先民捞取的贝类种类，由于遗址中贝壳堆积如山，则不难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为此，在发掘鲤鱼墩遗址时，我们有意识地对保存文化堆积最好的探方T0602北隔梁③～⑤层宽30厘米，厚30厘米范围的贝壳进行了柱状采样，并邀请广东海洋大学贝类学家蔡英亚教授鉴定了贝类种属。鉴定结果如下：
种类计有泥蚶、毛蚶、钳蛤、海月、牡蛎、青蛤、文蛤、格特蛤、加夫蛤、线纹蜒螺、望远螺、蟹守螺、角螺13种。
③层：蟹守螺6，线纹蜒螺8，青蛤29，泥螺3，加夫蛤1，毛蚶3，角螺2，钳蛤14，牡蛎460。总数526，牡蛎占87.45%。
④层：线纹蜒螺26，加夫蛤1，角螺1，格特蛤72，文蛤6，蟹守螺6，海月15，牡蛎780，不能辨别12。总数919，牡蛎占84.87%。
⑤层：线纹蜒螺232，望远螺4，蟹守螺134，泥蚶4、毛蚶85、角螺3、加夫蛤11、钳蛤57、毛蚶1，文蛤10，青蛤12，格特蛤9，牡蛎380，不能辨别4。总数946，牡蛎占40.17%。
显然，上述贝类以牡蛎最多。据蔡英亚教授言，牡蛎肉比较多，是较好的大众化食品，所以直到今天仍受大家欢迎，并发展出养蚝（牡蛎）业。出土贝类主要是生活在潮间带的贝类，不见潮下带东西。钳蛤是热带、亚热带种类，中国两广、海南、福建有产。
此外，鲤鱼墩还出土了一些水、陆生动物骨骼和牙齿共44件（枚）。其在各期分布情况是：一期缺，二期鹿17，牛8；三期鹿5，牛1；四期鹿8，牛3，猪1，鳄鱼1。经中山大学张镇洪教授鉴定，该遗址出土的兽骨大概有如下种属：水鹿（Cervus unicolor）、水牛（Bubalus sp.）、野猪（Sus scrofa）、小鹿（麂）（Pseudaxis sp.）。
长型亚腰形的尾椎骨是属于鳄鱼的，至于是哪一种鳄鱼则难以确定。这一发现，证明在6000～8000年前鳄鱼还在雷州半岛水域活动。鱼有两种，大的可能是鲅科的，小的属于鲤科。从脊椎骨的大小判断，这些鱼大的可达20多斤，小者也有1斤多。
遂溪鲤鱼墩遗址出土的兽骨组成简单，鹿类占绝大多数，它们生活在水草丰盛的沼泽地带或河边水草丛中。水牛也是喜水的。鱼脊椎骨数量多，另有鳄鱼，说明这里是水草丰美的河沼水网地带。野猪是广谱性的动物，加上出现的数量很少，而且是一个幼年个体，不足以说明问题。
从水鹿和水牛牙齿磨损程度来看，被杀者均为老年和幼年个体，青壮年个体极少，不像人工饲养情况下提供肉食的群体。鱼类的品种应不止这么少，或有遗漏。再加上贝类品种，我们对当时先民们的食谱和经济类型就可较清楚了解。初步推测，当时社会经济是以捕捞、采集为主，辅以狩猎的综合经济。家畜饲养似无迹象，可能与野生鹿类和牛类十分丰富，易于猎获有关，加上水生贝类大量繁殖，用以维持一个不大的群体的生计是不成问题的。按全新世的气候变化情况来看，距今5000～7800年之间正处在气候回暖阶段。进入暖和多湿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应已开始。但具体到遂溪鲤鱼墩遗址及其周边情况，并没有显示这种迹象，所以又当别论。
东兴亚菩山、马兰嘴山出的软体动物遗壳，经鉴定有文蛤、魁蛤、牡蛎、田螺、鸟蛳。此外，海中生物还有龟、鱼等。
可见，在距今4000～8000年间，环北部湾土著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主要还在于浅海潮间带，深海捕捞可能尚未开始。（二）数量较多的与采捞或加工贝类相关的石器工具
由于谋生与海洋密切相关，北部湾史前人类的工具系统也多是渔获工具。可以肯定的是，在鲤鱼墩时期，尚未见到谷物农业的任何痕迹。但亚菩山、马兰嘴则可能已经有稻作农业迹象，因为在磨制石器中，计有斧、锛、凿、磨盘、杵（磨棒）、石饼和砺石等。这些磨制石器“大都是农业生活生产工具或加工工具”；磨盘与杵是“一种舂磨谷壳的农业加工工具”。上述两遗址共出土8件磨盘与杵，占105件磨制石器总数的7%。这样的比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工具是用[8]来加工稻作农业的收获物的，而不是用于加工采集来的谷物的。因此，岭南的稻作农业，很可能最早始于北部湾地区。1.牡蛎啄（尖状器）
从形态上看，这是一种尖状器。尖状器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很流行，是该时代的常见工具。这种“尖状器”和旧石器时代的“尖状器”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说，新石器时代的尖状器，是旧石器时代的“孑遗”。这种工具在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中广泛地存在着。其典型者，[9]从潮安的陈桥村首先发现并被命名为“牡蛎啄”以来，广东沿海的[10][11][12]东莞南城蚝岗、珠海宝镜湾、台山铜鼓湾等都有大量发现。它是我国东南沿海常见的石器工具，应是采蚝的工具。
鲤鱼墩遗址四期地层中，二期尖状器（牡蛎啄）5件，全部都是由粗面砂岩略加打制而成。标本T0602⑤：62（表示0602号探方第⑤层出土第62件标本，以下标示类推），黑褐色，利用自然石头的一端打制加工为尖状而成。长14厘米，宽8.9厘米，厚3.4厘米。标本T0702⑤：8，近似菱形，手执部位略收窄，下部打成尖状。长9.9厘米，最宽7厘米，厚2～2.5厘米。
四期尖状器3件。标本T0402②：7，褐色砂岩，整体略呈三角形。长7.3厘米，宽5.2厘米，厚1.9厘米。
据统计，防城贝丘遗址出土打制石器366件，而其中“牡蛎啄”就有204件（见附图），占打制石器总数的1/2强，充分说明防城滨海居民采蚝业的发达。2.凹石和石槌
所谓“凹石”，也叫石饼，和尖状器一样，也是分布很广的器物，在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较常见，但目前学界还不太明了其功用。笔者猜测，它很可能是用来砸烂海螺取肉的砧石和石锤。
鲤鱼墩二期凹石18件。标本T0503④：10，灰白色砂岩。只略加打制，粗糙，近似椭圆形。上下面均留下无数次撞击造成的凹窝。长径5.7厘米，短径4.5厘米，厚3.3～4厘米。
三期石饼（石槌）6件，褐色粗面砂岩，周边经打制加工。标本T0403③：2，直径7.4厘米，厚2.1厘米。标本T0602③：6，直径7.9厘米，厚1.0厘米。
四期凹石16件。标本T0205①：10，褐色粗面砂岩，两面中间微凹，周边经打制。直径6.2厘米，厚1.5～1.8厘米。标本T0205①：12，褐色砂岩，近似圆形，周边经打制，两面有凹窝。直径7.1、厚4.2厘米。3.网坠
网坠在珠海宝镜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的遗址中较常见，但鲤鱼墩则少见。
二期网坠4件，全属粗面砂岩，制作粗糙，只略加打制。标本T0702④：3，亚腰形。长9.1厘米，宽5.5厘米，厚1.6厘米。
四期网坠3件。标本T0201①：1，粗面砂岩，周边经打制，长9.1厘米，宽5.4厘米，厚2.2厘米。
北部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网坠不多，其原因恐怕与采捞贝类已足以维持生活，无需对海洋深度利用有关。在距今4000～8000年间，当地先民对渔网的使用不普遍，主要依靠捞取潮间带的贝类及少量鱼类，其经济还属于“攫取性”经济，而不是“生产性”经济。三 与海洋生活密切相关的装饰与艺术（一）陶器纹饰制作
鲤鱼墩二期唯一一件能复原的钵形陶釜，其纹饰由于印痕不清晰，既不像交错绳纹，也不像篮纹，与典型的橘皮纹也有差异。经实验，发现用遗址中出土的鳖甲能够印出同样纹饰，因此这种纹饰宜称鳖甲纹。故以前所有称之为“橘皮纹”的，也应是鳖甲印纹。另外，二、三期夹砂钵形釜上的条纹，均匀平衡，纹沟剖面呈圆弧形，通过实验，可知是用毛蚶壳划出来的。（二）装饰品
鲤鱼墩有用鱼脊椎骨做成项链和用贝壳穿孔做成的佩饰等。二期有鱼骨项链1件（T0603⑤：39），共25枚，原散落于约1平方米范围，为海鱼脊椎骨磨掉棘突后做成，直径最大者有2.2厘米，最小者1.2厘米。
穿孔蚌器4件。标本T0602⑤：47，也是以文蛤壳为之。长5.6厘米，宽4.9厘米，孔径1.3×1.0厘米。标本T0602④：60，以蚝壳穿孔而成，长5.7厘米，最宽3.8厘米，孔径1.2×0.9厘米。另包括完整“油螺”1个（M8：1，长20厘米，宽15厘米）。
三期只有穿孔蚌器1件（T0602③：59），利用蚝壳穿孔而成，长5.5厘米，宽3.7厘米。四 从山洞到海洋：岭南地区史前渔猎采集传统的演变
如果把岭南地区堆积有贝壳的洞穴与河岸淡水贝丘、海滨咸淡水交界贝丘堆积一同考察，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从山洞到海洋，人类祖先紧紧抓住、不敢改变的就是渔猎捕捞技能。有了这个技能，从陆地走向海洋才成为可能。同时，也可能因为受制于农业尚未发生或不足以依赖，从山洞到海洋的过程，先民依靠的是河流。凭借着能够有效地从水域取得食物的技术，先民们沿着河流（河岸贝丘遗址），从洞穴逐步走向海洋（海滨贝丘遗址）。我国从陆地流入北部湾的河流主要有廉江、南流江、邕江、左江、钦江等，先民正是顺着这些河流从上游往下游迁移扩散的。考古发现可以证实这种现象，因靠近南岭山脉或十万大山的最早的古代遗存与发现于滨海地区的最早的古代遗存，其经济、文化类型是基本一致的，而属于农业的经济文化类型则见于两者之间。充当山前地带与滨海地区联系的纽带是河流，而使该纽带成为历史事实的，则是先民业已掌握的既适于内河，也适于浅海的渔捞技术。
从考古发现看，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岭南地区先[13]民进入了以渔猎为主的时期。中石器时代遗址以广西柳州白莲洞[14][15]中层、广东封开黄岩洞和阳春独石仔为代表，时间为距今约12000～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桂林甑皮岩为代表（7000～[16]10000年），中期以“顶蛳山文化”（广西河岸贝丘遗址）为代表[17]（距今6000～8000年）。
这些洞穴遗址和河岸贝丘遗址，文化堆积中均有大量的河生软体动物的硬壳，有些遗址的堆积螺壳堆积密度很大，同时也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牙齿等，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当然也出土有相应的工具等。尤为重要的是，当时先民不仅掌握了捞取河中贝类的娴熟技术，而且也懂得了对贝类的食前加工。在这些遗址发现的螺壳，其顶端大部分是被敲掉的，只有这样，才容易在螺蛳被煮熟后吸食螺肉。这种食螺方式，岭南地区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
综观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我们发现其存在一个“甑皮岩传
[18]统”。桂南地区的“顶蛳山文化”是这个传统的一个继承；环北部湾的遂溪鲤鱼墩类型是这个传统的一个发展，而“防城贝丘遗址”则是该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但鲤鱼墩与顶蛳山、甑皮岩在捕捞的对象上已经大大不同，顶蛳山、甑皮岩捕捞的是内河的鱼类和贝类，鲤鱼墩和“防城贝丘遗址”的捕捞对象已是浅海滩涂的鱼类和贝类。五 结语
北部湾地区土著先民使用的捕捞技术与穴居时代一样，利用退潮时敲取潮间带的贝类和捕取浅海鱼类，因为网坠少见，说明这种捕捞似乎以采摘贝类为主，利用海洋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
北部湾土著先民靠海维生，其日常生活都打上海洋的烙印，制作陶器、装饰品等都以贝类、鳖甲等为工具或原料。
北部湾先民对海洋的利用是史前人类在穴居时代和河岸贝丘时代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海洋的捕捞与内河捕捞在技术上一脉相承，这是“越人便于舟”和“饭稻羹鱼”生存传统的根源。附图 北部湾“防城贝丘遗址”采蚝、开蚝工具
1～5、9：尖状器（其中5为标准“牡蛎啄”），6：开蚝器，7、8：切割器。
The Marine Life of the Aboriginals in the Gulf of Tongking during the Prehistoric Period Showed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eng Mengqin
A number of Neolithic shell mound site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certain areas of the Gulf of Tongking in China，for example the Liyudun mound site in Suixi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Fangcheng shell mound site in Guangxi Province.Among these sites，people unearthed a large quantity of oyster，gathering tools，shell crushing stone hammers and a small amount of net pendants.And shells were used as carving tool for making pottery.Coastal aboriginals keep the fishing techniques from their ancestors living in cave.About 4000-8000 years ago，the aboriginals in the Gulf of Tongking took advantages of the ocean in primary level，focusing on scooping rather than fishing.
Key Words：Neolithic shell mound sites，Tongking Gulf，Scooping，Fishing（执行编辑：杨芹）注解：[1] 作者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 廖国一：《环北部湾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387页。[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钦州县文化馆：《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1期。[5]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地图出版社，1989，第420～433页。[6] 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等：《南海市鱿鱼岗贝丘遗址发掘报告》，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第282页。[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8] 冯孟钦、邱立诚：《试论广东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第206页。[9] 莫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1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莞市南城区蚝岗遗址初步发掘简报》，载《华南考古》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8，第151页。[1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博物馆：《珠海宝镜湾》，科学出版社，2004，图版32。[1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台山铜鼓湾遗址发掘简报》，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文集》，第329页。[13] 龙家有：《两广西江流域史前文化遗存经济生活方式的演变及其原因探讨》，载封开县博物馆等《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第172页。[14] 宋方义、邱立诚、王令红：《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15] 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16] 李珍：《广西河岸贝丘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广西博物馆文集》第1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覃芳：《顶蛳山文化衰变的人类学探索》，载《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322页。[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冯孟钦：《谈谈粤西新石器考古的新发现及其与广西新石器文化的关系》，载《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第240页。
考古与历史视野下史前北部湾的纺织工艺
[1]朱迪思·卡梅伦（Judith Cameron）在史前时代和原史时期的北部湾，手工制品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越南、云南、广西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铜鼓可兹证明。李塔娜（Li Tana）和迈克尔·丘奇曼（Michael Churchman）对此已有专文讨论。这些鼓不仅表明公元前1000年金属产品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且表明手工业对当地新兴精英阶层财富的贡献。另外，明确的考古证据显示，在汉代中国人进入南中国海周边地区之前，东南亚青铜器时代的地区间已经存在着频繁的[2]长途贸易和交流。[3]
纺织品是南海贸易史上的重要商品，它们是物质文化的基础部分，像青铜器和陶器一样易于运输，有着重大的社会文化意义。在整个亚洲，纺织品不仅用来制作衣服，也被用于礼仪，以象征种族和社会身份。有学者甚至认为，纺织品在南中国海的早期贸易中可能比陶[4]器更重要，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考古证据。当然，北部湾地区的气候并不适宜有机材料的保存，纺织品难免在考古记录中堙没。然而，在最近发掘的几个现存遗址中，考古发现提供了使用纺织生产工具生产布料的间接证据。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古航海线上最古老的出发点——附近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组鲜为人知的纺织工具。本文认为，这组工具与越南和云南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相似，将共同告诉我们北部湾纺织工艺品及其早期文化交流的故事。一 证据
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贵族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纺织纤维的间接[5]证据——陶纺轮（图1）。这件纺轮由手轴（hand spindle）、纺锤和保持纺锤垂直的轴（杆）简易组成。手轴用来弯曲纤维，以便在织机纺织前延长长度。当植物纤维的长度可以通过手动扭曲或打结的方式来延伸时，用手轴弯曲纤维不仅更快更有效，而且还能提高纤维的弹性，确保纺好的线既不破裂，也不松脱。因此，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地区，伴随着农耕而发明的手轴都被视为纺织技术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图1
罗泊湾墓葬遗址的考古年代是中国的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时期，当时南中国刚纳入汉帝国。罗泊湾墓葬包括两位县令及其[6]妻子的遗骸，还有殉葬。纺纱和织布工具位于墓葬M1和M2中，和县令夫人的遗骸埋在一起。同时还有数量丰富、品质精良的其他商品，其中一座墓葬出土的漆碗上刻有“布山”字样（由地方政府制造）。[7]
汉代存在大量农业生产与工业制造相结合的家庭作坊。当时，一些纺织品生产掌握在中上层妇女手中。她们在为新贵生产异国情调商品的作坊中监督纺纱和织布。此类情况有图像为证。在云南石寨山皇家墓地出土的公元1000年前的大型铜鼓上，表现了当时日常生活的场景，其中就有一名上层妇女监督一间小型纺织作坊的画面。（细[8]节将在后文详论）
罗泊湾墓的陪葬品起初包括大量的纺织品，但后来被盗墓贼窃走。幸好还有一份陪葬品的清单被埋在墓中。这份清单显示，陪葬的纺织品有50组套装，包括麻鞋、63个螺栓丝绸、纯麻、纱布和锦缎。除了麻是平民所穿之物外，墓中的其他纺料都是异国情调，乃上层社会人士专用。罗泊湾墓总共发现了14个纺轮，它们的材质、大小、重量和形状完全相同。每个都由浅黄色的陶土制成，并呈双锥形状，即纺锤的两侧斜向内，由两个截锥在底部支撑。
在纺锤的功能属性中，形状是最重要的。通过研究纺织技术的考古证据，笔者以为，中国南方曾独自发明出不同于中原地区（中国北方）的纺织技术。它还进一步表明，一些基本的纺轮类型是通用的，双锥纺锤也并非典型。它们就是考古学家称之为“监测”（diagnostic）的类型，即可以利用它们追踪史前同类群体的发展。类似罗泊湾墓的双锥纺锤首次出现在考古记录是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东南的昙石山文化中。昙石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通过利用“监测”专双锥纺轮类型的研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史前时期人群从中国南部向东播散到台湾，再往南进入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以及在史前晚期[9]进入台湾和东南亚岛（菲律宾）的迁徙运动。这种模式与早期大米[10]传入东南亚的过程是一致的。（图2）图2
越南河内博物馆收藏有两个罗泊湾类型的双锥纺轮，是由法国考古学家玛德琳·克拉尼（Madeleine Colani）在清化省（Thanh Hoa）的和平（Hoabinhian）遗址发掘所得。“Hoabinhian”一词是指从全新世时期（holocene-period）的岩层发掘所得的考古群，并通用于描述石制工具的考古群，时间在公元前10000～2000年。令人疑惑的是，纺轮虽在和平群发现，却未出现在其他和平遗址，也未出现在该地后来的北山（Bacsonian）遗址（公元前10000～8000）。北山文化是和平文化的变体，以圆刃石器闻名。由于浪邦（Lang Bon）的纺轮只是表层的发现物，似乎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们属于已经具备纺纱技术知识而正在迁移到越南的新石器时代人群所有。
现已证实的是，相同类型的双锥纺轮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期青铜时代史前墓葬的浅层被发掘出来，它们属于冯原文化（Phùng Nguyên，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冯原遗址在史前东南亚地区[11]以发现水稻而闻名。这些史前遗址位于越南北部的红河和黑河交汇处上游的支流附近，是小型战略定居点。冯原文化的大致时间是公元前2000～前1500年。在越南，双锥纺轮陆续在随后的铜荳（）和椚丘（Gò Mun）文化遗址中发现，持续到较知名的东山（Dongson）[12][13]文化遗址。由于越南考古学家将越南文明上溯到冯原文化，这些冯原和昙石山遗址出土的有指引性的纺织工具使得北部湾地区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产生了我们一直以来极为需要的互动。特别是，它使我们得以重新评估长久以来的一个争论，即在公元前1000年晚期，其他民族迁入红河平原的可能性，及其对越南文明的建立可能发挥的作用。将近一个世纪前，鄂卢梭（Léonard Aurousseau）提出了越人迁[14]移理论。鄂卢梭认为，越南起源于公元前333年楚征服越，从而导致大量越的难民从中国南部沿海和河谷迁移到红河三角洲。基斯·泰[15]勒（Keith Taylor）指出，鄂卢梭的理论完全被历史学家所否定。当时，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曾建议：“我相信，对它置之[16]不理是最佳选择。”克劳迪·马若勒（Claude Madrolle）也拒绝越人迁移理论，而代之以自己原创的理论：古代的越南人是福建人（Hoklos），他们是沿海的海盗，侵入红河平原，创造了一套政治制[17]度以统治当地渔民。泰勒承认，鄂卢梭的理论虽建立在仔细研究[18]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但却是“奇怪的”，结论是“轻率的”。在泰勒看来，马若勒的理论虽然值得考虑，却并非以事实为基础，而是以文本、专业术语、大胆猜测的“蛛网”结合来试图补救鄂卢梭的某些[19]想法。然而新的纺轮数据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鄂卢梭和马若勒的理论，表明大米和纺织技术等的确是从现代的福建省传播到红河平
[20]原。然而这些纺织数据表明，这些传播发生在史前时期而不是历史时期，时间上早了一千年。而且，我的重建也得益于当地半个世纪以来的后殖民时代考古研究，它们证实，早在农耕民族将水稻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红河谷之前千年，越南北部已存在狩猎采集生活了。[21]
值得注意的是，纺纱的证据与当地流传的红河平原族群起源的传说存在一致性。据越南民间传说，在雄王（Hung kings）这个红河流域最早的土著酋长统治时，红河地区最早的民族还不懂得纺织。雄王们宣称自己为英雄祖先骆龙君的后裔，骆龙君从海上来，制服了当地[22]的邪恶势力，并教授居民种稻和纺织。
谈到纺织品，越南河内考古研究所古代科技组也收藏了一批越南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遗址的重要“纺织品标本”（textile pseudomorphs）。纺织品标本是已经矿化的纺织品，它们被埋在靠[23]近金属之处，并用盐浸泡以保持其结构不变。学者们已经确定了几个不同阶段的矿化：一些纺织品以有机形式保留；有些则部分矿化；还有部分则完全矿化。考古所的金属器物盛有的纺织品标本，少数本质上是越南的，其他的有与云南相似的，也有一小部分与中原地区相似。
在河西省（Hà Tây）巴围区（Ba Vi）锦常（）村的瑞多（Doi Da）遗址发掘出一个青铜戟，就遗有矿化了的纺织品标本。瑞多遗址属于公元前1250～前850年之间的铜荳（）文化。由苎麻织成的平纹纺织品的精细痕迹清晰可辨。铜荳文化群继承冯原文化群，也在红河流域种植水稻。技术的连续性也由金属器物的形制表现出来，瑞多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戟的形制显然源自冯原文化的石器原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戟又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中国武器。在中国，从殷商直到第一千年结束，戟都被用于军事中的战车作战。弓箭手立于战车两侧，手持复杂的弓、矛和长柄武器。弓箭手也持剑、匕首、青铜刀[24]（后由铁制成），而战车旁边的步兵也手持戟，以攻击敌人。上乘的金属被铸造成这样的武器，次等的金属则被用于制造农业工具。[25]
北部湾纺织工艺的更多证据来自背带式织布机和纺织工具（称为板条和剑）的基本组合。它也是在罗泊湾墓葬中发现的（图3左）。背带式织布机是本地区的基本类型，但直到织布机用拉力形成弯曲之前，它还只是一束棍棒。背带式织布机的最早证据来自浙江省河姆渡[26]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与罗泊湾织机相似的、更坚实的考古证据，[27]是云南石寨山遗址（图3中）发现的织布机残件。云南虽然是内陆地区，但其西南边疆通过长江与中国北方相连，通过红河、萨尔温江（Salween）、湄公河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相连。正如海厄姆（Higham）[28]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内河运输至关重要的地区，“云南是节点”。图3
云南地区与罗泊湾考古更为知名的相似之处，是石寨山皇家墓地的发掘。石寨山位于滇池沿岸，时代为公元前第一千年的最后几个世纪。在此地高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巨大的黑格尔II型铜鼓，它们绘有滇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一个青铜鼓刻有基于性别的基本劳动分
[29]工。男性主要出现在鼓边缘的战争场面中，而女子则主要出现在[30]纺织的场景。铜鼓表面上描绘的织布场景，展示了奴隶在纺织作坊中工作的场景。中心人物被较小的奴隶们所包围，有着不同的发型和传统服饰。地位高的奴隶主用另一种珍贵的金属来显示，她是鼓面唯一镀金的人物。作坊主坐在高台上，而奴隶坐在地面上纺织。奴隶主已被确定为滇人，然而其发型也带有汉族的影响，像垂落到肩上的[31]“中国银锭”。通过其独特的发型、饰品和服装，鼓上所刻的几乎一半的纺织工人被确定为滇族。奴隶主身着宽袖长袍，中央开襟，是典型的汉族服装。在非滇族的纺织工人中，有一个奴隶，头梳顶髻，项戴珠链，着束腰及膝长裙。裙子宽度乃鼓面所示的背带式织布机所织成。《汉书》中记录了此时奴隶和贩卖奴隶的存在；而《蛮书》则进一步将贩奴与纺织相连，记录了滇人从四川抓获技术熟练的纺织工[32]人（特别是因为其缎纹知识），将他们安置在作坊中。石寨山鼓面所描绘的几个纺织工人，用脚架的背带式织布机连续纺织。使用这种织机，纺织女工便成为机械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其把脚踩在弯曲的支梁（经轴）上时，就会产生拉力。虽然这种类型的织机比其他类型更为便携，它仍有一个主要的弱点，即只能生产限定长度（两倍于织工身高）的纺织品。脚架织机依靠弯曲的拉力保持可移动部件的正常运作。有了这项技术，分纱杆处于易受损的位置，因织工未能保持拉力均匀，分纱杆便要遭受扭曲。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背带式织布机用弓形杆锁定分纱杆。虽然约翰·福尔默（John Vollmer）曾断言，这一技[33]术特征只在当今台湾的泰雅族中存在，但中国的少数民族和越人，也曾运用背带式织布机的这一改进技术。
石寨山铜鼓上所描述的六个织工，每个人都用一个剑型纺锤紧紧地推纱，一个织工负责在织造过程中移开剑型纺锤。同石寨山17号墓一样，这些工具的遗存也在罗泊湾墓中被发掘，带有一个有长梢的卷布轴，一个经轴和一个分纱轴。石寨山铜鼓上描绘的奴隶也使用上面所讨论的那种纺轮来纺织。
李家山遗址也发现有青铜编织工具。这是位于石寨山南部的墓葬[34]遗址，时间在公元前830～前400年之间。考古学家已经证实，李家山比云南任何其他地方的墓葬都藏有更多的青铜器，且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乃是有纺织作坊需要使用的缘故。青铜纺织工具集中在最丰富的A1墓葬。埋葬的纺织品也体现了性别差异：21和24号墓葬只有青铜武器和带扣，而11、17、18、22和23号墓葬则只有纺织工具。不过，石寨山纺织工具完全由青铜制造，李家山纺织工具则是木制，并带有青铜制的嵌套。
福尔默比较了李家山与石寨山出土的纺织工具，发现它们长度类似（44～48.4厘米），由此他得出结论，两个墓葬都埋葬着精英工匠。他还认为，在李家山17号墓出土的双刃打浆机至今仍然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使用。他还将一把出土的所谓的“刀”作为编织工具，并将一[35]个尖凿状的物品比定为石寨山鼓上所描绘的纺锤。这两种工具也都出现在上文提到的广西西汉墓葬中。
石寨山还发掘出一件非比寻常的随葬器物，考古报告描述其为“汤匙刮板”，但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Ohta Eizo则将其重新[36]定义为用于梳理浸软的树皮纤维的刮刀。越南也出土了具有相同鲜明特色的青铜工具（图4）。它最初出现在铜荳（）遗址，后又[37]在东山（Dongson）遗址被发现。树皮纤维对该地区纺织品生产经济贡献无论怎样说都不会夸大，而我们讨论的文物很可能是在苎麻加工中使用。写于公元前3～前4世纪的《道德经》记录了岭南地区曾向周王进献苎麻长袍。汉文史料也提及在上古三代时期，当麻类作[38]物种植失败时，也从南方进口苎麻布。
尽管东山（Dongson）遗址更以铜鼓而闻名，但是这些墓葬中也含有木织机配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东山文化（约公元前500年～公元300年）是代表越南史前史的亮点之一，横跨了青铜时代到历史时期。东山遗址的地理范围被确定从越南北部到顺化（Hue）以北大[39]约90公里，最大的集中地位于越南北部的红河和朱江冲积平原。东山铜鼓也已在广西、广东以及楚地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岛屿任何地方所发现的东山鼓都是贸易和交流的产物而非当地所产。
河南省（HàNam）维先（Duy Tiên）的安北（Yên）村东山遗址的越南人墓葬，发现了一口木棺（M7），内盛一具残骸，上覆一件[40]由上好的薄纱（可能是丝绸）制成的裹尸布。罗泊湾墓葬的埋葬纺织品中也发现有薄纱。在安北（Yên）遗址，一旦棺材盖被移除，内中之物暴露在气、热、光之下，面料就会迅速解体。在这一关键时期，面料呈现出鲜明的橙/黄色，这与熟知的化学反射过程是一致[41]的。根据现场拍摄的彩色照片即可量化和辨识这一化学过程。图5
另一口棺材（M6）盛有一位女性的遗骸，陪葬有木质纺织工具（图5）、漆碗和一个葫芦。木制工具包括两个木梭、卷布轴、搅拌器和双锥纺轮。木梭在编织过程中使用，以使纺线穿过整个织机。在编织过程开始之前，将纺线缠绕在梭上。从技术角度来看，安北遗址出土的木梭属早期类型。整个工具长34厘米，顶部宽2.6厘米，逐渐变细直到0.7厘米。破损的工具则有16.9厘米长，2.3厘米宽，逐渐变小至1厘米。放置在棺材里的两个细棒，与罗泊湾发现的木棒类似。
编织工具更新近的发现将这一互动区域扩展到比红河地区更南的地方。在越南南方平阳省（Du’o’ng）的富正（Phú Chánh）这个有2000年时间的遗址的近期发掘中，出土了在云南和广西发现的[42]背带式织布机的木构件（图3右）。出土时，两个带有对称端梁的胸口横梁被初步确定为“王室”的象征，代表着上层权贵的权力。在林同（Lâm）省的Ma族，林同（Lâm）省的K’tu族，广南省（Nam）的K’tu族和顺海省（）的占Cham族中发现了类似的资料。相近形状但较小的物件也已在广东和云南（尤其是石寨山和李家山）发现。
虽然上文论及的纺轮和背带式织机所编织的纺织品的功能尚不能完全确定，但最近东舍（Xa）遗址的发掘却表明，当时北部湾的一些纺织品是为了陪葬而生产的。其确切证据来自澳大利亚和越南2007年联合考古队的考古学家和文物修复团队。他们在兴安（Hu’ng Yên）省金洞（Kim）区良榜（Lu’o’ng）社一块肥沃的冲积平原的灌溉渠旁边，发现了一件纺织的裹尸布和东山服装。东舍遗址首先引起考古学家注意，是因为当时一位当地村民发现一个大型的黑格尔型铜鼓露出灌溉水渠，而水渠是用来控制季节性洪水和延长水稻生长季节的。文物修复队挖掘时，将灌溉渠排干，露出用木船的船尾做的棺材。棺材中有苎麻编织的裹尸布。尸体在入棺之前，是裹在草席中的。同时还发现一个有绳子痕迹的陶碗，两个漆碗（与楚遗址的完全一样），一个葫芦瓶，一件中式的玉耳环和两枚中国钱币。通过[43]放射性碳位素检测，裹尸布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00±60年。二 结论
上述考古发掘的纺织数据提供了确实的证据，证明史前后期昙石山文化（可能是越）的人群从福建将纺织技术引入到红河谷地。假如红河谷地独立发明了纺纱技术的话，在那里就会发现纺轮的基本原始类型而不是相对发达的双锥纺轮。因为双锥纺轮的惯性高于基本类型，其旋转速度比基本类型更快。它表明，随着稻米的引入，拥有更高技术知识和技能的群体也正在向北部湾地区迁移。数据还显示越南北部、云南、广西等地在两汉时期被纳入到中华帝国以前，其工艺的重要性。[44]像铜鼓一样，纺织品给整个地区的新兴精英提供了使其能与社会不同阶层结合的产品；在早期社会中，社会分化是重要的，出现一个不同群体走向融合，形成较大群体的趋势。控制这些技术和产品的分配，为纺织工人提供了一种途径去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力量。对考古证据的解读还表明，冶金和纺织技术相结合，推动这些社会按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轨迹发展，并奠定了以后北部湾地区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Textile Crafts in the Prehistoric Gulf of Tongking：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Judith Cameron
During the late prehistoric period，groups with knowledge of rice cultivation，pottery，spinning and weaving as well as maritime technology migrated from South China into various part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Vietnam，Cambodia，Laos，Thailand），Taiwan and Island Southeast Asia（Philippines）.Using certain spindle whorls as cultural markers，this paper traces the gradual movement of these groups from southeast China into the Red River plains of northern Vietnam.This dispersal is significant fro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it represents the first Diaspora of Chinese into Southeast Asia.
Key Words：Late Prehistoric Period，Textile Technology，South China，Mainland Southeast Asia（执行编辑：周鑫）注解：[1] 作者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原文为英文；译者杨芹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教授李塔娜审校。[2] Charles Higham，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3] Wang Gungwu（王赓武），The Nanhai Trade：“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1，2（1959），pp.3-127.[4] John Guy，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y，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6，p.5.[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第25页。[6] 中国国家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瓯骆遗萃：广西百越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 J.A.Gernet，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8]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9] Judith Cameron，“Textile Technology and Austronesian Dispersals”，in G.R.Clark，A.J.Anderson，and T.Vunidilo ed.The Archaeology of Lapita Dispersal in Oceania，Canberra：Pandanus Pres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1，pp.177-183；Judith Cameron，“Textile Technology in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Ph.D.dissertati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2；Judith Cameron，“Spindle Whorls”，in C.F.W.Higham and R.Thosarat ed.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1，The Excavation of Ban Lum Khao，Bangkok：Fine Arts Department，2005，pp.211-216.[10] Charles Higham and Tracey L.-D Lu，“The Origins and Dispersal of Rice Cultivation，”Antiquity 72（1998）：pp.867-877.[11] Higham，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12] Judith Cameron，“Fibre Preparation During the Proto-Historic Period in Central Vietnam：Technological Continuity at Sa Huynh Sites”，paper presented at Sa Huynh Conference，Quang Ngai Province，Vietnam，pp.22-25，July 2009.[13] Hoàng Xuân Chinh and Bùi，“hóavà các trung tâmhóa trong thò’iKimNam，”（Journal of Archaeology）31（August 1979），pp.40-48；Keith Well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7.[14] Léonard Aurousseau，“Le première conquête chinoise des pays annamites，”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3（1923），pp.137-264.[15] Taylor，Birth of Vietnam，p.314.[16] Henri Maspero，“Bulletin critique”，T’oung Pao（1924），pp.373-393.[17] Claude Madrolle，“Le Tonkin ancien”，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37（1937），pp.263-333.[18] Taylor，Birth of Vietnam，p.314.[19] Ibid.[20] Cameron，“Fibre Preparation.”[21] Hoàng Xuân Chinh and Bùi，“hóa”.[22] John Tessitore，“View from the East Mountain：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ngson and Lake Tien Civilization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Asian Perspectives 28，1（1990），pp.31-65.[23] 约翰·福尔默观察了云南出土的青铜制品上已矿化的纺织品并称它们为“纺织品标本”，见John E.Vollmer，“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Looms from Yunnan”，in Irene Emery and Patricia Fiskeed.，Looms and Their Products，Washington，D.C.：Textile Museum，1979，pp.78-90。[24] D.S.Robin Yates，“The Development of Some Early Chinese Weapons”，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Newsletter 16（February 1998）：pp.3-4.[25] 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26] Cameron，“Textile Technology in the Prehistory”，p.40.[27] Ibid，p.90.[28] Higham，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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