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流韵》(Snapshot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语学习编辑部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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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流韵》(Snapshot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试读：

现代经济学始祖——伦敦政经学院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每年都会出品“年度优秀大学指南”（“The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其大学排名在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影响力。在最新出炉的“The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 2009”中，名列英国名校榜单前五名的分别是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University of Cambridge）、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与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牛津、剑桥自不待言，但对于其他三所人们或许就觉得有些陌生了，尤其是伦敦政经，一个“School”能有什么作为，竟也与牛剑同列？若作此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伦敦政经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始祖，在英国政坛、学界都影响非凡。

伦敦政经学院（常被简称为LSE）成立于1895年，它的建立与当时在英国风头正劲的社会团体费边社（Fabian Society）有着直接关系。19世纪末正值英国强盛之时，但社会矛盾也日渐凸显。1884年左右，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等英国知识分子在伦敦成立费边社，主张以渐进、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手段解决劳资对立等一系列社会矛盾。“Fabian Society”之名出自古罗马大将Fabius，他曾以迂回战术苦战数年，击败不可一世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萧伯纳等人觉得Fabius的战术与自己的政治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以“Fabian Society”为名。费边社在其成立后的十余年间积极奔走，促进了国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甚至还帮助建立了工党（Labour Party），伦敦政经学院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895年，为了扩大费边社的影响，萧伯纳、韦布等人以另一位费边社领导人Henry Hunt Hutchinson约一万英镑的遗赠为基金，再加上募得的社会捐赠，在伦敦创办了旨在为英国培养政商精英的高等学府——伦敦政经学院。LSE起初只提供研究生教育，1900年它被并入大学联盟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后，学校也开始招收本科生与博士生。

伦敦政经学院的校训是一句拉丁文“Rer um cognoscere causas”，意即“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ings”（了解万物发生的缘起），LSE以此为校训与费边主义传统不无关系。费边主义标榜“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讲究以现实观照理论，不迷信权威，甚至对自己的观点都时时怀疑、不断修正，这与LSE致力于“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ings”是吻合的。LSE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不为权威思想所约束，不为自身立场所限制。

Sidney Webb在学校建立之初就表示，伦敦政经学院旨在“teach political economy on more modern and more socialist lines than those on which it had been taught hitherto, and to serve at the same time as a school of higher commercial education”。与传统的牛剑比起来，伦敦政经学院在社科领域里确有诸多创举，如开设人类学、社会学等前所未有的新学科，将经济学更为细致地分为“纯粹的经济学”（“pure economics”）与“经济学史”（“economic history”）等分支。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经学院代表人物Lionel Robbins更对“经济学”这一学科进行了重新诠释——“a science which studies human behaviour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scarce means which have alternative uses”（经济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这种科学认为给定的目的和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驱动着人类行为），这被广泛认为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定义，而伦敦政经学院也因此赢得了“现代经济学始祖”之名。

伦敦政经学院的包容性在20世纪30年代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代表人物，他反对英国工党的社会改良措施，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应该说他的思想与费边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所排斥，而LSE却邀请他担任学校的经济学教授（当时费边社元老级人物Sidney Webb依然在世，他反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却认可其学术能力，因而大力支持这一任命）。哈耶克进入学校后，与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展开激烈辩论，影响很大，一时间以费边立校的LSE竟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阵营，但学校却未因他的“恶劣影响”对其加以限制。

如牛津与剑桥、伦敦大学学院与国王学院的对立一般，伦敦政经的“宿敌”是剑桥。伦敦政经建立之初，经济学教授Edwin Cannan即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泰斗Alfred Marshall就经济学是否应被看为有机整体展开了激烈辩论， Marshall坚决反对伦敦政经学院将经济学分为“pure economics”与“economic history”的做法。争论还涉及到经济学家角色的问题——经济学家究竟应作为超然的专家还是实际事务的顾问。LSE认为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比经济学理论本身更具意义。创始人之一的Beatrice Webb曾在日记中写道，她希望LSE能成为“a centre not only of lectures on special subjects but an association of students who would be directed and supported in doing original work”，而这点与剑桥经济学派是相悖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多年激辩更使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争斗演变为LSE和剑桥的学术之争。

伦敦政经虽声名显赫，但校区不过方寸之地，这点想想也很能理解，毕竟它地处寸土寸金的伦敦市中心。Houghton Street是LSE的主街，学生下课时经常站到街边聊天，商业、社团活动也云集于此。不过，校区虽小，其图书馆“英国政治与经济科学图书馆”（“British Libra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却非常有名，它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科类图书馆，藏书逾470万册。它从早上8点一直开放到午夜，考试期间更是全天候开放，其螺旋型楼梯壮观华丽，堪称经典。而学校的另一间图书馆萧氏图书馆（Shaw Library）则主要提供小说等休闲读物，著名的费边窗（Fabian Window）便陈列于此，费边窗是一扇彩色玻璃窗，上绘有费边社诸位创始人的形象，据说它是萧伯纳1910年为纪念费边社的创立而设计的。英国政治与经济科学图书馆的螺旋式楼梯费边窗

圣安德鲁斯：世界尽头，红袍如海

2001年英国王子威廉（Prince William）宣布将以William Wales这个名字在苏格兰东海岸小镇圣安德鲁斯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一时间古老的苏格兰名校圣安德鲁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成为了大众焦点，据说当年入学申请率便上升了44％。数年后，王子已然毕业，而圣安德鲁斯大学也跻身于英国顶级大学之列，《泰晤士报》（The Times）在2009年“The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中将其排在英国大学中的第五名，撰文赞其为“the main rival in the UK to Oxford and Cambridge”。

圣安德鲁斯大学与牛剑倒真有些相似之处，其中显著的一点便是它们都是历史悠久的中世纪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建立可追溯到1410年至1414年左右，它是苏格兰的第一所大学。其时，圣安德鲁斯镇是苏格兰的基督教圣地，学者云集，1410年一群巴黎大学毕业生自发组织起来教授神学，可算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雏形。1412年，这一学者组织得到了苏格兰大主教Henry Wardlaw颁发的特许令（charter），成为合法组织，其教授、学生可受教会保护。两年后，教皇Benedict XIII又以六道教宗训令（Papal Bull）确认其合法性，这被认为是圣安德鲁斯大学正式建立的标志。其后百余年间，学校发展迅速，三大学院“圣萨尔瓦多学院（St Salvator's College）”、“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与“圣莱昂纳多学院（St Leonard's College）”相继建立起来。自17世纪起，因宗教改革运动兴起，新教势力大增，圣安德鲁斯镇作为朝圣者圣地的地位日渐式微。受其影响，至19世纪70年代，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数量曾一度不到150人。即使到了今天，圣安德鲁斯大学仍然只能算一所小型大学，学生人数一共也不到9,000人，不过正因为规模小，学生之间、学生与校方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学校紧密得多。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专业在英国大学排名中是位于前茅的。

作为一所有着600年历史的名校，圣安德鲁斯大学拥有很多引人注目的传统。其中光礼袍一项便有诸多讲究，在圣安德鲁斯，无论是毕业典礼还是教堂礼拜，正式晚宴乃至参加某些考试，礼袍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教师礼袍多为黑色或紫色，因职位不同款式各异；学生礼袍中，除了神学院学生，其他本科生的礼袍都是鲜红色的。这种红袍状似披风，长至膝盖，袖子宽大，且不同年级学生还各有各的穿法：一年级学生要正正经经地穿好，二年级学生则可让它松垮地垂在肩上，三年级学生只穿一只袖子（理科、医科学生只穿左袖，文科学生只穿右袖），而四年级学生则一只袖子也不穿，仅披在身上。在圣安德鲁斯，红袍是学校的标志，清洗礼袍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

类似的迷信还有所谓的“PH诅咒”。在圣安德鲁斯镇，路上常嵌有一些用鹅卵石拼就的字母或图案，它们是当地居民用来纪念在苏格兰宗教改革中被处以火刑的一些宗教人士的。其中圣萨尔瓦多学院正门口的“Patrick Hamilton”的首字母鹅卵石拼图在学生中知名度最高。Patrick Hamilton是苏格兰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人士，曾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讲过学，1528年苏格兰教廷以异教徒罪将其绑在圣萨尔瓦多学院前的木桩上活活烧死。据说，如果圣安德鲁斯学生踩到这些“PH”鹅卵石，就会被诅咒拿不到学位，所以学生路过此处都会格外小心。不过当真有人踩上了，也有相应的破解方法，那便是圣安德鲁斯另一项古老传统“May Dip”——每年5月1号破晓时分，所有“犯戒”学生可从圣安德鲁斯城堡前的沙滩上跳入北海中，这样诅咒就得以破解了。1．威廉王子与女友在圣安德鲁斯大学2．圣安德鲁斯大学全景3．圣安德鲁斯教堂

除了“May Dip”，圣安德鲁斯一年一度的盛事还有“Raisin Weekend”，这是大一新生的特别节日。按照传统，新生入学时要找高年级的一男一女认作“academic parents”，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mothers”将带领新生参加茶会，而“fathers”则负责酒吧之旅，到了周一早晨，大家再穿上奇装异服，浩浩荡荡前往圣萨尔瓦多学院的方庭，展开激烈的“foam fight”，即手握剃须膏，见人就喷。校方对这一传统持支持态度，甚至还专门印发小册子鼓励新生在这一天尽情玩乐，但同时也警告学生不要做出危害社会或伤害自己的事情，因为若有此类事情发生，校方则不得不取消该节日。尊重传统又不忘安全，此举可圈可点。

圣安德鲁斯是苏格兰古镇，其名字来源于耶酥圣徒圣安德鲁（Saint Andrew），传说圣安德鲁罹难300年后，修士圣鲁尔梦见天使让其把圣安德鲁的遗骨带回到“世界尽头”妥善安置。为了履行这一使命，他盗走圣安德鲁部分骸骨，乘船驶往被认为是“天尽头”的苏格兰，结果船只在东海岸失事。他于是在此处建起一座小教堂，安放圣人骸骨，这便是圣安德鲁斯镇的由来。古老的小镇上仅有三条东西向的大街，街道是古旧的石板路，两旁随处可见带有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全镇人口不足两万，学生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古典而幽静，想必这也是威廉王子看中此处的原因之一吧。事实上2005年王子毕业时曾向镇上居民致谢：“I have thoroughly enjoyed my time at St Andrews and I shall be very sad to leave. I just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has made my time here so enjoyable. I have been able to lead as 'normal' a student life as I could have hoped for and I'm very grateful to everyone, particularly the locals, who have helped make this happen.”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圣安德鲁斯镇还是高尔夫球的发源地之一，早在15世纪，高尔夫在苏格兰就是一项非常普及的运动了，其流行程度曾一度引发政府“封杀”。中世纪时苏格兰、英格兰战争频繁，政府鼓励民众习箭，但高尔夫的风行严重影响了人们练习射箭的兴趣，于是政府分别于1457年、1471年、1491年三次颁布法令严禁民众进行足球、高尔夫等闲散运动（“futbawe and ye golf utterly cryt done”）。但实际上，连组织法令颁布的国王詹姆士四世自己最终也玩起了高尔夫。如今，圣安德鲁斯已是世界高尔夫球迷的朝圣之地，能在圣安德鲁斯的海滩、古堡边挥杆可算贵族式的享受，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却能以30英镑左右的价格全年享用，真可谓幸运至极！

爱丁堡大学：苏格兰之“雅典卫城”

在苏格兰中世纪诸大学中，爱丁堡大学算是成立较晚的（更早成立的有University of St Andrews、University of Glasgow与University of Aberdeen），但它是苏格兰在宗教改革之后成立的第一所大学，与英伦三岛上的其他大学相比，更富有自由气息。爱丁堡大学创建于1582年，其建立标志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为其颁发皇室特许令（Royal Charter）。这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此之前欧洲其他大学获得的基本都是教宗许可（Papal Charter）。更为特殊的是，学校的资金一部分来源于苏格兰奥克尼郡（Orkney）主教Robert Reid于1558年留下的遗产，但绝大部分则是由爱丁堡市议会（Town Council）提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丁堡大学是欧洲最早的市立大学。

早期的爱丁堡大学更像一个地区性的人文学院，其教师不分科，轮流教授各类课程，学生多在15岁左右入学，用四五年的时间学习拉丁文、哲学与神学。至17、18世纪，随着大学、专业的发展，分科的教授制度逐渐取代了不分科的教授制度，行政与学术的分工更加清晰，爱丁堡大学发展成为欧洲法律、科学及医学中心，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北美殖民地的众多学生。在其时的欧洲启蒙运动（European Enlightenment）中，爱丁堡大学涌现了一批领袖人物，如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弗格森（Adam Ferguson）以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经过四百余年的发展，如今的爱丁堡大学已是享誉世界的国际性大学，拥有三大学院：“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和“College of Medicin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计算机、物理、医学等学科都名列世界前茅。

爱丁堡大学校区并非与城市隔绝，各院系的教学楼散落于爱丁堡城南，大多有独立的门牌号，出门便是熙熙攘攘的大街，这在中世纪大学中是比较常见的。在所有的建筑中，最具地标意义的便是“Old College”（老学院）。18世纪末，尽管爱丁堡大学已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有“Hotbed of Genius”（天才的温床）之称，但其教学条件却相当艰苦，当时的教学区被称作“College Wynd”，因为仅有几处栖身于肮脏、阴暗小巷中的教学点。1789年，校方邀请当时苏格兰最杰出的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来设计一座可与学校声誉相匹配的教学楼，这便是“Old College”的由来。不过不幸的是，在“Old College”的修建过程中，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战争时代到来，学校无力支持这一项目。直至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校方才再度获得资金，彼时亚当已然逝世。年轻的建筑师William Playfair继续了这一工程，他基本延用亚当的设计，只是更强化采光设施，在阳光少见的苏格兰，这相当实用。其后数十年里，“Old College”历经修缮，如今其标志性的大圆顶（dome）便是1887年才增添的。

关于“Old College”，另有传说它是在Darnley公爵的故居Kirk o' Field的原址上建造的。Darnley公爵是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第二任丈夫、詹姆斯六世的父亲。1567年他的别墅Kirk o' Field发生爆炸，人们在花园里发现了其尸体，他是被掐死的。后来种种证据都直指玛丽女王的情人、她后来的第三任丈夫Bothwell是凶手。这一事件引发了各种势力对玛丽的不满，最后她不得不传位给年仅一岁多的詹姆斯六世，自己则流亡英格兰，最终被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处死。另有好事者指出，“Old College”一层的Raeburn Room所处的位置便是谋杀的真正发生地，而爱丁堡大学现任校长（Chancellor）、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Prince Philip曾数次在此就餐。

说到校长，最早的牛津、剑桥等校称呼校长为“Chancellor”，受其影响，英联邦国家以及美国的高校大多沿用这一称呼。但在欧洲大陆，大学校长一般被称为“Rector”。在苏格兰，这两种称呼是并存的，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职位。就爱丁堡大学来说，大学的最高管理者是“Chancellor”，但真正管理日常事务的是“Vice-Chancellor”。至于“Rector”则是大学管理处（University Court）的首脑，由学生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学生的利益，不过这一职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像是荣誉职位，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青霉素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都曾担任过爱丁堡大学的“Rector”。

每年的毕业典礼上，“Vice-Chancellor”都要主持“Geneva Bonnet”仪式。“Geneva Bonnet”是一顶帽子，据说是用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长老会的创始人John Knox裤子上的布做的。在毕业典礼上，“ViceChancellor”要用帽沿轻敲毕业生的头，以示他们合格毕业。至今，“Geneva Bonnet”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曾经碰过十万多学生的脑袋。休谟罗伯特·亚当

海德堡大学：将心留下的浪漫

德国西部内卡河（Neckar River）畔、奥登林山（Odenwald）附近坐落着古城海德堡（Heidelberg）。在民谣中海德堡有“将心留下的地方”之称：青山碧水、白墙红瓦，再加上荟萃了哥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三种建筑风格于一身的海德堡城堡（Heidelberger Schloss）、被歌德（Goethe）赞为“as beautiful as no other bridge all over the world”的古桥（Old Bridge）以及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海德堡大学建立的缘起可追溯到著名的基督教“大分裂”（Great Schism）。1378年，罗马教皇Gregory XI去世，法国派红衣主教与意大利派红衣主教分别选出自己的教皇，而德国选择支持后者，于是作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开始驱逐德国的学者和学生，他们失去津贴，被迫回国。在此背景下，普法尔茨领地的伯爵Rupert I于1386年恳请教皇批准在海德堡建立一所高等学府，10月一场主教大弥撒（Pontifical High Mass）在海德堡举行，这标志着学校的正式建立，第一任校长（rector）Marsilius von Inghen则为学校确定了校训——semper apertus（the book of learning is always open）。

海德堡大学最初只设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科，教师也仅有几位，但因其是德国第一所大学，也是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版图里继布拉格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维也纳大学（Vienna University）之后开设的第三所大学，海德堡大学迅速成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尤以神学、法学著称。不幸的是，自1618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由内战陷入欧洲战争，前后达30年，这场被称为“Thirty Years' War”的战争最终以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败而结束。受其影响，海德堡大学财政堪危，1622年学校图书馆（Bibliotheca Palatina）又遭“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洗劫，大批图书被毁，余者被带回罗马，学校一度停办。其后的普法尔茨继位战争（1688—1697年）又再次使学校陷入危机。直至1803年，巴登大公爵Karl Friedrich将海德堡大学纳为巴登州州立大学，这座德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才得以幸存。为了感念Rupert I的建校与Karl Friedrich的帮助，海德堡大学更名为“Ruprecht Karl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得到复兴的海德堡大学在其后一百余年间发展成为独立学者的聚集地，有“stronghold of humanism and democracy”之称，出现大批大师级人物，如黑格尔（Hegel）、韦伯（Max Weber）、费尔巴哈（Feuerbach）等。如今，海德堡大学已是德国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The Times of London赞其为“the jewel of German learning”。

尽管六百余年来命运多舛，海德堡大学却总弥漫着一种青山秀水和人文历史相融合而产生的浪漫气息，学校里也流传着各种美丽传说。据说内卡河北岸有一条隐在丛林、古堡之间的通幽小径，名为“哲学小道”（Philosophenweg），据说黑格尔、舒曼（Schumann）、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歌德都曾在这条林间小道留下自己的足迹，如今此处已是海德堡大学的新生必游之地。

另有一处名为“学生监狱”（Studentenkarzer）的地方，它设在老城的一条狭巷中，三层小楼里共有不到十间监房。据说海德堡大学自建立起，学生就受教会保护，不受司法限制，而校舍又散布城中，市民与学生的纠纷自然少不了。对此，校方的处理方法是设立“学生监狱”，顽皮或违规的学生将被关在此处。不过，关押时间一般不超过一月，上课时间也可以去上课，因此应该也只算是略施惩戒。故而，监狱墙壁上虽偶尔可见某些学生因不忿而留下的抗议文字，大多涂鸦还是相当有趣，“我进监狱是因为我顽皮”、“遗憾我只在这里关了两天而不是十天”、“某某在此留念”等等。坐监也能如此惬意，想必也只有在海德堡吧。“学生监狱”附近坐落着海德堡最古老的咖啡馆CaféKnosel。这家店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它是当时教授、学生最爱光临的地方，连女生有时也在女学监的陪伴下来此，但女学监严格禁止男女学生交谈、调情。为此，店主Knosel特地制作了一种特别柔软的巧克力，包装纸上印有男女学生的亲吻图片，并将其命名为“学生之吻”（Heidelberger Studentenkuss）。自那后男女学生以这款巧克力互诉衷肠便成为了一种风尚。如今海德堡人将海德堡城堡、老桥和“学生之吻”并称“海德堡三宝”。

海德堡的浪漫也流传到不少文学、影视作品中。马克·吐温在小说《流浪汉在海外》（A Tramp Abroad）中曾基于自己在海德堡的生活细致地描绘了大学的诸多细节。1927年拍摄的默片The Student Prince in Old Heidelberg则是以海德堡大学为背景的——一位德国王子去海德堡就读，结果爱上了当地一个旅馆老板的女儿。该片在20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成为了默片中的经典，而海德堡的浪漫之名也由此传播开来，片中的“学生王子酒吧”与“红牛酒吧”也因此成为全球驰名的浪漫场所。“学生之吻”巧克力Café Knosel外景“学生监狱”其中一室

柏林洪堡大学：现代大学之母

洪堡大学的历史可从18世纪晚期说起。其时，德意志政治上尚未实现统一，教育上也明显落后于欧洲诸国，大部分大学仍延续着中世纪的套路：以拉丁文教学，课堂上充斥着神学争论，亚里士多德学说统治哲学领域，自然科学被拒之门外，但与此同时，提倡个性与自由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也在兴起。1806年的普法战争以普鲁士战败告终，普鲁士近一半领土割让给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就连作为德意志启蒙运动中心的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也被割让出去。惨败之余，举国上下检讨反思、锐意改革，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教育。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指出，“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在时任教育司司长、新人文主义学者、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筹建下，1810年，一座新大学在柏林应运而生，当时的校名为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第一学期有52名教师和256名学生，开设法律、医学、神学和哲学四科。

虽然当时普鲁士要负担巨额战争赔款，但政府不吝资财，每年向新大学拨款15万泰勒（Thaler，15至19世纪德意志的一种银币），威廉三世还将一座王子宫殿赠予大学作校址之用。而威廉·冯·洪堡则着力于为学校聘请一流教授，柏林大学教授的年薪约1500泰勒，在当时足以养活十户手艺人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在洪堡的领导下，柏林大学还确立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教育理念：其一、研究与教学统一（Unity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教师当教授课程，但更重要的职责在于指导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其二、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不受国家、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而应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学生与教师都能自主地、有选择性地从事科学思考及学术研究；其三、以通识教育为核心（Central Importa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大学的研究并非对实用的、专门性科学知识的研究，以实用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都是片面的，于人格发展并无太大裨益，只有“纯粹科学”（当时主要指哲学）才能使人的心智得到完整训练，受过这样教育的人才是最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自此在柏林大学，人文学科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自然科学开始取得其独立地位；研究被职业化，大学成为研究者的共同体；研究成果而非社会阶层决定着大学教授的地位。

19世纪中期的柏林已成为欧洲重要的文化中心。哲学家黑格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法学家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以及威廉·冯·洪堡的弟弟、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都曾是柏林大学的核心人物。1828年为了感念威廉三世对学校的支持，学校更名为“Frederick William University”。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学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此后希特勒的上台更不啻于一场浩劫。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学前的倍倍尔广场，法西斯党徒纵火焚烧了柏林大学图书馆里70％的藏书，总共约两万余册，这被认为是希特勒在思想、文化方面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开始。在法西斯统治下，柏林大学大批教授、学生遭到迫害，学校也被迫关闭。二战后，柏林被分区管理，柏林大学后归于东德，更名为柏林洪堡大学，以纪念威廉·冯·洪堡对学校的卓越贡献。而部分前柏林大学的师生则在西德建立起一所新大学，并命名为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洪堡大学的主教学楼坐落于柏林最著名的林荫大道“菩提树大街”（Boulevard Unter den Linden）上，主楼前便是一尊威廉·冯·洪堡的雕像，主楼楼道里分两排悬挂着柏林洪堡大学历史上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画像，共有29位！洪堡大学的校门两边是柏林最有名的二手书跳蚤市场，旧书与旧唱片杂陈，吸引着众多淘宝者。

大学前方的倍倍尔广场中央的地面上镶嵌着一块1米见方的玻璃。透着玻璃向下看，可见一个50平米大小的暗室，暗室四周摆放着一排排空置的木制书架。在这个特别的“图书馆”的不远处，石板地面上镶嵌的两块铜牌解释了其中的玄妙。其中一块上镌刻着：1933年5月10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而另一块则篆刻着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的三句诗：“这只不过是一个前奏：在焚毁图书的地方，最后也势必会焚毁作者”。威廉·冯·洪堡倍倍尔广场上的“图书馆”“图书馆”旁的两块铜牌

麻省理工：世界理工大学之最

说到美国一流名校，人们往往会想到“常春藤联盟”（The Ivy League）：哈佛（Harvard University）、耶鲁（Yale University）、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哥伦比亚（Columbia University）、布朗（Brown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康奈尔（Cornell University）以及达特茅斯（Dartmouth College），不过，美国的优秀大学可远远不止这八所，就理工科而论，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大学（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就堪称美国乃至世界的翘楚。

麻省理工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查尔斯河畔，与哈佛毗邻。它的历史可从19世纪中期说起，其时，美国大学教育仍以古典、宗教为主题，已然落后于19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实。1861年前后，著名地质学家William Barton Rogers向马萨诸塞州议会提交申请，希望能建立一所立足科技教育与研究的现代大学。州议会通过其申请，颁发了“办学许可令”（charter），这便是麻省理工大学的由来。获得政府批文后，Rogers开始筹募资金、开发课程、挑选校址，并建立起在当时可算独树一帜的教育理念，即强调“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useful knowledge, the necessity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integrating a professional an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不幸的是，建校不久，南北战争爆发，第一批学生只能在波士顿商业大楼的租屋里上课，直到1866年，学校教学楼才在波士顿后湾地区建成，彼时校名为“Boston Tech”。1914年前后，学校曾因招生困难、财政紧缺一度考虑与“the school up the river”的哈佛合并，甚至在1916年将校区迁往查尔斯河对岸的剑桥镇，与哈佛主校区为邻，但在大部分师生的强烈反对下合并计划最终落空。20世纪30年代，校长Karl Taylor Compton、副校长Vannevar Bush对课程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突出物理、化学等“pure sciences”的重要性，这一改革奠定了麻省理工在美国科学界的重要地位。不过，学校真正腾飞是在二战后，其积极参与了美国军方的科学研究以及之后的军事科技民用化，20世纪40年代的雷达、青霉素和80年代的隐形战斗机都出自麻省理工，自此该校名声大震，成为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的理工大学。

麻省理工的课业压力在美国名校里是出了名的，曾出过好几起学生自杀惨剧，引发媒体抨击。“work, sleep, social life: choose two”这一难题在校园里广为流传，而聪明的麻省理工学生大多放弃的都是睡眠。数字在麻省理工地位显著，常常能在校园里听到“I have 6.001 in 10-250 at 2:30, then my Course 9 UROP in Building 46.”之类的句子。麻省理工所有专业都以字母C加数字编号，如Course 18指的就是数学专业，而数学专业的入门课程则被编号为18.01。教学楼、教室也以数字严格命名，如26-100指的就是26号楼1层100号教室。麻省理工的建筑大多中规中矩，被人讥笑为工厂厂房，唯一著名的现代派建筑“The Ray and Maria Stata Center”（之前的Building 20）虽相当有创意，但与红砖白瓦、典雅大气的哈佛建筑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的。William Barton Rogers“The Great Dome”上的波士顿警车Brass Rat

哈佛、麻省理工两校学生的差异常为人们津津乐道。“MIT students can't read, Harvard students can't count.”这显然是句调侃话。类似的还有哈佛学生衣着光鲜、风度翩翩，而麻省理工则不修边幅，依据是后者根本没时间修饰。在哈佛，学生担心如何入校，在麻省理工则担心能否毕业，如此等等。

不过麻省理工也非清一色的书呆子，其捣乱分子“Hacker”可是以胆大、有创意而闻名各校的。“Hacker”多是本科生，常趁着夜黑风高在校园里做下“创举”（一般被称为“Hack”），经典掌故有如下几例：

Building 10的圆顶“The Great Dome”是仿罗马万神殿建造的，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因而多次遭“Hacker”“毒手”。1994年，一辆车牌号为“π”的波士顿警车竟被人放在“Dome”顶上，还不停打灯。后证实该车是以雪佛兰外壳加木片伪造的，据说为了配合学校紧张的停车状况，车上还贴有罚单，上书“no permit for this location”。类似场面1999年再度重演，当时热门电影《星球大战前传I：幽灵的威胁》（Star Wars: Episode I—The Phantom Menace）刚播出两天，“The Great Dome”就被改造成了片中投影机器人“R2-D2”，“Hacker”利用两者外形的相似，将染过色的麻布贴在建筑上，并将一架帐篷支起来，涂上银色，伪装成“R2-D2”的投影口。“Hacker”还为校方清理者留下详细的拆除指南，落款为“Rebel Scum”（《星球大战》中的“叛军”）。

哈佛、耶鲁年度足球赛也常常是“Hacker”们发挥的重要场合，1990年，两支常春藤球队正在鏖战，耶鲁球员正待射门之时，从球门线前的草地上突然窜出一只火箭，朝球门上方飞去，写有MIT字母的横幅顺着火箭飘扬在赛场上空。第二天当地报纸Boston Herald 上出现醒目标题“MIT 1—Harvard-Yale 0; Tech Pranksters Steal the Show”。

同为麻省理工竞争对手的加州理工也未能幸免，2006年，“Hacker”们自称搬运公司，与加州理工校卫花言巧语一番后，将加州理工镇校之宝——一门有130年历史、重达1.7吨的大炮堂尔皇之地运走。在麻省理工一年一度的“Campus Preview Weekend”上，学生们惊异地发现了这门大炮，而且炮筒上还套上了属于麻省理工本科生的校戒。

与其他美国名校一样，麻省理工也有其动物标志“mascot”——海狸。选择海狸的原因是“Of all the animals of the world, the beaver is noted for his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al skill and habits of industry. His habits are nocturnal（夜间活动的）. He does his best work in the dark.”前面说到的本科生校戒，其正面就是海狸图案，戒指两侧分别为MIT校徽和毕业时间，因其为镀金，且海狸貌似大老鼠，校戒又被昵称为“Brass Rat”。每年新生入校后，都会经过激烈角逐，产生12位“校戒制作成员”，他们将根据本届学生的特色，设计当届的“Brass Rat”。第二年春天，所有二年级学生就要迎来在校的第一件盛世，“Ring Premiere”，学生们列队进入Lobby 10，挑选专属自己的“Brass Rat”。毕业典礼上，学生们会将“Brass Rat”抛入空中，以示自己进入社会。麻省理工学生大多会终生珍藏自己的“Brass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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