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分会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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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既来：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试读：
中法关系
中国梦与法兰西
——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1]蔡方柏自习近平主席提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以来，中国梦已引起国内外各方的热议和广泛关注。这对凝聚我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振奋中国精神，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推进中国“新四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是密切相连的。实现中国梦必将使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受益，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理想。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中国成立后虽经曲折，但她所取得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已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未曾像今天这样近。同时，由于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内社会转型等因素，我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形势下，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上述大政方针将有力地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即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是紧密相连的。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各国经济等方面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需要中国。当前全球性的问题更加突出，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唯有寻求合作共赢才能维护各自的利益，才能确保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国际局势的演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形势发展表明，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应对全球重大危机和挑战的必由之路。谁看不清这一时代特征、坚持冷战思维、在世界上搞单边主义，谁就终将付出惨重代价。
法兰西因素助推浇铸中国梦。法兰西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孕育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内涵；推翻封建制度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1871年的人民起义的重大意义超越国境、超越时代，推进了历史的进程。20世纪初，许多立志救国的中国学子负笈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振兴中华之路。他们中不少人士经过在法国学习、考察和艰苦工作的历练，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或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领军人物，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法国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周恩来于1920年12月远渡重洋抵达巴黎，开始其4年的留学生涯。他对法国等欧洲各国所走的道路和各种理论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他用一年时间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文章，向国内民众介绍了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日理万机的总理，他仍密切关注中法关系的发展，在每个重大的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1964年中法建交谈判中，他以一个伟大政治家、外交家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的精神同戴高乐将军代表、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进行了6次会谈，最后提出“三点默契”，打破了僵局，使中法建交谈判圆满成功，既坚持了我方的原则，又照顾了法方的困难和关切，充分体现了周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这“三点默契”为中法关系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法关系的发展是与邓小平的努力分不开的。邓小平于1920年10月抵达法国勤工俭学，在诺曼底地区的巴耶中学学习了5个月后，由于所带的经费已花光，不得不去打工，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学习。他先后在施奈德钢铁厂、雷诺汽车厂、玉劲松橡胶厂等企业打工。同时，他积极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于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负责人。由于他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开始对他进行跟踪和监视。1925年当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法国警方在车站向他宣布驱逐令，禁止他再回法国。历史有时让人啼笑皆非。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却于1975年应法国总统德斯坦的邀请正式访问法国，受到元首级的礼宾规格接待。他同法国总理、总统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就发展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还同意建立外长级磋商机制，法国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这种磋商机制的西方国家。这是当时中法关系取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此外，他还怀着极大兴趣仔细参观了家庭农场和核电站，并询问了许多问题。可以说，邓小平访法对后来中法关系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曾指出，“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法兰西民族要发挥大国作用的梦想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1964年1月，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决定中法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战略决策震惊了世界，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5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法关系始终具有战略性和特殊性，其意义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发展，当时被国际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中法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创造了三个“第一”：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一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第一个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西方大国。这充分说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形势下，中法要继续做优先战略合作伙伴，相互支持，深化合作，走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国家合作共赢之路。
为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与世界各国进行更多交流与合作。预计在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多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4亿人次。这为中国对外合作共赢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将给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商机、更多就业机会、更多经济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法国正在全力克服自身困难，增强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共同发展。奥朗德总统于2013年4月访华，双方签署了10多个合作文件，除在核能、航空等传统领域加强合作外，还将在科技创新、环保、城市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工业节能、数字化等领域深化交流与合作。这将为中法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法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虽有起伏，但总体取得了长足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诸多好处。我深信，只要双方能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审视和发展两国互利共赢的合作，照顾彼此重大关切，未来50年中法关系定能再造辉煌，实现各自梦想，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编辑：张金岭）
[1] 蔡方柏，中国前驻法国大使，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分会名誉会长。
戴高乐与中法建交
[1]曹松豪1964年1月27日是一个彪炳史册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法建交，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民依然深切怀念戴高乐将军的高瞻远瞩和历史性贡献，对这位曾被毛主席誉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的人充满爱戴和敬仰。
中法建交不是历史的偶然。记得1963年8月中旬，戴高乐将正在瑞士休假的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召到爱丽舍宫，同他面商承认中国的问题。戴高乐之所以找富尔商议，是因为他曾在1957年访华，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在回国后致函当时在科隆贝隐居的戴高乐，建议法兰西承认中国。1958年戴高乐重掌权力，建立第五共和国，并积极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1962年，戴高乐通过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同时也消除了中法两国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根据上述情况，富尔认为中法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并赞同戴高乐“承认人民中国”的设想。戴高乐听后很高兴，当即要求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利用其私人访华之机，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富尔欣然接受这个重大的秘密使命。为此，戴高乐特地写了一封亲笔授权信，供富尔见中国领导人时用。
10月22日至11月4日，富尔偕夫人访问北京、上海等地，受到中方的高规格礼遇。这位法国总统代表用大部分时间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进行了多次艰难的谈判。诚然，由于富尔表示戴高乐不愿主动先同台湾断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周总理运用高超的外交谈判艺术，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从而打破僵局，使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
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京接见了富尔夫妇。刘少奇主席对富尔说：“我们很欢迎同法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
11月1日，谈判在上海继续进行，取得了实质性成果。2日，作为谈判圆满结束的标志，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富尔夫妇。毛泽东主席对客人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说：“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当晚，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在《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这份直接建交的方案上签了字。
为了保密，富尔特地取道缅甸和印度回国，而且在新德里耽搁两周。11月22日，在获悉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戴高乐马上召见富尔。他表示赞同富尔从新德里派专人送回的建交问题报告的结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据富尔所述，戴高乐还说，他将参加肯尼迪的葬礼，“如果同新总统的谈话不使他改变承认中国的决定，那他就会赋予此事一个积极的结果，而这个节点预定在1964年1月”。
此后，一切都围绕着中法建交的筹备工作。戴高乐亲自过问了建交事宜。其一是，作为北京谈判的后续工作，1963年底至1964年初，委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在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进行多次会谈，以商定建交公报的文本，以及发表公报的方式和时间。
其二是在1964年1月8日主持法国内阁会议，做出法兰西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
其三是在同年1月15日，通过法国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法国已决定同中国建交。翌日，美国政府照会法国，对其中法建交决定提出强烈抗议。对此，法国复照进行严正驳斥，强调“承认中国只会有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与利益”。
其四是在同年1月19日，派遣驻重庆国民政府的法国前大使贝志高将军作为法国总统特使前往台湾，面呈总统对蒋介石1963年12月24日来函的亲笔复信。五天后，贝志高携蒋介石致戴高乐的信函回巴黎复命。虽然蒋介石在信中要求戴高乐推迟中法建交，但戴高乐看了却不予理会。就这样，在扫清美蒋阻挠这两个主要障碍之后，中法建交之路畅通无阻了。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中法建交公报。公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尽管公报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中法建交的消息却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西方，西方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
翌日，根据中法双方商定的建交方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割裂出去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4天后，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发表以中国为主旨的重要讲话，正式宣布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在讲话中赞扬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建立了“非常独特和非常深奥的文明”。他还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法建交意味着“如实地承认了世界”。
此后，在戴高乐的主导下，法国采取了辞旧与迎新的外交举措。所谓辞旧，就是迫使台湾撤退。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当日，“台湾当局”被迫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此后，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其驻台外交代表和机构。
所谓迎新，就是实现中法互派大使。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抵京。5月31日，佩耶大使在北京向刘少奇主席递交国书。7月14日，法国驻华使馆举行首次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席。值得一提的是，9月在京举行了首届法国技术展览会。11日那天中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宴请了展览会的法方负责人，其中包括戴高乐的侄子贝尔纳·戴高乐。
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抵达巴黎。6月6日，戴高乐总统在外长德姆维尔的陪同下接受黄镇大使递交的国书，并同黄镇大使亲切合影。戴高乐致词说：“大使先生，您可以确信，从我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这里获得一切便利，以利于完成您的崇高的和伟大的使命。”至此，中法建交画上了一个圆满成功的句号。
从1964年建交起，中法关系经历了50年充满阳光、伴随风雨的历程，业已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历史表明，中法建交是东西方交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开创了中法关系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戴高乐将军毕生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精神和大国外交思想，率先打开了中西方相互了解与交流的大门。因此，在此欢庆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向遥远和美丽的法兰西高唱一曲“伟人风范长存，中法友谊长青”的赞歌！（编辑：张金岭）
[1] 曹松豪，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分会高级顾问。
中法关系50年
——“一”“多”并行称典范[1]罗国祥中国和法国建交，是现代世界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崭新的、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外交事件，是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族群和国家之间相互包容、和平共存的典范。
尽管有史以来人类相互之间纷争不断，但总的趋势是向着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的，特别是人类在经历过无数纷争（当然包括最残酷的战争）之后，逐步反思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求减少纷争，实现“我”者与“他”者互利共存。无论是伏尔泰集西方宗教改革成果和东方儒家学说而提炼出的“宽容”精神，还是中国儒、道融汇后产生的“和谐”理念，都是这种人类“良知”的重要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法两国自冲破当时严重的意识形态壁垒，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大国间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50年的交流也充分体现了“一”与“多”共存的宽容精神，“我”者与“他”者互利发展的人类进步理念。
两国关系中的宽容互谅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在两个大国建交有利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世界格局平衡发展的共识基础上，达成了一个极为简短的建交公报。这个公报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其实我们知道，法国政府一度在建交后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官员的问题上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分歧，但双方都从大局出发，本着互相理解、互谅互让的原则，最终达成了三项默契：（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本来中国政府主张按照这三项默契，以互换照会的方式宣布建交。但戴高乐将军出于种种考虑，提出确认两国建交方式由原来商定的互换照会的方式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这样就出现了上述中法两个大国建交的极其简短的建交公报。然而重要的是，这个公报既照顾了法国政府的某种顾虑，又没有损害中国政府的立场。因为，在法国政府的默认下，中国政府在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便就中法建交事宜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而法国政府也按照先前达成的默契，于2月10日正式通知“台湾当局”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的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代表机构”就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这既是一个其本身就包含“宽容”和灵活机智地处理国际复杂外交问题丰富内涵的外交范例，又开了当时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政治实体之间平等对话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外交史上并非尽人皆知的案例说明：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宽容与尊重可促使政治对话的发生发展，有时甚至会起到改变世界格局体系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法两国建交后的关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法国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特别是法国的一些军火商人趁机提出向中国台湾销售护卫舰和先进战机等，完全违背了中法建交时双方达成的原则立场，两国关系一度异常紧张。而且法国不顾中国的严正交涉，向台湾出售了6艘拉法叶特级护卫舰和60架幻影2000战斗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1992年12月2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奉命召见法国驻华大使，要求法国政府在一个月内关闭其在中国广州的领事馆、严格控制两国副部级以上人员来往，同时撤销两国正在谈判的大亚湾核电二期工程、广州地铁等大型项目等。一时间，双方似乎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两国间良好健康的外交关系受到严峻挑战。然而就在第二年，法国戴高乐派政党保卫共和联盟的雅克·希拉克上台执政。由于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得已将对外合作的重点转向德国和意大利等法国的邻国，法国各界都为之十分忧虑，包括法国前政要在内的许多人士对法国售台武器政策提出了质疑，所以法国新政府执政伊始，便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递要求改善关系的信息，法国时任总理巴拉迪尔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和发展实质性的政治对话和积极合作”。“法新政府领导人亲自向中方发出积极的信息。朱佩外长于10月28日和11月29日两次发表公开谈话，强调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令人惊讶。法国应把赌注压在可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强国的身[2]上……法正寻求与中国对话，恢复关系。”这是法国“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又一体现。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法国方面又一次逐渐认识到，“关于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去决定，外国[3]只能接受这个国家的现实，祝中国繁荣，发展”。正如前驻法大使蔡方柏先生所言：“从密特朗总统同我的谈话及法总理、外长对中法关系的表态来看，由于当时两极格局尚未终结，法在政治上需要同中保持一定程度的正常关系，在经济上不愿意失去不断扩大的中国市[4]场。”
如果说中法两国间上述复杂关系中仍有较为明显的冷战遗留因素的话，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现的中法关系的一波三折，虽然冷战因素已不明显，但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却使中法关系再次面临考验。2008年3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被记者问及是否会抵制北京奥运会时回答说：“目前不排除任何选项。”而且早在他当选法国总统之前，就曾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仍有待改善，法国不会对人权问题默不作声，等等。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在巴黎遇到了一些别有用心者的破坏，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给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中国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虽然一度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在双方各界的努力下，逐渐在相互“理解与信赖”的基础上再度达成谅解，使两国的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向前推进。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建交至今，中法两国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宽容”、“适度”处理分歧的过程，是国与国之间，甚至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典范。所以，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完全“同一”化的现实面前，中法两国之间互谅互让的外交原则，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总则。这不但是中法两国外交关系的实践所证明的，也是中法两国文化精神发扬光大的一个结果。
两国文化理念中的“一”“多”共存
中国和法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世界文化理念中著名的“法国学派”和“仁者爱人”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两国都有众多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人类不同意识形态（如西方历史上意识形态意味很浓的宗教纷争）、不同文化圈中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思维、行为方式等，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因而就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中国几千年来流传甚广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文化理念认为，人类的不同群体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出于地理环境和发达程度等原因，人类各群体早期是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也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文化传统体系。然而正因为如此，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乃至人类个体之间，相互宽容互爱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是同类。所以法国文豪，被许多评论家誉为“人民诗人”的雨果就曾说过：“是不是曾经有好几个亚当？生物学者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有把握的是，上帝反正只有一个。既然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就都是兄弟。”此外，我们都知道，最早主张宗教宽容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89年颁布了《南特敕令》，成功地结束了宗教色彩浓厚的内战。在那时对于法国人来说还十分遥远的中国，则早已形成儒、道、释三教共存并进的“多样统一”的意识形态格局。特别是被西方人看成中国传统宗教思想的儒家学说，更是构成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宽容精神”（la dolérence）的两大重要构成因素（其一是如雨果所言之“兄弟”说，其二便是孔夫子的“仁者爱人”说）。而伏尔泰提倡的宽容精神又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法国人两百多年来总体上一贯遵循的现代政治文明准则中“博爱”原则的直接思想来源。因此我们可以说，中法两大文化对于人类多样的文化间相互宽容、并存、共同发展理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法建交50周年以来的中法两国关系的实践，就是这种“一”与“多”并存、共同发展的典范。
如果说“博爱”说与“仁爱”说更多的是一种伦理观，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到了现当代，法国众多享誉世界的文化学家则更多的是从理性和科学（如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大小，但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这就是法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长篇演讲的中心内容。法国学者让·普永1956年在《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一文中写道：“人就是我所是的那个存在，但同样也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的那个存在。承认这一点，与其说是理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经验使然，即使是种族暴力也不能将这种经验抹去。”2001年“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演讲中常常以“上帝保佑美国”为结束语，按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德雷福曼的观点，乔治·布什是在利用古波斯二元论神话，将人类分成“善”和“恶”两类，并试图让美国公众认可“打击恐怖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布什的这些言论一出，世界学界和政界一片哗然。“9·11”事件后不久，法国著名学者托多罗夫在法国里昂第三大学等地呼吁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暴力，同时签售他的文化学著作《我者与他者》。不久后的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表了“用另一种观点看21世纪”（Une autre vision sur le XXe siècle）的讲话，明确表示反对“种族傲慢”，提倡“种族对话”。
我们认为，希拉克先生的这种观点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关系意义上的政治态度，更是法国一贯的尊重多样性、多元文化并存思想的又一次宣示。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实践证明，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人类的组成部分，企图使用暴力将人类中的一部分“抹去”是不能达到人类更好地发展之目的的。中法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法西斯蹂躏的痛苦和光复的共同经验，证明了种族主义者们的关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理论是彻头彻尾非理性的。认为某种“强势”文化可以合乎理性地消灭另一种“弱势”文化的逻辑更是我们必须真正理性地否定和批判的。我们知道，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的确在一定的时空中和限度上有其合理性，但它绝非普遍真理。因为它在发展到极端时导致了法西斯逻辑的产生，酿成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可以想象，如果拥有如核弹这样武器的当今人类仍然用这种生物学逻辑来处理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关系，那么无论自认为如何优秀的民族想要消灭其他同样拥有核武器的民族，其结果很有可能是使包括所谓“优秀”民族在内的全体人类的毁灭。同时又可以说，二战后中法两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发展核武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理性之举。
那么，摈弃非理性的种种文化霸权理论，实现人类各种文化群体和平共处的真正途径或条件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条件其实就是人类古已有之而且成为现代许多有识之士共识的“公平”与“正义”。中法两国建交，就应该是“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从个人与个人间和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间的层面扩大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层面的成功例子，也就是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人类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准则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文化理念，春秋和战国时就已出现的《竹刑》《法经》这样的典籍传承下来的“公平”“正义”思想的体现。如果说中法建交开了当代世界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公平”“正义”国际关系的先河，并集中体现了两国源远流长的“博爱”文化的话，那么，中法建交的实践，则是两国文化中尊重多样性、“适度”处理“一”与“多”辩证统一国家关系的典范。
实际上，“宽容”和“适度”行为方式或道德是与“一”“多”和平共存的人类社会中“公平”“正义”道德尺度相互补充和制约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走极端，对不同意见抱以宽容态度，适度地处理精神乃至物质争端的文化价值观和“共存”智慧，是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伦理基础，也是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基础，当然也是新中国处理中法关系诸多问题的理论基础。这里的所谓“适度”也许是一个模糊概念，却往往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东、西方均不少见的智慧。在中法关系中可以见到这类智慧。在多样性文化共存的今天，“适度”也许是诸多其实本来就不是用数学公式般的方法所能解决的复杂问题的好办法。我们是否可以说，从外交智慧甚至社会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和西方先贤亚里士多德的“中道”（juste milieu）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呢？而法国近现代文明之“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基础上形成的“法国文化学派”的文化智慧中，是否也包含着亚氏的“中道”思想呢？若是，那么，在中国“仁爱”“公平”“正义”文化理念基础上形成的，为建立“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并在中法两国50年相互关系中得到检验的文化理念，是否也可以被称与法国文化学派并列，成为“中国文化学派”，成为东、西方两大主张人类多样并存的文化理论之一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学派的文化思想无疑同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文化领域里“中国文化学派”还是个生词，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学派”所主张的“仁爱”“公平”“正义”等文化价值观，是和“法国文化学派”一样最具公平、正义价值的文化理论。因此，无论是对这两种异曲同工文化学派之“同”之“异”的研究，还是对中法两国关系50年中之“同”之“异”及其处理智慧的研究，也许都是我们法国研究者艰巨然而极有意义的工作。（编辑：彭姝祎）
[1] 罗国祥，武汉大学法国研究中心教授。
[2] 蔡方柏：《从戴高乐到萨科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147页。
[3] 蔡方柏：《从戴高乐到萨科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147页。
[4] 蔡方柏：《从戴高乐到萨科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147页。
新华社记者眼中的中法关系
[1]沈孝泉新闻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有幸在法国常驻工作两次，总共长达11年之久，亲历了中法关系发展中的不少重要时刻。现在把我经历的一些片段写下来，以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
中法关系的发展是同两国领导人的不断推动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和果断决策，那么中法两国建交也许还要推迟很多年。1964年建交后的50年中，两国关系在双方历届领导人的精心呵护和积极推动下已经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在法国众多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中，中国公众似乎对希拉克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究其原因，大概是这位法国政治家长期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深厚感情。而正是在希拉克担任总统期间，两国关系持续得到巩固和加强。凡是在法国工作过的人大都对此有切身的体验，对于记者来说，这种感受尤为鲜明。
结识希拉克
我第一次担任新华社常驻巴黎记者是从1986年11月开始的，而在巴黎第一次见到希拉克，则是在1987年9月30日中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上，当时他任法国第一次“左右共治”时期的政府总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并向纵深发展的时刻，法国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个充满朝气、正在崛起的东方古国。当时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附近的乔治五世大街的中国大使馆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大厅内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上千名法国各界人士纷纷向中方人员表示节日的祝贺，祝愿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加深。然而，中国大使馆外交官们似乎还在企盼和等待着什么，原来负责礼宾的官员注意到，在众多的来宾中还缺少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希拉克。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都能见到希拉克的身影，这一次他身为政府总理也许难以摆脱繁忙的公务？或许因为目前的“左右共治”而增添了一层政治上的考虑？人们一时还找不到答案，只能不时地把目光投向大厅的入口……接近1点钟的时候，大厅里一阵骚动，然后掌声四起，我立即意识到，等待多时的贵宾到了！果然，希拉克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到来使全场气氛骤然热烈起来。
身着深灰色西装的希拉克在领口上打了一条深蓝色针织领带，这种宽度较窄的针织领带是巴黎人在办公室工作时较为常见的服饰。显然希拉克是从马提翁总理府暂时摆脱繁忙的公务匆匆前来赴会的。走进招待会大厅的希拉克兴致勃勃地与人们握手交谈、互致问候。我认为应立即抓住机会作一次即兴采访，于是一边慢慢向希拉克靠近，一边思索着如何向他提出采访要求。正在这个时候，希拉克与一位朋友交谈完毕，回过身来，正巧与我打了个照面。机敏的希拉克发现了我手中的微型录音机，立即猜出我的职业，没等我开口，已经摆出了接受采访的姿态。真没有想到，对一位仰慕已久的政治家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正值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正式访问法国的前夕，话题自然涉及这次访问的意义，希拉克对着我手中的录音机侃侃而谈。他说，法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这次国事访问，因为这是法中两国自1964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来，法国接待的第一位中国国家元首。他认为，这次访问必将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说到1964年的法中建交，希拉克对当时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所做出的果敢决策表示深深的敬意。希拉克动情地说，他将遵循戴高乐将军所开创的事业，把法中友好关系继续推向前进。在采访中，希拉克说了很多祝愿法中友谊不断发展的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希望法中经贸合作能像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那样好。”希拉克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两国全面合作寄予深切期望。现在回顾中法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两国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不能不说与希拉克长期以来的大力推动和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
希拉克的“中国情结”
就是在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我还看到了希拉克与正在法国访问的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林会面的亲切场面。邓林是中国知名画家，而希拉克是东方艺术的知音，两人交谈甚欢。其间，服务人员端来了烤羊肉串请客人品尝，希拉克有“美食家”的美誉，见到中国特色的食品十分兴奋，他向身旁的科研部长拉瓦德介绍这种中国新疆风味小吃，并拿过一串递给拉瓦德，接着自己也拿起一串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中国的风味小吃更助谈兴，希拉克同邓林一边吃一边继续交流起艺术上的见解。两人的高谈阔论引起周围人的兴趣，很多人围拢过来，驻足倾听，希拉克对东方艺术的谙熟程度令在场的人大为叹服。
希拉克对亚洲艺术的偏爱在法国早已传为美谈。希拉克曾透露，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是他年轻时最爱参观的地方。吉美博物馆是巴黎专门陈列亚洲文化艺术品的博物馆，该馆馆长德罗什也说过：“希拉克经常来馆参观，他酷爱中国古代文物。”希拉克曾说，他对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语言和度量衡等十分感兴趣。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进行兵马俑挖掘工作时，希拉克兴致勃勃地前来实地参观考察，回国后写了有关研究文章。
希拉克与另一位中国画家交往的故事也为人们津津乐道。中国画家李延声在阅读《希拉克传》中译本时，对其中一段尤为感叹，书中说：“希拉克始终对亚洲着迷。他最崇拜中国诗人杜甫，尤其喜爱他的《望岳》：‘岱宗夫何如？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后，李延声便以杜诗的意境创作了一幅《望岳图》，并托人转赠希拉克。1996年初，画家意外地接到希拉克签名的来函，信中写道：“先生深知我对亚洲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热爱，中国文化始终令我心驰神往，并能使我常有所悟。请允许我再次表达对您的作品的欣赏，对像您这样富有才华的现代艺术家天才的仰慕。”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时特地在北京设宴招待中国文化名流，李延声也是座上宾。李延声当场为总统和夫人作人像素描，赢得法国贵宾们的赞誉。希拉克与这位中国画家的交往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希拉克对中国历史文化情有独钟，这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法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分不开。当年，戴高乐将军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在西方各国中率先做出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重大决定。希拉克作为戴高乐主义的继承人，始终对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给予高度重视，他同中国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20世纪70年代，他作为法国政府总理在巴黎接待过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1988年希拉克在会见一个中国代表团时表示：“中国正在邓小平先生领导的现代化道路上前进，以无比的智慧和决心迎接未来。我有幸结识邓小平先生，我对他充满钦佩、尊重和友好之情。”
巴黎欢迎北京青年
希拉克不仅对中国领导人满怀敬意，而且对普通的中国人也十分友好。1988年秋，北京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巴黎，代表团成员都是来自基层单位的年轻人，像小学教师、工人、售货员、交通民警等。这些青年是作为巴黎市长希拉克的客人前来访问的。巴黎市政厅为这次访问做了精心安排，市政府新闻官员还特意向我征求这次接待安排的意见，并关照务必对希拉克市长的会见活动予以充分报道，原因是希拉克十分喜爱青年人，而且这次活动具有展现两国传统友谊和未来前景的象征意义。在代表团访问即将结束的那天下午，希拉克在巴黎市政厅与来自北京的年轻朋友们会面。会面开始时，年轻的客人们似乎有些拘束。担任翻译的一位来自北京旅行社的小伙子，他平时做导游时法文相当流利，可到了这个庄重场合由于紧张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希拉克似乎看出了年轻人的窘态，回过头来微笑着说：“我说了那么多，中文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看来中文比法文简练多了！”希拉克这个善意的调侃引起全场的笑声，把场内拘谨的空气一扫而光，也给难堪的翻译小伙儿解了围。
讲话后，希拉克和40多位客人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职业，并不时插上几句说笑。如与一位担任民警的青年握手时，希拉克高声说：“巴黎的治安情况不好，正需要你来呢！”接着，他看到一位女团员身着红色毛衣和蓝色外套时，又风趣地说：“你的衣服红、蓝两色，这可是巴黎市市旗的颜色。”他的话引起一片笑声。我立刻按动手中相机的快门，把这动人的一幕记录下来，这张新闻照片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爱丽舍宫的中国贵宾
1996年我再次来到法国担任常驻记者。此时，希拉克已经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希拉克作为一国之尊，日理万机，公务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常驻法国的中国记者还是“得天独厚”，经常有与他见面的机会。原因是中法关系日趋密切，希拉克总统在爱丽舍宫时常接待中国高级代表团，参加有关中国的大型活动。
1996年4月李鹏总理正式访问法国，这是希拉克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接待中国贵宾来访，我和其他各国记者一起蜂拥在爱丽舍宫正门石阶的一侧。希拉克伫立在台阶上等候中国客人的到来。李鹏乘坐的贵宾车抵达时，希拉克快步走下台阶，与李鹏紧紧握手，并亲切地说：“我是中国的老朋友，我很钦佩中国古老的文明史。”随后，两人进入宫内出席两国关于新型民用客机合作项目协议的签字仪式。当天中午，李鹏总理再次来到爱丽舍宫出席希拉克总统的欢迎宴会，希拉克依然站在门口的石阶上等候中国客人的到来。当李鹏下车与希拉克再次相见时，希拉克诚恳地对李鹏说：“我对你的欢迎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在场的法国记者议论说，希拉克在总统府门口两次迎候和接待中国总理，这在爱丽舍宫的礼宾规格上是破例的。
1997年3月乔石委员长访问法国，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亲切地接待了这位老朋友。10年前乔石曾以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李先念主席访问过法国，结识了当时担任政府总理兼巴黎市长的希拉克。这一次故友重逢，分外亲切，乔石握着希拉克的手说：“你一点也没有变，和10年前一样壮实。”希拉克愉快地回答说：“你也没有变呀！”两人谈笑风生地走进会见厅。会见中，希拉克回忆起1978年和1991年两次访华的情景，激动地说：“我每次到中国都感到十分惬意、十分高兴。”作为记者，我有幸采访了这两次相隔10年的访问，看到希拉克本人对培育中法两国友好关系所给予的热情和关注。
不久，中国记者在第42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中国展台前再次见到希拉克。开幕式那天，希拉克为博览会开幕剪彩后在中央展厅参观，参观中他特别来到中国展台。展台上竖立着5个两米多高的长征运载火箭系列的模型，乳白色箭体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图案和蓝色的“中国航天”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展台负责人向希拉克介绍了这5枚火箭中的4枚，即曾经发射过“东方红三号”卫星的长征三号甲型火箭、成功发射了澳大利亚三号卫星的长征三号捆绑火箭、即将发射菲律宾“马部海”卫星的长征三号乙型火箭和将为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发射“铱星”的长征二号丙型火箭。希拉克饶有兴致地听完后似乎意犹未尽，他指着剩下的那一枚火箭发问：“那是什么型号？”展台负责人补充说，那是几年前发射过“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长征四号火箭。希拉克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的详细询问超出了原定参观的时间，随行的助手不时地靠近他给予提醒，但希拉克并未理会，继续与中国人员亲切交谈。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事后对记者说，自1985年中国首次参加巴黎航展以来，这是法国总统第一次到中国展台参观。
江泽民做客碧蒂古堡
199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法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显示了中法两国在发展全面伙伴关系方面呈现的良好势头。江泽民主席1994年9月曾对法国进行过正式访问，时隔5年之后，江泽民再次对法国进行访问，为此，在希拉克总统的特别关照下，法国政府做了精心安排和破格接待。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又和中国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和联系，里昂是古代丝绸之路抵达西欧的重镇，也是中国丝绸产品在欧洲的一个集散中心；教育则是里昂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另一个领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逗留。因此，江主席访问法国的首站便选择了里昂。希拉克总统亲临里昂与江泽民会面，而且在远近驰名的“玫瑰塔”餐馆款待中国贵宾。里昂是法国有名的膳食之都，风味餐饮别具一格，希拉克亲点了块菇炖肉肠和野蘑烤乳羊两道名贵佳肴，以1989年产的贡洛浮葡萄酒佐餐。双方在这个工作午餐会上就如何加强经贸合作进行了磋商。
接着，热情好客的希拉克总统夫妇盛情邀请江泽民主席夫妇在他们的家乡科雷兹的碧蒂古堡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周末。碧蒂古堡是一个远离巴黎、鲜为人知的偏僻地方，江泽民是希拉克在这里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故此法方专门对贵宾下榻的房间进行了装修，增加了卫生设备和暖气；希拉克还特别从巴黎请来了一位中餐厨师准备周末的家宴。深谙中国文化的希拉克引用了中国诗人杜甫《客至》的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当晚，两位领导人促膝长谈直至深夜。第二天清晨，希拉克陪同江泽民参观了当地一个工艺品收藏馆。参观接近尾声时，两位当地的音乐家代表科雷兹人将一架手风琴赠送给江泽民。科雷兹官员说，赠送江主席的这架手风琴是科雷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挚友谊的象征。这时，一名男青年演奏起一支华尔兹舞曲，这支舞曲是由当地音乐家根据中国乐曲改编的，命名为“中国华尔兹”。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江泽民走到希拉克夫人面前，邀请她一起跳舞。娴熟、优雅的舞步引起在场几十位中法宾客的阵阵掌声。我事后了解到，主人安排的科雷兹之行虽然是“家庭的和非正式的”，但是，双方交谈的内容却涉及了重大的国际热点问题和世界战略问题。
后来，两位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都表示对这种深入和无拘束的私人会晤感到满意。记者问希拉克：“总统先生与中国主席先后共同进餐多达5次，双方会晤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这种超出寻常的接待究竟意味着什么？”希拉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法国与中国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都主张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我们应当有一个良好的氛围来进行对话，我们越是相互了解，越能够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江泽民也做了回答，他强调说，这是他“与外国元首第一次做这样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了解并不够，因此有必要促进领导人之间的交流，要有一个face to face talking（面对面交谈）”。他满意地说：“这次我与希拉克总统充分做到了这一点。”
2000年秋，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这是对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的回访，两位领导人有机会在北京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国际热点问题再次进行磋商。令媒体关注的是，江泽民在扬州接待了希拉克。两位领导人分别在自己的家乡接待对方，加深了领导人之间的友情，成为中法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希拉克三次接待胡锦涛
在我结束在法国的任期之前还有机会参加了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对法国进行访问的新闻报道工作，再一次感受到希拉克总统与中国领导人的友情和对法中关系的重视。这次访问最先是由希拉克本人提议的，他曾亲自写信给江泽民主席，邀请胡锦涛副主席访法，以加强两国之间的高级磋商。这次访问安排在2001年11月进行，胡锦涛抵达巴黎后立即与希拉克举行了会谈，会谈之后希拉克在总统府设宴款待胡锦涛。当时，阿富汗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双方就阿富汗危机和其他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法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磋商。希拉克第二天将前往华盛顿和纽约与美国总统布什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讨论阿富汗问题，希拉克认为，在前往美国讨论阿富汗局势的前夕，与胡锦涛的会谈“十分有必要”。胡锦涛在会谈中强调了中法之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十分重视联合国应当发挥的作用。
胡锦涛在巴黎停留的时间很短，而法国政界人士都希望与他会面，结识这位即将出任国家主席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因此，有幸被安排与胡锦涛会面的人都早早来到他下榻的宾馆“排队”等候。当时的法国外长韦德里纳在会见胡锦涛后从客厅里走出来，正好看到我在门口，由于此前多次接受过采访，他知道我是新华社记者，于是他马上走过来畅谈了自己的感想。韦德里纳说，他与中国副主席就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认为，法中之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观点“相当一致”，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中法合作，因为中国和法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也日益增强。他特别强调，法中之间的这种合作将是“深刻的和持久的”。
半年多之后，即2002年6月，希拉克与胡锦涛再一次在法国会面。这一次，胡锦涛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参加在法国东部小城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正式访问法国，并出席中法建交4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2001年11月到2004年1月这两年多时间内，胡锦涛三次来到法国，与希拉克总统会晤，这反映了中法两国关系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和美好前景。由于2002年4月我已离任回国，没有机会参加这两次重要外交活动的新闻报道工作，对于我个人而言，这的确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在巴黎担任记者的11年，见证了中法关系发展的许多重要和美好的时刻。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富华彩的部分，对此，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欣慰。（编辑：彭姝祎）
[1] 沈孝泉，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社前巴黎分社社长。
中法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及新形势下新型中法关系的构建
[1]王毅中法两国相隔万里，在社会政治制度、人文、价值观念、宗教等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也有相似之处——都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梦想；都富有创造性和艺术天才；两国的美食享誉全球。从历史到今天，促使中法关系发展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不单单是双方历史文化交往的积淀，更重要的是两国在战略共识上拥有的相互呼应的共同语言。这些共性和特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战略共识：中法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
第一，两国彼此在历史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心存好感超越了制度差异。
1698年，法国传教士白晋、马若瑟、巴多明、雷孝思等10人受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乘“昂菲特里特”号商船远航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艘法国开往中国的商船。1702年，福建莆田人黄嘉略远渡重洋，定居巴黎，向法国人传授汉学，被路易十四任命为国王的中文翻译，成为到西方传播中国文明的第一位中国人。据不完全统计，17～18世纪到过法国的中国人有近40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使者所传播的西学和东学，对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法国掀起“中国热”，东方文明影响了大批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十分关注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探索可供法国借鉴和引以为戒的东西。伏尔泰曾自诩为中国儒教祖师爷孔子的“弟子”，在自己的房间里挂上孔子的画像。当时，法国正在寻求一种能促使社会进步、人类幸福的宗教观、道德观和政治体制。伏尔泰从孔子重现世、重人事的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丰富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他在近80部作品、200封书信中提到过中国，热情讴歌中国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反驳了欧洲中心论。通过这些启蒙的研究和评述，中国对“18世纪法国的巨大变革产生了不容[2]忽视的作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就振兴中华的宗旨、方向、道路、方式展开激烈争论，探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意义。革命派代表人物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要“执卢梭诸[3]大哲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1918年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赞扬法国大革命“岂惟法人，19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4]命血潮之中”。而翻译家辜鸿铭则是这样评价中法两国民众的相似性的：“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但是法国人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来说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delicacy）。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深沉、博大和纯朴之外，还应补上最重要[5]的一条，就是灵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大批中国进步青年跋山涉水到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等一大批有为青年在那里接受了马列主义，建立起革命组织——旅欧共产主义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法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一个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另一个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但制度的不同没有妨碍两国在政治价值上的趋同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法两国不满美苏对东西方阵营的操纵与控制，就在各自所属的阵营内“大闹天宫”，成了两个“孙行者”。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法国在1960年引爆了第一个原子装置，中国在1964年研制成第一枚原子弹。1963年8月美、苏、英在莫斯科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法都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正如周恩来总理向来华谈判建交的法国代表富尔所说的，法国没有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中国也反对这个条约。双方事先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却是一致的，因为中法两国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
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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