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志敏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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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中国试读：
编辑说明
方志敏（1899～1935），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光耀千秋的人民英雄。
方志敏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了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方志敏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省农会秘书长，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暴动，领导起义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1930年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1932年创建了横跨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拥有五十个县、中心地区达百万人口的赣东北—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大战略地区之一。方志敏先后担任过中共弋横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信江、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他曾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二届主席团委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为了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根据中央指示，1934年11月，红十军与由红七军团等部队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和，组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向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挺进，在皖南遭到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于怀玉山区。方志敏率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他毅然再次突入重围去接应后续部队。组织部队突围连续血战数日未能成功，1935年1月29日在饥寒交迫中被俘。同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六岁。
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囚禁约半年时间里，面对敌人的各种威逼和诱降，方志敏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崇高风范。在狱中，他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清贫》等重要文著，充分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这些不朽的篇章，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将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所写的文稿汇编成册，作为今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仅对极个别字词按照现行编辑规范做了修改，如“布尔塞维克”改为“布尔什维克”，“孤伶伶”改为“孤零零”等，特此说明。编者
方志敏自述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黑暗的故乡赣东弋阳县，共分为九个区。出城北行三十里，即为九区辖地。九区纵七十余里，横四十余里，共有七十余村，以漆工镇为中心地。全区共有四千余户，约二万几千人口。这个地方，在革命前，无论哪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在清朝皇帝统治时代，那时，我生世未久，还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一点事情都不知道，不必说了。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的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做到推翻满清，变帝制为共和一些政治上表面的改革，对于侵略中国十分凶恶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但没有动它的毫毛，就连打倒它铲除它的口号，也没有明白的提出来。其次，辛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注重在清军和会党中活动，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中，就根本没有怎样注意，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伟大的革命事业；相反的，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势力就被反革命势力压倒了，所谓南北议和，实即是革命屈服和妥协于反革命；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也就让位于中国贵族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了。从此，辛亥革命便夭折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不过去掉了一个溥仪，换上另一个统治代表袁世凯而已。
因此，在乡村中，也并没有因这次革命而有过任何新的改革，一切都照旧样，没有什么与前不同的地方。贪官污吏照旧压榨民众，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吸血鬼们，照旧实行其压迫和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照旧过他们痛苦的生活。如果硬要找出革命后与革命前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般人都剪掉了辫子，变成和尚头（起初还是用警察的强力）；做官的人，不穿马蹄袖的补服，换上了长袍马褂，也不戴拖条毛的顶子，换上了呢大礼帽罢了。乡村中的工农群众，看不出这次革命与本身利益有一点什么关系。
弋阳九区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后，直到一九二六年，情形也正是如此。现将这一小块地方的各种黑暗情形，条述于下：（一）贪官污吏对工农群众的压榨——弋阳县衙门的官吏差役，在一般群众看来，简直是一伙会吃人的豺狼老虎，你只不要碰到他们的手里就好，如果有点什么事碰到他们的手里，就算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要弄得你妻离子散；衙门就是一只老虎口，吃人不吐骨头的！县衙门官吏千方百计压榨民众的事情，多到数不胜数，暂不去说它。我只谈一谈漆工镇警察所的情形，漆工镇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所内设了一个巡官。照官职说来，这个巡官，本是一个不值置齿的芝麻小官；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什么事都不许有道理讲，这个芝麻小官，居然成了九区一个无上威权的统治者！我记得有一个巡官姓余，他是北方人，他做巡官，不到半年，就赚到赃洋一万余元。这似乎是一种不能令人相信的奇闻，然而这却是中华民国国土内确确实实有的事实。他榨取冤枉钱财的方法，就是他无法无天的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兼而一手包办之，他成了一个道地无二的独裁魔王。他受理区内的一切民刑诉讼，并派出巡警四处招徕诉讼，像商人招徕生意一样。人民的禀帖，一进了他的公门，不管三七二十一，有钱和钱多的就有理；无钱和钱少的就无理，就得坐拘留所，脱裤子打屁股！一场冤枉官司，原、被告两方出的钱，多可得洋一百元或二百元，少也可得洋几十元。一个月内总有几十场官司，一二千元是靠得住有的。区内的土豪劣绅，早已与他串通一气，协同作恶，民众冤抑无处诉，叫苦连天！
我那时在南昌读书，听到这种事情，不禁一肚子的愤激，马上邀集几个学生，写了张禀帖送到江西警察厅，控告他的劣迹。我们以为余某胆敢做出这些罪恶，一定是警察厅不知道，如果我们禀帖进去了，厅长知道了，那还不会立即下令去拿办他那混帐的坏物。我们下了课后，常常跑到警察厅的批示处去看看，看我们的禀帖批示了没有。等了十天，批示处贴出一张“据禀悉，候查明办理可也，此批”官样文章的批词，一点什么实际效力也没有发生。因为这位土皇帝的余巡官，听到有人控告他，他就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赃款来进贿，天大的事，也就化为无事了。后来我知道当时对警察厅的那种认识，只是头脑简单，阅历不深的学生们的稚气，不禁失笑。我只要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写出来，当时政治上的昏天黑地，也就可想而知了。（二）光怪离奇的选举把戏——自辛亥革命挂上共和国的招牌后，也办起什么选举来了。但是，这种选举，却替土豪劣绅增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玩出许多可笑的把戏。例如什么时候，要进行省议会的选举，我们贵区的土劣们，就忙着捏造选民册了；以少报多，增多选票好卖钱。九区只有两万几千人，有选民资格的，至多只有一万人吧！（当时选民资格怎样规定的，我至今还不知道。）但土劣报选名额，就要多报一二万人。选民册捏造好了，于是去和运动买票的土劣讲价钱。票价得到手，大家朋分，大土劣多得些，小土劣少得些，有时分赃不匀，也有打架闹账的。买票人选票买够了，就雇用许多会写字的人替他填票，张张都写上他的名字。票柜打开一数，当然票数一张不少，于是他就成为所谓人民的代表某某议员了。这种把戏，每玩一次，各地的土劣讼棍，都必蚁聚县城一次，吃喝嫖赌，大闹一场；而真正有权投票的民众，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三）苛捐杂税的重征——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田赋加征，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盐税加重，盐价因而加贵几倍；货物征税，各货也就都涨价了。还有临时各捐：喝酒要酒捐，吸烟要烟捐，杀猪要屠宰捐，讨老婆的婚帖上也要贴八角大洋的印花；军队过境，既要招待费，又要夫子捐。至于厘卡到处设立，到处抽税，其负担仍转嫁于贫苦民众身上。再则公债发行，更是扰民不堪，公债一般的不是劝募，而是硬派；民众出了钱，多不能得票，票都被经手的土劣们吞没了，民众哪敢说半句话！这些捐税，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担，沉沉的压在民众身上。（四）重租重利的盘剥——在九区地方，佃户向地主租田种，一般都四六分，即是佃户只得收获物的四成，地主坐得六成。仔细算起来，佃户用去的谷种、肥料、人工、牛工，只得收获物四成，不但没有赚账，而且每亩田，都是要亏本的——有的田，甚至要亏本一两块钱的。农民对亏本数的填补，就是自己尽量节衣缩食，拼命苦做。如农民一件棉袄，穿十几年不换，破了就补，补上加补；热天打赤膊种田，情愿让炎热的太阳，晒脱一身皮，去省下一两件单衣。吃的是粗菜糙饭，半饱半饿的度日，猪肉一年还不知能吃几次。秋冬收割已毕，即拼命去挑担推车，用苦力赚些钱来。用上述的方法，才能填补一下佃田的亏蚀数。此外，还有押租和请租饭的恶例（请租饭，即是佃户每年要请地主吃饭，这餐饭一定要杀鸡，煴蹄包，弄店菜，买美酒，办得很体面好吃，否则，地主发了气，就要起田给别人去种），都是加重无田或少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一般农民群众，因为自己没有土地，哪怕怎样勤劳节俭，终竟不够生活，于是不得不向有钱人借债了。债的利率，起码是周年二分，周年三分五分利率的也是很多——如放乾租，放青苗债，放新谷，放十个铜板一月的利等。最重的利，要算是“加一老利”，即是借洋一元，每月要利金一角，在年头借洋一元，到年终要还本和利大洋二元二角。放“加一老利”的，在九区只有一家，即漆工镇的邵鼎丰。他幼时也是一个穷光蛋，到三十九岁时，因放“加一老利”的债发了财，不到十年时光，居然成了拥资十万的大富翁了。人人都知道借他的钱，是等于吃毒药，但当着穷无所出，借贷无门的时候，又只得嘻笑着脸，向他讨鸩止渴了。穷而借债，借债更穷，愈趋愈下，贫穷人只有陷入万丈的痛苦深渊中去了。中国地主是实行三重剥削的：出租土地，坐享地租；放债生利，实行高利贷的剥削；开店铺赚钱，实行商业的剥削。工农劳苦群众，就在这三重剥削下，辗转挣扎，而永无翻身之日。（五）更严重的就是帝国主义深入农村的侵略——如各种洋货侵入农村，将农村原有的手工业，摧毁无余；洋布输入农村，原有的土机织的布，即逐渐绝迹，以后甚至一针一线之微，都非用洋货不可。茶叶原是九区一大宗出产，后因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卖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的工资。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日深月甚的经济侵略，使农村经济急剧的衰退下去，农民生活更加穷苦不堪。（六）所以工农群众的痛苦，是日益加深——具体的说，就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地主的手里，多数农民破产卖了原来就很不够的土地，成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以至于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最苦的，就是每年一度的旧历年关，地主债主们很凶恶的向穷人逼租逼债，逼到无法可想的时候，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情，是不断发生。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
革命前的九区，随笔写来，几成为一副凄惨黑暗的图画。然而，岂但区区的九区如此，“天下老鸦一般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哪一块地方不是如此呢？比九区更黑暗的地方，还多着呢！我所以详细一点叙述九区的情形，一方面九区是我生世的故乡，另方面，九区正是中国农村的一幅缩图，说九区等于说全中国的农村。黑暗的九区！黑暗的弋阳！黑暗的中国！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黑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奋斗了一生，直到这次被俘入狱，直到被杀而死！二、一个苦学生
湖塘村共有八十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七十余户；负累不多，弄到有饭吃有衣穿，差堪自给的，只有七八户；比较富有的只有两户。
从远处望去，我这村庄的外景，还是很好看的：村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村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绿的树木掩荫着。村前是三口养鱼的塘，水明如镜，每天早晨，全村妇女们，都在这塘里洗衣服。鱼塘的前面，就是一块大田坂，在春深时节，满坂尽是绿苗，微风吹来，把绿苗吹成一层挨一层的绿的波浪。更远一点，就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流着，流进村右边的水口林里，被树林遮住不见了。四围的树都长出绿叶，在绿叶里跳上跳下的各种鸟儿，都鸣出悦听的声音，互相唱和着。戴笠的农民，三三两两的散在田坂上，弯身低头的在做工。这样的农村美景，比起拍照的风景片来，我觉得并不会逊色，不过我自愧不是一个文字家，不能很美丽的将它描写出来。
但是，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进村里去看看，那就有点不雅观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新的整齐的房屋很少；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蚁，到处蠕蠕的爬动。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真有点令人难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惯的人们，初跑进这样的乡村中来，一日都觉得难过下去的。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烂脚的特别多。如果你要责备这些农民，为什么这样不爱清洁卫生，不实行“新生活运动”，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被人剥削，苦到饭都弄不到吃，哪里还有余力来讲清洁卫生；苦到几乎不能生活，哪里还能实行新生活。比如一个农民患着隔日一来的一寒一烧的病，他晓得这是打皮寒，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鬼子丸，当他问人：“鬼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一个。”（乡村的药卖得贵，每丸要卖一百钱。）“吃几个就会断根？”“总要十几个才会断根吧。”“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买几个皮寒丸来治病都无钱，让他尽病下去，病到后来，多数是肚皮上硬起一块，眼珠发黄，农民不知是脾肿胀，而说是肚子里结了一个血果。病到这个地步，这人的健康，是永难恢复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的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烂脚也是一样，开头只是一个豆子般大的毒口，发红发肿；让他摆着没药医，过了几天就烂到盏口一般的大了，再又过几天，就烂到碗口一般的大了，再尽过下去，他就成了一个“老烂脚”了！中国工农贫苦群众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钱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只有苏联，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把话说转来：我这村庄的情形如此，其他村庄的情形——说远一点，全中国村庄的情形，据我所看过的，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人人知道，无庸讳言的了。
在我村内，我家是一大户，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我家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来种的，每年要向地主纳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种的，都一律种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里烧锅弄饭，洗衣喂猪，以及纺纱绩麻，也要做着极大的劳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的兄弟们以及我同辈的兄弟们，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认识自己的名字，记得来工匠账就算了，还想什么进学中秀才？”这是我家里的人常说的话。至于我们的姐妹，他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呢？我还是多读了几年书，原因是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训蒙的老先生，是一个穷秀才，他高兴起来，认我是个可教的孩子，就对我讲解些书中的字义文义。读过几年之后，我也就能够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亲，到这时也不忍要我停学，就勉力让我继续读下去。
我到十七岁时，才进高等小学校，在校得与邵式平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挚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二十一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弋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的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
二十岁在高小毕业，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我来省。我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又因学校的腐败不堪，闹了一次风潮开除出来。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了一年，以后真是借贷无门，也就只得辍学了。
总计我共读了十一年书，在私塾五年，没有用什么钱，以后到高小、工校、南伟烈学校读书，都得用些钱。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用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一笔七百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那时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亲母亲，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处在忧愁之中，为得就是这笔债款不能还！他俩老人家，每夜鸡鸣时候，就都醒了。他们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债！“这笔债款尽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样才还得清这笔债呀！咳！咳！咳！……”结果，总是长嘘短叹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听的，就是这一类的话；但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哭丧着脸，尽以这一类的话对我谈，真逼得我坐卧不安！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我在二十三岁时，决然废学，固然是借贷无门，无法筹得学费；同时也不愿因我一人求学，给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忧愁！三、九区青年社的组织
在前面说过，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因为我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对于新的思潮的接受，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
我在弋阳高等小学读书时，即将九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九区青年社——这自然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小团体。大家都是小学生，知识有限，所以这社的宗旨，也就定得模糊不清，不过对现社会带了一点不满情绪罢了。这社的组成分子，也很复杂，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是贫苦学生，因此，大家对现社会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经过几次反对劣绅贪官的斗争，社内起了分化，有钱的社员，都跑到劣绅那方面去，翻转脸皮，来骂我们。无钱的我们，共有十几个人，还是团结在一起。我们骂他们三反四复，卖友求荣，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阶级意识，驱使着他们如此做；阶级的利益一相冲突起来，当然就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了。后来，我们这几个穷光蛋，都加入了共产党。
在反劣绅官僚的斗争中，社内既无工农群众参加，自然不会有什么力量表现出来；我们又都年轻少经验，什么事都只凭着一股热血做去，全不了解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与那些老奸巨滑的劣绅贪官斗法门，哪能不一败涂地？不久，我们的一个社员，被九区巨绅张大纲举赃诬陷，捉进牢里去，坐了十多个月。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法院递了好几张辩诉词，化了许多金钱，才将他营救出来。劣绅则在旁拍掌大笑，说：“只要我稍动一点手术，就弄得他们坐笼子，他们这班年青人想推翻我们，说刻薄一点，正像屎缸蛆要推动大磨一样！哈哈哈！”
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劣绅贪官仍然是安稳稳的统治着。大家觉得这社没有力量，都去加入其他革命组织，这社也就无形解散了。
这社自组织起来，存在了两年，对于革命虽无怎样重大意义，但却给了我们一些斗争认识，提醒我们，不去团结群众，斗争是不会成功的，鼓励了我们到群众中的意志；同时，因这社的影响，也为革命栽培了一些种子。四、工业学校的驱赵风潮
南昌工业学校，完全为江西教育界的所谓东洋系所把持，以该校校长为该系的首领。工校在其校舍建筑和表面布置看来，似乎还办得不错。但在校读书的学生，才知道里面黑幕重重，如办事人的敷衍塞责，对学生生活的漠视，教员只要同系的人，不管饭桶不饭桶，这都是使学生们不满意的。我因选入机械科，该科饭桶教员更多，更增加我的不满。在我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热心的同学，于是就组织学生自治会，对校内腐败情形，不客气的揭露出来，并要求种种改革，不意竟触怒这个赵校长，用出他的辣手，将我和为首的另三个同学，悬牌开除学籍，遂激起全校学生的驱赵风潮。
这一风潮，开始闹得轰轰烈烈，同学们青年血性，非常激烈。当那天挂出开除我们学籍的牌子时，同学们登时大哗，将牌子摘下，一脚踏烂；并由学生自治会，另悬一块牌子出来，历数校长的罪恶，开除校长。我们开全校学生会时，到会同学二百余人，听到我的演说，有几十个气得流泪！于是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到教育厅请愿，请各校学生会与新闻记者援助等，都做过了。但是，经过一星期的运动，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原因就是赵的背景太大，教育厅长亦其同系，如何会撤换他。我们青年学生，直心直肠的做事，不计利害，不计成败，而且知识经验的幼稚，也计料不到利害和成败。后赵用一毒计，悬牌提早放暑假，小资产阶级的不能持久斗争的同学们，遂因归家心切，都纷纷卷铺盖回家了。他们在回家之前，来向我辞别：“志敏兄，我回去了，下年再来干过。”我只好对他们点头笑笑！同学们都回家去，风潮也就平息下来，赵宝鸿的校长，还是赖着做没调动，但有一年之久，都没有到过学校，他成了一个公馆中的校长。
此次运动，虽未胜利，且被开除学籍，我心中却仍觉得愉快。因为改革学校的运动，是我自己愿意干的，吃亏受气，自不在乎。过后想来，虽觉得当时行动，有些是过于稚气了一点，但自己笑了一笑也就丢在一边不想了。
当时，第二中学，有一个江西改造社，是十几个倾向革命的学生组织的，袁孟冰、黄道同志都在内。
工校风潮后，他们认为我是个革命青年，介绍我加入，我到社开了几次会。这社是个研究性的团体，社员的思想信仰，并不一致，袁、黄和我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另有几个人，相信无政府主义，其余的人，简直是动摇不定，无一定的信仰。社内出了一种《新江西》季刊，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在江西影响不大。也是因为不做工农群众的工作，社内仅只十几个摇摆游移的学生，所以做不出什么有力的革命运动来。后来，袁、黄和我，都加入共产党；有些青年同志则转入C.Y.；还有些有钱的社员，都去升大学，想做成功一个学者，改造社也就无形解散。袁孟冰同志，后到苏联留学，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在南昌被国民党所杀，他是我们党内一个忠实于党、忠实于阶级、勤勤恳恳做革命工作的可敬的同志！我是时常纪念他的。五、我不相信基督教！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的任务，第一，是教人相信上帝，相信来生，相信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的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脱你的外衣，你的内衣也给他脱。”这对工农群众，就是说，地主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你们，你们绝不要反抗！工人不要工资替资本家做工好了，农民把种出的东西，统交给地主好了；冻死饿死不要紧，横竖来生是有福的，你这驯顺的人，死了灵魂一定会升入天堂！对于中国，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切都忍受着好了；日本占去了中国的东北四省，那算什么，你把全中国统送给他好了。它是以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头脑，消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造成大批的依附信仰洋大人的顺民。第二，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切地理、经济、人情风俗，哪一件不被他们侦察得清清楚楚去向他们的政府作报告？所以英国资本家有一句话说得好：“神父就是棉花。”这就是说，凡是神父达到之地，英国的棉织物，也就跟着输送了进来，帝国主义的势力也就达到了。在帝国主义枪炮保护之下蔓延各地的基督教，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同时，他们新旧约圣经上所讲的，全是一些迷信的神话，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反。所以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哪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九江南伟烈学校，是一个美以美会办的教会学校。校址宽大，校舍都是大洋楼，又俯临着九江有名的甘棠湖，风景自然是美丽的。这学校开办的历史很久，在这里造就出来的牧师、翻译员及洋行用员，为数已大有可观！
我因为要学点英文，又以该校用费不大，每年只要百余元，在被工校开除出校之后，就报名投入该校了。
这学校也是表面好看，内容是腐败的。这校的教员只有几个稍好，其余都是要不得的。例如：教我班英文的朱先生，我们背地里喊他做“Mr.Pig”。他原是一只坏透了的流氓，因捧洋人得势，到美国混了七八年，一口英国话，不能说他说得不烂熟，但他对于英文学，毕竟还是不太行，尤其是他不懂得教英文的方法；从他学英文，还不如靠本英汉字典确实些。他老先生还教我班的地理呢！有一次，他拿着一支粉笔，指着中国地图东北角的黑龙江说：“Yangtze River is here。”当时，我吓了一大跳，朱先生呀！你为什么这样糊涂，你自己就住在扬子江边呢！教国文的，是一个前清的秀才；教算术的也是一个二十年前的古董。教会学校，非常专制，教员只要得到洋人的欢心，好不好，学生是不能说话的。
教员饭桶一点，也还可以马虎下去，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每天早晨一个小礼拜；星期四下午，又是一个礼拜；星期日的整个上午，都做礼拜！礼拜礼拜，到底礼拜哪个，真是无聊！明知做礼拜是毫无意义，但学校规定甚严，别的课可请假不上，礼拜，除非你生了大病，那就不能不到，不管你是不是教徒！这真是只准他传教自由，不准你信教自由了。当那伪善牧师，吃饱了洋饭，站在礼拜堂上，低头闭目，喃喃诵祷告词，以及胡说八道的大说其教的时候，这多么令我难受，几乎要急得在座上跳起来。这种不自由的学校，岂不等于坐牢！几次要出校，又复忍住。后来，我想得一个办法，就是每次去做礼拜，总私自带下一本自己爱读的书去，不管牧师说教也好，祷告也好，一概不理，我静心看我的书，这才算将难耐的礼拜挨过去。
校中同学们，有不少的人，趋奉洋人，见到洋人来，总是鞠躬敬礼；洋人说话，总是点头连说“yes”！我也是看不惯的。有一次，我问了一个惯趋奉洋人的同学，为什么对洋人要如此去尊敬呢。他答说：“你那还不知道，在洋学堂读书，不尊敬洋人，还尊敬谁？倘若谁得到洋人的欢心，在校可望免费读书，毕业之后，包管你容易找事。密斯特方，你要明白，找到一个翻译员或洋行公司的用员到手，就是几十块花边一月的薪水啦。如搅得更好的话，还可以在洋人帮助之下，留学美国呢！密斯特方，我不客气的说一句，像你这样不敬洋人，又不信教，那只好去讲你的社会主义了。”（我在校常与同学谈谈社会主义。）我听完了他的话，我不说什么，只对他苦笑一下。
过了一年教会学校的生活，也算过够了；又得到父亲来信，说再不能想法筹款寄来，我就从此废学，漂流到上海，梦想找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
后来，得到南伟烈学校一个同学来信说：校内有一个有力的洋人，希望我再回校去，他可以帮助我的学膳费，但要我相信基督教。我写了封复信给他，说：“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六、读《先驱》加入S.Y.
在南伟烈学校正当精神苦闷的时候，忽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名S.Y.）的机关报。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漂流到了上海，经过赵醒依同志的介绍，乃正式加入这个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团体。不过在当时，它成立不久，它的组织还不严密，工作经验也很幼稚，组织成分又以学生居多，故力量不大。我因初出学校，小资产阶级学生的浪漫习气，还是浓厚的存在着，又因感受当时流行的颓废派文学的影响，思想行动都还远谈不上无产阶级化，也就没有替团做多少实际工作。
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得到团的同意，与几个同情的朋友，由上海回到南昌开办一家新文化书店，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并与袁孟冰同志合力出版一种小报，鼓吹革命运动。后书店因经营不得法，营业不振而亏本，不久也被北洋军阀“查封”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了初期肺结核症，在三个月内吐血三次。肺病是我青年时期最凶恶的敌人，它损害了我的健康，大大的妨碍了我的学习，我的工作！足有五个整年，是无日不困顿于肺病的痛苦之中！我相信，我若不患这可怕的肺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上，绝不会如此的无成就；对于革命工作，也会有更多的努力和贡献。七、我是个共产党员了！
因为几年的斗争锻炼与团的教育，我的思想行动，逐渐无产阶级化，逐渐具备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资格。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经过赵醒侬同志等的介绍，在南昌正式加入共产党，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竟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八、“五卅”运动中的我
一九二五年，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起来了。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极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是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觉醒——睡狮的怒吼！这次运动，给了各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进展！
在此时，我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地内自由屠杀中国人民，心中愤激已极！运动开始时，我就参加“江西沪案后援会”工作，凡后援会规定的工作，我都积极的去干，在工作紧张时，有几晚都没有睡觉。随后，后援会派我去赣东各县工作，我也曾尽力之所及的去做，将反帝运动，相当的深入于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之中。
在这次运动中，我的吐血病发了几次；但当吐血的时候，就静卧几天，病稍好了，又起来干；一干又病，病稍好了仍然又起来干！九、秘密国民党时代的工作
在国共合作政策下，我是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一九二三年，江西的国民党部就秘密的成立了。江西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认国民党为赤化党，是施行压迫的。
如捉到国民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当日北洋军阀之压迫国民党，亦犹今日国民党之压迫共产党一样，不过侦探技术，处决方法，后者比前者更进步更毒辣罢了。
我们就在这种严重环境之下，秘密的工作着。组织工作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先组织了江西临时省党部，随在各县组织了十几县县党部。开过了一次秘密的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省执委，成立正式省党部。省党部主要的负责者，就是赵醒侬同志。工人与农民运动，亦在开始进行。对于“拥护中山北上”，与“追悼中山逝世”的两次运动，是做得比较广泛而深入，唤起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和同情。
这里要讲到赵醒侬同志的事迹：他是江西南丰县人，他是一个破产的商人。他在上海工作时，生活非常艰苦。他到各处活动，全靠两脚走路，连坐电车的钱都是没有的。他是共产党员，他是接受党的命令，来积极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他在北伐军到南昌前的三个月被军阀捕住，关押于军法处两个月就枪决了。后来很少人知道他，但在江西，他却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在这长期的秘密工作中，我的肺病更加加深了，更容易吐血了，走多了路吐血，睡晏了觉吐血，受了什么激刺也吐血，进了好几次医院。但我仍然是干而复病，病好复干。十、北伐军到了江西以后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我被派去参加广东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了广州。由反革命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地方，走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觉得各种现象，都是生气勃勃的，另是一种的。当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看到环要塞的一道粉白围墙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十个大字，精神为之一振！到了广州，看到各处所贴的崭新的革命标语，省港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各地革命农民代表的踊跃赴会与革命军人的和蔼可亲，这些情形，都使我感着愉快。农民代表大会，经过了五天，我从彭湃同志的谈话、演说、报告中，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他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屠杀了！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广东的农民群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日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后参加十万人的广州纪念大会，又随劳农两大会的代表——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会——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后又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井兵工厂等处参观，都觉得很是满意。满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哪知刚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四十一度，几至于死。
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医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的行步；后又转到牯岭普仁医院医了一百多天，肺病才得到一点转机。这次若不得济难会医药费的帮助，早就病死离去人世了。
在牯岭医院中，天天盼望着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一日，从病友处忽得到一张武汉报纸，乃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报纸，我把那张报的每个字都念过了。不禁狂喜！再过不久，北伐军占领了江西，我就依照党的指示，下牯岭到南昌来工作。
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的去妥协资产阶级。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
我当时当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重责，因党没有正确路线的领导，虽说是组织了六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程度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就不会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如我在省农民协会时，除开会外，就只批批各县来的“等因奉此”的官样公文，连南昌近郊的农民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的去组织和锻炼。这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的原因。
当时，江西的A.B.团却非常积极地进攻省农民协会，要夺到他们手里去。他们把持着省党部，今天对省农协一个决议，明天对省农协又要玩个花样，我是首当其冲的人，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每天早晨起来，拿起报纸来，首先就要看省党部又有什么进攻省农协的新办法；为对付他们的进攻，确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们委派了两个委员到省农协，当然不是来做工作，而是来和我们捣乱子；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我总与他们先争后闹，最后就拍桌大骂而散。
江西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他们首先就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他们圈定不成，就用金钱收买选票，结果露出马脚，大闹笑话！大会选举他们算是失败了，省农协没有被他们夺取去！他们散布谣言说，要用手枪暗中打死我；我也不以为意。
过了不久的时候，朱培德的态度，一天一天的右倾，公开说工农运动过了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等反动话；可是我们省委也没有想出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整天只是机会主义的叫同志去拉拢影响而已。“欢送共产党员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的对付！”“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这些严重示威的反革命标语，都是以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军队的署名到处贴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我几次跑到省委去说，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省委总是说：“把党的机关逐渐秘密起来，你们还是尽力去拉拢和影响他们。”
在六月的一天——我忘记了是哪一天，欢送共产党员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正在省农民协会看各县农民斗争的报告，一个有地位的人，喘气不止的跑来通知我说：“你赶快走吧！朱培德今日要送你们去武汉。”他连催我走，我就一气跑去省委机关。我刚离开省农协不久，朱培德派来的一营兵，就把省农协围住，将我的卧房，翻箱倒柜的检查，又将省农民自卫军一连人缴械。这次他扯去了假面具，他那狰狞的地主将军的面貌，完全暴露出来了。
过后一刻时，得悉朱培德一共要欢送二十四个共产党员出境（其中有几个是左派）。他做了许多假把戏——如请酒饯行，送旅费和安家费，每人一千六百元，派花车给这些人坐等等；这次还不敢公开屠杀，因武汉还未失败。省委决定我不要去武汉，要我到吉安去做农民运动。我就藏在省委机关暂住；适彭湃同志也来了江西，我们不期而遇的同住了几天。
就在去吉安之前几天，我与我的妻——缪敏同志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是几个同志吃了一餐好菜饭就算了。
自北伐军到江西以后，我是做了近十个月的公开工作。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的去进行工作——总之，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哪里会积集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暂时的同盟者，一翻转脸皮，说句假客气的话：“欢送你们共产党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滚蛋了！
别了，南昌！汽笛一声，我坐着小轮船向吉安前进。十一、吉安一带的减租运动“二五减租”，本来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改良主义的口号；但北伐军到了江西，已经一年，就连这一最低限度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也未见实行；政府并没有发布明令，说要实行“二五减租”，“实行二五减租”，不过仍是壁上贴着的标语上的一个口号罢了。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欺骗农民，多么使农民群众失望呵！
我从南昌秘密到达吉安的时候，正当着秋收要交租了；于是，我在党的决议之下，经过农民协会的组织，深入群众去进行减租运动。
我到达吉安、吉水、莲花、安福四县工作，在这四县，都召集过农民代表大会及农民群众大会。我曾经进行这几县农民耕种土地的用费和纳租额的调查，结果，发现农民租耕地主的一亩田，若将人工、牛工、谷种、肥料各项费用，总算起来，如果这亩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农民所有，农民是可以获得一些利润的；但从收获物中，缴去对成或六成的地租，则农民所得到的，一律少于他所用去的，就是说，农民租耕地主的田，一概都是要亏本的。亏本的多少，因地不同，有的地方每亩田要亏本七八角钱，有的亏本一块多钱，有的更亏本一块半钱至两块钱的。这亏本数之由何填补，我在第一段里已经说过了。吉安一带农民用以填补亏本数的方法，正是与弋阳九区农民所采用的方法，不约而同。那末（那么），这一带农民群众生活的痛苦，当然是无须描述了。
我在农民代表大会与农民群众大会上，不必说什么理论，只把这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实际情形，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的说与他们听。我在详细说明了这样情形之后，我再做一简短的结论：“同志们！我们贫苦农民，做牛做马替地主耕田，就算不望赚得什么，至少也不应该让我们亏本！过去我们糊涂一生，不会打算，替地主耕田，还要替他们赔这么多的本钱，天下应该有这样的道理吗？我们农民越做越穷，越做越苦，从前，总以为是八字坏，命根苦，现在晓得原因在哪里了——我们没有土地呀，我们租耕地主老的土地要亏本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减租运动，当然还远谈不上‘我种出来的东西，应该归我所有’——农民将来一定要做到这种地步，才算得到解放了；现在只是要求替地主耕田不亏本罢了！”这些话，每每能够提起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剥削清楚的认识，与激动他们深刻的仇恨。于是会场的空气热烈起来，到会各色各样的农民们，都表现出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愤怒态度，散会时的口号，吼得特别洪大！
为着“二五减租”，成千成万的穷苦农民，都托起旗子，带着武器，起来示威游行了！他们的队伍，常常拖长十余里，洪亮的革命口号，从他们队伍里怒吼出来！是的，他们不但要求减租，而且要求土地，要求根本毁灭豪绅地主的封建剥削制度，他们要从重重的压迫下，站起来伸一伸腰儿，做个自由的人！
在广大农民群众雄赳赳的游行示威下，一班社会的吸血鬼们，平日不劳而食，作威作福，到此时，都纷纷逃走了，这时候不但减租，根本就没有人敢来收租了。
直到大革命失败后，豪绅地主反攻过来，那时不但全部收了租，而且将在减租运动中出头一点的农民，捕捉和屠杀了一大批！
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有什么意思。
在此，我要纪念莲花县的一个同志，他姓朱，因年久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当时是莲花县的支部书记（党在莲花，当时仅成立了一个支部），很积极在该县工作。在我离开莲花县的第二天，湖南方面的罗某匪军，进攻县城，他从城里逃出来，走到离城十里的一个亭子边，遇着了一个劣绅，嗾使几个痞棍，将他就绑在亭子的柱头上剖肚挖肠的杀死了！他若不死，无疑的会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得力干部。
情形一天一天变得不佳了，国共分家的消息也传到了，我们当时自然没有什么办法想，只是加紧去做群众工作。
因消息封锁，连“八一南昌暴动”，我们都不知道，江西省委确实是糊涂得很，政治上如此重大的变化，事先都不派个交通送封信给吉安的党，让我们睡在鼓子里。当时，扎在吉安的，为白军第七师，该师师长王均，不动声色的以开联席会为名，将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同志和县党部商民协会的两个同志（都忘了姓名）骗去杀了；又派军队将农民自卫军包围缴械，形势遂突变严重，吉安的党，不得不转入完全秘密状态了。
我原要去永新工作，永新的地主豪绅正在带着他们的军队，进攻永新城，吉安的党派我去指挥安福农民自卫军，打退他们，各项都准备好了，至此遂不果行。
我避在吉安乡村一个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找不到吉安党的机关，觉得尽这样住下去，不是个道理，乃决计回弋阳活动。
那时，大概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十二、“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自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员为国民革命所尽的力，所流的血，所付与的牺牲，不可谓不多了。正因全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群众中的努力工作，使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同情和参加国民革命，又因得到无产阶级国家大力的帮助，国民革命的势力，才能在很短时期内，由统一两广而伸长到中国的中部。只因当时共产党中央，为陈独秀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统治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不争取革命领导权，拿到无产阶级的手里；而对于不能彻底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事事退让，拱手将革命领导权送给它，结果，民族资产阶级畏惧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乃中途叛变革命，投入于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的联盟，来进攻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就因此失败了。昔日在革命运动中努力拼命的共产党员，到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坐牢的坐牢，杀头的就更多了——这就是血腥的清党运动！有些在大革命时，企图升官发财而混入共产党的投机分子，现在原形毕露，纷纷登报声明脱离了；另有一些懦怯分子，对反革命的屠杀恐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躲藏起来，消极不做工作的也有，逃入寺庙去当和尚的也有——这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内部的自然清洗。只有那真正坚决革命的共产党员，仍继续不懈的奋斗着。这一次，共产党的组织，是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党员牺牲不小；工农群众由地主资本家的反攻而被屠杀的更不知有多少万人！至今想来，这个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你造的罪恶也不算小了。
我自一九二二年参加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共有六年，都是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这六年过程中，虽因肺病的纠缠，当然妨害不少的工作时间，但只要有一天病好，我就得积极工作一天；此时，国共分了家，从前在一块做工作的暂时同盟者，现在都现出狰狞的反革命的脸孔来了。不好耍的，一见到他们，就要被他们一口吞了去，就要死！不是朱培德欢送（？）去武汉的时候可比了，要找个安全的站脚地，都是很困难的了。
然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我当时还不了解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只认为是党不注意武力的争取；他们有军队有枪，我们不要军队不要枪，于是他们的枪头向我们倒下来指着，我们自然要逃走了。假若我在省农协工作时，中央指示要组织军队，那江西八十一县，每县组织一营农民自卫军，是很不难的；有了八十一营农民自卫军，朱培德欢送（？）我们出境，请我们滚蛋，我们倒要先欢送他，叫声“朱先生，请！你滚蛋！”了。就在现在，我们有了相当的武力，他们反革命要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对杀一场，看他们又能怎么样？我这种思想，当然是有理由的，这种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但这错误的来源，还是由于陈独秀可耻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来的，这是我没有懂清楚的，我只简单的专看到“不该不要武力”这个问题罢了。我越想越气，越愤激！
虽然如此，我又想转来了；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我把好一点的衣服脱下来，同人家换了几件破烂的衣服穿上，化装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没有照镜子，也不知道了，只是这样化装一下，一定与原相是有点不同了。我背起包袱，穿上草鞋，一个人独自走回弋阳。途中是经过了一些困难，也遇着一些有趣的事，如果是小说家用文艺的手腕描写出来，倒是一篇好小说，现在我是坐在囚牢里，是没有心情去写了。路上走了十几天，在一个晚上更深人静的时候，摸到了家。喊了几声门，把睡着的父亲母亲喊醒了，他们打开了门，让我进去。“呀！你回来了！”这是我母亲第一句话；接着，我家里的亲人和村中的农民，都来看我。看到我穿着一身破衣，知道我是化装逃回来的，大家不免有点惘然之意。我嘱咐大家要守秘密，不能在外面谈说；大家都说：“这个自然。”我就躲在房里不出来，连吃饭也在房里。
潜伏各地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我派人去叫来了。
大家开了一个会，一致反对悲观动摇，灰心消极，认为“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是对的。因决定从下层群众做起，不要怕艰苦。乃分头到各村去活动，在七天内，居然组成了二十几个党的支部，群众团体，也组织了同样的多。这是因为弋阳九区的群众，在早就受了不少的革命影响，北伐军到江西后，很快就组织了农民协会。第一件事，自然是打士豪劣绅！巨绅张大纲是捉起来了，其余的土劣逃的逃，罚款的罚款，都给了他们以重创！李烈钧的军队退到赣东时，土劣就请了一营人进攻九区，九区集合了五千农民同他们作战，第一天把他们打退了，后因指挥无人，大众溃散，被李军烧了二十几村房屋。漆工镇就在此次烧得精光。群众心里，是永远怀恨不忘的，这次有人去宣传组织，所以他们就很快组织起来了。
检查我们的武装，实在太少了，力量太不够了，乃决定我去鄱阳搞些枪来。鄱阳原有一个警备团，有枪一百支，团长为共产党员胡烈同志，可以说该团是共产党的。我从吉安回弋阳时，途经鄱阳，曾在船上找到鄱阳的同志来说话，要他们将警备团带到弋阳去，以保存实力。他们答应可以，所以我这次去鄱阳，满以为可以将该警备团带来，至少可带来一半；哪知到了鄱阳，那班名为共产党员而实则反动派的鄱阳老，早就以牺牲警备团为与劣绅妥协的条件，将警备团断送了。胡烈同志撤了职，警备团里面的党员悉行开革，革命的警备团，现在变成豪绅地主忠实的守门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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