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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曙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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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时光试读：

自序

我是任曙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1949年进城的军人，母亲生长在北京，家庭有满族正蓝旗的血统。我算是北京人，不是原住民。

我在北京的三里河长大，那里紧靠着玉渊潭地区，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五六十年代的玉渊潭是一片真山真水。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是全托，只有周末在家里睡觉。七岁上小学，每天要挤汽车好几站，不记得有大人陪着。上中学不久，参与了学校的事情，就搬到学校住，时常周末也不回家。初中后当了工人，基本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工厂了。我算是离开家比较早的人吧。

父亲是农民出身，喜好大自然里的东西。在他的带领下，我心中最早的一些意象就来自那山那水，那西天的云霞。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照相机很早就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我无言的伙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拍照片对于我就像是增加了一只眼睛，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学生与矿工没有区别，都能勾起我遥远的遐想，至于798的房子就是生命的舞动。我身边的女人与不相识的女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不熟悉的自己，至于那个小孩儿简直就是我前世的弟兄了。

我喜欢爬山，山里的一切胜过拍照片，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眼前晃动。慢慢地，眼前的景与物恍惚成了自己，总想进入其中遨游驰骋，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照片是个幽灵，也像个黑洞，诱惑着我痴迷不返。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有外太空的生命来造访我们，也许只有照片可与他们沟通。在照片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这照片一旦上了墙就和我没关系了，生老病死，由它去吧。你可以再去拍点儿什么，也可以坐在那儿，喝茶发呆。照片这事儿是想拍就拍，过去了再想拍，什么也没有了。

开学了

把《八十年代中学生》展示出来，自然是摄影上的交流，其实更大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大家。我从中学生身上获取的那些，现在还给他们。至于如何评价，那是他们的事情。当年拍摄是自己过瘾，很爽的过程，许多年过去了，摄影的这那淡如青烟，心中的校园日益遥远。

能在北京的798办个展览是我的心愿，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展览分成了两次举行，前后隔了半年的时间。2010年12月19日，我与民谣歌手钟立风同时出现在798的映画廊，那日松把摄影与音乐组合在一起，让现场的观众过了把瘾。展场的布置将空间重新分割与组合，当年中学生写的诗歌原稿与夏令营的影片，在现场的两面墙上交相辉映，这是视觉部分。歌手钟立风抱着吉他游走在观众之间，乐队的伴奏与吟唱阵阵滚进耳鼓，这是听觉部分。身处其中，兼顾不暇，加之灯光若明似暗，我站在人群边上，如同走进八十年代的校园，想必坐在展场中间黑压压的一片，也已经回到三十年前。就是在这次的音乐影像展上，照片中的中学生、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一直以为我们的青春没有人在意，就那样流走了，感谢作者那样地记录和珍藏。还是一位当年的中学生，我多年的朋友邓群，他告诉我：看到一七一中学楼道尽头的窗子，恍如穿过了时光隧道，这就是三十年。1985年前后，为了做一套贺年片，我在中学生里搜集了一些诗。贺年片没有弄成，却留下来一百多首诗，本以为也就是怀旧了，没有想到，当把它们被大大地投映在墙上，映入人们眼帘的却不仅是几行文字，也不是一种浪漫。以前听过几首校园歌曲，如此现场的听闻于我是第一次，特别是把吟唱的心境扩散在空气中，它们对人的冲击力又岂是回忆那么简单。其实摄影在采集信息的阶段就不是无声的，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拍摄者而已。图像从现实中抽出意味，音乐同理，二者交融会把人带到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位来到现场的照片中人，现在定居上海的王绚告诉我：你的《八十年代中学生》铭刻了一部分你的灵魂，也承载了很多人对青春的记忆，它们令原本灰色的回忆有了淡淡的色彩，很美。

2011年4月30日，《八十年代中学生》终于在北京798的映画廊开幕了。对我来说，真有点儿陈年宝藏终见天日之感。拍了那么多年的胶片，第一次看到制作出来的效果，令我每每爱不释手。阿城曾告诉我，以后制作照片，阿克发胶片的那种颜色不要弄没了。制作展览照片追寻的是拍摄时的气息，PS色彩的生命力存在于电脑中。当然我不能把展品抱回家，我能做的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去现场，用餐巾纸把观众留在展框玻璃上的指纹轻轻地擦掉。拍摄照片三十多年了，也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参加展览，我一直觉得有机会在现场拍照，就很过瘾了。时代的发展把我带到展示传播的兴致中，墙上的照片使我再一次走进校园。真的，当小小的底片变成真人大小的照片时，你的感觉有些接近现场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拍，因为摄影的快感多在现场，只是很快就过去了，为了更多过瘾只好不停地拍摄。当然现场的气息，展示的照片替代不了，但制作精良的照片，却可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拍摄者在现场感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在展场感受到了。我想这就是展览的力量。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与我坐在一起的那几位都是当年的少年，照片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彼此都老了，看上去就分不出彼此了。

音乐影像展之后，我以为图片展会比较容易，没有想到单单展览照片的制作就花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八十年代中学生》最后定稿的一百六十九张照片，我前前后后都做出过电子文件，哪知照片做出后，破绽连连，信息丢失很严重，需要全部重新处理。放弃好几年的积累，我心里有些不适，但我明白必须这样。想到三十年的拍摄与几个月的制作时间，孰轻孰重，我释然了。那次做展览照片，我补上了缺失的一课。举办展览，不仅是让大家看到你拍的照片，如果能够在现场传达出更多的信息，感受到一些画面外的东西，这个展览应该就是上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展示。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天在现场大家都有座，静静地。耳朵里是声音，从你周围传来；眼睛里是画面，几面墙上都在闪现。耳目不暇接，思想被挤压的无处藏身。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年收集了一百多首中学生写的诗，连同他们使用的纸张和笔迹。那张张纸片儿，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还能读出其他的东西，今天把这些意思展现给来到画廊的各位。

那次展览总共挂出了六十张照片，只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不到，这是效果的考虑。看展有积累的问题，也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作为映画廊的艺术总监，那日松考虑了整体结构的展示效果。他把展场进行了分区，音乐影像展上出现过的电影《夏日的回忆》，再一次回荡在展区可供休息的一角，当年在山区夏令营的少年们穿越时空回到眼前。八十年代中学生们写的小诗，赫然变身成一面高大的诗歌墙，如同纪念碑一样，铭刻下一代人走过的路程。诗歌，总是同我们祖先的命运相关联，今天，它也成为一代中学生们的生命吟唱。原来设计在开幕式上，或重现一堂语文课，或请来童声合唱。为此我们还专门去了一趟一七一中学，为实施计划借些原来的课桌椅。就在开展的前一个星期，那日松告诉我，现场只摆放课桌椅，其他活动全部取消。这是关键的一步，看似退一步，实则进了几步。一个多月时间里，摆放在画廊展览大厅中央的那二十套八十年代的课桌椅，变成了一道无法言说的风景，就像魔鬼的黑洞，任你男女老少，通通吸进去。展览期间我常到画廊去看摊儿，不时恍惚：这还是摄影展览吗？现场的桌椅，与空间发生冲击，导致内心在错位中产生幻觉，人的心灵获得释放，许多念头得以萌生。整个大厅里只有墙上的照片是实的，其他的安排布置都以虚来呼应，展场活了，在有序地旋转，人在其中会因人而异地被带到不同的地方。这些课桌椅已成为现场空间里的有机组成部分，观众看过照片，几乎都会到这里坐一坐，或休息思索，或留影游戏一番。这些桌椅发挥着多种角色的作用，满足着各色人等的不同心理需求。

六十幅收藏级打印照片，配上原木画框，红蓝绿三色随黑白彩色而变化着。举目移动中，适度间距的中学生们，生动有序地进入瞳孔，不时会有课桌椅在眼角余光中闪入，耳边传来夏令营的喧嚣。诗歌墙矗立在展厅中央，却巧妙地隐在类似教室黑板的主体墙后面，把中学生的另一面呈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还觉得不具体，不够进入的话，近三米长的玻璃展柜里，当年的照片、信件、贺卡小样、听课笔记等，如同文物般证明着什么。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展览期间还是年轻人来的多，问题五花八门。我呢，不能都回答的满意，就随各位吧。2011年6月，北京映画廊。798是个活的工业遗产，这个三角形屋顶里面还有工人在做着什么。几年前我带着灯具和助理曾进去拍摄过生产的照片，今天我在他们对面办摄影展览，这确实就是798的特色。

我在展场见过一位“老三届”的观者，看完一遍后，他站在课桌椅旁边想事儿。我们聊了几句，他说他想念中学时光，不后悔这几十年的日子。有一天，我看见两个穿校服的现任中学生，在展场静静游走，她们后来坐在课椅上，彼此无话，视线在远处的影像上。她们没有话语，我不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一天，闭馆时间已过，还有一位观众在移动，工作人员在等候着。我坐在课椅上，看她已经转了两圈，还没有走的意思。她斜背着书包，脚上的鞋是红色的，一转眼又转到诗歌墙后面去了，半天不见动静。我有些好奇，起身走了过去，发现她在视频区看《夏日的回忆》，一动不动。大厅很静，爬山游泳少年们的喧闹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问她喜欢这个展览吗，她“嗯”了一声，深深地点了几下头，挺利索的发型。我陪她转到原始资料展柜前，看到她的鞋上还有绣花呢。她说她是学电影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欧洲画廊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她说她真喜欢那个时代，那时的风，那时的云。她说：什么全球化，那是一场阴谋的噩梦；什么发展是硬道理，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我愕然这个小女生，肃然之余，开始琢磨她反复在展厅转悠的道理。她在感受，也在沉迷，她在寻找青春的密码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那些八十年代的影像，射向一个她也不十分清晰的地方。我送她走出画廊，红日西坠，彩霞满天，她的背影渐渐融入了798的暮色中。我想起艺术家关迺昕评论《八十年代中学生》的话：我们出卖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杀死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换来了一个什么时代？

在展览开幕式上，我对前来看展的朋友们说：望着墙上的框子，心中有一份惆怅，因为它们不再属于我了。它将属于在座的各位和今天不在座的更多的人，这不也是自己当初的愿望吗？想到此，我心中释然。

映画廊在798的一条街里，展览期间在街口悬挂了一条横幅，一个多月的风吹雨打，最后它已经残破了。我希望它再破碎一些，最好随时光飘散，不留痕迹。

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这就是用那一百多首诗稿制作的诗歌墙，墙上的照片是我当年手工放大的，都是老物件了。它们互相映衬着，给摄影展增添了许多空间。1961年 北京南礼士路照相馆

我的中学

童年时光

我出生在北京内城的板厂胡同，院子里至少有一棵巨大的槐树，房子是民国初年的建筑，窗户是木头的，有玻璃，地面是大块的瓷砖，图案暖暖的。母亲告诉我这里住过大官，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中国花纱布公司的宿舍，父亲进城后在此任职，后来演变成了商业部。

我脑海里留着一个确凿的证据：夏天的午后，胡同里的影子都是短短的，土质的地面泛着刺眼的白光。我在胡同的北侧，看见对面的墙和门洞都在阴影中，好像有个人从西向东走了过去，声音始终是一点儿都没有。这个画面一直跟着我，时而迫近时而遥远。我一岁半时举家搬到了三里河大院，胡同时光留存下来的东西仅有上面那段画面。

幼儿园留下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戴着墨镜穿着裤衩，一群小朋友躺在垫子上晒太阳，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夏天的太阳在眼中像个淡淡的药片。另一个是上小学后几个伙伴去旧地重游，利用午睡的时间悄悄摸进幼儿园的二楼，刚想打开教室里钢琴的盖子，一个老大爷追了进来，我们狂奔下楼窜出后门，却发现还有围墙。高大的蓖麻叶子遮天蔽日，绝望的奔跑中我们害怕极了，哪儿还有方向感。突然一道竹篱笆赫然眼前，野草茂密中居然有个窟窿，大家争先恐后钻了过去，衣服破了，脸和手上也出了血。1957年，北京照相馆。抱着妹妹的是老王姨，我家多年的保姆，老北京的许多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传播到我身上的。她不会写字，却能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事儿。我身边的是妈妈，好像上小学后，我对她的印象才丰富起来。

我喜欢湖水和湖水后面的彩霞。我一直想象铁轨尽头是什么样子。我相信睡梦中的飞翔是我曾经有过的功夫。特别是我学会了滚铁环，跑起来后，我的双脚就是一直离开地面的。我喜欢动，和楼门里的小孩儿玩逮人，我可以很快爬到树上去，对方气得要用石头砸我。玩藏猫猫，我可以找到最隐蔽的地方，只是特别脏，净是土，有时也会弄破手和脸。该吃晚饭了，阿姨喊叫我，父母没回来我不会回家。跑到自家窗户下，一伸手阿姨递给我一个刚出锅的白馒头，特别香，我在玩耍中吃完，又会跑回窗户下大叫阿姨，又一个馒头递出。我喜欢和伙伴玩，也喜欢自己一个人玩。任何可能的方法我都会尝试，在尝试中我总是很投入但不去思考，因为那许多的过程已经把我的脑袋占满了。夏天，我的膝盖好像总是有伤疤，常常是旧痂还没掉，就会又摔出新伤口，红药水紫药水轮流抹，好在那时药品也简单。到了冬天，我的手总是皴成一片，黑乎乎的，像一层老茧。主要是它会开裂，流出鲜血，特别疼，有时弄得手都不敢动弹了。我记不清小时候戴不戴手套，但是我记得到了冬天会给人家送大白菜，那是不戴手套的。

这样说来在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我的心思总是像湖水一样，也许这样才能腾出许多地方去观察蚂蚁怎样在树皮上爬行，石头怎么会有那样的纹路，我总是想象落日的后面到底有没有神仙。

对我来说一天好像不是二十四小时，遐想的念头把一天天连成了一片。世界于我的意义似乎在史前就决定了，我需要在冥想中把它们一一寻找出来，清晰在眼前，这些久远的朋友在陌生中是那么熟悉，它们组成的世界使我无比畅快。当我半偷不偷地把父亲的照相机拿到手里，我终于有了寻找这些遥远梦幻的可能，无论是在中学校园还是边远的矿区，甚至在妻子与母亲身上，我看到的总是另一个世界。这就是后话了。

我仔细回忆了许久，发现我就是个特别喜欢玩儿的孩子，不喜欢上课听讲做作业，认为那是家长让我做的事情，如果依着我自己的喜好，老师的评价就是玩儿出圈了。上小学时父母倒也没说什么要好好学习不然将来就如何如何的话，只是七岁了就应该去学校，真是没办法！我的幼儿园天国离我而去。

我上小学时家住三里河，开始是在西四上的小学，因为挨着地质部，中午可以到妈妈的单位去吃饭。小学的教室比起商业部的幼儿园实在是太小了，小平房，它是羊肉胡同东头的一座小庙改造的。那时北京的胡同窄小，弯弯曲曲的，倒也曲径通幽，只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就迷了路。母亲送我到胡同口，嘱咐了几句就去上班了。我向西走去，很远了，怎么看不见学校门呢？我在那条又细又长的胡同里来来回回地游荡着，慢慢地也不着急了，没有时间概念的我就这样晃到了中午。妈妈来了，问我怎么没去上学，我说找不到学校了。她拉着我的手急匆匆地赶到北京羊肉胡同小学，原来是一辆大汽车一直停在了学校门口，我很笨吗？母亲并没有说我，她心疼我走了一上午，连口水也没有喝到。

除了吃午饭，下午放学后我也要到地质部去找母亲，她工作忙，我就自己在大院子里东逛西玩了。不知是什么季节的下午，小雨霏霏的，我穿着雨衣爬上了铁栅栏。站在上边毫不害怕地就是纵身一跳，就听“刺啦”一声，人落地了，雨衣后襟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原来我爬到铁栅栏上边时，一只铁尖头还在雨衣里面呢。就是辛苦了保姆老王姨，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密密的针脚简直像天工。

我可能感到玩不开吧，经常在上课时大声说话，不时还喊叫一嗓子，我的记分册上老师总写上这条评语。记得一次我玩起了自己的书包，相当认真地用书包带儿把自己捆在了椅子上，老师气得让我站起来，结果“哐当”一声，连我身后的课桌都给掀翻了，课堂大乱。我不记得我那时做不做作业，只记得一次要开学了，路上说起要交暑假作业，我当然也完成了，可是一看同学的是好几页，我的只有一页多一点儿。我还问人家：你怎么写那么多？同学说老师要求好几遍呀！我其实心里明白，我抄写课文只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省略。那次是否过了关，我早忘了，我只记得开学好几天了，我的心思还在暑假里。

那时父亲总带着我和妹妹到玉渊潭去玩，好像对我的功课没什么要求，也似乎没有为了作业打过我。难道父亲鼓励我去玩？反正每个星期天都是我的节日，河边大树下、麦田里，还有湖水那头天边的晚霞。我童年的记忆没有课堂，也许我选择性地遗忘了，我的心思总在室外总在我认为有意思的事情上。要说体育课我喜欢上，跟玩差不多，可以把衣服在水龙头下弄湿，然后再穿上，明亮的阳光下，四十五分钟过后衣服就全干了，痛快！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踢足球不是用脚尖而是使用侧面。爬绳也是最爱，因为我喜欢爬树，总要在小伙伴面前显摆一下，这也许是后来喜欢爬山的缘由吧。

夏天多雨，电闪雷鸣之后，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我躲在家里出神地看着窗外，仔细捕捉着每一条雨线划过天空的声音。它们穿过树叶落在地上，树枝摇动，声音每每不同，树叶在大风中颤抖，顽强地不肯掉落，大雨把它们冲洗得干干净净。有一年夏天，大雨居然下了好几天，等我终于跑出门去，发现好多柳树已经东倒西歪了。我狂呼大喊，震惊这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蹲在树根前，看到了平时埋在土里的根须，我用手一截截地触摸把玩，那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许多柳枝已经触地，伸手可得，我不用爬树了。

夏天有草有各种虫子，在我眼里它们就是森林与野兽。我喜欢长时间蹲在那里寻找、观看，实在不行就干脆趴在地上，用一根小木棍轻轻地拨开这挑开那，我的视线很低，草丛就显得高大了。泥土的味道我很享受，有一次甚至把鼻子挨到了蚯蚓身上，湿乎乎的有一股土腥味，比菜市场的鱼好闻，那土腥味是清香的。我能够区分蚯蚓和寄鸟（知了）的洞穴，天儿热了寄鸟就上了树，蚯蚓总爱躲在湿土里，我用木棍和手指头顺着泥土中的孔洞一节节翻开，曲曲折折之后总有一条蚯蚓藏在里面。我以探宝为乐，很少伤害它们，我总觉得它们是我的朋友，当然，有时为了钓鱼就对不住它们了。

草丛里的世界诡异多端，每种虫子的爬行方式都不一样，在我眼里各种野草就是茂密的森林。我幻想我要是那个虫子会怎样，多少年前我是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从这里学习了爬树的本领，也学会缩小自己从而进入它们的世界。成年后听说有牛耳里面可藏身躲雨的故事，觉得世界的大小是可以转换的。

我小学三年级时已经在三里河第三小学上学了，也许因为这里部委子弟太集中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很快席卷了宽敞的教室和开阔的校园。似乎是一瞬间学校就停课了，批斗老师校长，各种教具、体育器材满楼道都是。一群少年围着老师喊口号，还让老师站在课桌上低头认罪。当时都在喊什么，我一个字也没记住，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到楼道去寻找财宝，我发现了不少崭新的课本，各年级的都有，我迅速挑选了一摞藏在书包里，从学校的侧门回到家，到了家心还在怦怦跳。不行！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安全了再说。我想到了我常去的铁道。1957年，北京照相馆。母亲带领全家去照相，除了合影，还要给孩子们单独照一张。听老王姨讲，母亲特别喜欢这件毛衣，认为有上海的味道，她年轻时也是挺讲究穿戴的。我有这张的大底片，但还是翻拍了当年的相片。

六几年那会儿西直门往南有一条铁路经过三里河，它从二七剧场后墙擦身而过，奔向哪里我一直没有探索清楚，留下一个永远的遗憾。铁道我熟悉，那时候为了与火车头打游击战，我们研究了铁轨枕木、道钉，还有那特殊味道的碎石头。那里一般没人去又总过火车，绝对是安全的。我在一个傍晚悄悄来到铁道旁，在距离路基几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就把那一摞新课本埋了。虽然紧张，我还是用杂草把表面伪装了一下，为什么没用塑料布什么的把新书包裹一下呢？1966年时塑料布我到哪里去弄呀。回到家安然地睡去，时间一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很长时间后突然想起来我还有财宝藏在那里，又是一个傍晚，我挖开那个坑，那些新书已经腐烂不堪了。

学校附近有一块空地，不知怎么被人挖出了一个大坑，每天放学总有不少小孩儿在那里玩。这种事儿当然不会少了我，书包斜背在肩上，一会儿就忘记了它的存在，那时的书包小啊。有一次我下到大土坑的里面，啊呀！太神奇了，耳朵边的许多声音变小了，变远了，可我分明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它们来自地底下。大坑断面的颜色是湿的，有许多根须暴露出来，粗粗细细，千奇百怪，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个窟窿。探秘的劲头陡然升起，只是窟窿离地面有点儿高，我找来几块砖头和石头，终于可以把手伸到里面了。

我看到窟窿的四围有木头的残留，散乱的土石中有几根大骨头，是化石吗？我很认真地捡拾起来，拨开杂土，把骨头一根根地取出。慢慢地出现了更大块儿的骨头，还挺沉呢。这是什么动物？继续前进，手够不到了，我需要把身体钻进窟窿里，这时发现了一堆细长条的骨头。我有些明白了，是个人吧。奇怪，那时没有一丁点儿害怕，有的只是兴奋异常，我想继续前进就会找到头颅了。这时我的身体已经钻进了那个窟窿，其实就是个多少年前的棺材呀。我极细心地把所有的骨头都搜寻出来，在大土坑的底下试图还原那个人。这时有小孩儿在耳边叫：这孩子挖死人呢！我不管，继续摆弄着那堆骨头。1965年，北京南礼士路照相馆。老王姨就像我们家的老亲戚，母亲每次照相都让我们合个影。我看老王姨就是老北京，妹妹则有些上海的味道。我呢，像新北京吧。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这是我给父亲拍的最早的照片了。后面灰白色的建筑是个猪圈，他同养猪的人聊了好半天，说是盖得好。父亲不仅自己在它前面留影，还让我们依次都拍一张。

天色晚了，我必须回家，这堆东西怎么办？我找来一根细铁丝，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骨头穿成一串，那颗头颅排在最后。我爬上土坑，拖拉着那一串收获回家去了。一路行走会有声响，路人侧目，我倒是有了些自豪感。估计是有小密探早已报告了家人，母亲老远就喊我，勒令我放手，那是我没见过的严厉。那天母亲用一把笤帚浑身上下把我扫了好几遍，怕是把什么病菌带回家。

铁轨是一条直线，通向不知名的远方，玉渊潭的湖水围住了一方神秘的天空，它们之间的三里河楼群似乎也变成了魔方，我周游在其间感觉还挺自由的。在行走与做梦的转换间我的思绪会飞得很远，那里有许多未知在诱惑着我，令我心旷神怡。冬天在冰车上追逐，那是飞机般的感觉；沿着铁道奔走，那是周游世界；至于滚铁环时，那就是跑到时间前面了。小学时我没有时间概念，饿了吃困了睡，下雪是冬天，寄鸟（知了）叫了我可以去游泳。河里有淤泥，踩上去油滑油滑的，遇到水草要仰游，不然被缠住就危险了。入冬的北京城开始捣鼓大白菜，空气中到处是白菜帮子的味道，混合着张嘴的哈气，少年的心兴奋到了极点。

我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蹬平板三轮车，又不知怎么着我就帮着穿蓝大褂的售货员运送起白菜了。地秤上放着木头板架子，一百斤大白菜没有几棵，谁家不买个几百斤呢。去帮子过秤，老太太交钱的时候，我已经往车上码放了。菜头朝里菜根朝外，这样码得高，又稳当，运送过程中也不伤白菜。我蹬车前面行，老太太在后面一个劲儿地指路，还不停地大声喊着：“慢点儿慢点儿。”羊剪绒的大帽子一会儿就戴不住了，我把帽耳朵上的带子系紧，顺手把它胡噜到后脖颈上，感觉脑袋在冒热气。到地儿了，我要把白菜卸在人家门口，不敢说码放得多整齐，但绝不能伤了帮子。那时心中根本没有野蛮装卸的概念，真不敢呀！完后，马上赶回菜站，下一家接着送呀。在我的记忆中最多一次送了七百多斤，满满一车，买白菜的人都怕我把车蹬翻了，那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呀！我后来也奇怪，没有人让我去干，也没有一分钱，我却那么认真那么卖力气那么负责任。我肯定不是雷锋，是少年贪玩吧，兴奋暂时罩住了疲劳而已。挺晚的了，也不知道回家，是家里的阿姨满街找到我，把我拉回去的。少年的心里其实是一片无色透明，其实什么都没有想。在寒冷的冬天，蹬着板车，满头冒着热汗，衣服全脏了，浑身上下确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与快乐。后来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享受过那种人在天地间的自在。如果非要说，可能在后来拍摄中学生时，从中感受到了一点儿运送白菜时的感觉。

架打过两次，不多。一次是放学刚出了校门，有两个比我矮的学生拦住我。他们是我同年级的，个头一般高，可能是双胞胎吧，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叫黄河与黄海。起因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双方站在那里说了半天，有不少学生在围观。那时候有了过节先要约架，商定好地方，再讨论方式。比如单挑还是群的，前者只能单刀赴会，后者就看你的人缘了。比如红的还是白的，前者可以使用刀子叉子，会见血嘛，后者就看个人的拳脚功夫了。可有一样，输了的如果受伤，打赢的要负责送医院，还要掏医药费，这叫局气。那时北京城里小孩儿打架彼此都遵守这个规矩，三里河地区属于西城，当然不例外。黄河、黄海在商量去哪里好，我说出了玉渊潭后湖，那地方我熟呀。他们有些吃惊，犹豫了一下，嘀咕道：没事儿，谁谁离那儿很近。正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老师来了！这一群四年级的男生马上作鸟兽散。后来这事儿就没了，也许茬架的过程足够了。

有一次是真动了手。我五年级时，妹妹上三年级，班上有个男生总欺负她，动不动就把铅笔橡皮抢走，有时还打人。母亲要找老师，我一听就杀心顿起。妹妹不敢告诉我是谁，我是通过小伙伴打听出来的。一日下午，我等在有几棵树的必经之路上。伙伴远远指认后就撤了，我冲上去抓住那小子脖领子就打，无话。他很胖，我瘦但个儿高，终于把他摔倒，骑在他身上猛揍，这下他开始哭了，后来有路过的大人拉开了我们，各自弹弹浑身的土，回家了。

坏事我也干，比如搞个伏击，完全是跟电影里学的。那时楼房间距大，树多，有小路连通，但是路灯少，拐弯处很黑。歹念一起，计划来了。我白天把砖头堆放在拐弯处，天黑后把它们在道上码一排，躲在暗处等候佳音。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有耐心，骑车人经过车倒人摔，传来的痛骂声能让我高兴好几天。吓唬小孩儿的事儿也干过，把衣服套在脑袋上，两只手高举着，再出个什么怪声音，夏日黄昏乘凉的人多，作案机会就多，当然挨的骂也不少。要说也干过最坏的事儿，楼区间有一排小平房，那里的厕所是公共的，厕所门口有一段围墙，算是遮挡吧。楼区间的一条路从它外面经过，作案的位置有了。找到一段竹板，用它像勺子一样伸到茅坑里出一摊屎，竹面弧形，存物稳当。入夜星稀风高鸟不语，我悄然来到那堵墙后面。墙的上端有一排十字孔，装饰得好看，倒成了我的瞭望孔。先是耳朵听到声响，目标近了，经过墙面，远去还不太远的时候，举手把竹板在墙头一磕，借着惯性屎块准确地飞向目标。竹板有节，就算子弹稀滑也不会流到手上。抛物飞出，也许散开，命中与否，很不重要，黑夜袭击的快感才是无与伦比的。真是太邪恶了！

小学三年级我转到的三里河第三小学，算是重点学校，母亲为此还给我请了个家庭教师。这是个高三毕业的学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无法考大学，但是字写得好，后来母亲请她给地质出版社誊写稿子，也算就业吧。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她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我是特别不愿意。最可怕的是听写，没完没了。不会写，我就一遍遍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但是她的耐心远远大于我的耍赖，我无处藏身。算数题更可怕，那时没有计算器，全靠脑袋想，我的脑袋怎么会想这些事儿呢！有时太难受了，我就冲她喊叫，她安稳地坐在我对面，从来都是满脸微笑，稳如青山。有几次我真把她气哭了，父母快要下班，而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家里的保姆老王姨过来劝说安慰，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有这时我才看清楚她的模样，皮肤特别白，有两个小辫，短短的像刷子。她的家我去过一次，是春节什么的母亲带我去的。她们家居然有一台钢琴，黑亮黑亮的。她的母亲也像她一样总是微微笑着，但身上穿的衣服没有扣子。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下午，贪玩的我没有写作业。那时家里已经不敢再请资本家的女儿来了。父亲回来问我为什么，我谎说与伙伴们去看了电影，父亲不信，揪着我的耳朵就去了电影院。一群小孩儿尾随观看，母亲的劝说毫无作用。这一路，耳朵真疼呀。

我家邻居有个女孩好像跟我一般大，我住1号她住2号，放学时分她总来找我玩。我们一起翻看小人书，兴奋了，我就抓住她的衣裳对她也对自己讲演一番。她愣愣地看着我，然后就是笑着听我侃。懂没懂我的意思，我不知道，只要她看着我就行了。有一次，我又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就抓住她的小辫儿高声喊叫。她疼了，直叫：“老王姨，快来呀！”老王姨过来说了我，给她拢拢头发，她原谅我的速度比我揪她小辫儿的速度还快，我们又去玩别的了。

我们也玩过家家，但一切以我为主。我们把门关上，不让老王姨进来。偷偷把箱子打开，翻出大大小小的衣服，按照我们所认为的世界演起话剧来。她时常是小羊羔还没学像，我就让她当老奶奶了。蓝墨水是我们的化妆品，我往自己脸上画，也往她脸上画。她总是仰着脸，任我构思，我却时常胡画起来，她照镜子一看，噘嘴不高兴了。可我从来不哄她，我有一大堆道理呢，神说一通，她会进入那个神话的世界，我们又继续了。家长快回来了，老王姨给我们洗脸，收拾混乱的房间。

我不时会惹老王姨生气。一次她关上门，在屋子里不出来了。我无法跟她捣乱，就端来一盆盆的水从门缝倒进去，想用水淹她，结果是我的鞋全湿了。当时她也在我家，让我别闹了，我当然不听。她只好趴在门缝下，向里面喊道：“老王姨，您别生气，阿姨回来说他。”那姿势那声音永远存在我的心中，长大以后，它时常像惊雷滚过我日益麻木的心田。

小学时候，北京多雨，家门口的泥土中有许多蚯蚓，挖找它们是我的神圣活动。她怕虫子，可我要干，她会跟着。我一会儿让她找根直点儿的木棍，一会儿又要小瓶，她来回跑得直喘气，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蚯蚓洞。这活动总会弄脏衣服，为这她妈向我妈告状，可没用，她天生是我的兵。

不知从何时起，她从我身边消失了，而我同小哥们儿继续着没有尽头的游戏。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其实她还住在我家旁边。

我的心情像秋天的湖水和夏天的太阳，日子总是那样无忧无虑。有一天，我偶然在窗口张望，发现她站在不远的树下，身边有几个女孩子，她们在做什么呢？她好像也在往我这边瞧，我一下子害怕了，急忙缩头蹲下，心还有点儿跳。稍许，我移动到窗户旁边，慢慢站起来。我不敢再去窗口，但我还是想看到她，我试图通过窗边的一线角度看过去，像个特务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她是个女的，而我是个男的。我觉得心里乱糟糟的，这神秘幻境持续了一会儿，第二天醒来就全忘了。

这之后就“文化大革命”了，我们搬了家，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她。

再后来我上中学了，她应该也是吧，我曾在一次各校联谊会的大礼堂中，远远瞥见一个疑似她的身影。

多少年后，我结婚离婚，她曾像鬼影一样出现过，我发觉我在想她。假如有生物电，她应该会知道，在梦里我曾想：如果儿时明白这些，我一定不会放走她。

老王姨是母亲的旧交，母亲叫她老王，我和妹妹叫她老王姨。她干活总是一步一步地，很少快过，我们家里的许多事都是她在做。记得有一年母亲让她给我做一件棉袄，都快冬天了，她还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着。后来我每天回家都要去看看那块布变成什么样子了，慢慢地有了一只袖子，许久后，又一只袖子出现了，又是许多日子，圆圆的领子长在了两个袖子中间。奇怪的是棉袄的前面没有扣子眼儿，这和我穿过的衣服不一样。她喜欢盘腿坐在大床上靠近窗户的地方，不时透过老花镜看我几眼，右手的中指上永远戴着一枚很大的顶针。这个金属圈的名字，是她在行被子时告诉我的，因为我好奇那根大粗针扎进被子里后，她总是用那个铁圈顶住它。终于有一天，老王姨用做棉袄的灰布头缝出了一根带子，她居然用它编出来一个圆圆的花骨朵，太神奇了！我急问之，老王姨说这是蒜扣，我看像一条小蛇在那里缠绕。棉袄终于完成了，我长出了一口大气，找来纸，我写上：棉袄做好了，就等着父母回来报喜。我把那件绝对中式的棉袄平铺在床上，花色图案的床单映衬着中灰色的棉袄，我又把那张纸放在棉袄的中间。多少年后，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件完好的锦缎衣裳，怎么看，样子都像我那件棉袄。后来许多年，我再也没有穿过它，但我像传家宝一样珍藏着它。

老王姨有一个小竹编筐，里面全是做针线活儿专用的工具，有几样我叫不出名字，但我记住了那个专门补袜子的东西。它是木头的，就像人的一只脚，把袜子套在上面，哪里破了就用针缝补那里。补过的袜子平平展展，穿在脚上觉不出有补丁。我喜欢看她做活儿，有时帮助她穿针引线，她就夸我眼睛好。后来我用几个牙膏皮，在小货摊上换了一个认针器，是铅做的，针放在里面，多细的线往上一挂，取出针来，线就在针眼儿里了。老王姨特别喜欢，把它装在一个小瓶子里。她告诉我缝东西有不同的针法，比如直针跑、倒退针就是她的真传，我一直受用到今天。1966年冬，北京三里河大院。我站在我家的窗子下面，照相的人忘记是谁了，我只有一张135的小相片。冬天滑冰车就是带这种帽子，把带子一系，胡噜到脖子后面，头上冒着热气。

正是老王姨让我养成了东西旧了坏了，总想去修理修理的“毛病”。我再婚后，妻子年纪小，总说我：有修理的工夫钱，还不如买新的呢。其实是她不会针线活儿，真要缝个扣子，还不如我的手艺。我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学会使用缝纫机的，现在你在街上已经找不到愿意缝补的铺面了。有一年我去缝补破了的秋裤，无果，一气之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妻子回来笑话了我一通，还逢熟人就念叨念叨。有一次见到一个穿戴整齐的上班族骑着自行车，脚蹬子都耷拉了，还在那儿紧蹬。他不觉得难受吗？前几年我去德国转悠，发现那里的男人总喜欢在家里修理这鼓捣那。

我母亲那一支在旗，几个远房舅舅都是工人，六几年那会儿都是光荣家庭。他们都住在离阜成门不远的胡同里，我上小学时去那里玩，还登上过那座阜成门楼呢。灰土土的石木建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13路公共汽车来回要在城门楼子底下绕一个半圆圈，上楼的梯道已经变成了满是碎砖头的土坡，间或有几棵灌木生长在其中，与高大的城楼相比就像小草。阜成门比较瘦高，不像前门那么胖，城门洞子是石头的，城楼是木头的，里面的大柱子好粗呀，哪儿找来的那么粗的树呢。楼子上没人打扫，只要上去准是一身土。当然全是小孩儿去那里玩，夏天里面很凉快，甚至是阴阴的，如果天擦黑儿不下来还真是瘆得慌。

有一年天热的时候，大白天我又爬了上去，想仔细看看楼子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顺着木头楼梯上到二层，上面的地板残缺不全，人要顺着柱子与柱子间的连接梁行走。因为要手脚并用，行进的速度很慢，毕竟好几米高呢。脚下的浮土是清朝的吧，细腻的厚厚一层，要原地蹭一蹭才敢走第二步。我用手臂抱紧连接梁，任凭那神秘的浮土沾满衣裳，鼻子离它们很近，我闻到了史前的味道。忽然几只大鸟从黑暗中飞出，扑棱棱黑乎乎的，我的头上身上还有脖子里全是那奇怪的尘土，我一动也不敢动。许久，尘埃落定，惊魂稍安，我慢慢移动下来，那几只大鸟早已不知去向。我琢磨了许久许久，它们到底是乌鸦还是蝙蝠呢，它们怎么会住在城门楼子里面呢？

站在舅舅家的院子里，抬头就是白塔寺的白塔，过马路就是鲁迅的故居。从阜成门走向西四这一条街，怎么回忆都像《茶馆》里的景色，虽然有个女三中，但也仅是门口有个招牌而已，好大的帝王庙呀。学校对面有个很长很大的影壁，七八岁的我只能够到它的下沿，影壁上全是琉璃瓦，好看极了。每每经过，我都是踩在马路牙子上走，伸手胡噜着滑溜的墙面，从西头走到东头，或者是相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某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好看的大影壁用水泥给糊上了，灰灰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我的影壁，想穿过那可恨的水泥看到那些美丽的琉璃瓦。

因为小学头几年是在西四上的，有时放学就去舅舅家，一路逛去，出一家进一家的，兴趣盎然。店铺都不大，但是每每不同，有时快晚饭了还没走到阜成门。我记不太清楚店铺里人的穿戴，但他们的说话与三里河大院的人不同，我可以准确地区分。比如有人离开店铺，总会听到：“您慢走，再来啊您呐。”在三里河就是一声再见了。我喜欢逛店铺，去舅舅家很大成分就是听他们说话，那种劲头儿让人感到有回声似的，一声“再见”嘎嘣脆，什么都没了。

舅舅家有个铺子在阜成门附近的马路北边，好像是卖五香瓜子什么的。秋天卖花生的时候最有意思，一大笸箩花生放在门口，舅舅的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对花生进行精准的分类，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了“半空儿”的意思。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呢，分类的过程也是一种促销广告？也许，阳光下的挑拣本身就乐趣无穷了。

舅舅家有个老太太，我弄不清她大我几辈儿，妈妈让我叫她“老祖儿”，是不是这几个字，现已无法考证。阜成门那一带已经面目全非，母亲今年也九十多了。印象最深的是春节的拜年，老人家坐在太师椅上，脚上的棉鞋肥肥大大，身后的墙上还有一张画像，是一个严肃的老头，戴着瓜皮帽。因为要磕头，我记住了堂屋土地的味道，地砖不全了，泥土有些潮，不太好闻。头不白磕，可以得到压岁钱，那是我第一次用手摸到钱，当然随后就被母亲没收了，说是钱脏，不要我用手拿着。我在他们家待着，受到最多的批评是不懂礼貌，光是把“你”换成“您”，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纠正我，一回到三里河就前功尽弃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舅和二舅妈到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北京量具刃具厂的技术人员，也算工人吧。那段时间我们家可热闹了，二舅是北京风雷京剧团的骨干，二舅妈也唱角色，下班后家里聚上人，开练。除了一把二胡没别的，二舅把我家的凳子夹在双腿间，一手一根筷子敲击凳子面，因为是斜放在地上，有两条凳子腿是悬空的，敲上去还挺好听。我不解，问之，原来那是指挥的鼓，后来看京戏，那面薄片儿的鼓总支在台口的最前面。他们摇头晃脑西皮二黄，我把京剧与老北京连在一起了。

1975年北京京剧团还到我们卢沟桥的厂子演出过，那时我已经习惯了工人对京剧的喜爱。那时叫下厂演出，有一点儿接受教育的味道。工会的人告诉我台上那个是梅葆玖，梅兰芳的公子。我还给那位微笑的中年人拍了一张照片呢。他长得白净，眼睛特别是眼角跟普通人不一样。工人多喜欢京剧，演出很热闹，虽然剧目多现代内容，到底是梅老板的班底，一招一式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作为厂工会的“记者”，居然蹿到台上去拍照片，不知深浅，罪过罪过。

京剧里有北京人的生活味道，虽然它用文绉绉的词儿在唱，但那许多做派我可以在阜成门内的大街铺面里感受到，舞台上演员拿的那个劲儿我可以在工厂许多老师傅身上看到蛛丝马迹，这是从我母亲那一路来看。

我父亲是解放后进北京的胜利者，虽然有玉渊潭的湖水，但是三里河、商业部、中南海这一路却是另一种氛围。我在这两种很不同的氛围里长大，可以说杂交，也可以说在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另外的味道，通过星期五沙龙，最终远离了父母的期望。我算不肖子孙吗？1987年我首次回到山西武乡，跪在祖坟面前磕头时，想到我其实背叛了父亲的事业，因为他一生追求的信仰已经在我心中开始瓦解，以致后来的坍塌。其实母亲那一路是另一种湖水，同样在滋养着我的心田。我虽然做着与父亲很不相同的事情，但那玉渊潭的湖水却是我不可或缺的根基。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父亲喜欢庄稼，总是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照相。记得有一次，田野里的麦子熟了，他用手搓出麦粒给我们吃。这算是原生态的食品吧。1966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玉渊潭公园有条河，它就是三里河吗？我一直没有考证清楚。父亲喜欢它，我也喜欢它，我们在河边照了好几张照片。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河，河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北京城翻天覆地的改造，但是没有河了。

“文革”中的少年

1966年的9月1日不再意味着开学，那年的夏天与秋天连成了一片，我迎来的是随意飘荡的日子，学校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忽然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开始了近乎无人管理的生活。母亲在地质部工作，许多大人把在野外生存的劲头都用在批斗部长、副部长身上。我去找过母亲，安静的办公大楼内外到处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很兴奋，东跑西看，母亲担心，后来就不准我去了。

家中的保姆老王姨已经被迫辞退，因为解放前她们家曾有过丫鬟。我很喜欢听这个老大娘说话，很多老北京话都是从她嘴里听到的，长大后看《红楼梦》，有一半注释我都觉得多余，这么简单的词儿还用解释？她走了，家里安静了许多，街面上日益喧嚣，更衬托出家里的寂静。父母自顾不暇，我和妹妹经常三餐无着落，家里的温度都下降了，更愿意到外面去玩耍。

家里没有了保姆，学校又不上课了，看管妹妹的事儿只能由我来办。上街破四旧时不敢带上她，那是战斗有风险。帮着邮局卖《人民日报》可以带上她，一出去就是小半天，也不带水，干渴着回家再喝，其实卖报的钱就在妹妹兜里装着，那不能用，要一分不少地交回邮局去。有一回要和小伙伴去野玩，怕妹妹走不动拖累集体，我就把她反锁在厨房里了。斗志昂扬了小半天之后，还没到家门口就有细作来报：你妹妹在窗台上哭呢。我的头立马大了。我家住在一层，“文革”后都兴用粗铁丝在窗户上钉出网格状，鬼知道能防什么。厨房门被锁上，窗户又有铁丝，妹妹无奈一只脚伸出铁丝外，身子坐在窗台内侧哭泣。更可怕的是一群小孩儿在窗下围观，二百米外我就看见了，再近哭声入耳，我是无地自容、心乱如麻，内心甜酸苦辣，我这个哥哥呀。

母亲和家附近的厚德福饭庄联系好，每天中午，我带着妹妹去那里吃饭。中午去吃饭的有好几个小朋友，大家围在一张大圆桌周围，还挺高兴的。厚德福是一家河南饭庄，他们做的饭特别好吃。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每次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只是她吃得特别少，只向饭庄的叔叔要一小碗底的米饭。有一次做饭的叔叔开玩笑说，下次你就数几个米粒吃吧。一次我妹妹有意盛了一小勺放进她的碗里，吓得她赶紧说：吃不了吃不了。我妹妹也喜欢在外面玩，她为了能跟上趟和我出去玩，手弄破了什么的从来不哭。到了初中去农村拔麦子，还得过第一名呢。她不是那种娇气的女孩。

我们也去楼区小平房的一家吃过饭，那家孩子的父亲是个电工，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孩比我妹妹大两岁。我妹妹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骄傲，她们俩很是要好。后来我疯跑，妹妹就找她玩去了。也有一段时间舅妈舅舅住到我家里，我们也算有口饭吃了。总之，1966年夏天老王姨离开后，我和妹妹就开始了一种近乎漂泊的生活，直到1968年学校复课闹革命。虽说进了学校并没有上什么课，但总算有了去处。“文化大革命”后，我还学习过做饭，不会用碱就去买发酵粉蒸馒头，但是烙饼没有学会，妈妈说你这是“摇头晃脑”饼，太硬了咬不动。有一次要做个汤，我又来了邪劲儿，把家里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一点儿。妹妹说不好喝，我是越来越有兴致，汤的颜色却越来越深，最后倒掉了。我还管理过家里的钱财。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父母对我说，我们把工资交给你吧，需要买什么东西，你自己就记个账。我很兴奋，觉得天降大任，同时也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十分认真负责地干了一段时间。那时都买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的都是几毛几分的记录在一个横格本里，一行行的，整整齐齐，完后放在大衣柜的抽屉里，像个机密文件。那时的一元钱纸币比现在的大，在我心中是大钞票了。两元钱就可以买许多东西，五元钱的纸币不敢轻易动，如果拿到十元钱，觉得那纸币沉甸甸的，要放在贴身的地方。

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总感觉那时候是否家里发生了什么。父亲早已故去，母亲也已年过九十，它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疑问。

父亲在国务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放学后也经常去找他。那时我在西四上小学，坐几站无轨电车就到了中南海的北门。下车后我喜欢贴着一面大灰墙走一段，快到门口的墙体，离地一米高加厚出一层台，我一定要爬上去，离地一米的行走很是爽，又是贴着高墙，有点儿侠客的味道。这段台儿在到门口时逐渐变窄，以至消失，我每次都是坚持到无法下脚，只好跳下去。一抬头，门口的警卫已然在眼前。那儿的叔叔全认识我，他们站在塔状的木房子里，用眼睛同我打着招呼，而我则背着书包连跑带颠地进了那一片古香古色的院落中。

我很喜欢父亲的工作环境，都是特别古代的房子。下雨时，站在屋檐下淋不着，院子里到处是树和花草，总有鸟叫。那儿的房子全是平房，院子连着院子，互相都通着，我有时去转转，弄不好还会迷路呢。那时小学生的作业很少，一会儿就能做完，做完父亲就允许我出去玩了，他也落个清静。我最喜欢沿着水边走，一直向南而去，可以走到一段阶梯入水处，再往南，就有警卫拦住了，后来知道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南海。我坐在阶梯上，很是奇怪这台阶怎么走到水里去了呢？抬头东望，一大片水中有个小岛，岛上有房子还有树。我很希望到那里去玩，但眼前只有水，没有船。多年后我才知道，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在那里，而长大的我只能在北海的桥上远远地向南眺望，边走边望，不允许停留。

那些年的许多下午，我都是在那些古老庭院里度过的。我可以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就着茶几做作业，父亲是不容许我走近他的办公桌的。一次他去了厕所，我好奇地翻看桌子上的报纸，他回来后很严厉地说了我。父亲有时会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看，一次母亲看了几眼，父亲马上拿了过来，母亲叨咕了几句。那是机密文件吗？每次下班回家，锁好办公室的门，父亲会把钥匙放在窗户的木格子上，从来不把它带回家。

我不愿意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跑出去玩，转了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在院子里游荡的人只有我一个，再就是不时遇到的警卫。他们总在走，而且总是两个人一起走，不停地走，在不时的相遇中，我们擦身而过，互相不说话，而大门口的警卫，有时还跟我逗几句。多少年后，我再路过中南海的北门，已经没有胆量靠近那里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去找过父亲，那里的气氛已经不很宁静了，再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1966年的深秋，有一天我坐车路过中南海，那熟悉的高大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层，许多人在那里喊叫。我熟悉的安静乐园突然变了，兴奋中我内心开始有了一点儿害怕。

我上小学那几年，自己坐车上下学，每天放学路过白塔寺车站，总会涌上一大群女中学生。她们欢快美丽，群体的气场把整个公共汽车都淹没了。原本安静祥和的车厢瞬间被搅得一片混乱，睡梦醒了，思绪断了，各种表情投射到学生们身上。她们丝毫不理会人们的反应，是那么热烈，那么自信，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好像世界就是她们的。有时她们就几个人占据着车厢中一小块空间，却像是整个车厢都被她们占领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们身上，直到她们呼啸而去，从车厢中消失。整个车厢归于平静，归于沉闷，似乎也被抽走了生息。

我像个弱势个体，惊讶却又贪婪地观赏着那些大姐姐的一举一动。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对异性的观看，积攒下女性在我心中的第一笔素材。当然也有不解和好奇，她们与三里河那里的学生不太一样，更与我后来去的月坛中学不同。这不同是一种味道，它从骨子里散发出来，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很纳闷儿，男生都哪儿去了，后来才知道那里是著名的北京女三中。1966年深秋的一天，可能是去找母亲，我步行路过女三中，许多人在进进出出，好奇的我也跟着进了这所学校，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心目中属于女生的世界。女三中的房子比中南海的高大，有好些粗大的树。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展厅有好几间平房，曲曲折折的在院子里转。展品有大字报，更多的是实物，全是各种各样打人和捆人的工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刑具了。在一间窗户玻璃都碎了不少的平房里，展出着各式各样的死尸袋，各种材质，各种形状。自认为胆子挺大的我，越看越感到瘆得慌，脑海里总挥不去“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景象。我觉得空气中有死人的味道，我快步走出小平房，一拐弯，迎头的墙壁上有六个鲜红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迹咄咄逼人，杀气腾腾，每个字都有垂直流淌的痕迹，我想到了人的鲜血，确实太恐怖了。我坚持把展览都看完，少年的心不知留下了什么，也许是空白吧。最后，我才注意到展览的名字《破四旧战果展》。

后来听说了许多学生打老师的事情，中学生为最。特别让我不解的是，中学女生打人最狠，甚至到了不眨眼的程度。“文革”前那群美丽女生涌上汽车的景象再也没有了。女三中所在的校址是历代帝王庙，多年后，它恢复了应有的尊严，而那冤死的灵魂连同那打人致死的中学女生们，你们可曾回到家园？

不上学了，我真正有了自由玩耍的权利，成天或自己或与一些院里的孩子自在地行走在或近或远的地方。结伴去蹭电影看是很刺激的事。“文革”初期，除了新闻简报，还可以看到些故事片，特别是我们家三里河那片大院里，集中了国家科委、计委、机械部、商业部、财政部，后来中国科学院也在这儿挂了牌子。我们去部委礼堂蹭电影，像打仗一样，刺探情报，寻找混入的方法。那段时间我们的翻墙技术十分了得，不管多高多光溜，我们总能找到落脚点，大个拉小个，一个也不能少。有时我们会把砖头悄悄运到墙根附近，天一擦黑儿，整装出发，那副严肃劲儿，就像是去执行重要任务。其实不少电影都看过，不少次混进去的时候，电影都演一半了。但这没关系，重在参与，我们太喜欢那紧张刺激的过程了。有一次，某个部委礼堂晚上有电影，但那里的看守特严，我们曾失过手。看礼堂的大人特坏，几乎把我们可能的通道全封死了，甚至派人把守。我们提前一天商量对策，通过侦察，确定了一个大胆的潜伏方案。一般是电影开演前一个小时，大人们才出动布防。我们在礼堂院子里发现了一堆旧桌椅，还用帆布盖着，我们决定下午就藏在里面，开演后天就黑了，我们再出来。为此我们还找来一根铁管子，撒尿用，要在里面待好几个小时，尿可憋不住。那次的成功，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像是演《渡江侦察记》。

有的电影院就只能爬管子才能进入，就是楼房的雨水管子。我从小喜欢爬树，是中坚力量，有个别小孩儿实在没有体力或技术，这种事别人无法帮助，只能忍痛了。我家附近有个电影院就是这样，我们要先顺墙爬到楼房顶上去，看准隐蔽些的侧门，再找离它近些的管子下去。爬这种管子需要胆量，垂直的墙壁，贴墙一根管，三层楼的高度，像蜘蛛侠吧。记得有一次下到一半，侧门突然出来一个人，我赶紧悬停在半空，倒霉的是位置不在管卡子处，只能把脚尖死死地往管子与墙壁的缝隙里塞，双手紧紧抓住管子，盼望那人早点儿回去。

我喜欢爬树是因为喜欢那种自由的过程。柳树槐树树杈多，看准一处，一跃而起，挺粗的树干已在我双手之中，双臂与腰一用力，双脚已然盘到树杈上。这时的人呈倾斜甚至水平状，四肢与树杈的关系特别像猴子。下一步是关键，要翻上树去，技巧的使用不能错，哪条腿先动，哪只胳膊往哪儿抓都是有讲究的。有的小孩儿就是在这一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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