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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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短文试读：
余秋雨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ISBN：9787545536829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余秋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时期，针对以“样板戏”为旗号的文化极端主义，勇敢地潜入外文书库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在担任领导职务六年之后，连续二十三次的辞职终于成功，开始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迹。所写作品，往往一发表就轰传社会各界，既大力推动了文化古迹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他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此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他所写的大量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白先勇先生说：“余秋雨先生是唯一获得全球华文读者欢迎而历久不衰的大陆作家。”在台湾，他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等等几乎全部文学大奖。在大陆，多年来有不少报刊频频向全国高层读者调查“谁是你最喜爱的当代写作人”，他的排名每一次都遥遥领先。几十年来，他自外于一切社会团体和各种会议，不理会传媒间的杂音和喧闹，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完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系统阐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自二十一世纪初年开始，赴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总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处演讲中国文化，反响巨大。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二○一二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秋雨书院”。（陈羽）
自序
在我的众多著作中，这本很特别，全是短文。
记得余光中先生曾经发表文章，称赞我的散文创造了长篇幅的极限，“动辄万言，长而不散，流转自如，意蕴沛然”。后来，很多评论家又以这个特点来定性所谓“文化大散文”。
其实，文学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散文更应该收纳自如。舞动漫天白绸固然是一种本事，剪取庭前小枝也需要别有情致。中国散文史上有一些短文非同小可，例如《世说新语》、东坡随笔、晚明小品中的一些篇目，虽寥寥几句，却能穿越时间，让后代惊叹不已。我认为，中国散文在意境和语言上的至美功夫，大多体现在短文之中。
时至今日，生活节奏加快，一般读者没有时间沉浸在长篇大论中了。偶尔能过目一读的，主要是短篇。某些读者喜欢用文学来点缀生活，动用的主要也是短篇。纽约联合国总部原中文组负责人何勇先生告诉我，当地有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举办过一次“余秋雨诗文朗诵会”，他去听了，发现大多是冒我名字的“伪本”。这样的“伪本”，在国内网站上更是层出不穷。这显然损害了我的文学声誉，但我在生气之余发现了一个技术性秘密，那就是所有的“伪本”都很简短。这也就是说，当代读者更愿意接受一个“简短版余秋雨”，伪造者们满足了这种心理，因此屡试不爽，形成气候。
其实我也写过很多短篇散文。例如《文化苦旅》中有好几篇并不长，《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的每一篇因匆匆写于路途，也长不了。但是很多读者都把它们看作一个个庞大考察计划的片断，不认为是独立的短文。
眼前这本书，把我写的很多独立短文收集在一起了，可供当代读者在繁忙的间隙里随意选读。但是，我毕竟是我，从小就排斥“文青”式的抒情、“鸡汤”式的教言，更厌烦故弄玄虚的艰涩、套话连篇的谄媚。我把每篇短文都当作一个文化大课题来完成，虽然笔调轻松，却包含着沉重的分量。我想，既然当代人只能利用短促的片断机会读一些短文，那我们更不能把这珍贵的机会糟践了。
这些短文大致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生长途中的震撼式感悟，叫作“万里入心”；第二部分，是千年文脉的点穴式提领，叫作“文史寻魂”。大家一读就能发现，第一部分散逸放纵，畅谈半辈子最动心的人生感受，完全不拘边界；而第二部分则在做一个艰难的实验，那就是用短文撬起半部文学史。支点很小，工程很大，难度很高，却是古代散文家和外国散文家经常做的事情。为了更好地完成“文史寻魂”的任务，本书还经过严格选择，提供了一份唐宋诗词必诵篇目，这也是着眼于当代读者极其有限的阅读时间。
本书所有的短文，与传统观念和流行思潮都有很大不同。按照我历来的习惯，如果没有什么不同，就不写了。因此，我要在读者进门之前先做一个预告：里边颇多坎坷荆棘，需要步步小心。
最后，需要交代一下书名上的“雨夜”二字。
我此生一直都在著述，不分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只不过，如果在深夜执笔时听到了雨声，则会惊喜地站起身来，到窗口伫立一会儿。深夜的雨，有一种古老而又辽阔的诗意，让我的思路突然变得鸿蒙而又滋润，于是，一个题目出现了。但这个题目又不能写长，因为一长就失去了诗意，而且那么美的雨声又不允许写作人闭目塞听。因此，雨夜的文章，大多不会琐细，不会枯燥，不会冗长。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从本书的文章之短，感受到夜，感受到雨，感受到万籁俱寂中淅淅沥沥的醒悟和微笑。对此，我有期待。戊戌寒冬雨夜
上辑·万里入心
拼命挥手
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我在各地讲授文学艺术的时候，总会频频提及。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天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
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或是我的手势错了？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吁短叹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时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地向我们的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
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做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性交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我说，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文学艺术的职业使命。
我居然由此说到了文学艺术的职业使命，那是大事，因此还要郑重地补充一句——
这样轻松的游戏，能治愈心理疾病吗？能。因为多数心理疾病，其实只是来自于对陌生人群的误会，就像那个小孩对火车旅客的误会。
白马
那天，我实在被蒙古草原的胡杨林迷住了。薄暮的霞色把那一丛丛琥珀般半透明的树叶照得层次无限，却又如此单纯，而雾气又朦胧地弥散开来。
正在这时，一匹白马的身影由远而近。骑手穿着一身酒红色的服装，又瘦又年轻，一派英武之气。但在胡杨林下，只成了一枚小小的剪影，划破宁静……
白马在我身边停下，因为我身后有一个池塘，可以饮水。年轻的骑手微笑着与我打招呼，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腼腆地一笑，说：“没啥事。”“没啥事为什么骑得那么快？”我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几个朋友在帐篷里聊天，想喝酒了，我到镇上去买一袋酒。”
确实没啥事。但他又说，这次他要骑八十公里。
他骑上白马远去了，那身影融入夜色的过程，似烟似幻。
我眯着眼睛远眺，心想：他不知道，他所穿过的这一路是多么美丽；他更不知道，由于他和他的马，这一路已经更加美丽。
我要用这个景象来比拟人生。人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远远重于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总是漠然于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杨林在薄雾下有一匹白马穿过，而只是一心惦念着那袋酒。
好了，那就可以作一个概括了——
第一，过程高于目的，白马高于酒袋；
第二，过程为什么高？因为它美；
第三，美在何处？美在运动中的色彩斑斓，美在一个青春生命对于辽阔自然的快速穿越。因此，美是青春、生命、自然、色彩、穿越。
你看，匆忙之间，却出现了一门完整的美学。
不要等待
年幼时，不懂得等待。
年轻时，懂得了等待。渐渐明白凡是大事、好事，都需要耐心等待。
终于年长了，才恍然大悟，尽量不要等待，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等待。
等待，是把确实的今天，交给未知的明天。
等待，是把当下的精彩，押注给空泛的梦幻。
等待，是一种心理安慰，但也有可能是一种心理诱导和心理欺骗。
等待，是取消一切其他可能，只企盼那艘想象中的孤舟。但孤舟本来可以停泊很多别的码头，也被取消了。因此，等待，是两相取消，两相单调。
有人告诉你，屋后的山坡上有一棵树，三年后会结出一种果实。于是你苦苦守望，天天等待，与朋友交谈也不离这个话题，而且己经一次次安排三年后的开摘仪式。大家对那种果实越想越玄，还不断地在加添悬念。
三年一到，终于开摘了，大家张口一尝，立即面面相觑。原来，那果实口味平庸、粗劣、干涩，没有人愿下第二口。
再看周围，漫山遍野都是草莓、刺檬、紫榴、桑椹、酸枣、青柑，整整三年，全被冷落了，连看都没看过一眼。
但是，究竟是你冷落了它们，还是它们冷落了你？看看它们灿烂而欢快的表情，就知道了。
由此证明，等待是一种排他的幻想。苦苦等待来的，多半是尴尬。
何必等待，着眼当下。
与其等待稀世天象，不如欣赏今天的晚霞。晚霞中，哪一团彩云散开了，也不要等待它的重新聚合；哪一脉云气暗淡了，也不要等待它的再度明亮。它们每一次翻卷出来的图案花纹，全在人们的等待之外。
因此只有不等待的人，才能真正享受晚霞。
晚霞不见了，你还等待什么呢？等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它们恰恰都没有来。于是等待明天的晨曦吧，但是，整个早晨都风雨如晦，别是一番深沉的咏叹。
从理论上说，等待，是一种由“预测”、“预期”所引起的误导。
那么，“预测”、“预期”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是“预知”。所谓“预知”，大多是从异地、异时的相似资料所拼凑出来的主观判断，其中掺杂着不少幻想。
对于这种“预知”，哲学家王阳明认为是“未知”和“无知”。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否认在行动之前有什么“知”。他本人就是行动的典范，而且总是立即行动，决不等待。如果无法行动，他也不等待。如果有一丝可能，他只寻找这种可能，而不是等待这种可能。寻找是主动的，等待是被动的。王阳明宁肯放弃，也不要被动。因为被动往往是不动、乱动、反动。
其实是，比王阳明早一千八百多年，始祖级的大哲学家庄子就已经用最简洁的语言提出了这个主张，只有两个字：“无待”。
消失
你一定要走吗，失望的旅人？
你说，这里冷眼太多，亢奋太多，夜话太多，怪笑太多，让你浑身感到不安全。
你说，你要找一个夜风静静，问候轻轻，笑容憨憨的所在。
我说，别急，留一阵子吧。留下看看，也许能找到一个善良而安静的角落。
你说，也许，但自己已经找了好久，没有了这般时间和耐心。
我说，我也算你要找的那种人吧？至少有了一个。
你说，一个不够，至少三个。一个地方没有三个君子，就不能停留。
你劝我，迟早也应该离开。
没有马，但你的披风飘起来了，你走得很快。
直到你走得很远，我还在低声嘀咕：你一定要走吗，失望的旅人？
其实，我也多次想过消失。
但是，这里的山水太美丽了，我实在割舍不得。也许我会搬到山上的窝棚里去，等来几个猎人。他们没有在村子里住过，因此也没有冷眼，没有亢奋，没有夜话，没有怪笑。我选定一二个说得上话的结交，再慢慢扩大，渐渐变成新的村子。
然后，我会经常站在山口，等你回来。
大选择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
相反，它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我毕生最满意的事情，是自己作主，做出了一系列大选择。
曾经有一些报刊同情我，说我把人生越做越小。他们所说的“小”，不是指生命空间，而是指官职官位。结果，我成了一个人人都敢诽谤却无力还手的人。他们猜测了很多原因，最后只得笑一声：“那是他自己寻找的。”
我心里暗喜。因为这一切，确实都是我寻找的目标。如果不这样，我做相反的选择，官越做越高，随从者越来越多，人们对我越来越怕，那倒是容易的，而我，则选了艰难。老子说，只有往低处走，才合于道，而道，就是大。而且，因艰难而大。
我的每次选择，都关及天道伦理、历史筋脉。读《借我一生》、《门孔》就知道了。从二十岁开始到现在，每年必选，每选必大，每次大选择都必然会招来一片喧嚷，足以验证我的选择超尘脱俗，不同寻常。我向拥挤而喧闹的人群挥一挥手，独自走向人迹罕至的寂寞。
至此，我可以告诉自己心仪的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在天之灵了：“我，选出了我。”
拉出无边的黑暗
长久以来，我向学生推荐得最多的一本书，是海伦·凯勒的《我的世界》。即使学生只要求我推荐专业书，我也会加上这一本。
我切身体会，这是有关善和爱的最佳课本。因此，也就成了我的“终极推荐”。
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孩子，有什么途径能让她完成教育，使她进入文明世界？不管怎么想，都没有途径。
但是，善和爱创造了旷世奇迹，不可思议的一条道路出现了。海伦·凯勒走通了这条道路，几乎使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重新珍惜“活着”这件事。它从生命的极地，告诉大家生命是什么。
开始想要教育海伦·凯勒，首先要进入她又聋、又哑、又盲的无边黑暗。不仅如此，那时的她，早已因彻底绝望而变得凶悍，时时狂怒、咆哮。是那位伟大的教师莎莉文，用手指对手指的触摸，开始了第一步。
从来不知道光明是什么的人，是不会追求光明的。莎莉文老师的每一步，都包含着海伦·凯勒重新堕向黑暗的极大可能。如果说，这种可能是千钧磐石，那么，莎莉文老师的努力只是一丝柔韧的细线。这场拉力对抗赛的结果，是千钧磐石宣告失败，原因是，柔韧细线牵连着善和爱。
而且，这种善和爱，是历史的结果。
莎莉文老师本人在童年时代也曾陷落于这样的黑暗，眼睛几乎瞎掉，又患了结核。她暴躁、嘶喊、怒吼、东撕西摔……
把莎莉文老师拉出黑暗的，是莫美丽老师、霍布金太太、玛琪、卡罗太太……一大串名字。而她们背后呢？不必细问了，是更长、更大的一串。
莎莉文老师把这一大串名字里边所包藏着的善与爱，加倍地灌输给了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则转而向全世界灌输，其中包括我。
这就明白了，善和爱，是一场代代相传的接力赛。目的只有一个，把人类拉出无边的黑暗。
几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人，居然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了无限希望。这些奇迹说明，人间天堂人人可进。不要高墙，不要禁卫，不要门票，也不要通报。不管你身陷何种深渊，只要愿意朝着天堂抬脚迈步，你就进了。
读了海伦·凯勒的书，我们所产生的第一感觉是惭愧，而且是无与伦比的惭愧。
书中的人物以无法想象的意志试图取得的那一点点生理能力，我们不仅完全具备，而且非常充沛。但是我们全都浪费了，年年浪费，天天浪费，每时每刻都在浪费。不仅浪费在无聊中，而且还把健全的肢体浪费于种种争逐，让自己和争逐对象一起，走向地狱。
因此，事情反过来了：我们要靠这样的书，把自己拉出无边的黑暗。
面对孩子
那天，我在以色列。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小学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老师倒着身子步步后退，以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的人群，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这个画面，也就是“面对孩子、以退为进”的动态造型，让我突发联想，浑身震撼。上一代身上已经储满仇恨，如果只让孩子们跟在自己身后，追随自己，那就是仇恨的世代延续。如果上一代能转个身，放弃自己原来的方向，让孩子的目光成为方向，那将如何？
我想，只要面对孩子，翻转自己，一切都好办了。
历史的结论，往往由孩子们决定。
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很忧郁，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 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结果，连他的赞助人也终于对他完全失望。
其实，他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够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原因是，他建立了一个从人生起点开始的坐标。
结果，是全世界的孩子，为他投了票。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孩子。孩子明澈的眼睛，是天下美学的第一坐标。
三个目标之后
这件事我好像在别的地方说起过。
很多年前，我收到美国企业家贝林（Behring）写来的一封信。他说，他不认识中文，但从中国雇员谈起我名字时的表情看，觉得有必要认识我，并邀我做他的顾问。
他是世界级的富豪，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专为各国残疾人士提供轮椅。他开列了一份已聘顾问名单，大半是各国皇室成员和总统夫人。
由此，我认识了他。
他说，他出身贫苦，逐渐致富，曾为自己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目标。
第一阶段是多，即追求钱多、厂多、房多、车多、雇员多；
第二阶段是好，即在多的基础上淘汰选择，事事求精，物物求好，均是名牌，或比名牌还好；
第三阶段是独，即在好的基础上追求唯一性，不让自己重复别人，也使别人无法模仿自己。
他很快完成了求多、求好、求独这三个阶段。本应满足了，却深感无聊。当无聊笼罩住了生命，于是，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也就不再有一丝骄傲。
他对我说：“余教授，当我完成了这一切，还不到六十岁。家里没有任何人要继承我的产业，今后的日子就失去了目标。一度，甚至不想活下去了。”
他给我说这番话的场合，气魄很大。两排服饰整齐的帅哥和美女齐刷刷地站立两旁，这是他私人专机的服务人员，他要他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两人至关重要的谈话。那架势，显然是很多人的向往，而他却在向我叙述如何摆脱无聊。
他继续告诉我，终于有一天，一个六岁的越南残疾女孩救了他。那天他顺手把专机上的一张轮椅推给这位无法行走的女孩，女孩很快学会操作后，双眼闪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亮。
贝林先生在那种光亮中，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第二个救了他的是一位津巴布韦青年。那天，这位青年背着一位残疾的中年妇女，走了两天时间穿越沙漠来到了他面前。
贝林先生问：“这是你母亲吗？”
青年回答：“不是。”“是你亲戚吗？”“不是。”“你认识她吗？”“不认识。”“那你怎么把她背来了？”“她听说有人在这里发轮椅，需要我背她过来。”青年回答。
说完，这个青年说他要回到出发的地方，把这两天的耽误补回来，转身，他就大步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贝林先生心头一震。这个津巴布韦青年一看就非常穷困，却帮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的一个大忙，不要任何回报。
为什么自己以前总认为，连慈善也要在赚够钱之后才能做？
贝林先生自责了：“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墙顶才知道搁错了。”
他说：“我居然到六十岁才明白，慈善的事，早就可以做了，我也可以早一点摆脱无聊。”
贝林先生告诉我，慈善，是一种寻找人生意义的自我救赎。
我为贝林先生自传的中文版定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译名：《为富之道》。他在书的扉页上给我写了一段很长的话，最后他说，我能成为他永久的朋友。
贝林先生与我的对话在报刊上发表之后，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在六十岁前的三大目标。求多、求好、求独，几乎概括了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正在逐步攀缘的三大台阶。多数还在第一台阶，少数已在第一到第二台阶之间，攀上第三台阶的还比较稀少。
攀缘是辛苦的，也是兴奋的，因为毕竟还有目标。但是，他后来说的一句话受到我的高度赞赏，那就是：“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墙顶才知道搁错了。”我告诉他，这句话已经具有了文学价值。
我并不认为一切企业家都必须像他一样最后全然投身慈善事业，但是我却希望大家经常想想，爬到墙顶之后要干什么。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还没有攀到高处，在半道上已经感到无聊。
贝林先生告诉我们，需要更换梯子搁置的方向，更换目标。
新的目标会是什么？应该多种多样，但是贝林先生和其他类似人物抬手指了一下，那就是超越个人功利，为大善、大爱、大美留出更多的地方。
你比你更精彩
一这个标题，是我对三个学生讲的话。他们一听，眼中有光。
同一个“你”字，用了两次，还让它们比在一起了。这似乎有语病，却病出了腔调。
第一个“你”，是真正的你；第二个“你”，是今天的你。
或者说，第一个“你”，是失去的你；第二个“你”，是捡得的你。
难道，真正的你，并不是今天的你？确实如此。那么，他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旨：让我们一起来找。
这个世界普遍近视，只承认既成事实。今天的你，是既成事实，因此被看成唯一的你，合理的你，无可取代的你。如果你自己也这样想，想得扬扬自得，那就陷入了一个思维泥潭。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布满雾霾的早晨是唯一合理而且无可取代的早晨，砍伐严重的森林是唯一合理而且无可取代的森林，浑身油污的海鸥是唯一合理而且无可取代的海鸥。
于是，世界失去了初始图景，人类失去了赤子纯真，万物失去了天籁本性。而你，也就永远不再是一个美丽的早晨，一片茂盛的森林，一只健全的海鸥。
听起来，这好像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却是掩盖、自欺和背叛。掩盖了自己，欺骗了自己，背叛了自己。二
我自己真有这么好吗？很多人怀疑。
答案是，比任何再大胆的想象都要好。甚至可以说，即使是那些你毕生敬仰的人格典型，在你自己身上也能找到一半以上的种子。只不过后来可能受到外面气候的干扰，未能茁壮成长罢了。
我曾在《修行三阶》一书中写过，每个人在尚未接受教育的童年时代，就具备的善良天性。
即便在儿时，你曾经舍不得花蕊枯萎，花瓣脱落；你曾经舍不得蝴蝶离去，蜜蜂失踪；你曾经舍不得小猫跌跤，老牛蹒跚；你曾经舍不得枫叶满地，晚霞褪去。
即便在儿时，你喜欢看阿姨们花衣缤纷，你喜欢看叔叔们光膀挑担；你不忍听小孩子因饿而哭，你不忍听老人家因病而泣。
这一切，谁也没有教过你，你所依凭的，只是瞬间直觉。正是这种瞬间直觉，泄露了你的善良天性。
待到长大之后，你在重重社会规范的指引下学会了无数套路，于是天籁渐失，童真渐远，心肠渐硬。有时，甚至还会铁石心肠，干下一些事情。时间一长，你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储备着足够的善良天性。深夜扪心，觉得还有储备，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奉献出来。
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伟大基因，却被岁月偷盗了。这些出现在岁月中的盗贼，却有温和的外貌，诚恳的声音，堂皇的理由。可能是生存的需要，可能是长辈的灌输，可能是周围的诱惑，可能是潮流的撺掇，可能是为了成功，可能是为了免输，可能是为了脸面，可能是为了炫耀，结果，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抢劫，丢失了与生俱来的纯贞和高贵。
剩下的，只能是平庸。也许，还夹带着邪恶。
简单说来，人虽活着，却是毁了。看上去活得像模像样、有名有目、有腔有调，却成了街市间无聊的一员。
何谓无聊？事事趋同，事事比照，事事躲闪，事事苦恼。
可悲的是，伟大基因的被偷盗，基本上属于“监守自盗”。偷盗者，主要是自己。
因此，陷于平庸和无聊，是咎由自取。
现在的自己，不是真正的你，而是你从路边捡得的，拼凑的，粘合的。要找回真正的自己，有点难，但是也有一个“秘方”，上面写着六个字：你比你更精彩。三
必须确信，人人心中都具有善良天性。孟子把它说成是“恻隐之心”，王阳明把它说成是“良知”，西方哲学家把它说成是“先天的道德本能”。他们都表达了近似于孟子的说法，这种天性“人皆有之”、“唯人有之”、“不学而能”、“不虑而知”。
那么，你也就不必在家教、名校、智商等问题上跟自己过不去了，因为他们说了，一个人最重要的善良天性，与教学无关，与思虑无关。
可惜，我们总是把重要和不重要，彻底颠倒。
要说明这种颠倒并不容易，但是每个上了年纪的人，心中总会储存一些记忆。
几十年来，我和妻子承蒙大家信任，为无数家长帮着“鉴视”他们子女可能结婚的对象，甚至直接受邀于少男少女本人。我们长期在上海戏剧学院招生、任教，又一再担任世界中华小姐选美的评审委员，因此对于年轻人的外貌、学历、口才、机敏等，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准确判别，但这并不重要。我们被要求“鉴视”的核心，就是善良与否。
有的年轻人，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有的则相反。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感受几乎没有错过。长久恩爱、广受赞誉的，总是以善良为第一原因，无一例外。
除此之外，我们一生不知结识过多少高官、富豪、学霸，这些名人各自有过不小的辉煌，但是到了沉静之年，他们留存友情的深度，他们各处宅院的冷暖，却天差地别。仔细追索差别的最初界限和最后界限，都在于人品，都在于天性，都在于善良的成色。与这条最后界线相比，官阶、身价、学问，都退居到不值一提的角落。
我曾经回忆，一位副教授通过大量贬低竞争者的办法终于成了正教授，却人所共鄙，而与他同年同月出生的一位门房管理员虽然没有什么学历却成了全校师生最喜爱的人物。那位教授成天郁郁寡欢，而这位管理员则成天笑逐颜开。教师们记得，早在“文革”灾难时期，校园成了阶级斗争的炼狱，所有的受害者每天清晨上班时遇到的最早一声问候和每天傍晚下班时遇到的最后一个笑容，都出自这位门房管理员。他凭着一个人的善良天性，削减了一个单位所蒙受的时代性灾难。结果，岁月有情，还给他一个被感念包围的温馨晚年。
我曾经回忆，很多年前发生过一次“京派”和“海派”的学术争论，我组织双方代表在上海正面研讨。一天中午研讨会暂歇，代表们站在路口等红绿灯，突然看见一位中年妇女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京派”的首席代表一个箭步冲上去救助，其他代表也跟着张罗，唯有“海派”的首席代表完全视而不见，只在路边仰首抽烟。下午，研讨会风向大转，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京派”一边。那位仰首抽烟的学者，从此退出社会视线，直到今天。
……
无数事实给了我一个结论：人间纷纷，千姿百态，但是，最稳定的光彩、最广泛的信任、最安全的选择、最难言的嘱托，永远只会交给善良。善良，是人类生存的最后一道护栏，最后一个理由。
——至此，我大致已经说清，为什么善良天性最为重要了。四
据我长期观察，如此珍贵的善良天性被渐渐冷落，被悄悄偷走，被监守自盗，总有很多借口。每一个借口都声称受到了无法推卸的压力。其中说得最多的，是生活的压力，他人的压力。人们似乎在这些压力下，很难顾及善良了。或者说，不知道该把善良安置在何处了。
你看，为了生活的压力，必须与别人竞争，必须把他们打败；在竞争和打斗中，对方的一切又全都成了自己的压力，而对方又那么多，层出不穷……
这就是年轻人踏进的人生。
我必须说，从一开始就走岔了。
所谓生活的压力，绝大多数被严重夸大。年轻人的所谓生活压力，全是东张西望、左右顾盼的结果。其实，生而为人，立足大地，青春在握，即便是艰难困苦，也能享受阳光、清风。
我的岳父、岳母在灾难中遭受迫害，生怕子女们看到长辈受苦而心生仇恨，就把年幼的子女送到一个陌生的村庄躲避，其中就包括五岁的女儿马兰，我未来的妻子。妻子对这恐怖童年的感受，是庄稼、野花、小河、游玩，一片快乐。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更是在极度贫困和无比辛劳中度过，却总是无思无虑，埋头苦干。没有攀比，没有追求，没有竞争，没有觊觎，没有嫉妒，才松松爽爽地越过高低不平的路，快快乐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样，反而容易取得成绩。我妻子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授予“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而我则被海外权威出版机构授予“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支笔”大奖。此间奥秘何在？在于我们从未为竞争而耗费过时间，从未为输赢搞坏过心情，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惊喜和赞美。
我想以我们夫妻的经历证明，上苍给了我们生命，其实也就给了我们全部。生命本身能够创造一切，包括创造一路艰难，以及克服艰难的能力。因此不必去与别人的生命对峙。别人的生命也已经拥有自己的全部，各自的全部就是各自的独立。真正独立的生命必定会互相欣赏，并在独立和欣赏中多姿多彩。
这就像山间一棵树，既然已经长出了树苗，自然会一天天长大，不必守护过度，警惕过度。何时来了风，何时来了雨，乍一看好像是对手，是敌人，其实都不是，而是自身成长的帮手和见证；近处长了花，边上长了草，乍一看好像是竞争，是抢位，其实都不是，而是这个山角美景的组合者、共建者。
有了这番心怀，善良的天性只会逐日加固而增益，而不会在担惊受怕中逐渐流失。
经过漫长岁月，仍能保持善良天性，那就是生命的最高精彩。五
生命的精彩，除了善良，还应该包括能力吧？
很多人说，自己智力和能力都不够强健，因此无法抵达生命的精彩。
以我多年观察，很多人对自己智力和能力的负面判断，往往起自于通行标准、统一标准、外力标准的入侵。这些标准一入侵，有绘画天赋的孩子不会画画了，有歌唱天赋的孩子不会唱歌了，有构思能力的孩子不会作文了……。这还只是在说孩子，其实当这些孩子长大后更是这样，因为标准越来越密集，入侵越来越频繁。
自己因为不合标准而备受奚落，开始可能会犟几下，但标准如此强大，渐渐由自信、自问而陷入自疑、自卑。于是，生命深处的创造潜能遭受一次次打击，时间一长，真的不会创造了。别人和自己，也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了。
因此，是通行标准剥夺了我们。
人的创造力只能爆发于创造过程之中，展现在创造过程之后，而通行标准却制订于创造过程之前，这在时间顺序上就限制了创造。而且，创造力总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出现的，而通行标准却只是着意整体，无视个体，因此常常将创造的第一道微弱光亮扑灭。
作为现代社会一员，通行标准当然也需要了解，需要熟悉。这里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是越过通行标准开启自己，还是越过自己皈附通行标准？一般说来，杰出人物会靠近前者，普通人物会靠近后者。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互旋，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靠近前者，普通之所以普通是因为靠近后者。人类社会要安定，会更多地依赖通行标准；但是如果要精彩，那就相反了。
安定，需要减少精彩；精彩，需要超越安定。
这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了。六
说来说去，你确实比想象的精彩。
如果你将信将疑，我还会提供大量证明。
你迷上了一本书、一首歌、一幅画、一部电影，心里在崇拜那位作家，那位歌手，那位画家，那位导演，崇拜得很深很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天下那么多书，那么多歌，那么多画，那么多电影，你为什么独独会着迷这一本、这一首、这一幅、这一部？
答案是：你与这些艺术家的审美心理高度重合。有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使你们在瞬间打通了心灵秘径，暗通款曲。
这种审美心理、文化基因、心灵秘径，为什么粘合得如此紧密，使你难以割舍？因为此间一半属于你自身。你痴迷作品，是因为蓦然发现了自己的灵魂。
所以，我作为《观众心理学》的作者一再论述：读书，就是读自己；听歌，就是听自己；赏画，就是赏自己；看电影，就是在黑暗中看自己。至少，是部分自己。
那么，你在艺术欣赏场合不应该仅仅是崇拜了，而更应该是“自认”。承认眼前出现的美学奇迹，属于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只要稍有条件，你也能投入创造，只要冲破一些障碍就行。
我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日常要做的事，是与教师们一起告诉那些刚刚中学毕业的毛孩子，只要排除障碍，你就能释放出扮演唐代公主、法国骑士的天赋，展示出营造古典场景、恐怖空间的能力。事实证明，他们都在最短的时间做到了。在这最短的时间之前，他们与你们没有区别。
这，就是你能成为艺术家的雄辩证明。其实你也能成为别的许多家，每一种家都做得非常精彩。
我想，说到这里，不需要别的证明了，你的内心已在证明。
那就接受我的这句话吧：你比你更精彩。
大隐
一大隐，是我几十年来的基本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志，那就是谁也找不到我。
但是，这并不是自我封闭。我想出来就出来，而且可以出来得衣带生风、万人注目。突然我不愿意了，便快速消失，不见踪影。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的衣带拉住，更没有任何堂皇的理由、巨大的名号，能够让我出现在我不愿意出现的场合。
也不是自我噤口。我想说话就说话，我想写书就写书，而且可以说到国内国外，写得畅销不衰，然而没有一种力量，能让我多作一个发言，多写一篇文章。在那些热闹的时间和拥挤的空间，我的声音隐了，我的笔墨隐了。
此为大隐。
吵吵嚷嚷地要保护“隐私”，要寻找“隐蔽”，要自称“隐士”，都是小隐。小隐也不错，却是一种被动之隐、防卫之隐、宣言之隐，都太累。
大隐，是一种“动如脱兔，静如处女”的主动排布，是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任意逍遥。从整体看，大隐之人的生命曲线横空起伏，一点儿也没有隐的意思；但如果继续注视，则又发现这条生命曲线隐约明灭，无法把握。正是这种无法把握，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二
大隐很难做到，因为阻碍性的理由太多。
例如——“我不想显身扬名，但是为了事业，为了同事，不能不站在前台。”“我们这个行当长期黯淡，就是因为缺少几个叫得响的代表人物。我不小心成了这样的人物，只能当仁不让。”“我家世代务农，埋身乡里，我终于广受关注，也好让前辈含笑九泉。”“我本人并不在乎，但妻子需要一个闺蜜们都知道的丈夫，女儿需要一个同学们都听到过的父亲。”
……
这里理由都很正当，我一点儿也不反对人们为了这样的理由矗立高台，呼风唤雨，引领视听。只不过，我自己不作这种选择。
我不认为自己要承担那么多责任。因为别人也都有各自的事业、行当、前辈、家人，如果都这么承担，世界是不是太闹腾了？闹腾中必然还会有竞争和嫉恨，这更是我不喜欢的了。
因此，在这么多理由中，我还是选择大隐。三
在这么多理由中，只有一条让我产生过犹豫。
那就是，社会上出现了针对我的谣言和诽谤，我是不是仍然保持大隐，默然不语？
换言之，能不能因大隐而大忍，因大忍而颠倒形象、污损名声？
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有隐逸倾向的人也不能接受，他们总是破门而出，拍案而起，激烈辩论，甚至不惜诉诸法庭。
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名而放弃了隐。
对此，我仍然作相反的选择。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生命真实，完全把握在自己手里，与别人的说三道四完全无关。有人听信了这些说三道四，有人将信将疑，有人忙于传播，有人听之任之，这一切，自己更是不必理会。因为即使理会了，辩赢了，胜诉了，仍然会有更多的人说三道四、将信将疑、忙于传播、听之任之。本来，大隐就是要躲开这一切。即使大家全都相信了那些谣言和诽谤，也仍然无损于自己的生命的真实。谣言和诽谤像窗外的雨，不管下得多么狂暴和猛烈，反而更能反衬窗内的自如和安定。因此，雨幕雨窗，反而成了守卫生命的护墙，使生命之隐更加确认。
我自身的经历证明，半辈子大隐，为什么能够隐得那么透彻？主要是靠谣言和诽谤为我打造了一堵看起来既粗粝又狰狞的护墙，使外边的花鸟虫草无法近身。你看，正是因为这些谣言和诽谤，使官场、同行、媒体都尽可能地躲开了我，使一切社会荣衔如代表、委员等等不再来骚扰我，使各种各样的会议、报告、传达都放过了我，这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些谣言和诽谤，我要达到这种安静境界，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去拒绝、推卸、婉谢？现在它们全部代劳了，真是功德无量。
因此，古语说“大隐隐于市”，而我则“大隐隐于谤”。
千万不要辟谣、除谤。因为这等于解除了门外的铁甲武士，使自己的宅院不再宁谧。如果解除了那些铁甲武士，必然日夜有人敲门，究竟是开还是不开？开门前，询问时该用刚声还是柔声？现在全都不要了，让自己白白地享受了大隐的精彩华章。四
大隐千难万难，最难的一项，是“自掩亮点”，“自闭殊色”，使自己在基本生态上沦于寻常。
这是因为，亮点和殊色，必然会成为他人关注你、牵引你、拥戴你的原因，使你既无法小隐，更无法大隐。他人用谣言和诽谤来骚扰，无关生命本体，但是如果从生命本体上找到了亮点，也就找到了骚扰你的理由，那就不容易摆脱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生命本体上的不寻常部分藏匿起来，全归寻常。这有点像中国古代智者所说的韬光养晦、装愚守拙。
因此，我的大隐哲学又多了一个层次，除了“大隐隐于谤”之外，再加一条，“大隐隐于常”。
这可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前不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先生对我说，他父亲认识一个叫赵纪锁的老干部，知道我四十二年前的一件往事。他才说几句，就把当时在场的一位退休官员吓了一跳，连连问：“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而且，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钱文忠先生讲的是，四十二年前的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总理去世，而“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严令禁止悼念。我和赵纪锁先生一起悄悄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由我主持。这是不要命的事，很快就有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一个姓孙的文化教员和我所在单位一个姓周的政治干部神情诡异地来“探望”我，一看就知道是逮捕的前兆。我就立即托请一位早年的老师帮助，潜逃到浙江奉化的半山老屋里躲藏起来，使他们追缉不到。“四人帮”倒台后我回到上海，发现所有以前的帮凶们都编造了自己的“光荣斗争经历”而谋取了新的职位。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当时，我只要稍稍讲一点主持追悼会的事，而且人证充分，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勇事迹”。如果再加上当年造反派暴徒写入我档案的“长期反对文革”的结论，再加上我潜入外文书库编写对抗“革命样板戏专制”的《世界戏剧学》，那就更是光环重重了。但是，我一点也不想追求特殊的政治地位，更不想引起大家太热烈的赞颂，就选择了“自我消磁”，几十年都不提一句。直到今天，已成了“前辈的前辈”，再也不会进入任何光圈了，才顺着赵纪锁先生对钱文忠先生父亲的回忆，补说几句。
我的这种“自我消磁”，也就是前面说的“自掩亮点”、“自闭殊色”，已经成为我的人生习惯，也是我最终实现大隐的一条秘径。
当然，这条秘径也是险径。例如前面说到，我在组织周恩来追悼会之后，不是有两个人前来查缉吗？时世一变，他们都害怕了，但看我没有动作，他们反而以攻为守，开始对我进行大肆诽谤。我如果怒而反击，他们当然会一败涂地，然而这么一来，我更会万众瞩目而无法大隐了。因此就任由他们闹去，我却安静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就像那年躲在浙江奉化的半山。
对于这种态度，很多人为我担心。既掩荫自己的优势，又容忍他人的歪曲，那自己还是自己吗？
但是，“自己”真有那么重要吗？庄子说，要真正实现“逍遥游”，就不要太在乎“自己”。他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名言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他是我永远的导师。
那就可以做一个总结了：何谓大隐？无己，无功，无名。
有此三无，便云卷云舒，日月无恙，天地不惊。
安静之美
有一种美，可称之为安静之美。可惜任何美学著作都没有说明：这种安静，是辛苦抵御的结果。
公元四〇五年，四十一岁的彭泽县令陶渊明听说郡里派了一个督邮来检查工作，命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想，自己勉强做官，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却要承受如此屈辱，便决定“不为五斗米折腰”，立即辞职回乡。由此，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名传千古的安静之美。可见，这种安静之美，正是陶渊明抵御那个规矩、那个官职的结果。
但是，这只是抵御的开始。公元四〇八年，一场大火把陶渊明的家彻底烧毁，全家只能住在一条船上。后来虽然搭建了住所，但生计却越来越艰难。他曾用诗描述道：“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可见，为了固守安静之美，还要抵御灾害，抵御贫困，抵御饥饿。
很多年后，一个江州刺史亲自到陶渊明家探访，这位刺史看到又饥又病的大诗人躺在床上，就说：“贤者处世，如果天下无道就隐潜，如果天下有道就出来。现在天下很文明，您为什么把自己弄得那么苦？”
陶渊明听了很生气，说：“我不是你所说的那种贤者，因此也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志向！”连刺史带来的粮食和肉食，都拒绝接受。
你看，这又要抵御更多的东西了：抵御“贤者”的称呼，抵御“文明”的说法，抵御饥饿中的食物。
千古安静之美的创建，容易吗？
没有那么多的抵御，就没有那么多的安静。没有大抵御，就没有大安静。
安静，是很多艺术家的追求。但是，我所知道的艺术家，都安静得非常狭隘。他们通常只是在盛大聚会结束之后才看着空桌空椅喘一口气，说：“这下安静了。”或者，在摩肩接踵的都市拥挤中终于来到乡间别墅，在人来人往的交际转盘中终于来到旅游小岛，同样喘一口气，说：“这下安静了。”
片刻的安静，忙里偷闲的安静，作为生态点缀和心态调节的安静，在抒情散文中用惊喜的言词描述的安静，都不是大安静。
不是大安静，也就没有纯粹的安静之美。
为了一种美，甘愿进行没有时限的大抵御，难度很大。
但是，如果心中的美是至高无上的，又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也有可能做到。
要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增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身边还有一个同样的人。那个人心中有同样的美，又有同样的决心和信心。
对此，我和妻子，有过半辈子的体验。
我们两人共同感到，为了安静之美而抵御权位和名利，在旁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做到，我们却都做到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系列随手可以取得的官位、名号、财富，在很多朋友都在为媒体曝光率而奋斗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找不到我们。而且，这样已经不是三年、五年，而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必将一直持续下去。我们觉得，这不难。
那么，最难的是什么呢？
我说过，最难的是，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甚至被剥夺了工作，被诽谤所包围，却仍然不能查究，不能反击，不能申诉。
为什么不能？因为一旦查究、反击、申诉，我们一定能赢，但赢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当然就更热闹、更轰动，更吸引视听。
结果，赢的是真相，输的是安静。
更重要的是，这种赢，伴随着很多不美的景观。不仅安静没了，美也没了。
虽然正义在我们一方，但是我们的恚怒并不美，对方的狡辩更不美；我们的峻厉并不美，对方的狼狈更不美……。例如那个为了替代的目的强行“冷冻”我妻子的官员，以及长期伪造我历史的几个讹诈犯，只要我们一认真，按照法律专家的判断，他们都难逃刑事罪责。但是，一想到刑事罪责，立即就联想到了手铐羁押、家人号啕的景象。这不管落到谁身上，都奇丑无比。何况，据我们所知，这几个人年纪都已不轻。
因此，好几次，警方经过初步侦查，等待着我们的正式报案，但是我们都迟迟未报。
甚至杨长勋教授写的那部《守护余秋雨》，我都请求不要出版，因为书中揭露那些人的面目，会在社会本已脆弱的美丑感应系统中加添丑的成分。“真善美”这三个字的组合，是人类的理想目标，但实际上，这三个字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很多求真的人，不太在乎善和美；很多求善的人，不太在乎真和美。因此，也会有一些求美的人，不再刻求真，不再期待善。这样的人不会太多，却一定存在，请看世界上有哪几个大艺术家去打官司？谁都知道，他们平生所受的诬陷和诽谤，远远多于常人。他们不愿意通过司法来揭示真相、讨回公平，实在是因为这些过程都纠缠着太多的丑，而在他们心中，美的分量又大大地高于真相和公平。
这种轻重取舍，一般人很难认同，原因是大家长期生活在太实际的社会，离开那种天真、逍遥的艺术人格已经太远。这事如果放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浪漫主义时代，或者中国的魏晋时代、唐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碰巧，我妻子正是这种天真、逍遥人格的孑遗。说句笑话，她如果去打官司，而且眼看就要胜诉，但是一见法庭窗外灿烂无比的银杏树叶在秋风夕阳中翻卷，多半会举手要求休庭，甚至当场撤诉，赶紧奔跑到银杏树下。对她来说，美，远胜于赢。
正因为这样，为了美，只能排除纷扰，躲避热闹。热闹中也会有美，但不是她心中的那一种。她更不接受那种号称“美美与共”的集群状态。
有人也许会问：如此具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离开了人群和传媒，那就很难再有作品，这不就浪费了吗？
其实，为了他人的欢呼而背离自己心中的美，那才是浪费。
美是天性与自然的稀世相逢。惊叹这种相逢并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天性，在开拓中享受人的健全、高贵和神圣，这就是全部。审美感受就像天际游荡不定的云霓，本身的光阴和变幻已经包蕴着无限，未必积而为雨，才算有成果，才算是“作品”。即使积而为雨，也只看河湾间寥廓萧瑟的雨景，然后再看它又悄悄地升腾成彩虹。
为此，我常常提醒学生，千万不要因为频频出镜而把自己过于看高。在千千万万的窗户里，有不少非常高明的眼睛，正从屏幕上匆匆移过。如果你们果真出色，那些眼睛或许会停留片刻，随即在节奏、停顿、力度上发现瑕疵，微微一笑，然后转身去照拂煮茶的炉火。
我们家里，就有这样的两副眼睛。有时我从旁看着她，会想，这一段如果由她亲自来演，会出现如何惊人的场面。偶尔她似乎也轻轻地摆弄一下身段，但又立即转移，因为美的云霓已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天域。
对她来说，美的天域很大。除了银杏树林，清晨雪景，更有现代派的建筑、雕塑和舞蹈。她每一项都很投入，甚至感谢当年停止她工作的官员，让她突破职业局限享受了那么多美，安静之美，纯粹之美，不分时间和地域的天籁之美。
正是这些美，让我们觉得做一次人很值得。
我们极少与外界交往，因此等于住在一个被云雾遮住的小岛。晚上，我会写不少书法，摊在地上，等她早晨醒来，惊叫一声，一一评点。进门的地方悬挂着自己写的一首小诗，我让它变成了一幅很大的行书，占据了半个墙壁。诗云：
满地墨书妻笑点，空筐宣纸夜来添。烟濛小岛无人迹，心在初唐驿马间。
寻找
小时候，梦中寻找的总是妈妈。
现在，总是她。
与生活中正好相反，梦中的她，总是不告而别，到很远的地方。我似乎也知道那地方很远，因此刚刚要找，脚下已经是西奈沙漠，约旦佩特拉，密克罗尼西亚的海滨，卢克索的山顶……。她总是在那里飞奔，身材那么矫健，周围所有的游人都在看她。因此，我只要顺着众人的目光，总能找到她。
有的地方，没有游人，只有蛮荒的山岭，那就更好找了，因为所有山脉的曲线都指向她。
飞奔到一个显目的高处，她会突然停步，猛然转身，伸直手臂大幅度地摇摆。好像早就知道我在找她，己经找到她的脚下。她笑得很骄傲，为她走得那么远，那么高，为她知道我会找，而且一定找到她。好像，一切都是她的计划。
我很快追到她眼前，只是笑，没有话。一时间，游人不见了，山岭不见了，天地间只剩下我和她。
这时我大多会醒，惊讶地看一眼还在熟睡中的她。
其实她没有行动计划，只有心灵计划。
正因为没有行动计划，所以也没有行动路线；正因为没有行动路线，所以再远的地方她也能随意到达。
这事说起来有点艰深，但是自从人类开始懂得跨时空“穿越”的可能性，才知道过于精细的安排都是障碍。只有心灵，才能使我们脱地滑翔，转眼就能抵达任何想去的地方。地图由心在画，世界处处是家。
所以，我总能在最远的角落找到她，却不知道她是怎么去的，是坐车，还是骑马？
她的心灵计划既然与路线无关，与距离无关，那么又与什么有关？
与人，只能是人。她的心灵计划，由两个人组成，却又至远至大。
因此她能突然停步，猛然转身，知道我找到她背后，可以四目相对，分毫不差。
我的心灵计划也是两个人组成，也能伸发到海角天涯。因此，我天天在找，却找得一点也不累。她必定知道我在哪里，我必定知道哪里有她。
我曾对年轻人说，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找对一个人。如果找着了，那就会天天牵挂，却又不必牵挂。
于是天边就在枕边，眼下就是天下。
关于尊严
历史的角落里，常常躲藏着一些极不对称的人格抗衡。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圣马力诺（San Marino）这样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
一个只有六十平方公里的国家还叫国家吗？一个只有两万人口的国家还叫国家吗？本来他是以嬉戏取笑的态度进入这次谈话的，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他双目炯炯有神，并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这个回答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我从意大利的里米尼（Rimini）进去，很快走遍了圣马力诺全国，一路上不断想着这件往事。正是这个小国，这件往事，让我懂得了何为尊严。
大概有以下三点——
第一，尊严，主要产生于以弱对强，以小对大，而不是反过来；
第二，尊严，主要产生于平静的自述，而不是声辩；
第三，尊严，主要产生于拒绝，而不是扩张。
那天，在圣马力诺面前，看似很有尊严的拿破仑反倒是没有什么尊严可言。
因为他知道，威风很像尊严，却不是尊严；排场很像尊严，却不是尊严。
他拒绝了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很多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不同，大小有异。他们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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