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权衡,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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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经验、理论与展望试读：
前言
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无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发展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事件之一，注定会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深刻而又重大的影响。
40年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实践，必然会有一系列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特点值得我们总结和提炼。就国内外发展格局与人们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和收入分配问题必然是热点之中的热点，也必然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值得总结和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从经济学发展逻辑来看，经济增长（财富如何增长）与收入分配（财富如何分配）从来都是两大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进行科学分析，进而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方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并存且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
在2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我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研究过程中，我本人从不同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先后出版了（含专著与合著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转型期中国经验与理论》（2004）、《中国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2007）、《收入流动与自由发展：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性分析》（2008）、《劳动与资本共赢的逻辑》（2008）、《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2012）、《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2014）、《劳动—资本关系变迁：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2015）、《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形成机理与调整思路》（2015）、《收入分配经济学》（2016）等著作，2017年底又完成了《合理有序分配格局下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研究》初稿，目前该著作即将付锌出版；期间还承担了较多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一般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项目等，也发表了较多的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学术论文和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著作和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做了较为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涉及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内在关系、中国大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统筹协调发展问题、上海特大型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及其如何实现共赢发展的逻辑、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问题、从分配公平和正义视角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公与差距的关系、中国劳动—资本的关系演变与中国经济增长及其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的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其中，《收入分配经济学》一书则是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梳理和研究了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原理，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可以说，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收入分配实践也是到了对收入分配历史变迁进行经验总结的时候了。显然，对中国收入分配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提炼，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学术创新工作。
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重要讲话十分深刻地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国地位与发展不足的重大问题，也指明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话语体系构建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来源。即使在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与发展的领域里，也有许多实践、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总结和理论提炼。
根据我多年的研究体会，中国特色收入分配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和理论思考：一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探索收入分配领域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配改革逐步体现了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领域必须探索和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关系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而反映的也是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我们简单复制和照搬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模式，其结果则是单一的按劳分配机制，既无法体现真正公平，也无法体现经济效率，当然也不存在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显然，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下，无法区分并有效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中国在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体现多劳多得和收入分配的差异特点，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分配原则，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出发，体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机制、效率原则。这样也就必然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这一基本问题，即初次分配如何更好体现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和要求，而再分配则如何更好地体现政府的作用，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始终坚持初次分配领域如何体现效率，通过不断探索和改革清除一切不利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体制，实现公平竞争和效率最大化，完善合理有序的初次分配体制和机制；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探索和改革来清除一切不利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政策和完善转移支付等体系，建立和完善更加有效的再分配体制机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探索，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收入分配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二是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也始终顺应法治化、透明化、规范化的收入分配发展趋势，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纵观收入分配改革40年，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封闭的收入分配模式，到逐渐探索多元化、多样化、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模式，其背后的另一个逻辑就是探索和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开放发展、公平发展和透明发展，进而逐步探索多元化、合理化、公开化的收入分配体系和制度。
当然，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也一直面临两大问题和难点：一是如何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二是如何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现有的分配体制和机制下，两者相互影响，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40年改革发展经验表明，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带来的差距本身问题，也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大量的分配不公因素导致不公平的收入和差距扩大，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差距扩大问题，而是制度性的分配不公问题。因此，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既要探索如何解决差距问题，更要探索如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后一个问题难度是超过前者的，因为这涉及如何推动收入分配的法制化、透明化、规范化发展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改革探索收入分配以及广义的经济甚至包括社会的不公平等因素。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的逻辑，其实也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即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探索多样化、多元化收入来源，发挥分配的激励机制作用，收入分配来源多元化，同时差距也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确实在逐步探索规范化、法制化的收入分配和监管模式，通过探索和逐步推动收入和财产的公开化和有效监管，实现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有序、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合理，逐步消除影响分配不公的体制机制因素。显然，中国收入分配40年，客观上是一个不断推动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有序，收入分配结构和监管不断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符合收入分配发展的趋势和合理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这些新思想和新战略体现公平正义与共享发展的新理念，着眼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发展必将体现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理念和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收入分配实践发展也必将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先富与后富等高度统一，也必将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与社会发展目标。
本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条件下开展的一项探索和研究工作。梳理、提炼中国收入分配40年的发展经验，不仅对总结创新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分析和进一步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试图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客观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概念体系、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探索和总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收入分配变化关系的内在规律，以指导并推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发展；同时，也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主要矛盾与愿景目标，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经验、新理念、新行动，为丰富和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创新发展经济学等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权衡2018年7月29日第一章导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政策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本书总结中国特色收入分配演变及其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践和经验，提炼、梳理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体系，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重要经验支撑和理论完善。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回顾和展望。其中收入分配问题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可能更令世人关注和感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把注意力聚焦到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种奇迹可否持续下去等等。一、研究价值和意义
与关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同样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就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收入差距扩大速度也同样令人惊讶和感兴趣。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公平型增长，而是出现了少有的并且是急剧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这种扩大超出了所谓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但是现实的发展却并未出现越过警戒线以后的所谓“严重后果和问题”，这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究竟是如何处理收入分配问题的？是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之间有无必然联系或者关系。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实践发展经验有何新的特点，有何理论意义，有何现实和启发意义，这些显然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一是通过回顾和总结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经验，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分配制度及其演化逻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和再认识；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能仅就增长研究增长，而是需要联系分配研究增长，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统一框架出发全面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逻辑。二是通过总结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创新脉络，提炼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的“术语概念”，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重要支撑和内容。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要研究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及其对生产的反作用机制。三是通过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创新发展以及扬弃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分配观点等提供新的视角，体现中国发展经验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创新及其话语权的新贡献。四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和实践方案，为解决全球范围内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最后，当然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总结和提炼，为未来10~20年中国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升级转型提供必要的启发和意义。毕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我们在这个领域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关注、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希冀通过历史的回顾，为未来发展提供某种昭示。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立足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背景，聚焦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制度变迁、政策发展、学术争鸣等重大问题开展总结；重点围绕收入分配40年发展实践发展、经验总结、理论提炼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等开展历史分析、学术分析、理论分析；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将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增长大背景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发展，深入分析并努力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背后的收入分配的演变逻辑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显然，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深化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节中国收入分配实践与历史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收入分配领域不断探索发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允许市场调节工资，企业自主分配，充分发挥企业、劳动者等市场主体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优化再分配格局，使社会保障机制持续完善。一、收入分配发展40年：实践演变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过程，也是收入分配实践探索与发展的历史。
1.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和弊端
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初步形成、逐渐固化的。在收入分配制度上，把“按劳分配”看成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唯一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在农村和城镇实行不同的模式：在农村实行以“工分制”为特征的分配方式，在城镇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以“工资制”为特征的分配方式。这种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方式。这基本上是一种名义上实行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二元化、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高集中，即在城镇企业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工资等级、水平、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在农村中实行工分制，工分由生产队根据经营状况定，由于农产品价格是国家定的，因此收入水平也受国家控制。二是低收入，即1956年制定的企业工资标准，以北京地区为例，按照不同行业，最低为30~36元，最高为100~120元。直到1985年制定继续执行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人统一工资标准，最低仍为34~38元，最高为102~114元。三是大平均，即传统收入分配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工资制度，包括全国统一的工资等级制度、奖励和各种津贴，脱离经济效益和个人努力程度。如工人实行的八级等级工资制度，高低比仅为3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80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处于极度平均水平。
传统收入分配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仍存在必然的内在弊端。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的共性特征，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消费资料短缺的条件下，为满足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而形成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几乎集中了全部剩余，为超常发展重工业提供保障，对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日益扩大的根源之一。
但高度集中而又过于平均的低收入状况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在于：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因此不可能发挥分配对生产应有的积极促进作用。如果说这种分配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还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端就日益暴露了出来，并且成为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障碍。
2.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实践发展
根植于中国城乡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调整，我国收入分配实践变迁也是沿着农村和城市两条线索来展开。
农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主要是在按劳分配框架下，对按劳分配的调整，有代表性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克服平均主义”，并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有步骤地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与成果分配直接联系起来，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体统一经营时分配与个人劳动贡献脱钩的状况，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1979年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四川、安徽部分农村实行试点；1980年春，试点面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至此，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由改革试点转向全国推广。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也得到迅速提高。农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
城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政府在改革城市收入分配制度中，强调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也提出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城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工效挂钩”的工资制度改革，为企业内部提供激励。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把如何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对改革城市分配制度做出了若干具体规定。随着改革的进行，企业内部的激励、奖励分配形式得以恢复并不断发展，国有企业工资管理体制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改变过去高度民主集中的管理体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不再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企业之间因经济效益的不同，工资水平也可以不同，即“工效挂钩”。“工效挂钩”是我国工资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尽管在实行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作用仍是很大的。1986年6月，国家还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国家从分配制度改革上的“利益刺激”起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阶段：深化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调动企业积极性。改革初期国家放权让利，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1983年、1984年分两步实行“利改税”，1987年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不断调整。1994年，与财税体制改革相适应，国家实行了“税利分流”的改革，即国有企业和所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向国家缴纳所得税，取消原来承包上缴所得税办法。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实际是对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在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政分配上划清了国家与企业以及国家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不同的权益关系，其实质是谋求分配机制的转变。
二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注重保障劳动者生活水平。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工资分配改革，主要是在企业工资、奖金分配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进入90年代以来，主要使市场机制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逐步实现市场调节工资，企业自主分配，国家宏观调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1994年7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一系列配套法规，对企业工资分配做了更加充分的规定，《劳动法》的颁布施行使我国的企业工资分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其对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权的规定中，企业不仅有权自主确定内部工资分配方式，而且有权自主确定工资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符合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方向。随着《劳动法》的进一步贯彻和实施，在工资分配方面，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全面实行。在保障劳动者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顺应市场化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再分配机制。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中之重。1991年6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1995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模式，是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个人交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1998年，初步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框架，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国家对原有失业保险办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第四阶段：实施劳动合同法，构建和谐劳资关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用工情况多样化，劳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劳动关系，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已不能满足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及现实存在的问题的需要，因此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符合当时我国劳动关系需要调整的现状，特别是当时劳动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诸如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短期化、滥用试用期等等，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这一法规的颁布实施，虽然无法在短期内使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成灵活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但是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标志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五阶段：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完善居民收入增长模式。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针对历年来劳动者报酬占比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等问题，收入分配调整的实践开始转向宏观分配格局的调控：2008年国家开始明确提出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2009年继续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但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冲击，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企业生产利润逐渐下降，经营困难不断增加；从2009年开始相关文件的表述变成“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和居民收入占比；实际上，从过去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目标已经从2012年之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转变为2013年到2015年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最近三年相关文件的表述则是从“同步”调整为“基本同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政策与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和同步发展。
第六阶段：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收入分配政策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除了探索各种分配关系如何更加合理，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以外，也逐渐开始加强收入分配管理，优化收入分配秩序，创造公平、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秩序。政府从提出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到领导干部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到反腐倡廉等，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提高收入来源的合法性、透明性、规范性，不断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目标。二、收入分配发展40年：成效发展
40年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实现同步，经济高速增长成就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同时，收入分配改善又为加快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城乡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激励。中国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进步呈现出内在的一体化互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和成绩。（1）4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为收入增长和分配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从1978年到2016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7%。与此同时，名义GDP总额从1495亿美元增长到了11万亿美元，其占世界经济比重也从1.8%增长到14.8%；如果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GDP增加了31.3倍。我国人均GDP从156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8123美元，增加了50.9倍。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规模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2）4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规模迈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在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层面，尽管绝对差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增速在逐年下降，从1979年的36.5%下降到2016年的1.1%，其次城乡可支配收入倍差（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峰值3.3下降到2016年的2.7。（3）40年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十分显著的提高和增长，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格局不断优化，各方利益主体基本实现多赢格局。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劳动和资本等基本要素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劳动力要素基本实现城乡流动，资本要素也实现自由流动，要素流动加快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政府税收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特别是税收体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收入也明显增加，这也为加快转移支付和再分配体制机制完善奠定了基础。总体上，劳动者报酬占比出现先增后降，政府所得和企业收入出现稳步增长，可以说各类市场主体在40年发展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共赢发展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收入差距虽然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而扩大，但没有产生所谓的基尼系数超过临界点后的矛盾和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国年鉴统计数据，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经历一定的上升阶段以后，从1983年56.5%的峰值持续下降，2007年为40.5%，在此之后，又逐年上升，2016年为50.0%，呈现正“U”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中国广大劳动者以低劳动报酬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资本的高回报做出了贡献，为国家财力的增强做出了贡献。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扩大内需，我国劳动者收入又得到不断改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一般性政府预算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从1132.3亿元增长到16.0万亿元，增加了14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其中连续22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峰值为2007年的32.4%，这为中国加快政府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提供了重要保障。（4）4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大幅度提高，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与40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情况相同，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和快速增长，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根据中国年鉴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居民年消费支出从1759亿元增长到了29万亿元，增加了165.4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4%。同时，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和67.7%下降到29.3%和32.2%，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5）40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变化，也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快速成长。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和发展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其中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1985年首次超过农业增加值占比，在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其增加值占比从24.6%增长到51.6%，我国经济结构也从以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体。从长期走势来看，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同时内部结构逐步得到改善；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但长期稳定保持在40%~50%，工业内部结构得到升级，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水平；第三产业一直处在不断上升过程中。
与产业结构变迁相伴发生的，则是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发展至今，我国科技实力步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研发人员队伍持续扩大，2016年达381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达1.5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已超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到2016年，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从世界第八位提升到第二位，被引用次数从第19位上升到第二位，材料领域论文引用次数列世界首位，还有八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世界排名第二位。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6）40年间中国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也大幅度推进了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进步。40年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有机统一，互动发展，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加注重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政策，更加注重减少贫困人口，推动减贫事业发展，中国社会保障与人类发展指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有约20%的就业人口享有社会保障。现在，以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支柱的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根据我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文盲率从1982年的22.8%下降到目前的4.1%；我国每年有数百万高等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市场的生力军；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5岁。同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3.5%增长到了2014年的5.5%；高等院校入学率从1978年的0.7%增加到2015年的43.4%；弱势群体失业率从1991年的73.4%下降到31.6%等。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都为中国加快减贫、提高发展程度，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极端贫困率（标准为每天1.90美元）从1990年的66.5%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1.9%，使得东亚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60%下降到3.5%。我国中产阶级人数（年收入在11500~43000美元之间）从2000年的500万增加到2015年的2.25亿人。我国越来越重视改善公民的教育和健康状况，我国HDI排名在1990年到2015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为1.57%，是排名进步比较快的几个国家之一，其中仅2010年到2015年期间，排名就上升了11个名次。第三节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创新发展40年
中国收入分配实践发展40年背后的推动力是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创新发展的40年。正是收入分配制度40年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发展，成就了中国收入分配实践发展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一、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演变：理念与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对传统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深化和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了由单一的按劳分配、不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存在，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共同发展，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几次重大发展阶段。
这些重大制度创新和变革，也折射出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后富、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个人与企业双赢等重大利益和分配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些理念突破，不仅表现为对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一认识上的提高，即由“不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到“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生产要素作为按劳分配方式的补充），再到“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且还表现为对按劳分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形式、内容和特点等具体问题的认识深化；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也随之进行了深刻调整和变化。二、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创新：八大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现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逐步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的过程，包含了如下若干方面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之处：（1）重大创新之一：提出打破平均主义，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勤奋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针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等现象，在理论上冲破了传统的框框，以承认差别、打破“大锅饭”分配体制机制为着眼点，从根本上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第一，针对过去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提出了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二，反对平均主义，并明确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企业通过勤奋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2）重大创新之二：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收入分配制度，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理念。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创新发展，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巨大突破。
第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的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
第二，提出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个人因诚实劳动而先富，合理拉开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仍然坚持了十三大报告的按劳分配观点，强调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是“主补关系”，其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了收入分配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和公平”。这主要是针对在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特别是在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过程中，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市场失灵”现象而提出的。（3）重大创新之三：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基本制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体制机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坚持共同富裕基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又对收入分配制度作了新的概括，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第一，在分配制度上，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将“其他分配方式作为补充”，发展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补充”发展为“并存”，强调各种分配方式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并明确将其作为分配制度的内容。
第二，将“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进一步发展为“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明确指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第三，解决了生产要素能不能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概括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明确提出了在收入分配的实践中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4）重大创新之四：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
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了如何深化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这些论述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认识以深化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为基础，明确了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也同样创造了社会财富，对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给予了肯定。
第二，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既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原则的继承，更是创新和发展。这一分配原则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要素的范围，也明确了分配的依据。
第三，明确了“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表示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意味着我国将从体制上、政策上，甚至法律上实现对投资行为及其收益的保护。
第四，明确了“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小康社会的分配格局勾画出了基本轮廓和框架。（5）重大创新之五：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第一，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指导原则，是解决收入差距逐步拉大问题的政策要点和着力点，也是对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党的十七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作出的又一项重大部署。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报酬，也是当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提出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相应建立企业工资增长集体协商机制，企业职工收入将会随着企业的发展有一个较快的提高。
最后，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提出的增加居民收入的新举措。随着居民储蓄率的提高和投资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居民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企业效益的提高，又为资本市场的繁荣和投资者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前提条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