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张謇的教育救国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建求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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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张謇的教育救国梦试读：

引言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心中的历史都是对以往情景的当代解释。正如李锐在《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凡是已经过去的事件，都可以归入历史。历史对于我们有用，是因为从过去可以觇知现在，从现在可以推想未来。过去的种种，无论伟大辉煌还是失败苦难，对善于学习的人，都是财富。”研究历史一般来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整体的格局来观察历史，一种是从鲜活的个体来展示历史。拙著所要展示的张謇就是这样一个在近代中国“新旧两界”、中西文化教育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来构建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事业，展示其在发展职业教育时所投入过的智慧与实践，及由此产生的实践结果与思想困苦。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悠久、更发达、更先进。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明末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所记载的也大都是一些对中国经济文化和传统科技的赞美之辞，就是像伏尔泰这样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也对中国文明极为称颂：“在4000年前，在我们甚至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用以炫耀的全部极其有用的东西了。还有中国文人的宗教也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以及被僧侣们给予了上千种不同意义的那类教条。”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也指出：“透过历史的望远镜，我们发现，清代中国俨然像一个富强的巨人傲然站立于前现代社会民族之林。人口持续保持增长，集镇市场的数量居世界之首，由中央统筹协调的文武官僚遍及各地，社会流动模式不受约束，民众识字率很高，官绅大体上还可资依靠，人际关系基本立足于正式契约之上，——这一切有利条件使中国树立了强大而丰满的形象。这些长期形成的特征说明中国是一个到18世纪正接近顶峰的非凡的前现代社会。”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至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了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一般而言，大国的兴起或衰落，世界格局的根本性改变，往往要历经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或某些突发事件。近代中国的衰败如果抛开其固有的内在原由不说，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鸦片战争这股外力直接促成的。随着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自此盛极而衰，在以后的百余年中逐步跌落到了落后国家的行列，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道路。在“挑战——回应”的发展模式中，中国常常在盲目与错误中，迷失了方向，认不清应走的发展道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回报甚微而付出的代价巨大，被金耀基喻之为“中国的悲剧的世纪”。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时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一个享有完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而是一个被征服的、“半开化”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在这种“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曾纪泽语）面前，一种人是“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的“泥古之流”；一种人是“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的“好名之士”；一种人是“视洋务为终南捷径”，竭力钻营，谋取升官发财的庸俗官僚。但在亡国灭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烈的动荡年代，也往往最容易激发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主动性，产生不朽的人格和伟大的思想。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对每个人的生存、前途和命运都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人们常会对“天经地义”的道理，对社会的固有结构和既定价值产生疑惑，从而激起怀疑和创造精神。因此，在近代中国也不乏一些审时度势、悉心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之术和反思近代中国的政教得失，从而主张用实业、教育挽救危局的开明士大夫和知识精英。本书的主人公张謇就是这样一个既扎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又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审时度势，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视角探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现代化的一代精英人物。

在近代中国精英群体中，张謇是一个多面多义的人物。我们很难将他归入某一单纯的“家”之列。说他是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乃至水利专家、博物学家等，似无不可，但细加勘察，又似乎均非恰如其分。张謇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刘厚生认为，张謇既不是一个政治家，又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是一个实业家。张謇是诸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业绩恢宏的历史人物。世之论者，鉴于张謇事业成就的独特、恢宏和实践性特征，有的称他为改革家、事业家，有的称他为政治实行家、社会活动家，还有的称他为区域综合试验家。而张謇本人最乐意的头衔是不加任何衔名，只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南通”二字。

事实上，个人是可以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创造一部传奇历史的。清末，康有为被叫做康南海，李鸿章被叫做李合肥，张謇被叫做张南通。如果说，城市也有血脉的话，那么在南通的血管里，就会永远流淌着张謇这个人的名字。在江苏南通有个说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便是张謇。在南通，大多数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张謇创办的更俗剧场，每个南通人都去过的濠河岸边的公园也是张謇规划兴建的……

张謇本天子门生、翰苑清品，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他却视官爵如过眼云烟，在洋货横流、利权外溢，民益贫、国益弱之际，以状元之品、在野之身，凭一己之力，赤手空拳，本着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的决心，惨淡经营，与列强争利权、“于世界竞争文明”、在南通谋自治，实践着他一生铭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理念。从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起，在20余年间他陆续创办了包括农、工、商、交通运输、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形成了一条在中国近代具有比较优势和鲜明特色的以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路线。同时他以“村落主义”和“地方自治”相标榜，以实践高于理论的思维，以“父教育而母实业”、“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为帜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振兴实业、地方自治培养德艺兼备的实用人才，实践着他的“教育救国”梦。他所创办的师范教育、国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大多开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先河，而且其教育理念之新颖独特，创办学校之数量与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就职业教育而言，张謇在南通及其周边地区因业而立教，因工而设校，创建了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种类齐全、层次递进、形式多样的庞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工业技术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由其建议设置的有工艺院、高等工业学校；在商业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商船学校；在农业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农业专门学校、水产学校，由其建议设置的有农学堂；在其他专门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医学专门学校。除此之外，尚创办有铁路学校、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女工传习所、监狱传习所、发网传习所、蚕桑传习所、镀镍传习所、工人艺徒学校等。从纵向上看这些职业教育机构具有高低不同层次，有相当于职业培训班的传习所；有相当于职业专修班的各种附设科，如通州师范附设的测绘、土木、工农、蚕桑科和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内附设初等商业学校及银行专修科、南通中学内附设国文专修科，等等；有大专至本科层次的正规职业学校，如纺校、农校、商校、医校等。再从横向考察，不难发现张謇新办学校具有灵活机动、门类众多的特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既有独立设校的，又有附设办学的；既有定期培训的，又有临时操办的；既有理工科性质的，又有文科性质的；既有一般职业的，又有特殊职业的。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拓展了职业教育的内涵，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受众面，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大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他“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理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将生未死的时代：政局动荡，制度紊乱，举国动荡，前途茫茫无着。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南通却几乎是在张謇个人的努力下，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和慈善体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当时南通的子弟可以享受相对优越的教育条件，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并且在张謇所经营的企业中工作。南通虽小，但在那个动荡茫然的时代，社会却井然有序，风气清明淳朴，给了许多人一个梦想的现实参照，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乐土。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办实业者有之，办教育者有之，办慈善公益者亦有之，而将三者整合于地方自治的名义下，作为一个社会改造的系统工程来设计并付诸实施者，则唯有张謇，是在他的手中第一次捧出了一个“新新世界雏型”展现在世人面前。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南通唐家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张謇的经营打造，赫然进入了世界的视野。所以清末民初，举凡国内外言实业、教育者必曰南通。当时上海的《申报》、《东方杂志》，英文报《学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都曾经介绍、宣传过他和南通的事业。当时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甚至誉南通为“全国模范县”（Model district）、“中国之地上天堂”（Paradise on earth in China），“举凡中外之教育家、实业家，无不以一至其地，得先观为快”。1922年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张謇之子张孝若时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高度称赞：“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1922年，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毛泽东也曾给予张謇极高的评价：“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晚清状元有好几位，但只有张謇在兴办近代实业、教育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著名建筑大师吴良镛院士在考察南通后得出了南通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城”的论断：“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代表性的城市”。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张謇，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就要改写”。张謇本人对南通的建设成就也相当欣慰。他说：“南通县者……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人士，目为模范县。”

南通的建设成就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注目。英国人戈登·洛德编制的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最后一章以“通州”为标题，介绍了南通经济、社会情况。报告指出“张謇是使通州发展成为一座中国模范城市的主要人物”，并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做出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1918年《亚洲》杂志的撰稿人赛特斯甚至把南通誉为“中国进步的麦加”，而他的访问则是来此“朝圣”。1920年6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应邀访问南通，惊叹张謇取得的成就，他在演讲中称“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地也”。1922年，日本人驹井德三受日本财团遣使来南通，经过数月详细调查，于1923年写成《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该书系统记录了南通的成就，分析了张謇思想，高度评价了张謇在当时中国的地位。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邝富灼（1869-1938）主编出版了一本名为：Stories of People Who Achieves Success（《现代之胜利者小传》）的英文书。在该书100多页的篇幅内，列出了世界上16位“现代之胜利者”的评价性小传，其中有爱迪生、爱因斯坦、煤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虚瓦白、甘乃迪以及哈定、胡佛、考克斯等社会名人，中国也有两位榜上有名：一为穆藕初，另一位便是张謇。张孝若把《现代之胜利者小传》这本书上的张謇小传，翻译后录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聪敏人有创造一个机会的能力，虚瓦白施之于钢铁，他自己和公司国家，都得着无上的利益；洛克斐洛施之于煤油，而即以之致富。在中国可以同他们并驾齐驱的，有张季直先生。先生脱离了政界的漩涡，看定了实业界中有造机会之可能，他毫不迟疑的抓牢着、奋斗着，终究建设了许多伟大的事业；他抛弃了虚荣，更抛弃了因做官而得的势力和金钱，情愿找能替社会尽义务的机会，在中国实业上，另辟了一条新路，完全从他的机警，创造性，和智慧几方面得来。先生为近代最高尚的学者，在四十年中，创造了很伟大而适合于中国的实业，而又把他的生长之地一个风气很闭塞的南通，变成中国的模范县。……遗传性和环境，都于先生没有什么大影响，先生成功的要素，是纯洁创造性，远见，和毅力。……著者曾经同英美法日各国外宾到过南通，访晤先生，参观地方各事业。大家所得的印象，都很深刻，不是说他是一个创造者；就赞叹他成就了何等伟大的事业；并且大家都确认为他所创造的南通，是中国的乐土。”虚瓦白、洛克菲勒都是当时西方工业界的大手笔，本传以张謇与他们同侍而列，自然是视张謇为中国实业界的扛鼎人物。张謇本人也因其事业成就，而成为当时国内活力四溢、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头面人物：“一遇国内有事，通电必有张季直署名，实业界有事，就必请南通领衔。”

2010年3月，因在南通举办“全球创新型经济高层论坛”，笔者再次亲眼目睹了这座“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的现代化城市举世瞩目的变化。南通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兴奋地告诉我们，南通有过辉煌的历史，曾创造过无数的国内第一，被称为是“近代中国第一城”。近10余年南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速度、效益和规模上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南通是中国的纺织之乡、教育之乡、文博之乡、建筑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平安之乡，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最安全城市、全国十佳和谐发展城市等等，南通的发展体现了“跨越赶超、全面协调”的特点，走出了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之路，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南通现象”。从近代的“模范县”到今天的“江海明珠”，靠的是什么？笔者认为靠的是南通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靠的是南通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南通民众的奋发图强，靠的是张謇等现代化先驱所创下的经济、文化、教育基业及其所留传的开拓、创业和创新精神，才得以使南通的发展驶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才得以使南通永葆生机活力不断创造和刷新历史。

张謇的事业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亨廷顿指出：“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推动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有效地动员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众的支持又是首要因素。这就是说，现代化的推进需要一个拥有高度权威与组织能力的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化解，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这两国都拥有一个具有高度权威和强有力的政府。如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强大政府。事实证明，明治政府在推行实业、教育政策和化解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反观20世纪初的清政府及其继承者民国初年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后来的北洋政府，都缺少这种能力。对此，张謇也早有觉察：“窃謇自逊清光绪中叶以后，篙目时艰，于京朝官及疆吏，尝粗有论贡献朝，迄不获听。”“国家之危机”，“其原因甚复杂，造成此原因之原因，又甚复杂。国家政失常轨，军阀专横，异端峰起，淆乱是非，皆其原因也”。他知道指望清朝统治者及其后继者成为尧舜式的现代“圣君”也难，于是就决心退居江海小邑的南通，去实践他的社会理想：“知不可为，故虽侥幸通籍于朝，而遁居江海，自营己事。”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眼界大开。他认为，日本现代化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励精图治，推行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文明及发展实业、教育的政策方针：“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其用意最当处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

但平心而论，正是由于近代中国国家权威衰微不振、政治体制土崩瓦解这样的时代环境为张謇这样的独治一方的地方精英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土壤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从1840年起到1927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前，属于“弱政府”时期。其时，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皇权分崩离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黯然失色。辛亥革命后，特别是袁世凯称帝败亡之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内阁总理、教育总长像走马灯似地在十几年中更换40余次，政府在总体上处于失控状态。王奇生说，这在客观上为张謇这样的精英人物能在近代中国为增补政府职能真空和推进区域社会发展方面，最大限度提供了发挥的便利条件。日人驹井德三曾这样描述张謇的权威：“今江北一带，仿佛以张公为元首之国，他方势力未侵犯，其实力可知矣。故关于重要职务，无有不征张氏之意见。即在现今中国政界中，以实力不相降之张作霖、吴佩孚等，皆以张公为上海经济界之重镇，遇事谘问。”“要之，张謇对于现在中国之政界，表面上虽无何等之关系，然以张公在经济上、地方自治上有坚固之基础，不仅大总统及现任内阁，即地方政府亦无如之何也。张公虽甚持重自下，然在中国政界之潜势力，可谓不薄。”事实上，20世纪初，在南通，张謇可以说是天高皇帝远，大权独揽，自行其是。大至南通的一厂一校，小至南通的一桥一路，均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就连地方督抚和军阀对他亦“礼”让三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国家权威失坠和政府职能弱化不张的时期地方精英的作用往往能发挥到极至。张謇在经济和地方自治上的建设成就又奠立了他在政治上的潜势力，而这种政治上的潜势力又反过来支撑了他的地方自治事业。而正是以张謇为核心的精英集团掌握了南通地方事务的实际决策权，才使南通的区域现代化的进行有了切实的权威保障。当然，这种奠立于经济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政治权威，与建立于赤裸裸的强制性暴力基础上的地方割据判然不同。张謇所力行的地方自治，其出发点不是要在政治上公开对抗和否定中央集权。他所着重的是振兴地方经济、发展新式教育、体现民生关怀和促进区域社会的和谐协调发展。

张謇的事业成就，与张謇自谓“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的身份也有着重要的关联。对官，他是商界领袖，利用商人群体的诉求和支持，可以一争权益；对商，他有“状元”、“奉旨总理通海商务”等等头衔，依恃官府的权威，可以平抑来自地方保守势力的阻挠。作为地方精英，张謇集众多独特资源于一身，包括世人难以企及的名望、身分、能力、秉赋和社会关系纽带，使他在当时中国官、绅、商、学各界脱颖而出，具有为一般地方精英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声望、能量和对实业、教育的敏锐观察与准确理解。辛亥革命后，随着张謇兄弟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上升，更为南通地方自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张謇出任农商总长期间自不必说，即使在他卸任后，仍然与江苏的军阀政府（主要是直系）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多种机缘巧合，使张謇成为当时整个南通地区无人可比的最负声望的中心人物，无论从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是从他对南通所产生的影响而言，都使其他所有人黯然失色。章开沅先生说，早在1912年就有人将张謇称为“通州土皇帝”。到20年代初，张謇仰仗南通事业的黄金时代，其人格魅力更是光芒四射，其权威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地方上的亲民之官，如历任通、如、海、泰各县的县长、警察厅长、局长和镇守使之类，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甚至南通警察厅厅长办案亦常向张謇请示。

当然，张謇的事业成就，尤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在南通所经营的种种事业，不是凭个人一时兴趣的盲目冲动，而是在以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精神作为根基的同时又具有“观察世界之眼光”和全局观念；有既定的发展序列，一切循序渐进，脉络井然而又顺理成章：“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所以，他结合中国本土特别是南通的实情，从兴办纺织工业入手，进而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试图以大农业来解决纱厂的原料问题，随后又以大生纱厂为中心，创办了一系列辅助性企业，逐步营造形成一个地方性的企业资本集团。兴办实业奠定了教育的经济基础，即着手按照教育的内在规律启动教育，由师范教育——基础教育——专科和职业教育——综合性大学，逐步构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待实业、教育初具规模后，进而致力于慈善、公益。以张謇目光的远大，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在通海地区建设一个能与“世界竞争文明”的“新新世界雏型”。

20世纪初的南通，由于各项建设事业迅猛发展，一跃而由落后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楷模，致使名流云集，群贤毕至。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等著名的教育家，学界泰斗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到南通讲学，王国维、陈师曾等到南通师范任教，京剧艺术家梅兰芳、欧阳予倩成为了张謇的莫逆之交。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在南通召开，到会的名人、科学家如马良（项伯）、梁启超、丁文江、陶行知、秉志、胡敦复、谭仲达、王伯秋、邹炳文、周仁、王进、竺可桢、肖叔纲、杨铨、熊雨生、仲心煊、梁思成、梁思水等，都对南通的各种建设事业给予很高的评价。

书生的本份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殿试摘桂是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和精神生活层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问题与矛盾，为了应对这些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国难深沉、民族危亡的当头，张謇颠覆了本份，舍弃了所有的光荣，做出了弃官经商办教育的选择。也许正因为张謇这种集士绅、状元、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特殊身份和反叛旧世界的胆识，引起了中外人士广泛的研究兴趣，形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百回千转地考究和思索着他的人生历程与思想。从时间上讲，张謇研究已近100年，迄今更成“显学”，目前更有学者主张建立“张謇学”；就地域而言，研究张謇的学者，既有包括南通在内的内地学者，也有台港澳学者，甚至还有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等国外学者。

知识分子天然是观念人物而非行动人物。萧功秦先生认为，如果我们把19世纪末以后的这一段历史，称之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史的话，那么，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所做出的历史选择，实际上是越来越走向激进，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的决裂。在这种激进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的驱使下，主流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孤芳自赏的精英主义的孤独感和愤世感，大多抱“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愤世情结”，这些缺乏实践阅历的书生政治家们均不同程度地认同“毕其功于一役”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激进变革。这种思维和变革模式，固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但又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去了可资凭靠的人才、文化资源，也与广大官僚、士绅及社会民众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隔阂。因此，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多一层跌宕起伏的戏剧色彩，即观念的鼓荡多而实质性的成果少，鼓动呼吁者多而追随实践者少。正如20世纪初严复所言“新者未立，旧者已亡”。因而，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首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大多是一些激昂慷慨的思想言说与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而很少有实实在在的实践行动和建设成果。张謇与同时期的一些先进思想人物相比，他的思想元素中并无多少原创性和前卫性的成份，同时在当时这样一个信息封闭性的社会，他也不可能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有切实而具体的了解，自然也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张謇的伟大，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不务虚言高论、勇于实践、百折不挠的独立特行的个性，即他自己所说的：“少大言，多成事”；在于他对中国现实危机直觉而富有理性的判断，并脚踏实地地将自己的信念逐步变成现实的事业，并因此在南通创下了十多个“中国第一”。诚如刘厚生所言：张謇不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而是一个事业家、实行家。张謇文集中没有多少可吟可诵的美文奇句。一部《张季子九录》留给人们的不是文采，不是空言，而是张謇一生事业的平实记录。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存在总是历史的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和行动，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过去被人们研究的历史，并力求发现过去所没有发现过的意义。这是因为，时代强加给人们的问题会迫使人们从消逝的历史中寻找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渊源。事实上“昨天的印痕本来就刻记在今日的生活和心灵中。中国近现代的关系尤其如此”。作为张謇人格力量和实践理性精神的崇拜者，笔者曾于1987年以《张謇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为题做过一篇硕士论文。当时尽管有恩师陈学恂先生的悉心指导及数十年致力于张謇研究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指点迷津，然毕竟年轻，阅历不丰，对张謇的思想和事业没有切身的体认，加之学养浅薄、占有的资料极为有限，不可能对张謇这样一位复杂的、创建宏伟的人物有较全面的了解，所以该文虽草草成书，但只是一些粗疏笼统的描述和勾画。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说，要想客观公正地考察、研究处在中国近代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的张謇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是张謇逝世已经80多年，而张謇研究早在张謇逝世前便已开始，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要在理论上超越原有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困难，倘若不能实现超越，那么，这种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二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艰难曲折、动荡起伏，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保守与开放、中西方的对峙与融合，及张謇本人的矛盾性格、复杂身份与建树涉猎的广泛等等，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积累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学养，是很难准确地认识和评说张謇的。所以20余年来笔者多次想重新研究张謇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终因力不从心，不敢动手。

10余年来，笔者服务于一所高职院校，对职业教育稍有体认，逐渐对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从感性的景仰进入到理性感悟——张謇是中国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的突出亮点在职业教育，他的职业教育实践本身，就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缩影。他的职业教育实践及思想跟今天所推崇的职业教育理念相似之处甚多，而且就我感知、体认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方法论而言，曾经困扰过张謇的许多问题，今天同样在困扰着我们的教育理论家和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所以，中国当下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就是张謇当年探索实践的继续。而且，由于某些深层的、共同的原因，张謇当年进行职业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值得今天追求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人们去借鉴；张謇的失败教训，将为我们今天中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们提供防范失误和矫正失误的思维与方法。张謇的事业和思想，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多层次、多视角、多途径去接近它、研究它；张謇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也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去挖掘和研究，从而使其更加丰富和充实。因此，我还是萌发了从职业教育的视角，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张謇的职业教育实践和思想进行一番系统的疏理。

研究中国教育的历史，是为了扩展我们的教育视野，更好地勾勒出我们未来教育的美好蓝图。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与张謇所处的时代已有天壤之别，中国已从农耕为主的社会走向新型工业化社会，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杰出成就，更是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兴趣，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共同体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正在从“曾为大国强国”走向“将为大国强国”，世界各国的教育同仁们也同样渴望知道中国在教育方面能为世界贡献什么，同时中国学者也有责任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成就。然而要参与全球教育对话，要传播中国独特的教育理念，要拓宽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发展中的空间与作用，许美德教授认为：“如果不去追寻自身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那么当中国参与全球教育讨论时，其作用必然会限定在只能吸收那些来源于欧洲、北美的教育理念与模式，而无法将自己的教育文化光芒普照到整个世界。中国就会被认为是只能依靠别人的文化。须知，近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引进国外的理念与模式用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以文化输出国的身份，向全世界传播数千年文明史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文化成果。”

张謇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实业家的感受、政治家的锐敏，以理性的精神、务实的态度和本土化的视角，“会贯中西、征诸实事”，知行并进、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功地将西来的教育思想理念与中国教育传统及南通的需要有机地触合在一起，牢牢把握和强调职业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前卫地走出了一条合乎中国实际、合乎南通实际、独具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在20世纪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上竖起了一座至今仍闪烁光芒的丰碑。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张謇、研究张謇的原动力，也是“世界教育走向中国”和“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不二门径。

第一章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职业教育

研究张謇的职业教育实践和思想，如果能放在一个可以比照的视角下进行，也许可以对他做出更加清晰和准确的判断。所以，在这一章里，笔者力求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演进脉络进行述评，尤其是对张謇所处时代——清末民初的职业教育实践、观点及其运行的社会环境条件进行较为详细的评述分析。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变迁

涂尔干说：“通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教育，我们不仅将有能力更好地理解现在，还有机会重新回顾过去本身，将那些我们很有必要予以认识的失误揭示出来，因为继承这些失误的正是我们自己。”职业教育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一直被连续不断地实践和探索着，这种实践和探索既是我们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诉求，体现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色彩，也为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历史渊源与发展基础。要考察职业教育是怎样发展而来的，要理解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要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走向，我们就必须追溯到它最久远的起源。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大多数人都是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生存，职业生涯主要是世代相传，即《管子·小匡》所言：“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过程主要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完成的，多数是通过生产实践中的模仿、观察及父兄与师傅的传授，而逐渐累积经验，掌握有关知识，形成生产技能和行为规范。

中国古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传统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不仅创立了农学、医学、天文与历法学、算学四大古代学科体系，而且在冶铸、制陶、造纸、水利及建筑工程、航海等技术方面也做出过杰出贡献，更有被马克思认为的“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三大发明。正因如此，几千年来，中国在对外方面，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都是以中国为坐标原点看世界，鄙视四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心理深处形成了“民族优越意结”和“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念。中国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仅造就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和技师，也累积了丰富的技术教育经验，特别是在古代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行业，如建筑、冶炼、纺织、陶瓷、造纸、水利、航海及工艺品制作等，此外如农学、医学、天文与历法学、算学等学科，要掌握这些方面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就必须有较为专门的学校进行培养、指导。因此，尽管在汉代确立儒学教育的正统地位以后职业教育不占主流，但职业技术的传授始终未被完全排挤于教育体系之外，不仅古代的官学、私学及政府的部分行政机构有职业技术的传授，而且民间师承、世袭家传、官私营作坊里的艺徒制，更是进行职业教育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途径保留下来的职业教育，为古代中国各种精湛技艺的传承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远古与先秦时期：自然形态的功利主义职业教育

教育直接起源于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验的传授，为人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而续存。在史前文明时期，最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就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由年长的一代向年轻的一代传授取火、制作简单工具及渔猎技巧等生存和生活经验。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远古时期，人类最初的教育主要就是职业教育性质的教育，职业教育即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教育的源头。如传说中的所谓：有巢氏教民钻木取火，神农氏教民耕作，及氏族制时“教民以猎”、“教民以渔”等。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发生分离，教民农作的农业职业教育相应发展。原始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导致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纺织、酿造、制陶、建筑、舟车制造、金属加工、武器制造等业的发展，工艺技术教育随之出现。原始社会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因而其教育目的和内容主要围绕并贯穿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属生产劳动性质的职业教育。虽然原始的教育也有宗教、艺术活动的成份，但最直接的目的是培养新的劳动个体，最主要的内容是传授生产劳动技能。这种原始意义上的教育自然主要体现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职业教育。

夏、商、周时期，随着井田制的推行与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的应用和水利灌溉的实施，促使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促进了手工业和畜牧业的繁荣，出现了“劝课农桑”和“艺徒制”（在本章有专题述评）两种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教育。“劝课农桑”是在农业生产管理过程中实施的教化，其内容据《周礼》记载有：“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这里涉及大田农作、果树、蔬菜的耕种技术，采伐山林材物、采集野生果物的生产技术，豢养鸟兽的养殖技术，以及化治丝麻等操作技术，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农、林、牧、副各业的技术。同时，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开始形成，文字开始产生，原始形态的教育也开始出现异化，专门化、主要为贵族服务的教育机构开始出现。据《孟子》中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尽管，这些被称为“庠、序、校”场所与我们今天的教育机构不能同日而语，但教育已形成为一种专门的活动且有专门的场所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为政尚武”的夏代，教育特别注重军事教育，但《夏小正》中亦有丰富的天文、物候和农业知识，“六府三事”里的“六府”主要围绕农工生产，这反映着农工生产技术在夏代教育中的地位。商代己有较为完备的学校，以神道立教，“以乐造士”，但其教育内容同样也有技术教育的成分。周代不仅有“百工”之说，从事着冶铸、制陶、兵器、骨器、玉石、舟车及建筑等门类的工艺，在《周礼·考工记》更是记载了30多个行业、工种的技术规范；而且“六艺”教育经夏、商发展至周而日臻完善。“六艺”包含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它既重视道德，也重视科技知识，既注意文化传授，也注意技能培养。“六艺”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职业教育成分，如“数”教的主要内容——《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就有传授数学知识、天文历法知识，尽管“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再如“书”教，虽然是识字、著文的教学，但由于汉字具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象形、指事特点，如日、月、山、川、水、泉等古文字写法形极似天地自然物之形象，鱼、羊、马、犬、麦、粟、麻、花、果等金文写法很像描摹物形而成，因而也能在教学中把识字与名物、辨事有机结合起来，蕴含丰富的科技教育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夏、商、周三代还形成了一种职官性的科技教育——畴人之学。畴人，又称世官或畴官，即世承官职的人，他们通过仕宦之途将有关职事的知识技术，世代相传，于是便形成了畴人之学。由于在夏、商、周掌管天地神祗物类的官“尤崇世胄”，所以后人多将他们这类深通天文历法、擅长卜筮术数的人称为畴人。尽管畴人传授的是尚末与宗教迷信分离的科技知识，但在古人的观念中畴人之学就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代名词。据梅汝莉等学者考证，清代学者阮元撰写的《畴人传》就搜集了453位天文历算学家。继阮元之后另一位清代学者撰写的《畴人传四编》则列举了传说中的著名医师岐伯，地理学家裴秀，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尤长计算的计然。在夏、商、周三代，教育所采取的形式都是“政教合一”、“学在官府”，但“学在官府”又有国学、乡学和畴人之学两种类型。国学、乡学的受教育者是贵胄子弟，他们是未仕而将仕的学生，主要通过“六艺”之教来获得科技知识，不是定向的专业教育；畴人之学教授的是已仕的官生，科技教育结合官职来进行，即任此官便教此学，是专业性很强的职官性科技教育。尽管世代传习的天文、历法、物候等科技知识是畴人之学的主体，但在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农业生产由朝廷设官管理，因此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如辨土、测绘、养蚕、驯养等的传授也成了畴人之学的重要内容，当然也不乏职官世袭的医学教育、乐师治下的音律知识传授及百工各业官师治下的制造技术的传授等等。畴人之学是依附于奴隶主官府机构之中的一种教育形式，因而其命运也与奴隶社会的命运相始终，随着奴隶制走向衰亡，这种世袭性与职官性并存的畴人之学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

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先秦”时期，它是以氏族公社为基本结构的社会走向解体，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和活水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工具得到质的改进，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土地开始私有化，这些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且为体脑分工、职业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如当时齐国的管仲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把齐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业聚居，并世代相承；随着商品交易的活跃，私人个体手工业开始异军突起，形成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局面；由于以铁制工具用于制作简片和削刻文字，加上笔的发明和纺织工业的发展，简书、帛书的流行，为文化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天子失宫、诸侯当政而引发的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和“畴人之学”扩散，在政治和学术文化上出现了多元化特征，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机遇，士阶层中出现了如庄子所言的“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的局面，这些所谓“治方术者”不仅略知传统的诗书礼乐，而且具有天文、历法、医学、勘测、机械技巧等知识技能。凡此种种，不仅引起了思想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的变革，而且引发了社会结构与职业的深刻变革。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已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图景：“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寥寥数语，即已勾勒出一个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社会系统，“百工”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被打破，学术下移的趋势促进一个中心变为多个中心，并逐渐发展成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开始进入到一个理性主义、开放主义的新时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孔子不仅以理性的精神和入世的态度把中国原始的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而且创办私学，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奴隶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私学还为“士”提供了最合适的谋生方式，使一批有学识、有思想、有抱负而未能为统治者重用的饱学之士有了一方安身立命之地。私学的蓬勃发展，使教育对象逐步扩大到平民，教师可以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育事业空前繁荣。孙孔懿认为，历史赋予当时的教育工作者以双重使命：一是将奴隶主的文化下移于庶人，使奴隶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质变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为中国封建社会奠定理论基础；二是对当时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加以科学的总结、概括和提高，形成各门科学和专门技术的雏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上述因素共同造就了春秋战国这一历史上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也直接促成了我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思想的形成。

但严格地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天子失宫、王权衰落、礼崩乐坏，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是不太重视的，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是人的自身修养及社会伦理秩序和国家的问题，教育的重心自然也是道、德、仁这些做人处事的根本。只是随着“学术官守”被“学在四夷”所替代，也为职业技术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如秘藏于官府的典籍扩散到民间，其中自然也有生产工艺和技术的内容。如《吕氏春秋》就对耕地、整地、播种、定苗、除草、收获等一整套的技术与原理作了论述；《易经》中的象数之学构建了我国古代天文、数学、生理医学、药学、地学、物理学等门学科深邃而简约的理论体系，其余韵至今仍然激荡在现代科学的殿堂之中；《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对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作了详细论述，还论及了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方面。崛起的士阶层及流落民间的工艺技师，为了谋生，也为了施展自己的一技之长，或总结经验，或扩大影响，或寻求进身之阶而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在文化下移、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中，各家各派都对职业技术教育给予一定的关注。

以当时两大“显学”墨家和儒家为例。墨家的创立者墨翟出身微贱，长期直接从事生产工艺劳动，是一位实行家和功利主义者，具有牺牲的勇气和平民的精神。他不仅有很高超的工艺制作技术，是当时名闻遐迩的技师，而且还是一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与“通六艺之论”的博古通今的学问大家。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以想见墨学在当时之雄风。墨家私学有弟子三百，对技术和职业教育情有独钟。墨子主张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提出用“三表法”的标准来检验知识：即首先要“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其次要“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最后要“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家在教育中非常重视实用科技与生产技能的传授，内容涉及生产机械、建筑技术、几何学、力学、光学。而且在教育过程中重实践、贵功用、合逻辑，力求通过“上说下教”培养“各从事其所能”的德艺并重，以德驭艺的“交相利，兼相爱”的“兼士”。鉴于墨家在几何学、光学、力学、机械制造学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因此有学者认为，“墨家私学带有工业专科学校的萌芽性质”。

先秦儒家虽然不像墨家那样重视技术和职业教育，但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鄙薄技术和职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对技术和职业教育表现出很强的兼容性。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认为，教育的根本是帮助人们立志去认识天道人道，发展德性，培育仁者爱人的精神。他在《论语》里提出的教育次第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但孔子并不排斥技艺教育。事实上孔子本人就很博学，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通晓《诗》《书》《礼》《乐》典籍，也识鸟兽草木之名……。考察孔子的教育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所倡导的学问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生实践之学”。他的教育内容很广博，既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而且在“六经”之外，还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乐”，即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多项艺术，据郭沫若的说法甚至还包括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及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射”，即射箭的技术；“御”，即驾车的技术；“数”，即算术，不仅指我们今天所说数学知识，而且还包括了宗教巫术、技能技巧、天文历法、地理知识等一些技术性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可见，没有被后世妖魔化的真实的孔子，虽然首重人伦道德教育，但也不排斥为生存发展所需的功利性很强的技术技艺教育。《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春秋战国时期技术教育的成就在一些文献中也有反映。在工艺教育方面，《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了车辆制造、弓箭制作、纺织染色、制革、农具、城市建筑等生产技术和三十余个工种的技术规范，是先秦手工技术的集大成，既是当时生产劳动经验的总结，又是后世绝好的技术教育教材；《礼记·学记》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部最早、最完整的教育学著作，其中一段讲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段文字列举的也是技术教育的实例，更阐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技术教学方法；至于先秦儒家的“六府”、“三事”说，更是包含了丰富的技术教育内容和原则。明清之际的著名实学家李塨曾这样解说“六府”：“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诸事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可见“六府”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各种应用性的技术活动，是我国古代技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则阐述了我国古代技术活动及其教育的原则。“正德”，居于统领地位，要求技术教育必须服从仁政德治的需要；“利用”与“厚生”则体现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本思想，“利用”要求技术活动应以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为目的来创造物质财富，“厚生”要求科技活动和技术教育要以养民为指向。梅汝莉等学者认为，儒家倡导的“六府”、“三事”，高扬养民与德政，对历代统治者及臣民都有相当的影响：君主常以重视“六府”作为标榜善政的资本，臣民也常以此作为衡量政绩优劣的标准。这就促使与“六府”有关的科学技术，成为我国古代技术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六府”皆为民生日用的应用技术，它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科技教育重技艺、重应用的特点。这一特点的长处是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使我国古代生产技艺精美无比、蔚为壮观，其弱点是忽视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的传授，使后世统治者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不如百工技艺有实际用处而视为“奇技淫巧”，阻碍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及其教育的发展。

汉代以后，显学之一的墨家逐渐衰退，而儒学也被逐渐妖魔化，真实的孔子被各取所需的统治者所异化。特别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演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其他各家学派沦为在野地位。正如黑格尔所言：“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从此，中国传统教育和科学技术就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历代封建官学以培养官吏为目的，统治者和后世儒家都把“治术”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视科学技术为“奇巧淫技”、“离经叛道”，将治术与技能传授对立起来。由此，使得职业教育在整个封建教育时代，都难以取得应有的地位。己经开展的职业教育也存在较多缺陷，整个先秦时期的职业教育以社会教育形式为主，至于教育过程、教育方法、教育原则、教学手段等，基本上处于听任自然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种不完全的职业教育。”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职业教育性质的专门学校诞生

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有所谓“百代皆沿秦制度”之说。文教政策经历了由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到汉代“独尊儒术”的转变，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但其中也不乏职业教育。秦统一后，即采用李斯的建议，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禁私学以吏为师”，“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若欲有学法，合以吏为师”。在“焚书坑儒”这场文化浩劫中，秦始皇下令尽收天下书籍，除博士官手中藏书外，“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可见，除战争及大兴土木外，在没有教育可言的秦代，竟留得技术教育这一局部幸免于难。

陈青之认为，自秦皇到汉武之初80年间，为政尚武，黄老之术流行，可以说是儒家的屈伏时期，亦可以说是教育的停顿时期。但汉兴以来，社会安定，且儒家势力自战国以来久已弥漫于社会，儒家之徒已布满天下，经生鸿儒教授于地方者所在皆是，孔子的人格学说为社会所推崇。汉武帝顺应潮流，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的建议，召令“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以后，中国学术、教育、思想就于一尊，孔子的思想学说成了历代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的中心。但须指出的是，在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宣告结束，但学术之争并没有、也不可能停止，其他学派的传授也并未完全中断，汉儒讲学在注重经典考据和解释的同时，一些儒师中的博学多识之士也注意通经致用，因而职业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如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教育家郑玄，不仅注经等身，而且“博极群书，精力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他立学授徒之后不仅传经也传授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在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已形成独特的体系，众多生产技术也在此时逐步发展成熟，如采矿、冶铁、煮盐、酿酒及建筑、测绘、水利等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更为世界文明奉献发明了造纸术。三国时，李譔“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士气虽极颓废，但思想活跃，潇洒风流，百态横生，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对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成了这一时期的一个象征，构成了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传统的信仰、学问、功业受到怀疑和批判，玄学、佛学登峰造极，老、庄思想流行天下，人们对儒家经学，尤其是对汉代的拘泥于章句文字之学普遍感到失望。《三国志·杜畿传》中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因此，自魏明帝时期开办律学起，先后出现了医学、算学等专科学校教育，事实上突破了“独尊儒术”的藩篱。北魏时期农业科学家贾思勰总结当时北方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经验，整理近二百种古书所载的农业知识，写成农业科学巨著《齐民要术》，其中所记“崔寔为作纺绩织纴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安在不可教乎？”

当然，秦汉时期的文教政策给职业教育带来的更多是不利和消极的影响，儒学教育于此后的2000多年中维系不辍。尽管儒学也倡导实践理性精神，反对抽象的玄想和消极退避，主张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如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但为了保持儒学在文化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汉儒对其他学术和技艺是极力贬低和排斥的。如东汉王充（约公元27-100年）以不恪守儒家正统观点和敢于非孔刺孟而闻名，在学习内容上他主张博通，不守一家之说，不反对读诸子之书，但对“无经艺之本，有笔墨之末，大道不足，而小伎过多”者菲薄不己。再如，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171－218），尽管也推崇《周礼》中六德、六行、六艺之教，认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对当时儒生只知读经而鄙视技艺之学不以为然，认为“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主张以艺明道，以艺成德，但也将“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伦者”，视为“足以追亡国之迹，而背安家之轨也”。可见，视儒家经术的传授为正宗，视职业实用的生产技艺不堪为教，视只专一才的技艺者俗不可耐，是当时独尊儒术政策下经学教育盛极一时的反映。

隋唐以前，国家教育制度是学校与选举并行；隋唐以来，则变为学校与科举并行，但由于历代统治者笼络人才以科举为唯一的手段，天下士子亦以科举为唯一出路，学校形同虚设，科举成了一切教育的中心。尽管隋唐以来有佛教文化的大量引进，但并没能改变儒学的地位，以儒学为主要内容设计的科举制成为整个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重心，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围绕科举而进行，其传授的知识由“五经”到“九经”“十三经”再到“四书五经”，一直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科举制度为“重道轻艺”、“贵义贱利”，轻视科学、鄙薄技术的旧有观念提供了进一步滋长的沃壤。但是，关系王朝稳固和基本国计民生的技术知识，如天文历法、生产及农业管理等在官学教育中仍然得以保留。注重实验、观测、实例教学、“问难论辩”等具有职业教育精神的教学方法也依然得以留传。正因如此，尽管思想舆论和政策导向对它十分不利，但在处于封建社会上升发展时期的隋唐，实用的技术教育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隋代虽然短暂，但在教育体制上却有许多创新之举，如将国子寺作为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国子寺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大理寺还办有律学，太医署设有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学官。

唐代的教育如同唐代的历史一样，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唐代在传承隋代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学校制度，在中央官学中有国子监掌管的律学、书学、算术三所专科性质的技术教育学校，还有朝廷各职能部门为培养专业人才而开办的医学、卜筮学、天文学、历数学、漏刻学、兽医学、校书学等专科学校。这些学校开了世界技术专科学校教育的先河，要比欧洲实科学校早上一千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专科学校的建立，打破了以往“各以所长授门徒”的私学模式，它不仅有统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学科设置，而且朝廷还派选最优秀的科技专家和学者编选、审定教材。如唐代朝廷诏令当时的太史令李淳风与国子监算术博士梁述等注释《算经十书》，注释完后唐高宗颁行天下并指令用作国子监规定的数学课本，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这些数学名著一直被选作教科书，对后世和国外（尤其是朝鲜和日本）都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此外，如《新修本草》、《黄帝内经》被选定为医学专科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不仅汇集了当时之精粹，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被后世学者“倚其门墙，瞻其步趋”；而且特别注重文理沟通、实际应用，对培养经世应务的实用人才、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

（三）宋元明清时期：近代意义职业教育的萌芽

从某种意义看，宋代不失为盛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我们从《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出是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商人地主、市民阶级逐渐形成。董光璧先生说，在宋代手工业和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空前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儒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提倡理性实学，抵制批判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兴盛起来的佛教、道教的非理性；另一方面吸收其中的自然观，形成了一种融道、释于儒学之中的新儒学。由南宋朱熹集大成的新儒学兼具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兴趣，使儒学有了自然观上的根据。这种后世称之为“理学”或“道学”的新儒学，不但给儒学带来了新的生机，而且也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条件。“格物致知”的归纳精神，易学的演绎精神，给科学和技术注入了理性。加之，在宋代，中国传统科学和技术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指南针、火药、印刷和造纸等四大发明得到广泛应用和改进，纺织、陶瓷、建筑、冶炼等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理性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一方面，数学理性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数学发展鼎盛时期，出现“大衍求一术”、“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垛积招差术”等领先世界的数学成果。另一方面，实验理性的发展导致出现赵友钦（1279-1368）的光学成像实验和郭守敬（1231－1316）那样杰出的天文仪器制造家和观象家。自然科学数理化的倾向加强了，不仅历表算法的公式化程度相当高，而且光学开始同数学结合而出现名为“格术”的几何光学尝试。医学也在社会化的同时，向理论方向快步发展，导致金元时期医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出现。达·芬奇（1452－1519）式的学者也出现了，如沈括（1031－1095）不但谙熟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而且兼通水工、建筑等技术。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实行“兴文教，抑武事”方针，更通过庆历、熙宁与元丰、崇宁三次兴学，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完备的官学教育系统和发达的书院教学组织，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使命意识也得到彰显。如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提倡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胡缓提倡“明体达用”之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职业技术教育从内容到形式、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代职业教育较之以往规模逐渐扩大，管理也日趋完善。宋代中央官学按其隶属关系有两类，一类由国子监管辖，有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广文馆和四门学；另一类是中央各局管辖的学校，有医学、算学、书学和画学这些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专科教育学校。如太医局之医学内设有方脉科、针科、疡科；太史局之算学，教材为《九章》、算问、算法及天文书等；翰林院画图局之画学，分设有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科。据《宋史·职官四》记载，当时的太医局“有丞、有教授，有九科医生额三百人”，生额数量是隋唐时期的4倍多。值得一提的是，医学、算学、天文学、画学等很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实验、演示、观察、观测等教学方法的运用。如算学选用的教材是以实用著称的《算经十书》等，平时教学要求学生做大量的“算问”，以培养其计算能力，算学考试既考“算义”（理论）又考“算问”（计算能力）；医学、天文学等则特别注重选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实验、演示、观察、观测等教学方法的运用。

尤为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为职业教育鼓与呼的思想家和践行者。北宋著名教育家胡安定（名瑗，字翼之）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对长期以来占据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儒家非功利主义教育展开了挑战和反击。他在湖州创造了“分斋教学”的新模式，分“经义”、“治事”二斋开展教学，“治事”斋的教学内容，具有明显的职业教育特点：“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改革家王荊公（名安石，字介甫）更是将其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与其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紧密相联，力倡实学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通经致用之才，强调：“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主张学校教育内容的选择当以实用为准则：“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无不在学。”他不仅对当时的太学、地方官学进行实际改革，而且创办了律学、武学、医学等专科学校，以突出教育的社会实用价值。南宋时，陈亮、叶适等在胡瑗、王安石等人思想基础上又继续倡行功利主义教育主张，他们认为教育必须走向社会，使之产生经世致用之功，在教育内容上他们不再局限于儒家经书，举凡历史文献、百家之学以及“一艺一能”皆在课业之内。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教育主张并没有受到历史应有的重视，反倒是非功利主义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被逐渐升级为正统官学。

元、明、清（不含清末）三代历时近六个世纪，虽然国家版图在扩大，多民族大家庭形成，但文化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种族压迫导致的民族间的仇恨和歧视，吏治的腐败，民主气息的窒息，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海禁实施导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八股取士及文字狱的盛行，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严重受阻，职业教育也丧失了活力。在经历唐宋的兴盛阶段后，职业教育的发展到元、明二代又跌入一个低谷。由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盛行，使得空谈性理轻视实务之风，不但弥漫士林，而且影响了整个政治和文化教育。统冶阶级在加强非功利主义的理学教育、强化科举制度的同时，极端蔑视实用科学技术的研究，压制、排斥技术教育，使技术教育的地位日益削弱。直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和传教士携宗教与西学东来，传统儒学在“道器之辨”与“德艺之争”中走向了分化，用梁启超的话说，此后三百年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事实上，代表功利主义、实践理性的“经济之学”与“明体达用”的实学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又渐渐开始复苏并逐步走向社会前台，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转机。

世称“阳明先生”的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反对朱熹及宋儒如程颐等的“先知后行”之说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反对知行脱节、“知而不行”，提倡实践理性精神，认为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创“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主张“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对传统的“士农工商”说作了新的解读：“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其尽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这种“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本末”之见，而成为后来“工商皆本”的先声。王阳明在《传习录拾遗》中甚至认为“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这表明，王阳明已在一定意义上平等的看待工商，甚至将工商与圣贤相提并论，对商人日渐提高的社会伦理地位的肯定。在“王学横流天下”的明万历年间，先是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站出来为功利主义振臂鼓噪，对程朱理学展开攻击。接着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把王学的实践精神引向经世致用的“实学”，他们都从功利与实用实学的角度阐发其教育思想，对教育的经世功用表示普遍关注。与经世致用目的相一致，他们在课程设置上颇重实用功利的价值取向。如黄宗羲（1610-1695），他主张躬行实践以求知，力学致知。他曾把王守仁“致良知”的“致”字解释为“行”，认为其用意在于“救空穷理”。在学风上，对当时理学教学空谈心性、专注八股时文、卑视经世才能提出了批评，主张“学贵适用”。他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其真儒哉！”再如被梁启超称之为“实践实用主义”者的颜元（1635-1704），更是针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尚书》明以利用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易》之言利更多。……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可见其对义、利关系问题的认识已接近于科学。在人才培养上，他主张培养“实才实德”的经世致用人才。这种人在他的心目中分为两类：一类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才，一类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技艺人才。在颜元看来，成为通才当然最好，那是“圣学之极致”，但专门技艺人才只要能经世致用同样便是“圣贤一流”。为了培养“实才实德之士”，他要求“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在其主持的漳南书院中，他为书院的习讲堂书写了一幅对联：“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这幅对联充分表达了他“励习行”、“学经济”的办学宗旨和实学教育思想。他在漳南书院还设计了一系列“真学”、“实学”课程，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诸斋，强调“斋有长，科有领”。其中“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目。在教育方法，他和大多数功利主义教育家一样，特别强调习行，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说：“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这里我们不难窥见颜元的教育理念及内容与方法已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切于民生、服务社会、追求实践的精神，触及到职业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对中国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产生极大冲击，开创了明末清初时期教育和治学领域的新风气。近代学者梁启超曾对其高度评价：“有清一代学术，……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20世纪20年代前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梁启超又著《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把颜元与杜威相提并论：“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Practicalism）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

事实上，带有职业教育色彩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明清之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但遗憾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及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带有职业教育色彩的中国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与实践，在颜元之后并无实质进展。直至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及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特别是由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分化兴起、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及“工商皆本”观念的流行，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传授有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近代社会职业分化和人格独立，而且也引发了教育职能的分化，它要求教育不仅要发挥教化功能，培养具有治术之才的封建官吏，也要发挥为个体发展服务的功能，关注受教育者生存技能，培养工商各业的“治器”之才。具有强烈社会批判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方近代科技教育，做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历史选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自觉的反思、嫁接和探索。随着东渐的西学和中国固有的实学相结合，儒家传统教育的反职业化倾向受到批判和抵制，教育走向实学实用的呼声日渐高涨，对职业教育产生了互补与促动作用。新的学科不断开拓，新的知识不断传入，为技术教育提供了相当的教学内容和文化底蕴。特别是1905年这个标志着“新旧中国分水岭”——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中国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承受了猛烈的冲击，随着这根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被切断，传统读书人和士绅通往上层特权的途径也被切断了，他们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和获得谋生的技能，只好接受新式的、西化了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谋求从事新式的职业。所有这些都昭示，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学教育传统正在思想和实践的多个层面遭遇突破，贱工商、薄技艺的教育陈见正被质疑和唾弃，职业教育在资本主义经济缓慢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逐渐走出经学教育的附庸地位，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逐步形成自已独特的办学模式和内容与方法体系。

（四）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范式：艺徒制

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所共同接受的信仰、价值观和实践规范。中国古代的技艺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总结，常常存在于自然状态下。所以，将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科技知识与实践相联系的传授方式相结合，便成为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范式。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以吏为师”的职官教育、以“医案为本”的职医教育、以农器与法术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教育和以师徒传承为主的艺徒制教育等职业教育范式。在这里我们仅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式——师徒传承的艺徒训练教育范式进行述评。

在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中，艺徒制是最为普遍、受教育者人数最多的教育形式，也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时间保持最长的教育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在明清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萌芽以前，职业教育的主要范式是以师徒传承的艺徒训练教育范式进行的。艺徒制是一种雇佣劳动制度，在中国古代普遍缺乏职业教育制度的环境下，艺徒制这种教育范式，不仅训练了谋生的职业能力，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而且，造就了无数的能工巧匠，铸就了灿烂的文明，为技术的发展和传递，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艺徒制的起源，人们一向认为是开始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例如亚当·史密斯（A·Smith）曾在他的《富国论》中说：“古代是没有学徒制度的，不论是拉丁语还是希腊语都没有相当于学徒制度这个词”。亚当·史密斯的这个观点在经济史和教育史上得到了普遍认同。《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也认为，“学徒制度起源于中世纪，它是手工业行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点立足于西方历史的发展，也许不无凭据。但事实上，艺徒制本身不仅是在古代，就是在原始时代的人类生活中也可以发现它的踪迹。有学者认为，“艺徒的训练培养是古代科技教育的重要方面，而原始社会制陶工艺技术的传授，是这种教育的良好开端”。

中国古代的艺徒训练式教育脱胎于世袭的工艺技能传授，产生于夏商周时期，成熟和巩固于封建社会。早在原始手工业出现之后，就有了制作石器、骨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纺织、房屋建造和交通工具制造等原始工艺技能的训练和传授。在原始社会末期发明了冶铜技术，由于冶铜技术的工序和工艺都较复杂，其知识传授和技术训练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号称青铜时代的奴隶社会中，生产分工越来越细，手工业各部门开始涌现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奴隶主往往让这些人充当师傅，在大规模的奴隶协作劳动中传授技艺，由此便出现了艺徒训练活动。奴隶主将社会中的能工巧匠聚集在官管手工业之中，使他们成为了“在官之工”，身怀绝技者还被擢升为“工师”，他们互相观摩，互相激励，互相切磋，传授技艺，不仅使官管手工作坊成为了培养技术工人的“大学校”，而且也使世袭的技艺得到了交流与发展，为技术知识的总结与推广奠定了基础。西周时期的《考工记》就是这样产生的。与此同时，自春秋战国后，在官府手工业之外，社会上开始涌现了大批独立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示范、模仿也使世袭家传的“父教子学”式的技术传授和技能训练，发展成为了师徒相传的训练活动。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将各行各业感性的生产经验上升为理性的生产规范，并且使用这些规范来管理生产和训练艺徒，从而大大提高了艺徒训练的质量。据《荀子·儒效》说：“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表明当时的手工生产需要遵守严格的规范，艺徒训练当然也必须以此为指南；《吕氏春秋·十月记》还记载了“工师”以生产规范课考工徒的史实：“是月（即十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二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这里的“工师”是官营手工作坊负责管理生产和训练艺徒的官职。按照“月令”的安排，每年十月，工师要受命对艺徒进行工艺考核。考核的依据就是“度程”，即生产的规范法则。按“度程”进行考核的原则是“功效致上”，以质量为主。在工艺的制作造型上还有政治标准，注重典雅规范，反对淫技奇巧。考核的具体办法是让工徒在制作的器物上刻上姓名，防止他们伪诈（“以考其诚”）。凡是制作的器物在质量上不合乎“度程”的（“工有不当”），则严加处罚，借以堵绝敷衍塞责情况的再次发生。

在封建社会，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和朝廷对冶铁的严格管制，官营手工作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艺徒训练制度更加完备，对学习年限、行业标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专设少府监（或称内府、尚方）“掌百工技巧之政”。少府监训练工徒还建立有一套制度：“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辂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唐代官营作坊收授的艺徒有四个工种，每个工种的修业年限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十分注重考核。尤为重要的是，唐代官营作坊借用皇权的威力征用全国的工艺名师，来训练艺徒，并指令他们拿出家传绝技来教授，即所谓“教作者传家伎”，这种传习方式不仅有助于艺徒学到一些最先进的技术和最精美的工艺，而且有助于突破家传技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开放先进的艺徒培训方式。

到宋代，艺徒制发展趋于鼎盛，传授的内容和要求出现了标准化和定型化的趋势，“法式”的出现便是这一趋势的标志。宋代官营作坊的规模更大，工种更多，仅皇家官营作坊就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等，每一个“监”都制定了专门的艺徒训练制度。“少府监”负责“掌百工使巧之政令”；“将作监”负责“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军器监”负责“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宋代官营作坊在艺徒训练上的最大特点是以“法式”授工徒。“法式”是在总结生产经验基础上编制的制作技术规范，其中还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技术知识。“法式”的内容一般包括“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等内容。宋代最著名的“法式”有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宋代以前建筑方面“工作相传，经久可用之法”，对我国建筑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工人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熙宁年间军器监奉旨制定的《熙宁法式》。以“法式”授工徒，推动了艺徒训练的规范化，促进了艺徒技艺水平的提高，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历史性进步。同时，由于宋代对商业和手工业生产采取了较为宽松和鼓励发展的政策，使商人和手工匠在生产经营上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由此使得手工作坊、商业铺店，鳞次栉比，商业和手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即由商人直接雇佣“朝不保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浮食奇民”充当工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也使得宋代的民间工艺传授活动十分兴盛，不仅突破了“子就父学”的传艺方式，促进了社会性师傅授徒活动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工匠自编传艺教材的发展。到了元代更出现了“棉神”黄道婆这样的社会性传艺的典型。黄道婆时代，我国闽广一带多种棉花，手工纺织业发达。她首先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纺织技术，然后逐步加以改进、革新和推广。通过她的推广和传授，到元末时，乌泥泾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虽然明清时期我国官营作坊的艺徒训练有所衰退，但兴盛于宋代的民间师徒传艺活动却一直没有衰减，民间师徒教育仍继承了宋代注重总结的优良传统，艺徒制教育更为规范，教育的内容和要求出现了标准化和定型化的趋势。清代各业一般都有成文的学徒制规约，如道光十年长沙明瓦店业规定：“外行入帮，均要学习三载，香钱酒章均照旧章，如未学习手艺者，均不许入帮”；清代浙江温州丝织业行会规定：学徒先学织，后学染，每三台织机可以安排两名学徒，期限5年，出师后应帮助师傅工作2年。

在近代各行业中，商业领域的艺徒制教育在内容上最为全面。如近代影响较大的晋商对学徒的教育即从日常生活礼仪开始：“学小官，清晨起来，即扫地、掸柜、抹桌、口椅、添砚池水、润笔、擦戮子、拎水与人洗脸、烧香、冲茶，系初学之。”接着是商业基本技能训练，如写字，一般是小楷。许多商人在严格训练下写就一手工整、美观的字体，在流传至今的账本、书信中，仍能见大小均匀、文风清秀的“买卖人字”。专业技能训练依行业不同各有区别，入票号、钱庄，主要学习辨别银钱成色。入当铺则需学习各种珠宝、首饰、皮毛、绸缎、铜、锡、瓷、木等货物的识别及价格，练习当票的写法，熟记当票的暗记符号，并学习当行的银钱计算等等。晋商还对学徒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教育，目的是培养学徒诚信、谦和、正直、忍让、勤俭、吃苦的优良品质。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传统工商业受到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许多旧式工商业者破产和失业。一些新兴的行业，如火柴、纺织等一开始就采取手工工场形态，新的同业公会组织并没有废除艺徒制度，对于早期资本家来说，学徒数量的增加是得到低廉劳动力的一种好办法。官办手工业中也保留有艺徒制，创办于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是晚清时期最大一家洋务企业，创办初期估计全局有艺徒300人。

但在近代，由于生产力发生了重大变革，大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导致艺徒制的形式和内容相应变革。在传统小手工业中，一个师傅必须完成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才能形成最终产品，产品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傅手艺的全面与精湛程度，学徒也只有在学完工艺流程中每一个环节的生产技术后，才能独立从事生产。随着大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原来完整的生产过程和复杂的生产工艺被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的工序和生产片断，产品不再依赖于某个人，而是在生产者的分工协助中得到完成。学徒不再需要熟悉每一个环节，学徒学习技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然降低，这就导致了传统艺徒制的逐步瓦解和衰落。18世纪60年代，震撼世界的产业革命在英国拉开了序幕，这场由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尔后遍及化学、采掘、冶金、机器制造等部门。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法、德、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专门的、集中的学校教育和培训形式的职业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推动力，而传统的那种长期的、全面的、边干边学式的艺徒制形式的职业教育虽未完全走向消亡，但已不是主流。艺徒制在中国近代也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推进而逐渐退出其作为职业教育主要范式的地位。

艺徒制作为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一种主要范式，之所以能够在相当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其原因固然在于有完善的师徒关系，适应了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生产规模及工艺发展水平。特别是小规模的手工生产，有的甚至就是家庭作坊，师傅身边带着几个徒弟，适合于言传身教的教学形式。同时，由于艺徒制下学徒学艺目的明确，出于学成出师、自起炉灶的美好愿望，使一代代的学徒能够忍受着经济剥削，有时甚至是在奴役般的体力劳动之下，勤奋地学习着各种生存技艺。但更重要的是，在古代中国能够接受普通学校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力，科举制度废除后专门的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一般劳动者要掌握具有一定水准的生产技艺，艺徒制似乎是他们的必然选择，这就决定了艺徒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长期存在。

艺徒制为我国古代大量手工业者提供了生存的技能，也使我国许多传统的民族工艺能够流传至今，艺徒制可谓是功不可没。但是，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艺徒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不足之处。

其一，艺徒制是建立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基础上的，所以就注定了徒弟对师傅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不仅发生在徒弟学艺期间，甚至还要延伸到出师之后。由于在艺徒制中师傅具有绝对权威，师徒关系是终身固定的伦理关系，徒弟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师傅的权威。因此，一旦跟随某一位师傅学习技艺之后，一般就不允许再向其他师傅求教或与不同流派的技工进行技能探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的“欺师灭祖”行为。这种宗法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仅限制了学徒的学习范围，无法获得其他门类的知识和技能，也导致了同行业之间的不同流派难以进行技能交流，难以促进技能与工具的改进和提高。

其二，由于我国古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平民在非常状态下，比如伤病、失业或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只能依靠自身积蓄或家族的力量进行救济，“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就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与师傅没有血缘关系的学徒，在出师之后难以为师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和未来的生活保障，反而有可能成为师傅的竞争对手，为了提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现象出现，相当一部分师傅仅仅是把学徒当做廉价劳动力，而不传授关键技术，以致不少精湛技术失传，给科技文化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和遗憾。

其三，古代手工业者基本上都没有文化，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文盲，因此导致艺徒制的教育方式，基本上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是典型的“做中学”。而古代知识分子大多轻视体力劳动，不屑于去探讨和记录劳动技能与经验，导致许多先进技能无法总结成文字，难以升华成理论知识。由于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教学，同时由于艺徒制施教和受教的直接目的都在于运用，导致其培训过程过于偏重实用和实际操作技艺的传授。

其四，艺徒制大多在完全自然的工作过程中随机学习，学徒期特别长，教学的随意性较大，缺乏系统的培养规划和进度安排，只能适用于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无法培养出适用于机械化大生产和流水线操作的技术工人。

其五，古代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祖传精湛技艺的传授对象，一般都传授给男子，而绝少传给女性的。汉代家庭和私营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授便已经严格限制在家庭内部，实行技术垄断，形成代代相因的家传技术，并且形成了传不传女的“潜规则”。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像下面这样的材料是极少数：“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诸如此类的资料寥若晨星。众多的事例是传子不传女，重要的手工业技艺对女子均讳莫如深。害怕女子出嫁后将家庭手工业技艺带到异姓家庭，家庭或家族赖以生存的“绝招”从此散布出去，培养了自家的竞争对手。有的家庭或家族怀抱“利器”，但因膝下无子，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古代手工业技术长期缺乏竞争，徘徊不前。

然而，艺徒制这种古代职业教育范式却蕴含着诸多职业教育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职业教育的一些共性规律：

一是贯穿于行业生产的全过程，体现为一种工作过程的全程教育模式。学徒要全面掌握一项工作，其内容涵盖工作过程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培养出的工匠不仅对自己的职业，而且要对整个行业都有全面了解，才能保证工匠的专业水平。因此，古代艺徒制培养出来的人综合素质一般较高，富有创业和创造精神。特别在古代社会末期艺徒制教育培育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和能工艺匠，他们创造了我国古代精湛的工艺，有的产品今天被视为“国宝”，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二是以职业实践技能传授为中心，以就业为价值取向。由于古代没有多少技术理论，因此也没有独立的理论教学。但师傅也不是仅让徒弟机械地重复操作，他们也非常重视技术经验和行业规范的传授，师傅通过自己演示和在指导徒弟操作的过程中传授技术经验，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行业规范，学徒主要是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边看、边干、边学的，达到胜任基本工序以后，才可在师傅指导下开始系统工作并逐步过渡到独立工作。同时，教学过程是全方位和全程化的，内容不仅有生产中的工艺技术，也有平时经营中的应对礼仪，所受训练是比较全面的。可见，艺徒制体现了以职业实践为中心来组织教学的原则，追求以就业为目标的价值取向，这比资本主义化的工场学徒制、现代单一工种的技能培训，其优越性更明显。

三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艺徒制的早期由于受到职业世袭的影响，都是在家庭内部世代相传的，以后才扩大到一般的师徒关系，但中间也间杂着收为养子、入赘作婿的可能，即便是一般的师徒关系也包含有特殊的意义，即所谓的“师徒如父子”。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私人性质，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了保证技艺和秘诀的代代相传，必须视师如父，视徒如子。这种关系对教育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知识技能的授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是它又限制了技术的传播范围和对象，使能够享受到职业教育的人数大为减少，有时还会因偶然因素而导致技术失传。

四是注重职业人格和职业道德教育。师傅不仅要传授技艺，而且要进行从读、写、算直到道德品质教育和宗教教育等范围广泛的教育。换句话说，师傅对徒弟除了要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外，还要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学徒也必须遵守师傅和门派的为人标准、技艺特色，处处以维护师门尊严为宗旨，蒙有一层浓厚的宗法色彩。

随着行会的出现，原来的艺徒制职业教育不再是分散无组织的，在13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艺徒制逐渐从私人性质的制度过渡到公共性质的制度。这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兴起，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人力手工制造，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不像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那样稳定，而是多变的、流动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不能确保其职业、地位、工作和生活区域等终生不变。同时，工厂的建设、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片的土地和大量的劳动者，这就打破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使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得不走出家门和原居住地，进入工业或服务领域就业。大机器的工业生产使工人面对的不再是简单的劳动资料本身，而是物化的智力和工艺所确定的生产线，加之机器生产摆脱了劳动者的生理局限而能够无限扩大，自然力代替了人力，人们自觉运用科学技术于生产代替了以往凭经验办事的常规，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基础才能适应生产和具备发展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培养规模过小、培养周期过长、缺乏科学文化和理论知识传授的艺徒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甚至阻碍了规模化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需要。生产方式的改变要求劳动者从手工经验型转变成技能加科技知识型，使“简单”的劳动力转变成“发展”的“专门”的劳动力。由此，使得培养劳动者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从19世纪开始大规模的班级授课制逐渐取代了传统艺徒制，传统的艺徒制由盛转衰，集体性和大批量地培养技术工人的专门学校迅速涌现，旨在传授工业知识和机械操作技能的专门的职业学校也相继出现。这样，正规的职业教育机构便迅速取代了艺徒制而成为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但即使这样，艺徒制并未随着产业革命的爆发和职业学校的出现而立即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两种不同范式的职业教育之间较量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事实上，清末实业教育中有大量的以艺徒制形式开展的技术教育活动，现代西方职业教育领域也出现有学校教育与艺徒制教育融合的现象，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吸收传统艺徒制的优点并融合现代学校职业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创造了现代艺徒制：英国于1993年正式宣布实施“现代学徒制”计划，到1995年，此计划在全国54个行业部门被普及推广；澳大利亚于1998年1月开始实行“新学徒培训制”，并逐步取代传统的学徒制。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艺徒制这种职业教育范式在某些方面具有职业学校无法取代的优越性外，还在于各国政府和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态度及所采取的政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及所采取的职业教育形式。欧美和日本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都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完成的，而中国鄙薄职业教育的文化教育传统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加之中国传统是以农业立国，近代是在外力的推动下才匆忙走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的，这就注定了中国要完成从艺徒制向近代职业学校的历史性转变，在观念上和教育制度上都面临更大的障碍。

二、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与现代职业教育的诞生

清末是一个动荡激烈的历史时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千古未有、翻天覆地。中华帝国的大门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洞开，延绵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教育和价值观念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着另一种更强有力的外部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殖民者的大炮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大的破坏和耻辱，但它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即迫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清末进行包括废除科举制在内的新政改革，加快推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社会的解体和观念的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解体和衰亡，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革空疏无用的封建教育，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培育经世致用的人才。

（一）实业教育机构与制度的诞生

近代实业教育是有别于我国传统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教育。“实业教育”一词，源自英语中的Industrial Education，本义为工业教育，经日本转译为实业教育。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讲时（1906年），对“实业教育”的解释是：“实业，西名谓之Indusrties；而实业教育，则谓之Technica Education。顾西人所谓实业，举凡民生勤动之事，靡所不赅；而独于树艺牧畜渔猎数者，则罕用其字。至所谓实业教育，所苞尤隘，大抵同于工业。……实业教育者，专门之教育也。……实业教育，与他种教育有不同者，以其人毕生所从事，皆在切实可见功程，如矿、如路、如一切制造。”我国“实业教育”一词最早出现在罗振玉主编的《教育世界》（1901年10月创办）上，因当时把农、工、商、矿业统称为实业，实业学堂也涵盖农工商矿船各行业各级教育。实业教育以研究实业与谋生为目标，既有讲求实业进步之法的高等专门实业学堂，又有专门为谋生而设的职业预备学堂。中国实业教育萌芽于洋务时期，初步发展于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时期。一般认为，中国早期的实业教育与民国初年出现的职业教育在概念和内涵上有同工异曲之处，其基本功能和教育思想演变的过程与职业教育一脉相承，因此一般将实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早期阶段研究。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认为：“实用教育产出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盖职业教育犹是实用教育也”在中国，实业教育的诞生是一个先有实践，然后才有法律规定的渐进过程。一般认为，中国实业教育是从清末新政后于1904年颁布实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开始的。事实上，中国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近代第一所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学校，一般认为是1866年左宗棠奏请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后陆续创办的还有上海江南制造局附属操炮学堂（1873）、张树声创办的广东实学馆（1880）、丁日昌创办的福州电气学塾（1876）、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算术学堂（1891）、湖北矿务局创办的湖北矿务学堂（1892）、津榆铁路公司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张之洞创办的南京铁路学堂（1896）与南京储才学堂（1896）等。这些学堂中尽管有一些是为发展近代工业、商业、矿业、交通等而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出于急功近利养育“异才”的需要，因而所设置的科目和学习的内容大都是军工或与军事有关的技术与工艺，都属于精英式的高层次的技术教育。由于没有相应的基础教育来提供合格的生源，其发展必然大受限制，只能以零星的、个别的方式办学，且多由洋务派官员创办或附属于洋务企业。在精英至上教育观念的驱使下，在洋务派举办的这些技术学堂中淘汰率往往很高。以福建船政学堂为例，创办初期有105名学生，到1873年仅剩39名，其中除6人系亡故外，其余均系开除。

中国实业教育发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实业教育机构不是社会经济发展使然，也不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需求，它的最初诱因和刺激因素主要来自应对外来的生存挑战而迫切需要军事技术专业人才。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只用了25艘军舰和1万多名士兵，就轻易地打败了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清帝国。这使得清政府中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僚突然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和器物层面的文明示范，使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了当时中央、地方意欲变革的官僚及开明士绅较为一致的认识，而又进一步演化为统一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指导方针。洋务派确立的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尽管只是对中西文化教育外观的简单类比，没有认识到西方近代文明与教育的要旨和精髓，因而招致时人和后人的批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一纲领事实上承认了不仅“中体”需要西学来扶持，而且让西方文化在中国有了输入的通道和立足之地。因此，我们在批判“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妄图采用西学维护封建主义之“体”的同时，也要看到，当洋务派在一手护“中体”、一手抓“西用”的同时，实际上不仅不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也的确为洋务新政和洋务企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减轻了“借才于异域”的压力和麻烦，使趋新的事业得以推进。更重要的是，还逐步形成了一种趋新的社会力量，推进了社会的加速变化，削弱了停滞的惰性和倒退的阻力。这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洋务学堂的毕业生走向中得到佐证，而且也可从洋务派陆续创办的一批以西方军工企业为蓝本的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式军工企业中得到印证。而且也可从洋务派陆续创办的一批以西方军工企业为蓝本的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式军工企业中得到佐证。早期洋务学堂的毕业生大都到外交、军事、教育、行政、实业、商务等部门任职。毕业生进入这些领域，由懂西文西艺的学生替代语言不通、技法不晓的庸吏，不仅增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能力，而且这些学生的现身说法，对改变士林风气、拓展士人的进身阶梯和职业选择、变革传统的教育范式，具有最佳的示范效应；据不完全统计，从1865－1895年间，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包括江南制造局在内的24家规模不等的军工企业，在这批新式军工企业中工作的技术人才大都是从洋务学堂里毕业的。以福建船政学堂为例，该校因其培养目标明确、专业对口设置、善于采纳西方各国之长、注重实习等而成为当时最为成功的洋务学堂之一。在当时中国南北洋水师的管带、大副、技术工程师等职，大都由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担任，到1874年，福建船政学堂已提供了三批共54名毕业生，其中16人成为管轮、大副，14人任船上工程师，7人为船舶工程师。按照原来的合同规定，海军造船厂的工作人员须在5年内（即1874年2月16日以前）学会不须外国人帮助而能经营船厂的所有部门，但在该学堂培养的技术人员和领班的带领下，海军船厂各部门在没有任何外国人到场的情况下进行全面操练，每次成绩都非常满意，提前达到了可以独立经营船厂的目标。1869年6月至1874年2月期间，该船厂共造船15条，其中许多部件均由该学堂毕业生设计制造装配。

可见，早期的军事技术学校的成功的确为改变传统的士林风气、教育范式、职业价值取向及以后的实业教育奠定了学科基础和教育教学经验。但早期的军事技术学校与其后真正意义上的实业教育还是有区别的：在培养目标上，洋务教育主要是从储备和训练服务于洋务事业的军事技术人才的角度来接受西方教育开办新式技术学堂的，而实业教育主要是出于为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培养实用人才的目的；在办学主体上，洋务技术教育多由洋务大臣兴办，学堂是洋务机构的具体组成部分，实业教育则多由地方官吏、绅商、行业主办；在培养规格上，洋务教育培养层次较高，类似于现在的高职教育，而实业教育则高、中、初层次兼有，对略知书算的幼童也设有教授粗工浅技的艺徒学堂；在教学内容上，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以“强兵”为中心需要而设置，不似实业教育围绕实业发展所广泛涉列的农、工、商、交通、矿务、船政等各个领域。尤为重要的是，洋务技术教育是“个案办学”，没有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只是对传统旧教育的一点补充，其最大的意义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教育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而实业虽然初期也是出于功利的需要创办，但不久即被纳入政府的“新政”和学制体系。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实业学堂为1896年蔡金台秉请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而创办的江西高安蚕桑学堂。从江西高安蚕桑学堂起，到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这中间各地相继创办了一批多种门类的实业学堂，其中影响较大者有：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9月，杭州知府林启在西子湖畔金沙港关帝庙旧址（曲院风荷公园内）动工兴建的杭州蚕学馆（现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该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正式招生开学，揭开了我国近代纺织丝绸教育的帷幕。杭州蚕学馆聘请日本宫城县农学校教谕轰木长为总教习，每年招收学生30名，学制三年，入学后供给膳宿，不收学费。蚕学馆的办学宗旨是：“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术饲育，改良土丝，传授学生，推广民间。”所设课程包括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学、桑树栽培学、蚕体生理学、蚕体解剖学、养蚕学、显微镜操作、制种、蚕茧检验、生丝检验、实习等。此外，如1898年胡云台创办的南京矿务学堂，教授德文、汉文、格致、地质学、矿务学、算学、历史、体操、绘图等；1898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于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学堂，招收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学。又于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选聘东洋工学教习2人，分教理化及机器学，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工学者入学；1899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林志道秉请添设工艺学堂，仿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设立化学、机器两科；1902年12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筹办农林学堂。同年，湘绅王先谦等呈请开办农务工艺学堂，以利民生；1903年，清政府设立北京工业专门学堂，经费由慈禧之脂粉费余款项下拨充，学制仿日本工业专门学校之成规。这一时期的实业教育虽然目的十分明确，即培养实业发展所需人才；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系统，各种实业学堂多系自发兴办，各行其是，在管理体制、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面，均无统一的规定，政府也没有颁布过任何有关的法规。这种状况和同时期的欧美日本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黄炎培对此曾评论说：“在此期间，学制初未颁布，大中小各级学堂都未成立，乃竟有职业教育性质之学校，率先举办；且其门类，包括农、工、商、铁路、电报各种。想见当时事实所迫，不得已起而因应。原来一部教育史，全发于人群生活上之需要，不足异也。”

早期的实业学堂数量少，规模小不成系统。直到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布后，实业学堂才正式被纳入学制，自成系统，成为近代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发展起来。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较完备的学制体系，“实业学堂”一词正式出现于国家正式颁定的学制系统中。该学制的《钦定小学堂章程》要求：“于高等小学堂之外，得广设简易之农、工、商实业学堂，俾寻常小学堂卒业者亦得入之，以就实业。”《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于中学堂之外，应多设稍详备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令高等小学卒业生不愿治普通学者，得入此类学堂学习实业。”《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于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俾中学卒业者亦得入之。又于商务盛处则设商业专门实业学堂；矿产繁处，则设矿务专门实业学堂，皆宜相度地方情形逐渐办理。”。在壬寅学制系统图中，设有旁系的实业学堂，这种学堂分简易、中等和高等三级，简易实业学堂3年，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4年，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3年，与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相当。另外中学堂亦设有实业科。实业学堂进入学制系统，是对传统教育结构的一个重大改革，不仅为实业学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法律支持，而且对中国教育的进一步近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钦定学堂章程》列出了师范、实业教育两个旁系，但都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独立的实业教育体系还未进入学制设计者的视野。“壬寅学制”由于仓促出台，不够完备，未能正式实施。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推行的学制。这个学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纵的方面看它分有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从横的方面看它包括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三个系统。这个学制的颁布实行，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解体，正式建立了与西方相类似的教育体制，西方式的新式学堂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把中国传统教育推上了早期现代化的轨道，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的历史作用。张之洞和罗振玉在这一学制的设计中起重要作用。该学制共23个文件，《学务纲要》是其总纲。这一纲领性文件将实业学堂定性为，“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并要求各省因地制宜，选择合于本地情形者酌量设置。“如通商繁盛之区，宜设商业学堂。富于出产之区，宜设工业学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该学制专属实业教育类型的法规和章程有：《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等5个文件，其中《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附有《奏定实业补习学堂章程》和《奏定艺徒学堂章程》。《奏定实业学堂通则》指出：“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行之最为无弊，而小试则有小效，大试则有大效，尤为确实可凭。近来各国提倡实业教育，汲汲不遑，独中国农工商各业固步自封，永无进境，则以实业教育不讲故也。”可见，在制定这套制度文本时清政府的教育决策层已对实业教育的价值和作用有了相当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癸卯学制”将实业学堂设计为高、中、初三个等级及实业教员讲习所、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等五大类（水产学堂归属农业，艺徒学堂归属工业）。内容涵盖实业学堂性质、各学堂间递升次序、与他类学堂的衔接关系及各级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办学原则、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建设等，还对实业学堂系统之外各类学堂的实业课程和专业的设置做出规定。《奏定大学堂章程》分大学堂为八科，其中农、工、商三科，与实业学堂的门类相同，惟层次较高。农科大学还特别规定可别置蹄铁术传习生、农业传习生、蚕业传习生、林业传习生。《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第二类学科为“预备入格致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者治之”。初级和优级学堂章程，对师范学堂中实业课程的开设也有具体的规定。

综合言之，“癸卯学制”对实业学堂的规定很详细、严密。目的不仅仅是造就一小部分受过高级训练的技术人才，而是要形成“工人→熟练工人→技术人员→高级技术人员”这样一个由不同层次组合起来的技术人才结构。如果说，在这以前的实业学堂的职业教育性质尚有争议的话，那么“癸卯学制”对实业学堂的种种规定已鲜明地表现出了职业教育的特色。

一般认为，1904年的“癸卯学制”是抄袭日本学制。客观地看，的确如此。自1901－1907年前后，清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中心工作就是酝酿、制订学制，改革、废除科举，筹划成立统筹全国的教育行政机构——学部，确定教育宗旨等。因此，在“癸卯学制”制订前清政府便派了一批人员赴日本考察学务，特别是其中的高级学务官员，他们关注的热点也恰恰是在这些方面。正如缪荃孙所说，出国前，“南皮（即张之洞）师嘱之曰：‘考学校者固当考其规制之所存，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贯，规制亦徒存耳’。”1901年冬至次年春，罗振玉被张之洞派到日本考察教育事业。罗振玉在日本实地考察了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神户、长崎等地，拜访了日本近卫公爵、长冈子爵、文部大臣菊池、外务大臣小村、贵族院议员伊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普通学部局长泽柳、日本中学校校长杉浦等教育界名流，参观了东京农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以及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女子学校、美术工艺学校、济美寻常小学校等教育机构。回国后在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创办的《教育世界》中，虽然引入了诸多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学说，但在对日本的教育制度、法规作了重点推介。从《教育世界》第一号到第十八号全文载译日本各项教育法规、条例达84种之多，如日本在明治三十二年及以前颁布的实业学校令、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工艺学堂规程、农业学校规程、商业学校规程、商船学校规程等，这些介绍过来的日本教育法规和实业学校章程，从内容到名称几乎都成了张之洞制定实业学堂章程的蓝本。以后又陆续译载日本各项教科书、教育学及教育史专著五十多种，如日本谷富的《欧洲教育史》、小泉又一的《欧美教育记实》、富永岩太郎的《大教授法》、热田真吉的《家庭情感教育论》、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学》等，这对清廷的教育改革影响巨大，为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世界史上，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直接借用某些现成的东西，这是常有的现象，不足为怪。正如钱曼倩、金林祥教授所言：“癸卯学制中实业学堂的种种章程，虽然是模仿日本学制制定的，但在有些方面比其临摹的范本更合理些，与其它学堂章程相比，更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因为“由于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过程中，实业教育的起步较早，洋务运动时期就有一些专业技术学校开办，多少积累起一定的办学经验，而且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癸卯学制制订者将实业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一条重要途径，非常重视。”

由于癸卯学制设计了较为独立、完整的实业教育体系，其颁布使实业教育获得了法定的地位，其实施有助于结束长期以来实业教育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实业教育的发展。仅以高等实业学堂的创办为例，壬寅——癸卯学制颁行后在清学部立案的高等实业学堂就有：殖边学堂（宣统元年（1909）正月开办）、农工商部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开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国立工业专门学校）、邮传部立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开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高等正科，民国二年停办）、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2）开办，宣统元年（1909）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奉天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4）二月开办，开办时先办预科，宣统元年学部饬将预科改为中等工业专门学校）、直隶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2）开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为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两广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日开办，宣统三年（1911）二月设高等正科，宣统三年（1911）四月停办）、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办，光绪三十一年（1904）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开办，光绪三十二年（1905）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为湖北农林学校，三年后停办）、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5）开办，宣统二年（1910）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为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5）二月开办，宣统三年（1911）三月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为山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江西高等农业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4）七月开办，宣统元年（1909）设高等正科，入民国后改名为江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浙江高等农业学堂（宣统二年（1910）开办，民国后无卷）、直隶高等商业学堂（宣统三年（1911）正月开办，开办时先设中等班，入民国后改名为直隶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办，宣统三年（1911）正月设高等正科，原名南洋高等商业学堂，宣统元年（1909）改为江南高、中等商业学堂，附设银行、税关各专修科，民国二年后无卷）、湖南民立明德学堂增设高等商业专科（宣统二年（1910）经学部立案，民国后改办明德大学，移迁北京）

（二）兴办实业教育的主要群体

如果说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改革精神的开明官绅和知识精英对实业教育的广泛认同和摇旗呐喊为实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解决了思想观念问题，癸卯学制为实业教育的发展创设了一套制度体系，那么兴学主体多元化，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实体参与到实业教育的兴办中来，则使实业教育发展形成了空前广泛的社会基础。清末兴办实业教育的大体有这样几个群体：地方督抚、士绅、行会及商会组织、政府组织及社团等。这种多元化的实业教育办学主体，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单纯由政府办学的压力，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办学的财力不足，丰富了实业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拓展了实业教育的对象，与正规的学堂教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使实业教育的结构体系更为丰富与完备，有力地推动了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1．地方督抚：官立实业学堂的中坚力量

督抚是晚清社会向近代转型的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督抚们通过改书院、办学堂、变科举，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型。督抚即总督、巡抚。督抚制度起源于明初，清承明制并通过不断调整而趋于规范。总督，是清代的最高地方官员，别称制员、制台、制府，辖一省或两三省军民要政，并有对外交涉之权。清代定制的八总督即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巡抚职权与总督略同，惟地位低于总督。据清制，除四川、直隶不设巡抚外，每省一员。巡抚是实际上的省级最高长官，虽无总督的身份，但更独当一面。《清史稿》把清代总督的职责概括为：“厘治军民，综治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则为：“宣布德意，抚安军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内有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在应对内外交困的现实中，晚清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持续衰落，地方督抚的势力相对提升。清末地方政务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督抚的个人印记，总督巡抚毫无疑问地成为地方事务的中心，举凡钱财、河工、治安、吏治、文化、教育，都需有地方督抚之命方得施行，督抚个人的认识态度、识见能力，成为影响地方事业的重要因素。1906年，随着科举废除，原与督抚平起平坐的学政被裁撤，继设归督抚节制的提学使，督抚在教育领域里的影响愈益增大，教育行政的权力实际上为督抚所控制，这种影响自然也浸渗于实业教育领域。综观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地方督抚中虽然对兴学的态度冷热不一，但同样出现了一批识时务、患国是、虑民虞的官员，他们不仅有着与思想家、政治家一致的思想认识，更担负着振兴辖地实业、教育的重任。作为一个群体，地方督抚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积极倡导实业教育，支持和鼓励兴办实业学堂，而且一批开通务实的督抚事实上成了地方发展实业教育的主角，很多中等以上的实业学堂大多经由督抚兴办，一些地方督抚甚至参与实业教育的资金筹措、课程设置、学生奖励等办学细节。对于实业教育，以至清末整个新式教育，督抚之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张之洞、袁世凯、端方、周馥等，尤其是张之洞作为清末新式教育的总设计师，其对实业教育的影响更是他人所不及。

实业教育进入学制系统始于1904年“癸卯学制”，此前一些目光远大的督抚已成为实业教育摇旗呐喊的一支劲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直隶总督荣禄在复陈设立农工商分局时奏请“设农务学堂”；同年九月，安徽巡抚邓华熙奏陈“就课桑园设蒙学馆”。“癸卯学制”颁行前，已有多所实业学堂在当地督抚关照下次第兴办，如张之洞依江西绅士蔡金台之请，奏准于高安创设蚕桑学堂，该学堂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学堂。此后还有如两江总督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随后继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奏设江宁农务工艺学堂，广西巡抚张鸣歧奏设广西农学堂，山西巡抚岑春萱奏设山西农林学堂，等等。虽然此时尚未有“实业教育”的正式名分，但他们已认识到兴办此类学堂的必要与紧迫，也由此拉开各地督抚专折奏请设立实业学堂的序幕。据吴玉伦统计，从“癸卯学制”颁行的次年，到辛亥革命爆发，其间只有短短六七年时间，而见诸此时媒体上各地督抚专为兴办实业学堂的奏折将近百份，地方督抚在实业教育兴办中所发展的作用赫然可观。“癸卯学制”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各类学堂相继诞生，实业学堂的兴办也进入高潮。1907年，单各类实业学堂就有137多所，学生达8693人；1909年，各类实业学堂更增至254所，学生达16649人。在官立实业学堂的创设中督抚是关键和中坚力量。如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由山东巡抚杨士骧、吴廷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奏请设立，新疆农林工艺学堂由该省巡抚联魁于宣统元年（1909年）奏请设立；也有督抚顺应当地士绅、学绅建言转请朝廷设立者，如1905年赵尔巽采纳学务处总办叶景葵建议，将奉天游学预备学堂改办为奉天官立中等工业学堂；还有一批实业学堂是经督抚首肯由既有书院或其它类型学堂改设：如1904年，两江总督魏光焘（魏源族孙）改江南格致书院为实业学堂，分设农工商矿四科；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札饬江海关道改广方言馆为工业学堂；1907年，闽浙总督松寿奏改福建公立游学预备学堂为官立中等商业学堂，隔年复将苍霞中学改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计划将南菁书院改为农务学堂，并拟定招生方案，后因戊戌政变而搁浅。

再以奉天和湖北为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督抚对一个区域中实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作用。1905年以前，奉省的实业教育还是一片空白，到1908年省立实业学堂发展到8所，比较其它类型省立学堂情况，专门学堂3所，优级师范3所，初级师范7所，中学堂3所，实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相当比重。这8所实业学堂经由督抚赵尔巽主持兴办的有4所，即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农业学堂、森林学堂和官立商业学堂，其中奉天农业学堂首开东北农业教育之先河，奉天官立中等工业学堂首开东北工科教育之先河，实业学堂在当时区域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对以后教育发展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再看湖北：1889年，张之洞调湖广总督以前，湖北实业学堂是一片空白。张之洞主政湖北后（在湖北任学政、总督长达20年之久），不仅统筹推动湖北各项“洋务”事业，倡导“旧学为体，西学为用”，推行变废科举兴办学堂，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而且对实业教育也是情有独钟，为清末湖北乃至全国的实业教育构建了一个实验场。张之洞认为：“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最宜注意。”因此，他竭力将对实业教育的倡导见之于创建实业学堂的行动，不遗余力地推动湖北各地兴办不同层次的各类实业学堂。自他于1898年亲自创办湖北农务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起，到1907年他调京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止，湖北各地创办了专门学堂4所，农、工、商实业学堂9所；到1910年，湖北各地创办的高、中、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达90余所。

在当时实业教育是新生事物，实业学堂的开设无疑会遇到诸如场地、设施、师资等方面的困难，也有保守势力和各方利益冲突带来的阻力。因此，在当时兴办实业学堂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想见，实业学堂的兴办如果没有督抚的参与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2．士绅：实业教育的有生力量

近代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是影响地方事业的重要力量。士绅与教育感情甚笃，士绅兴学由来己久，科举废止后，更使得原先对新学堂持观望态度的士绅投入到新式教育中来，他们不仅创办了几乎所有的私立学堂，而且在推进清末实业教育尤其是中初等实业教育的大军中，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有生力量。王先明在《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中列举士绅担负的社会职责有三：“地方学务”、“地方公产”和“地方公务”，设馆授学，修建社学、义学、贡院，都被看作士绅义不容辞的责任。士绅鼓动和参与实业教育，既是在晚清社会这样一个急剧转变的历史时代士绅安身立命寻求出路的基本诉求，也反映着实业教育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可。

兴办实业教育的士绅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是拥有科举功名的士绅。如河南郑州廪生任曜墀于1907年联合同志，就荣阳县赵村原设之高等小学堂，改设中等蚕桑实业学堂；有“南武训”之称的拔贡出身的湘籍士绅胡元倓（1872－1940），于1903年创办明德学堂（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殊誉），并在该校开设商业专修科，1908年复在南京创办银行专科，后正式设为南京高等商业学堂，在上海、汉口设分校，长沙本校也招收银行专科学生。

二是退职居乡的士绅。如“湖南神童”光绪进士熊希龄（1870－1937），1897年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熊遭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谪居沅州数载。其间，利用为湘抚陈宝箴器重之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赴日考察归国后，熊希龄拟就了湖南实业教育发展规划，并亲自主持沅州民立务实学堂（开设蚕业专科，专课实业教育）和醴陵磁业学堂；再如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的我国近代一代经师——孙诒让（1848—1908，浙江瑞安人），曾捐刑部主事，晚年归里致力于地方教育，曾领导家乡16个县先后成立学堂300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士绅兴学的杰出代表，对清末浙江的教育影响很大。1897年，孙诒让创办温州蚕学馆，后来影响较大的杭州蚕学馆即仿此兴办。在孙诒让的影响下，温州实业教育发展很快，至1908年时温州一地即兴办实业学堂25所。

三是现职“缺席”的士绅。所谓“缺席士绅”是指在任职地为官员，在家乡为士绅的官员。由于这些缺席士绅握有实际权力，较仅有功名和退职者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在发展家乡的实业教育往往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安徽颖州绅士程恩培时为浙江温处道，在家乡安徽颖州（今阜阳）利用其影响，创办实业学堂；兴办于1906年的闽省公立游学预备学堂，由在籍翰林院编修郑锡光、林炳章（林则徐曾孙）经手创办，两年后改为官立中等商业学堂；湖南明德学堂开办商科，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湘籍“缺席士绅”龙湛霖、龙璋、龙绂瑞、黄忠浩、曾光铨、张缉光、陈文玮、朱恩绂、罗正钧、袁思亮等的力量。

四是“亦官亦商”的士绅。甲午战后外资在华投资设厂成几何级数增长。要在洋货充斥、洋厂林立的困境中求生存、图发展，民族企业就必须有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而当时中国恰恰缺乏这类人才。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张謇深有感触地指出，我国古时皆贱实业，“近年来虽渐渐崇尚实业”，而实业界中“受教育者实少”，故中国实业“之所以一跟而不能起者，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出于类似认识，清末相继出现了一批士绅出身兴办近代企业的实业家和兴办近代新式教育的实业教育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如张謇、盛宣怀和周学熙等，不仅有着对实业教育的高度认识，更有着务实卓效的具体实践，加之他们亦官亦商的身份背景，其社会影响和办学实力都非一般实业家所能比。

周学熙（1866－1947），世代为名门望族，在近代史上有所谓“南张北周”之说。其曾祖父周俗礼（1768-1801）为清乾隆年间有名的亦农亦商的缙绅，其父周馥（1837-1921）为清末封疆大吏，曾任天津道，后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代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1906年任两广总督。周馥任天津道时，筹建天津武备学堂（1885），为中国创办武备学堂之始，该学堂先后为北洋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1886年春，周馥禀请李鸿章在天津建集贤书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文博书院，以培育精通外语人才。周学熙被袁世凯誉为“当代奇才”，十六岁中秀才，1894年中举，最初在浙江为官，1898年报捐候补道，派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1900年为山东候补道员，入袁世凯幕下，后随袁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先后任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农工商部丞参及民初两度任财政总长和全国棉业督办等。这位实业巨擎创办了一大批实业机构，如启新洋灰公司、天津铁工厂、滦州煤矿公司、天津造币厂、中国实业银行、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纺织公司（所属有天津﹑青岛﹑唐山﹑卫辉4家纱厂）及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等。

周学熙在倾注心血发展实业的同时，也投入很大精力兴办教育。尤其是与实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实业教育。在山东，周学熙先后主持改建山东大学堂，兴办青州蚕桑学堂、兖州农业学堂等。1903年，周学熙受袁世凯委派赴日考察工商业。归国后，他针对天津工商业凋敝的状况，向袁世凯建议设立直隶工艺总局，在局内开展技能教育。袁世凯依周之请，于1903年9月正式创立直隶工艺总局，周学熙始任该局总办，继任督办。直隶工艺总局不仅是“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直隶全省实业之枢纽”，而且其事业中包含有很大的实业教育成分。在工艺总局的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四项事业中，高等工业学堂是纯粹的学堂，实习工场附设于高等工业学堂承担职工技术培训的任务，工艺总局其它活动中的技术推广、技术培训等也属实业教育性质。周学熙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实业学堂，就是他1902年受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委派任直隶银元局总办期间，在银元局内附设的图算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是周学熙兴办的正规实业学堂，在当时影响很大。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北洋工艺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聘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为教务长、赵元礼为庶务长、单晋和为董事，周学熙就任学堂总办（是年冬，周学熙辞职，毛庆藩继任总办），实施分科教学（其中机器科、化学科为正科，以英文教授；化学制造速成科、绘图科及预备科以日文教授）。1904年，北洋工艺学堂升格改名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同时将直隶工艺总局内所设之工厂，确定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附属实习工场。学堂招收城乡贡举生员、或中学堂毕业生；“以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之职，以发明工业为宗旨”；分设有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科计等六科。实习工场是作为该学堂的附设工场而设的，参照日本大阪铁工场蓝图建造，设有机织科、织巾科、彩印科、染色科、木工科、窑业科、刺绣科、提花科、图画科、烛皂科、制隧科等。实习工场在服务教学的同时，工场还承担一定的生产任务，产品有各种色直布、斜纹布、被面、床单、毛巾、各色宁绸库缎、各种花卉及禽鸟刺绣、火柴、洋烛、黄白肥皂等。保送来实习工场学习培训的，除直隶本省外，还有奉天、蒙、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的人，计600余人；此外还有自费者来实习工场学习培训的近300人。到1907年7月，实习工场“先后毕业者已有七百余人，分赴省内外充作工师、匠目凡百余人，转相传习，生业盛兴”。广仁堂女工厂是和实习工场性质相近的女子实业教育机构。天津广仁堂创办于光绪四年，后遭庚子之变，渐至废弛。周学熙任天津道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开广仁堂，内附女工厂，教授手工，女学徒毕业以后，发给文凭，派充各府州县女工厂教习，抑或酌留本厂，充当艺师。周学熙创办的实业学堂还有：1905年秋于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附设的半日学堂，该学堂将学生分作早晚两班，入工厂习艺，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实现了学堂与工厂两相促动，学堂以开民智，工厂以兴民业；民国后，周学熙还创办了秋浦商业传习所，教授商业上必需之知识技能；创立棉业传习所一处，设植棉、纺织两科，分本科、预科两班教学等。

再如，清末洋务运动核心人物之一的盛宣怀（1844—1916）。盛宣怀系江苏常州武进县人，历任天津河间兵备道、津沪电报陆线总办、天津海关道、招商局督办、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铁路公司督办、正二品工部左侍郎等职。1872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1875年，李鸿章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1881年，盛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建立了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1892年起，盛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并于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接着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1897年，盛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盛开办萍乡煤矿，并于1908年将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同时，他还曾经办芦汉铁路、督办铁路总公司。

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盛宣怀也不遗余力地推行新式教育，尤其是结合发展洋务事业的实际需要，兴办为各项实业发展服务的工科和商科教育，成就斐然，是中国近代实业教育的先驱性人物之一。1895年10月，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今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并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这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曾先后经历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等时期，在当时明显隶属于实业教育系统。而北洋大学虽属大学堂类别，但它是我国最早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一所大学，在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学科的创建上，在机械、水利、电机等的基础研究开拓上，都有过积极贡献，特别是在采矿业、工艺制造、土木工程等学科上的成就直接对当时和之后的实业教育系统中的工业学堂产生了积极影响。

士绅参与实业教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兴学”一向是士绅发挥作用的传统渠道。众所周知，近代士绅群体作为自觉不自觉的士大夫传人，往往或深或浅地保有士大夫的品格——“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的认知取向，以及与政治权力割舍不断的联系。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客观环境的挤兑，使相当一部分士绅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的事业中。而在近代中国投身实业与包括实业教育在内的新式教育，是被大多数开明士绅和知识精英认同的救国良策。但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近代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子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准则，在仕途阻断和西风东渐的双重背景下，迫使传统士绅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其生活的路径也只好走出“学优登仕”的故辙，一部分士绅便把希望寄托到蓬勃发展的新式教育之中。一批接触和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士绅，体悟到教育革新的需要，转而对新兴起的实业教育给予了关注。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清末奖励工商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激励下，促使士绅阶层转型。秦汉以降，中国社会阶层的序列一直是“士农工商”，与商人陪于末位相反，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他们不仅自视为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但到了清末，在救国保种、强国富民的危机关头，迫使昔日士农工商四民结构的两极——“士”与“商”走向了历史性的汇合。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旗帜下，一部分有远见卓识的士绅开始业商，甚至连大魁天下的状元如本书的主人公张謇，也走上了状元办厂、实业救国的道路。崛起的“绅商”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切深地感受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转而大力倡办新式的实业教育，或为实业教育鼓与呼，或亲自谋划创办实业学堂，或为实业教育难中之难的经费短缺开浚渠道、筹措资金，或为实业教育联络各方、融通关系、排除阻力，从而培育发展近代工商业所急需的各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

由于绅商阶层对教育的认识，比传统商人出于乐善好施而兴办学校的“义举”要深邃得多，他们能站在国家存亡、实业发展的高度，洞悉商人及其团体投资办学的深层意义，其办实业的重要目的除积资生利外还在于振兴教育，因而绅商创办的实业教育也大多比较成功。不少士绅为了在新学兴起的时代潮流中不至于丧失优越地位及获得生存的本领甚至直接走进实业学堂学习。如开办于1902年，由缪荃孙任首任监督的江南高等学堂，其所招收正课学生全部为贡、廪、增、附、监生这一类下层士绅。其他实业学堂也大量招收有一定名份的士绅。这些士绅通过实业教育不仅体验到了实业教育的魅力和生机，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通过实业教育同样可以获得对他们弥足珍贵的东西，因为1904年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对高等小学堂以上学生通过升学或毕业考试，给予出身奖励，在高等实业学堂考列最优者可作为举人，以知县尽先选用，令充各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管理员；中等实业学堂考列最优者，也可作为拔贡，以州判分省补用。正是在这新旧兼备的双重意义之下，实业教育领域里出现了愈来愈多地方士绅的身影。3．行会及商会组织兴办的实业学堂

在近代中国随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造就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兴阶层——工商阶层。随着工商阶层经济实力的膨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变得更具有发言权。他们通过行会和商会组织集聚起来，一度形成一种多少独立于政治中心的“工商社会”。在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西方一样，这些行会和商会组织也逐步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到明清时期，行会已较为普及，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多重作用与影响更是令人注目。一般而言，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限制招收和使用帮工的数目，限制作坊开设地点和数目，统一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价格和原料的分配，规定统一的工资水平等方面。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运作具有某种规范作用。不过，中国的传统行会还具有西欧行会所不具备的某些功能。例如，许多行会都十分重视联络乡谊，救济同业，办理善举，尤其是外地工商业者和商人建立的会馆、公所，更是将其作为重要职责。因为外乡人在他乡异地无论是经商还是经营手工业，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困难，需要相顾相恤；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乡土人情的国度，外出经商者经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行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也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逐渐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走向衰落，这些行业的行会自然也难以为继。不过，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和手工出口加工行业，并在这些行业中相应产生了新的行会。同时，中国原有的一部分与进出口贸易相联系的工商行业，在鸦片战争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刺激，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行业的行会组织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未明显出现衰落的现象，有些行业甚至还成立了新的行会。这种情况，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显得尤为突出。例如上海的洋布公所、洋油杂货公所、震巽木商公所、集义公所、蛋业公所、报关业公所，汉口的西皮杂货公会、洋广杂货公所、猪鬃公所、混元公所等，都是随着这些新兴的外贸行业的产生发展而成立的。一些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迅速发展的旧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如在上海有丝业会馆、茶业会馆、煤炭公所、丝绸业公所；在汉口有茶业公所、皮业公所、油业公所、钱业公所、商船公所等。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经济的逐渐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行会假如一成不变地保持传统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开店设厂、招收学徒以及产品规格和价格、原料分配等方面继续用行规严加限制，不仅会成为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在实践中也经常会受到抵制，如近代就屡屡发生一些工商户向行规挑战的事例。到民国时期，行会的传统权威更进一步受到侵蚀而遭遇挑战。例如，1919年美国商务官员阿诺尔德出版的《中国商业便览》一书写到：“在中国，竞争尚处于极其旧式的状态，行会成员以低于规定的价格出卖产品的情况一再发生，对此，行会实际上已不可能防止”；驻广东的美国领事也说：“由于行会要求其成员采用相同的工资和价格，大多数行会成员甘冒被行会除名的危险，秘密地违反行会的这些规定”；日本学者在北京进行实地调查后，同样指明“由低价出卖所引起的同业之间的纠纷是很多的。绸缎洋货行、药行、烟草行、制鞋行，假如问到纠纷之事，首先都会举出这种竞争所引发的问题”。这说明，行会在近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传统的经济功能与作用在实践中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得到落实。面临这种境遇，即使行会想固守过去的行规也无济于事。于是，一部分行会不得不逐渐顺应时势，或被动或主动地对行规进行了修改。在近代中国，相比较而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一般都是资本更为雄厚，技术与治理更为先进，加上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种种特权，在与中国民族资本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民族资本的发展由此而处处受阻，困难重重。对此，一些行会的有识之士主张，一方面必须破除传统的壁垒森严，联合同业，利用团体的力量与外人竞争，抵御外国资本的扩张渗透；另一方面，这些同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自觉肩负着发展教育的职能，兴办了一些旨在为本行业造就人才和为在职人员提供培训的实业学堂。如在上海，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布业中的大户已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海的振华堂洋布公所，更是以“联络商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兴发实业，以冀同业之发达”为宗旨。振华堂洋布公所为了为洋布业同仁提供专业进修机会，先后兴办了振华堂补习学堂、振华义务学堂等。1905年，上海金业各号经理集资兴办商业学堂，初为两等小学堂，1906年改为初等商业学堂。其它行业，如金业界开办有金业初等商业学堂，水果业开办有华实学堂，馆业开办有先春学堂，苏沪帮鲜肉业开办有义务学堂，水炉业开办有水炉公学，银楼业开办有银楼业学堂，商船业开办有商船学堂、花业开办有花业学堂，水木业开办有艺徒夜校，商学会开办有中等商业学堂；等等。

20世纪初，各地还相继出现了一股行会、会馆改为商会的热潮。商会诞生之后，逐渐成为“各业之团体”、“众商业之代表人”，而不是像公所、会馆等传统行会那样依靠业缘或乡缘关系组织而成。由于商会是包容工商各业的新式团体，加之其宗旨主要是：“联络商情，开通商智”，“调查商业、研究商学”。因而大多数行会都积极踊跃地加入商会，行会加入商会之后，其封闭性明显削弱而开放性更趋增强。在20世纪初，工商业主在激烈的竞争现实中充分认识到：“商业之发达，由于开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并呼吁：“开办商会，当调查内外流通货物，极力改良，方足战胜于商场。然商智不开，则彼此隔阂，是商又借资于学，故学为商之用。”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满足广大工商业者的要求，商会在联络工商，调查商情的同时，通过采取立商学办商报等等措施，开拓商智，培育人才。因此，各地相继出现的商会也在兴办实业教育中发挥着较大作用。如天津商会的“八大功绩”中就有“兴办学堂”一项。成立之初，天津商会就在章程中声言，“本会拟妥筹经费，设立商务学堂，造就人才，以维商务”，天津商会于1905年遂筹设商业教员传习所，并从中等商业教育起步开始兴办实业教育。其他，如苏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实业学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兴办的银行专科学校、商业学校，上海商务总会创办的商业学校，江西商务总会兴办的商徒启智学校，常州商会兴办的学校，芜湖总商会兴办的商业学校，南昌总商会兴办的商业学校等等，都是商会组织于清末明初创办的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学校。此外，一些会馆也纷纷改为商学会。如1908年，湖南旅鄂商人将汉口湖南会馆改为商学会，明确表示：“外人商务之竞争，转瞬万变，迫不容待，又何能以一陂一障之低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故欲言竞争，当从商务下手，更当从汲汲以普及于一般商人之教育学会下手”，“考究中外商业竞争之所以然，以便预为改良进步”。商学会虽然是研究商学、启发商智的带有一定学术性质的组织，但也兴办有实业学堂。如上海祟实商学会附设小学堂，分初等、高等和商学速成三科。

行会及商会组织兴办实业学堂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自己培养受过专业训练的商业人才，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与列强争利权。但发展民族工商业急需一定数量的善于经营的管理人才和受过一定职业和技能训练的专门人才与服务性人才，而当时此类人才极其缺乏。1917年黄炎培在《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一文中指出：“今职业界亦感人才之难矣。求事者纷纷，合格者绝少。所谓不合格有二：国文不能应用于写信，算术不能应用于记帐，则普通知识与其技能之缺乏也；青年之志气日高，欲望日增，不适于指挥，而反艰于待遇，则职业道德之缺乏与夫气习之不良也。”究其原因，黄炎培认为主要是：“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千百年养成之，非一朝一夕所能返。流毒至极，人人以安坐享食为荣；非甚贫苦，不肯施其一手足之烈。以故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而毕业于农、工、商学校者，乃至舍而求为官；不得，则求为师，以自慰。”事实上，就是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巨埠，雄踞各业之首的洋布、洋杂货、五金煤铁、丝、茶五大帮口，其所属企业也只有很少受过西学熏陶、略微懂得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人，真正受过专业训练的商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企业主或经理人大都是学徒或商贩出身，无所依傍的商人只好把视线移回到自己身上。所以，行业、商人及商人组织所办的实业学堂在办学过程中特别强调：开拓商智、培养新型人才，“普通各科学”的教学及加强工商界人士“营业之智能”和“谋生之虑”的培养。所设课程虽保留有传统的蒙养教育、修身读经、书算教育、商业技巧和职业道德教育，但科学技术和工商业实用技能的教学内容已占到大部分。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定位其所设实业学堂的培养目标时往往更切实际及教学内容和实业紧密联系，使实业教育的特点在商人所办的学堂中表现得更为充分。特别是在教学联系生产实际方面，商人所办实业学堂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它主体兴办实业教育难以企及的。4．政府组织及社团兴办统辖的实业教育机构

甲午战后，虽然康梁变法流产，但迫于空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只好再次推行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ā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清政府意识到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紧迫性，于1903年9月7日设立商部，商部在各省设立商务局、矿政调查局，作为各省振兴工商的组织管理机构，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又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1906年作为预备立宪之准备，清政府再次改革中央官制，合并工部与商部组建农工商部。农工商部成立后，于1907年决定于各省设立专管实业的劝业道，其下属还有各种会、所及公司。至此，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实业发展管理系统，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政府扶植民间工商业发展政策的确立。出于发展实业的现实需求，以上主政实业的各级机构都把发展实业教育作为辅助其实业政策的配套措施而纳入自己的施政理念和行政实践之中。

实业教育在商部和农工商部的机构设置和职掌划分上有明确归属。商部下设4司2馆2局所，即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律学馆、商报馆、商务学堂局所、接待所，其中的保惠司专司商部局、所、学堂、招商及一切褒奖事宜，商务学堂局所则专司商业学堂的兴办、督办。农工商部总辖各省农工商学堂，其农务司统辖京外各农务学堂，并兼管本部农事试验场；工务司统辖京外各工艺制造、矿务学堂，并兼管本部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商务司统辖京外各商务学堂。专司学堂的管理机构的设立和明确的权限划分，为商部和农工商部统一擎画实业教育提供了组织保证，许多实业学堂都是在农工商部的督率下相继成立的。如宣统元年（1910年）十二月，农工商部奏请筹设沿江沿海各省渔业公司水产学校和产茶省份设立茶务讲习所，在兴办农业学堂的同时，还自办具有示范性质的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是从事农业研究、试验、推广的机构，但其与农业学堂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主要是为开通风气、改良农事、便于试验、造就农学人才而附设于农业学堂内的）；倡导、鼓励兴办工业学堂，并自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民国后改名为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接管南洋公学拓展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自办和倡导设立多个工艺局与工艺传习所（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并非完全性质的教育机构，但其活动在很大成分上具有教育功用，和农事试验场性质相近）等等，可以说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和商部（农工商部）的大力推动关系致密。

邮传部为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新设之部，内置庶务司和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四司，分理本部庶务及轮船、航运、铁路公路、电报电话、邮递汇兑等事项。附属有讲习所、考工局、通译局，下辖邮政总局、铁路总局、电政总局、电话局、交通银行及铁路、商船、电报各学堂等。邮传部的实业教育主要集中于铁路、商船、电报等科类。属于邮传部直接管辖的实业学堂，有邮传部上海实业学堂、唐山路矿学堂、上海电政学堂、铁路管理传习所等，这些学堂多在邮传部以前已经设立，邮传部成立后按照对口隶属关系转归而来。邮传部接管这些学堂后，扩充专科，附设中学，增建工厂讲堂。

农工商部、邮传部成立以后，清廷为在地方“认真劝办”实业，于1907年在各省设立专管实业的劝业道，劝业道在掌管当地实业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实业教育，其兴办的教育机构多为农事试验场、工艺传习所等，这些机关或附设学堂、或附设于学堂、或后来演变为学堂。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东劝业道拨库银二万两，在博山下河兴办工艺传习所，以改良制瓷工艺技术，促进当地窑业复兴；宣统元年（1909年），广东劝业道建立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1910年增设林业试验，易名广东全省农林试验场，下设农业、圃学、畜牧、蚕桑、化学、气象等6种，开展农业科研，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培养农业专门人才。试验场还附设农林讲习所、气候观测所，开展林业科学试验研究；1910年广东劝业道主办广东工艺局，后演变为工业专科，成为今天华南理工大学之前身；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浙江劝业道通饬各属筹办工艺传习所，劝导无业平民入所学习木器、竹器、油漆、缝衣、织巾、制皂等手艺；直隶水产讲习所隶属于直隶劝业道，创立于宣统二年（1910），是我国较早的水产人才培养机关。

戊戌变法以后，在清廷厉行党禁的高压之下，除秘密结社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很难有立身空间。1901年“新政”复行，对维新事业的各种禁令大多不宣而废，社团也取得了相当的生存机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清末仅商会就有900多个，1909年全国共有教育会723个，仅江苏一地就有55个。社团合法地位的取得，激活了绅商阶层和知识界群体。社团作为沟通官方与民间的纽带，社团成为促进地方事业发展、推动新政改革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清末实业教育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商会、农会的活动有直接推动商业教育、农业教育的部分，教育会对实业教育的关注更是份内之事，各地教育会综学界合群之实，联络官绅，团结同仁，研究教育原理，调查宣讲学事，从事学务规划，有力推动了新式教育包括实业教育的发展。

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例。在各地教育会中，江苏省教育会在当时影响最大、对实业教育关注最多。江苏省教育会其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是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省级教育会社，该会创始人中不少是实业家及在当地颇具影响的士绅、学绅，如张謇、唐蔚芝、王同愈等。学会成立时，就表明其“宗旨”之一是：“考求实业：劝设实业学校，养成农工商实业之才”，会员也注重吸纳“兴办工商实业著有成效者”。1908年《江苏教育总会章程》改订，总纲载明：“注重实业教育，使农工商三业其实力足以助各种机关之发达而立富国之基本。”江苏教育会不仅为实业教育发展积极鼓噪，而且教育会领导人积极创办实业学堂。如张謇（1906—1909年任会长）与浙商合作在吴淞创办水产学堂，在南通创办工艺学堂；唐文治（1909—1911年任会长）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积极发展工科教育，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以教育总会骨干为主的江苏铁路公司在苏州创办铁路学堂，培养测绘和工程建筑人才。当时江苏各县实业学堂教员普遍缺乏，江苏省教育会督促全省迅速设立实业教员讲习所，该会附设的实业教员讲习所，更承担起培训全省实业学堂教员的任务。为改造传统陈旧的蚕桑技术，1910年江苏省教育总会提议开办省立女子蚕业学堂。江苏省教育会除积极指导和推动本省职业教育外，还在黄炎培等领导核心的推动下，于1916年9月1日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积极从事有关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及推介欧美日本等国的职业教育理念与经验。

（三）清末实业教育：滋生与发展的因素分析

清末从军事技术教育转向发展实业教育的直接动因，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一战，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给中国朝野造成了空前的震动。中日两国同样是出于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转而变革自强学习西方，然而由于变革所制定的目标策略及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上差异，使得结果大相径庭。在这种“山河已割国抢攘”的形势下，显然单学“船坚炮利”行不通，中国必须重新寻找出路。人们看到，30年的洋务运动仅限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这只不过是袭西学之皮毛，而没有摘取近代文明的精髓。战场上的胜败，看起来是军事实力的比较，实际上是经济文化教育实力的比较。就教育而言，当时日本全国已有大中小学31000余所，“力行西法，遂启维新，有实学即有真材，故能勃然以兴，屡耀其武”。有人甚至认为，甲午之战是：“日本的教师在兵士的制服之后为国家取得了胜利”。所以时人振臂疾呼，“兵战”不如“工战”、“商战”、“学战”，要想国家富强，根本之举是振兴农工商实业，积极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郑观应指出，西方工、农业因教育而兴盛：“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否则终身习之而莫能尽其巧……是非专设艺院，则人才无由出，格致无由精，而技艺优劣之间，亦无由真知而灼见。”；传教士林乐知在1901年更声称：中国的“第一要务，在兴学校”；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说：“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1919年，他在经营了20年的实业、教育后更深有感触地说：“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他主张，当务之急是，必须大力发展农、工、商等近代实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实用人才。这些人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更是多次提出实业救国和实业教育救国思想。康有为认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梁启超质疑“每造铁路，十英里需用上等工匠二员，次等六十员，今之明于机器，习于工程学，才任工师者，几何人矣？中国矿产，封鐍千年，得旨开采，设局渐多，今之能察矿苗，化分矿质，才任矿人者，几何人矣？各省议设商务局以保利权，今之明商理，习商情，才任商董者，几何人矣？能制造器械，乃能致强，能制造货物，乃能致富，今之创新法，出新制，足以方驾彼族、衣被天下者，几何人矣？”为此，他在1902年《教育政策私议》中设计的“教育制度表”，列有四年或五年的简易实业学校、各种高等实业学校及理科、工科、农科和商科大学。所以在维新变法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主张对政治领域进行系统的改革（如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改革官僚机构等），而且在经济、文化教育领域也提出了比洋务派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不仅提出要发展工商实业，而且主张设立保护工商实业的农工商总局、铁路总局、各省商务局及颁布“振兴工艺”的章程；在文化教育领域，不仅主张要向最顽固的科举制度开刀——停八股举行经济常科和改试策论，而且主张“工战不如学战”，大力发展培养农工商矿实业专才的专科学堂，使农工商矿各等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国民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从而主张要大力发展“开民智”的国民教育——大学堂、中小学堂，造就无数“才智之士”。

光绪帝在“诏定国是”时也强调培养“通经济变之才”和兴办新式学堂的重要性；辛丑和约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兴学又成为主要内容。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中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四条建设；同年9月，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兴学成为正式国策。到1905年，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尤为可喜的是，这一时期的学堂发展打破了过去局限于军事、工艺等学科的状态，普通、师范等基础教育占有较大比重，专科性质的学校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还兴办了为数不少的农林、蚕桑、路矿、商业、实业、钢铁、农工、医学等学堂，如上海南洋公学（1897）、杭州养蚕学堂（1897）、湖北农务工艺学堂（1898）、浏阳算学馆（1895）、北京通艺学堂（1897）、湖南时务学堂（1897）、通州民立师范学校（1902）等等。所学内容既有近代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有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为近代中国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甲午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签定，给了外国人在华办厂的权利，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各国纷纷在华开厂制造。受这一刺激，朝野上下纷纷呼吁“设厂自救”。由此，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较大的发展。从1895－1913年间，共设立厂矿549个，资本总额达120，288，000元。但这一时期的工厂企业，一般来说，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技术能力较低，使用的多半是手工机器，大部分企业还未普遍使用机器动力。据统计，直到1916年，全国16，957家工场中，没有使用机械动力的工场为16，467家，使用机械动力的只有490家，总马力不过111，850匹，其中多数为五匹马力左右的动力机。因而，这些企业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需求量不大。解决的办法，一是聘请少量外国技术人员，如张謇在大生纱厂初创时期就聘请了几位洋工程师和技师；二是从洋务企业中招聘，如上海大隆机器厂的第一批熟练工人就是从江南制造局招来的，启新洋炭公司、开平煤矿在开办时，都雇用了天津机器局的技工。

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艰难起步相伴随，一股“实业救国”的强大思潮也在蠢蠢涌动。实业救国论者旗帜鲜明地主张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用对外开放代替闭关锁国，用“振兴工商”代替“重农抑商”。其典型代表郑观应深感：“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热血涨涌之后，他还是冷静地观察到，人们往往只见武装侵略的血腥，却不见隐蔽于经济侵略后的更大危害，“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捂克，敝国无形”。由此他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实业教育是实业救国的自然延伸，是实业救国思想和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实业救国的基本逻辑是，欲图国富民强，必先振兴实业；欲振兴实业，必先造就通晓实业技术的人才；欲造就人才，必先发展培养实业人才的实业教育。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一个难以逾越的前提是相应的技术和人才。洋务企业虽林林总总，盛极一时，为培养人才先后选派大批官费留学生，累计209人分赴欧美就读深造，但较少着眼于实业人才。据不完全资料，在这209名学生中攻读矿冶、机器、工艺技术的只有23名，最终仅8人在洋务企业从事技术工作，仅占总数的4％－5％。据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分（1907）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到1907年全国各省农工商高、中、初等实业学堂共有137所，学生8693人，其中高等农业学堂4所，学生459人；中等农业学堂25所，学生1681人；高等工业学堂3所，学生449人；中等工业学堂7所，学生698人；高等商业学堂没有，中等商业学堂9所，学生754人；其余为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一个在当时有4亿多人的泱泱大国仅有不到9000名实业学堂的学生，实业人才的短缺可见一斑。所以，在最初出现的民营企业中，几乎没有受过正规实业教育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就是规模稍大、设备较为先进的一些企业，也由于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极度缺乏，大都未能步入依靠技术力量作为发展动力的近代化轨道。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没有系统的文化知识，又无在机器工厂工作的技能和经验，本国技术力量缺乏，以很大代价雇请的所谓洋匠自恃专擅某技，漫不经心、飞扬跋扈、难以托付。人才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当时实业发展的瓶颈。2．西方文明的输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示范

西方文明的输入又向近代中国提供了一条从“旁门斜道”跃入现代化轨道的途径。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200年，西方的宗教和科技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就通过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852-1649）、汤若望（1591－1666）、南怀仁（1623—1688）等西来的传教士开始了。据钱存训统计：自1852年利玛窦来华到康熙禁教、耶稣会解散，20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建筑、物理、绘画等，占总数的30％。虽然他们当时传入的西方学术、文化并不一定都代表当时西欧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成就，但毕竟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其科学技术知识、方法和体系都有别于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学术和传统教育，给中国几千年来封闭的、沉闷的文化教育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的风气，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使中国教育界、知识界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实学”“实用”的“经世致用”思潮。但由于明清之际，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阶段，“西学”尚缺乏一个蓬勃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仅局限于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和一些传教士活动的地区，且只是对一些知识精英和上层士大夫产生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门户洞开及传教士的蜂涌而入，以马礼逊、傅兰雅、李提摩太、麦都思、丁韪良、林乐知、狄考文等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传教士更通过创办教会学校、编印《万国公报》与《格致汇编》等杂志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途径大规模传播西学。据梁启超编辑的《西学书目表》分类统计，当时传播的西学有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医学、史志、法律、矿政、兵政等27门，可谓包罗万象。在传播西学的同时，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也被传教士介绍到到中国。如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撰写的《泰西学校论略》在上海出版，在书中花之安对德国的学校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将西方学校的教育内容、教学形式、行政管理等整套模式全面展示在国人面前；188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发表《振兴学校论》，批评中国教育古训至上，所学范围太窄，建议改革中国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女学，并把士、农、工、商全纳于学；随后，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委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专门研究和报告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1883年丁韪良完成了题为“西学考略”的研究报告，全面研究和介绍了欧美及日本的教育制度；此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的《新学八章》（1887年）、《七国新学备要》（1892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96年将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文部大臣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译作《文学兴国策》等，都是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重要著作。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从教育制度、教学组织，到教学内容与方法，尽管西学东渐的过程波谲云诡，社会对西学的反应也百态千姿。但正是在“西学”被国人从传播到接纳、从借鉴到实践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走向和模式选择；正是在这种变革中开始萌发出最初的实业教育制度设计与实业教育思想和行动实践；也正是在这种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举凡数、理、化、天文、地理、生物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以及农工商各领域的生产技术逐渐进入学校教育领地，从而为实业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及内容与方法。

日本明治维新“立标见影”的效果，更为中国新教育制度的诞生与实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中国一样，长期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本封建政权——德川幕府的瓦解。1867年，执政200多年的德川家族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不得不把“大政”奉还给被维新派视为偶像的明治天皇。1868年一批曾经留学欧美、有新思想和新办法的中青年政治家（有名的伊藤博文刚刚30岁，而年纪最大的岩仓具视也只有46岁）掌握了中央政权，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宣布了“五誓”（五条誓言），其中决定：“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打破从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大张皇基”。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自此，日本开始把学习西方、走向世界定为基本国策。1871年维新政府派出了一个48名高级官员组成的庞大使团，走访欧美12国，历时达1年又10个月。该使团使日本国家最高决策层中一半以上的人坚定地树立了一个观念，即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作为日本今后追求的理想，自上而下地在日本全面推行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标本和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建设。这样做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在明治维新之前14年，罗森随柏利舰队到日本，看到的情形是：“百姓卑躬，敬畏官长；人民肃静，膝跪路旁。不见一妇人面，铺户多闭；因亚（美）国船初至此，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远乡者过半。”美国人特地带去给日本人开眼界的模型火车，日本人见所未见，“人多称奇”。但在明治维新后不到10年，何如璋一行乘中国的江南第五号“海安”兵轮到日本时，却只见：“日本‘春日’舰海军少佐砚边包义来竭。……登其舟，军练而法严，船坚而炮利……。东京距横滨七十里，有铁道，往返殊捷。”

不到30年，中日甲午一战，蕞尔小国竟然打败了“天朝上国”。经这一猛掌，中国朝野上下目瞪口呆。“人莫哀于心死，事莫痛于亡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带来了文化教育变革的动力，选取的途径之一，就是向东邻日本学习，走日本人发展教育的路子。1898年6月康有为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明确指出：“窃顷东事大败，割台湾，赔巨万，举国痛之。臣以为此非日本之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而人才之不足用也。……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亦亟变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倍速过于日本也。”鉴于日本对于欧美之书已大都翻译，且中国与日本同文道近而费省，因而他主张广译日书、广派游学于日本，向近邻日本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朝野上下舆论的鼓噪下，甲午战后，清政府把学习日本进行教育改革定为国策，并通过多种途径学习日本教育，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作为清末这一时期“新政”重要内容——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便深刻地烙上了日本教育的印记。在清政府既定国策的影响下，中国学生留学的重点不仅由欧美转向了日本，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13名留学生起，到1905年至1906年间就增至近万人，在一个这么短的时期内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所学内容也越来越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军事、政法、师范均有入学，而尤以与当时中国发展新式教育有关的师范专业就读人数最多；就读层次越来越高，有读本科也有读速成；留学性质也由单一的官费，变为有官费的也有自费等多种形式。为什么要向日本派遣这么多留学生？除了路近费省及中日两国文字风俗相近外，张之洞的观点可以说一语破的。他认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杨）、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除学生外，驻日官员、商人和官绅等等不同群体也纷纷走向日本学习强国富民之道，几乎所有的考察、游历均涉及教育，其中清末赴日进行教育考察的官绅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由于他们既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背景，又有独特社会身份和人生历练，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型起着其他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1897年末，姚锡光受张之洞派遣赴日本考察，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撰成《东瀛学校举概》介绍了日本的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更对日本工业学校、技术学校、高等商业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所设科目等内容作了详细的述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罗振玉（1866－1940）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托，以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总监督身份携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自强学堂总教习陈毅等赴日考察学务。在《扶桑两月记》中，他详细记述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和私立女子职业学校的情况，归国后极力建议急设包括实业教育在内的各类学堂，并撰写《论中国极宜兴实业教育》专论实业教育的开办。当时的《教育世界》，在罗振玉考察日本回来后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教育改革的研究文章及国外（主要是日本）的各种学制章程、教育法规、法令及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学说等等。姚锡光、罗振玉对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建立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桐城派”最后的宗师吴汝纶（1840－1903）也以62岁高龄率团东渡。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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